【学术撷英】涂险峰 ｜“透明的荒诞”与“纯洁的逻辑” ——《卡利古拉》中的暴虐“

　　值得追问之处在于：卡利古拉由妹妹之死悟出的道理，即“人必死，人不幸福”，为什么会导致追求“不可能之域”[6]的意志？对于两者之间究竟具有怎样的逻辑关联，剧中并未提供足够明晰的理据。一种可能的理解是：卡利古拉征服不可能之域的努力，可看作对于死亡这一绝对宿命的反抗，是战胜死亡的象征，是挑战绝对障碍的超越性体验。

　　然而， 悖谬的是，卡利古拉挑战的一系列所谓“不可能之域”，其实皆为“可能之域”。如生杀予夺、扰乱朝纲，都是君王权力所及之事，在历史上并不鲜见。而剧中真正不可能之事，如征服死亡获得永生、颠倒四季和拥有月亮，却始终没有可能发生。尽管卡利古拉所有征服不可能之域的意志都由妹妹之死促发，但他却从未向自己认真提出征服死亡这一任务。剧中，卡利古拉提及最多的不可能之事是“拥有月亮”，然而它从未被认真追寻过，尽管卡利古拉以一种浪漫臆想的方式自言曾经拥有过一次。他只是打发仆人去找月亮，而自己却旁骛其他。无论他在口头上如何强调要“拥有月亮”，其表现却完全可称为敷衍搪塞。

　　其实， 剧中与卡利古拉打交道的，有两种不可能之域：一是事实上的不可能，如超越死亡、拥有月亮等；二是价值上的不可能，如超越理性规范、超越善恶等。卡利古拉显然没有谋求直接征服事实的不可能之域，而是迂回着去征服价值的不可能之域。他提出前者（如拥有月亮），作为不可能之域的象征，却实践后者（如突破伦理边界、超越善恶）。其结果是强化了前者，即事实上的不可能终究不可能，而颠覆了后者，即价值上的不可能其实皆有可能。

　　卡利古拉进入不可能之域的所作所为，不过是利用手中掌握的至高权力，将主体价值可能性的疆域大大扩张。选择的自由得以张扬，它超越了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杀戮的恐惧，超越了善恶，超越了价值边界，以特定方式重新界定了对于人而言什么是不可能、什么是可能、什么是自由、什么是荒诞。

　　在价值领域，卡利古拉通过征服所谓不可能之事，打开了可能性的闸门：不可能之域，实为可能之域、自由之域；而自由之域，也就是价值的非理性之域、虚无之域、荒诞之域。在死亡面前，在自由之中，人的价值的荒诞性凸显出来，变得“无限透明”。

　　然而，问题仍以突兀而尖锐的方式存在：无论在价值上如何征服不可能之域，无论有多少不可能变成了可能，事实上的不可能仍是不可能，死亡仍不可避免，“拥有月亮”仍是幻想。“天地不仁”，事实对于价值是盲目的。既然无论在价值领域如何驰骋，都不可改变事实上的不可能，反而只能标志和凸显事实与价值之域的绝对无关性，那么，在价值可能之域里恣意扩张、为所欲为，究竟有何功能？卡利古拉的所作所为对其自身而言有何意义？其行为的目的和手段之间如何取得一致性？

　　如果我们将卡利古拉的整个行为的目的看作某种表达而非最终征服事实上的不可能，从表达意义上将两个领域联系起来，这一问题就能找到合理解释。从表达意义上讲，让事实与价值的不可能之域发生对峙碰撞，也是对荒诞性的凸显。世界之所以荒诞，正在于人的主观选择与客观世界之间本体上的脱节，世界永远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之所愿而存在。

　　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卡利古拉行为的戏剧元素和表演性，注意到该剧具有“戏中戏”结构：[7]卡利古拉经常在帝国宫廷里上演他编排的戏剧，并且时刻具有面对戏剧镜像反观自身的意识；“卡利古拉的目的在于将他的自由戏剧化，最好是把生活当作游戏来上演，于其中他是唯一制定规则的人”；“卡利古拉的演戏是漠视他人幸福的个人自由的大胆而可悲的表现”，卡利古拉“身兼以死亡为主题的诗剧的演员、导演、舞蹈设计与编剧”。[8] 卡利古拉所有这些表演行为，正如戏剧演出一样，看似虚拟，其实构成某种强烈的表达。强烈的表达意识成为卡利古拉形象的一个最为鲜明的标志。

　　卡利古拉并非在形而上的体验或发现之中自我沉醉，而是通过自己的言行不懈地向外表达着。他在不可能之域中的所作所为，均服务于这种表达。他意欲让世人切身认识到他的哲学发现：存在的荒诞性和价值的无根性。因此，尽管他的表演和表达充满滑稽模仿色彩，显得玩世不恭，却不能掩盖其目的的严肃性和后果的严重性。他的整个表达可谓严肃与荒诞并存、调侃与揭示共在，其中蕴含着强烈的价值重估意味和巨大的颠覆性力量，强劲地投射出存在的荒诞性。

　　卡利古拉对不可能之境的追求，至少从以下几种意义上将荒诞性凸现出来： 其一，看似不可能的人间行为其实可能，突破伦理界限、底线是完全可能的，因而伦理界限和准则其实是无根的、偶然的、约定俗成的，因而也是荒诞的。其二，自在之物如月亮，永远不可能拥有，对它的追求显示出人的意志与自然之间关系的荒诞性。其三，卡利古拉随心所欲地扮演主宰命运的神，命运的盲目性与人的非理性合二为一，在内外两个层面上呈现出荒诞性。

　　卡利古拉堪称“古罗马最大的行为艺术家”，以整个罗马帝国为舞台，上演以荒诞为主题的人生大戏。他抱着严肃的目的和执着的态度，以彻底的方式，去除理智情感与道德伦常的障碍，揭示出深藏于整个世界背后的荒诞性，使之变得澄澈透明，并冷酷地洞穿每一个体的存在。

　　二、“纯洁的逻辑”与“真理的祭师”

　　在剧中，一个令人诧异的现象是，行为乖戾反常的卡利古拉却经常喜欢使用严密的逻辑推理，并强调要“有始有终”，将逻辑坚持到底。[9] 他遵循的是一种“铲除自相矛盾者与矛盾”的“纯洁的逻辑”，一种“求真去蔽”的逻辑。例如，他认为统治就是掠夺，直接窃取民财，还是抽取间接税，两者都不道德，分不出高下。既然都是掠夺，将这种逻辑贯彻到底，使之“纯洁”，就是以公开的方式毫不隐晦地掠夺。[10]

　　即使是发表指鹿为马之论，卡利古拉也使用逻辑推理形式。他在论处决的文章中写道：“人应当死，因为他们有罪。他们之所以有罪，是因为他们是卡利古拉的臣民。而且，举国上下全是卡里古拉的臣民，因此人人有罪。由此得出结论，所有人都应当处死。问题只在于时间和耐心。”[11] 又如他毫无根据地断定大臣梅勒伊亚服用的哮喘药是解毒药，意在防范皇帝对他下毒，这构成无可辩驳的罪状：第一，要么皇帝本没有下毒，服用解毒药则是凭空猜忌皇帝；第二，要么，皇帝真要下毒，服解毒药则是抗旨不遵，有谋反之嫌。梅勒伊亚战战兢兢地承认“这个逻辑非常严密”。卡利古拉还认为只有第二条谋反罪是最光彩的，“因此，将按第二条罪状把你处死，而不是按其他罪状。你既然叛乱，就应当慷慨就义。”接着杀死梅勒伊亚。[12]

　　卡利古拉行为乖戾反常，无视任何道德底线，但他不仅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具有清醒的意识，而且诉诸严谨的逻辑。悖论在于，他的行为在众人眼中的反常性，很大程度上正是源于将逻辑坚持贯彻到底。这种态度仿佛在强调，行为的理由并不重要，行为的意义或许并不存在，行为的内涵乃是虚无，但是这种逻辑仍需坚持。它无需其他依据，它以自身为依据。

　　我们不难发现， 卡利古拉所使用的逻辑推理，一端通向真实，一端通向荒诞。其推理越是显得严谨，真实与荒诞之间就越是密不可分、随时转化。这是卡利古拉的逻辑最富于辩证或悖谬意味的特征之一。

　　前述例子中，因为“统治就是掠夺”，所以任何形式的掠夺，无论是直接剥夺财产，还是通过收税间接掠夺，都是不道德的，并无实质区别，因此他放弃抽税这一间接的、更加人道的掠夺方式，而采取随机开列名单剥夺贵族财产的直接的暴力方式。这一看似为所欲为的表现，通过某种逻辑推理，与“统治就是掠夺”的本质真实连接在一起。

　　卡利古拉荒谬绝伦的指鹿为马之论，在其逻辑推理之桥的另一端，也显现出某种真理：人人有罪、人人当诛的谬论，缘于人人都是卡利古拉的臣民这一前提，这意味着所谓有罪无罪，仅由拥有至高权力者随心所欲地裁定，这一无理可讲的事实揭示的正是权力的真相。正如卡利古拉无中生有地诬陷梅勒伊亚服用解毒药的逻辑推理，隐含着的也是权力为所欲为的真相。

　　又如，当总管说金库很重要时，卡利古拉接过这个判断，由金库重要推出金钱比人的性命更为重要的结论，从而随意列出一个处决名单，并剥夺财产。[13]结论看似荒谬，事实上统治者在很大范围内都是这样执政的，即为了金钱可以牺牲无辜者性命，却不敢像卡利古拉那样公开承认、肆意实行。

　　卡利古拉被剧中人埃利孔称为“理想主义者”，[14]之所以如此，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要将某种毫不妥协的逻辑贯彻到底，并且做到思想和行为的绝对统一。但是这种纯洁逻辑的彻底性和统一性，将矛盾两极以严密的逻辑推理的方式连接在一起，使得善恶、理性与非理性之间存在着瞬间转化的可能性。

　　卡利古拉的纯洁逻辑，是将真相推及被社会伦常所遮蔽的、人们怯于直面的领域，将求真去蔽意志贯彻到底，追求其纯粹性和彻底性。在这个意义上，卡利古拉成了“真理的祭师”，[15]无论这一真理具有何等荒谬和可怕的后果。

　　将这种纯洁逻辑坚持到底的命题一旦被卡利古拉提出，观众很快就会意识到：其实在生活中将这一逻辑贯彻到底是极其困难的。原因在于，这些看似普通的逻辑，只要贯彻到底，便出现令伦常无法接受的推论，出现令人震撼的社会后果。但另一方面，这些结果却反而因此凸显出存在的真相： 各种社会习俗伦常、规则范式不过是自相矛盾、顾此失彼的高度不统一的秩序体系。整个存在被大量遮蔽着，真理只能以荒诞、悖谬、残酷、邪恶的形式呈现出来。例如，当大臣向卡利古拉表示愿为皇上的健康献出生命时，这一习以为常的表忠心的客套话语，被卡利古拉当真接受。卡利古拉将他立即处死，并表示他也爱这位大臣。这就是将求真逻辑贯彻到底的可怕后果。卡利古拉仿佛通过去除遮蔽的“纯洁的逻辑”，抵达与善相矛盾的可怕的存在之真。

　　剧中对于卡利古拉的逻辑理解得最为深刻的恰是其死敌舍雷亚。舍雷亚认为卡利古拉的逻辑不可辩驳，而无需辩驳，需要直接诉诸武力。采用武力而非反驳的方式来对付卡利古拉的逻辑，一方面说明他承认其逻辑具有真理的力量，另一方面说明他认为其从价值上应该否定。逻辑无论多么严密，它对于价值都具有盲目性。舍雷亚敏锐地看出：卡利古拉的哲学是有害的，因其威胁生活的基础，让众人生活在绝望之中。卡利古拉的纯洁逻辑凸显出现实世界、理性伦常世界本身的遮蔽性和矛盾性，这一穿透真相的去蔽行为，导致的结果是：现实世界、理性世界、伦常世界终将构成巨大的障碍和反对力量，排斥卡利古拉超越善恶的纯洁逻辑，终将导致卡利古拉意图的彻底失败。

　　然而，卡利古拉却不顾生命丧失、王朝倾覆的危险结局 ，执意将其逻辑坚持到底。[16] 这位“真理的祭师”， 出于“毫无利己动机的险恶用心”、“一种非人道的激情” ，[17]把自己的性命、江山乃至整个帝国的命运都变成了这种形而上的荒诞真理的祭品。

　　三、形而上学的暴虐“启蒙”及其归宿

　　倒行逆施的暴行在古今暴君身上屡见不鲜，但我们往往能在其他暴君身上找到比较具体的理由，如为了巩固权力、满足欲望、排斥异己等。然而加缪笔下的卡利古拉的行为，仅仅出于揭示某种形而上真理的启蒙目的。他表示“要做一位言之有物的教师”，“让人生活在真实之中”，[18]让所有人重新审视其存在及其荒诞性。[19] 关于卡利古拉的变态暴行究竟目的何在，除舍雷亚之外，剧中人罕有了悟。

　　舍雷亚对于卡利古拉的暴虐启蒙的内涵及其后果理解得最为透彻。如前所述，他敏锐地看出卡利古拉的所作所为是出于一种“毫无利己动机的险恶用心”，[20]其严重后果在于威胁生活的基础，让众人生活在绝望之中。

　　卡利古拉关于形而上真理的启蒙，之所以蕴含着可怕的后果，其原因一方面在于启蒙的内容，另一方面在于启蒙的方式。就内容而言，启蒙不是通向光明和希望，而是揭示世界的荒诞性、人的必死性、世界的偶然性。例如他模拟命运那冷酷的偶然性和荒诞性，无端地处死一位骑士，意在让人明白“用不着干什么事就可以送命”。[21] 这种洞穿和表达本身是一种可怕的威胁，威胁着所有人的幸福。它之所以能够威胁生活的基础，在于其内容的真理性，而这种真理性与暴虐性是并存的。

　　就启蒙方式而言，其暴虐性不仅在于将逻辑贯彻到底的执着姿态，还在于这种启蒙是存在论而非认识论上的。卡利古拉揭示形而上真理的启蒙方式，并非罗马另一位皇帝奥勒留撰写《沉思录》式的学术认知或哲学省思的方式，而是身体力行、知行统一的方式。他让众人并非以旁观者、认知者身份，而是以血肉之躯来领会这一性命攸关的真理。

　　在既作为敌人又作为知音的舍雷亚眼中，卡利古拉的启蒙，从逻辑上无可辩驳，从价值上不可接受。舍雷亚对此采取的态度是：逻辑上不予辩驳，价值上分庭抗礼，行动上毫不留情，以武力解决。剧作尽管没有从理论上进行辩驳，但随着剧情的推进，我们仍可看到，一种无法辩驳的逻辑是如何彻底破产的。剧情不仅展示了这场暴虐启蒙对于他人的恐怖后果，也展示了它对于启蒙者自身意味着什么。

　　这场充满悖谬的启蒙，是一个划清本体界限、隔绝和疏离个体的过程。卡利古拉利用至高权力来揭示存在的真理，并且只有他才拥有这样的特权和自由，以这样的方式来进行启蒙。他自称是一位教会众人自由的皇帝，但他教给众人的自由仍只是他本人的自由。尽管他意欲揭示的真理具有普遍性，但在横蛮地展开这一暴虐启蒙的权力和自由方面，在选择启蒙的如此手段和方式方面，他独一无二的个体性便凸现出来。所以，这一启蒙行动，仍在卡利古拉与其他任何人之间划出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启蒙与生命格格不入，启蒙以杀戮的方式进行。剧中几乎每一个被启蒙者均遭灭顶之灾，而舍雷亚是早已领悟卡利古拉之荒诞真理者，无须经历被启蒙的过程，反而生命得以保留，甚至成为卡利古拉这场启蒙的终结者。在启蒙的终点，卡利古拉则听任一个早已自我启蒙而无须被启蒙的启蒙者所杀戮。

　　于是，卡利古拉的整个启蒙过程，仿佛一场告别仪式。整部戏剧也可以看作由一场接一场的告别所构成。剧中被启蒙者一个个从舞台上离去，被启蒙就是被毁灭。这场启蒙大戏接近尾声时，对卡利古拉忠心耿耿、百依百顺的情人卡索尼娅，作为这场启蒙过程最后的见证人，也被卡利古拉亲手杀死。仿佛这场启蒙表演完毕，则告别观众，无需见证。启蒙用死亡唤醒众人，最终走向悖谬，启蒙者陷入绝对的孤独。

　　在这场巨大的告别仪式中，卡利古拉的最后一个告别对象，是他的自我。戏剧末尾，身边所有的人均已离去，卡利古拉独自面对镜中自我。 在这面存在之镜中最后映现的，是一个告别了所有身份元素的自我，一个剥离了人间情感、功利、欲求、伦理的纯粹的“此在”，一个超越善恶的荒诞的自由。

　　当卡利古拉与自我告别时，他所面对的这个自我已被掏空。已经倾空的自我听任谋反者杀戮。卡利古拉临终时的最后一句台词“我还活着”，再次以悖论的方式宣告一个迷失于虚无之境的自由主体转瞬即逝的荒诞存在。

　　向上滑动阅览注释

　　[1] Walter A. Strauss, “Albert Camus’Caligula: Ancient Sources and Modern Parallel”,Comparative Literature, Vol.3, No.2 (Spring 1951), PP163-167.

　　[2] “Albert Camus’Caligula: Ancient Sources and Modern Parallel”, p167.

　　[3] 加缪：《卡利古拉》，见加缪：《正义者》，李玉民译，漓江出版社1985年版，第121-122页

　　[4] 《卡里古拉》，《正义者》，第72页

　　[5] 《卡里古拉》，《正义者》，第73页

　　[6] “不可能之域”的提法，参见R. W. B. Lewis, “Caligula: or the Realm of the Impossible”, Yale French Studies, Vol. O, Issue 25, Albert Camus (1960), pp52-58.

　　[7] B. F. Stoltzfus, “Caligula’s Mirror: Camus’s Reflexive Dramatization of Play”, French Forum, Vol.8, No.1 (January 1983), p77.

　　[8] ?????“Caligula’s Mirror: Camus’s Reflexive Dramatization of Play”, pp79-83.

　　[9] 《卡利古拉》，《正义者》，第72页

　　[10] 《卡利古拉》，《正义者》，第78页

　　[11]《卡利古拉》，《正义者》，第102页

　　[12] 《卡利古拉》，《正义者》，第104-106页

　　[13] 《卡利古拉》，《正义者》，第76-77页

　　[14] 《卡利古拉》，《正义者》，第74页

　　[15] 关于卡利古拉的祭师身份及其与祭仪的关系，可参见Patricia Hopkins, “Caligula: Camus’ s Anti-Shaman”, Rocky Mountain Review of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Vol 48, No.1 (1994), pp33-44.

　　[16]《卡利古拉》，《正义者》，第127-128页

　　[17] 卡利古拉的劲敌舍雷亚深谙卡利古拉的纯洁逻辑与荒诞性之间的隐秘联系及其后果，因而他要等待卡利古拉的逻辑发展到荒谬的程度才着手行动：“暴政是能够推翻的，但是对付毫无利己动机的险恶用心，就必须运用计谋。应当投其所好，推波助澜，等待那种逻辑发展到荒谬的程度。……我的动力不是野心，而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担心，担心有他那种非人道的激情，就没有我生存的意义”，见《卡利古拉》，《正义者》，90-91页。

　　[18] 《卡利古拉》，《正义者》，第73页

　　[19] “Albert Camus’ Caligula: Ancient Sources and Modern Parallel”, P161.

　　[20] 《卡利古拉》，《正义者》，第90页

　　[21] 《卡利古拉》，《正义者》，第95页

　　作者简介

　　

　　编辑：吴辰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