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菲菲、赵熠玮：东亚生命观视角下的日本动物伦理研究

　　东亚生命观视角下的日本动物伦理研究

　　周菲菲1,2 赵熠玮3

　　(1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2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3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 )

　　摘要:近代日本动物伦理学者在制度上接受了欧美的动物实验准则和动物福利基本原则，也意识到了其中的问题与局限，并正在将其本土化。在科学教育与实践中，出现了基于佛教信仰、儒家思想对动物伦理乃至生命观的重构。近代日本的动物伦理是在欧美国家的外部压力下被动形成的，但从根本动因上可溯源至东亚生命观。在东亚生命观的影响下，日本的动物伦理以万物一体为基调，主张人与动物生命实现的一致性与完整性，蕴含爱护自然、物种平等与敬畏生命的思想。研究和分析日本的动物伦理如何弥补人类生产生活精神需要，人们如何依据其提示人类敬畏自然界、感恩和珍视自然资源，如何令其与欧美主流动物伦理对话融合，如何开展相关科普工作，对我国动物伦理研究和发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生命观，日本，动物伦理，东亚，仁爱

　　中图分类号:NO31文献标识码:A

　　DOI:10.19524/j.cnki.10-1009/g3.2021.02.094

　　一、引 言

　　动物伦理主要研究人对于动物的道德义务，其理论在西方的研究形成了较为成熟和完善的动物伦理学。主要学说有动物解放论、动物权利论、动物福利论等，涵盖了欧美对于人类与实验动物、农场动物、家庭宠物、动物园动物和野生动物关系的思考。严火其、郭欣指出，动物福利搭建了“科学”与“伦理”的桥梁。[1]东方伦理在调整当前人与动物的生存矛盾、人类对物质和进步的追求与环境间的矛盾时，也应当发挥其不可或缺的作用。

　　日本的动物伦理思想可溯源到以佛、儒为代表的哲学与宗教的东亚生命观，主张环境与生命体之间合而不二的关系、强调人类取用万物时的仁爱精神。由于西方哲学中伦理（ethics）概念的普遍性、本质性指向与日本“倫理性”一词所强调的平等、正义有所不同，[2]以科学史学者中村禎里为首，日本相关研究最初是围绕“动物观”，基于神道、佛教自然观的视角分析人与动物的关系，并且指出日本的人与动物呈现出近距离、相连续的密切关系。近年来，他们正在探索不再单纯追随欧美动物伦理的新路径。20世纪中期以来，世界进入了分子生物学时代。20世纪90年代后，有学者认识到随着遗传科学、工学的急速发展，生命伦理也应当转换为以信息价值为基础的“分子伦理”，以此克服生命科学的研究及制度间的不和谐。[3]其首倡者大上泰弘引用《论语·为政》的“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指出动物实验问题上，比之法律等话语系统，更重要的是道德、礼这类非语言的感性力量。[4]

　　在此风潮中，日本动物伦理的特点及其重构成为该领域关注的重点问题。山内有三郎（T.Yamauchi）依据人与自然一体论，主张日本式的“生态人道主义”（Eco-humanism）。[5]研究的一大着眼点，是称作“动物供养/慰灵”的传统信仰与习俗。这本是一种宗教性质的祭祀活动，却在科学研究机构中得到广泛实践。因而一些学者指出，“供养”“爱护”“感恩”等是能够与欧美动物伦理比肩（comparability）的关键词，如果能认真梳理、提炼这些理念，就能够向世界宣传日本的动物伦理。[6]5

　　笔者认为，以东亚生命观为基轴，系统考察其纵向历史及与其他东亚国家的横向关系比较的研究极为紧要。这是因为，我们可以观察到中国与韩国具有相似特点的动物伦理，动物放生与实验动物慰灵实践在三国都能看到。这是因为东亚有着主要由“山川草木悉皆成佛”“不杀生”的佛教平等生命观与天人一体的仁爱思想的儒家生命观融合而成的、共通的生命观，更重要的是，生命科学与医学已与伦理捆绑在一起，共存共荣，[7]而欧美也面临着动物伦理与科学发展的矛盾、动物解放论过激派和人类生产生活方式之间的激烈冲突、以及欧美动物伦理准则在世界各地本土化过程中的水土不服等问题。如何搭建起东西方动物伦理乃至环境伦理之间、以及科技伦理与民众观念间的桥梁，日本动物伦理的历史演变和当前探索值得参考。

　　二、西方动物伦理对日本的影响

　　近代以来，西方最具有代表性的动物伦理将动物视为客体，认为人类独具情感与意识、因而具有支配动物的权利，并负有相关义务。这可溯源笛卡尔否定动物具有思考、感觉、感情的身心二元论思想。[8]追溯到前苏格拉底时期，可以发现西方的恩培多克勒等哲学家承认动植物与人类拥有共同起源、主张怀着敬意对待它们；但经过了柏拉图的人类中心主义式哲学、尤其是到了亚里士多德乃至中世哲学后，明确人类、动物、植物、非生物的阶梯分类的观点变成了主流。[9]基督教的出发点是上帝赐予了人类以彻底统治其他生物的权力，中世纪的基督教哲学家也主张动物欠缺理性，这些观点均指向动物的附属性。

　　可以说，如同主观与客观、社会与自然、精神与身体、人类与非人类的两分法一样，基于人类中心主义的二元论是西方动物伦理的最大特征。其优点在于，有利于人类深入研究动物的生理构造与活动法则、最大限度地将动物资源化、明确人对于动物的权利与责任。但随着“人权”概念向动物权利的延伸，及科学进步后人类对动物知性、感性、语言、社会的进一步了解，二元论已经不再适用。20世纪50年代后，在围绕功利主义与义务论的激烈讨论下，动物的内在与道德价值在动物福利运动下逐渐得到承认，与之相应的实验动物3R标准即替代（Replacement）、减少（Reduction）、优化（Refinement），和农场动物“五大自由”原则（不受饥渴、生活舒适、不受痛苦、伤害和疾病、生活无恐惧和悲伤、表达天性），应运而生并成为国际标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于2004年制定了“关于动物福利原则的指针”，英国将其写入了动物福利法，欧盟也正在推进其法制化。

　　日本引进西方式的动物保护运动自明治维新起，是在“外压”之下，以“文明开化”为旗帜开展的。战后亦然，1973年日本制定《动物保护管理法》时，内阁议员三原朝雄指出了法律指定的动因来自外部：“我国作为文化国家，为了改善国际对于我国动物保护的评价，亟需指定动物保护法律。”[10]尤其是在研究国际化的背景下，欧美的动物伦理对日本产生了极大影响，主要体现在动物实验方面。同时，国际期刊对于动物实验伦理审核日渐严格。遵照实验动物伦理撰写的论文才能发表在欧美的科学杂志上、得到国际认可。2005年，为了配合欧美各国的动物实验规制，日本《动物爱护管理法》新增了实验动物3R的相关内容。

　　然而，正因为日本的动物保护团体和法规制度是在外压之下快速推动的，发展较为被动，因此与欧美相比，在显性化和实践性方面处于明显弱势，比如相关动物保护运动的社会认知度低，虽存在反对动物实验组织，但没有发生过如欧美那样过激的反对动物实验运动；进行动物实验的科研机构也很少开展普及活动，没有为实验动物活动进行辩护、或与反对团体进行对话；相关法律法规也较不完备，具体实施上靠的不是法律强制，而是研究机构基于各自情况的自主管理体制。

　　如前所述，欧美的动物伦理仍主要立足于非此即彼的二元论哲学，未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思考模式，因而以动物解放论为首的一些相对激进的主张也面临着逻辑和实践上的一些问题。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指出，所谓“动物权力”不过是将人权这个法律概念机械式地扩张到动物身上，权力依然来源于人类，“实际上于事无补”。[11]而如果要根除物种歧视的话，对生命科学和医疗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动物实验也只剩下彻底废止一条路。伊勢田哲治指出，他在教授西方动物伦理，尤其是动物解放论时，常常无法得到日本听众的共鸣，这是由于近代传入日本的西方权力义务论仍未获得日本民众的普遍认同。[6]15而且生命观对大部分日本人而言，是无法言明的隐性知识，以法律强制某种特定的生命观而的做法会引起不适。[6]

　　因而，无论是动物权利还是动物福利运动，在日本都影响极小、不被瞩目。原因在于其哲学背景在日本文脉当中发挥不了作用。[12]这里的日本文脉可以用以主张环境与生命体之间合而不二的共生关系、强调人类取用万物时的仁爱精神为核心的东亚生命观来理解。

　　三、东亚生命观对日本动物伦理的影响

　　1.

　　万物有灵与“不杀生”——日本动物伦理的信仰源流

　　日本原始神道崇尚的“万物有灵”即泛灵论与佛教教理有着天然的共通性。佛教的哲学基础是缘起论，即现象界的一切存在都是由种种条件和合而成的，不是孤立的存在。[13]依据缘起论，整个世界都处于圆融互摄、共生互动的网络中，组成了不可分割的整体。《华严经》以因陀罗网为喻，说明世上一切事物间有重重无尽、相互含摄的关系。在这样的整体论的基础上，大乘佛教发展出了天下一体、众生平等的菩萨情怀。

　　日本佛教在自身的发展中心吸纳了万物有灵论，使其更适应日本的社会环境。印度佛教并未明确指出植物、无机物也具有佛性，中国唐代高僧湛然初次提出“无情有性”论，强调大自然的佛性，但这却是在日本才得到真正的广泛接受和进一步光大的。[14]日本曹洞宗的祖师道元把湛然的“无情有性”观发展为“草木成佛”论，指出“一切皆众生，悉有即佛性”。

　　在“草木成佛”自然观的基础上，主张众生平等、生命轮回的佛教提出了不杀生的生命实践。《大智度论》（卷十三）说：“诸罪当中，杀罪最重。”自公元675年天武天皇根据佛教不杀生戒律颁布“肉食禁止令”后，日本本土居民在约1200年期间以食肉为禁忌、不饲养食用家畜，形成了主要食用蔬菜和水生鱼贝类的“鱼食文化”，直到1868年明治维新。鲸肉曾是日本人摄取蛋白质的重要来源，近代作家幸田露伴将捕鲸形容为“罪孽深重”“粗暴”“后世有罪报”。[15]

　　《列子·说符》云：“天地万物，与我并生类也，类无贵贱”。日本人古时一般用“生类”二字指代动物。“生类”泛指包含人类在内的一切有生命之物，各类职业则统称“生业”。人类为了营生，不得不破杀生戒、剥夺在本质上与自己并无区别的动物的生命。这时，日本人会举行“供养”祭仪，以超度动物亡灵、救赎自身。中村生雄指出，某种程度上，“供养”祭仪是为了消解人类对于杀生、消耗的罪责感，使人类得以心安理得地从自然界获取资源。[16]

　　对于与自身“生业”攸关的动物，至少自中世开始，日本人已经开始怀着敬畏的情愫，加以供养。而到了江户时代，出现了大量墓碑、供养塔等。日本东海大学调查了针对水栖生物的供养活动，结果显示江户时代主要针对鲸鱼的鱼贝类供养逐渐普及。根据碑文，捕鲸者将鲸鱼当作人类中的死者一般进行供养，哀悼为自己牺牲的生物，防止其作祟，对其表达感谢。[17]

　　由此观之，主张众生平等、珍爱自然的佛教动物观与近世日本民众的职业观、社会角色观念得到了结合，并推进了佛教动物供养仪式的普及化。笔者认为，这是因为当时朱学成为官学，在日本得到了本土化。南宋孝宗说“儒教治世，佛教治心，道教治身”，日本幕末思想家二宫尊德也主张三教合一：“神道是开国之道, 儒教是治国之道，佛教是治心之道”。[18]如下文所述，“三教合一”影响下的日本近世动物观立足于儒家之“仁”，重视世间人伦、继承了主动、积极作用于社会的儒家传统。

　　2.

　　万物一体、爱有差等——儒家“仁”思想对日本动物伦理的影响

　　中村生雄指出，日本的人与动物关系的特点在于日本人不将自然界客体化看待，而是怀抱有“与自然一体化的志向”。[19]英国作家劳伦斯·奥利芬访问了江户末期的日本后感慨无主之犬遍街可见，却无人虐待，可谓城市里“公共所有物”，就连车夫驾车时也要小心避开，就仿佛“避开路上的孩童一般”。[20]而这种现象可以追溯到“生类怜悯之令”。

　　江户时代第五代将军德川纲吉即位时，日本残存着不少杀犬食肉、丢弃牛马等战国乱世的杀伐习俗。纲吉欲推进儒家道德，推崇忠孝、仁政，自1687年起，22年期间推行“生类怜悯之令”。其内容包括强制登记家犬、供应无主犬只食物、不得任意抛弃动物、路遇受伤动物应救助饲养，不准钓鱼、不准捕捉稀有动物等。这否定了轻视生命的价值观，令日本人不再食用狗肉，对社会的安定起到了很大作用。在其死后，不少过度的律令被废止,但政策基本遵循了禁止随意杀害、遗弃动物的原则。[21]

　　德川纲吉为了成仁君、行仁政，治国安民安天下，关注到了社会总体的幸福度与保护自然间的关系，试图推行全社会共同爱护动物的制度，甚至因此而得名“犬将军”。在其颁布的“生灵怜悯之令”中，仁是贯通天地万物的道理，也是人对万物爱护之心的本源。孟子在《尽心上》讲“仁民爱物”、《梁惠王》“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张载《西铭》中谈“民胞物与”，朱熹则将“一体”附加上了天地一气、万物同体的具体的本体论根据。王阳明则认为，“大人者，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非意之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其与天地万物而为一也······是故见孺子之入井，而必有怵惕恻隐之心焉，是其仁之与孺子而为一体也；孺子犹同类者也，见鸟兽之哀鸣觳觫，而必有不忍之心焉，是其仁之与鸟兽而为一体也。”[22]968“生灵怜悯”与将动物看作人类应当施以管理与保护的动物权利论、动物解放论等理论不同，不认为动物是人类达到目的的手段，而将动物也视为具有目的价值的、与人类同等的、值得爱的“生命”，正来源于儒学的万物一体之仁爱思想。

　　同时，儒家思想中的“仁爱”又是有差等、“厚薄”的，主张合理取用万物。正如王阳明所说，“禽兽与草木同是爱的，把草木去养禽兽，又忍得。人与禽兽同是爱的，宰禽兽以养亲，与供祭祀，燕宾客，心又忍得。”[22]108即价值差等因人类特殊需要而产生。这就是“良知上自然的条理”[22]108。这与当下一些学者主张的“基于物种差异而对待动物是适宜的”[23]观点不谋而合。在日本的动物伦理中，动物的价值差等基本因人类的生产活动而产生，强调产业群体需要，因而与劳动伦理、社会角色伦理产生了必然联系。

　　在儒家思想视角下，动物伦理也可归于一种生命角色伦理，[24]在日本称“职分意识”，其提供的行为规范不依靠抽象的原则或价值，而更侧重于以社会角色为指导标准，也是一种能起到具体主导作用的道德规范。若把角色伦理当作认识人与动物关系的方法，那么“生灵”与“生业”、动物伦理与劳动伦理便挂起钩来了。这种秩序中的各个元素相互依存，构造呈有机辐射状，以生产繁荣为自然和谐的本源。

　　由此，人类的劳动伦理与动物伦理在“仁”思想的基础上得以统合。人把生产发展、科技进步等文化成果赋予自然万物，使动物以价值系统的形态参与生产实践。日本动物供养仪式着眼于人类从事伤害动物生命的工作的社会属性，在表达对动物的感谢与敬畏的同时，祈祷行业繁荣发展。正如仙崎湾清月寺鲸墓碑文（1692年）所示：“业尽有情，虽放不生，故宿人天，同证佛果”。

　　在日本明治时代以后，随着工业化大生产的发展，供养仪式与塔碑大大增多。尤其是大分市、臼杵市、竹田市、佐贺市等日本各地的“蚕灵供养塔”“蚕灵社”“蚕灵像”等等均为大正时代至昭和时代所建，与近代养蚕缫丝业的勃兴几乎同时发生。知识界也基于西方动物伦理，产生了对江户时代的动物伦理的肯定。如作家内田鲁庵在《犬物语》（1902年）中借犬之口说：“公等中有的说生类怜悯之令为恶法······实为动物保护，合人道之大义。”[25]而在二战以后，尤其是日本的高速经济成长期，随着大量生产与消费，各种对动物、器具表示感谢的供养塔应运而生并得到供奉至今。如东京上野的不忍池辩才天堂境内的鸟冢、鱼冢、鳖感谢碑等。

　　综上，在东亚生命观影响下，日本的动物伦理以万物一体为基调，主张人与动物的生命实现与人类社会发展在方向上的一致性，因而蕴含着爱护自然、物种平等与敬畏生命的思想。

　　四、当代日本动物伦理的特点

　　当前，日本学者正在探索不再单纯追随欧美动物伦理的新路径。本文将在与欧美动物伦理与实践的比较中，从动物爱护观念、实验动物供养伦理及捕鲸问题三方面分析当代日本动物伦理呈现出的特点。

　　1.

　　动物“爱护”与动物保护

　　首先，在日本被普遍使用的“动物爱护”概念彰显着日本社会对动物保护活动的普遍认知，于1906年“少年动物爱护会”成立时提出。就其命名动机，该协会中心人物广井辰太郎回顾道，会员一致认为“动物虐待防止会”会被错讲成“虐待会”，“动物保护”听起来“像是农场事业”，因而“莫如更名爱护，以体现东洋的积极精神”。[26]

　　“动物爱护”将人与动物的关系诉诸于“爱”，相对而言，欧美的动物保护运动则着重于根据动物的“期待”，通过规范人类行为来改善动物的处境。比如英国的动物保护运动常用词汇为“防止动物虐待”（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animals）、“人道对待”（humane treatment）、“动物保护”（animal protection）等。

　　强调人类责任的欧美动物伦理导向了相关法律和动物福利五大原则、实验动物3R标准的树立与普遍执行，但缺乏对人类情感的描述。相对的，而正因为强调人类的仁爱情感，日本的动物保护运动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培养爱护动物之心的情操教育，这有利于令国民从少年时期就开始普遍接受动物爱护观念，并且在成人以后面对动物问题能够回归爱护动物的初心，主动遵守动物伦理。更有，为了救赎动物实验人员可能面临的伦理困境和心理创伤，日本沿袭了传统的动物供养祭仪，并且在彻底实施3R标准的前提下，与时俱进地将其发展为一种供养伦理。

　　2.

　　实验动物供养伦理

　　如前所述，儒家思想影响下的日本动物伦理可谓一种指向群体目标的生命角色伦理。实验动物则成为了贡献于科学进步的牺牲。我国学者刁生富将分子生物学的生命观归纳为“中心法则”，指出其从信息角度论证了生命世界的统一性。[27]日本学者对分子伦理的提倡，也是基于此“统一性”，他们还指出了儒家礼教思想的借鉴意义。笔者认为，这种“统一性”类似于儒家基于万物一体的“仁爱”思想。

　　正是因为日本研究人员与医药界相关人士对于实验动物有着特别的“一体”感，动物实验设施一般都设有实验动物纪念馆、纪念碑，每年定期举行慰灵祭祀活动。[28]即便是最激进的医学研究者，也会为实验动物举行慰灵祭，而这种习俗在西方并不是普遍存在的。[29]现存最早的文字记录是1917年九州帝国大学佛教青年会活动日志中的“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年一〇月一〇日动物祭）”。当今，在一项关于动物实验伦理的研究中，从事动物实验的研究生、学生中的七成都承认自己“对于动物实验怀有罪恶感、抵触心理”，其中41%是通过“供养”方式来处理自己的感情的。[30]

　　近年的不少动物供养活动是传统动物伦理与西方的动物福利、实验动物伦理结合的产物。秋田大学公布了其2014年动物实验慰灵式的致辞，首先表达了研究者对于实验动物的感谢与敬意：“我们对于为了本大学的医学研究而牺牲宝贵生命的动物，谨表达感谢与敬意。我们发誓，将重新认识自己的健康与福祉是建立在动物生命的基础上的，并继续从事研究。”接着，秋田大学阐述了其与3R原则异曲同工的实验动物利用原则：“我们基于削减动物使用数量、使用替代方法等原则……我们相信，自己的使命是发表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成果，以此回馈社会。”[31]

　　在此致辞中，不让动物白白牺牲，“以发表成果回馈社会”的理念在欧美是较为少见的。可以说其多了一层科学技术工作者的职业伦理之意蕴。更有，基督教教理本身不承认动物“灵魂”，但日本的基督教会系大学也会举行动物供养仪式。名古屋学院大学为了“感谢为了研究与教育做出贡献的实验动物、纪念其生命、让从事医学、医疗人士学习与思考对于所有生命的敬畏”，从2009年开始，每年10月都会举行“实验动物感谢纪念礼拜”活动。

　　加拿大圭尔夫大学是少数会举行类似动物供养仪式的西方大学之一，仪式侧重于反映和鼓励人们在态度上尊重动物，促进积极关注与讨论动物利用；最终目的是改善动物关怀。该大学近年提出了与3R并列的第四“R”（remembering），这已经与日本动物供养理念较为相近，该学校称“所谓感谢动物（to thank the animals），在逻辑上似乎并不恰当。因为动物们的贡献是（人类）索取的，而不是给予的。因而我们感恩（grateful）、甚至是依赖于它们的作用。”据此，该大学在供养仪式问题上达到了逻辑上的自洽。

　　对于动物的感恩之情乃是东西共通的。可见动物供养伦理完全可以成为第四“R”参考，以给3R增添情感与修养要素，令其更加完整并具有普适性。

　　3.

　　捕鲸问题

　　江户时代以后，日本一部分地区开始盛行商业捕鲸；1930年后，大型鲸类的商业捕捞成为了一项产业。1982年国际捕鲸委员会通过“全面暂停商业捕鲸决定”后，日本的远洋捕鲸业衰退。可以说，在2018年12月26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捕鲸委员会、并于2019年强硬重启商业捕鲸时，其捕鲸产业无论在人力上、还是技术上已经走了近30年的下坡路；国民更是丧失了食用鲸肉的习惯，捕鲸产业的未来绝不明朗。[32]

　　尽管如此，日本政府对国际社会诉诸道德策略，[33]主张立足于日本“传统文化”，指出捕食鲸鱼对于拥有相应饮食习惯区域的居民来说，是无可替代的文化；应当“客观”“平等”看待所有动物，某些民族或国民将自身对于特定动物的价值观强加于别的民族与国民的行为不被允许。[34]对此，森田胜昭、赤岭淳等学者指出，日本捕鲸的历史并不单纯，从日本战前、战时的经验可以看出，想要依靠政治力量将地方性的（习俗）国家化、民族化的行为无济于事。[35]尤其是太地町民将鲸供养设在昭和天皇的生日，以及所谓的“鲸肉食文化优越论”，更是体现了捕鲸产业的民族主义色彩。

　　东亚生命观本身没有特殊对待某种动物的内在理由。食用鲸鱼这种与人类相似的大型哺乳动物，本身不会引起形而上学的困难。然而，在日本食鲸文化已然发生变化之际，将其视为“传统文化”、重启商业捕鲸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反而违背了“类无贵贱”的价值观。可以说，纯商业捕鲸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市场需求，有为了强调传统而强调传统之嫌。

　　五、结 语

　　推崇“仁爱”、主张万物一体的东亚生命观下形成的日本动物伦理与当前生物学与生态学的发展有相通之处，提示人类对自然界的敬畏和对资源的回收利用，是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生态伦理观，因而有更为宽广的实践拓展空间。[30]日本正在致力于从东亚生命观中提取出适应科技与社会发展需要的动物伦理，修正和完善人类对于动物的道德义务与情感需求，并将其显性化、标准化（standardization）到动物实验、农场动物与家庭宠物福利保障等生产与生活实践中。

　　立足东亚生命观的动物伦理，在东亚易引起共鸣。比如“供养”祭仪和动物慰灵碑已多见于中国与韩国。韩国最早的动物供养塔是旧京城帝国大学附属医院于1922年设立的“实验动物供养塔”（现移置首尔大学医院博物馆）。1973年，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厅国立毒性科学院在日本殖民时期建立的“动物供养之碑”前举行了祭仪。动物供养没有作为“日帝残渣”遭到清算，而是得以持续，可见其精神在韩国引起了足够共鸣。韩国研究者指出，拜读动物慰灵文是实验动物供养的主要方式，研究者藉此回顾自己的实验，自问是否在珍视实验动物的基础上认真地进行了研究，并且自戒今后不能让这些动物的性命白白牺牲。[36]近年来，中国武汉大学动物实验中心、西安交通大学医学部也树立起了实验动物慰灵碑，表达纪念实验动物的牺牲、对其的感恩之心、及崇尚生命的理念。由此也可见东亚生命观在实验动物关怀上的连续性。

　　中国除了泛灵论残余影响极小这点以外，有着与日本极为相似的东亚生命观基础。在对人与动物的关系的理解上，则以社会中心论为主要模式，主要关切在理解道德而非认识动物；动物被纳入有机的道德性宇宙。[37]这尤其受到了儒家思想的深远影响，也与日本对动物生命的社会角色认识较为相近。相关学者指出，最初只适用于人伦的儒家倡导的道德价值也被移用于动物社会以及动物与人的关系，从而为人类善待动物提供了道德上的理据；[38]把儒家仁爱之德扩展到动物、植物和所有自然物的时候，我们才能成为道德上成熟的人。[39]传统文化是在中国传播和推行动物福利理念可资利用的重要思想资源，但当前传播面较窄。[40]若要在大众中重新建构对动物伦理的认知与实践，将其与儒家道德、君子文化相联系，并发展、普及为公众常识的工作势在必行。

　　日本在动物伦理上给予我国的有益提示之一，是如何将欧美制定的实验动物标准等规则本土化。通过日本的实践我们了解到，基于仁爱思想的动伦理是具有足够与欧美动物伦理对话、能够达到相互理解、相互认同内涵的价值。我国可以“仁爱”为关键词，就自身文化特点与西方积极对话。提示之二在于，由于“仁”本身是儒家君子道德修行的内涵与基准，对于动物的“仁爱”，也能顺理成章地与个人的道德修养挂钩，从而搭起东亚与西方、科技工作者和普通民众之间相互理解的桥梁。其中，科技工作者应发挥主体作用，将学术“公共化”、指引人们改变动物观念与自身行为、重塑社会发展与动物资源。另一方面，诸如利益化驱动下重启的商业捕鲸相关言论偏离了东亚生命观的本质，难于自圆其说，也无法得到日益强调动物福利的西欧、美澳等国家的理解和认同，并无助于树立自身的伦理文化，这也值得借鉴。

　　1999年更名为《动物爱护管理法》。日文作：《動物の愛護及び管理に関する法律》。

　　日本环境省主页的动物爱护管理法解说页亮出的目标是“人与动物的共生”。

　　日文作：“生類憐れみの令”。

　　animal care可译为动物护理、动物关爱、动物喂养或动物管理。此处的意义偏重伦理方面，因而本文采用“动物关怀”译法（请参照：张敏, 严火. 从动物福利、动物权利到动物关怀—美国动物福利观念的演变研究.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18, 34(9): 63?68.

　　原文作“To thank the animal seems logically inappropriate because their contribution was taken, not given. Yet we are grateful for, and even dependent upon, their 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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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周菲菲，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日本东京大学综合文化研究科外国人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文化人类学与中日交流史;

　　赵熠玮，南京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日本思想史、日本文化史。

　　项目资助：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基于汉文训读体系的日本江户时期四书注释研究”（17CYY054）；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宋明理学对日本工匠精神影响研究”（2018SJZDI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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