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政策”后，荷兰殖民印尼土著社会的生活方式有什么变化？

　　文|清幽说

　　伦理政策前，荷印多元社会特征明显，不同族群、不同部族乃至是不同阶层之间因身份地位以及宗教信仰等缺乏往来。伦理政策后，现代化因素在古老的东印度社会发酵且发展，加强了印尼群岛之间，印尼与世界之间尤其是与荷兰之间的联系。

　　在此背景下，土著社会关系发生变化，主要体现为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现代化以及语言的统一发展。

　　新经济关系的出现

　　自由主义政策以来尤其是伦理政策期间西方资本大量涌入印尼，促使印尼原本传统土地关系发生转变。

　　自由主义政策期间《土地法》的颁布明面禁止转让土地，但外资往往通过各种手段租借或掠夺土著土地，将土著从自耕农变成了农场亦或是种植园的工人。

　　伦理政策时期，外来资本在印尼的竞争愈发激烈，土地私有化日益严重。

　　再加上乡村的封建势力（如村长、地主和富商等）在资本的刺激下不断从农民手中侵占土地，使得原本的村社共有地逐渐转变成私人占有地，村社制度逐渐解体。

　　例如，爪哇私人占有地占全部土地面积从1882年的38%增长到1932的82%，同期，固定分配的公有地则从24%下降到9%，定期分配的公有地从24.8%下降到4.4%。

　　此外，基础设施的发展以及与世界市场的进一步接轨使得土著经济生活发生变化。

　　“道义政策”时期扩展交通、铺设铁路、置办电报电话、营造港口码头、发展航运事业、引进机器设备、兴办近代工业意味着与世界联系的加强，生产力的进步和新生产方式的出现。

　　福利政策推动不同地区土著之间的交流以及不同族群之间的交往，促进土著社会内外联系的发展。

　　在此背景下，新货币关系以及新经济生活不断向土著社会渗透。外国资本是一种力量，它侵蚀着传统结构，并导致社会生产关系发生变化。

　　外资企业和混合国有工业企业通过货币关系渗透到整个印尼社会。货币的作用越发显著，不仅用来购买生活用品，更为重要的是租税的上缴同样以货币进行。

　　反过来，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又促使农民进一步卷入世界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旋涡。

　　土著社会，乃至是农村社会开始直接与世界市场相联系，打破了新政策前多元社会中土著经济作用不显著的现象。

　　例如农产品的出口额不断增加，1898年印尼农民农产品输出占总出口额的11%，到了1937年增加到了45%。

　　不仅如此，随着商品货币关系、外来商品的引进以及各大小工厂的发展，家庭手工业逐渐受排挤而破产。

　　这意味着手工业者抑或失业，亦或转变成为资本的雇工。乡村土著开始走向城市以谋求发展路径，在此过程中无疑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

　　新生活方式的盛行

　　在伦理政策影响下，土著社会交流日益扩大，西化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理念逐渐在土著社会流行。

　　尤其是西化城市的建设为土著西化生活方式提供了条件。

　　首先，土著生活方式的西化。土著生活方式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教育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影响。

　　尤其是在与欧洲学生接触中，新精英逐渐接受西方生活理念，其生活方式出现西化特征。

　　第一，土著衣着习惯的西化。在伦理政策前，土著相当一部分或是完全没有穿欧式服饰的习惯。

　　据一位普里亚伊贵族回忆：甚至到了1902年即便是摄政依旧穿着巴提克服饰（身穿裹体长衫，爪哇风格的外套和一个头饰），他们不穿鞋子，只穿传统的拖鞋。

　　伦理政策后，由于受西化生活习惯的影响，土著的着装发生了改变。

　　提尔托在1909年通俗中篇小说《情妇拉特娜的故事》中提到：（年轻贵族）下穿一条间断式悬崖图案的巴克提马来布裙，脚上是黑鞋袜，上着一件白色衬里的男士便服，里面是一件崭新的竖领衬衣，打着一条小黑领带，头戴一顶精致的巴克提花边黑帽，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他曾经是医学院的学生。

　　他还戴着眼镜，留着小胡子。在接受西方教育后，土著衣着打扮从以往传统的巴提克服饰变成古典服饰中掺杂着西方元素。

　　如衬衫，领带等。甚至在接下来的几十年中，追求时尚的年轻人不再穿马来布裙，而改穿西裤，留短发。

　　同时，在西化思潮的推动以及殖民机构对卫生事业宣讲的影响下，印尼人逐渐从“赤脚”的世界中脱离出来。鞋子构成了人们从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的工具。

　　此外，百货商店的建立更是给土著衣着习惯的西化带来了便利，因为其所需的西式着装都可以在百货商店中买到。

　　例如职员、教师、医生、警察、当铺雇员、监督员、机械师、工程师、记者等需要的专门服装。

　　第二，土著生活习惯的改变。在1902年，土著使用叉子和勺子吃饭以及喝葡萄酒被荷兰人认为是一件很令人诧异的事情。

　　在家乡的荷印学校完成小学教育后，迪杰蓝迪离开家乡前往东爪哇的玛琅初中学习。迪杰蓝迪寄宿在一个荷兰老师家中，他学习睡觉穿睡衣，睡前说“晚安”，夜间关灯。

　　他改变了巴厘人的用餐礼节、用餐习俗和评论食物的习惯，喜欢上奶酪、椰花菜和小包心菜。”

　　迪杰蓝迪离开了传统的生活环境，受到了新生活习惯的冲击，形成了与原本社群相对立的生活模式。在当时，这种情况并不少见。

　　土著娱乐方式的西化。城市的年轻人追随新的时尚，频繁光顾电影院、俱乐部和公园。此外，随着与外界交流的进一步密切，一些家用电器逐渐引进印尼群岛。

　　对于贵族而言，他们往往有能力购买留声机和收音机，流行音乐可以在家庭中欣赏，价格从30到2250盾不等。

　　对于城市的中下阶层而言，他们可以到俱乐部或舞厅欣赏现代音乐和舞蹈。在新政策各项改革的推动下，欧式生活方式得以在群岛传播。

　　虽然传播体现了“先进”文化对“落后”文化的侵袭，但无疑，土著社会进一步与世界接轨，进入更为现代化的阶段。

　　正如马尔科?卡尔托迪克罗莫在1919年出版的《学生的春天》中所描述的那样：主人公生活在充满世界气息的地方（有酒店、餐厅和公园），在那里他喝柠檬水，坐火车和轮船旅行，深入到西化世界当中。

　　其次，土著的礼仪习俗发生转变。伦理政策前，西化似乎是爪哇贵族的“专属”，到了20世纪，西化成为了下层向上流动的标志。

　　接受西化教育的知识精英为在礼仪习俗层面与未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原住民相区分，往往将西化特征当作他们社会地位上升的标志，并用其来粉饰自身。

　　受过西方教育的爪哇人在用自己的语言与欧洲人交谈时，喜欢坐在椅子上和他们握手。

　　这样做的目的是把自己从未受教育的土著群众中分离出来，而不是在象征更高地位仪式化的遮阳伞下盘腿坐在地板上，穿着传统的印尼纱笼服饰，用爪哇敬语去交谈。

　　不仅如此，土著在接受现代化思想和理念后，开始反思某些“传统的”“落后的”风俗习惯，要求以“新的”、“先进的”方式来定义自身，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称呼方式的转变。

　　以乡村教师群体为例，教师们拒绝被称为“乡村教师”，他们认为这是落后的，而更喜欢被称为“人民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