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范与回归：青年女性吸毒生涯退出的犯罪社会学分析

　　不同于男性，青年女性吸毒生涯有着独特的影响因素和发展规律。相较于男性渐进式的发展，女性吸毒生涯发展的速度快、时间间隔短。女性吸毒生涯的启动具有明显的被动性、受害性的特点[8]。Liu将高风险的社交网络、家庭关爱缺失、关系问题、男性伴侣影响作为女性吸毒生涯启动的重要原因[9]。吸毒女性的成瘾过程和男性不同，青年女性吸毒生涯的扩张与维持更多受到伴侣吸毒模式和毒友圈的影响。Kreager指出母亲身份的转变对贫困女性的吸毒生涯有很强的抑制作用[10]。Rodermond进一步指出母亲身份、支持性关系是弱势女性退出毒品使用轨道的重要转折点。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形成了一批富有成效的尝试可供借鉴，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在研究对象上，既有研究主要基于男性目标群体，缺少性别视角。既有治理政策、社会服务的提供等均以男性为模板，少有治疗方案、干预项目基于青年吸毒女性的特殊需求而制定[11]。在研究内容上，缺少对女性吸毒生涯退出障碍的研究。生涯退出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毒品退出过程中面临的障碍与康复回归需求是开展循证矫治、提升治理成效的关键。本文以吸毒者的康复回归经历为重点研究内容，审视青年女性在回归社会过程中面临的融入障碍和治理工作中的性别盲点，探寻其回归社会的现实路径。

　　二、研究方法

　　

　　本文的资料来源于W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L市社区戒毒康复中心的实地调研。W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距金三角毒源地较近，地区流行的毒品以鸦片、海洛因、麻古为主。L市周边区域合成毒品规模化制造问题突出，受访对象使用的毒品以冰毒、摇头丸、K粉等合成类毒品为主。

　　根据青年女性涉毒的社会分布和群体内部的差异性特征，访谈对象的筛选主要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确保受访对象涵盖不同类型的毒品使用者。以海洛因为代表的传统类毒品的吸食者和以冰毒为代表的合成类毒品的吸食者在吸毒原因、戒毒经历、回归社会的影响因素、社会支持状态等方面具有明显的差异性。本研究中访谈对象使用的毒品种类涵盖了传统类毒品、合成类毒品和第三代毒品。第二，受访对象具有不同的戒毒经历，基本覆盖了首次吸毒—戒毒康复—回归社会等不同阶段。访谈对象包括社区戒毒人员(一般为首次吸毒)、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多有复吸经历)、社区康复人员，以此分析青年女性涉毒的原因、毒品退出障碍和康复回归需求。第三，尽可能满足异质性的原则。以目的性抽样筛选访谈对象，尽可能地平衡不同年龄阶段、教育水平、婚姻状况、职业分布等人口统计学变量。

　　资料分两次收集于2018年10月和2019年3月。遵循饱和原则抽样，最终选取并访谈了13名青年女性，年龄在19~35岁之间(具体情况见表1)。研究采用一对一的半结构式访谈，通过开放式问题了解个体在毒品退出过程中的体验和经历，包括康复过程与心理体验、社会支持情况、回归社会面临的障碍、福利服务需求、戒毒动机等主题。

　　

　　三、青年女性重返社会的障碍性因素分析

　　

　　吸毒青年女性重返社会的困境既有行动者的主体性因素也有社会结构因素。在社会结构因素上，相同的结构性因素对男女两性的影响和作用机制存在较大的差别，背后折射出女性的性别困境。在家人放弃、职业排斥、社会歧视的推力与毒友圈拉力的共同作用下，个体成功回归社会的可能性大大降低[12]。

　　1.身份的脆弱性:家庭关系破损与择偶困境

　　(1)众叛亲离—亲缘关系损害

　　女性个体在经过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这一正式社会反应后呈现出一种复杂的状态。身份的脆弱性在吸毒女性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通过对即将出所的女性戒毒人员进行访谈发现:她们最期望获得家人的原谅与陪伴。在重返社会的问题上，女性个体首要的担忧源于家庭的回归。面对长时间的隔离，如何重建亲属关系、伴侣关系、亲子关系，恢复子女身份、妻子身份、母亲身份是横亘在每个吸毒女性心中的隐忧。

　　因为这次被抓，家里面都知道我吸毒了。我爸特别生气说我有辱家门，一定得把我赶出去、彻底断绝关系。我当时是好奇才吸的，现在知道错了。唉，真的挺害怕家里人不认我的。我爸特别强势，他态度坚决的话，我妈肯定不敢让我回家。到时候我去哪儿呀，不敢往后想。(DU6)

　　“浪子回头金不换”，家庭、社会对男性的越轨行为较为宽容。相较于男性，女性更难得到家庭成员的谅解和帮助。女性吸毒被认为严重损害了家族声誉，家庭成员因其吸毒而感到耻辱，倾向于以放任自流、断绝关系等方式进行惩罚。家庭关系恶化、亲缘关系损害严重，在有多次吸毒经历的女性身上体现最为明显。研究发现:多进宫的女性普遍面临着丧失监护权、婚姻破裂、众叛亲离、缺乏安全住所等问题，多数女性在二次入所戒治后没有得到任何形式的扶助与探访。

　　戒毒6个多月了家里头没人来看我。离婚后老公把孩子接走了，平时不准和我联系，说我不配做一个母亲。前段时间和孩子通过一次电话，没说上几句就挂了。我最担心的就是家里娃儿以后不认我了，我希望她能原谅我。(DU8)

　　(2)择偶困境—婚恋市场挤压

　　成功缔结家庭是吸毒女性抵御风险、减少复吸、回归传统社会生活的关键。聚焦结婚与生育，青年吸毒女性面临诸多劣势。一方面，社会话语体系将其责难、道德标定为“疯狂、失控、性欲亢奋、自甘堕落”的坏女人。吸毒女性缔结婚姻现实阻力大，是社会中主要的失婚群体。另一方面，毒品对女性健康的损害常直接危及其生育能力，使其难以扮演正常女性的社会角色。

　　都说打K的影响生育，我发现自己上厕所特别难受，存不住尿。月经也不规律，2~3月一次吧。养个母鸡还下蛋咧，谁愿意找个不会生的呢。(DU3)

　　我觉得没必要结婚啊，在一起耍朋友就挺好的。他不需要知道我的事，我也不会告诉他我玩这个。大家之间没约束，在一起开心就行了。(DU5)

　　我想找个不嫌弃我，又能聊到一块的。但是怎么说呢，我们找朋友风险很大。当初吸毒就是因为我对象，他抽的白粉。本来挺踏实的，抽了这个以后性情大变。瘾上来的时候逼我要钱，打我、威胁我，我挺怕回到这种生活的。(DU10)

　　吸毒女性在组建家庭、生育子女等问题上顾虑重重，承受着极强的心理压力。在婚恋关系的实践中常采取三种策略:一是，圈内同病相怜策略。两人有相同的境遇，共同的需求，能够坦诚面对过去，有共同语言。但“因毒结姻”的关系有着较大风险隐患，女性在经济和情感的屈从性，使其易受伴侣诱导、教唆或胁迫，卷入复吸、毒品犯罪的恶性循环。二是，同正常人缔结婚姻策略。同正常男性缔结婚姻现实阻力大，稳定的关系是难以实现的目标。个体倾向于以隐瞒历史或丧失自我的方式进入婚姻。婚姻中的隐瞒和长期的非对等关系无益于关系维持，也难以提供持久的社会支持。三是，仿婚形式-独身主义策略。这里的独身主义既是一种基于现实的无奈选择，也可能是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放纵心态。独身主义策略彻底放弃传统的婚姻形式，属于同居关系中的互利，通过建立临时型关系、玩乐型关系、交易型关系等仿婚形式来满足个体生理、情感和经济需要。异化的婚恋关系增大了个体遭受亲密伴侣暴力的可能，多数女性经历过情感、身体或性虐待[13]。现有证据表明，亲密伴侣的影响和强迫是女性吸毒生涯反复的重要诱发因素，男性倾向于以毒品控制其意志，利用经济使之依附，使用情感使其屈从[14]。

　　2.生计的脆弱性:工作受限与合法机会缺失

　　良好的职业环境、正常规律的生活、安全的居住环境是重要的保护性因素，是触发回归的重要社会资本。对比女性涉毒前后的生存状况，多数女性在涉毒前即处在弱势状态，受教育程度低、缺乏工作技能、就业层次低。出所后的生活呈现出愈加复杂的状态，即便是对技能要求低的工作岗位也难以获得，现实处境十分残酷。

　　你不能获得某些工作，因为你是个吸毒的。(DU12)

　　能找到工作当然最好了，但我年龄大了又没啥文化，现在找工作要的不都是20岁出头的小年轻嘛，得漂亮、精神。(DU2)

　　刚开始我有做一些兼职工作，慢慢地这个心态变了。找工作受歧视是一说吧，挣的钱少、今天有明天没的，根本养活不了自己。家里小妹儿心疼我会给我点生活费，再不够的话，就只能带点货了。(DU11)

　　相较于男性在找工作中面临的“身份歧视、缺乏技能、没有文凭”的担忧，涉毒女性将“年龄较大”视为自身再就业过程中面临的主要困难。这与女性凭借年龄、相貌优势获取工作机会有较大关联。涉毒女性在就业市场处于更为劣势的地位，即便就业，也多分布在KTV、夜店、酒吧、洗浴中心等娱乐、服务类场所。职业环境风险因素聚集，毒品可见性、易得性高，是各类犯罪的集聚地。高流动、低收入的半雇佣状态，难以保障基本的生存需要。窘迫的生活境遇与挥金如土的享乐生活形成鲜明对比，容易在及时行乐、笑贫不笑娼的颓废文化中迷失自我。在“带菌”心理的影响下，女性倾向于发展非法机会以获取生活机会，吸贩毒成为一种生存机制。受访者很少认为吸毒行为是失控、病态或适应不良的。相反，她们认为吸贩毒是可以理解、适应性的，是处在贫困、绝望环境下的唯一选择。

　　3.社会交往的变化:社会排斥与毒友圈吸附

　　分析涉毒个体的社会网络，发现其共居亲属和守法同伴不断减少。积极功能性的社会关系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功能失调的网络，越轨同伴持续增加[15]。社会交往的变化既是被动选择也是主动分离、自愿隔离的结果。一方面，政治、经济、文化、福利上的排斥形成强大推力，区隔涉毒人群并将其排除出主流社会。另一方面，毒品亚文化通过加强内部团结，坚固群体界限，加速了个体与主流社会的分离。

　　周围的人知道我吸毒以后都断了联系，在路上碰到也会赶紧躲开。无所谓了，没啥共同语言，话不投机半句多。(DU9)

　　毒友圈主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提高内聚力。第一，以毒品为中介的社会互动。毒品使用有增加交流、达成内在契合之社交功能[16]。毒友圈满足了个体对关系的需求，成员基于对毒品的共同需求，形成了以毒品使用为中心的社交模式。个体与涉毒同伴之间的社会联系越紧密、互动越频繁，其与主流社会的距离就越远[17]。第二，心理归属与情感认同。涉毒同伴是个体在被主流社会圈挤出后重要的行为参照和社会支持来源。“双重越轨者”的身份烙印使其情感归属发生偏移，遭遇困难时个体更倾向于求助有共同经历的毒友。毒友圈成为个体释放紧张、排解孤独、获取安全感的精神寄托。第三，文化压力与群体规范。为融入圈子、获得成员身份，个体对群体规范表现出更多的心理服从。实施违法犯罪能促进成员融合、获得同伴尊重并获得声望。违背它会受到同伴的疏远、排斥和惩罚。社会排斥与毒友圈的内在吸附共同组成了个体难以退出毒品、吸毒生涯反复的过程模型。

　　我感觉自己不是戒不了毒，而是离不开这个圈子。我出去了接我的不是家里的人，而是先前在这里耍得好的姐妹儿。心情不好或是有困难能求助的就是她们，人是不能没有朋友的。(DU4)

　　4.隐性制度排斥:政策限制与福利匮乏

　　(1)治理政策:惩戒式偏差与个体化取向

　　我国采用法律框架的行政处罚和医学框架下的戒毒康复相配合的毒品治理模式[18]。虽然《禁毒法》明确规定吸毒人员具有受害者-违法者-病人三重身份，但具体执行过程中，受害者和病人的身份是缺失的，违法者的身份是凸显的。基于吸毒诱发犯罪的潜隐关系假定，公安机关倾向于在吸毒引发犯罪、损害公共利益前提前介入，通过涉毒人员数据库进行网上跟踪、动态监控。现实中，由于取消权限在省级，动态管控系统修改迟滞，身份退出困难。定期尿检、核准身份、管理盘查等行政行为严重影响了戒毒人员的正常生活，增大了个体重返社会的难度。

　　公安机关不时入户登个记、验个尿啥的，邻居都知道我吸毒。说实话，就算是政府有提供帮助，我也不敢去，不想被注意到，更怕被定成高危等级啥的。(DU7)

　　这个系统只进不出，进来了你就逃不脱了。我用美沙酮戒过毒，每次都是偷摸着去，心理很紧张，怕被人瞧见。我真的有挺长时间没碰粉，但后面一用身份证，立刻就有人来查。所以想干啥都不行，很快大家就会知道你是个吸毒的。(DU13)

　　公共卫生框架下的戒毒制度具有社会福利的属性，同时兼具社会防卫的功能[19]。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强制隔离戒毒、社区康复这种差别化、梯度式的制度设计与成瘾规律相一致。而在现实执行中，福利导向、社会化取向的自愿戒毒、社区戒毒康复难以承载其功能，存在萎缩严重、机构虚置、管理弱化等问题。而偏重惩戒、隔离、防卫功能的强制隔离戒毒一极独大，承担了戒毒治疗的主要职责，且与其他戒毒措施未形成有效衔接。加大管控，惩戒式取向的戒毒治疗是“扔掉坏苹果”的治理思路，将毒品退出困难归咎为个体责任。然而，影响吸毒人员回归社会的最大障碍在于结构劣势和制度性排斥，它既是影响个体吸毒生涯反复的重要推手，也是“制造坏苹果的桶”。单一强调成瘾缺陷、个体适应而忽视身份改变和社会嵌入，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重返社会的难题。

　　(2)社会福利:福利匮乏与阻制

　　刘柳指出女性弱势群体的越轨、犯罪与福利缺乏有关，她们在国家、市场、家庭三个层面均未获得相应的福利支持[20]。吸毒女性面临着普遍的社会性失权，需要完善制度性保护，扩大和加强正式社会支持[21]。而现实中，受制于手续繁杂、社会歧视、信息不对称，各类保障性措施在吸毒人群中的覆盖率非常低。

　　青年女性的回归需求更为复杂多元，但毒品治理中福利话语的缺失、身份的道德污名限缩了她们对福利服务的获取和有效利用[22]。吸毒女性是双重离经叛道者，既违背了法律秩序又违背了传统的女性伦理纲常[23]。相较男性，冠以女性的社会污名要严重得多。一方面，女性在申请福利援助时受到了更多的限制和区别对待(被认为不配享有社会救助)。另一方面，耻辱污名使女性趋于被动和退缩。二者相叠加，使得女性获得医疗保健、最低生活保障、公共住房、失业救济等福利项目的可能性大大降低。福利缺乏与污名对戒毒女性产生了不成比例的影响，限制了她们获取福利服务的机会和主动寻求帮助的意愿。

　　四、毒品退出:社会支持系统复建

　　

　　1.制度性支持:政策调整与福利治理

　　青年女性是男性毒品消费市场、涉毒网络扩张的双重受害者，解决该问题需要创新毒品治理模式。惩罚性力量和社会福利的结合方能构建一个有效的控制网络，这对毒品治理政策、社会福利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1)治理政策调整:宽缓化与社会化取向

　　吸毒者的治理和管理应基于个体的回应反馈，强制性、惩戒性的治理政策意味着严厉执法和监管控制。而康复机制本质上是社会嵌入的过程，有效的治疗和管理应融入宽缓化、社会化的治理思路。戒毒康复是个体吸毒生涯的强制中止，距离康复回归最近，可从以下三个方面开展工作:第一，改良现行戒毒制度。以宽缓化、去机构化、社会化为主轴，由公权力强力介入的“机构化处遇”向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社会内处遇”转变，提高戒毒工作的专业化与社会化。第二，回应需求的矫治项目。实施性别导向的矫治项目，在现有治疗项目中增设基于青年女性心理、特殊发展需求的性别敏感项目。主题应涵盖创伤护理、亲密伴侣暴力、生殖卫生保健、亲子沟通、情绪管理、艾滋病防治等主题。隔离状态对亲缘关系侵蚀严重，亲子隔阂因接触匮乏而加剧。对具有母亲身份的吸毒者而言，所外子女照顾、亲子关系是个体最为关心的问题。未来亟须在亲属联系制度上加以创新，增加亲情帮教、子女探访的机会。第三，建立一体化的戒毒工作格局。基于循证矫治的理念，使强制隔离戒毒与社区戒毒、社区康复等戒毒措施做到全流程无缝衔接和有序流转，发挥多种戒毒措施的协同作用。

　　(2)福利治理:多元供应与社会参与

　　福利三角范式认为福利是全社会的产物，国家、市场、家庭共同构成相互补充的福利三角。然而现实中三角之间所承担的份额不同，在市场失效、家庭出现问题时，国家对应公共组织应承担危机解决，提供最基础的、兜底性的福利以体现平等与保障[24]。而国家并非全部福利的提供者，更广泛的发展性福利应由家庭、市场等多元主体提供。我国毒品治理长期在高社会控制下运行，实践中政府基于普适性要求所提供的福利服务难以满足个体独特且复杂的回归需要。多部门协作、分权和社会参与是实现福利多元化、专业化的途径。具体可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创设条件扶植民间社会组织发展，以竞争性参与提升福利服务的质量。为提高福利服务的可及性和针对性，在福利的传递过程中，应重点关注涉毒家庭、娱乐场所从业者、两怀妇女的困境与需求。通过境遇调查和主动性介入，实现福利服务的精准传递。

　　2.抗逆力提升:社会工作的介入

　　(1)个案管理:需求回应与全程介入

　　女性毒品使用具有依赖性使用、娱乐性使用、功能性使用等不同的亚型，抗逆力的培育应充分考虑群体内部分化和个体的多元化诉求。个案管理模式强调介入工作的针对性，应围绕其康复需求进行动态调整，致力于解决服务对象面临的多重问题。此外，个案管理强调全过程的介入。强制隔离期，通过组织社工提前入所，帮助个体从创伤、成瘾中恢复。通过负性情绪疏解、抵制毒友诱惑，激发主体戒毒动力。在回归社会前的过渡阶段，应重点为即将出所的吸毒人员拟定康复回归计划。同时，提供接回服务。以清单列举的方式梳理辖区可供利用的资源，实现资源整合和无缝衔接。

　　(2)家庭支持:身份塑造与家庭增权

　　在激励女性退出毒品使用的过程中，稳定的婚姻关系、母亲身份的解释力最强。对于青年女性而言，缔结亲密关系、身份的修复与正向改变是回归社会后的重要人生议题。妻子角色、母亲角色重构了个体的身份认知，增强了回归社会的主体动力。需特别注意的是，女性吸毒增加了家庭的脆弱性，涉毒家庭普遍面临着贫困化、边缘化、冲突化的风险。为消减家庭的脆弱性，应扩宽社会工作的服务范围，开展“以家庭赋权为中心”的干预。具体可从信念系统、沟通过程、组织模式三个维度整合家庭关系、帮助家庭复原[25]。第一，信念系统。信念系统是家庭抗逆力生成的原点，社会工作者可通过功能性家庭治疗，引导家庭成员反思成员涉毒并做出适应性选择。第二，沟通过程。有效的沟通既允许涉毒人员表达需求与情感，也鼓励家庭成员释放负面情绪、阐述困境和顾虑。开放性的表达与回应、及时的情绪疏导能消除成员内部的孤立与封闭，达成内部和解。第三，组织模式。组织模式基于家庭系统，通过调整内部分工、挖掘内外资源，扩大家庭支持。所有家庭都具有抗逆力潜能，动员家庭成员共同克服危机，发挥物质扶助、情感慰藉、生活照顾、日常监管的功能。

　　(3)同伴教育:关系替代与同伴互助

　　同伴教育属于小组工作中“同质小组”的一种，能辅助解决吸毒女性情感支持网络狭窄的问题。组员背景相似、关系对等，能在认知重建、情感交流和行为养成上发挥积极作用。认知方面，小组成员通过对吸毒危害的讨论、吸毒经历的分享，最终形成吸毒是有害的，戒毒、回归社会是可能的正确认知。情感交流方面，组内成员的理解、鼓励会形成新的情感认同和内部监督。互助小组内部，原先的吸毒行为被理解，微小的进步被肯定、新的尝试被鼓励，主体价值和情感能量被激发，个体重新体验被信任、被尊重的价值。行为改变方面，同伴教育关注共同的行动。通过观察模仿、榜样示范、相互监督，形成新的群体规范，有利于个体保持操守。同伴教育尝试以积极、正向的关系网络替代原先的毒友圈，为巩固戒毒成效、促进长效改变提供新的社会联结和情感支持。

　　[基金项目:本文系2017年司法部国家法治与法学理论研究项目“中国戒毒制度的法治化改造与社会化运行”(项目编号:17SFB2017)、2019年四川省社科规划青年项目“抗逆力视野中个人极端暴力犯罪研究”(项目编号:SC19C030)的研究成果]

　　赵雪莲: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博士研究生，四川警察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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