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十篇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篇1

　　关键词 泰语教学 语言与文化 外语学习

　　中图分类号：G424 文献标识码：A

　　On Thailand Language and Culture Course Teaching

　　QUAN Li

　　（Guangxi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Nanning， Guangxi 530006）

　　Abstract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of Thai language and cultural relations course in senior years， it is essential to learn the students' needs， to motivate the curiosity of students， to prepare for teaching， to use theories as guideline， to strengthen the guidance of student language culture study， to enrich the forms of classroom teaching.

　　Key words Thai language teaching； language and culture； foreign language learning

　　0 引言

　　“语言不是人与人之间唯一的交际工具，但它是人类社会中最重要的交际工具。”①众所周知，语言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它储存了一个民族的社会生活经验和文化特征。每个语言对象国的文化都具有其独特性，为了进行顺利的跨语言交际，必须了解语言的文化背景。对于学习外语专业和将来从事涉外工作的学习者而言，除了要在外语上要具备扎实的语言基础以外，还要面对跨文化交际中的文化差异，通过习得该语种来认知这个民族的行为、思维、心理、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等，从外语学习中观察，对不同语言与文化差异进行对比。

　　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和国际形势发展的多样化，对非通用语种人才提出了在知识结构和综合素质上的新要求。对如何提高非通用语教学中语言与文化课程的教学质量，加强课堂教学策略，实现非通用语种人才培养的目标，是每位非通用语种教师的责任。本文以广西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泰语专业为例，探讨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程的教学实践。

　　1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目的和要求

　　2010年起，广西民族大学为2007级泰语专业本科生开设了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根据学校本科培养计划，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属于专业任选课，课程设置在大学四年级的第一学期。该课程语言与文化并重，要求学生更深入、更系统地了解语言和文化的概念、泰语语言特征、文化特征、泰国语言与文化的内在关系，以及当前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相关理论。旨在让学生通过各种实例的研究，探讨语言与文化的各种内在及外在关系，学会分析语言背后的文化特征。课程的开设不仅有利于拓宽、更新学生的专业技能和知识结构，整合四年所学知识，还能让学生在四年级撰写毕业论文时奠定理论基础，发展学生的个性和兴趣，提高文化素质。

　　2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现状和存在问题

　　2.1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现状

　　外语教学中，语言课程总是作为主干内容来进行设置，我校在培养泰语本科专业学生传统的语言训练，如听、说、读、写、译技能方面一直有较好的经验。但语言教学无法与文化背景相脱离，外语教学中无论采用什么样的语言教学方法，总会自然地融入相关的文化教学，并形成多种多样的语言文化教学模式。我校在培养泰语本科人才中一直非常注重对文化的导入，授课教师通常会根据上课内容涉及的主题进行补充介绍，灌输人文领域的基本知识和经历见闻，但内容较为零散。在低年级阶段，针对泰语专业的学生在国内也开设有专门的文化课程，如：泰国概况和东南亚历史与文化。课程侧重的是横向的文化知识铺垫，内容覆盖面广而泛。大学第三学年，在学生赴语言对象国学习期间，开设有泰国社会文化课程。虽然我校的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程尚处于任选课的地位，但对于加深对语言对象国的认识又是不可缺少的课程之一，在高年级专门开设语言与文化兼并的课程对外语学习者的提高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2.2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教学存在的问题

　　第二语言教学是跨文化交际教学，包含了教授语言交际和非语言交际。教师在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堂上的作用就是提出语言现象结合文化因素，把语言放在社会语用背景下教学，提高语言学习者对语言文化的认识。笔者通过关注2010年至今泰国语言与文化课开设的情况看，从教学设计、教学效果和学生反馈等方面发现，其中有值得借鉴的可取经验，同时也存在许多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

　　2.2.1 教材问题

　　针对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这门新开设的课程目前没有适合的固定教材可供直接使用，暂时给教学带来了一定难度。由于泰国语言与文化课设定为专业任选课，但语言与文化涉及内容范围广，教师不可能把包罗万象的语言文化现象和特征囊括在36个课时内介绍完整。加上可搜集整合的教材资源有限，时间紧、内容多、任务重，教学准备不足使教师没有完全吃透教学内容，对于语言文化知识不够深厚，缺乏教学经验的教师则容易产生畏难情绪。因此，如何上好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保证授课质量，是任课教师面临的棘手问题。

　　2.2.2 国内外教师教学方法问题

　　2010年笔者曾教授过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之后分别由另外两位泰籍外教继续担任授课教师。毋庸置疑的是，中泰教师由于文化差异，教学经验各具特点，教学方法也会存在差异，这包括授课内容、手段和侧重点不尽相同，教学成效也必然会有所差异。

　　笔者在正式上课前曾具体调查过学生对课程的期望，让学生写下希望从中收获到些什么，以便及时调整教案和尽量满足学生的求知需求。提前做好教学计划后，在第一堂课上会先告知学生整个学期的教学计划及上课内容，让学生在没有课本和教材的情况下明确本学期该课程的学习目标和学习任务。笔者从“泰语语言特点”的角度出发，采用主题分类的方式，利用每周3个课时教授一个相关主题的内容，如泰语语言等级、泰语中的外来词、泰语称谓词和泰国姓名文化等。笔者分主题制作课件，并打印分发课件讲义作为上课资料。授课过程中先铺垫基础理论导出本节知识点，让学生学习该主题中相关的语言与文化理论，举例论证，尽可能地把本节中语言和文化的背景关系分析清楚，然后进一步介绍目前现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与论文。最后，安排全班分组后在下一次课进行小组报告，开展自由讨论。目的是让学生在课后去查找更多其它的有关理论书籍阅读，搜集更多的实例来论证，增强理论基础。笔者还特别强调学生的作业报告中所引用资料的可信度，严格要求参考文献、参考书目的书写规范。

　　从与泰国外教交流教学经验中得知，泰国学生一般是通过民俗学或文学类课程中习得语言文化知识，而授课老师如果是语言学家则会选用历史纪实、史记类书籍作为教材授课。泰国外教主要从“文化”的角度来设计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教学内容，例如：泰国农村社会和城市社会中的语言文化、泰国风俗中的语言文化和泰国文学作品中的语言文化（以警示诗为例）。同样采取主题分类和课件的方式授课，重点讲解一些实用、优美的词汇，分析词汇的含义、词根、文化背景和现今的使用方法，目的是让学生掌握词汇后能够学以致用。最后，布置相应的练习或完成课后作业，如造句或写作等进行检查。

　　学生一致反馈泰国语言与文化课相比过去所接触的语言文化知识课难度更深，层次更高。学生对笔者采用先分析后报告的教学方法的评价是，授课内容有深度、有条理，与泰国教学方式相似，对提高泰语专业学生研究水平起到积极作用。而外教身为对象国语言文化的“代言人”语言地道，是可靠的目的语文化信息来源，教学风格具有本土化特色，课堂文化气氛多元，在阐述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背景时更驾轻就熟。可以说，聘请外教授课本身就是一种加深学生对对象国语言与文化学习的过程。

　　虽然国内外教师的教学方式各具优势，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也捉襟见肘。国内教师在课堂教学上的弊病之一是力求一次讲全讲透、面面俱到，笔者在初次授课时一直忙碌于阅读和搜集大量而分散的资料信息制作课件，希望能最大限度地满足学生的需求，尽可能解答学生提出的疑问，但由于准备的材料多，往往会造成对教材不够熟悉，照本宣科的情况出现。聘请外教教学同样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外籍教师的流动性大，部分泰国外教是非泰语专业出身，出现教学水平良莠不齐等情况。外教通常对我们国内的教学大纲不熟悉，上课缺乏教学计划，教学设计不够规范，授课内容经常与学生在泰国留学期间已学习过的知识重叠。此外，由于缺乏系统教学和理论参与指导，课堂上容易出现跑题，讲述漫无边际，教学效率不高的弊病。外教也反映，因为泰语中不少词汇是来自巴利文、梵文并且涉及宗教的文化背景，词汇的含义较深，所以要花大量的时间来讲解一两个词汇的文化根源，有时需要加快语速或者借助图片教学，学生虽然最终能够掌握，但整个学期下来在专业上的收效甚微。

　　2.2.3 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问题

　　大学本科教育一向都提倡培养复合型的高素质人才，外语专业学生语言能力的提高依赖于对语言使用文化环境的理解。每个学生掌握语言的水平高低和进度不同，文化接受能力不同，自身对新事物新文化的理解和遇到的障碍也不同。是否能够准确地领会语言与文化的联系，取决于个人语言的能力、文化素质和生活经历。现今社会中不少大学生的人文素质相对薄弱，甚至对本民族优秀的历史文化、优良传统了解甚少，身为外语专业的学生对语言对象国文化的学习了解远远不够。如果只具备了专业素质，而欠缺人文素质，最终只能成为“单面人”。另外，笔者在布置学生进行课后分组报告中还发现，一些学生自主学习的能力滞后，获取、处理及运用信息的能力比较弱，这体现在搜集资料的方法和渠道单一，范围窄。再则，由于缺乏理论研究的培养，理论基础薄弱使很多学生不善于分析和综合归纳问题，在报告的论证中往往缺乏可信的依据，并且出现抄袭的情况，小组报告的信息来源、内容及分析结果雷同，缺乏新意。若能加强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提高观察的敏锐性，学会分析语言文化差异，对加强大学生专业素质具有重要意义。

　　3 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教学的实践和探索

　　3.1 了解学生需求，提前做好教学准备工作

　　笔者从对学生的课前调查中注意到，学生对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课的期望值较高，一是对课程感兴趣，从广西民族大学历届泰语专业学生的毕业论文选题方向来看，语言文化范畴的论文每届平均约占38%，因而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开设，无疑给一部分学生开拓了论文方法及思路的引导。二是可以扩大知识面，在专业知识中查缺补漏。

　　教师要在教学实践中预先考虑整个专业的课程体系结构，设定教学方案，明确课程内容设计，保证教学内容系统而完整，使教师教学和学生学习的目的性、计划性更强。教师要迅速地追踪广泛的信息来源，对教学资源进行有效的筛选、重组、更新，量化课堂教学内容，把握详略，合理分配课堂教学时间，既不能赶时间满堂灌，也不能过于粗糙、枯燥地带过，应根据教学的重点、难点，不断摸索并选择出恰当的教学策略。充分结合中泰教师的优势，取长补短，总结并积累经验，提高教学素质，与学生共同成长。此外，为提高教学质量，课堂教学的反馈依然不可忽视，特别对于非传统课程而言，新课程更需要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进行总结反思，对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正并调整教学策略，为将来的教学准备工作提供参考依据。任课教师还要开展对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语用学和文化语言学等的学习钻研，搜集大量的语言文化例证，做出系统深入的对比研究，把研究结论或成果运用在教学过程中。

　　3.2 循序渐进，加强对学生语言文化研究的引导

　　了解学生需求后，跨语言文化教学应遵循在培养语言交际能力的同时，循序渐进地增强文化研究能力训练。陈申在语言文化教学策略中就曾提到应分阶段设计教学大纲。在学习的入门和初级阶段，外语学习者的语言能力较低，一般采用明晰易懂的母语解释来教授目的语文化，增强学习兴趣与动力，打好下一阶段目的文化基础。到外语学习的中级阶段，学习者的语言水平已有所提高，具备一定的交际能力，此时的目的语文化可以考虑采用目的语或双语解释的方法教授，同时使学习者在交际行为中应用和领会文化知识，这个时期的学习更偏重于采用交际语言教学模式。外语学习的高级阶段，学习者文化知识的掌握和交际能力的培养都得到较大提高，此时应注重文化教学的过程而不只是内容。随着语言水平提高，文化越是显得重要，文化教学的比重和深度也随之加大。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开设在高年级，学生此前经历了一定语言文化知识形成和积累的过程，授课教师应适当加深教学难度，将语言与文化关系深入浅出地传递给学生，提高其文化洞察能力。

　　除了根据语言的水平，阶段性地导入不同的文化教学外，高年级的语言文化课程具有一定的学习难度，因而只依靠以教师讲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和做练习，不能有效地达到预期目标。要让学生深刻地掌握每一个语言文化知识，必须让学生亲身参与到研究当中。从产生疑问到理清问题，分享研究成果，达成共识，既有效地利用了课后时间巩固专业知识又能增强严谨治学的意识，激发积极性，提高自信心。交际能力与文化素质的培养是同时并举的，将语言习得升华为符合文化环境的交际行动，还必须从理论上提高学生的认知水平。教会学生掌握基本的科研方法，利用理论加强语言文化研究的引导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训练，正如陈申在综合教学模式的应用中提到，“就某一文化专题作系统和深入的研究也是有效的语言文化教学策略之一。”②在教学中开展语言文化研究，一是教师与学生互动，教师作为学生研究的指导者，应当在研究方向、范围、方法和资料文献的查找方面提供指导帮助。二是学生与信息资料的互动，学生要超越自身文化的界限，在大量的信息资料中经过客观、科学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后考证或发现可信的结论。高年级学生中开展以调查研究为形式的学习，不是教学生如何解决问题，而是用问题来激发学生获取答案和新知识的欲望，以已有的本民族语言文化知识为基础，在相互合作、讨论中寻找出异同点，进而解答自己在学习过程中曾产生过的疑问，即让学生利用已知的知识去进一步探索未知的知识。教师还需要指导学生制定研究计划，让学生掌握有关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理论，正确引导学生科学地搜集信息、使用信息，能够在实践练习中就有用的信息对问题进行分析和比较。语言文化研究的指导，可以从指定本次文化研究报告的主题及范围开始，再提出研究的目的和需要回答的问题，需要的资料和文献，搜集文化信息资料的方法，整理归纳有用的原始资料，分析总结提出的问题。各组成员互相听取报告，最后由老师和每组成员对别组的报告情况进行点评和建议。加强文化研究的引导对研究性强的学生在撰写毕业论文时有很大的指导帮助作用。

　　3.3 不断丰富教学表现形式

　　虽然教学大纲规定的课时有限，但教师应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丰富教学的表现形式，发挥现代教育设备的作用，完善更新教学多媒体课件，将网络教育、音频视频纳入课堂，使得教学更直观，加深学生对语言对象国语言文化知识的了解。此外，还可以灵活运用座谈会形式教学，引导学生就语言与文化课题进行交流探讨，例如就某个语言与文化的理论问题用例证阐述见解，或调查分析某种语言文化现象，然后根据相关理论提出观点。

　　4 结语

　　掌握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内涵，重视语言的文化价值，减少对目的语的文化障碍，让学生在实际运用中实现顺利有效的交流沟通，恰如其分地发挥外语技能是开设泰国语言与文化关系这门课程的目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需要主动去了解学生，成为学生学习成功的组织者和推动者，不断思考以文化作为激发外语学习积极性的作用，尽最大努力积极引导和调动学生兴趣与求知欲，使学生的新旧知识顺利衔接，并探索培养学生提高自主学习能力的方法。这同时也是提高学生专业情感，提升就业竞争力的需要。这种教育指导思想应渗透于整个教学实践过程之中，不断检验和完善课堂特色教育，从而进一步提高非通用语的教学质量。

　　注释

　　① 陈原.社会语言学.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30.

　　② 陈申.语言文化教学策略研究.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2001：171.

　　参考文献

　　[1] 胡文仲.文化教学与文化研究[J].外语教学与研究，1992.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篇2

　　关键词： 语言 文化 对外汉语教学

　　一、引言

　　国外对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产生了很多较为重要的理论，如沃尔夫假说和前苏联的语言国情学，这些对我国关于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鉴于篇幅有限，本文只梳理我国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成果。

　　我国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可追溯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罗常培先生在《语言与文化》一书中，从词语的涵义方面探讨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国内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研究的滥觞。继而兴起了多种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讨论，也产生了几个流派，如“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派”，“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派”和“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流派”（束定芳，1996），以及多个学科分支，如文化语言学、社会语言学、方言语言学等。这些研究证明，文化和语言的关系错综复杂，对其的研究具有跨学科的性质，采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就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这些结论不仅不互相冲突，而且从不同的方面完善了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本文从以下两个方面来梳理已有的研究成果。

　　二、语言与文化的关系

　　（一）语言与文化的定义

　　研究语言与文化的关系，我们首先要明确何为语言，何为文化。“从语言的结构特征来看，语言是个符号系统。它是一个由音位、语素、词和词组、句子和篇章等构成的层级系统。从语言的功能特征来看，语言是个工具，是个思维的工具、交流的工具”（束定芳，1996）。关于语言的定义争议不大，但关于文化的定义历来众说纷纭，国内外有两百多种定义。季羡林先生（1995）曾指出文化的定义“最好还是不下”，同时他认为：“文化就是非常广义的，就是精神方面、物质方面，对人民有好处的，就叫做文化。”

　　（二）关于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

　　上文已提到，我国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研究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八九十年代研究成果已颇丰，进入新世纪也出现了一些较为新颖的理论。顾嘉祖（1998）曾说：“任何对语言三要素的研究与使用语言的人分离开来，脱离社会文化环境研究语言三要素，我们的研究有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语言和文化的不可分割性，这是毋庸置疑的。在这个大前提下，对于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大致有以下几种观点。

　　1.包含关系

　　这是一种较被认同的观点，也是较为折中的观点。王魁京（1993）、束定芳（1996）和杜道明（2008）都持这种观点，他们认为：“如果说文化是涉及人类生活方方面面的一个大系统的话，那么语言就是其中的一个子系统。”（杜道明，2008），“二者的概念有大小之分，有包容与被包容之分。”（杜道明，2008）“作为人类传递信息的工具――语言，它是人类文化总体的组成部分，又是人类文化的传播媒介。”（王魁京，1993）即语言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反映与工具关系

　　还有两种较为普遍的观点：语言是文化的反映，这是语言与文化的反映关系；“语言是文化的载体” （束定芳，1996），这是语言与文化的工具关系。但随着人们的认识不断深化，大家逐渐注意到这种表述并不准确。刘君涛（2000）指出：“我们不能把语言简单地看成是反映社会文化生活的一面镜子，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不可能仅仅是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杜道明（2008）则认为“语言是文化的载体”不够全面，他主张“语言是文化的凝聚体”这一说法。传统的反映和工具的关系倾向于认为文化重于语言，而刘君涛（2000）和杜道明（2008）则认识到语言也会对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语言也具有一定的主体性。语言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3.决定关系

　　戴昭铭（1996）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值得采纳。他在《文化语言学导论》中指出：“语言和文化谁产生谁，谁决定谁和谁影响谁，实际上不过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不值得、不必要也不可能求得一言以蔽之的解答。”这就提醒我们不能简单地看待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还有学者是从具体的方面来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如王魁京（1993）是从语言的各个平面研究了其与文化的关系，如语音、词汇和语法与文化的关系，这对对外汉语教学是有指导作用的。戴昭铭（1996）则从文化的各个层面和语言的关系进行了论述，他从思维、哲学、政治、宗教和文学艺术等方面探讨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一）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的重要性

　　有学者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就已经注意到了要在外语教学中重视文化教学，认为“学习语言，一方面要学习规范的语言，另一方面要学习正确地运用语言”（王钟华，1991）。进入新世纪，研究者更是从国家的战略高度讨论了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重要性，指出语言教学与文化教学相结合“是随着我国国力增强而带来的对外汉语教学事业蓬勃发展及对外汉语教学学科深入拓展，在进入21世纪后所面临的新形势、新任务、新课题”（张德鑫，2001）。由此可见，文化教学在语言教学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讨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已成为一种趋势。

　　（二）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

　　上文已经提过，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应该树立不同的文化观，换言之，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与我们文化本体研究中的文化是不同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更多地是从交际的角度、实用的角度来研究的。对此，周思源（1992）在《论对外汉语教学的文化观念》中较早地作了论述。他认为：“我们建立的文化观念归根结底要服务于教学，以是否有利于教学质量的提高为取舍标准。”如果我们把语言中包含的任何文化知识都毫无遗漏、不加取舍地传授给学生，那么“我们就会陷入处处都是文化，语言教学受到冲击的困境”。对此，张占一（1990）将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分为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所谓知识文化，指的是那种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不直接影响准确传递信息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所谓交际文化，指的是那种两个文化背景不同的人进行交际时，直接影响信息准确传递（即引起偏差和误解）的语言和非语言的文化因素”。但是这种分类的问题是内涵不够清晰，其中的“不直接影响”、“直接影响”很多时候是因人而异的，会出现一种文化知识既属于“知识文化”，又属于“交际文化”。周思源（1992）提出学生的五种需求，也就是要从学生的需求来对语言教学中的文化知识进行取舍和分类，内容比较宽泛，没有提出具体的分类标准。但其后的葛中华（1994）进行了“语言文化”与“超语言文化”的划分，“试图从一个新的视角来对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因素进行考察和研究”。此种分类完善了“交际文化”与“知识文化”的分类，也就是说这样的划分更为细致，“避免了‘交际文化’和‘知识文化’在外延上前者包容后者、在内涵上也含混不清的情形”（葛中华，1994）。同时，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我们也可以据此来进行文化大纲、文化教材的编写。

　　（三）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讨论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我们要分阶段来研究。在不同的教学阶段，语言和文化的关系是不同的。

　　张占一（1990）、王钟华（1991）和王学松（1993）等都不同程度地提到了在语言教学中要分阶段处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基本上认为在初级阶段要以语言教学为主，文化教学为辅，同时文化教学内容为“知识文化”或称为“物质文化”，如“春节、贵姓”等当中包含的礼俗文化，“四合院、紫禁城”等当中包含的建筑文化，“菜系、旗袍”中包含的饮食服饰文化，以及“京剧、唐诗”中包含的文化艺术文化都可以在初级阶段介绍给留学生。在中高级阶段要加大文化的输入，而且输入的是“交际文化”或称为“精神文化”，如中国的哲学思想文化可以在这个阶段介绍给学生，但要注意“适量”，在这个阶段也不能放松语言教学。吴仁甫和徐子亮（1996）从定量、定性的角度提出：“对外汉语教学包含基础汉语教学、交际文化教学和知识文化教学，这三种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的位置不是并列的，而是有主次之分的。基础汉语教学作为语言教学.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它是首要的。”“交际文化教学和知识文化教学也不能平均使用力量，重心应偏向于交际文化教学。”就三者的关系，作者给出了形象而贴切的比喻：“三者的关系犹如一座宝塔，基础汉语是塔基和塔座，交际文化是塔内由下而上的楼梯，而知识文化则是塔尖。”并且进一步提出基础汉语教学是“无中生有”，指在初级阶段要把语言技能方面最基本的语音、词汇语法知识教授给学生；交际文化教学是“雪中送炭”，是指把交际中常用的文化内容讲解给学生。如汉语中有时不直接拒绝某人，而是采用较为含蓄的“拒绝”的代名词：“以后再说吧。”“我们再考虑考虑。”等等，留学生了解了这种交际文化既可以听懂别人“拒绝”的意思，又可以用这些词语委婉地拒绝别人。知识文化教学是“锦上添花”，指把关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文化介绍给留学生，使他们对中国有较为全面的认识。本文认为，此项研究将语言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分析得很透彻，但这里沿用了“交际文化”、“知识文化”的分类，在概念的外延上还是有所不清。

　　这方面最新也是较为全面的研究成果是李枫（2010）的《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因素处理的阶段性划分》一文，文章中论述了文化因素分阶段处理的必要性、依据、原则和策略，比较完整。但通过这些研究成果，我们也发现，不管是以前的成果还是现在的成果，在论述方面都是从宏观的角度，或者说是从大的方面提出一些原则，研究得还不够细致和深入，这可能也与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内容驳杂有关。因此，我们应继续加大分阶段研究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力度，将研究引入更深、更细的方向，完善对外汉语教学。

　　四、结语

　　综上所述，本文将我国对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的研究进行了梳理，分析了语言和文化关系的几种代表性的观点，如包含关系、反映和工具的关系、决定关系，以及它们各自各个层面之间的关系，使我们认识到应该从多角度来研究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不应将两者的关系绝对化和单一化。进而梳理了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重要性，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文化，以及汉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从这些研究成果中我们发现，这些研究都比较宏观，在以后的研究中我们要将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和文化的关系细化和量化，为教学提供有利的参考。

　　参考文献：

　　［1］陈建民.关于语言与文化研究的思考［J］.汉语学习，1992，（1）.

　　［2］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M］.北京：语文出版社，1996.

　　［3］杜道明.语言与文化关系新论［J］.中国文化研究，2008年冬之卷.

　　［4］葛中华.文化考察的新视角:语言文化与超语言文化［J］.汉语学习，1994，（3）.

　　［5］顾嘉祖.语言与文化――永恒的跨学科研究课题［J］.外语研究，1998，（4）.

　　［6］季羡林.西方不亮，东方亮――季羡林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的演讲［J］. 中国文化研究，1995（冬之卷）.

　　［7］李枫.对外汉语教学文化因素处理的阶段性划分［J］. 语言教学与研究，2010，（4）.

　　［8］刘君涛.语言与文化关系的重新认识［J］. 外语研究，2000，（1）.

　　［9］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3.

　　［10］束定芳.语言?文化?外语教学［J］.山东外语教学，1988，（2）.

　　［11］束定芳.语言与文化关系以及外语基础阶段教学中的文化导入问题［J］. 外语界，1996，（1）.

　　［12］王魁京.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与第二语言的教学［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6）.

　　［13］王钟华.建立语言与文化相结合的教学体系――关于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与文化关系问题的思考［J］. 世界汉语教学，1991，（1）.

　　［14］王学松.对外汉语教学中文化教学的层次［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3，（6）.

　　［15］吴仁甫，徐子亮.对外汉语教学中语言教学和文化教学的“位”与“量”［J］.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4）.

　　［16］张德鑫.润物细无声――论对外汉语教学与汉学［J］. 语言文字应用，2001，（1）.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篇3

　　摘 要:西方文论同语言学有着密切的联系,并直接体现语言学的内容。语言学的发展也深深影响了西方文论的发展。本文关注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发展,主要从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中阐释诗歌文本的理论,和叙事理论这两个方面的发展来研究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文学批评中的发展.

　　关键词:结构主义;索绪尔的语言学;文学批评;发展

　　[中图分类号]:G61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0)-15-0172-01

　　1.引言

　　结构主义文学批评理论的形成与发展与结构主义语言学关联紧密。结构主义是一种具有跨学科性,开创性的理论,它质疑学科研究的现状,改变学科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力图建立科学化,独立化的人文研究。“结构主义通常是指一批以法国人为主的思想家的观点,他们在本世纪50、60年代受费尔迪南一索绪尔语言理论的影响,把结构语言学的概念运用到了对社会和文化现象的研究上。” 而结构主义所强调的不是某一时期在语言学和文学批评学科领域出现的理论新变而是这些理论新变之间的关联。这些关联就是借用了索绪尔的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

　　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促使西方文学批评理论形成一股用语言学研究方法分析文学问题的批评倾向。雅各布逊、热拉尔?热奈特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出了文学批评的理论原则。人们把这些理论主张与索绪尔的语言理论联系起来,强调二者之间的关联。雅各布逊等人的理论的价值不仅在于对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的运用,还在于其理论主张对文学理论新原则的创建以及开创了文学批评研究的新学科。这些结构主义文论所阐释的理论方法与原则和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理论之间有复杂的转化和发展。本文致力于从结构主义文论的阐释诗歌文本理论,叙事理论来研究语言学理论在文学批评理论中的发展。

　　2.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阐释诗歌文本理论中的发展

　　受索绪尔语言学理论影响,运用到文学批评领域的结构主义就是要建立一种文学科学。雅各布逊用文学材料来开拓语言学的新领域,创建语言学诗学以弥补结构主义语言学的漏洞。索绪尔认为语言中任何一个要素的意义都取决于它与前后上下各要素的差异与对立,用他的话说:“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要素对立才能有它的价值。”“他们的最确切特征是,他们不是别的东西。”这一观点启发了雅各布逊对诗歌语言功能的研究。雅各布逊通过自己的研究,对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做了重要的发展,在他的《语言学与诗学》中提出了对等原则理论。

　　言语的诗歌功能就是在言语展开的线性过程中,把对等原则从具有聚合关系的选择轴投射到具有组合关系的组合轴。对等原则所生成的诗歌文本具有明显的对称、对偶,诗歌文本正是通过突出表现语音之间、韵脚之间、想象之间的相似点,使语言变得丰富复杂。索绪尔提出的符号的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与雅各布逊所描述的语言运用上的相似性与邻近性是相连的:相似性对应聚合关系,邻近性对应组合关系。雅各布逊还进一步将索绪尔的理论与传统修辞学理论联系在一起。他认为建立在相似性关系上的语言符号选择是隐喻;邻近性关系上语言符号选择是转喻;诗歌以相似性为主突出的是隐喻,而散文以邻近性为主突出的是转喻。他把隐喻和转喻看作是语言的基本运作模式,并以隐喻和转喻为基础建立诗学分析的普遍模式。

　　雅科布森通过对组合聚合关系的改变来研究文学的诗性功能。他认为诗歌语言正不具有对外部世界的指向性,而是注重语言自身。通过对语言的分析,可以揭示诗句的组织特点。这一思想在现代对现代结构主义文本分析中具有启发意义。

　　3.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在叙事理论中的发展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分析叙事,寻求叙事规则,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适用范围。但这种运用带来了叙述本身特质与结构主义理论的融合:突破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适用范围而开创了新叙事理论。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首先就是分析单元从符号向话语转换。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索绪尔确定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对共时性的语言结构主义符号系统作了要素的切分与结构的分析。索绪尔的语言理论只适用于语言的封闭系统之内,适用于它的语音层和单词层。而结构主义的叙事分析以划分叙事单元为基础。但与语言学理论以语词符号为基本单元是不同的,叙事分析中所划分单元大于语词符号。

　　结构主义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是从普罗普1928年《民间故事形态学》对民间故事深层结构的分析中开始的,以功能作为民间故事的基本单位,功能就是根据人物在情节过程中的意义而规定人物的行动。后来热奈特认为自己的研究对象是叙述话语。叙事分析都是以语言学模式为基础的,无论功能、神话素,还是陈述、话语都是大于语词符号的要素单元。他研究叙事与故事,叙事与叙述,以及故事与叙述之间的关系,所涉及的结构关系越出索绪尔语言的范围,是个体的话语结构。他所说的结构不仅依赖具体的上下文关系,而且还涉及社会生活背景。他所说的叙事分析离开了索绪尔的语言系统,进入话语世界。

　　叙事分析从语言结构发展到话语结构,适用了分析对象带来的变化。最初的叙事分析是适用的是个体性和创造性相对较弱的民间故事和神话等文本;而成熟的叙事分析适用的是个体性、创造性相对较强的现代叙事文本。叙事文本的个体性、创造性特点改变了结构主义语言理论。而结构主义语言理论运用到叙事文本研究对象从符号扩展到话语、从语言结构发展到了话语结构。

　　4.结论

　　在索绪尔语言学的影响下,结构主义文论重视对文学自身的研究,突出文学的语言意义,关注对作品语言和文学形式的研究,改变了结构主义语言学理论的原有的特点,形成了新的文学研究的基础理论。

　　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转化,它并不是直接借用语言学的模式从而失去文学批评应该有的文学审美特性。相反,它是以关注文学文本的独特性为方向的,通过阐释诗歌文本的独特性和分析叙事文本的非语言学个体性、创造性形成叙事学原理。结构主义理论从语言学到文学批评的发展过程形成了新的文学批评与研究的基础理论,它促成了文学批评的成熟与独立。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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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篇4

　　[关键词]语言习得；认知过程；社会文化环境；社会学转向

　　20世纪80年代，基于普遍语法的研究在诸多二语习得理论中受到了广泛的关注。该学派以研究人类语言习得的内在机制为其主要目标，试图解释第二语言发展的普遍规律。20世纪90年代以后，二语习得领域出现了新的研究路径，人们开始从社会文化的视角探索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如以lantolf为代表的社会文化理论(sociocultural theory)和以watson-gegeo为代表的语言社会化理论(language socializationparadigm)。这两种理论模式相辅相成，不仅体现了将语言系统复归于社会系统的认识观，同时也反映出了当下语言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趋势。本文拟从其理论基础和主要观点等方面对这两个理论模式进行简要评述。

　　一、理论基础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侧重研究学习者如何通过与社会环境的互动来发展语言认知能力，但其理论基础并不完全相同。社会文化理论基于前苏联心理学家vygotsky对儿童心理与认知发展的研究，认为语言符号具有社会属性，语言学习就是社会活动和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儿童在与社会环境的互动过程中，借助语言符号的中介作用不断重构自己的心理结构。因此，在vygotskv看来，语言学习过程就是连接社会语言和心理语言的支架，学习者则是在复杂的社会认知任务中的积极参与者。vygotsky关于调节、活动、支架和最近发展区等概念的论述形成了社会文化理论的基本内核。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lantolf为代表的一些研究者将vygotsky的理论在二语习得领域进行了不断的解读，并尝试通过实证研究的方式揭示二语学习者的自我建构过程。

　　语言社会化理论最早是由人类学研究者schieffelin和ochs提出的，后来被watson-gegeo等一批学者广泛应用于二语习得研究。根据schieffelin和ochs的研究，将语言社会化定义为儿童或初学者通过语言形式的学习实现其社会化的过程，其间包括接受相应的价值观、行为方式和社会习俗。其概念的形成可追溯到早期人类学家sapir和who等人对语言和文化关系的论述，即认为儿童在获得语言的同时亦形成了自己观察世界的视角。然而从其心理学基础看，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受到了vygotsky的学习理论影响，即强调交际活动中的语言运用在心智功能发展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另外，生态语言学的整体论思想也为语言社会化研究提供了部分理论依据，为此，学界有人主张从语言与环境的相互依存关系出发分析和研究语言，把语言的学习和社会文化的适应看作同一过程，即个体的社会化过程。

　　作为二语习得领域的两大新兴流派，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均吸收了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前者的理论来源为认知心理学，后者则主要源于语言人类学的研究；社会文化理论着眼于社会心理的互动与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语言社会化理论则把儿童对语言、文化和社会行为的学习看作三位一体的连续性的过程。

　　二、主要观点

　　在语言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背景下，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从不同侧面对语言习得现象进行了解释，两者虽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但仍不难看出其观点上的差异。根据社会文化理论，人类独特的高级认知功能需要借助语言这一辅助工具的调节才能得以发展起来。由于认知能力有限，儿童或不成熟的个体总是离不开父母、老师等他人的指导或调节，所以儿童的语言主要经历了从社会言语、自我中心言语、自我言语到内在言语的发展路径。其中，自我言语是学习者进行自我调节的一种常见形式，儿童的这种自我话语不是针对外在的谈话伙伴，而是有意或无意的自言自语。儿童常用的自我话语形式包括模仿、重复等，在交互作用中具有特殊的功能，可以作为语言发展从外部转向内部的过渡阶段。近年来的研究发现，儿童的这种自我言语对第二语言习得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随后进行的针对成人二语学习者的研究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学习者的自我言语能够帮助他们进行自我纠正，从而提高语言表达的准确程度。

　　除了调节理论和自我言语之外，社会文化理论还阐述了活动在语言交际中的作用。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将活动定义为心理发展得以实现的社会实践，包括主体、客体、行动和操作的集合。对语言习得而言，活动的意义在于为学习者提供增进语言规则内化的社会文化背景。目前，活动理论在二语发展研究中的应用包括主体性研究、词汇学习、交互活动分析等。

　　另外，社会文化理论认为，语言的作用在于协调社会互动和更高层次的心理发展之间的关系。vygotsky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为揭示二语学习者可能达到的心理表征水平提供了理论依据。最近发展区指的是儿童独立解决问题时的实际水平和教师指导下解决问题时的潜在发展水平之间的距离。kinginer从技能、支架和元语言等三个方面阐述了最近发展区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就技能习得而言，kinginer认为，就是在语言课堂中，学习者通过参与各种类型的交际活动，发展其语言使用的技能。而所谓支架就是能在最近发展区内，帮助儿童通过他人调节的方式完成原本无法独立完成的任务，获得新的知识技能的一种辅助物。kinginer提出了支架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两种途径，即rif(激发一反应一反馈)模式和ire(激发一反应一评价)模式。ellis的研究认为，支架对第二语言学习具有认知和情感两个方面的促进作用。初学者由于语言能力有限，如果缺少教师交互性的反馈，就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提高语言技能的机会。

　　与社会文化理论相似的是，语言社会化理论同样着眼于学习者语言能力的发展与社会文化环境的交互作用关系，但其关注的焦点是学习者如何在语言学习过程中实现个体的社会化。语言社会化理论认为，语言的学习并不是孤立的，而是与学习者所参与的社会交互过程密切相关。在儿童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中，许多社会文化信息，如社会习俗和规范、社会观念和价值观等都是通过语言的习得内化为学习者的知识系统的。因此，在儿童母语习得中，认知能力的建立与儿童的环境体验和社会交际密切相关，语言习得过程与儿童个体的社会化属于同一过程。由此可见，特定的社会、文化和政治环境必然会制约儿童所接触的语言形式，同时也对儿童如何使用语言产生影响。由于语言集中反映了文化，语言中蕴含的知识、规范与观念必然对掌握这种语言的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因此，句法、语义和语篇能力的习得对儿童构建其语言与文化知识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

　　基于上述思考，一些学者(watson-gegeo和neilsen，zuengler和cole等)指出，语言社会化理论不仅适用于儿童母语习得研究，而且也能解释第二语言习得现象。因为语言学是离不开特定的社会环境，各种社会、文化和政治因素直接影响所教语言的具体形式以及语言的表征方式。就课堂学习环境而言，其中蕴含的语言社会化过程也是不容忽视的。第二语言课堂虽然无法复制外界的真实社会环境，但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一种不同于母语文化的全新文化体系，有助于儿童和成人克服第二语言学习中的文化障碍，促进语言社会化的进程。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第二语言教学领域使语言、学习和认知等概念获得了新的解释。与传统的语言习得观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不再把语言看作单一、孤立、理想化的系统，而是把语言和社会文化行为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从而使二语习得研究摆脱了模块化的语言观。

　　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语言习得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两者均认为，语言与文化的习得以及认知水平的发展均取决于特定社会历史情境下的社会互动，这与过去基于普遍语法的二语习得流派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普遍语法为导向的研究剥离了语言的社会属性，着重研究语言内在的原则与参数在二语习得中的作用。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体现了人们对语言属性本质的再认识。

　　三、简要评价

　　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出现的社会学转向并不是偶然的，这与长期以来人们对语言习得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有关。从二语习得理论的发展历史来看，普遍语法学派的影响由来已久。根据chomsky的普遍语法理论(简称ug)，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有着某些共同的语言原则和尚未定值的语言参数，由于每个人的语言认知体系中都有ug知识系统，而ug体现了每个人的心脑语言机制，因而ug由一套高度抽象、高度概括的广义规则和原则构成。20世纪80-90年代的二语习得研究大都是在上述ug的框架里进行，并成为当时二语习得研究的主要流派。基于语言普遍性的观点，也有学者(如anderson，kasper等)主张把二语习得纳入认知科学的领域进行研究，认为习得一门语言意味着建立一套新的知识结构，应该在认知科学的框架内解释二语习得现象，社会文化在语言习得研究中则仅仅起着辅助l生的作用。

　　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vygotsky的认知心理学观点，因此，两者都不否认认知在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作用，但与传统的普遍语法学派和认知学派观点明显不同。语言社会化理论强调认知源于人的社会交互作用，因此，构建新的知识体系既是一个认知过程，也是一个社会过程。社会文化理论则把语言学习看作社会活动与认知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社会文化现象。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不仅展现了这一问题的多维视角，而且也是对语言习得认知过程复杂性的全新解读。

　　不过，无论是社会文化理论还是语言社会化理论，还都有一些不够完善的地方。就前者而言，有的学者指出，社会文化理论没有将语言本质作为一个系统做出深入细致的研究，难以回答一些涉及语言本体习得方面的问题。例如，二语初学者在习得英语过去式时，可能会将不规则动词(如go)误用为规则动词形式(goed)，这种不正确的用法显然是学习者错误推论的结果，单从社会文化因素的角度很难对此作出合理的解释。另外，也有学者批评说，社会文化理论的最近发展区概念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i+1”)没有本质的区别，因此很难在实际研究中确定最近发展区的内涵。针对这一点，社会文化学派的研究者解释说，最近发展区强调学习者之间的协同活动，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则涉及被动性的接受过程。lantol也曾辩护说，把最近发展区等同于krashen的可理解性语言输入完全是一个误解。不过笔者认为，人们对最近发展区概念的批评是有一定道理的，无论是在实证研究中还是在课堂教学中都难以准确把握最近发展区的边界，这也使得人们把对krashen的批评指向了社会文化理论。

　　作为一个新兴的流派，语言社会化理论也存在概念解释不清的问题。就语言社会化这一概念本身而言，大多数研究者依然沿用schieffelin和ochs在人类学早期研究中所下的定义。其实，正如zuengler和cole所指出的那样，这一定义并没有揭示语言社会化概念所蕴含的深层含义。从广义上说，语言社会化是一个伴随人们终身的过程，不是仅限于儿童时期。因此，学者们在把语言社会化概念引入二语习得研究时，应该对其涉及的各种关系和因素进行明确界定，否则，就会由于概念的模糊而导致实证研究的解释力被削弱。其次，二语习得领域的语言社会化研究起步较晚，许多基础性的研究比较薄弱，这一点也得到了语言社会化研究者(如watson-gegeo和neilsen)的承认。另外，从研究方法来说，语言社会化研究不仅需要对学习者的语料进行微观的分析，发现语言认知的细微变化，而且还要研究宏观的社会文化结构对语言认知的影响。而如何将这两方面的影响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是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难题。

　　四、结语

　　二语习得研究的社会学转向，说明这一领域的研究越来越明显地呈现出多学科融合的趋势。虽然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对二语习得作出的解释不尽相同，但其遵循的路线是一致的，即从社会情景互动的视角考察语言习得的认知过程，为认识二语习得的过程和规律提供新的视角。同时这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教学方面的启示。例如，教师可以根据社会文化理论对支架概念的论述，在课堂中组织合作学习，开展同伴互评作文等。同样，我们也可以把语言社会化的概念引入课堂，通过分析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的课堂交际，发现课堂话语所蕴含的认知价值倾向，进而帮助学生更加有效地实现第二语言的社会化。因此，在社会学转向的背景下如何将社会文化理论和语言社会化理论应用于课堂实践，是二语习得研究者和语言教师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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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篇5

　　关键词:文化能力;语言文化;教学理念;课程体系

　　1文化能力导向问题的提出

　　最新的《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年)指出:大学英语教学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教学目标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特别是听说能力,使他们在今后学习、工作和社会交往中能用英语有效地进行交际,同时增强其自主学习能力,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以适应我国社会发展和国际交流的需要。

　　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三种理念和导向:(1)语言知识导向。在1999年以前,受传统语言学思想的影响,大学英语注重语言知识的教学,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语言基础和良好的语言学习方法。(2)语言技能导向。1999年的《大学英语教学大纲》将各种语言应用能力的培养分为两个层次,即培养学生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和一定的听、说、写、译能力,提高了对学生写、说能力(即主动输出信息的能力)的要求。(3)语言交际能力导向。进入21世纪以后,在社会语言学理论指导下,大学英语教学强调建立在语言技能基础之上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要求学生具备综合性语言能力和文化素养,适应跨文化交际的需要。

　　上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兴起的文化研究思潮对语言学理论产生重大影响,语言学研究的主流已逐渐从20世纪中叶兴起的社会范式转向了人类中心范式,语言学、文化学、交际学、教育学、社会语言学、跨文化交际学、心理语言学、教育心理学、教学论等学科理论对“人的语言”进行综合性研究,提出了“语言文化”和“文化能力”等概念,并对语言与文化能力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考察。语言学研究的这种态势,正在或者将会给大学英语教学带来一种崭新的理念和导向——文化能力导向。

　　2语言文化教学理念与文化能力教学导向

　　语言文化学者把语言看成文化的第一要素,是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张维鼎认为,语言显然是人最重要的文化环境,人们所讲的母语往往成为人们认知和接受外部世界的思维方式。就因为这样,语言还决定了人的感知、感情、思维意识甚至无意识的基本格局。同时也决定了人的文化心态。语言同时也就成了人们维系人际社会关系、人与自然关系的纽带。从这个意义而言,语言既是文化发展的媒介,又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最核心、最具影响力的部分。总之,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深层构建机制。

　　语言文化理论揭示了语言在文化系统中的双重特性:一是文化的一般本质属性,语言即为一个文化世界;二是语言的文化工具属性,它推动其他文化的产生,并记载和传承其他文化。

　　传统的语言教学理念只承认语言的载体、工具地位,在很大程度上上忽视了语言的民族文化属性。国内学者指出:“在外语教学中语言常被人们仅仅看作是‘人们利用它来相互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的‘工具、武器’。这种‘工具论’的烙印在实践中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导到只集中在语言系统本身,研究其内在规律,培养、训练对这些规律的机能和自动化的熟巧。应当说这种作法是完全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不能丝毫放松的。但是,人们忽视了语言作为特殊的社会现象还有其特殊的人文和民族文化的背景一面。交际的阻碍不仪来自语言的熟巧,可能更多的是来自异语言文化的差异。所以,外语的教学与研究既要有‘工具论’,又不忘记民族‘文化观’(夏雨,1994)”。

　　由对语言文化本质的考察,国内研究者们开始关注语言教学与语言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文化能力之间的关系,为全球化背景下的语言教学寻找新的思想养料,初步形成了语言文化教学观念。这种观念视外语教学为文化教学,认为外语教学的任务不仅仅只是传授语言知识、培养听说读写能力,还必须引导学生养成文化能力。

　　在信息化社会和全球化语境下,语言能力是个体或人类运用语言知识进行交际的本领,它是文化能力的重要成分,同时又是形成文化能力的基础。在语言教学中,学生对本民族文化和目的文化进行鉴别、继承、批判和创新的能力,既需要运用语言来思维,更要通过语言在一定的社会关系状态下开展交际,面对不同文化的差异与冲突,实现文化的价值融合。所以,大学英语教学未来的目标应该是在学生已经具备一定的语言知识、文化知识和语言技能的基础上着力培养学生的文化能力。

　　3大学英语文化能力教学体系的建构

　　3.1理顺大学英语文化能力教学体系中的几种关系

　　构建文化能力教学体系,首先需要母语教学调整理念和目标,注重传授本民族的文化知识,培养学生的文化自觉意识、发现和接受文化差异的能力,因为学生在母语学习中养成的思维定势和文化定势对第二语言教学中目的文化的学习有着重要的影响。另外,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的过程,在整体上是从培养学生的文化知识素养转变为培养文化能力的过程。因此,在构建文化能力教学体系时需解决好以下几种关系:

　　(1)基础英语教学与高等英语教学的关系。以文化能力为导向的英语教学,势必要求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即掌握扎实的语言知识和双文化(母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知识,并具备初步的听说读写技能,而不能把这些基础性的教学任务推向大学教育阶段。

　　(2)大学英语教学与历史文化知识教学的关系。在高等教育阶段,通过通开课、选修课、学术讲座等形式,不分学科专业地开设人文课程,进一步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增强其文化差异的认识能力和接受能力,这是大学英语文化能力教学体系建立的根基。事实上英语教学也不可能把大学人文教育的全部任务承担下来,而应该是立足于学生丰厚的文化底蕴来培养其多元文化的理解能力、接受能力和适应能力。

　　(3)教师与学生的关系。在文化能力导向下,教师成为学生的文化导师,学生成为文化知识的自觉学习者和文化能力的培养主体,教、学双方的关系将会发生实质性变化。作为文化导师,教师的主要任务应该集中在引导和培养学生发现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上面,根据学生个性化的学习需求制定教学方案。

　　3.2重建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和内容体系

　　《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2007年)提出的教学目标主要是培养学生的英语综合应用能力,以英语语言知识与应用技能、跨文化交际和学习策略为主要内容。文化能力导向要求改变现有的以语言能力为导向的教学制度,把大学英语教学的目标定位为培养学生的文化能力,以文化比较、文化批评、文化鉴赏为主要内容,全面提升大学英语教学体系的层级,朝着更符合时代特征、人的发展要求的方向改革。

　　(1)文化比较教学就是通过引导学生对不同文化间的比较分析,发现和认识文化差异、文化冲突和文化的互补性、可共享性,尊重并接受不同文化。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篇6

　　关键词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语言 思维

　　中图分类号：H0-05 文献标识码：A

　　0引言

　　本文介绍了“萨丕尔-沃夫”假说的理论框架，列举了一些用于测试该理论的实验，阐述了对此假说的反对观点以及由此产生的修正——“萨丕尔-沃夫”假说的弱化版本，认为语言与思维应是处于互相影响的状态，而不是由一方来决定另一方。

　　1“萨丕尔-沃夫”假说的起源

　　“萨丕尔-沃夫”假说简介“萨丕尔-沃夫”假说（SWH），又称沃夫氏假说，是由B.L.Whorf（1897-1941）根据他的老师E.Sapir（1884-1939）的语言学观点提出的。沃夫认为，只有建立在自然语言语义和结构相似性的基础上，人类的知识才能实现相通性。不同语言会引导人们作出不同的决定。

　　本文从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这一角度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进行了论述。一方面，弱式假说所提出的语言决定思维、信念、态度等在一定程度上正确阐述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而另一方面，由于强式假说过分强点了语言对思维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思维对语言的影响作用，因而也具有许多不足之处。

　　2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提出了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论。一方面，弱式假说所提出的语言决定思维、信念、态度等在一定程度上正确阐述了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而另一方面，由于强式假说过分强点了语言对思维的决定作用，而忽视了思维对语言的影响作用，因而也具有许多不足之处。

　　3语言与思维、文化关系研究

　　有学者认为语言相对论思想的胚胎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孕育了。13世纪，英国思想家罗杰·培根（Roger Bacon）在对古希腊语、古罗马语和希伯来语进行比较研究后发现，人们对某些熟悉的词语的长期使用使得他们头脑中所形成 的概念与事物的真实情况之间产生了很大的反差。在他看来“虽然我们认为是我们在支配自己的语词，但实际上是我们被这些语词所占有和支配。语词对聪明人的智慧的影响是巨大的，它们最容易搅乱和歪曲他的判断”。他的这一思想被看作是现代语言相对论思想的基本观点。18世纪初，意大利哲学家维科（G.B.Vico）在对语言、文化、思维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后提出“文化相对论”（cultural relativity），他的研究表明不同文化的成员对同样的人和事物看法是不同的。他认为各个民族的心头词汇（mental vocabulary）是相同的，但所选用的语言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社会环境的不同而产生很大的差异。在他看来，地域、社会或历史的差异有多少种，习俗文化就有多少种；习俗文化有多少种，语言就有多少种。

　　4结语

　　在语言与思维、文化关系研究上需要明确的是，语言相对论只是一种语言理论或假说， 不能用于评判语言的优劣。正确认识语言和思维、文化之间的关系，能促使人们深刻认识和反省有的人所倡导的本民族中心主义，“语言优劣论”， 以“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态度，以开放的心胸理解其他民族的语言与文化，接受语言文化的多元性，达到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理解。也正如沃尔夫所言：“欧洲语言及思维习惯处于显赫地位，也是经济和历史原因所致……但据此声称这些语言代表了某种优越性，则是毫无根据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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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语言与文化关系论文篇7

　　关键词：传统文化景观；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生态设计；进展与展望

　　一、问题提出与研究背景

　　传统文化景观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记忆，是人类文化景观的共同遗产。在当今现代化、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浪潮下，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呈现出高度破碎化、孤岛化和边缘化的特点。传统与现代的冲突威胁到传统文化景观的保护与传承。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研究就是立足于地方性的人文生态系统和文化景观空间的特征与模式，充分发挥传统文化的适应性和语言的逻辑性，探索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保护与传承的全新途径。

　　1.环境景观的人文化与生态化：文化是人类适应、保护和营造环境的工具

　　作为人居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艺术和生态已经成为景观建设与发展中不可分割的三个基本特征。风景园林师作为土地的守望者、资源的守护者和景观环境的营造者，是有效协调人地作用机理与从事生态规划设计的主体之一。面对机遇与挑战，罗德岛设计学院教授玛格丽特-麦克埃文（Mar—garet McAvin，1990）认为生态与环境破坏是工业化时代的突出问题，生态文明是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社会文化的标志。生态文明建设是在我国快速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提出的国家发展战略。文化文明与生态文明是风景园林适应国家发展战略的时代性目标与途径。

　　2.景观空间的破碎化与孤岛化：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困境

　　伴随着大开发与建设，资源保护与利用、土地开发与建设、生态保护与恢复、文化保护与传承等成为发展过程中需要大量面对的实际问题。原本是传统文化突出的很多地区又是今天我国现代化和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传统”与“现代”矛盾极为突出，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呈现出高度“破碎化”、“孤岛化”和“边缘化”特质。在此过程中风景园林承担起了国家发展所赋予的时代责任，开展了大量开创性的关于城乡发展与生态建设、保护、恢复等科学研究和社会实践，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因此，探索“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及形成机理”成为解决传统地域文化景观保护与传承的重要基础。

　　3.生态设计的图式化与语言化：传统文化景观空间解读、保护与传承的体系

　　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是人运用景观的语言在自然与文化之间营造和谐健康环境的过程和途径。因此，“景观的语言”应是风景园林最基本也是最核心的理论。其中，“景观生态化设计与生态设计语言”成为该理论体系重要的组成部分。“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就是试图在自然生态景观及过程、文化景观及人文过程、网络化与网络格局典型研究的基础上，以空间组合图式为表达形式，构建起以生态过程为依据，由景观要素、景观空间单元、景观空间组合依次耦合叠置所形成的具有尺度、秩序、语法、意义等功能的生态景观形成过程与规律。“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就是以传统文化地域为典型，研究传统地域文化景观在人文和文化过程的作用下，文化景观要素、文化景观空间单元在尺度、秩序机理下依次耦合形成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过程、机理、形态和空间组合规律。

　　二、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进展

　　1.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系统规划设计成为近年来发展最快的学科领域之一

　　在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历史过程中，生态规划设计由偏重于自然的设计，走向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系统的设计，以及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规划设计，生态规划设计的内涵不断将文化因素和技术因素纳入到生态规划设计方法体系中，推动了生态规划设计学科的长足发展。

　　（1）以自然生态研究为核心的景观适宜性评价研究

　　景观适宜性评价方法研究可以追溯到19世纪早期，拉尔夫·艾默生（Ralph Emerson）、佛里德里克·奥姆斯特德（Frederick Olmsted）、乔治·马什（George Marsh）、沃伦·曼宁（Warren Manning）、帕特里克·格迪斯（Patrick Geddes）等人为早期偏重于自然生态研究的景观适宜性评价方法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初，在资源管理研究的持续压力下，景观适宜性方法吸收了现代系统理论、环境保护主义、文化景观理论和现代技术发展成果，形成了以“优化技术”为核心的景观适宜性评价方法Ⅱ，该阶段主要以安格斯·希尔斯（Angus Hill）、菲利普·刘易斯（Philip Lewis）、理查德·托斯（Richard Toth）、佛里德里克·斯坦纳（Frederick Steiner）、卡尔·斯坦尼兹（Carl Steinitz）、伊恩·麦克哈格（Ian Mcharg）、约翰·莱尔（John Lyle）、朱利安-法布士（Julius Fabos）等为代表。

　　（2）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方法成为快速发展的领域

　　此后人文与文化成为生态规划设计的重要趋势之一，形成了应用人文生态学方法（佛里德里克·斯坦纳（Frederick Steiner）、朱利安·斯德维特（Julian Steward）、鲁克曼（F.Lukerman）等）以及景观价值与感知研究（肯尼斯·卡瑞克（Kenneth Craik）、伯顿·林顿（Burton Linton）、威廉姆·萨菲（WilliamShafer）、埃文·朱比（Ervin Zube）和斯蒂芬·卡普兰（Stephen Kaplan）等），将人的价值观、行为心理、文化人类学纳入到生态规划设计的发展体系中，形成重要的发展阶段。

　　（3）新兴分支学科的发展，逐步建立起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研究体系

　　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尤金·奥德姆（Euqene Odum）、布兰达·李（Brenda Lee）、安格斯·希尔斯（Angus Hills）等）和应用景观生态学方法（莫妮卡·特纳（Monica Tuner）、理查德·福尔曼（RichardForman）、米歇尔·戈登（Michel Godron）等）的发展推动了整体人文生态系统的研究。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立足于景观的垂直结构与功能系统，探讨人类对自然的影响和自然对此做出的回应，通过生态系统能力、目标和行为评价，探讨人类制度因素，以实现对生态系统的有效管理。应用景观生态学则立足于景观空间在水平方向的结构与功能，探讨自然与人文过程对景观格局、景观功能的影响，将景观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的系统和在空间上的综合镶嵌体，它有助于通过生态完整性的最大化和土地退化的最小化实现生态规划设计的目标。

　　2.“景观的语言”与“图式语言”成为风景园林学的学科前沿

　　在生态规划设计中，人与自然界相互作用的关系一直是生态规划设计力图认识、协调和解决的核心关系，经历了自然决定论、相互作用论和文化适应论三个发展阶段，文化适应成为场所构建、可持续设计、景观再生等领域的现代生态规划设计的时代特征。

　　（1）生态规划设计的概念、内涵和核心基础理论的研究与拓展

　　Sim Van Der Ryn（2007）认为生态设计具有五个基本特征：由地方性衍生的设计方法和途径、生态帐户的设计、设计结合自然、每个人都是设计师以及使自然本质性的设计。生态规划设计是设计师在深入了解我们周围世界的基础上营造出具有生态本质及其内在联系的景观与环境，是被用来改造自然景观的文化工具（Frederick Steiner，2002）。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伯顿·立顿（Burton Litton，1990）教授认为：在面对生态规划设计自然一文化复合系统复杂性的时候，规划设计需要超越经验之上的更加科学的方法并因此产生较好的实践价值。生态规划是“在时间和规律综合作用下的关于自然、生活、过程一体化的方法体系”（Ian McHarg，1997），也可以视为“对人类土地利用形成显著机会的同时所形成的制约条件”（Frederick Steiner，1990）；生态设计定义为“在生态规划基础上的形态设计，它需要设计师的视觉形象以及对图形富有创造性的技巧”（Ian McHarg，1997）。詹姆斯·卡尔（James Karr，2004）认为“健康性与整体性（Integrity and Health）、系统与尺度（System and Scale）、景观与语境（Landscape and Context）”等14组生态概念是风景园林规划设计最重要的生态概念，从而建立起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体系。

　　（2）生态规划设计方法及新技术、新理论的引入与发展

　　在生态规划设计学科发展的不同时期，生态规划设计的方法也不同，但方法的发展是连续的，随着社会、经济、制度以及技术的变革而不断完善和发展，从而揭示出不同时期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特点、优势和不足，以及该方法的发展演变过程，成为指导、学习和应用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重要研究领域。该领域研究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福斯特·卢必升（Forster Ndubisi，2002）完成的《生态规划——历史与综合比较》。该研究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研究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发展、演变和比较分析，从而建立起生态规划设计方法的全方位透视。随着人地矛盾的加剧和可持续发展的紧迫性日益加剧，文化过程和现代技术应用已成为现代风景园林规划设计的重要特征和发展趋势。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应用人文生态学派（人文生态系统设计：John Lyle，1985）、应用生态系统生态学派（可持续设计与可再生设计：John Lyle，1999）、应用景观生态学派（整体人文生态系统设计：Zev Naveh，2000）都成为现代技术和文化过程研究的典型代表，成为推动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重要动力。

　　（3）“景观的语言”与场地景观设计的语言体系研究

　　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在1998年出版的《景观的语言》（The Languageof Landscape）成为该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同时也开辟了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新的研究途径。景观的语言立足风景园林规划设计（Landscape Architecture）、景观（Landscape）、景观评价（Landscape Assement）和人文生态（Human Ecology）四个关键环节，探讨景观构成的修正（Modifica—tion）、一致（Agreement）、对应（Correspondence）、从属（Subordination）、协调（Coordination）等语言规律，研究景观语言的基本构成（景观语汇）、景观要素的秩序（空间组织）、塑造上下文关系（景观的环境）、环境（上下文）的法则（景观语法）和景观语言的应用（语用学、诗学和辩证法）。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以The Mill Creek社区为例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和MIT开展了长期的规划设计实践研究与教学探讨。与此同时，温彻·德拉穆斯塔德（Wenche Dramstad，1996）等人提出了55条景观生态规划的法则、概念及生态设计关于斑块、边界（界线）、廊道（连通性）和镶嵌体的图式语言。理查德·杜比（Richard Dube，1997）尝试性通过草图、照片、结构分析和美学特质等方面研究了48种自然景观图式，并就每种图式进行变形以适应具体空间规划设计的需要。西蒙·拜尔（Simon Bell，1999）教授研究了图式（Pattern）的含义和感知图式的方式与途径，探讨地形图式、生态图式和人文图式等图式形式。罗曼·布什（Norman K.Booth，2012）针对性研究风景园林场地空间的要素、空间构成的基本形态、特征、景观利用、功能耦合的过程和设计语汇，形成场地设计的导则，成为风景园林设计的重要理论与方法基础。

　　3.借鉴国外研究进展和成果，国内“景观的语言”研究呈起步态势

　　（1）对西方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大师设计语言的研究

　　从园林历史和设计的角度，研究1920—1970年间北欧有代表性的园林设计师的作品；运用语言学研究方法，探讨北欧现代主义富有地域性与艺术品质特征的设计语言生成基础和原因（蒙小英，2006）。在欧洲现代主义园林设计的发展和设计语言的量化与生成研究中，万艳华（2007）等人研究亚历山大的“模式语言”，探讨既延续传统地方特色，又适应当代社会需求的历史文化村镇保护规划体系。芬兰建筑大师阿尔瓦·阿尔托在处理建筑与环境的对话和建筑向自然的延伸中，形成了对欧洲风景园林设计师产生重要影响的独特设计语言（蒙小英，2008）。丹麦现代主义园林大师C·索伦森从丹麦本土景观和历史元素中提炼设计词汇，创造了以圆和椭圆为代表的几何景观的特征词汇，形成了秩序、时态、建筑化的方法和构成的构图句法规则，它们既是索伦森个人的景观语言，也是丹麦现代主义园林的景观语言（蒙小英，2010）。

　　（2）“景观的语言”的理论与方法体系研究

　　景观语言的研究起源于将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教授《景观的语言》的引入，讨论景观语言的语法和修辞手法（卜菁华，2003），并开展景观语言符号的研究，探讨符号的意义、生成机制、传达机制、主题类型、作品类型与表达方式，揭示语言化机制，为景观创作提供依据，并提出景观语言的交际性、符号性和社会性三大基本属性以及景观语言的语音、语义和语法三要素（陈圣浩，2007；邱冰，2010）；其次是对风景园林设计语言从地域性角度进行分析和研究，探讨风景园林实践中景观的地域性特征（王向荣，2002；林菁，2005；肖辉，2008；王浩，2009；王云才，2009）。研究风景园林设计语言和地域性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风景园林地域性的构成体系，特别是自然和人文在地域性特征中的实质性影响。再者就是景观图式语言的研究（王绍增，2006；吴洪德，2007），探讨图式的特点、图式的转换和图式构成。其中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是近年来作者开展的重点研究领域（王云才，2011）。

　　（3）景观生态化设计的图式语言及其应用体系研究

　　景观生态化设计需要一个完整的生态设计语言来指导生态规划设计，并构成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范式和框架。景观要素、景观空间单元、基本组合与空间格局以及生态过程作为生态设计语言的基本构成，以生态过程为内在连接规律，将生态规划设计的自然景观图式、文化景观图式、网络化图式等连接为一个具有整体性、完整性、动态性特征的整体性景观（王云才，2010）。其中文化景观形成了以建筑与聚落、土地利用肌理、水利用方式、地方性群落文化和居住模式5个方面为解读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核心环节，在通过分析江南水乡、皖南徽州、广东珠三角和中原河南传统地域文化景观对比的基础上，揭示传统地域文化景观的代表性图式语言，并以江南生态园林规划设计为例，探讨风景园林地方性设计和整体人文生态系统设计的关键途径（王云才，2009）。

　　三、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存在的问题与突破

　　1.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存在的问题

　　从国内外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和景观生态规划设计的理论与实践发展来看，景观的语言研究不足和景观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研究的缺失已成为风景园林学科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之一。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1）风景园林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研究不足，缺乏基本理论与方法

　　生态规划设计必须是依据生态学原理、理论和方法，在对生态过程和生态关系分析的基础上，运用风景园林学科独特的“人居环境”观、风景园林理论和规划设计方法，营造基于资源保护、景观保护和人地协调的可持续景观。近年来，生态规划设计的理论与方法不断发展，风景园林已经强烈地认识和感受到自然与人文的重要性，也接受生态规划设计是当今设计师最基本的概念和法则，但依旧缺乏对生态规划设计的基本方法和理论的研究，“生态”依旧困扰风景园林规划设计，始终处在没有依托、没有切人点和没有抓手的状态。

　　（2）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规划设计系统理论与方法研究不足

　　文化景观是自然一人文相互作用的历史景观，是揭示一个阶段人文生态空间演变的代表性景观类型。传统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空间更是这些代表性空间的典型，它凝聚着历史过程中的人一地协调统一的人文生态过程。由于对人文生态空间的类型、质量、空间组织等缺乏系统的研究，使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空间规划设计缺乏系统的理论与方法研究，只能局限性地开展孤立、零星的个案化研究与实践。“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及形成机理”试图立足土地利用、资源保护、文化调适、视觉体验等，认识独特环境中的文化景观，掌握环境中的文化进程，研究其基本构成、形态特点和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

　　（3）传统文化景观整体性保护的实证研究不足，缺乏相应的依据和范式

　　文化景观是区域性的和地方性的。长期以来，在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冲击下，文化景观保护片面地集中在风貌建筑、村落核心区、风景地段、历史街区、特定的文化景观区等局部空间的保护上，由于缺乏整体性的保护依据和可借鉴的范式，客观上形成了一系列文化景观空间保护的政策与景观“孤岛”和“人工盆景”。立足于中尺度空间的“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及形成机理”就是试图通过地方性文化景观与人文生态空间的类型、形态和内在过程的研究，探讨地方性文化景观空间耦合过程与形成机理，将过程和空间形态统一在传统文化景观的整体性保护过程中。

　　2.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研究的突破点

　　（1）以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为对象，突破生态规划设计理论与应用的制约瓶颈

　　长期以来，风景园林在艺术与生态、花园与区域之间探索发展，形成了现今多元化的发展方向和格局。自然与文化的交织是风景园林发展的源泉，但风景园林并没有从这一源泉获得内在的发展。安妮·斯派恩（Anne Spirn，1998）认为：这正是由于景观设计语言的缺失所造成的结果。单一的建筑语言和纯粹的生态语言对风景园林来说都是不充分的。以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为典型，“图式语言与形成机理”尝试性探讨风景园林独特的视点、方法、模式以及风景园林能够表现的事物和对象。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就是探索风景园林生态规划设计理论与实践中的关键问题，试图探索突破生态规划设计发展瓶颈的途径。

　　（2）研究文化景观空间耦合的基本过程和规律，探索规划设计语言的基本图式

　　研究生态设计语言，建立生态设计的语言图式，是基于以下四个重要议题：①生态规划设计成为解决土地与景观环境等问题的重要途径；以土地为核心的生态系统在自然生态与人文生态之间建立起一体化的途径和媒介，是生态设计语言描述的核心对象。②多学科理论引入风景园林、生态学富有成果的发展、人类文化的多元性以及大胆的尝试和多样化途径有助于营造自然与人类共同繁荣的土地空间。③传统文化景观空间是自然与人文相互作用的历史过程产物，通过传统文化景观空间探讨景观生态化设计图式语言的基本图式，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以传统文化景观空间为核心，以多学科发展为基础，以空间生态格局为框架有助于奠定景观生态规划设计语言的基本范式。

　　（3）通过图式语言体系构建，形成有效保护和传承文化景观的设计方法

　　文化景观的语言是由人一地作用过程中不断认识、利用和改造自然而形成的描述文化景观的基本要素、文化基本单元空间和具有文化群体性特征的空间组合构成。传统文化景观空间的图式语言就是通过揭示图式的基本构成、典型图式和空间组织过程，通过对自然的模仿和文化的传承，依据独特的空间肌理过程将不同的景观要素、典型的空间组合进行耦合，形成文化与人文生态规律、生态特点和生态空间形态统一的有机景观。图式语言是生态景观表达的基本语汇，是生态设计的基础。图式语言及空间形成机理研究能够形成有效的生态规划设计方法和途径，同时也是生态规划设计的切入点和抓手。

　　四、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理论体系与框架

　　1.传统文化景观空间图式语言的理论体系

　　（1）“景观的语言”与“图式语言”理论

　　“景观是语言”的结论来自于景观规划设计最核心的工作领域，在由花园到区域的多层次规划设计中，景观规划设计都在尝试着进行充实功能和表达思想的艺术化塑造过程。在我国，景观语言研究正逐步起步，但缺乏对系统全面的研究。景观的语言理论将景观语言的基本构成概括为以下几个部分：①景观语汇。景观语言的构成是由景观的要素和景观独立的基本空间单元构成，以及由这些单元组合形成的空间基本格局。“land”的含义是指空间场所和生活在其中的人，因此景观的语言就是将场所及生活在其中的人连接起来的动态纽带。景观要素主要包括自然景观要素和人文景观要素。它包括了地形、地貌、土壤、水体、岩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