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连 ｜《金瓶梅》的非道德典型观

　　之书。

　　刘备与曹操是《三国演义》的两个主要人物，也可以说是罗贯中以传统道德为标准 塑造出来的正反两个典型。

　　三国故事褒刘贬曹的倾向早已形成，并不是偶然的，它代表 了人心的向背。刘备有一段著名的话：

　　「今与我水火相敌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曹相反，事乃可成。」[3]

　　仁与暴，是罗贯中赋予 刘备和曹操的基本性格，也是这两个艺术典型最吸引人的地方。

　　仁的核心是「爱人」， 互爱互利，互相扶助。它既是衡量一般人的道德准则，也是衡量统治者个人行为和质量 的最高道德标准，是区分明君和昏君、

　　清官和贪官的根本原则。

　　封建统治者要获得好名 声，得到人民的拥护，就必须「爱人」，爱百姓。就是那些并不爱民的暴君，为了维系 自己的统治，也总是挂起「仁」的招

　　牌，笼络人心。

　　虽然历史 上真正仁慈爱民的君主不 多，但人民希望看到仁君的热情和理想却从来没有消失过。 刘备这样的明君圣主形象， 正是适应这种心理需要

　　才产生的。

　　当然，罗贯中对刘备性格的设计并非凭空杜撰，他有 一定的历史根据，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艺术上的再创造，赋予他更加鲜明突出的性格特 征，这才

　　形成宽仁爱民、礼贤下士的明君形象。

　　刘备虽然有一个高贵显赫的出身，系「中 山靖王之后，汉景帝阁下玄孙」，但早已家道败落，沦为一个家道贫寒，祇以「贩履织 席为业」的小民，尝

　　过下层生活的酸辛。

　　这使他比那些出身高门士族的人更容易体谅到 百姓们的痛苦。桃园结义时，他就立下「下安黎庶」的宏愿。

　　做安喜县尉时，「署县事 一月，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新野百姓对他的亲民政治大加讴歌：「新野牧，刘 皇叔，自到此，民丰足。」

　　刘备的亲民爱民，不仅因为他来自下层社会，与平民百姓有 着天然的、朴素的感情，而是还有更深刻的哲学思想作基础，这就是孟子的人本思想。

　　撤离新野时，成千上万的新野百姓要随军而去，众将劝刘备「不如暂弃百姓，先行为上」， 备泣曰：「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今人归我，何以弃之？」[4]

　　以人为本，这是任何一个明 智的统治者都应该认识到的，作为一个没有多少资本的有志图王者，刘备祇有赢得人民 的拥护和支持，才有可能立住阵

　　地。

　　他确实这样做了，而且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前往江 陵的路上，各地百姓「多有乘乱逃出城来，跟玄德而去」。 直到他最后入蜀，蜀中百姓 「扶老携

　　幼，满路瞻望，焚香礼拜」。

　　十九回写刘安杀妻款待刘备，三十一回写土人在刘 备危难时向他奉献羊酒，是从另一角度深刻表现刘备与人民的关系，揭示人民与刘备「祸 福共之」

　　的深厚感情。

　　对民如此，对待自己的部将下属，刘备同样诚笃宽厚，仁德为怀。

　　无论结拜兄弟关羽、张飞，还是文臣武将诸葛、赵云，刘备都能「知人善任」，「甚相敬爱」，信而不疑，以德感人，充分表现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

　　三顾茅庐，写他的求贤 若渴；诸葛亮出山后，刘备委以重任；最感人的是白帝城托孤，他竟然以社稷相托，君 臣肝胆相照，感人泪下。

　　徐庶初至，为刘备相的卢马，云此马「妨主」，劝他「意中有 仇怨之人，可将此马赐之；待妨过了此人，然后乘之，自然无事。」刘备闻言变色：「仁初

　　至此，不教吾以正道，便教作利己妨人之事，备不敢闻教。」 [5] 使徐庶方信刘备果然 「公 德及人」。

　　当徐庶母为曹操所执，徐庶不得不辞归时，有人密谓刘备留住徐庶万勿放去， 以激曹操「斩其母」，这样才会使徐庶死心踏地为报母仇而「力攻操」。

　　刘备严辞拒之 曰： 「不可！ 使人杀其母，而吾用其子，不仁也； 留之不使去， 以绝其子母之道，不义 也。 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 」

　　（第三十六回）

　　这与曹操、 袁绍之流妒才杀人的行为 是多么强烈的对照！

　　当然，作为一个封建君主，尤其是作为一个 正在发展自我势力的封 建霸主，刘备的这些仁慈行为里包含着重要的政治因素，甚至 被 作者过分夸大，

　　「欲显 刘备之长厚而似伪」[6]，某些情节给人以虚假之感。 但仁慈（即 使有某些虚假成分）总比残 暴对人民有好处。

　　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价值标准，决定了人们还是 更喜欢仁慈，更热爱具 有仁慈道德的艺术形象。 这正是刘备形象魅力之所在。

　　与刘备的宽仁厚德的贤君圣主形象相反，曹操是一个残酷暴戾的政治家典型。曹操 也有一段大胆的自白： 「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7]

　　他正是在这一极端利己 主义处世哲学指导下行事的。 他为人凶残至极，恩将仇报地杀死 吕伯奢全家是一个典型 的例子。

　　为报父仇，他下令大军洗荡徐州，「但得城池，将城中 百姓，尽行屠戮，以雪 父仇。 」[8]而且发掘坟墓，进行掠夺。 这与刘备的携民渡江之举实在

　　是天壤之别！

　　祇要发 现有人「负我」，他无不加以残害。 董承等五人因衣带诏败露，不仅全家老小七百余人 被处斩，连身为贵妃怀孕五个月的董承之妹都不能幸免。

　　帝乞告「望丞相见怜」，伏皇 后也告曰： 「贬之冷宫，待分娩了，杀之未迟。 」

　　曹操恶狠狠地说： 「欲留此逆种，为 母报仇乎？ 」[9] 硬是叱武士牵出，勒死于宫门外。

　　曹操招降刘琮后，不但一反保奏刘琮永 镇荆襄的诺言，反而派人杀了刘琮母子。

　　总之，曹操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狼心之徒」， 凶残肆虐的暴君。

　　此外，曹操还集中了封建统治者其他恶德： 奸诈、险恶、猜疑、诡谲。 如从小就能诈作中风之状，欺骗父亲，中伤叔父； 杀粮官王垕以息众怨； 割

　　发代首等。

　　他还妒才害才，史载他「诸将计划有胜出己者，随以法诛之」[10]。杀孔融、杨修、华佗， 赐死荀彧等，都是很好的例子。

　　除了曹操之外，《三国演义》还谴责了其他残暴者，如 作恶多端的十常侍，杀人放火的董卓，作乱害民的李傕、郭汜等。 罗贯中用仁、暴两种 完全相

　　反的道德形象作对照，强烈表现出他对传统美德的颂扬，对种种恶行的痛恨； 同 时也表明他希望出现像刘备那样的「仁慈之主」，希望出现仁者爱人，人人相

　　亲的社会 的美好理想。

　　应该说，这不仅是罗贯中的愿望，也是封建时代全体人民的愿望。

　　《水浒传》一名《忠义水浒传》，可见的它也是以弘扬中国传统道德观念为己任的， 它的主人公也多是忠义的化身。

　　当然，由于时代的不同，《水浒传》中的忠义与《三国 演义》是有所不同的。

　　比如与《三国演义》的忠君观念相比，施耐庵笔下的宋江的忠君 思想则更多地带有封建的愚忠色彩。

　　他有一句名言足可概括他的愚忠思想： 「宁可朝廷 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11]

　　如果说曹操「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反映了 这个奸雄的人生哲学的话，那么宋江的这句话也是他的人生观的表白。

　　上梁山之前，他 虽然也「担着血海也似干系」送信给晁盖，但当他听到晁盖等走上了反抗的道路，认为 「如此之罪，是灭九族的勾当。 虽是被人逼

　　迫，事非得已，于法度上却饶不得。 」[12] 他杀 了阎婆惜后东躲西藏，就是不愿上梁山。

　　后来他被官府捉住，反倒庆幸： 「官司见了， 倒是有幸。 」因为这样反而免得「躲在江湖上，撞了一班杀人放火的兄弟们，打在网里」。

　　待到去江州的路上，梁山众头领救他上山，他还在大哭大闹，不愿留在梁山，说「便是 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之人」[13]。

　　对梁山事业视若危途的同时，却对国家 法度敬若神明，宁愿延颈受戮，不愿坏了国家法度，可谓实践了「忠心不负朝廷」的人 生格言。

　　他迫于形势加入梁山队伍并取得领导权之后，把招安投降作为一项基本政策， 盼望「归顺朝廷，与国家出力」，「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14]。

　　他对讨伐梁山义 军的官军将领呼延灼说： 「小可宋江怎敢背负朝廷？ 盖为官吏污滥，威逼得紧，误犯大 罪，因此权借水泊里随时避难，祇待朝廷赦

　　罪招安。 」[15] 后来果然不顾众兄弟的反对， 走上投降道路，落得个悲惨的结局。

　　诸葛亮、赵云等虽也忠君，却令人敬仰，因为其「忠」 里包含着美好的道德； 宋江的忠君却是对朝廷、官军的唯唯诺诺，带着奴才相，让人多 少有点

　　厌恶之感。

　　当然，这两种内涵不同的「忠」产生于不同的时代，自有其各自的合 理性。

　　在皇权衰微、群豪并起的三国时代，以愚忠为主要内容的忠君观念受到混乱现实 的猛烈冲击，必然要加入一些新的因素，而宋江所处的时代则没有足以向

　　神圣皇权挑战 的力量，宋江、方腊这些被统治阶级视为「群盗」的起义军，并不以对封建皇权构成威 胁。

　　在这一点上，罗贯中和施耐庵都是现实主义的。

　　相对而言，《水浒传》写义写得更好。宋江之受人爱戴，最初也是由于义的好名声： 平生祇好结识江湖好汉，但有人来投奔他的，若高若低，无有不纳，

　　便留在庄上 馆谷，终是追随，并无厌倦； 若要起身，尽力资助，端的是挥霍，视金如土。

　　人 向他求钱物，亦不推托，且好做方便，每每排难解纷，祇是周全人性命。

　　如常散 施棺材药饵，济人贫苦，周人之急，扶人之困。 以此山东、河北闻名，都称他做 「及时雨」。[ 16]

　　鲁智深三拳打死镇关西，惩罚强娶民女的周通，杀死为非作歹的丘小乙、崔道人，大闹 野猪林等情节，充分赞扬了这个下层官吏嫉恶如仇、见义勇为的粗

　　豪性格。

　　鲁智深总是 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甚至敢于痛骂仗势欺人的高衙内，扬言： 「你却怕他本管太尉， 洒家怕他甚鸟！ 俺若撞到那撮鸟时，且教他吃洒

　　家三百禅杖了去！ 」[17]

　　与鲁智相比，李 逵的义虽然也包含着济贫扶困的低层次道德价值，但更主要的则是与对封建官府的强烈 仇恨和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紧紧连在一起的，

　　具有更高的道德意义和认识价值。

　　李逵性 格最感人的地方并不在他的纯真、浑厚，而在于他能自觉地把自己融汇入伟大的梁山事 业中，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行动和整个梁山集体的行动看

　　成是义。

　　在李逵看来，江州劫 法场是义，之后主动上梁山是义，上山后维护梁山利益反对招安也是义。

　　李逵的义含义 很广，早已超出了宋江「周人之急，扶人之困」的范围。 他不断高呼「造反」「杀去东 京，夺了鸟位」，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在李

　　逵自己看，也是天经地义的大义之举。

　　当 有人损害了梁山利益，破坏义的时候，李逵又是一个义不容辞的维护者。

　　他误信宋江抢 了刘太公的女儿，于是「气做一团」，并且「拿了斧，抢上堂来」，要杀掉宋江。 他不 能容忍这种无义之举发生在梁山泊。

　　他极力反对招安，扯诏书，斥御史，谤徽宗，更是 为了保卫梁山的正义事业不遭断送。

　　《金瓶梅》的出现，冲破了传统道德伦理对作家的束缚，标志着小说典型观念的一次 突破。

　　主要表现为小说的主人公，不再是叱咤风云的英雄豪杰、帝王将相，作品不再歌 颂他们马革裹尸、忠勇报国，或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高尚品德和非凡行

　　为。

　　恰恰相反， 笑笑生对那些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非道德化人物极感兴趣，热衷于表现他们背叛传 统道德的邪恶行为，深入挖掘其心灵肮脏、丑恶的

　　一面。

　　几百年来，人们感到《金瓶梅》 缺少光明、充塞黑暗的一个原因，是书上几乎没有写出一个符合传统道德的「好人」。

　　清代的文龙曾对笑笑生的这种写法颇感困惑：「作者真有憾于世事乎？何书中无一中上 人物也。 」[18]

　　确实，用传统的审美观念审视《金瓶梅》人物，不免令人感到沮丧、窒息， 它缺少《三国》《水浒》人物特有的艺术感染力，那种催人奋起，叫人热血

　　沸腾、力量 倍增的激情。

　　笑笑生用赤裸裸的笔撕去一切虚伪的遮羞布，毫不留情地展示出人类性格 的另一个真实，一个丑陋的、血淋淋的真实。

　　这自然要引起习惯于在古典道德王国里徜 徉的读者的震惊。

　　在《金瓶梅》的世界里没有忠、义，有的是奸诈、欺骗和掠夺。朝廷大臣已不知忠 义为何物，他们懂的是卖官鬻爵，中饱私囊。

　　西门庆这个不法之徒何以反成了执法之官？ 就是因为西门庆派来保儿和吴主管给当朝太师蔡京送了大批生辰礼物。作者曾详细刻画 蔡太师见到礼物后

　　的欣喜：

　　但见黄烘烘金壶玉盏，白晃晃减靸仙人。良工制造费工夫，巧匠钻凿人罕见。锦 绣莽衣，五彩夺目；南京苎缎，金碧交辉。汤羊美酒，尽贴封皮；异果时

　　新，高堆盘榼：如何不喜？[19]

　　用蔡太师自己的眼睛，展示他对金钱的贪欲。

　　在《金瓶梅》里，上至朝中宰辅、封疆大 吏，下至府尹、知县，以及守御、团练之类的武官，几乎都在贪赃枉法，循私舞弊。作 者评论道：

　　看官听说，那时徽宗天下失政，奸臣当道，谗佞盈朝，高、杨、童、贯四个奸党， 在朝中卖官鬻爵，贿赂公行，悬秤升官，指方补价。

　　夤缘钻刺者骤升美任，贤能廉直者经岁不除。以至风俗颓败，赃官污吏遍满天下。役繁赋重，民穷盗起，天下骚然。不因奸佞居台辅，合是中原血染人。[20]

　　这样的赃官污吏，与为国操劳呕心沥血、鞠躬尽瘁的诸葛亮，济贫救危、呼群保义的宋 江等古代英雄相比，何啻千里之别！ 甚至连皇帝也是一样，第七十

　　一回有一段以调侃的 语气写徽宗：

　　这皇帝果生得尧眉舜目，禹背汤肩。若说这个官家，才俊过人，口工诗韵，目类 群羊，善写墨君竹，能挥薛稷书，道三教之书，晓九流之典，朝欢暮乐，依

　　稀似剑阁孟商王；爱色贪杯，仿佛如金陵陈后主。

　　「尧眉舜目」乃是反语讽刺，作者的本意是说他实不过一位「朝欢暮乐」「爱色贪杯」的 亡国之君罢了。

　　不但统治阶级内部是如此腐朽，市民阶层内人与人的关系也是弱肉强食，尔虞我诈， 完全抛弃了本来属于下层人民特有的美德。

　　西门庆为了满足自己的色欲，不惜气死「结 义兄弟」花子虚，霸占了他的妻子李瓶儿，还侵吞了他的家产。 反过来，这些「兄弟」 对西门庆也不义。

　　应伯爵等人充当西门庆的帮闲，受其惠甚多，但西门庆一死，便树倒 猢狲散，全都变了脸。

　　为西门庆办祭席，每人祇出了一钱银子，还在盘算：

　　又讨了他值七分银一条孝绢，拿到家做裙腰子。他莫不白放咱每出来，咱还吃他一阵。到明日出殡，山头饶饱餐一顿，每人还得他半张靠山桌面，来家与

　　老婆孩子吃着，两三日省了买烧饼钱。[21]

　　真是活画出一帮势利小人的丑恶嘴脸。

　　应伯爵还撺掇李娇儿闹将出来，嫁入张二官做二 房娘子，并且「无日不在他边趋奉，把西门庆家中大小之事尽告诉他」，后来又向张二 官献计将潘金莲也

　　娶过来。

　　如果说以帮闲为生的应伯爵之流背叛旧主投靠新主的势利行 为尚可理解的话，那么西门庆家的伙计吴典恩恩将仇报的背义行为，实在令人痛感世态 的

　　炎凉和人心的险恶。

　　他因西门庆而得官，还受他的经济资助，但后来做了巡检，反在 审问因盗被拘的奴仆平安儿时，诬吴月娘与玳安有奸，要提审吴氏。

　　《金瓶 梅》也不写节、孝，祇写世人的寡廉鲜耻，卖笑迎奸。笑笑生笔下的妇女几乎 都是淫欲无度、不知廉耻的淫妇，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在她们身上

　　早已荡然无存。

　　潘 金莲的淫荡自不必说，就连貌似温柔善良，令人同情的李瓶儿，不也干出私通西门庆， 气死丈夫花子虚的罪恶行径吗？

　　虽然李瓶儿来西门庆家之后一直显得善良宽厚，任劳任 怨，颇叫人同情，但读者并不会忘记她对自己的丈夫曾经是那样狠毒与凶残，与潘金莲 之害死

　　武大，并没有道德意义上的差别。

　　这也使她的后半生一直背负着沉重的罪恶感， 并在临死时对自己的道德行为有所忏悔。 她在病危时不断做梦，梦见花子虚对着她大骂： 「泼贱淫妇，

　　你如何抵盗我财物与西门庆？如今我告你去也！」

　　她一定觉得自己罪孽深 重，对不起花子虚，冤死的前夫必定要在阴司索命。

　　作者似乎意识到李瓶儿的性格前后 悬殊过甚，所以为其留下一个临死前进行道德反省的机会。

　　在笑笑生看来，西门庆的众 妻妾中，祇有一个吴月娘还算有些德行的。她待人宽厚，有同情之心，口碑甚佳。

　　西门 庆死后，妻妾几个四下走散，连有「乖人」之称的温良恭俭的孟玉楼也不愿「傻守」， 再嫁给了李衙内，吴月娘独能为西门庆守节，看起来似乎还

　　是有些节烈的。

　　然而事实是， 祇有她这个「正头香主」守节才能得到实际利益。说得更清楚一些，她一直掌握着西门 庆的家产，容易使人怀疑她守的不是女人的节

　　操，更可能是这份丰厚的家产。 因为人们 记得，她对金钱的贪欲丝毫不比西门庆差。

　　西门庆巧取豪夺来的钱财，包括孟玉楼、李 瓶儿带来的家私，都是交吴月娘保管的。

　　西门庆一死，她便撕破和善仁慈的伪装，凶相 毕露地卖掉潘金莲、春梅、孙雪娥，还把孤苦无告的西门大姐推出门外。

　　虽然兰陵笑笑 生力图在《金瓶梅》中塑造一二道德形象，以形成与非道德形象的冲突，但由于作者典 型观念中非道德观念因素的制约，终于没有出现

　　这样的「正面人物」。

　　作者总是自觉或 不自觉地在他的人物脸谱上抹上几道杂乱的色彩，在他们的心灵上投上一层阴影，这反 而造成人物性格的多层面、多色调，更符合生

　　活的真实。

　　至于孝道，在《金瓶梅》里更 谈不上。陈经济是西门庆的女婿，却与潘金莲调情通奸。他还痛骂吴月娘，气死亲生母 亲。

　　潘金莲对自己的母亲更是无情无义。一次潘姥姥劝她不要唬了官哥儿，她居然骂道： 「怪老货，你不知道，与我过一边坐着去。不干你事，来劝什么腌

　　子？什么紫荆树？什么 驴扭棍？单管外合里差！」[22]

　　总之，《金瓶梅》的世界是一个道德沦丧的世界。这里没有一个忠臣孝子、义士节 妇，更没有一个清官能吏、才子佳人，却充塞着世纪末病态社会的一大批

　　畸形儿 ：

　　奸夫 淫妇、贪官污吏、市侩奸商、流氓蔑片、婢仆娼妓。即使像传统小说中科举求名、文采 风流的儒雅士人，在《金瓶梅》中也变成了秀才温葵轩那样

　　的「早把道学送还了孔夫子」， 吃里扒外、文行卑下的无耻文痞。

　　在作者的视野中，没有光明，没有希望，整个社会就 是一个群魔乱舞的鬼蜮世界，黑暗丑恶就是生活的一切。

　　兰陵笑笑生何以能写出与《三国》《水浒》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人物呢？首先在于 现实生活为他提供了客观基础。

　　作为一种调整人与人、人与社会关系的行为规范，道德 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变化，任何永恒的、终极的道德规范都是不存在的。

　　在中国漫长的奴 隶、封建社会，以农业为主的自然经济，培育出与之相适应的道德原则，培养了人们的 强烈的封建道德观念。

　　在生活中，人们以道德的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 诚实与虚伪来衡量一个人的好坏；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同样祇能以道德作为人物塑造的

　　标尺。

　　罗贯中、施耐庵的小说典型观正是在此基础是形成的。但笑笑生所处的时代，已 经发生了某种质的变化，资本主义萌芽出现并因此而引起了人文主义思潮

　　的兴起，金钱 在生活中的作用剧烈膨胀，猛烈冲击了在封建生产关系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传统社会意 识，包括人们作为行为准则的传统道德。

　　仁、智、礼、义、忠、孝等几乎都经受不住金 钱的冲击，传统道德观念实际上出现了一场危机。

　　史载：「……至正德嘉靖间而古风渐 渺，而犹存什一于千百焉。……由嘉靖中叶以至于今，流风愈趋愈下，惯刃骄吝，互尚

　　荒佚，以欢宴放饮为豁达，以珍味艳色为盛礼。」[23]

　　「里中无老少，辄习浮薄，见敦厚 俭朴者窘且笑之。逐末营利，填衢溢巷，货杂水陆，淫巧恣异……」[24]

　　「逐末营利」的 商业经济的发展不仅冲击了自给自足的小农自然经济，也破坏了敦厚俭朴的民风，「迩 来竞奢靡，齐民而士人之服，士人而在大夫之

　　官，饮食器用及婚丧游宴，尽改旧意。」[25]

　　所谓「尽改旧意」，说明当时社会风气变化之剧烈，传统的道德再也不是束缚人们行为 的规范。

　　《金瓶梅》所反映的，恰恰是这个处于剧变中的社会；作者所面对的，正是「惯 刃骄吝，互尚荒佚」的人们。他几乎用不着专门寻找社会的阴暗角落，祇

　　要以一个现实 主义作家严肃而写实的态度对待生活，他的笔下自然会出现「一群狠毒人物，一片奸险 心肠，一个淫乱人家」[26]。

　　《金瓶梅》人物的非道德化倾向也是作者对传统道德和小说典型观念进行反思的结 果。

　　小说艺术形象的塑造应该遵循怎样的原则？祇有人物性格中的道德因素才能产生美 感吗？ 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一切真正的艺术家都必须对传

　　统小说观念中的诸 因素重新进行思考。

　　兰陵笑笑生选择了一条和罗贯中、施耐庵完全不同的路径，他不愿 把自己的读者引向一个虚幻的道德理想世界，向那些虚构出来的完美道德形象顶礼膜

　　拜，在敬慕和赞美中陶醉。

　　他以一个真正艺术家的勇气和良知抛弃了幻想，勇敢地面对 现实，面对现实中的一切丑类，用锋利的笔摹画出他们的丑态和阴暗的心灵。

　　「谁要是 抱着摧毁罪恶的目的，……那么，他就必须把罪恶的一切丑态在光天化日之下暴露出来， 并且把罪恶的巨大形象展示在人类的眼前。」[27]

　　西门庆、潘金莲、应伯爵等正是《金瓶 梅》作者为我们展示的「罪恶的巨大形象」，他们身上凝聚着这个病态社会的「一切丑 态」。

　　笑笑生要达到的，也正是「摧毁罪恶的目的」。封建社会正在像一具僵尸迅速发 臭、腐烂，「古风渐渺」，「流风愈下」，道德的破坏和沦丧已成为无法

　　改变的趋势。

　　这一残酷的社会现实，使兰陵笑笑生失去了用道德形象感化读者的信心和勇气。

　　既然生 活中再也没有那种令人感动的道德完人，也不再有为作家提供这些道德完人必需的生活 环境，小说家何必向壁虚构，用并不存在的道德形象欺骗读

　　者？

　　其实，文学典型的真正 意义难道仅仅在于以正面的道德形象为读者树立楷模吗？不也可以用反面的非道德形象 为人们树起一面镜子，照出自我心灵的

　　美和丑，善和恶吗？

　　这一点，几乎没有一个前代 的小说家意识到，祇有兰陵笑笑生以前所未有的识力和才力，认识到了，且进行了成功 的实践。

　　古代章回小说的题材不同，成书的情况也有异，所以在人物形象性格的塑造上也有 较大差别。就明代的几部名著而言，《三国》《水浒》《金瓶梅》可以看

　　作小说形象的 三个阶段，恰好也是三个类型。

　　对于《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研究界颇有争议。传统的看法是说《三国演义》的 艺术形象是现实主义典型性格。

　　另一种看法认为《三国》中的人物属于类型化典型：《三「 国志演义》人物的主要特征，绝大多数是某一道德的典范的表现，例如曹操的奸、诸葛 亮

　　的忠贞、关羽的义、刘备的仁、董卓的残暴、赵云的勇、黄忠的老当益壮、周瑜的量 窄、刘禅的孱弱等。」[28]

　　如果不把类型化理解为单一的、静止的、无矛盾冲突的，用类 型化来概括《三国演义》中的人物形象，是大体相符的。

　　所谓类型化，就是指人物性格 的某一个方面特别突出，这一性格方面既是这一个人的个性，又代表了这一类人物的共 性，这是某些学者提出「类型」

　　说的根据之一。 李泽厚认为：

　　在中国古代各种艺术里，艺术典型多半是类型形态的。

　　无论是文学、戏曲、绘画，无论是选择情节，确立主题、塑造人物、表现性格、安排结构，在共性的统一中，《三国》《水浒》到《金瓶梅》典型观念的

　　演进共性在现象形态中鲜明突出，个性似乎无处不直接体现共性，它很像都溶化在共性之中，不管是小说、戏曲里的张飞、李逵、诸葛亮（人物、性格），或者

　　是抒情诗、山水诗写意（情感），以及各门艺术对感情形式的着意追求，追求程序化的严整完美，都鲜明地表现了这一点。[29]

　　他指出中国古代艺术中形象大多有一个主要的、突出的性格特征，是符合实际的。

　　虽然 不能否认罗贯中也能意识到作品人物应该像现实人物一样具有多面的性格内涵，但他在 具体描写中却总是有意无意地抓住其中的一面进行反复的、夸

　　张的渲染，使读者对描写 重点产生深刻的印象，以致往往忽视了其他方面。

　　毛宗岗把诸葛亮、关羽、曹操说成是 「三奇」「三绝」，其实他们的性格内涵不仅仅是忠、义、奸，而是这几个方面被作者高 度强化，在其性格诸因素中

　　变得尤为突出。

　　诸葛亮除了「达乎天时，承顾命之重」「鞠 躬尽瘁，志决身歼」的无限忠心之外，还有神鬼莫测之智慧，盖世无匹的才能，以及宽 容大度的仁者之心

　　和羽扇纶巾的儒雅风致。

　　但观其一生，从隆中对策纵论天下大事，到 秋风五丈原，为蜀汉事业耗尽最后一滴血，其最感人之处，乃在于他对刘备及蜀汉的赤 胆忠心和「鞠躬尽

　　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关羽虽集忠、义、勇于一身，作者花费笔墨 最多的，则是他的义重如山、义贯千古的重义品质。

　　罗贯中为什么要运用性格强化的方法突出人物性格特征呢？笔者以为有以下几点原 因：

　　其一，受到史实的限制及传统道德观念的制约。无论是在中国古代史中，还是古代 小说中，凡写人必以传统道德为主因，作家衡量人物的标准是传统道德，

　　作品的功用也 在于惩恶扬善，所以他们要在艺术形象中融入道德的内容，甚至干脆围绕道德的概念罗 织情节，创造道德的化身，以达到小说的功利主义目

　　的。

　　关羽的义，在史书记载中并不 突出，作者却在民间传说的基础上复制和虚构了很多可歌可泣的故事。

　　罗贯中集中了八 则动人情节写关云长从被迫降曹到辞曹归汉的过程，把关羽的义渲染到极点。为了突出 诸葛亮的智慧，作者更是不惜笔墨，几乎把他

　　写成一个无所不能、无所不知的神。用这 些形象鲜明，个性突出的道德化身作为楷模，当更易于实现小说道德教化的作用。

　　其二，受到说书艺术和戏曲的影响。说书是一种听觉艺术，听众易于接受线条明快， 特点突出，性格单纯的人物形象。如果人物性格过于复杂多变，文化

　　水平不高的听众就 会捉摸不定，甚至对人物性格的把握出现混乱。

　　因此说书艺人塑造人物具有粗线条勾勒， 性格单纯的特色。古代戏曲也与说书相类，在时空限制很严格的表演艺术里，要求人物 性格应具有某种确定

　　性，不能左右摇摆，前后不一。

　　行当的明确分工，人物一出场就已 定下了基调，甚至面部的化妆与衣着穿戴也要与此相应，这样就很难表现复杂的性格结 构。

　　古代小说不但在题材上受到说书、戏曲的很大影响，在人物性格的表现方法上也不 例外。

　　尤其是《三国》《水浒》在成书之前，其故事早就活跃于元杂剧舞台，不少重要 角色被罗贯中、施耐庵直接纳入小说中，人物性格仍然保持了在戏曲中的

　　形态。

　　其三，突出人物性格某一特征的方法也是中国传统的文学表现方式，在诸子散文和 史传文学中都可找到例证。

　　魏晋六朝志人小说尤为突出，《世说新语》的分类就反映了 这一特征。 雅量、豪爽、简傲等都是人物性格的因素之一，作者就从这一点着眼，以极

　　具典型性的片言只语或一二行为表现之，就能产生生动、活泼的艺术效果。

　　《三国》《水 浒》作者显然都受到这些写法的影响。 关羽温酒斩华雄，张飞喝退十万大军，鲁智深倒 拔垂杨柳等，都以夸张性极强的描写突现人物个

　　性特点，有时甚至强化至极端的程度。 鲁迅先生曾说：

　　「这正如传神写意画，并不细画须眉，并不写上名字，不过寥寥数笔， 而神情毕肖，祇要见过被画的人，一看就知道这是谁；夸张了这人的特长不论优点

　　或弱点，却更知道这是谁。」[30]

　　中国传统绘画中的「画龙点睛」「颊上三毫」正是这种笔法。

　　说《三国》中人物是类型化的，并不意味着它是单一的，静止的。

　　《三国》人物虽 然比不上《红楼梦》人物性格的复杂，但罗贯中显然也注意到在每一个人物（尤其是主要 人物）性格中都有多重因素，不是那样单纯而

　　和谐。

　　刘备是罗贯中所敬慕的圣君形象， 但长阪坡掷阿斗的情节明显表现出刘备在仁厚之中又有几分虚假。

　　作者引史官诗云： 「无 由抚慰忠臣意，故把亲男掷马前。 」

　　说明这不是写刘备仁厚性格时夸张过分的败笔，而 是有意识揭示其性格的另一面。

　　诸葛亮除了对刘备的忠贞外，还是智能的化身，在军事、 政治等领域表现出杰出才能； 他对事业的公心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不也受到 千

　　百万人的赞扬吗？关羽和张飞的义、勇也是紧紧连在一起的。

　　尤其是关羽，作者在描 写他大义大勇的同时，并没有忘记在他的形象上涂一笔刚愎自用的色彩； 而正是这一笔， 使关羽的形象和结局都具有了浓厚

　　的悲剧意味。

　　至于「反面」人物曹操，作者在写他凶 暴、狠毒、奸诈一面的同时，并不讳言他们的才干、智勇，甚至某一方面的美德。

　　曹操 性格中奸与雄的辩证统一简直是千古未有的奇妙结合，可谓开「二重性格组合」的先河， 证明罗贯中对典型塑造中的对立统一原则绝不是一无所

　　知。

　　而且，作者在融合人物性格 的不同侧面时已达到了这种程度： 有时一种行为可以作不同理解，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

　　曹操的不少行为既可以理解为雄，也可以理解为奸，往往是奸中有雄，雄中有奸。割发 代首的情节，可以说明曹操之奸。

　　他违反了自己定的「凡作践庄稼者斩首」的军法，理 该伏法，但却以「割发代首」以了之，用他自己的话说「何以伏众乎？ 」然而从另一方 面来

　　说，他制定军法是为保护人民利益，他的马是由飞鸟惊吓才误踏麦田的，如果作为 一军之长因此区区小事而自刎，实在是迂腐荒唐之举，何以显曹操英雄本

　　色？ 所以作者 巧妙以「割发代首」处理这一矛盾，照顾到事情的两个方面。

　　曹操杀王垕，反映了他的 阴险毒辣，无疑是奸诈至极的的行为。 但他以王垕一人之命平息了众怒，安定了军心， 保证了战斗的胜利，由此观之，也有

　　雄的因素。

　　上面论及曹操放关羽的情节，同样可以 作如是观。 就整个人物形象来说，曹操之所以引起研究者和读者的激烈争论，有人肯定 之，有人否定之，有

　　人则兼而有之，正是由于形象本身的多重性格造成了理解的歧义。

　　这是罗贯中对中国小说典型塑造的一大贡献。后来模仿《三国》的历史小说竟起，但没 有一部作品在人物多重性格的刻画上达到如此高的成就，《三国》

　　中的某些艺术典型甚 至成为后世小说家「高不可及的范本」。

　　《水浒传》虽然也体现着性格强化的特点，但在人物性格的发展与内在冲突方面，施 耐庵比罗贯中给予了更多的注意和探讨，他笔下的人物在逐渐向性格

　　化的方向发展。

　　所谓性格化，包括两个方面： 性格的发展过程及性格的多重性。 阅读《水浒》，读者在把 握人物性格特征的同时，较容易看到性格发展的轨迹。

　　以林冲为例，作为朝廷命官，八 十万禁军教头，林冲的生活一开始是平静的，他的性格也没有闪耀出火花。 他有一个满 意的职业和地位，一个温暖和

　　睦的小康之家。 但变故打破了生活的平静，也把林冲的性 格推向了激烈斗争的漩涡。

　　当林冲初受高衙内欺侮，他是这样想的： 「自古道，不怕官， 祇怕管。 林冲不合吃着他的请受，权且让他这一次。 」 他虽然「心中祇是郁郁不

　　乐」， 但为了保住眼下的平静生活，他祇有忍耐而已。

　　然而这一事件显然已激起林冲性格中的 忍辱负重、委屈求全和急公好义、正直豪勇两重因素的碰撞，祇是碰撞并不是那样激烈， 而且很快前者战胜了

　　后者。

　　他觉得祇要躲过了高衙内的眼睛，地位、生活一切会照旧。 但高衙内并没有放过他，又依仗高俅设下宝刀计，以「手执利刃，故入节堂，欲杀本官」

　　的罪名将他刺配沧州，并买通薛霸、董超，欲在路上害林冲性命。

　　林冲的职位丢失，家 庭被破坏，原来的希望完全破灭了。 但即便到此时，他仍然没有想到反抗，不但阻止鲁 智深杀掉作恶多端的两公人，而且还卑微地

　　希望自己还能「挣扎得回来」。

　　直到风雪山 神庙、火烧草料场时，他才彻底认清了对手非要置他于死地不可的狼心，才明白忍让绝 不会换来安宁，终于在血的搏斗中战胜了自我性格

　　中的懦弱因素，手刃了仇人，走上了 反抗的道路。

　　林冲上梁山后，他的性格继续遵循一个封建社会叛逆者的性格逻辑发展。 火并王伦，强烈反对招安，是他作为一个坚强的农民起义者，性格愈来愈成熟

　　的表现。

　　林冲性格的发展轨迹如此清晰，实际上说明作者对人物性格与现实生活的关系已经有了 自觉的思考和追求。

　　施耐庵没有丰富的历史素材作为自己塑造人物形象的参数，他祇能 根据生活的逻辑，腾飞自己的想象，而这一点恰好成就了他。

　　《水浒》的主题是写逼上 梁山，写农民阶级在封建官府的政治压迫面前怎样从忍耐走向反抗，最终聚成一股对抗 封建统治的强大势力。

　　这一主题促使作者必须在「逼」字上下功夫。 官府步步紧逼，受 压迫者步步退让，祇是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才下定造反的决心，实现性格上的一

　　次飞跃。

　　林冲性格的发展变化不但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也很有层次感，由浅入深，由量变到质变，是与情节的步步深入相联系的。

　　与《三国》人物相对静止的性格相比，《水浒》人物更接近生活的真实。

　　《水浒传》人物性格多重性集中体现在宋江的形象塑造中。《三国演义》中的曹操性 格虽然也很复杂，但大家公认奸是主导因素。

　　宋江的性格就更为复杂，以致我们难以说 清他究竟是哪一种艺术形象。

　　研究者们在对宋江形象的认识上存在较多的分歧，与这个 形象本身的复杂性有很大关系。

　　《水浒传》中的宋江既非历史传记中的那个「勇悍狂侠」 的豪杰，亦非《宣和遗事》里那个具有豪爽性格的好汉，他的性格始终是两种对立因素 的组

　　合，即反抗与妥协、忠和义的对立统一。

　　他痛恨贪官污吏残害百姓，却不忘歌颂圣 主天子的圣明； 他从义出发支持、同情晁盖等人的反抗活动，却从忠出发认为他们的反 抗是非法的； 他

　　支持别人去造反，自己却迟迟不肯上山。

　　他时而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 的英雄，时而又是一个在官军追捕时瑟瑟发抖的胆小鬼。 他一方面领导着梁山起义军与 官府进行着浴血奋战，同时又

　　时刻盼望并策划着让朝廷招安的阴谋 。

　　直到他为朝廷立下 了汗马功劳却被赐下的药酒毒死，他还在念念不忘： 「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 」

　　宋江性格中的两种对立因素的纠葛贯穿了他的一生，贯穿他行动的各个方面。

　　当然，他 的这种矛盾性格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 上梁山前，他官居小吏，重义疏财，扶危济 困，又好结识江湖上好汉，且于家大孝，素有「及时

　　雨」「孝义三郎」之称。 此时的宋 江，忠、孝、义是统一的。

　　但在对待上梁山的问题上，他的义和忠、孝发生了矛盾冲突， 而且忠、孝思想战胜了义，他拒绝上山。 后来由于形势的逼迫，他不得不上山，但很不

　　情愿，义仍然没有占有主导地位。

　　上山后的一段时间里，他在进行起义军建设和领导义 军对官府的斗争中取得了一个又一个胜利，他的义才成为思想的主导因素。

　　可惜时间不 长，他的忠君思想又发展到绝对支配地位，成为走招安投降道路的思想基础，最终导致 起义军的失败。

　　李卓吾认为宋江「一意招安，专图报国，卒至犯大难，成大功，服毒自 缢，同死而不降，则忠义之烈也」[31]。 他把宋江的忠和义视为一体，并不符

　　合宋江性格 的实际。

　　在笔者看来，宋江的忠与义是对立的统一，统一的时间很短，对立的时间长。 二者相互交织，互为消长，一直左右着宋江的性格。

　　总的趋势是忠的成分呈曲线发展，义的成分则曲线衰退，直到逐渐蜕变为忠的附庸，为忠所吞没。

　　完全的性格化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在兰陵笑笑生手中完成的。从创作方法和审美风格

　　上来说，《三国演义》可以说是古典主义的，而《水浒》则是比较接近现实主义的，那 么《金瓶梅》就是完全现实主义的。

　　这种区分除了表现在题材与时代上（《三国》最远， 《水浒》稍近，而《金瓶梅》则是作者生活的时代），也表现在人物的塑造方面。

　　就人物形象来 说，如果我们打个比方的话，《三国》中的人物就像动画片，《水浒》中的人物就像木 偶片，《金瓶梅》中的人物则是一出活的话剧。

　　或者套用西方叙事理论，可以说《三国》 人物是「扁形」的，《水浒》人物是「椭圆形」的，祇有《金瓶梅》的人物才算是「圆 形」的。

　　小说人物性格因素的多寡与是否发展，固然是人物圆扁的主要区分标准，但更 主要的是其现实主义高度，是其与生活的吻合程度。

　　《金瓶梅》是第一部真正可以称得 上写实主义的小说作品，它记录下了生活中的一切，美的与丑的，善的与恶的。 书中的 一切有时会让人觉得作者是在

　　复制生活，像是一部毫无加工整理的「毛片」，事无巨细 地记录下明代的市井生活。 这就如张竹坡所云：

　　「似有一人亲为执笔，在清河县内，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似真有其事，不敢谓为操笔伸纸做出来的。」[32]

　　书中的人物是那样鲜活，他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一举手一投足， 都是那样传神，那样生动，就像跨越了四百年的时间距离，一下子站到了我们面

　　前一样。

　　应伯爵的吹牛，潘金莲的骂声，宋惠莲的哭闹，西门自我感觉良好的心态，都让我们感

　　到那么亲切，根本就感觉不到我们与他们之间还有那么久远的时空距离。人物性格的多 侧面共处一体，善的与恶的，美的与丑的，往往相互勾连，以致有

　　时很难区分。

　　正因为 《金瓶梅》的人物性格的多面性与复杂性，所以曹雪芹创作《红楼梦》才多有借鉴，两书 的不少主要人物都很相似。

　　这种相似并不祇是表面上的，实际上曹雪芹学到了笑笑生表 现生活的方法，那就是完全真实地表现生活。

　　所谓性格化的人物实际上也就是生活化的 人物，《金瓶梅》人物所以让人感到真实，甚至似曾相识，就在于他们来自生活。

　　相比 较而言，《三国》《水浒》中的人物更像戏剧里的角色，或是一个传奇故事中的主人公， 而不是生活中的人。

　　注 释：（从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