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东北人，你爱你的家乡吗？

　　说到东北，现在媒体，网络负面的声音太多太多，各地的网络写手键盘侠开始黑东北人。地域歧视严重，且不论谁对错，但我真心爱我的家乡。

　　我是一个93年出生的女孩，黑龙江一个农业县城的孩子，现坐标天津。从我记事起，我觉得我小时候很幸福，独生女，这一代中我有两个哥哥两个弟弟，姥姥家，奶奶家，都特别宠我。我姥姥家是农村的，种植水稻玉米黄豆，家里4晌地，98年的时候就已经盖起了砖房，那个时候拖拉机，家用电器什么也都有。我暑假寒假基本都是在姥姥家度过的，没有姐姐妹妹，我只能跟哥哥一起玩，夏天钓鱼，挖蚯蚓，抓青蛙，去河里游泳，晌午不睡觉后院玩泥巴，弹溜溜，跳皮筋，跳格，玩小霸王游戏里，看动画片，还有港台电影。我们家所有的亲戚都向着我，哥哥从来不敢欺负我，只要把我弄哭，他们会被打的好惨，姥姥总是把好吃的都给我吃。我的童年真的很快乐，甜杆，绿姑娘，园子里的小柿子，黄瓜。还有姥姥给我们烤的土豆玉米。总之我的童年真的很快乐，爸爸出差给我买好多衣服。动画片影碟，还有麦当劳。而且我爸从没打过我。我的所有家人都没有。但我两个哥哥被打的可是真惨。

　　90后，非典在小学，班里50多个孩子，老师非常好，经常开辩论会，办各种活动。我同桌是个男孩子，从不敢欺负我，反倒是怕我，那个时候一天2块钱的零花钱，可以买棒冰，买棒棒糖，穿100左右的裙子，夏天玩旱冰鞋，我们小区的同龄孩子我算孩子王。老师也很喜欢我。

　　初中，没有了小学的优越感，加上贪玩也不爱学习，我们班是好班，是我姨找同学给我送进去的，班级120人，班主任是我们学校最厉害的老师，但也是最负责任的，那届学生特别多，1000多人，我每次考试200多名，但我们普遍都是农村上来的孩子，县里的也就每班20多个左右。我每天的零花钱20左右。那时候麻辣烫1.5，学校门口的小吃部2.5一个菜，所以那时候走不缺钱花，农村的孩子不管男女，父母都会供着读书。没有因为条件不好而打工辍学的。很多后来不念的，都是自己自身的原因。

　　高中我在普通的高中，毕竟成绩不是很好，我文科比较厉害。但那时候叛逆期，就是不想念书了，所以高三就不念书了。我爸劝我蹲一级，我不干。我爸说，你要是读书，砸锅卖铁都供我上大学，可是我那时候就是不想读书，也很可惜。

　　从小在东北长大的孩子，用自己的青春，去建设别人的家乡，勤恳工作，却换来了排挤和歧视，终究才明白，自己，是个异乡人。

　　本回答偏个题，专门针对部分浙江人谈一谈。据我和很多网友的长期经历与细心观察，发现一部分的浙江网友对我们东北人的看法历来是很多的，他们有时以榜样自居，非常得意于他们发达的经济，经常给我们提出来自“文明人群”的批评教育，并希望指导我们“向素质靠拢”，如此一来他们就会接纳并包容甚至赏识我们的。

　　插播一则旧新闻：

　　哈尔滨的百年秋林公司，被几个浙江老板，用他们的“聪明才智”给弄到手了，然后如今老板不知哪里去了，砸的是东北人珍视了好几代人的老牌子。图文无关

　　话扯远了，这个回答逻辑性很差，喝酒喝的头都大了。回到问题本身，我作为一个留在东北的东北人，当然是爱家乡的。

　　然而我想举一个海外华人的例子：我国曾经积贫积弱的时期，很多人拖家带口去了海外，如今在那里扎根，有儿有女有事业，过的不可谓不好。然而他们还是会发现，他们与周遭肤色不同，听不见家乡话，很难融入真正的当地生活，最终还是感到孤独。他们内心深处到底爱不爱国我不清楚，但我知道，在某个喝多的时刻，或是某个失眠的深夜，他们不一定会后悔，但一定会想念。

　　类似，最后一段写给在外的东北人：相信你们也有类似感受吧，谁才是你的亲人，又是谁连朋友都算不上。你学着蹩脚的方言，拼命适应当地风俗和当地那对你而言难以下咽的菜，你以为你努力了。可是我想劝你长点心吧。你人可以离开东北，但你只要还活着，这辈子你就是东北人。

　　人有一天是要回家的。

　　东北并不是仅仅的东三省，还包括内蒙东部，土生土长了20年的东北汉子，家长在离俄罗斯一江之隔的黑河，在哈尔滨上大学，每当我外出旅游回到黑龙江的时候，一中久别重逢的感觉油然而生，坐火车进山海关的一刻我就知道我到家了，这里可能发展不是很理想，但是我喜欢这里的民风纯朴，浓油酱赤，喜欢四季分明。

　　今年国庆去了青岛玩，飞机马上降落在太平机场，呈现的景象是遍地的稻田，松花江穿城而过，这一刻我真的知道土地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所谓故土难离，就是无论远行多久，心的栖息地都在家的地方。

　　这个问题，对我的内心里有触动，我得写点感想。

　　我开知乎问答原本是为了普及高考报考知识、提供报考咨询服务。但今天忍不住想唠点“散嗑”，扯扯闲篇儿。我非常希望有时间能写一个故乡系列、“大东北”系列，拾起这个话头我能连续唠几天几夜，但确实没那么多时间。今天想到哪说到哪，意识流，不保证一定有后续。

　　利益相关：在东北长大的山东移民，本科有社会学、人类学背景。

　　有人可能知道，人类学有一项基本学术训练是对“异文化”的充分浸入和体验。文化的东西，没体验过的说不好，体验时间太长也会“熟视无睹”。我刚好合适（虽然我只是个半瓶子醋人类学者）。东北于我，不是他乡，不是故乡，她是我的家乡。

　　我热爱东北，热爱东北人民。我想分享，我义不容辞。

　　这也是我个人的情感需求：

　　“四十年来家国，三千里地山河”。——李煜

　　“我有抑止不住的讲故事的冲动”。——苏童

　　引子

　　有人说，人的心底都有一块最柔软的地方，甚至不允许自己去触碰。

　　这里安放着故乡，通常也安放着一生的一次爱情，有人生真正的甜，也有人生真正的苦。

　　有学者分析，乡愁实质是对本真生活的留恋和向往，它有内在的批判性（包括自我批判）。脱离了孩提时代的蒙昧，人就不再有单纯的快乐。童真童趣，失去了就不再回来。“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是不可逆的——乡愁是人生挽歌。

　　罗大佑有一首歌，荡气回肠，歌名叫《传说》，歌中唱到：

　　“……童年的纯真/世故的苍凉/好一个命的轮回

　　/异乡的流浪/归不去的放逐/是什么样的滋味

　　/不如用我移山/不如让我填海

　　/今生今世 永不相逢。”东北于我，不是故乡，而是家乡。https://www.zhihu.com/video/1167167477309542400

　　今生今世，永不相逢。有爱就有痛，爱实质是自怜自伤、自我鞭笞。

　　说远了，也沉重了，打住。开始讲东北，我热爱的家乡。

　　作为在东北长大的山东移民，前者是我的家乡，后者是我的故乡。自1957年我大姑支边开始，20年间我全家一大家人陆陆续续从山东诸城移民东北吉林，落户在前郭尔罗斯蒙古族自治县的一个国营农场。前郭在吉林省西北，历史上是科尔沁十部之一的“郭尔罗斯前旗”（后旗现在是黑龙江肇源县）。对南边的农安县（就是著名的“黄龙府”），当地人叫“界里”，这个“界”就是蒙古人地盘的边界。前郭尔罗斯蒙语意思即“江南”，第二松花江和嫩江在此交汇，河湖密布，土壤肥沃，是真正的塞外江南，鱼米之乡。

　　我的故乡山东诸城，位于山东半岛东南。历史上山东半岛特别胶东一直有“鱼盐之利”，但其实我故乡的那一块地方是比较贫瘠的，主要是沙土地，不怎么长粮食，算是油料作物产区，产花生（我们叫“果子”）。花生干什么用？从我记事起，就知道花生是用来“压箱子底儿”的。这是我们那里的传统，移民东北的人家也都保留。过去每年老家会有人给我家寄两小袋花生（我们每年也寄钱和全国粮票回去），我爹就会把这两袋花生放到箱子最底下，像个仪式一样。同时会拿出原来的两包，慢慢吃掉。花生，就这么金贵。就像我多年扶贫去到的最贫困的地方，当地的孩子竟然不知道鸡蛋是能吃的，只知道是用来换盐的。到改革开放前的1977年，我老家的生产队，到年底每人还只能分200多斤地瓜干，作为一年的口粮。

　　要吃没吃，要烧没烧。我们那的小孩子，从会走能跑就开始干活，每天或者背一个“粪箕子”去捡粪，或者挎一个“圆子”去捡柴火棍。夸张的说法是家里的小孩一天不去捡柴火棍，家里这天烧的就可能不够。我们家那里虽然也可算是胶东半岛（在诸城最东边），但其实离海还很远，有一百多华里。有时人们也会去海边拾海货，用一个扁担挑回来，揣着地瓜干当食物，可能是上百斤的挑子，昼夜行走，一路挑回来。

　　为什么要移民东北？为了能吃到粮食。就这么简单。我东北家乡的农场，有至少三分之一的家庭是6、70年代才落户东北的山东移民，诸城和高密的最多，都是为了吃饱饭。

　　黄宗智先生在他那本著名的《中国北方的小农经济》里最早提出“内卷化”的概念，说的是华北地区由于人口过度增殖，生存资源总是一再摊薄，劳动力由于过度投入，边际产出已无限接近于零。这种“内卷”实际会扩大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我们那里的人，就是我母亲（她是菏泽曹县人）数落了一辈子的“你们诸城县、高密县”的人民，有相当特殊的文化品格，其勤劳、坚忍、倔强的程度，还有精明、节俭（抠门，解放前我们那地主平常穿的衣服都带补丁，有的吃的不如长工），以及琐碎的程度，都是难以想象的。

　　我家移民去的农场，是东北“四大灌区”之一，主要种水稻。但实际上也有和我老家种花生类似的问题，水稻打下来是全部上缴的，农场的人需要用“粮食本”花钱买粮吃，粗粮细粮有配比。我家由于人口多，有人还没有户籍，只能把细粮指标换成粗粮，一斤细粮（大米白面）换三斤粗粮（玉米高粱）。但这也是粮食，终于能吃粮食，而且是全吃粮食。如果算计的好，偶尔也能买点白面，经常就会烙一摞“单饼”——我们诸城的叫法，高密叫拤饼，就是不放油烙出来的白面薄饼，卷菜吃，最质朴的吃法是放一颗大葱，加上掰碎的白煮鸡蛋，撒上盐面，卷起来吃。

　　除了单饼，我家大人的乡愁，是故乡的一碗小豆腐。“小豆腐”其实不是豆腐，就是野菜、辣菜樱子、白菜帮子等炝炒一下再加豆面糊煮上一锅。他们会吃的兴奋不已（我觉得难以下咽），这个吃食充分再现了我故乡“瓜菜半年粮”的窘迫。

　　粮食，多么金贵啊！我老家有句话说“穷人养骡，觅汉（就是长工）寻婆”，意思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骡子吃的精细，得喂粮食。

　　有过吃粗粮经验的人都知道，粗粮和细粮的差距，就是它的不能顿顿吃，很难连续吃个把月，太糙了。但是，我们在东北可以！为什么？第一这毕竟是粮食，第二，副食，副食好的不得了。粗粮够吃，还能富余一点，同时有便宜的细糠粗糠，每年都养肥猪，还有鸡鸭鹅。蔬菜品种比老家少，但量大质优(因为土和水都最好)，“小片开荒”的土豆产量惊人，吃不了也喂猪。

　　大平原，大草甸，大江大湖大“树趟子”，能吃的、好吃的东西太多了，而最精彩的，是鱼。

　　“棒打獐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这是关内人民对旧时东北的夸张想象？我告诉你：至少“瓢舀鱼”这事在我的家乡是真的。松花江，神奇的江。木头沉到水底下，石头漂在水面上。关于东北，我山东老家还有句话：“松花江水好喝，远水不解近渴”。松花江水是好喝，松花江流域的鱼更好吃，“三花五罗十八子，七十二杂鱼”，今天来看大多特异、名贵，或者优质。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多！如过江之鲫？肯定还要多。这么说吧，我小学毕业以前，从没见过市场上有卖鱼的（有海鱼卖，山东人买的多），吃鱼怎么用买？据说70年代以前鱼更多，多到什么程度呢？拿一个烂草袋子，随便找个闸门，或流水量大的地方，兜一下，两下，三下，基本就够吃了。我老姑父说的更夸张，他说过去夏天一下雨，沟满壕平。中午家里没菜吃了，说怎么办？吃鱼吧。吃什么鱼？吃鲇鱼吧。好，锅烧上，炝好汤，继续烧着，然后一人出门，就到门前大路上的车辙沟里，摸鱼，而且只要鲇鱼，摸够了回来，收拾洗净，下锅，锅里的水刚好烧开。

　　在我开始记事的时候，鱼依然多。小时候夏天我姐姐去“水泡子”洗衣服，我每次都跟着，拿一个罐头瓶子，里面放一小块豆饼（豆腐粕），系上一根木棍，就放到她们离洗衣服的地方几步远的浅水里，几分钟就去“起”一下，把里面的鱼捞出来。半下午时间，我姐姐洗一大盆衣服，我能钓一小盆鱼。拿回家喂鸭子（鱼都比较小，因为大的钻不进去）。到我高中毕业时，鱼还有不少，有几个圈网，房前屋后有水的地方插一下，就一夏天有鱼吃，吃不了还放水桶里养着。

　　快乐的童年，东北的夏天。初中时一到秋天，学校旁边的干渠退水，河里都是赤膊少年，人人腰上别一个大网兜，在里面摸鱼，摸满满一网兜背回家。

　　“鱼过千层网，网网都有鱼”。有一年夏天我在一条小溪下了一个口袋网，刚埋好，就看见上游下来一条大鱼，有两斤左右，马上游到网口时，那鱼突然一跃，跃过了我的口袋网，跌入下游，幸好下游有一处浅滩，那鱼搁浅了，又蹦跳前行，我眼疾手快，奔过去一把将它按住。

　　多么开心！要是没有蚊子、“小咬”（一种很小的蚊蚋，能钻进头发咬头皮）和大瞎虻，那就是天堂。

　　当山东的“小农”遭遇大大的东北，天大地大，大农场，震耳欲聋的“东方红”和大铁爬犁，大骡子大马和胶轮大车，大解放、康拜因……连装饭盛菜都是用大盘子大碗大号的盆，我们叹为观止，我们目瞪口呆。

　　我们山东人对东北的想象，当然首先是它的富饶。但也知道它严酷的一面，首先就是它的严寒。过去的东北有多冷呢？

　　我二姨夫（我妈妈的二姐的老伴）也是1957年支边来到东北。他是做铁路工人，最早在加格达奇修铁路，是深山老林格外寒冷，冬天常见零下四十多度。他说那时冬天干活时，根本不可能有人偷懒，因为太冷，必须拼命干活，把热量都调动起来才能抗住那冷。当时是铁路修到哪里，有个火车头就顺着铁轨开到哪里。这个火车头只有一个用场，就是如果有人受不了，逃走了，就会鸣笛一天，让逃跑的人能知道回来的方位。工地防逃跑就像防犯人一样，荷枪实弹。不是怕跑了缺人干活，而是不可能有人能活着跑出去，逃跑意味着必出人命。修了两年铁路，绝大多数人身上都带了伤，大多数都是冻伤。有一个工友，干了两年到铁路修完时，赶上要过年，他要回山东老家，之前去加格达奇镇上买了一大玻璃瓶白酒准备带回家。当时他戴着一个大绵“手闷子”，一路抱着白酒瓶回工区，等走回到工区，他的两只手都已经冻坏，后来两只手的手指全都掉了（白酒和玻璃导热快，他是很快失去了知觉，就感觉不到危险了）。

　　我有一个小学同班同学，是女生，她两只手都少了一节手指，就是冬天去亲戚家拜年的时候，她爸爸用自行车带着她去，坐在后架上，手握着铁架，到了亲戚家，摘下大手套，那家的老太太看了一眼，惊呼“这孩子手冻了，快用雪搓！”（这时唯一正确的处理方法就是马上用雪搓），搓了一会儿，她恢复了知觉，十指连心直接疼昏，接着手指就齐齐掉了一节。她也是山东人。

　　东北，作为大自然给人类的馈赠，也是我国各族人民以无数鲜血为代价才最终守住的中华基本疆域，她也滋养了一代代嗷嗷待哺的关内人民，特别是山东人民。我们对她感恩，我们崇拜，我们敬畏。但天行有常，大地无情，真正接纳我们，与我们共荣共生，与我们同呼吸共命运，与我们情感交融血脉相连的，让我们全心归属的还是可亲、可爱、可敬的东北人民。

　　这部分我想讲讲我作为一个多年的“旁观者”?，对山东和东北的文化差异、文化冲突，以及文化融合的观感。这里我就不掰扯什么“文化主位”、“文化客位”之类我自己实际也搞不太明白的概念了。因个人经历原因，我在看东北人的时候，用的是山东人的眼睛；看山东人的时候，能用东北人的眼睛。

　　有人可能会问：你说东北人和山东人有文化差异？能有什么差异，东北人多数都是山东人的后代嘛；还有“文化冲突”，大家都是一样的人、中国人，文化方面能有什么大不了的分歧呢？

　　确实，东北文化和山东文化，很多方面是近缘的，但是变异很大——“橘生淮南则为橘”，关内关外，“口内口外”，距离不远都可能民风差异很大（由于生产方式、生活条件差异大）。历史上汉族是陆续来到东北，每个时期新来者都是相对少数，要遵从当地多数——“禹入裸国亦裸而游”，时间长了即使多数都是外来的，也会有很强的本地特征，日语的形成就是个例子。我国的地域文化差异，不但存在而且有些还很明显。我本科毕业前，几个同学一起去我班班长家玩，在内蒙赤峰。有一天班长他父亲因为一个什么事情训斥了他，我一个福建的同学（闽西的客家人）听到后很惊讶，他说在我家那里，一个男人如果上了40岁，是不可能听到他说脏话的（其实班长他爸爸也没说什么脏字，说的是“你他妈懂个蛋”这样的话）。这其实也是山东人和东北人的一个差异，只不过没大到令人惊讶的程度。山东中年人也说脏话，但从频率到“烈度”，与东北人完全没法比，特别是农村妇女。旧时东北妇女抽烟的比例，比内地就高太多——“十八九大姑娘抽个大烟袋”。诸如东北“三大怪”、陕西“十大怪”、云南“十八怪”大多只是文化差异的“显性”部分。

　　在很多方面东北有鲜明?的地域文化特色，特别时代稍稍久远一点，特色更突出。不可否认近几十年我国的地域文化有加速趋同的趋势，但文化的流变总是相对缓慢，东北地域文化的底色仍然还在。我读本科的时候看严景耀先生的《犯罪社会学》，中有一个案例：一个黑龙江的农村青年搬到河北（好像是张家口，距离东北很近），和邻居很快认识了。有一天邻居看到他没打招呼就进了自己家的菜园，摘了一堆菜拿走了，就告了警察。警察来找这个青年，他一听找他的原因，大吃一惊，说怎么会这样？在我家那里，大家都会这样做啊。在我长大的时代，东北其实仍是这样，有句话说“生瓜梨枣，人见人咬”，这句话可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人人喜欢吃，一个是人人可以摘，或者摘了不是什么大事儿（甚至指陌生人）。如果看见邻居菜园里有好吃的东西（比如果树上的果子，或者西红柿、香瓜先熟了），径自来摘就行。差不多的邻居关系都可以这样，主人看见了不但不会生气，很多时候还会表示高兴、欢迎。

　　东北人的这种能够“不分彼此”的精神，是非常突出的（邻里守望相助更是起码要做到的），这根本不是要占对方的便宜，而是一种拉近关系的表示，背后隐含的是“你对我也可以这样，而且我可以更慷慨、更不计较”。再以我家的情况举例，从近二十年前开始，我母亲是老病号，我父亲瘦小体弱，我多年不在家乡，在我姐姐姐夫搬到城里之后，我家其实是缺男劳力的。这时先后有两个邻居（前后两个住处的邻居），主动把我家的重活都包了（跟我堂弟一起）。在他们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在东北农村，甚至城市里，这样古道热肠、助人为乐者，大有人在。过去曾有首歌叫《东北人都是活雷锋》，其实没多夸张，那个人可以说具有典型东北人的气质。东北人都是活雷锋https://www.zhihu.com/video/1167740276557987840

　　人人都知道东北天大地大，但人际距离是很近的（很有趣的一点是：关内很多地方是聚族而居，有血缘纽带，但人际距离却比东北这种多族群杂处的移民社区远的多）。在近密交往中，很多冲突（文化冲突）不可避免，冲突甚至是弥漫的、无处不在的。例如，山东人过日子大多严谨细致，经济方面即物资的、钱财的“界限感”很强，就是你的、我的分的很清楚，对东北人那种大大咧咧、经常不分你我的风格，有时很难适应。山东人普遍比较古板、教条，有观念包袱（有各种已经内化的“死理儿”——人们普遍认为山东人认死理儿），比如我父母就总是会简单粗暴地把人和事划分成两类，一类是“有正事的”，一类是“没正事的”，后者大逆不道。他们对“没正事”的容忍度很低，动不动就上纲上线。我家曾有过一个蒙古族邻居（实际是借住了我家不用的两间房），他们“过日子”的方式，在我们这些“死攒钱”的山东人看来简直是荒谬绝伦不可理喻，比如他们根本没有积蓄观念（蒙古族中很普遍），按我妈的话说叫“穷吃葬喝”（那家男人可以说是“一身武艺”——什么都一学就会一点就通，但不好好挣钱，喝大酒。当然他们肯定也被我妈妈絮叨得很烦）。

　　和东北人比起来，山东人显得刻板严肃不苟言笑，讲究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男女之妨等等等等，而东北人“很不讲究”，在山东人眼里有很多没大没小、没老没少的表现，比如东北人经常随便开玩笑，而山东人是不能随便开玩笑的，比如大伯和兄弟媳妇、老公公和儿媳妇之间，简直得像陌生人一样交往。再如姑爷在山东文化中常常是礼节的重心，而在东北完全不是这样，“姐夫小舅子/小姨子没反正”，小舅子小姨子可以随意调笑、搞怪捉弄姐夫，比如我家一个邻居曾发生过因打麻将制气，小舅子火了把姐夫捶了一顿的事（第二天又继续一起打麻将——两人相差20岁），这在我们看来是完全无法容忍、荒唐透顶的事情。

　　这些当然可以说是生活中的细节琐碎，我们可再从人们都认为更具“实质性”的东西（就是利益问题）入手，讨论山东人与东北人的“冲突”和“融合”。实际上相当多的情况下，“不同群体”或“不同文化”确实是假问题，可能仅仅是为了制造矛盾和分裂，或者是为解决利益分歧、进行利益争夺而生造出来的动员手段（卢旺达的所谓“种族”问题就是典型，体现人性之恶，也是西方殖民主义的典型罪恶之一）。移民群体与本地族群（人群），往往会因资源占有、机会分配等现实利益问题发生冲突，或形成紧张关系，这是固有矛盾，但这时“文化”能起到什么作用呢？

　　我认为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它有时决定了这种对立或紧张关系是走向正反馈还是负反馈（就是越来越紧张，还是越来越不紧张）。举欧洲的国家关系为例，对比两次世界大战的时代，现在有谁相信西欧、北欧国家间还会发生战争？或者英国会因苏格兰独立而发生战争吗？我认为这主要就是某种在文明尺度上更先进、更高端的“文化”的作用。现实利益冲突无时无处不在，但这种文化使它们没有走向正反馈。

　　还是回到?我的故事，即我亲身经历的“冲突”和“融合”。这是一个典型的负反馈过程。众所周知东北在建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是缺少劳动力的（因此需要号召和组织“支边”）。我大姑描述过1957年她刚到东北的情形，到哈尔滨一下火车，一走到站前广场上，“呼拉拉”来了一大群人，拽住胳膊不放，口里喊着“来我们这吧来我们这吧，国营的国营的”，这与90年代到东北县城一下火车，走到广场上发生的事情一模一样，连说的话都每个字一样，只不过前者是国企招工，后者是旅店拉客。

　　但到了70年代末，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很多农场的人地矛盾已经出现——我们农场到1986年包产到户时，户均分得的土地已经明显低于附近的“农业社”（人民公社）。1994年我们暑期实习，到辽宁辽阳一个国营农场做调查，发现那里的人地矛盾更突出（主要是山东、河北移民）。注意移民大都倾向去“好地方”，越是已经人口聚集的地方，越容易吸引移民，这会导致资源更加紧张。尽管农场是国营单位，土地国有、工资固定，但移民肯定还是大量分享资源，比家属和临时工工作机会，“小片开荒”、草场树林、宅基地等的人均数量等。这都是人们可以直接意识到、感受到的。

　　这一过程（冲突—融合）的细节我提供不了，只能讲我现存记忆中的印象——我小时候是一个早慧且敏感、有心的孩子（都与现在的我完全相反），我首先觉察到了劳动分工中的“问题”。我们农场是种寒地水稻，最重最累最苦的活，首推“挑苗”，就是在插秧前，要把育苗床的苗，挑到大田里去。禾苗要从苗床里一大块一大块地分割下来，装到塑料育苗盘里，摞起来用扁担挑走。每一担，都至少200斤重。初春的东北，依然寒气逼人，地里都是冰茬子，水田靴基本都是破的，根本补不过来，跟光脚效果一样。挑苗的活，早期（指第一批投亲靠友型移民刚到来时）全部都是山东人干（我们山东人确实也很能挑扁担）。我曾经问过这个问题，为什么挑苗都是山东人干，于是听到了这样一种说法：山东人肩膀跟东北人的不一样，山东人的肩膀是平的，东北人的肩膀是斜的，根本挑不了担子，所以都得山东人挑。

　　第二个例子是我很小就发现，我爹总有活干。甚至农闲歇班的时候，别的农工都休息，他和我们一个老乡（有轻度智力残疾）却要套上牛车到处去掏粪积肥。这个活不重，但又脏又臭，没人愿意干，好像一天有几毛钱补助，不过也总是只有他们这两个全队最老实（也都是一大家人很穷）的人干。这些事情我小时候曾经耿耿于怀，从来不理队长和计工员等那些人，甚至还对他们有些仇视，觉得他们都是坏蛋。但后来我一直观察，逐渐发现这事其实也不这么简单。

　　首先，山东人本身并无怨言，山东人在一起也从不抱怨。不但没有怨言，我还看出他们实际都在非常“下力”地干活。不得不佩服我的这些故乡人真的能吃苦，而且普遍非常要强。一个老乡伯伯曾给我讲过他如何年年割地（收割）排第一的故事，与一个东北人进行疯狂竞赛；另一个老乡农工，插秧时累昏在了田里，被评为模范并转干（这个人后来还当了我们农场的场长）；我爹也曾在挑苗时累得眼冒金星跌坐在冰水里……

　　最后我终于确认了一件事：农场的这种分工安排，其实是一种默契，山东人和东北人之间的默契，在这个过程中山东人甚至是主动的，体现了一致的、集体性的高度自觉。在深层次里肯定是有谦卑感恩心理，但也是一种很务实的“拿捏”，是一种自发的低调，体现了他们的精明。同时，这也体现山东移民的自尊和刚强（与传统的耻感文化有关）。山东移民的群体形象，在我们农场，与在整个东北是一样的，老实本分，同时也有骨气和硬气；不乏精明算计，同时也有礼让精神（山东人倔强者有之，精明者有之，吝啬者有之，但我从没听说过有干活藏奸耍滑的）。

　　我父亲就是一个典型，他的老实巴交谨小慎微，已经到了“树叶掉了怕砸脑袋”的程度，在我母亲看来完全是懦弱畏缩、唾面自干。但无疑她也更了解他的另一面。她给我讲过我爹的一个故事，是我还不记事时的事情。有一天我爹和十几个工友在一个地方打抗旱井，下管子的时候是我爹掌的眼，埋好后队长来检查，发现下歪了，队长气急败坏，破口大骂，问谁掌的眼，说是我爹，队长继续骂，我爹一声不吭。因为那种大铁管子，是砸到七八米深，起码有七八百斤重，埋好了是不可能再挖出来重下的，队长最后一看也没招，骂骂咧咧地走了，大家也都下班回家了。当天晚上我妈做好晚饭，等我爹回来吃饭，一直没回来，她也没管，带我姐和我吃完就睡觉了。第二天起来，发现我爹还没回来，也没管（有时农工下班在队部或马号打扑克，打到很晚也会直接睡在那），到了中午饭，还没回来吃，下午我妈就去找，这天是歇班，找到晚上也没找到，人失踪了。我妈就想这人去哪了？问工友昨天在哪干活了，说了在哪打抗旱井，我妈就去那里找，到了那气得哭笑不得：我爹一个人在那，一身泥一身水，他用了一天一夜的时间，挖了一个好几米深的大坑，硬是把那个大管子挖出来了。

　　人们都知道东北人叫山东人“山东棒子”。我从小就不觉得这是一个有多大侮辱性的蔑称，它主要形容的是山东人的执拗、犟性、硬气，当然还有呆板（不知变通）。东北人嫌人太犟时，有时会说“我看你是山东省倔县一根筋村的”（碰到脾气还不好的会说是“山东省倔县火力爆村的”），在东北“山东”基本就是“倔强刚硬”的代名词。东北有一种粗俗顺口溜叫“四大某”，其中的“四大硬”有一个版本最后一硬就是“老山东”（极其粗俗，读者就不要搜了）。山东人无疑能成为很好的工友。

　　分工关系没有造成阴影，工作场所之外，则更是一片和谐。具有东北特色的是：不但和谐，还常常充满欢乐。这其实是集体劳作、合作经济可以很“正面”的一个特点。在我看来这首先要归功于东北人的文化品格，包括他们的乐天派精神，他们的娱乐细胞，他们与人为善的态度，和灵活圆融的处事方式。我小时候最喜欢能跟一群东北农工在一起的场合。工作场所的我基本参与不了，但红白喜事偶尔可以，再就是每年冬天都有多次杀猪喝酒——东北入冬后就进入了农闲杀猪季，简直是乡村版狂欢节，每家都请几乎全生产队来吃饭喝酒，有时能吃大半条猪，然后再挨个去别家吃（最后实际还是每家吃了一大只猪。注意东北的猪，经常要养到四五百斤才出栏），每次总有几个“白话蛋”口若悬河妙语连珠，有些“玩闹儿”耍耍宝出出洋相，酒酣耳热之际，有文艺才能的人跃跃欲试，俚歌小调，故事段子，插科打诨、口无遮拦……女工也泼辣生猛，常令人侧目。虽然常常有点儿童不宜，但我喜欢并能陶醉其中。我尤其喜欢那种氛围，有很亲密的人际距离，使人感到愉悦、幸福、温暖；这种亲密的人际关系给人很强的归属感，无疑是对异乡漂泊者极大的心理慰藉。

　　这些活动的主角，当然都是?东北人，而不是或拘谨、或矜持、或古板，甚至还有些苦涩的山东老乡们。很多时候是东北人提供才能，山东人提供“素材”，大家尽情调笑——斗酒十千恣欢謔。关于东北人的“找乐”精神和伟大的幽默，我得开专章叙述。

　　2010年我陪一个社会学者在四川会理访谈了一位彝族老村长，坐在他的火塘边喝着自酿包谷酒，讲他们民族的娱乐、狂欢、仪式和节日。酒酣耳热之际他突发感慨，说现在人都富裕了，有钱了，但人都没有过去“有意思”了，不会玩，也不好玩了。我当时就想起了我在东北的童年，那些可爱的农工，那些白话蛋和活宝，下乡二人转、秧歌队大高跷……

　　有一段时间我看南北朝史，看到经常有“胡歌胡会”的记载，我就感慨，同时怀念旧时的东北。中国人民，尤其汉民族，好像很早就丢失了一种应该是属于酒神文化的东西，这种情况在各地大同小异，以我们孔孟之乡为甚：完全没有放飞自我、纵情欢愉的氛围，人人古板的要命——“叫人活泼不得”。（当然山东也不乏幽默风趣之人，而且可能水平极高，比如我现在的同事中，最有幽默感、幽默水平最高的就是一个山东人，但他也有十几年在东北生活的经历）。陕西、陕北看似是个异类，陕北民歌、秦腔花脸，听起来很有“宣泄感”，是很充分的个人表达，但它们也常是苍凉愤懑，苦大仇深，给人感觉是过度压抑的产物。只有东北，独树一帜，别开生面，虽然也已不复当年，但仍然生机勃勃，目前仍是网络娱乐、草根娱乐的主力军。

　　回到正题，接下来的观察，比如核心的“分工问题”，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实际上到分田单干之前，“关里关外”的分工界限已经很模糊了。在正式包产到户之前，还实行了一年“分小组”，由农工自由组织“承包小组”来过渡，这时已经有了很多山东和东北家庭混合的小组。进入80年代，第一批支边的山东人子女到了婚嫁年龄，之后持续有广泛通婚，“界限”彻底消失。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很理想的融合案例。两种不同文化相遇，存在利益冲突，但二者巧妙耦合，将矛盾化为无形。这一过程中当然也会有少许龃龉，比如有时小孩子之间还会吵架，东北人要是喊我们“山东棒子”，我们就骂他们是“东北臭糜子”（两者都是典型东北大田作物，棒子就是玉米）。但两个群体一个是谦卑感恩，同时自尊自强、克己奉献，一个是大度包容，同时善意友爱、融通权变，二者配合，完美体现了我们中华民族整体具有的和平精神、包容精神、共济精神。你施惠于我，我也奉献于你，同时大家互娱互乐，融融泄泄，田里地头，桑间陌上，最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成为彼此的“亲人”，也一起重新塑造了我们共同的文化品格。

　　这部分是关于东北文化的“乱弹”?、东北文化纵横谈，其实可写的东西很多，比如“串门子”文化、“扯犊子”文化、顺口溜文化、段子文化、“外号”文化、二人转文化（以二人转为代表的戏曲/曲艺文化）、“跳大神”文化、“大车店”文化、“跑山”文化……但我作为一个半吊子社会学、人类学者，驳杂而不专精，很多东西接触也有限（只有“跳大神”我算做过专门研究），要想写的全、写的好，需要查阅很多资料，而且我这个系列有一个主题，得尽量扣着主题来“谝”——主题是 1. 我、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家族、我的故乡人与东北和东北人，以及 2. 山东文化与东北文化的冲突和融合。

　　这一节主要聊聊东北的俚俗文化，其中的两个代表：“扯犊子”文化和“外号”文化。

　　请注意：我这个系列描摹的，主要是40-30年前的东北，时移世易，今天东北的文化面貌肯定也已经与过去大不相同，但“文化底色”不会轻易改变。我这是回忆，也是在缅怀和凭吊一个时代。

　　先说说“扯犊子”文化。

　　“扯犊子”和“犊子”是东北话中使用频率非常高的两个词，它们都算“俚语”。“扯犊子”在日常语言中的意思主要有三个：一是胡扯，瞎编乱造，无中生有，“你净扯犊子”；二是侃大山、摆龙门阵，谝闲传：“来，扯会犊子”；三是干不怎么“正经”的事，特指不严肃的男女关系：“你是不是又扯犊子去了？”

　　“犊子”的意思是坏种、小人，“这家伙是个犊子”，“你真犊子”（这时是形容词）。但这个词的词义经常有轻有重，而且轻重含义差别很大，常成为昵称，跟“杀千刀的”有点像，但又不同（“犊子”戏谑成分更多）。“犊子”和“王八犊子”、“瘪犊子”即“鳖犊子”基本是同义词。

　　可以看出“犊子”加一个“扯”之后，词义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似乎有点令人费解。我原来以为是“犊子”是和“畜生”、“畜类”（我们山东老家叫“畜里儿”）是差不多的意思，但汉语里似乎没有像“扯畜生”、“扯畜类”这样的语法构造。

　　?随着我接触东北方言、东北人（土生土长的老东北人）越多，我越觉得这俩词后面可能有“说道”。上大学后有一年暑假我准备研究一下这个问题，先问我爸妈知不知道这两个词儿有什么说道，结果被骂了一顿：

　　“你他娘的研究点什么不好，研究什么‘分犊子、扯犊子‘的，没正事！”?

　　其实还算好，没说要去听二人转，否则能被骂一整天，因为在他们眼里二人转就是“职业扯犊子”的——“最没正事”。

　　能看出来，他们肯定也知道有什么“说道”。这好办，我去问老东北人，遇到知道的一下就说清楚了（你看人家东北人就不藏着掩着的），原来“犊子”、“扯犊子”来源于过去东北（后来看书知道也包括绥远等一些地方）的一种婚姻/家庭形态，叫“拉帮套”，是一妻多夫（基本二夫）的。

　　东北的大马车，通常用几匹马来拉，中间的是“辕马”，主要负责掌管方向，两边的叫“帮套”或“边套”，负责用力拉车。这种家庭的组成一般都是由于男主人因故丧失了劳动能力，或因其他原因无法养家（比如男人体弱、失去土地或其他生活所依，同时孩子又多），再找一个男人帮忙养家。这个男人叫“帮手”或“股子”（在家里和对外一般称“孩子他舅”），这种拉帮套家庭的孩子，就叫“犊子”。有个顺口溜能概括这种家庭的“生命周期”：

　　招股子/养犊子/犊子大了撵股子/股子回来劈（读“匹”）犊子。

　　说的是这种家庭一般都是为了养孩子才不得不组建，但孩子大了一般都会把股子撵走（因为会感觉受歧视、屈辱），若干年后股子老无所依，一般会再回到这家要求给他养老。

　　注意这是一种比较正式的婚姻/家庭制度，很多都是有文书、有证人/保人的。一般明文规定自股子来家之后，不管再有没有生孩子，现在的孩子都有一半属于股子，要负责给他养老（“股子”的意思就是他在这家里有股）。劈犊子又叫“分犊子”、“扯犊子”，因为到商量养老的时候，总是会有各种扯皮，所以后来“扯犊子”就用的比较多，进入了日常语言。

　　因此“犊子”并不是“畜类”的意思，而是更接近我们老家的另一个词“杂种”，在汉语里这通常是很恶毒的骂人话，但在我山东老家，这个词用来称呼真正的“杂种”时也没有贬义（侮辱性），比如“杂种出好汉，十个九个都不善”。而在东北，“犊子”这个词的贬义就更是弱得多。原因很简单，这是大家承认或认可一个制度。知道这些，就知道为什么“犊子”和“王八犊子”是同一个含义，以及各种戏谑性含义的来源了。除了“犊子”、“扯犊子”，东北话里还有一个与拉帮套有关的戏谑性词语，就是“拉套”。比如你跟领导抱怨待时，可以说“你看，我给你们/给单位拉了这么多年套，总得如何如何吧（要待遇）”。

　　如果从人类学的视角对拉帮套进行“功能分析”，会发现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共济制度。这种家庭形态之所以出现在东北、绥远，一个条件是这些地方（特别东北）在历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都是流人社会，由于有边禁，犯险闯入的也是以男性为主，男女比例失衡；同时由于气候和其他原因，本地男性（男主人一方）伤残比例很高（比如治安原因如匪患、械斗，还有大量兵源输出导致很多伤残者复原等）。除了满足性需求之外，它还有其他非常重要的社会功能。比如，在旧时代，实际上光有钱是不能养老的，还得有人照料、送终，光棍们能攒钱，但储蓄不了子女，拉帮套就是储蓄子女的手段。对于招股子的家庭来说，意义就更大了——所有人的生存，以及婚姻、家庭的保全。因此这是个很好的共济制度。

　　（抱歉我们学者写东西总摆脱不了“论文范”，我尽量改。）

　　我想要强调的一点是：这个好的制度能够在东北出现，很关键的一个原因，是东北文化与东北人民的包容性和务实、权变精神，这是一种伟大的善意。其他地方也一样有这种需求，东北的需求即便更多，这种制度也不是必然就会产生。当然，既是在东北，就又少不了“娱乐精神”，看这些相关词语的使用就知道了。

　　我这个小研究还做了几个个案，每一个个案都是非常好的故事，还有花絮，这是我最大的收获。这些个案也都让我对东北人民心生敬意。由于篇幅原因我就不讲了（有的还涉及隐私，因为家乡人看到可能会猜到是谁家）。当然，由于是“意识流”，我只讲一个小花絮，说它是“花絮”，因为它不属于拉帮套个案，是有人给我提供了一个无关的故事。一个有好几个女儿的老头，他偶然遭遇了一次事故，在救治他时人们发现他根本不会有生育/性能力，大家才知道原来那几个女儿都不是他的。巧的是有一年我很偶然地认识了这家人，能看出他老伴年轻的时候肯定是一个美女，但他的几个女儿更美，也都很能干（这些个案，好像很能说明我老家那个说法，似乎还真是那么回事。一笑）。

　　多数个案的结局都不错，家庭和睦，帮套老有所依。花絮那个也是，那几个女儿都对那老头特别好（应该都知道不是自己的亲爹）。仁者爱人，道不远人。人道大于天。拉帮套符合人伦大道，是孟子说的“权也”。但我在访谈中还了解到，“文革”的时候，有个地方找不到人来斗，有一天造反派突然来了灵感，把村里的几户拉帮套人家的女人都揪了出来，脖子上挂破鞋批斗游街。

　　什么叫没文化？这才是真正的没文化！

　　不但没文化，还是混蛋臭流氓，我只想骂一句：

　　真特么犊子！

　　回到正题——其实也没跑题：我上面这一大通，特别是最后的故事，就是典型的东北式“扯犊子”。我为什么喜欢东北的东西？因为东北的东西，往往都很通透，“实质性”非常强。扯犊子和“唠嗑”不是一回事，和侃大山、摆龙门阵、谝闲传也有不同，因为它更具有“实质性”：我们聊天、侃大山最喜欢聊什么内容？最喜欢听什么内容？当然是八卦、带点“色”（东北读shai3儿）的东西，以及其他“很带劲”的东西，“扯犊子”就是扯这些（不可否认很多都是低级趣味），不是“家常嗑”。“扯犊子文化”不单指唠嗑中的扯犊子，它是围绕着拉帮套这一特有的现象/行为/制度，衍生或折射出来的观念文化（包括人道观念、权变思想和务实态度等）、语言风格、娱乐精神等的总合。

　　虽然很多山东人不喜欢“扯犊子”，但“扯犊子”跟山东人关系很大。扯犊子中的帮套大多是山东光棍。

　　在研究扯犊子的过程中，有一天我突然想起小时候（特别小，五六岁）和东北小孩骂架的场景，双方都是喊顺口溜，跳着脚齐声喊的那种，对方喊山东棒子主题的顺口溜，我们就只有一个顺口溜回应：“臭糜子，赶马车，山东棒子是你爹！”这个顺口溜莫名其妙，好像没什么逻辑。后来又是非常偶然的机会，我看到了那个顺口溜（抱歉我实在记不起原文，论记忆还得是童子功），大意是东北人赶马车，打帮套的马，有人以旁观者身份喝止他，就是用那句“是你爹”（意思是他应该善待帮套，也就是暗示他是“犊子”）。说实话我不喜欢这个顺口溜，太含蓄又没文采，而且最后那句要用一种很凶狠的语气，与东北的顺口溜大异其趣，不符合“扯犊子”精神。

　　扯犊子涉及东北的“性文化”或“性伦理”。表面上看东北人的人际距离近，对人的禁锢少，聊天话题广泛，基本百无禁忌，但这绝不能说明东北人在两性关系上不够严谨，或比较“松弛”。其实在中国人们的生活方式在哪里都是差不太多的，只不过东北人更善于发现和演绎，并能择其趣者分享。当然东北人也更加坦白直露，不喜欢藏着掖着，“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东北文化和山东比较，一个是质胜文，一个就文胜质，不单单是在“扯犊子”这一个领域。

　　直到现在，我仍然喜欢听“扯犊子”。一个冬天，一铺大炕，一个烟笸箩，一簸箕炒葵花籽，一帮男女老少，唠嗑，聊大天，偶尔还扯扯犊子。室外滴水成冰，室内热气蒸腾，烟雾缭绕，欢声笑语。是不是有很踏实、很温暖的感觉？

　　扯完犊子，再简单聊聊东北的“外号”文化。外号，就是绰号。绰号在哪里都有，但东北的外号文化，大不一样。不一样在哪里呢？

　　首先是普遍。在东北农村，有外号的人特别多，比哪里都多；第二是使用也普遍，普遍到了它导致很多人，相当多的人，大家都忘了他/她的“大号”叫什么，甚至姓什么都忘了。

　　第二，外号通常是人的“特征”，如果只是几种特征，其实难免平淡或千篇一律。而东北的外号绝不平淡，五花八门，“神来之笔”比比皆是，有的令人拍案叫绝。也就是说，东北的外号单纯从技术角度看，起的更好。好在哪？好在“有意思”、精彩。为什么会有意思？我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才能，按赵本山的话说：“有才”(是一种“歪才”)；第二个是文化——“百无禁忌”的文化、俚俗当道的文化，还有东北独特的“找乐”文化。东北的外号，包含大量俚语，甚至还有脏字，简直是怎么俗怎么来，怎么乡土怎么来，其实就是怎么“好玩”怎么来，体现了一种不管不顾的娱乐精神。

　　第三当然就是粗俗化、戏谑化倾向。不否认东北外号确实精彩、有意思，但普遍粗俗，甚至很不堪。东北农村外号大都不雅，几乎没有一个雅的，多数很不雅。而且这种俗，能感觉到是故意为之（不见得有多深的恶意），比如说一个人个子高，可以叫“摸着天杜迁”、“玉幡竿孟康”，这都可算“雅号”，普通的可以叫“罗长子”、“张大个”，但在东北基本不会这样，能叫你“大竹竿”就不错了——我们那有两个大个子，一个叫“某大晃”（大个子的重心高、摆度大，所以有点晃荡），一个叫“某大栽楞”（栽楞意思差不多，不稳）。也就是说，东北的外号基本都是“诨号”，而且俚语化，好像起外号的目的都是（自觉不自觉地）用来娱乐大众，也就是娱乐化、戏谑化倾向。

　　第四，以上特征，使东北的“外号文化”呈现出另一个完全不同的特点。就是有“力量”。我就叫你这外号，你不接受？叫的人多了你不接受也得接受，这是一种很强势的“群众文化”或者说“群氓文化”，它以一种集体强制让个人更加渺小。必须承认它会在一定程度上剥夺个人尊严，是一种民间暴力，是群众性语言暴力。它有力量，因此就可能有在其他地方不具备或很难实现的社会功能，这基本可以看作是东北“外号文化”的第四个重要特征。

　　我本人不是这种“语言暴力”的受害者，我没有外号，曾经被起过几个但都没有被“叫起来”。我小时候不太喜欢这种外号文化，这当然很““山东”，很“不东北”，但我还是慢慢洞察了东北外号的一些很可贵的特点，开始对它“刮目相看”。

　　注意我这篇东西也主要讨论东北的“文化品格”或“文化位格”。我热爱东北，热爱东北人民，但作为一个学者我必须自觉抵制“以正面为主”的倾向——这是一种乡愿。“乡愿，德之贼”。但我可能不可避免地会爱屋及乌，看不到缺点，忽略缺点，或者轻描淡写。

　　第一个难能可贵的地方，是它不“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特别前者（它很多时候也不为“长者”讳，这是我也接受不了的）。管你是谁，多尊贵多清高，你就是范大脑袋赵大忽悠孔二楞子乌彪子，去尊贵化，去清高化，这在我们中国其实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外号面前人人平等”。它的功能是“解构”，朝向“人人平等主义”。

　　看张正隆的《雪白血红》（堪称奇书，就研究“文化”来说也是。强烈推荐），四野的将军们，南征北战，到东北时已经“壮岁旌旗拥万夫”，威风凛凛，但在这里却收获了一堆外号，比如李作鹏叫“李瞎子”（爱戴墨镜，他戴上墨镜看上去确实像盲人，一笑），梁兴初将军叫“梁大牙”，钟伟将军叫“毛猴子”。旧时东北的军阀，更是威风八面，生杀予夺，一样也有外号，张作霖是“张小个子”，马占山是“马小个子”，吴俊升是“吴大舌头”，不苟言笑的郭松龄叫“郭鬼子”，更不用说“座山雕”、“一撮毛”、“许大马棒”……文革时我们农场就有人因用不雅称呼叫领袖、副领袖而被判刑，还不止一个。

　　第二是体现批判性和反抗精神。这种批判毫不留情。比如“文革”时主政东北的某将军，外号“陈三两”（油供应量减少到每月三两）。我们农场的领导，个个有外号（有意思的是“某大肚子”基本都是给领导预留的外号）。有一位女干部，主管计划生育（在那个时代是非常得罪人的），被起了一个极其不堪的、同时很恶毒的外号，用我们山东话说“根本对不上齿”（说不出口），我小时候在家里有一次不小心脱口而出说了她的外号，结果被我老妈狠狠打了一顿。下一段会专门说山东人与外号——东北人很不给山东人起外号，但我一个老乡因为常和领导走动，人又过度谦卑，总显得毕恭毕敬，被起了个外号“老包衣”（包衣是满语“奴仆”、“奴才”的意思）……

　　第三，重点来了，东北的外号，虽然总体上是以戏谑性、好玩为主，但有心人（或像我小时候那样敏感的人）还是能感觉到它有很浓的“人情味”，并且总体上来说它是比较“得体”的，在某些基本的、重要方面（从政治哲学和道德哲学高度来看）不出格，不但不出格，位格还比较高。比如对有些“特殊”的群体，能体现出特别的“善待”（当官的肯定不在此列），比如对穷人。周立波作为一个湖南人，他写的《暴风骤雨》也堪称神作（写的非常“东北”）。里面有个人物“赵光腚”，他这个外号就是因为穷（连裤子都没有，两口子只能趁天不亮光身下地干活，被人看见了）。这其实是很罕见的，我来东北从没听过编排穷人的段子和以“穷”为特征的外号。对山东人也是。山东移民群体普遍比较古板，活泼的、随性的人当然也有，但和东北人相比，严肃刻板、不苟言笑者要多的多，山东移民普遍也没什么家底，活的比较沉重（比如多数还要忧虑老家人的生活），敏感自尊，因此山东人外号不多。我很早就注意到，东北人和山东人说话大都很注意，讲话开玩笑的分寸感很强。当然我们山东人远没到“开不起玩笑”的程度，豁达大度者也很多，但你还是能感觉到人们在这方面是很注意、很有心的。外号其实总是在起，但很多外号是“叫不开”的，因为没人响应，就流传不开（尽管很多也起的很“精彩”）。比如我父亲因人瘦小，干活吃力（但绝对卖力），也曾被起了个外号，但这个外号就没被叫起来，只有他在马号喂马时的一个老工友（也是见谁都戏谑的老顽童），见到他就喊，我爹从来只是笑笑，也不回应。这样的人，也很难有不雅外号。这老头有一个很不雅的外号。在东北一般有人叫自己不雅外号时，都大声叫对方的——一报还一报，这也是几乎人人有不雅外号的一个重要原因：人们太喜欢互开玩笑了。当然我爹这样的山东人也大都有“不是外号的外号”，就是“张山东子”、“魏山东子”、“丁山东子”，一般都起给有典型山东人样貌、气质、做派的人。

　　最后还是说说文化冲突和融合。我有一个记忆犹新的对话场景，是在一个老乡家的大炕上，帮工干活（旧时东北普遍互相“帮工”）的间隙坐了一帮人，喝水抽烟唠嗑。有山东人有东北人。聊着聊着就说起山东、东北来了。突然就有这样几句对话（也可作为东北语言艺术案例）：

　　“哎，你们山东人为啥叫‘山东棒子‘？”（年轻人。这个问题有点“二”）

　　“是不是因为你们都会少林棍，呵呵”。（也是个年轻人。那年电影《少林寺》热映）

　　“拜（别）瞎说，少林寺是河南那嘎达的，不是山东滴”。（赞有知识）

　　“我听我奶奶说，山东人叫‘山东棒子‘是因为他们闯关东来东北，人人手上都拿着一个棒子，打狗棒子”。（确实有这种说法，打狗棒子，其实就是要饭棍了）

　　这时画风突变，一个也是来帮工的山东青年突然闷声闷气地说：

　　“我们山东人来东北，就是来给你们东北人拉套的！”

　　不好。这一下就把天聊死了——这是在骂人了，简直是骂街。

　　这时一个东北小伙子火了，说：

　　“操，那你特么是骡子还是马？”（完，升级了，意思是要单挑——“是骡子是马，拉出来溜溜”）

　　这时一个“屯不错”东北大叔加入、喝止了：

　　“行了行了，你们都是爹行了吧？快他妈干活去！”

　　这当然都是小龃龉，融合是主流，而东北的俚俗文化，是促进融合的重要力量，因为它有独特的魅力，巨大的磁性。就我家来说，我二婶和我老姑（她们到东北时分别是19岁和12岁），到东北后，很快就变成了东北人，口音、做派，各种行为习惯，都与东北人毫无二致。特别我二婶，还学会了抽烟，习惯串门子、找乐子，送自己家的菜拔别人家的菜，说话满嘴脏字，不管跟谁开男女玩笑，顺口溜一套一套的，按我妈的话说，净是“苞米瓤子话”、“三村旮旯话”……

　　这就是“大东北”。

　　我们本科毕业实习，是参与世界银行、斯坦福大学和多伦多大学的“中国北方经济调查”，研究有一个目的是重复当年满铁（日本殖民侵略机构）的调查，因此我也接触了一点满铁的调查资料，有一天看到令人忍俊不禁的一段：日本当年也一直在努力组织移民到中国东北，有一年满铁派出一个调查队，调查日本移民在东北的生活状况，调查结果令他们大惊失色——坏了，这些日本人，都已经变成中国人，而且是中国东北人了——串门子、扯犊子、说脏话……

　　这就是东北的文化亲和力、吸引力。在我看来毫无疑问这是一种先进文化，甚至是普世文化。

　　除了古板的老山东，还有谁能抗拒得了呢？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由于传播的原因，东北人的幽默人所共知；其实也由于传播的原因，大多数人对于东北、东北人的幽默，了解也是肤浅的。

　　我过去还看电视的时候，赵本山是春晚的王者。我也曾是他的粉丝。现在已经多年不看电视，近年也没用过“快手”、“抖音”，但我用微信，在微信群里总有人发“快手”和“抖音”上的搞笑东西（几乎每天有），我有时也点开看，累积起来也看了不少。不出意料，这些搞笑的东西，很多都是由东北人创作的。怎么评价呢——也就那么回事儿吧，不影响我上面的看法。

　　天天接触这种幽默，时间长了，可能有人就会认为幽默（包括东北的幽默）、“正常的幽默”，或者“幽默艺术”就应该是这个样子。但如果你看中国古代的笑话书（比如《笑林广记》），或者看美国的搞笑节目和各种幽默（最好懂英语），你就会发现这些幽默和你熟悉的幽默不一样，很不一样；而我了解的东北的幽默，则和它们很像（但也各有特点）。

　　那丁老师你说的“真正的”东北幽默，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这个我还真说不好。而且这东西如果用语言（学术语言）概括，就“没意思”了。您要是有足够耐心，可以在看完我这篇东西（里面也有我的一些观点）之后，自己概括、体味。

　　我上研究生的时候，宿舍斜对门有一位哲学系的老哥，浙江温州人，现在是中央党校教授、著名书法家。有一天他突然拿着一本书跑到我们宿舍，把我揪起来，指着书上的一页说：哈，这个太有意思了！是不是你们东北的？你看到过吗？我一看，是我小时候就熟悉的一个东北顺口溜：

　　/阳光明媚，

　　/队里开大会。

　　/队长说：

　　/谁说妇女没地位？

　　/呸！

　　/那是万恶的旧社会。

　　/没有妇女就没有人类。

　　/当然了，

　　/没有男人也白废。

　　之后几天，他像魔怔了一样，每天无数遍在楼道里用他的温州普通话大声朗诵这个顺口溜，节奏铿锵，而且见谁向谁推介。后来他好像还就这个顺口溜写了很长一篇论文。

　　这个顺口溜是不错，耐人寻味。我讲这个故事的目的是要说，其实以我的鉴赏力，对于这个作品的认识，也就是“高！实在是高！”的水平。但它肯定是“实在的高”，否则以陈教授那么大学问不可能这么倾倒。

　　那到底什么是“好的幽默”？

　　我想可能首先得深刻（然后再用艺术语言把它表达出来）。这个顺口溜肯定深刻，陈教授比我大7岁，他的生产队生涯比我长得多，肯定能深刻认识。

　　? 我是搞社会科学的，社会科学在方法上有一个基本要求，就是凡事在比较的基础上才能下结论。谈东北的幽默也需要“比较”。举另一个我小时候就很熟悉的顺口溜来说，这个顺口溜我见到过三个版本。第一个是：

　　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

　　在冯骥才先生?一篇写天津卫市井社会的小说里，看到的是：

　　?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

　　这个就深刻多了。而我在东北几岁时接触的，是这个版本：

　　?软的怕硬的/硬的怕横的/横的怕楞的/楞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不要脸的怕没屁眼子的。

　　“没屁眼子”?在东北话里是“说话没准儿、说话不算数”的意思。这个不知是不是东北原创，但最后一句是东北方言。至少东北小孩子得到的都是延伸最全面的那个版本。

　　这是第一点，就是东北的幽默，水平很高，首先它是能够?很深刻、很全面的。

　　第二点，?好的幽默，应该体现充分的自嘲精神，这也是公认的标准。有自嘲能力是智商和情商双高的表现。东北的幽默，当然不缺乏自嘲精神，赵本山的大部分幽默，都是以自嘲为起点的（从他一亮相就开始了）。到过或经过过铁岭的人都知道，铁岭的城市宣传广告是“欢迎来到大城市”，就是这种自嘲精神的精炼表达。

　　?第三点，好的幽默，往往能体现一种乐观向上的精神，不屈不挠，自我提振，甚至能够苦中作乐、以苦为乐。我从小就是班上最矮的之一（上学早，当然现在也是矮子），有时候大个子同学嘲笑小个儿，我们就会齐声念一个顺口溜：

　　个大不算富，

　　多穿二尺布。

　　一样的棉花票，

　　你做个薄棉裤！?

　　第四点，?好的幽默，是涵义丰富的，可能有多重所指，或者多个幽默元素并存。“金人有狼牙棒，我们有天灵盖”就是这种幽默，乐观和自嘲并存。东北的涵义丰富的幽默当然也有很多。前些年有很多版本的“十等人”，但我觉得都不如我小时候在东北听到的“文革”中的东北农村“十等人”丰富、深刻、犀利：

　　/一等人，老支书，牌子越老越特殊；

　　/二等人，小队长，三天两头喝一场；

　　……

　　/七等人，车老板儿，克扣马料下饭馆，

　　/剩下钱，买烟卷；

　　/八等人，屯不错，大事小情前排坐；

　　/九等人，是社员，光干活，不挣钱?；

　　/十等人，黑五类，光干活，不开会。

　　就拿最后两句来说，有一层要表达的意思是社员其实?还不如“黑五类”（这个顺口溜一定是社员编的），因为一样不拿钱，人家黑五类还不用开会。

　　由于篇幅关系（还远没到正题）?，我再简单说说东北幽默的“特点”。第一个明显的特点当然就是“量大、质高、便宜、包邮”。东北的幽默，载体太多了，凡发声音的都承载幽默，凡发声处都有幽默。东北连音乐歌曲小调都有诙谐感，甚至有包袱，东北幽默最大的载体其实是二人转。即使过去的“正剧”（能上电视和广播的），也充满幽默，连悲剧里面都有不少。我还记得小时候听收音机里的《梁山伯与祝英台》，梁祝初遇，一起赶路、吃饭，吃饭时有一句“山伯真是个男子汉，一口气造了八个豆包四块青红方”。

　　第二个，最突出的特点，看过我这个系列?第三部分的应该能猜到，就是粗俗、俚俗。在“扯犊子文化”、俚俗文化当道，在有“解构本能”的东北娱乐文化的整体氛围之下，幽默的粗俗化、俚俗化不可避免，甚至成为了幽默的主流、主要势力。我曾有一段时间收集、比较过几种幽默载体（不算是研究，也是“找乐”为目的）：顺口溜、三句半、歇后语等，不用说东北的内容最丰富，但包含低俗内容的比例也最高。比如东北的顺口溜，非常多非常丰富，但里面最大的一个类型是极其粗俗的“四大”系列，简直不知有多少。我就举一个例子来说明什么是典型东北幽默（幽默元素+粗俗化、俚语化），还是一个教育系统的段子：

　　说东北某地迎接普九验收，上级抽查青壮年文盲妇女的脱盲情况（“普九”的一个目标是“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验收标准是要认识2000个汉字）?，把文盲妇女集中在一个教室考试。轮到一个妇女，验收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一个“笔”，问她这个字念什么。她不认识，旁边的本地干部看出她不认识，很着急，正好他上衣口袋别了一根钢笔，就给她使眼色偷偷指了一下左胸，文盲妇女看到了，一声大喊：“我知道了，念‘咂儿’！”

　　（注：“咂儿”这个词是“乳房”的俚语，在东北话里它比乳房的俗语“奶子”要更粗俗。）

　　第三，?对本文来说，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关于东北幽默的“位格”，位格是“品味”加“品格”，侧重品格。注：在这里我写了两大段概念和理论问题，写完都删掉了，原因是这些概念和理论，我轻易也掰扯不明白，掰扯明白了也没人看。就记住一点：我有我的标准。

　　首先说品味。东北幽默，品味高的肯定也有很多，但整体上看，或者平均来看，品味肯定不高?，甚至可以说是“较低”。

　　再说品格。品格无疑更重要，也是我们分析的重点。（再注：这里又删掉一大段幽默和讽刺的关系）幽默?离不开讽刺，我评价幽默的品格有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讽刺的对象是谁。

　　鲁迅说（大意）：勇者一怒，抽刀向更强者；懦夫一怒，抽刀向更弱者。王朔说（更是大意），我从来不和比我弱的掐架，只跟比我强（指势力强弱）的掐。这是评判英雄好汉还是懦夫草包的标准。对文学艺术来说，就涉及品格问题。

　　这里就不能不说东北幽默最重要的载体——二人转，也不能不提赵本山。我曾经是赵本山的粉丝。在我看来，赵本山无疑是第一流的表演艺术家。注意我说的是他的“表演”很厉害，是天才。我最早接触赵本山的艺术是1986年前后，那时他是一个二人转艺人，我在电视上看到他表演的东北拉场戏《摔三弦》和《摔葫芦》，拍案叫绝，他在这两个剧里都是演盲人，演的简直绝了（唱的也就一般水平）。后来他所谓进军小品，开始其实就是小剧场二人转的东西（小剧场二人转其实主要就是脱口秀，插科打诨加段子，还有表演“绝活儿”，二人转的“九腔十八调”是听不到几句的，唱词很多也改的“对不上齿”），只不过把搭档换成男的了。我那时听了不少他的磁带。后来上电视，他的表演天赋派上了用场，但这不是他火起来的决定性因素，决定性因素是他选择扮演的角色（形象），那个形象东北叫“屯老冒”或“屯老二”，关于“屯老冒”其实可以专门写一篇论文，东北段子和顺口溜都有屯老冒主题，比如“屯老冒进城”的各个版本：

　　“屯老冒进城，身穿趟绒（就是条绒。过去东北最便宜最土的衣料，我穿了多年），腰扎麻绳……看场电影，不知道啥名；喝瓶汽水，不知道退瓶；打一拳头，不知道哪疼……先进饭馆，后进剃头棚……”

　　这个形象是很“招笑”的，并且在东北深入人心，老赵把它演的活灵活现。这个表演也符合高级幽默的“自嘲”标准——虽然他实际也讽刺了农民，但那个屯老冒其实很狡猾，经常以弱胜强（人们爱看），其实是强者，为此他同时也获得了“品格余地”。但毕竟他是靠典型土农民形象（我的概括是“农民帽”+蹩脚中山装+自制布鞋+走路的“垄沟步”）吸引眼球，是利用大众“审丑”心理，艺术品格肯定不能算高。

　　按我的标准，他位格高的作品其实不多，但确实有好的，比如“三鞭子”、“扯蛋”（还有忘了名字的那个养王八的也不错），这些节目在中国是凤毛麟角。后期作品依靠的是表演能力高超，十足滑稽搞笑（讽刺对象有的有点分量，比如各种“大师”、轮子功、卖假药保健品之类的忽悠骗子；有的无足轻重，比如虚荣的老太太），他在中国称王属于必然，这主要是因为其他人的表演和节目本身都太差。而讽刺对象是傻瓜缺心眼人、精神病人、二尾子等的那些则都属垃圾（艺术品格卑污。一票否决）。春晚小品全集《牛大叔提干》赵本山 范伟 张玉屏_腾讯视频

　　这里就要说到二人转了。相信多数人都没看过真正的二人转（我小时候的下乡二人转，后来的小剧场二人转）。我告诉你二人转（真正的二人转）绝对是中国的艺术奇葩（褒义）。对这个观点看过的可能马上会质疑，丁老师你有没有搞错，那是典型低俗好伐？这世界上还能有比那更粗俗的“艺术”吗？这时没看过的也会接着质疑，我就说嘛，这种玩意怎么可能符合丁老师您说艺术“品格”标准，他们的作品刺贪刺暴？不可否认二人转的讽刺对象无所不包，甚至有残疾人这样的典型弱势群体，但他们有这样一个获得“品格余地”，甚至“品格制高点”的路线，就是先把自己降到最低。多低呢？您亲自去小剧场看看就知道了。他们已经基本做到了舍弃所有尊严来确立自嘲基点的程度。

　　这其实是一种堪称伟大的艺术传统——舍己娱人。

　　有一次我偶然瞥了一眼窦文涛主持的《锵锵三人行》，刚好讲的是东北二人转，窦文涛讲他观看后最深的体会，是这些艺人把自己“舍出去”的精神。我当时想这人的水平还可以——有点“鉴赏力”。

　　这里还要再提一个艺人——郭德纲。郭德纲的相声，水平当然不算高，艺术品味也一般（相声本质上不是幽默艺术，而是语言艺术，以他的水平实现不了这一点。这种艺术在近代的巅峰是马三立老先生），但从我的角度或“标准”来看，郭德纲在艺术上有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恢复一种优秀的艺术传统，或者说艺术路线，是什么呢？就是“糟改”。在相声的内容或情节安排上，基本都有“糟改”，就是上台后两人的互贬和自贬。现在“大雅之堂”上的所谓的幽默艺术，大多已经失去了这种传统，至少失去了这种艺术自觉（这其实是他们被大众摒弃的深层原因）。郭德纲的相声在这方面则做的很好（您一定想到了于谦老师的作用），但仍不够。看小剧场二人转就知道了，那是全程糟改，无所不用其极，小剧场里的讽刺，若是有观众感觉受到了冒犯，艺人马上跑过去扑通跪倒、磕头叫爹是很正常的，而且全场都在保持这样一种“态势”，就是时时让你感觉他卑微得不能再卑微，我就是一孙子，就是一渣，小草都不如。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

　　首先当然是为了保持艺术品格——不管什么时候人品艺品都最重要。但是，如果保持人品艺品，节目的题材、内容就太受限了（这点上中国和美国不同，美国题材多），简直没法演了，几乎只能像春晚相声一样“没意思”了。这时怎么办？

　　把自己降低（牺牲自己）是唯一选择，把所有人都变成“相对优势者”（相对于艺人来说），讽刺就可以百无禁忌了：你们都是爷，我就“童言无忌”了；或者“我是没人格、丧失了全部威信的，我损谁都不会有真正的伤害”（因此我就可以放开损、尽情损）。郭德纲 于谦百看不厌的两部相声 《美丽人生，醋点灯》_腾讯视频

　　东北有一种幽默形式叫“挒大膘”，我举个例子说明什么是“挒大膘”（是读音，第一个字是上声，可能是“咧大彪”）：

　　大家知道二人转是要表演“绝活儿”的。魔术杂技不算“绝活儿”，绝活儿得足够另类，最好还有俚俗成分（我说了整个过程要不断体现自我降低）。我其实也没看过几场二人转，举其中一场为例子，现在还记得的那场的“绝活儿”包括一个哥们儿用鼻子喝三瓶啤酒下去再一口全喷出来，还有一个哥们儿（可能实在没什么奇葩艺能）表演的是把一个女艺人骑脖颈扛起来满场绕圈飞奔（说好观众不全部喊停就不停，真的是有一个说不能停的都不停），还有一个叫“小胖”的表演的是吸自己的乳头（因为他很胖，能做到），用手捧起来一边咂一边说，艾玛我最喜欢吃我自己的咂子（俚语乳房、乳头）了，没事就嘬拉几口。这就是“挒大膘”。“挒大膘”这种幽默形式在东北很普遍，是一种很极端的自我耍宝（窦文涛节目举的“绝活儿”例子是一个艺人把菜刀高高抛起来，在它极速下落中用手拉开自己的裤裆接住。观众惊呼，他说“没事儿我这挂着倒档呢”）。

　　这是一种“娱乐至死”主义，也包含闪烁着“艺术利他主义”光芒的牺牲精神，体现了“观众至上”、“不管怎样也要对得起衣食父母”的职业伦理。

　　我需要再讲一个故事来说明这一艺术传统。

　　2000年我回山东参加一个长辈老人的葬礼（在山东聊城的高唐县），老人家80好几去世，是白喜事。家里请了戏班子（而且是请两个，唱“对台戏”），正日子第一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有两件事给我很大的“文化冲击”。第一是男女分开吃饭（“男女八岁不同席”，但是男人吃席八碟八碗，女人吃馒头就咸菜喝汤）。第二个是艺人吃饭，一大桌饭菜抬上去，他们不吃，要一个大盆，把所有饭菜通通都倒到大盆里再吃（金庸小说里丐帮吃饭就是这样，还要把饭菜一通乱搅，搞成很像剩饭的样子）。吃完每人拿出一个塑料袋，把剩下的分一分，每人拿一袋，放自己的包里（据说过去是别在腰上）。我很好奇，问一个大哥，他们打包这些东西，是要拿回去吃吗？那大哥笑了，说怎么可能，他们比我们有钱多了，这些打包的东西，他们走的时候，出村就会扔掉。他们这么吃饭是他们这一行的老辈子规矩。

　　这是伟大的艺术传统。东北二人转是人民的二丑艺术，是可爱、可敬的。理解了二人转艺术，才能更好理解东北的幽默。东北的幽默，是自嘲和讽刺（他嘲）都能够淋漓尽致，同时又能保持较高文化品格（艺术位格）的幽默。

　　一不小心又写成了一篇文艺评论（哭笑）。按我这个系列的要求，下面又得写山东和东北的文化冲突和文化融合。看过前面几篇的朋友应该可以推理出来能有什么情节。东北农村的下乡二人转，是非常朴实的艺术，通常是一家收几斤大米（我家那产大米），就开始搭台表演，收入主要靠表演过程中观众现场打赏。不用说，我从没看过，原因很简单，大人不允许（其实就是我老妈。我是上大学后才到城里小剧场看过二人转）。我印象中多数山东人（不包括我二婶我老姑）一提起二人转就骂，表示出极度的不屑，都不允许孩子看，我堂弟（我二婶的儿子）其实也是偷偷去看。

　　我没做过调查，但就我的人际圈子而言，我感觉在全国各地，最喜爱赵本山的肯定是东北人，但最不喜欢他的，可能就是山东人。有一年我在山东东营陪一个伯伯看电视，节目突然来了赵本山的小品，这个伯伯立即拿来遥控器换台，还骂了一句“娘的，粗俗！”那表情和语气与我东北家里长辈提起二人转时一模一样：“娘的，下流！”

　　好的艺术也需要有好的观众（反过来，有什么样观众就有什么样的艺术）。在这里必须要提到一个人，就是我父亲。他喜欢赵本山，每年春晚赵本山出来，无论他在干什么，都会立即停下进来看，哪怕是在烧火也要把火先弄灭。我曾多次跟我爹说，我爹啊（其实我们诸城父亲叫“搭大”，但我在家里从来这么叫），你能不能不再戴你那个赵本山帽子（就是那顶所谓的“人民帽”。我爹也是常年中山装，还都是我妈做的，不知多少年了），那是中国农民的标签你知道吗？我爹从来不理，眼皮都不抬。我后来终于理解了，往大里说，这是一种乐天知命的坦然，同时也是一种胸怀，幽默也好讽刺也好，作为一个好观众，也要有点“雅量”，能“开得起玩笑”不是？到底谁是好观众谁不是，不是一目了然吗？（说的就是区区在下，矫情的很。）

　　我爹其实也看二人转。因为有一天我听到他和我老妈聊天，说今天看二人转，有人扔上去一个50的，我回头一看，你猜是谁扔的？是某某（挺抠门一人）！

　　有一年暑假我在城里小剧场看二人转，偶一回头，看到我们农场也是古板得出名的一个山东人家的一个儿子，竟然带着他女朋友在看，我俩会意一笑。回家如果说了，肯定挨骂。

　　我有一个高中哥们儿，魁伟英武，开朗阳光，他最大特点是幽默，而且是典型的东北式幽默，他在哪里，哪里都能欢声笑语，尽情开怀。他现在是法院领导，刚毕业时曾在我们县牧区的派出法庭工作，特别能讲段子，包括山东人的段子，学的惟妙惟肖。我还记得有次聚会，他嫌我另一同学（也是山东移民）不“大方”（抠门），调侃他说，“我最烦你们种畜场的山东人打离婚的案子，一条麻袋都要劈两半分”。后来有一年夏天我们到他家吃羊，进家见到他父母，一张嘴说话，都是浓浓的高密口音。我心说怪不得（指他说过的山东话），而且，要不是这两种文化的融合，怎么能有那么多高级的幽默呢？

　　后记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

　　……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行道迟迟，载渴载饥。我心伤悲，莫知我哀！?”

　　——《诗经·采薇》

　　有的人，可能在眼含热泪的同时，给你讲一个轻松、俏皮的?故事。因为我现在就在返回东北家乡的列车上。

　　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我无比骄傲，我为我党开创的千秋伟业?喝彩，这绝对是发自肺腑。但有时我也深深痛惜，对时代洪流中普通人的挣扎与浮沉，感慨系之。

　　1949年革命，其性质无疑是人道的、民主的。其后30年的建设和改造?，是我党带领中华民族走上伟大复兴之路的艰辛启航之旅——会有暗礁，会有风暴，会有逆流，也会有不可避免的collateral damage（附带损伤）。我的父辈，我父辈的父辈，都在这一非凡历史进程中，扮演了各种各样的历史角色，经历了他们的人生悲喜剧，甚至生死劫。

　　这代人的人生，都不容易。

　　1960年6月?，我父亲当时在山东省诸城县林家村公社中学住校读书，每天的粮食定量是二两，不足的都要靠从自己家带地瓜干补充。由于家庭原因我爹经常“断顿”。他每天都离开学校去附近的池塘找吃的，藕啊，菱角啊，所有能吃的东西（所以他水性很好）。但有一天他什么吃的都没找到，一步一捱回学校，到半路实在支持不下去了，就坐在一棵树下，等死。过了一些时辰，突然经过一辆拉菜的大车，一颠簸，掉下一个大“方瓜”。我爹慢慢爬过去，抱起那个方瓜，吃掉，又捱到学校吃了自己的定量，闯过了那道鬼门关。

　　我其实对山东老家是没有“故乡记忆”?的。我一直记得我爹给我讲过的这个事（我爹是一个一天也说不上几句话的人），但并不知道什么是“方瓜”。有一天我突然想问问这个事，就到北大同级群里找山东的同学问。一个在寿光挂职当县长的同学（甘肃人）马上给我发了一个图片。

　　? 感谢我的“恩瓜”，它让我爹又多活了五十多年，娶妻、育女、生子，也享过几年“清福”。

　　我奶奶长命百岁?。她最大的特点就是“心大”，并且总是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威风凛凛。但她在去世当年的春节，突然出现幻听幻视，惊恐万状，不停地说“林家村那些穷鬼来了，林家村那些穷鬼来了”——我很遗憾她用的是典型的“地主婆”语言，但其实是专门用来指称农会的少数几个很恶劣的流氓无产者。解放前我家对穷人很好。我家移民去东北的那个农场，有一个老乡，他的亲娘舅就是给我家看林的长工，我太奶奶还给他说了媳妇（记得我说过的“穷人养骡，觅汉寻婆”）。

　　1957年，?我大姑支边去东北，全家去送她，我大姑临上车时，我爹（当时12岁）突然抱住她的胳膊，哭着说我也要跟你去东北。我爹其实是一个心思很重、自尊心很强的人，我猜他当时肯定不是为了逃脱贫瘠，而是为了远离屈辱。“出身不好”是我家人心上的一块大石头。

　　我外甥女（我姐的女儿）硕士毕业后也来北京工作?，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聊起她姥爷（就是我父亲，她从小在我家长到8岁，跟我父亲最亲），说我从小就感觉我姥爷跟别的农民不一样，但不知道为什么会不一样。我说很简单，你姥爷小时候在地主家长到好几岁。他基本不说脏话，也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不偷公家东西的农民（更遑论私人的东西）。

　　（这里我必须抱歉地指出一点：我们过去的集体经济，有它美好的一些方面，但它也有很多阴暗面。至少在我家农场那里，农工偷公家的东西是普遍的。东北有个农村顺口溜说“大干部搂（读阴平），小干部偷，社员缝个大挎兜”。挎兜就是衣服上的口袋，缝个大挎兜肯定是用来偷粮食等。）

　　我母亲出身还可以，家世清白，是小作坊主家庭。但她出生的地方，也不能算“福地”?——鲁西南的曹县，过去曾属于济宁专区。熟悉历史的会知道，1959年春天开始，山东济宁专区也发生了不亚于河南信阳的饥馑?。在我家，这也是一个禁忌话题。有一年春节我老舅从山东老家来东北，在我二姨家吃着饭，我老舅喜欢天马行空聊大天，不知怎么突然说起那几年（其实他那时还小），我妈和我二姨，突然不约而同放声大哭，场面相当尴尬。任正非先生回忆他经历的那几年，说当时我家如果没有实行那样严格、严厉的食物分配办法，不可能所有人都活下来。这是非常幸运的。我知道的是：一旦家里有亲人没有活下来，就会成为所有活下来的人一生的梦魇，他们会带着强烈的负罪感度过一生。这是非常残酷的。

　　我的父亲母亲，是一代中国人民的卑微代表?。他们历经苦难，他们质朴善良，他们都热爱我们的党，同时无比热爱伟大的领袖毛主席。2009年冬天我父亲才第一次来北京（也是他一生唯一一次来北京和我住）。这个沉默寡言、几乎从不向人提任何要求的人，突然对我说，到北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带我去天安门广场，我要去瞻仰毛主席遗容。果然第二天一早，他早早地起来就要去天安门。他不但期待而且庄重。当时是春节前，人非常多，从地下通道出来上广场，在人流当中，一个警察突然把我爹叫住，要看他的证件，还反复盘问他来北京干什么。很明显，这个衣着朴素寒酸，满头白发、满脸沧桑的老人，被当成了一个上访的。

　　我写的这个系列，主要是讲我、我的父亲母亲、我的家族、我的故乡人与东北和东北人，以及山东文化与东北文化的冲突和融合。我最后一次再回到这个主题：我的父亲母亲，他们比我更加感恩，更加热爱东北、热爱东北人民。东北对他们，不但是家乡，还是他们的福地乐土，他们一生都觉得自己过于卑微，亏欠和愧对这片热土，亏欠这片热土上善良热情的人民。他们的儿子，竟然还占用了东北人民一个上北大的指标。

　　这就是我了解的我的父亲母亲。

　　谨以此文，祭奠我最亲爱的父亲，同时为我最亲爱的母亲的健康祈福；也把它作为我慈爱的大姑80大寿的薄礼——她老人家的一生，是对得起任何一个人的一生，我祝愿她老人家，也至少能像我奶奶那样，长命百岁。

　　爱啊，怎么不爱。

　　刚毕业那段时间我在南方工作，寻思着攒够了钱就回家。

　　呆了大概俩月，我反悔了。去他娘的，爱谁谁，我要回东北，陪着爹娘，然后将来嫁给东北小伙儿。

　　然后我就回来了。

　　再也不和你分开了，大东北。

　　为什么不爱啊，当然爱。

　　坐标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阿城区，一个离市中心30多km的偏远郊区，一个小时候生活过的地方。

　　说一下我们这个区，应该算是传统工业区，所以我们这里的人，心目中没有街道的概念，只有以企业为核心的片区，比如问，你去哪儿？ 我要说我去延川大街，一般人都会懵住，但是你要说，我去电厂那片，哦！ 瞬间get！同理至涤纶厂，糖厂，纺织厂，继电器厂，啤酒厂等等。

　　再说一下生活模式吧。因为是以企业为核心。所以生活的配套设施也是以企业为核心。可能南方的小伙伴都没有感受过。举个例子吧，就拿我出生的涤纶厂来说，先放两张图。 上一篇：人教部编版语文四年级下册写字表组词.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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