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夫·朗道》：从电影项目到人类学实验

　　DAU项目最早要追溯到2005年。时年29岁的俄罗斯人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Ilya Khrzhanovsky）刚刚凭借长片处女作《4》扬名欧洲，收获了鹿特丹电影节最佳影片等奖项。接下来，就是顺理成章地筹备自己的第二部导演作品。

　　在读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苏联科学家列夫·朗道（Lev Davidovich Landau，1908-1968）的夫人写的回忆录后，赫尔扎诺夫斯基打算拍摄一部以他为主人公的传记片，电影的名字DAU即是取自朗道的昵称，也是他名字的后三个字母。在从包括俄罗斯文化部、瑞典电影学院、柏林-布兰登堡媒体促进会等欧洲多国的艺术机构获得资助后，赫尔扎诺夫斯基选定消费成本较低的乌克兰作为拍摄地。

　　尽管乌克兰还留下一些苏联时期修建的未来主义风格的建筑，但经过时代的洗礼，它们显然不能入赫尔扎诺夫斯基的法眼。他选中了乌克兰东北部城市哈尔科夫的一处大约两个足球场大小的废弃游泳馆，从零开始，通过参考实景资料和大量历史文献，将其改造成了斯大林时代位于莫斯科的一所科学研究院作为主要拍摄地，也就是列夫·朗道生活工作的地方。于是，欧洲电影史上规模最大的电影场景就这么诞生了。

　　

　　《列夫·朗道》中的科学研究院，按照斯大林时代的风格建成。

　　电影正式拍摄始于2009年。与一般电影拍摄有上工放工不同的是，演员一旦踏入这个场景的范围之内，就必须自动带入角色，且始终以角色的身份在其中生活，吃喝拉撒睡、工作、学习、闲聊、做爱，任何事情皆是。当然，这似乎并不难办到。因为这所研究院不仅各种布设严格按照斯大林时代打造，就连细节，从演员穿的内衣到抽的香烟的牌子，再到使用的货币也都按当时的真实物件原样复刻。

　　研究院内的时间跨度设定为1938年至1968年，即列夫·道朗去世那一年。他于196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但由于当时身体状况已经每况愈下，并没有前往瑞典领奖。在这段时间内，有各种身份和阶层的人在这里进进出出，有看门人、常驻在此的科学家及其家属、外来的访客、餐厅的女服务员等，当然，也少不了具有苏联时代特色的人物，比如克格勃。最终，研究院被新纳粹主义分子毁于一旦。

　　

　　由希腊裔的指挥家提奥多·库伦奇斯饰演的苏联物理学家列夫·朗道。

　　拍摄工作持续了三年，终止于2011年。在此期间，进入DAU研究院的人员包括约400名主要演员和约10000名群众演员，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非职业演员，从21万-39.4万名视频面试者中脱颖而出，比如饰演列夫·道朗的是希腊裔的指挥家提奥多·库伦奇斯（Teodor Currentzis）。而演员的身份与他们的真实身份往往非常接近，比如作为清洁工的群众演员原本就从事清洁工的工作，而研究院里的科学家访客也不乏一些名人，如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大卫·格罗斯（David Gross）、神经学家詹姆斯·法隆（James Fallon）、获得过菲尔兹奖的华裔数学家丘成桐。此外，也有不少各界艺术家前来“体验生活”，如著名音乐人布莱恩·伊诺（Brian Eno）、Massive Attack乐队的罗伯特·德尔·纳加（Robert del Naja）、意大利先锋戏剧名导罗密欧·卡斯特鲁奇（Romeo Castellucci）、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Marina Abramovi?）、艺术家卡斯滕·霍勒（Carsten H?ller）、戏剧导演彼得·塞拉斯（Peter Sellars）等。类似汉娜·许古拉、威廉·达福、夏洛特·兰普林这样的资深职业演员，反倒是凤毛麟角。他们有人只会在DAU研究院中待一天，有人待一个星期、一个月，也有人一待就是三年。

　　

　　艺术家阿布拉莫维奇在DAU中

　　如果单纯只是为了拍电影，当然无须三年之久。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切越来越变得像是一项人类学实验。在这个斯大林时代的平行世界中，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当初单纯拍摄一部列夫·朗道传记片的计划早早被抛到九霄云外，他的兴趣转而变成关注形形色色的人在这个奉行极权主义的异世界中的行为变化。

　　跟随过法斯宾德和迈克尔·哈内克的德国摄影师于尔根·俞格斯（Jürgen Jürges）采用单机拍摄，然而他的摄影机甚至不是一直开着的。但人们（演员）的行为模式并不会随着摄影机的开闭有所转变。即便是新角色或是访客的加入，也如同穿越时空一般，配合着这个异世界的运作规则。

　　如此的规模和周期，欧洲各家电影机构的那点资助自然只是杯水车薪，好在俄罗斯寡头财阀谢尔盖·阿多涅夫（Sergei Adoniev）始终愿意为赫尔扎诺夫斯基托底，令计划得以顺利可以进行。眼看电影迟迟不见踪影，2015年，有报道称俄罗斯文化部要求赫尔扎诺夫斯基归还其出资的2250万卢布（约34万美元），不过这显然不会对它的进展，造成什么实质影响。

　　赫尔扎诺夫斯基在接受《卫报》撰稿人史蒂夫·罗斯采访时，否认自己挥霍无度。他承认，阿多涅夫一开始先给了他2500万欧元，让他随便爱干嘛干嘛。在此之后，两人总共见过五次。“有一次会面的时候，他对我说，‘伊利亚，你可能把我想的比我本身更有钱。’”在赫尔扎诺夫斯基看来，外界有太多关于DAU的谣言，其实整个项目的花销不过就是一部标准的好莱坞电影的制作成本。

　　

　　《列夫·朗道：退变》剧照

　　最终，赫尔扎诺夫斯基从于尔根·俞格斯三年拍摄的700小时素材中，剪出13部影片。然而，他选择让这些影片最早登场的舞台却不是影院，而是去年1月在巴黎和柏林举办的艺术体验展。这次进入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列夫·朗道：娜塔莎》是DAU计划下的影片首度在影院公映。此外，时长六个小时《列夫·朗道：退变》（DAU. Degeneratsia）也在本次电影节做了特别放映。

　　

　　DAU最先以艺术体验展的形式与公众见面。

　　《列夫·朗道：娜塔莎》=《纽约提喻法》+《让娜·迪尔曼》？

　　如同上文所言，导演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后来的兴趣已经完全从列夫·朗道，转移到非专业演员本色出演的形形色色的角色上。而今次在柏林电影节首映的《列夫·朗道：娜塔莎》的主人公娜塔莎，就跟列夫·朗道没什么关系。

　　片中，人到中年的Natasha（Natalia Berezhnaya饰演）在研究院中经营餐厅，平日里无所事事，成天跟手底下的年轻女招待Olga（Olga Shkabaryna饰演）闲扯院内的各种八卦。私底下，两人都跟院内的男性有性关系，彼此看对方不顺眼。在一个夜晚，喝醉的娜塔莎和前来研究院拜访的外国科学家吕克（由法国生化学家Luc Bigé饰演）一夜纵情。她的平静生活也就此被打破，克格勃官员Azhippo（由曾在哈尔科夫监狱驻西伯利亚拘押所工作的Vladimir Azhippo饰演，他已于2017年病逝）的严厉拷问，甚至被要求以玻璃瓶塞入下体。

　　影片在柏林首映后，媒体的评论呈现出两极的趋势，总体来看，目前还是褒大于贬。普通观众可能对影片的完成背景和形式引以为奇，不过见多识广的影评人对于形式倒是不怎么吃惊，评论多数还是从主题和美学的角度出发。

　　

　　《列夫·朗道：娜塔莎》剧照

　　《卫报》影评人彼得·布莱德肖给出了五星好评，他认为《列夫·朗道：娜塔莎》与查理·考夫曼2008年的作品《纽约提喻法》不乏异曲同工之处，后者讲述一位戏剧导演在一间仓库里构建了纽约的街区，并要求一群演员在其中还原日常生活。在他看来：“《列夫·朗道：娜塔莎》展现了一种奇异的生存方式。在极权社会中，正常的和不正常的，平凡的和怪诞的，人性的和非人性的如何共处一室。伴随着闻之色变的恐惧，我在观看这部电影时，又一次想起了那个奥威尔式的词汇——‘双重思想’。”“她（Natasha）和Azhippo因为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达成和谐共存，而这才是尤其令人绝望的。”

　　IndieWire网站给出了B+的评分，认为影片事无巨细展现一个女性平庸日常的方式，令人不由想起已故比利时导演香特尔·阿克曼的名作《让娜·迪尔曼》（Jeanne Dielman）。影评人确信片中的做爱场景确系荷枪实弹，而主人公身心受到摧残的画面也并非做戏。一旦认识到这些全都是真实发生的，不免会产生一种不适感。“眼看她那样竭尽所能忍受屈辱，令人不由感到头晕目眩。同时，也让人感到所谓的DAU实验确实就如同时光穿越旅行一般，它打开了一扇认识苏联时代的窗户，包括生活在其中的普通人日常生活中最私人化的一面。”“而且它会激发你去更进一步探求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发生的，以及镜头之外发生的那些事。”

　　艺术之外的伦理审视

　　通过上述对DAU的介绍，不难发现“电影”或许是整个项目中最无聊的部分。事实上，它早已从电影拍摄计划，演变为一项野心勃勃的艺术项目。或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尽管赫尔扎诺夫斯基早早剪出了13部影片，但最先推到公众面前的却是艺术体验展。

　　2019年1月24日到2月17日，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将DAU项目移植到巴黎夏特雷剧院和城市剧院，全天候开放。按资费不等，体验者可以入场6小时、24小时或者无限期。每个体验者需先完成一份心理测试问卷，继而得到一条定制路线；进场的凭证不是一般的艺术展入场券，而是一张印有本人头像的通行证。整个体验最开始的一环，就是自行选择观看一部影片，其中就包括了影片《列夫·朗道：娜塔莎》和《列夫·朗道：退变》。随后，你的整个斯大林时代之旅的体验过程都会被录影，显然，你也成了DAU项目中的“另一个娜塔莎”。

　　

　　《列夫·朗道：退变》剧照

　　即便对于参加过沉浸式戏剧的观众来说，DAU的形式并不新鲜，但其意识形态和心理上的冲击力还是不容小觑。在早期欧美媒体的相关报道中， DAU项目往往被称为“斯大林时代式的楚门的世界”。现在看来，这个称呼并不确切。事实上，在这个世界里，没有楚门，在踏入这个平行世界之前，每个人都清楚它是虚构的。然而，随着演员们恪尽职守地扮演自身的角色，他们渐渐和角色融为一体，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生活在极权社会的现实。普通民众小心翼翼不触碰禁忌的红线，克格勃则将监视的触角伸向各个角度。

　　相比“楚门的世界”，DAU与斯坦福监狱实验其实更为接近。后者是美国心理学家菲利普·津巴多于1971年在斯坦福大学心理学系大楼中进行的一项实验。当时，大楼地下室被模拟成一所监狱。实验对象是24名大学生，他们被随机平分为两组，一组作为狱警，一组作为囚犯。实验进行到第二天，囚犯就发起暴动，不服从管教，而狱警则开始镇压、虐待囚犯，继而引发一名囚犯的精神崩溃。由于该项实验有超越心理学范畴、逾越道德性的嫌疑，仅仅六天之后就被叫停了。

　　

　　《列夫·朗道：退变》剧照

　　那么，持续多年的DAU是否巧借艺术的华丽外衣，暗藏道德与伦理上的千疮百孔呢？最早对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的行为正当性提出质疑的是2011年刊登在GQ上的一篇名为《吞噬自我的电影场景》（The Movie Set That Ate Itself）的文章。该文揭发他要求一位试镜的女演员讲述性经历并直接问她是否愿意表演性行为。在她明确拒绝后，就被请回了家。而在巴黎的艺术体验展举办前，法国《世界报》也刊发了文章，指出这种不加干涉的方式，导致新纳粹主义分子Maxim Martsinkevich（生活中也是新纳粹主义分子，如今正在狱中服刑）在拍摄中对饰演心理学家的艺术家安德鲁·昂德里雅克（Andrew Ondrejcak）造成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伤害。

　　至于幕后推手伊利亚·赫尔扎诺夫斯基本人的回应，他在接受《卫报》撰稿人史蒂夫·罗斯采访时断然否认关于自己比起导演更像是独裁者的论断，表示自己只是在新的人员进入DAU前会给予一些方向性的指示，而在中间环节并不会诱导他们做出极端行为。他还强调场景内部没有任何隐藏摄像机，暗示那些都是演员们的自发反应，而不是由镜头激发的表演欲的反射。“我请来的那些人并不是会愿意参加真人秀的那一类。你必须尊重他们。一旦尊重他们，他们就能跟你一起走得很远。”

　　被追问那些向面试的女性提出的无理问题后，赫尔扎诺夫斯基辩解道：“在面试演员的时候，我会跟他们讨论关于童年、双亲、会引起情绪变化的事情、爱情、性、友情、死亡……这很重要，因为我们不是跟一群演员，而是跟真实的人一起工作。你必须和他们探讨生活，而不是演技。”“关于工作方面的谈话，对象是男性还是女性，这没什么区别。”

　　(本文来自澎湃新闻，更多原创资讯请下载“澎湃新闻”A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