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观点」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的基础逻辑关系思辨

　　一言以蔽之，国土空间规划就是应然性与实然性不断互相影响、交织和修正形成的对国土空间中的自然空间保护与人居环境营造的统一，是对国土空间的开发与保护的合理安排。

　　基于这些认识，空间规划应该基于以下原则把握应然与实然的关系，摆正规划的认识基础和目的准则：

　　①对现象与问题的实然给予客观的尊重，不违背人地关系规律和经济发展的规律制定规划，不超越本地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来制定规划并实施开发，提倡顺应自然格局的规划布局，不过分将人的意志通过过度的技术工具和工程手段强加于自然环境；

　　②从问题的实然性出发，进一步考虑规划的应然性，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实质解决方案；

　　③从国土空间规划的数据信息化体系建设着手，分清规划应处理(和管理)的信息的应然性和实然性(表1)。

　　

　　02

　　对象层：国土空间复杂系统的基础对象逻辑

　　（一）人类与自然：

　　国土空间规划的工作边界与核心对象

　　人类与自然的关系无论是从实然性角度(人与自然系统的客观规律)还是从应然性角度(人与自然的关系伦理)看，都是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逻辑对象，其有助于从自然哲学和系统论两个视角辨析国土空间规划的工作边界与核心对象，进而支撑当前国土空间规划明确的开展“双评价”和划定3条基本控制线的基础任务。

　　基于自然哲学视角，人与自然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的本质是以自己(人)为主体认识自己与自然的关系，从自然到人类的长久互动看，这种关系可以总结为“自在自然—天然自然—人化自然—人类聚居—人”的程度光谱(图1)。

　　其中，自在自然是所有的自然，特别包括人们所没有探测到、认识到但原始发生着的自然；天然自然即人们所探测到的、认识到的和依存的自然；人化自然是在人探测和认知到的基础上进行干预与改造的自然域，也即恩格斯提出的“使自然为自己服务”。

　　

　　人化自然可进一步细分为3个层次：人工控制的自然是把天然自然物和自然区域人为控制起来使之维持天然状态，如各类自然保护区、国家公园等；人工培育的自然是通过人的劳动和技术使天然自然物(包括自然生境)发生某种状态、结构乃至性质的改变，如由农作物组成的农业地域；人工制造的自然是人工自然的最深层次，是人创造出来的自然界完全没有的事物，包括各类人工自然物和人工自然界(人工生态系统)。

　　上述层次关系始终处于变化当中，即人类通过劳动及其知识技术不断探索和干预自然环境，自然中的大地空间也逐渐在人的占据下进行再生产与创造(人工自然化)。

　　

　　基于系统论视角，国土空间规划中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内核是人地关系。人地关系中的“人”是“人类圈” (或人居环境科学体系中所称的人类系统 )，“地”是由大气圈、水圈、生物圈和岩石圈共同组成的相互关联、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 ( 包含蕴藏其中的自然资源 )。

　　诸多的理论与实践证明了人地关系的系统连锁性，即“山水林田湖草”与“人”的生命共同体的本质特征。我国面临的资源环境制约、长期积累的人地关系矛盾十分突出：

　　一是当前对资源的占用、利用和分配粗放低效，在逐渐突破资源环境承载能力，一些高强度的人工活动已经造成大规模的生态系统退化；

　　二是地域开发不平衡的固有格局长期存在；

　　三是以农用地与建设用地等为表征的城乡空间关系矛盾日益显著。这些皆是新时期国土空间规划需着力解决的突出问题。

　　结合两个视角的解析可知，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最外边界”就是人化自然所界定的范围，也是在现实情况即所能勘测到的地域空间的全域范围内。

　　在这个范围内部分区域已经在快速的城镇化过程中成为人工制造的聚居域(城镇地区和聚落)，其外围环绕着的是人工培育的自然域(以农业地域为代表)，而最为广大的区域则是我国领土所辖的众多的山川、湖泊、森林、草甸、海域、海岛和其他天然地区，作为不同程度的保护地接受人工的保护和控制。

　　上述三者彼此的性质区别，构成了国土空间规划的三类重要“内边界”区域 — 城镇空间、农业空间和生态空间。国土空间规划重在通过手段优化改善“内边界”区域的人与自然关系的综合系统：

　　①基于实然性的研究判断，深入解析人化自然的详细光谱，同时厘清人对自然的改造和干预活动的程度之深浅；

　　②叠加应然性的研究判断，划定人所依存的自然系统的适宜性和最大改造程度的标准，包括资源环境的综合或专项要素承载力阈值、国土空间开发适宜性程度等；

　　③针对人对自然活动进行不同程度的规制政策，通过激励和约束机制引导更加合理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模式。

　　因此，国土空间规划的重要任务包括：

　　①本着以人为本、生态优先的原则协调解决我国特定的人地关系矛盾，并在此前提下引导国土空间资源的高效、节约和永续开发利用；

　　②守住人地关系底线，即守住资源红线、生态安全红线、环境红线和保障人民生产生活的综合安全红线，以及合理规范各类空间上的人工行为等，并根据各类底线、红线及上限等设定动态适宜的阈值体系；

　　③尝试在空间规划及其管理实施的边界上采取“人文—自然”的主辅双边界制度，即在以省—市—县—乡/镇/街—村社为依托的行政管理边界或以城市—片区—组团/社区为依托的人文地域系统边界的基础上，加入以流域、气候区等自然主题为抓手的规划管理边界，统筹各地区自然空间的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及综合治理。

　　（二）城市与乡村：

　　国土空间规划中人地关系协调的重心

　　如果说城市—乡村—自然关系是人地关系协调的重要子问题，那么其中的城乡关系则处于问题的重心地位。

　　现阶段城乡空间的矛盾性与复杂性并存：一方面城镇建设用地的扩张过程大多数是通过占用农业空间完成的，适宜农耕的地域空间同样是适宜城市化和人口集中的区域，这是城镇空间与乡村空间固有的显性矛盾；另一方面，在土地城镇化逻辑推动下，乡村空间成为资本快速占领的对象，带来建设空间向农业空间的无序扩张，造成农业人口无序转移而加重农业地区的凋敝，造成了土地撂荒、城中村涌现及基本农田被迫畸形分布等一系列现实困境。

　　新时期的国土空间规划理应充分重视乡村地区的作用，重视乡村的战略保障性与空间必要性价值。现代意义上的大多数城市是从乡村经由城镇化的历史过程逐步演化和转变过来的；在城市越来越重要的同时，乡村的基础保障性作用越来越凸显。

　　

　　首先，乡村不仅提供必需的粮食与农产品，还是城镇人工系统与自然系统的有机缓冲与屏障。因此，从战略视角看乡村可视其为“城市之母”，乡村是城市得以“生存发展”的必要条件。

　　其次，乡村空间未来具有特别的功能与价值潜力，其半生态、大开敞、低密度的空间地域具有良好的游憩休闲价值；伴随而来的乡民乡风乡音乡韵，将成为我国文化凝聚与内容生产的重要纽带和源泉。

　　因此，在新时代生态文明改革、乡村振兴战略导向下，空间规划的城乡关系应进行如下定位：调和原有重城市、轻农村的城乡二元关系，不再推进消极、机械化的农村空间发展，实现城乡二者的有机联系与融合，土地与空间的充分优化，以及城乡均衡的高品质发展。

　　这就需要合理的政策安排与资源配置手段，在未来城镇化、工业化与乡村振兴发展的三元驱动下，通过政府的适度引导、村集体的全周期主导、社会的合理参与、资本的良性循环、人才与要素的充分流动，进行正向的空间—要素—文化营造，提升农村地区的经济价值链，最终形成具有经济、文化与生态多重价值的“新农村”，逐步消解“三农”问题，优化我国国土空间生态、农业安全格局。

　　（三）整体与局部：

　　厘清规划问题与对象的逻辑层次

　　规划始终有作为整体的对象和局部的对象，有整体的问题与局部的问题，也有整体的效益和局部的效益等。

　　长期以来，规划工作都声称重视整体观和大局观，因为整体大于局部，但实际上各规划编制与管理主体间的纵向、横向博弈导致本是同一国土空间载体下的“整体—局部”逻辑关系的割裂与混乱，“多规”冲突的诸多问题也应运而生。

　　鉴于此，十分有必要借助国土空间规划的综合统筹“平台”，从整体与局部关系的视角解析和把握规划问题与对象的逻辑层次：

　　首先，不同尺度或层次域的空间系统存在内部、外部一体化联系。任何空间(单元)的系统都进行内外联系，也即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共同作用影响空间系统的功能格局。城镇不是孤立的，“城市问题就是区域问题”的经典论断正是对城市局部问题绕不开整体问题的最好注解，其发展既离不开周边区域环境，也深受其他城市的连锁影响。况且当今社会系统已经高度融入信息化和全球化体系，从微观到宏观，从局部到整体形成了多维度的连锁关系。而生态学视角同样认为一定尺度域下存在系统外部整体环境对系统本身的影响。

　　

　　其次，整体与局部的关系是相对的、具有层次性的。地域空间系统具有层次嵌套的本质特征，每一个地域空间系统都由下一层次子系统组成，而本身也是更大系统的子系统。在处理本级地域空间系统的问题时，不宜片面定位什么是整体问题与局部问题，而应视问题所在的地域层次而定。

　　最后，整体要素与局部要素彼此是辩证转化的，切忌割裂二者。整体由部分组成，而部分也制约着整体。系统整体演进决定局部问题的出现和变化，同时某一方面的局部问题其实会影响到某一方面的整体决策。因此，要避免一味扩大整体利益而损失了大量局部利益，以保证客观的、适宜的局部利益为前提追求整体利益最大化。

　　立足规划改革，可以从以下原则出发去分析和把握国土空间规划中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①从资源永续利用与发展的角度摆正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②在空间规划的范围内和尺度上有序厘清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③在资源配置与规划政策实施的问题上分清整体与局部并进行利弊权衡。

　　④在规划的运作上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定式，走向整体协调，建立整体决策和实施机制，打破局部空间治理各自为政、各管一摊的局面，构建统一协调的治理模式，形成整体合力。

　　⑤为实现整体目标的优化，可寻求打破局部行政单元的壁垒，建立区域协调的制度框架。在我国的体制框架下，需要在更高的层面乃至中央层面为协同发展和协同治理创造条件，形成一盘棋的整体格局。

　　（四）输入与输出：

　　把控国土空间系统的关键两端

　　任何系统的两端都是输入与输出：在实体性层面包含着人地地域系统中人与物的运移交换及能量的转化，在非实体性层面是信息的获取、扩散与传递，以及社会性、经济性要素的连锁网络与波动变化。

　　因此，国土空间规划必须充分注重输入与输出两端。建议可从以下3个视角进行解析：

　　(1)供与需的关系。

　　人口与资源供需的关系面临供给缺口逐渐增大的局面，区域资源供需十分不平衡，如我国水资源供需平衡在南北、东西的差距较大。

　　对于非可再生资源，地区短缺的资源和重要战略性资源的取用务必导向供需平衡的目标与行动纲领，通过规划提倡节约型发展和永续性资源利用，对于特别紧缺的资源要量入为出，以需定供。

　　在这些资源之中，特别要把控建设用地的供需关系。空间规划的核心任务是对土地空间资源进行配置，在我国矛盾凸显的人地关系背景下，空间规划旨在指导城镇空间用好每一寸可建设的用地。如何用好？

　　首先是在尽可能节约的建设用地规模上提高使用效率或生产力水平，其次是让开发建设土地每一期的投放基本能够与真实需求相匹配。

　　

　　这其中的核心技术支撑是做好城镇空间开发容量设定和开发边界的划定工作，重要的制度抓手之一就是通过国土空间用途管控，从开发空间供给侧层面设立一道非建设用途转向建设用途的政策“阀门”。

　　(2)吞与吐的关系。

　　吞就是对自然资源(也包括环境)的占有、开发及利用，然后进入“人类系统”中的各类生产生活中。

　　吐的是人类生产生活中的液态、气态、固态废物和生活垃圾等。

　　人类的活动无时无刻不在向自然生态系统输出废物和垃圾，它们的输出，反而给人居环境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如我国大量城市垃圾围城现象，对本地的地表地下水体、土壤和大气环境造成污染，且将造成越来越多的土地资源浪费，长此以往必然影响到国土空间的可持续发展和人居环境的健康发展。

　　因此，应该本着可持续发展理念，将国土空间上的人类社会的吞吐作为代谢过程进行考虑，探索以“物资守恒—物资流”为理论基础的基本物质规划与管控监督。

　　(3)进口与出口的关系。

　　这一点之所以特别提出来是因为具有特殊的意义。鉴于我国油气资源大量依赖进口，长期被“卡脖子”，粮食自给率依然赶不上安全态势，基于对国土资源安全的综合考虑，在国家层面的国土空间规划中，务必居安思危，做好国土资源安全的重要战略部署，一方面合理编制战略性资源储备体系规划，保障生命线工程的运转余地；另一方面制定资源能源高效综合利用的方案，并且对资源开发利用实行有效的监管。

　　03

　　方法层：规划决策与实施的基础思维逻辑

　　（一）开发与保护：

　　国土空间规划需调和的基本行动矛盾

　　无论是上述人类与自然关系中反映出的国土空间规划“内外边界”问题，还是我国城市—乡村—自然系统中涌现出的人地关系问题，抑或是国土空间系统中输入与输出的问题，落脚到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管理的现实，则聚焦于老生常谈的经典命题 — 国土空间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和尺度。

　　国土空间规划的正式确立，在某种意义上正是源于以发展规划、城乡规划和各类基础设施专项规划为代表的开发导向型规划与以土地利用规划、环境保护规划、林草地和保护区规划等为代表的保护导向型规划之间的性质冲突。

　　

　　在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国家根本大计、基本国策的今天，促进国土空间系统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正是国土空间规划确立的基石，而建立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将作为国土空间规划的基本制度基础。在理顺开发与保护的正确逻辑时面临以下难点：

　　(1)开发与保护策略须面对人类社会、资源、生境直到整体生态环境的连锁系统。人类社会开发利用资源并将废物排放到生态环境中，在影响到生境的机能的同时也反过来影响到人类自身的生活环境机能。

　　而人类发展带来空间的扩张和占用也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冲击到各类物种的生存空间。这些都是对整体生态系统功能的胁迫过程，而长期的胁迫过程将反作用于人类社会自身(表2，图2)。因此，“怎么开发、怎么保护、如何修复”需根据不同空间、不同要素及不同时间阶段进行持续的动态调整，这就需要更加精明先进的规划技术和管理体系。

　　

　　

　　(2)开发与保护方向和程度的确定事关人类发展的生态伦理或价值判定难题。自然生境是最为敏感的系统，受到人类活动影响后由栖息地和生物群落组成的生态系统马上受到胁迫响应，可能造成自然生境的生态功能不断退化，物种不断消亡。要保全自然生态系统良好的机能，则会对人类社会的建设发展提出更高的成本要求(尤其是处在发展初期或快速发展阶段的地区)；但若因发展牺牲掉自然生态系统的机能完整性，同样要付出长久的修复成本(并且极难完全恢复)，带来的生态功能和生态价值损失在远期难以估量。

　　因此，确定合理的开发保护目标和价值边界显得尤为重要。

　　国土空间规划如何调和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必然是个系统工程，本质上要形成一种动态平衡：

　　开发是基于生态环节系统性保护的有序开发，保护是为了空间和资源永续利用的保护。

　　平衡的关键在于两个目标阈值的合理设定：

　　一是以自然生境本身的健康(系统运作机能的完整)作为阈值，其最为突出的评价指标是生境物质组成的生态系统完整性；

　　二是以人居生态环境质量的健康作为阈值，其评价标准首先在于城乡聚落所在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水平，其次在于水、气、生、土、固废等环境质量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影响。

　　建立开发保护这一动态平衡的系统工程，要在保住人居生态环境质量健康的初始底线阈值的基础上，不断优化国土空间格局，提升国土空间开发质量和保护修复能力，实现开发保护的阈值达到基本不影响自然生境本身的健康甚至更好(图3)，并通过一系列制度建设、技术环节的改革创新，形成秩序性、系统性及动态性的理性开发保护体系：

　　①秩序性在于规划合理的开发保护格局，形成分级分类的开发保护策略，落实到具体行动是通过合理的“主体功能区”战略确定不同区域开发保护的主导方向，进而通过3条基本控制线的划定细化各类空间用途管制规则。其前置技术基础在于对区域资源环境开发保护状态、承载能力状态的合理评价与差异性进行界定。

　　②系统性首先在于有机联系开发与保护的关系；其次在于对生态系统进行整体保护、系统修复、综合治理，按照生态系统的内在规律统筹考虑自然生态各要素、山上山下、地上地下、流域上下游；最后在于以用途管制为主要手段，辅以多重治理方式，形成全面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体系。

　　③动态性在于通过实时的动态监测，及时响应生态系统的多维变化。其支撑基础是建立并完善覆盖全部国土空间的监测系统，动态监测国土空间各要素的变化，对其中出现的生境变化、土地覆被变化及污染排放进行实时捕捉，通过该反馈过程适时进行开发保护政策的调整。

　　

　　（二）刚性与弹性：

　　综合应对规划问题的复杂与不确定

　　自我国市场经济形成以来，规划决策和空间管控到底是多一点刚性还是多一点弹性，是始终要面对的现实难题。国土空间规划必须更加卓有成效地有机统一规划的刚性与弹性，这直接影响到规划的有效性。刚性与弹性的问题既体现在规划内容与技术方面，又体现在规划政策方面，同时还体现在制度设计方面。

　　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明确要求建立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手段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制度，并形成一个市县“一本规划，一张蓝图”。这两个目标中，前者的任务重心是探索针对不同类型、不同重要性的用地空间或自然资源去设定不同刚性/弹性程度的管控规则和管控模式；后者的具体实现方式是梳理出空间规划的“一张蓝图”内容体系的必要内容是什么，可选内容是什么，重点体现什么要素，以及如何通过刚性/弹性内容的结合体现规划的长期有效性、严肃性和可实施性，旨在真正做到“一张蓝图干到底”。

　　前者要突破的困局是“多规”矛盾和打架，即空间用途的刚性内容和弹性内容互相交叠、层次各异。突破的第一步是通过规划内容的整合，特别是用地的技术判定的整合统一空间用途标准。

　　在夯实第一步的基础上，第二步通过合理的规则和制度设计加以刚弹管控。不妨设定如下基本原则：

　　①大类 ( 根目录类)用途空间的变更管控更刚性，大类内部的小类变更可设定自由裁量权；

　　②建设增量涉及到的用途变更赋予刚性原则，存量范围内的用途变更则是以鼓励性或引导性为主；

　　③一旦涉及到重要的战略性内容及国土资源底线和国土资源安全的内容则赋予最严格的刚性原则。

　　后者需要突破的困局是设定规划“蓝图”中的强制性、必要性内容与非强制性、引导性内容。应该本着市场对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的大前提，规划内容应该以必要性内容作为刚性色彩的内容在“蓝图”中充分体现并保证实施 — 采用底线控制、负面清单规划的模式，将可以留给市场配置的空间范围做合理的“留白”。

　　从整个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的事权结构层面看，一般管控、监督和审批的权责重心越往上级政府主体移动，其管控的刚性程度越大。

　　因此，国家层面、大区域层面的规划总量控制决策事权(包括土地资源总量控制和发展的总目标)，以及重要国土空间资源的底线管控事权，可上移至中央政府以赋予最大的刚性；对规划涉及到的比较重要的监督事项，事权重心建议相应上移，根据监督事项的性质决定事权上移的层级；而对于以改善基层地区 / 城镇人居环境，提供生活便利为主旨的地方性规划事务，则由地方政府或规划主体自行设定其相应的规划模式和空间政策。

　　（三）成本与效益：

　　国土空间规划实施落地的权衡因素

　　从广义层次进行理解，效益是人们作出决策和展开行动的所得或成效，如收到的效益、取得的收益，或者直接就是一个行动取得的效果；成本是付出的代价，其外延同样是多样性的，可以是时间成本、资金成本、管理成本、政治成本、社会成本及机会成本，甚至是受到的危害。

　　因此，把握成本与效益的关系，也可以说是一种费效比的关系，是一个权衡利弊的普适性问题。现实往往是“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也没有所谓“免费的午餐”，所有的规划工作本质上是对行动利弊的综合权衡，然后做出最有利的选择。

　　

　　反思机构改革之前各类分立空间类规划，对成本与效益的综合权衡和分析仍然比较有限，且难以在统一的空间载体中进行综合分析与统筹。作为综合性空间规划的市县乡镇的总体规划、分区规划等，其成果的体现更像是一种空间蓝图的描绘，在“规划实施措施”部分过于原则性，缺少实质性的内容：

　　一方面，对上述空间蓝图体现出来的未来社会经济效益(即空间布局能够带来的综合价值)的刻画不甚充分；

　　另一方面，关于空间中的各类要素布局实施(尤其政府作为主体的)涉及的投资规模、财务收支和费效比分析几乎没有。反过来评价，后者相当于规划的空间布局缺少以财政资金安排为内核的逻辑支持，而前者相当于规划的理念或者目标在理论与实际之间无所适从。

　　土地利用规划的问题也类似，虽然其目标导向一直是土地资源的约束性管制，但却并不在规划内容中明确其管制目标带来的综合价值，各级地方难以“打心底”形成土地空间保护利用的共识。而情况相对较好的是空间类的专项规划，如水利、交通、能源电力等基础设施类规划，它们从资金和财务角度明确了规划对象的成本与效益(由其工程导向特征所决定的)；而生态环境类规划带有明确的保护修复导向，需通过生态环境评价的技术模式进行价值分析。

　　因此，未来有必要将成本与效益的分析列入国土空间规划的新专题之中，并统合各类专项规划的财务与费效比进行分析。此外，应当认识到规划中的费效比不囿于局部性因素，而是综合的、整体的、长远的费效比。例如，现实中南水北调、三峡大坝这样的巨型工程落地，都是从整体利益上考虑，为打破国土空间东西与南北之间的资源环境不均衡格局而规划实施的国土开发工程，其带来的防洪、发电、航运、供水的社会经济综合效益巨大，汇集了亿万人口和大部分国土。

　　

　　成本与效益的权衡思路不妨从三方面着手：

　　首先，应理顺各个阶段规划的目标价值体系及其序列，如此方能把控和权衡成本与效益的逻辑主轴；其次，从规划建设的直接或间接投入与产出比进行权衡；最后，从目标实现的远与近的关系，以及缓与急角度进行权衡。

　　而在国土空间规划实施中，成本与效益的权衡把握将针对两大方面：

　　一是规划实施中的综合投入与收效，也涉及规划统筹布局的重点项目的费效比；

　　二是空间政策施行的管理成本与效果，即尽可能用简明的政策获得较大的实施成效，政策之简明在于明确性、高传递性和可操作性，较大之成效在于复杂问题得到实质性解决、局面得到显著性改善(或长期稳定改善)。

　　04

　　结语

　　新时期的国土空间规划必然是一个系统规划，横向到边涉及广袤的城市—乡村—自然空间，纵向到底统筹从国家、省、市、县直到乡村的国土空间中的人与土地、“山水林田湖草”和各类其他资源要素的开发保护关系，其基础逻辑如何是当前需要预先进行探索和论证的重要问题。

　　本文正是基于以上认识基础，试图通过回归到规划本身及其涉及到的关键概念之本质，基于规划的系统观梳理和提炼国土空间规划应该把握的基本理论逻辑。

　　本文所论述的8个基础逻辑关系是构建国土空间规划理论、方法与实施策略中的关键概念。应然与实然的关系反映出国土空间规划认知论与伦理范式的问题，以正确规范规划的行动逻辑与指导理念。厘清人类与自然这对逻辑关系关乎到国土空间规划的工作边界，人类与自然关系的内核是人地关系，人地关系协调的重心长期以来落脚于城市与乡村关系。

　　

　　国土空间规划对象是多层次的复杂系统，有必要把握好整体与局部的关系以厘清其逻辑层次，同时把控好系统的输入与输出的关键两端。

　　在方法行动层面，首先重在调和开发与保护这一基本矛盾，在规划统筹国土空间一盘棋的格局下仍然需要取得规划刚性与弹性的有机统一，以应对规划问题的不确定性与复杂性；其次，国土空间规划应该尤其重视成本与效益的权衡方能确保规划的有效实施。最后，本文所阐述的3个层次8个基础逻辑关系并不是相对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的“网络”(图4)：

　　

　　认识层作为方法层逻辑的价值建构基础，方法层逻辑关系的梳理有助于更加合理认识和干预国土空间规划的对象系统(人地关系、整体与局部、输入与输出)；对国土空间对象系统的认识同样需要分清应然与实然的规律性，而空间对象的特征与规律也反过来作为应然与实然认识准则的客观基础。

　　文章来源丨规划师杂志

　　作者信息 | 左为，唐燕，陈冰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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