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令狐兆鹏｜曹乃谦小说的底层世界、叙事伦理及意识形态

栏目：生活资讯时间：2023-08-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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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年第26期·总第374期·

　　令狐兆鹏，1978年生，山西临猗人。2012年毕业于苏州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获文学博士学位，同年入运城学院中文系任教，现为运城学院中文系副教授，西南大学博士后，硕士生导师。主持省级课题四项，已在《当代文坛》《鲁迅研究月刊》《现代中国文化与文学》等刊物发表论文三十余篇，出版专著《作为想象的底层：当代乡下人进城小说研究》。

　　内容摘要：

　　曹乃谦塑造了“温家窑”这一充满苦难的底层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承受着身体的煎熬，在饥饿与性饥渴中绝望地活着。身体背后则是权力的眼睛在冷酷地凝视，温家窑的人们被权力所异化，变得奴性十足。曹乃谦小说的叙事伦理，故事层面窄化、歪曲了农村生活，给人一种虚假之感；叙事层面上外聚焦叙事方式的采用，反讽的缺失显示出作家道德伦理和生存伦理的困惑。曹乃谦的小说受到启蒙话语、文化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呈现出八十年代的“集体无意识”。

　　关键词：底层；叙事；意识形态

　　曹乃谦是一位生活在晋北的作家，他的小说关注晋北农村的底层生活，以浓郁的乡土气息而为世人所称道。曹乃谦笔下的“温家窑风景”描写了温家窑人们因为生活平穷而导致的生存苦难。他们生存于无边的饥饿当中，比饥饿更痛苦的是那些男人们无可名状的性苦闷。这些光棍们在性压抑、性变态、乱伦中煎熬地度过一生。温家窑的故事令人震惊，原来竟然有这么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在考验和摧残着人性。曹乃谦的小说因为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推荐而引起中国文坛的轰动。本文从底层世界、叙事伦理及意识形态等角度切入小说，对温家窑世界做一番详尽的考察。

　　一

　　温家窑的叙事紧紧围绕“身体”展开，身体是人赖以生存的根本，是精神存在的载体，精神上的欢乐与痛苦无不是通过身体得以体现。身体是欲望的诞生之地，又是欲望的承受者，甚至成了欲望的对象。温家窑的人们身体无时无刻不处于饥饿的状态——胃的饥饿和性的饥饿。胃的饥饿是表层的饥饿，是身体缺乏补养而导致的病态，小说不仅仅写出了饥饿的身体，更写出了饥饿的心理。《打平花》写出了温家窑人们饥饿的心理。每隔一两个月，光棍们从自己家里拿些食材聚在一起做饭，改善生活。“大锅抬起了。鱼鱼们都安静下来。光棍们说的不说了，笑的不笑了。眼睛跟来跟去地瞅着下等兵给每人海了一大碗。地下的人们靠泥瓮圪蹴着，炕上的人们也不坐，也都是靠住墙圪蹴着。他们把头埋进海碗里，‘吸溜吸溜地’猛吃。‘吸溜，吸溜’，‘吸溜，吸溜’。满窑房里光听见‘吸溜吸溜’响，要是不知道他们是在做啥的话，就会以为他们是齐在哭。”拟声词“吸溜，吸溜”用得极好，非常逼真地描写了他们享受吃饭的状态。平时，他们连莜面鱼鱼都吃不起。听到吃饭声音，觉得他们是在哭，叙事者的声音出现，隐含作者在此表达了对他们生活的同情和悲悯。这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年月，让人们在饥饿中煎熬。饥饿的状态穿透胃的表层直达人的内心。人的精神被贫穷的底层生活彻底扭曲。

　　与胃的饥渴相比，性的饥渴更加让人难熬。当人们处于生存的边缘时，兽性的一面会侵入身体，“存在着一个理性的世俗世界，这个世界将身体的自然冲动看作是向动物世界的野蛮返归，并且要向它作出不结和肮脏的谴责。因为，这种兽性的色情回归是对人和人性——其标志性特征是能盘算的意识和理性——的威胁，它所具备的强大的兽性理性可以催昏稳定的自我，同时它能够摧毁人性所建立的世俗世界。”[](p14-15)性饥渴会把人性逐步吞噬，最终泯灭于兽性。人性和兽性有时如胶如漆，难以甄别。作者写出了温家窑男性身体之苦痛——缺乏配偶性压抑的苦痛。楞二、福牛这些光棍终日身体承受着煎熬，而发疯。这些光棍们痛苦只能在同性之间聊以自慰：“在大伙儿的轰笑声中，下等兵跟五圪蛋你想骑我我想骑你，在炕上妞滚，把贵举老汉的烂盖窝也给滚开了。末了，他俩又嘴对嘴地吸。”[](57)最匪夷所思的是，这些光棍为了宣泄自己的欲望竟然将目光对准圈养的牲畜，“招招在高粱后的这片空地里，光着屁股正想骑一只母羊。”[2](p80)

　　如果说男性的身体是性欲发生的源泉的话，那么女性的身体就是性欲的承受者。她们有的是男人性侵的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狗女被哥哥狗子强奸，羞愧不已上吊自杀。老柱柱女人被儿子玉茭性侵。有的则用自己的身体为光棍们排解性苦闷，黑女有着悲天悯人的情怀，为了这些男人们无私地奉献自己的身体。

　　与男性身体相比，女性身体因为稀有性而成为商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适用于男女婚姻。温家窑贫穷，男女婚姻就成了一桩买卖，娶个媳妇需要一千元，所以大部分男人因为无法支付高昂的彩礼而成为光棍。女性身体不但具有使用价值，在婚姻市场上，还有交换价值，这就是女性身体经济学。黑蛋亲家少给黑蛋儿子要一千元的财礼，黑蛋女人一年中就有一个月的时间陪亲家睡。老柱柱用给弟弟娶妻的钱给儿子打了新窑，她的妻子就出让给弟弟使用，兄弟俩过上“朋锅”的日子。柱柱女人成为下乡干部老赵的情妇，她用她的身体换来了儿子高粱的工作。五圪蛋为小婶婶偷来玉米，小婶婶以身相许。也许，在温家窑女性比男性优越的地方就在于她可以出卖自己肉体，不至于挨饿。

　　通过身体视角的分析，我们会发现，温家窑的人们生活在一种极度困乏和疯狂的状态。饥渴的身体扭动着欲望之魂，人性通过身体得以扭曲。人们活着，就得放弃最起码的自尊，像动物一样地生，一样地死。“为了接近‘现实’，我们必须付出的代价就是，某样东西——创伤的真实——必须遭到‘压制’”。[1](p84) 对于温家窑的人们来说，生活的现实必须以压抑“羞耻”伦理禁忌为代价。像人一样的活着，就必须首先像动物一样的活着。

　　身体不只是赤裸裸的肉体，其背后是权力的凝视、权力无处不在，只要人与人发生关系，就会有权力关系产生。简单讲，权力实质上是一个组织或者人对于别人的影响和控制关系，因此，权力关系是一种不平等、压迫之关系。权力关系分为显性关系和隐性关系。前者是法律法规、国家机关、社团组织、工作单位对个体之关系，每个人都可以感受得到。后者则为日常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家庭关系、朋友关系、师生关系等，因为没有固定的规章制度加以约束，故显得习焉不察。权力“在日常生活层面，在每个毛细血管，无休无止地实践着和渗透着。”[3](p443) “权力无处不在，这并不是因为它有特权将一切笼罩在它战无不胜的整体中，而是因为它无处不在地被生产出来，甚至在所有关系中被生产出来。权力无处不在，并非因为它涵括一切，而是因为它来自四面八方。”[3](p443)在曹乃谦的作品中，更多体现的是隐性的权力关系。

　　首先，温家窑的权力关系体现在男女之不平等关系上。男人可以为了发泄欲望殴打妻子。温孩女人不愿意和温孩发生关系，村里人劝温孩回去狠狠揍媳妇一顿，当年温孩他爹就是这样对付他娘才生了温孩。果不其然，从此以后，温孩媳妇就温顺许多。男人觉得自己的脸面比天大，女人若是让自己丢了面子，随时都会遭到毒打。老柱柱得知妻子被玉茭强奸，第一件事不是安慰自己的妻子，而是当着众人的面“照脸给了玉茭妈一巴掌，把她打倒在地下。”

　　其次，温家窑的的权力关系体现在上下级关系上。下乡干部老赵之所以能够和老柱柱妻子发生关系，就是因为他有权给柱柱儿子高粱找一份工作。会计是温家窑的暴君，温家窑所有的人都害怕会计，“会计最好拿手电棒儿晃人了。一村人都怕他晃。”会计开社员大会，用手电打倒打瞌睡的头上，会让他头皮发麻。手电这一意象象征着权势，“会计手里的电棒而射出的那道白光，像棒子似的在路上一扫一荡。狗子觉得那光能把树砍断，能把墙扫倒，能把地劈开。”“凡是开会，只要会计在场，人们都不敢做声。”他可以为所欲为，和温家窑任意女人发生关系，“会计还就像黑女的大公鸡，一村的母鸡都归她。它可以任意挑着去匝蛋。也不管人家母鸡愿不愿意，骑上就去匝。”会计就是温家窑的皇帝，所有的人都怕他，“活了一辈子狗子没怕过谁，连杀人放火的日本鬼子也没怕过，可他就是怕会计。”狗子家有一口松木棺材，狗子视若珍宝，却被会计强行霸占，狗子怕极了会计，最后竟然自杀死在了棺材里。

　　通过权力话语分析，我们会发现，温家窑处在一个中世纪的时代里，这是一个封闭的世界，整个空气阴暗，死气沉沉。其实，温家窑展现了文革中后期中国农村的一隅，小说无形中批判了文革对普通劳动人民的戕害。小说写道了文革“群众专政队”的恶行，文革时期群众专政队是专门用各种酷刑对付“走资派”、“反动技术权威”以及“地富反坏右”的组织。他们人人带着毛主席像，带袖标，手持红宝书，文革后被划为“三种人”（追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之中，毫无疑问，“群众专政队”属于打砸抢分子，他们陷迫害干部、群众，刑讯逼供，摧残人身，情节严重的人，砸机关、抢档案、破坏公私财物，策划、组织、指挥武斗造成严重的后果，最终受到法律的制裁。群众专政队用恐怖手段不时地批斗人民群众，玉茭被五花大绑送到了群专，被乱打了一顿。笼罩在群专权力阴影之下，人们会感到窒息，若被群专盯上，则会有一种生不如死的感觉。《天日》中的羊娃，仅仅因为想看一眼疯女的天日（女性生殖器），就被群专传唤。羊娃活活地被吓死，最终吊死在西沟沟口的歪脖子树上。作者无形之中为我们展示了文革对人们生活的戕害，由群专、会计组成的掌权者可以鱼肉百姓、为所欲为，人民诚惶诚恐地生活在他们的阴影之中。这种权力关系也进一步深化了人民的奴性思想，“会计一咳嗽，狗子就发软。”狗子随时给会计家掏茅厕，拧井绳，成为会计家免费的长工。

　　二

　　小说研究有必要走向叙事伦理研究，“‘叙事伦理’不是‘叙事’和‘伦理’的简单组合，也不是探讨叙事指涉的伦理问题，而是指作为—种伦理的叙事，它在话语中的伦理形态是如何解析生命、抱慰生存的。—种叙事诞生，它在讲述和虚构时，必然产生一种伦理后果，而这种伦理把从人物和读者的命运紧紧地结合在—起，它唤醒每个人内心的生命感觉，进而确证存在也是一种叙事伦理。”[4](p328)曹乃谦塑造了一个封闭、愚昧、落后、死气沉沉的“温家窑世界”，人们因为贫穷而不得不像动物一样的活着，死去。绝望、煎熬、焦虑、麻木是当地人们的精神状态。但是，他的小说并没有给人一种真实之感，而让人产生一种逼仄的虚假。

　　首先，从故事层面分析，《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是一部概念化的小说，犯了主题先行之大忌。作者先有一个主题——温家窑人们饱受食欲与和性欲纠缠的痛苦，然后再根据这个主题编造故事。作者把农村底层人的生活概念化、污名化，似乎所有的农民都是像温家窑农民饱受欲望的煎熬。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欲望化写作成就了曹乃谦，也限制了曹乃谦。尽管曹乃谦声称他的小说最真实，“食欲和性欲这两项人类必不可少的欲望，对于晋北地区的某一部分农民来说，曾经是一种何样的状态。我想告诉现今的人们和将来一百年乃至一千年以后的人们，你们的有些同胞你们的有些祖先曾经是这样活着的。”[2](p3)也就是说，他是想要把自己的小说当作地方志来看待的。真实的素材，真实的经验（甚至玉茭的故事，据曹乃谦讲，都是真实事件。）为何产生出虚假的叙事效果？

　　曹乃谦违背了现实主义小说的创作规律。现实主义小说所塑造的世界一定是像镜子一样对现实世界的反映，必然受制于客观标准，“从与现实的关系的角度考察，叙事虚构世界的真实问题实际上就是其对现实世界的反映是否真实与准确的问题。其衡量的标准是现实世界和现实世界的可然律与必然律。自然，现实世界本身不能自动成为衡量的标准，作为标准的仍是人类对于现实世界的认识。毋庸置疑，这种认识也是主观的，但它毕竟是以客观现实为基础，以客观现实为出发点，要受到客观现实的检验与制约的。因此，虽然它是主观的，但仍带有很强的客观性品格。”[5](p70)曹乃谦把农村生活的丰富性简化了，现实世界的农村可能有性压抑的农民，但不是所有的农民都是性压抑。但是，在《温家窑风景》中，几乎所有的篇目都在重复写性压抑的问题对农民造成的苦难。”

　　曹乃谦的问题在于把特殊题材普遍化了，若作者要我们相信，地球上真的存在一个村落，人们所有的主题就是吃和性，就是乱伦、通奸、野合，人们都是窥淫癖、色情狂，读者相信吗？性是生活中的食盐，人离不开食盐，但也不能每天就只吃盐。除了性，农民还有更多丰富的生活空间。邻里关系、家族关系、组织关系（村长-队长-社员）、亲戚关系都构成了农民丰富的日常生活，而这一切都在曹乃谦的小说世界中了。《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给我们呈现了一个封闭、僵化的农村世界，人们的生活与整个时代是脱节的。小说的故事时间永远是轮回的，而不是线性的。我们弄不清楚故事发生的具体时间，只有从小说“群专”的字眼中，推算出文革。文革十年到底给中国农民的日常生活带来什么样的变化，小说巧妙地回避了。人民公社时期农民集体劳动的场景被轻轻地抹去了，甚至批斗地主反右派的场面作者也一笔带过，换句话说，小说没有信服地证明，文革这场轰轰烈烈的运动怎样影响到了农民的日常生活。作为文革亲历者，作者应该有很多农村集体记忆，难道是作者警察的身份隔离了对农村的进一步观察？去除文革的标签，我们相信，这个故事可以发生在任何时代。进一步说，作者实际上暗示我们，中国的某些地方，无论何时何地，农民就是这么个生活状态，他们将永远被食欲和性欲所吞噬——这是一潭绝望的死水。

　　曹乃谦还把丰富的底层盛会进行压缩，故事单调和内容重复就成了致命的缺陷。曹乃谦所有的小说都大同小异，所有的故事都可以合并为一个故事，讲述底层人民为食欲和性欲所折磨受苦的故事，这就带来另一个副作用，人物形象单一化。我们分不出福牛、二楞、狗子、羊娃性格有什么不同；我们也分不出金兰、拾来、三寡妇、黑女等女性性格有何等明显的差异。人物性格的类型化、模糊化是小说写作之大忌。难怪汪曾祺在赞扬曹乃谦小说的成就时，含蓄地批评他的小说照这样写下去，最多写两年。曹乃谦缺乏构思长篇小说的能力，尽管他声称《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是部长篇小说，但是只要看看每章节的标题“亲家”、“女人”、“楞二疯了”、“过扣大爷”等，你就会觉得，这些章节之间不存在任何关系，它们分割来看，是短篇小说，若综合在一起，就是一锅大杂烩，不客气地讲，她们只是一大堆素材，还没有形成长篇小说。一部长篇小说应该是有机的整体，各个部分之间有着紧密的关系，情节、人物都有错落有致的安排，绝不是某一章节的反复叙述，而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缺少的恰恰就是这些。

　　其次，从叙事层面分析，小说的另一失败之处在于用外聚焦的叙事造成了叙事伦理的放弃。聚焦的选择不仅仅是小说的技巧问题，其实质指向小说的叙事伦理，“小说的伦理问题和小说艺术的本质密切相关。不存在无目的的技巧，也不存在无内容的形式。在小说的技巧和形式里，总是包含着小说家的主观态度和主观目的，包含着道德意味和伦理内容。”。[6](p223)外聚焦叙事“这种视点基本上是一种非人格化叙事，以作者的隐退和隐藏来追求叙事的中立性，公正性和冷漠性。”[7](p166)曹乃谦的作品在叙事上呈现出冷峻、凝练的风格，其原因在于小说采用了外聚焦叙事，隐含作者和叙事者对故事中的人物和时间无动于衷，是故事的旁观者、局外人，因而叙事本身景观化了。比如在《莜麦秸窝里》，作者写丑帮和奴奴幽会时的对话——

　　有钱我也不花。悄悄儿攒上给丑哥娶女人。

　　我不要。

　　我要攒。

　　你要要。

　　直接引语取消了“某某说”之类字样，凸显了极强的画面感，读者感觉到人物似乎就在你面前。这种场面化的处理方式在曹乃谦的小说中是一种常态，比如《楞二疯了》、《贼》中都有体现。叙事者的隐退造成这样一种修辞效果，作家从叙事伦理中抽身，以一种冷眼旁观的态度看待作品。但是，这就造成了一种叙事困境。曹乃谦的作品往往表现生存欲望与生存伦理的冲突，而叙事者的隐退让读者产生一种作家茫然失措的感觉，反正他把问题摆在读者面前，事实就是这么个事实，价值判断和我们没什么关系。

　　中篇小说《玉茭》就凸显了这样的困境，玉茭是个光棍，他因性饥渴而偷窥女工上厕所，被发现后撵了回来，无法忍受性压抑去和家畜发生关系，又偷窥母亲与别人偷情，终于欲望之河流淹没了理性之河床，玉茭强奸了母亲。疯狂中的玉茭被族人捆绑五花大绑，嘴里塞满畜生粪便，关在屋里活活饿死。十七天后，玉茭家花了三百元风风光光地给玉茭娶了鬼妻。这种惊心动魄的故事涉及到了连个高潮：乱伦和冥婚，小说最终批判茅头指向贫穷压抑任性以及封建迷信，人们生活在一种近乎动物性的状态。问题在于叙事者的隐退将赤裸裸的晴色镜头和暴力镜头以近景的方式推到了读者面前，前景聚焦式地描摹不堪凌辱之场面让人不由自主地出离愤怒。外聚焦叙事不适宜展现色情、暴力等违反公序良俗的故事。外聚焦叙事给人造成一种逼视之感，隐含读者在阅读过程中会产生窥视的快感。弗洛伊德认为俄狄浦斯情节是男性与生俱来的欲望，也是走向成年的一道障碍。乱伦禁忌的产生本身就是人类道德的底线，问题在于无意识的欲望是一颗不定时炸弹，随时会炸毁理性之岸。乱伦题材的小说在面对性的问题时总很尴尬，一方面，它要尽量回避性尴尬的场面，尽量抹去读者的阅读快感，另一方面，它又要扣问生存伦理与道德伦理之矛盾。高明的作家总会巧妙地暗示乱伦关系，而不是赤裸裸地呈现性的画面。曹乃谦在叙事上毫不避讳地赤裸裸地呈现出交媾镜头，欲望的发泄纠缠着暴力的场景，违反了公众小说阅读心理，产生了一种厌恶的阅读效果。

　　在紧要关头小说缺少了叙事伦理干预。布斯说小说阅读有“一种基本需求，读者们需要知道，在价值领域，他站在哪里。——即，需要知道作者要他站在哪里。”[8](p83)李建军认为，叙事者介入评论，可以起到“控制读者的反应，消除读者理解方面的不必要的障碍，努力使读者心甘情愿地认同和接受自己所叙写和表现的一切，从而实现作者与读者精神交流的契合与共鸣。”[9](p265)当然，隐含作者介入叙事未必如古典小说那样以全知全能视角闯入故事，而可以在叙事语言上形成反讽，以暗示自己的价值判断，而这一切都被作者轻易放掉了。因此，零度外聚焦叙事在《玉茭》中是一个失败，它显示出作者在道德伦理与生存伦理之间的困惑。

　　三

　　韦勒克、沃伦说：“伟大的小说家们都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人们可以从中看出这一世界和经验世界的部分重合，但是从它的自我连贯的可理解性来说它又是一个与经验世界不同的独特的世界。”[10](p125)沈从文有自己独特的湘西世界，莫言有自己独特的高密世界，贾平凹有专属于他是商州世界，而曹乃谦的小说没有呈现出属于自己独特世界。真正的文学意义上的地域一定是超越了现实地域的羁绊而形成独有精神升腾气息的艺术世界。

　　究竟是什么限制了曹乃谦的作品升华，是一种什么力量撕扯着作者，让他的作品成了这个样子。文学的写作与社会意识形态紧密相连，伊格尔顿说：“文学是意识形态的生产。”作家使用什么样的语言写作，用什么方式写作，运用何种修辞均为意识形态所控制。当然，我说作家受到意识形态的控制，并不是如十七年文学时期文学一样，作家明显受到意识形态控制，而是说，意识形态对作家创作的影响是一种“集体无意识”。

　　《温家窑风景》以客观、冷峻的口吻讲述了温家窑人们如动物一般地活着，在饥饿和性饥渴面前，他们活得没有主体，缺乏自我，更不用说追求独立、自由、爱情。这是启蒙主义意识形态影响下的文学样本。启蒙主义思想贯穿整个二十世纪中国，其主要核心在于“立人”，也就是说，如何让中国人从愚昧、落后的生活状态下解脱，成为适应现代化的理性的公民。鲁迅先生的国民性批判是启蒙思想的结晶，阿Q的“精神胜利法”——麻木、自私、健忘、奴性、自轻自贱、自我陶醉、自我欺骗——早已成为中国人的灵魂。当然，鲁迅的“国民性批判”绝非原创，据刘禾先生的考证，晚清传教士史密斯的著作《支那人的气质》对鲁迅产生很大影响。但是，鲁迅的“国民性”批判开创了中国乡土文学的叙事套路，成了二十世纪中国乡土文学的一大主题。从鲁迅的乡土小说到高晓声的《陈焕生上城》再到寻根文学，形成了一个“国民性”批判的谱系。当然，鲁迅的“国民性批判”以敏锐的视角、犀利的批判，抓住中国人的命脉，自有其开山之功，但是，一旦后来的跟风者不断重复这一主题时，我们就觉得不真实了。难道20年代的农民和半个世纪后的农民没有一点变化吗？赵树理的农村书写其价值就在于开创了另一种农民的形象，自我、生机勃勃、追求幸福。曹乃谦为什么最终又陷入到了鲁迅写作的巨大阴影之中，他笔下的狗子见了会计显出一身奴性，最终只能用自杀来保卫自己的棺材，其觉醒程度还不如阿Q，因为阿Q还知道“革他妈妈的命”。这和80年代中国的文化氛围是分不开的，80年代中国追求现代化，整个思想界无不笼罩在启蒙的思潮之下。“在80年代，最值得重视的是80年代中后期的新启蒙运动，其上承70年代末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下启90年代，成为当代中国的又一个‘五四’。”[11](p3)曹乃谦的小说严格意义上讲，属于寻根文学的范畴。严格意义上讲，他属于韩少功一脉，“温家窑”的封闭、愚昧和韩少功《爸爸爸》中的“鸡头寨”何其相似。尽管他的走红是二十世纪的事情，比寻根文学晚了二十年。“‘寻根文学’主要仍然依附和沿用‘新时期’启蒙主义与现代化话语，集结在‘国民性’批判的旗帜之下，被视为这一现代主题的延续和深化。”[12](p341)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作家产生巨大的焦虑——我们的文学如何才能“现代化”。塑造一个充满愚昧、落后的偏僻小山村，人们在痛苦中煎熬，他们没有人来拯救，自生自灭。这一幅“前现代”的图景又何尝不是作家自身的焦虑写照呢？一个落后的中国何时才能摆脱“愚昧”走向“文明”呢？因此，曹乃谦将贫穷作为罪恶之根源，朋锅、乱伦等所有越轨之行为都是因为贫穷。如果考虑到八十年代，全体中国人民在脱贫致富的路上一路狂奔的话，这个主题就很好理解了。《温家窑的风景》很真实地从反面写出了八十年代的集体无意识——“贫穷是罪恶之源。”走向富裕正是启蒙的一个前提。因此，启蒙的思想极大地限制了作家的写作视域，作家鸟瞰晋西北农村，并没有以平等的视角走进农民，和他们对话，写出他们的复杂性。

　　此外，曹乃谦还受到“文化殖民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中西文化的碰撞是二十世纪中国的一大特征。但是，整个碰撞很大程度上不是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碰撞，是教和学、输入和输出的碰撞。中国当代文学需要走出中国，迈向世界，进入世界民族瑰宝之列，这也是一种“现代化”。上文讲到曹乃谦作品属于寻根文学的余脉，而寻根文学就是中国文学西化的产物。“理一理我们的‘根’，也选一选人家的‘枝’，将西方现代文明的茁壮新芽，嫁接在我们的古老、健康、深植于沃土的活根上，倒是有希望开出奇异的花，结出肥硕的果。”[13](p75)旷新年认为，寻根文学“无疑从属于80年代西化的浪潮，只有到了90年代，在理论批评家的重新阐释之后，‘民间’等概念才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宣称。”[12](p341-342)诺贝尔文学奖这一西方文坛的至高荣耀，在中国人心中，和奥林匹克冠军一样，是获得西方认可的一个象征。

　　寻根文学的兴起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走红有密切的关系，1982年，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给中国的文坛扔下一磅原子弹。苦于找不到写作出路的作家们终于找到了文学的“根”，乌热而图说：“从世界角度看，拉丁美洲可以被称为边缘地带，她的‘爆炸文学’震惊了世界。对比起来，我国的边疆文学虽然使人感到有些遗憾，但已经具备了多方面的条件，显示出雄厚的潜力，需要整个文学界给予更多的注目和关切。”[14](p86)因此，如果不考虑时间原因的话，曹乃谦的晋北世界和韩少功的湘楚世界都是寻根文学的结果，都是对地域文化的重新书写，都烛照了地域之“丑恶”。孟繁华对某些寻根文学的批评正戳到曹乃谦的短处，“还有一些被认为是‘寻根’的作品，则用另外一套话语方式调动了作家的全部想象力，在奇观的展示中交出了东方文化全部‘私密’。这里不仅有丑陋、愚昧，冥顽不化，而且有乱伦、野合、性变态等畸形的民间生存状态……在许多作品中，作家兴奋地谈论、展示着几千年来的文化之根——那些七绝陈腐的历史遗迹。在竞相展示中，‘腐朽’化为‘神奇’，它们成了可以把玩、可以细致观赏的、余味无穷的文化景观。它们把读者引入这样一种境界，使一些具有认识性的文化资源变成了纯粹的消费性的东西。”[15](p302)

　　曹乃谦很幸运的得到了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的青睐，这是很多中国当代作家梦寐以求的。曹乃谦的作品引起中国文坛的注意离不开瑞典朋友诺奖评委马悦然的大力推荐。难怪曹乃谦在一次访谈中说马悦然是自己生命中的贵人。这是实话，如果没有马悦然这位伯乐的慧眼独具，曹乃谦只是默默无闻的作家。马悦然在《到黑夜想你没办法》的序言里，对曹乃谦评价甚高，他说：“曹乃谦是一个非常认真的作家。他不回避一般大陆作家所不敢提到的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乱伦。”[2](p3)问题不在于曹乃谦敢于写乱伦问题，而在于中国当代社会问题很多，为什么偏偏写乱伦而不是其他问题，中国人最大的问题绝不是性欲问题。其实，曹乃谦作品的隐含读者绝对不是那些大陆的普通读者，而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按照诺贝尔文学奖的要求来量身打造自己的文学，成了曹乃谦作品的难言之处。在曹乃谦作品走红的背后有一个“他者”（西方）的“凝视”。而《温家窑的风景》则成了中国的一个提喻。“看哪！这些人”，他们就这样如动物般的生活着，在这个观看的背后，又是多么不平等的权力投射！正是在这样的西方精英主义的投射之下，曹乃谦一遍又一遍地讲述重复的、片段化的欲望故事，缺乏对整个中国农村生存结构的整体认知，也许，卢卡奇的话对曹乃谦乃至许多中国乡土作家都是一记当头棒喝：“每一位小说家本能地感觉到，如果他的作品缺乏‘事物的整体’，就是说，如果它不包括属于主题的每一重要的事物、事件和生活领域，他的作品就不能称为完整的。”[16](p3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