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秦始皇”——《晋公子读史记》之《秦始皇本纪》

　　壹 国体之争

　　公元前221年，也就是秦王嬴政执政的第26个年头，广袤的华夏大地上第一次出现了由唯一的国家元首宰制中国版图的盛况。

　　在前此十年的统一战争中，秦军的铁蹄以摧枯拉朽之势将山东六国的社稷碎成一地瓦砾。

　　如今疆域东至大海，西极临洮，北据河套、南抵五岭的秦朝，比之从前偏安关中的秦国，大了十倍都不止。

　　

　　在短短十年中打下这么大一片江山，要采用什么样的制度才能对它进行有效的管理呢？

　　在始皇帝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宰相王绾与廷尉李斯就这个问题爆发了激烈的辩论。

　　作为朝廷的首辅，王绾并没有被统一战争的迅速胜利冲昏头脑。

　　相反，这位老成持重的政治家以冷静的口吻提醒年轻的始皇帝：

　　帝国新占领的原燕国、齐国和楚国的领土，距离首都咸阳太远。

　　帝国的政治中心对这些新占领区的辐射能力有限，除非及时克服这一难题，否则整个帝国将不可能如臂使指般地掌握在始皇帝陛下的手中。

　　

　　如何加强秦帝国对新占领区的管理？

　　作为问题的提出者，王绾为始皇帝贡献的解决方案是：

　　既然咸阳这个单一政治中心的辐射能力不足，那么就应该建立多个新的政治中心，扩散行政辐射效力，而达成这一目的的方法就是：封建。

　　将始皇帝的儿子们分封到各地为王，由他们代表始皇帝实施对新占领区的统治。

　　

　　鉴于首辅大臣的崇高地位与威望，王绾的这个建议获得了大臣们的群起附和，除了一个冷眼旁观的例外：廷尉李斯。

　　就在王绾的这番高论博得满堂喝彩的时候，李斯却不顾彼此的地位悬殊，愤而陈辞，对王绾的建议展开了激烈地抨击。

　　

　　李斯指出，周朝自开国以来便实施的封建制有一个原生性的致命缺陷：

　　天子和诸侯之间以血缘纽带建立起来的亲密联系必将随着王侯世袭而逐渐疏远。

　　到子孙们形同陌路，刀兵相向的噩梦就开始了。

　　一旦潘多拉的魔盒开启，天子不但无法禁止诸侯之间的相互残杀，甚至能否保全自己都将成疑。

　　因此，只有郡县制才是唯一合理的国体制度。

　　

　　对这场廷辩，司马迁在《秦始皇本纪》中只是简略地记载了王绾与李斯的观点，并告诉了我们廷辩的最终结果。

　　但这场寥寥数笔的辩论实则具有非比寻常的意义。

　　它不但开启了此后十四年间秦朝国祚的勃兴与速朽，甚至预示了自汉高祖至汉武帝时期中国国家体制和行政管理方式的发展方向。

　　要理解这场曾经决定了中国历史命运的廷辩是非常困难的。

　　因为“封建制”、“郡县制”对今天的我们来说，是最熟悉的陌生词汇。

　　在斯大林“社会发展五阶段论”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我们，滥用“封建”这个词的外延几乎同于“美女”：只要不是男人都叫一声“美女”，只要是皇帝统治下的中国历史，一律贴个标签叫“封建”。

　　

　　在我们的思维惯性中，“封建”意味着抱残守缺，而郡县制则是中国专制集权政治开始的标志。

　　2012年，英国的BBC拍了一部名为《中国的崛起与动荡》的纪录片，纪录片的主持人Niall Ferguson据说是一位英国的历史学家。

　　在影片中，他是这样讲述秦始皇与中国历史的：

　　秦始皇是统一这二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的第一人，而他的统治方法呢？独裁。

　　

　　一个金发碧眼的外国人这样误读中国历史我并不意外。

　　但真正让我吃惊的是，我身边的朋友，甚至学历史的朋友也有类似的看法：将秦始皇视为阻挡现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独裁”传统的开创者。

　　现在，为了还原司马迁笔下这段真实的秦朝史，就让我们的故事从“封建制”和“郡县制”讲起。

　　贰 郡县制与封建制

　　在那场讨论秦朝国体问题的御前会议上，主张封建制的王绾官拜宰相，位极人臣，且有大批臣僚随声附和。

　　但为什么王绾的意见却最终没能敌过人微言轻、独持异议的李斯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当首先了解的是：国体的确立必须根植于国家的政治传统之上。

　　一个标新立异的体制横空出世般地嫁接到原来的国家结构中，必将因为强烈的排斥反应而枯死。

　　秦朝选择的郡县制，是跟秦人的历史传统一脉相承的。

　　

　　中国历史上最早设立“县”这一级行政机构应在春秋。

　　之所以要设县，直接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各诸侯国对新占领区的控制能力。

　　比如当时的楚国，今天我们已知的楚国十七县中，有七个是灭掉毗邻的小国而设的。其余十个是利用边境上的别都或者小国的旧都改建而成，没有一个县设在楚国的腹地。

　　从这个特点上看，设县作为巩固军事占领的后继措施的意味相当明显。

　　

　　秦国设县的历史甚至早于同样具有蛮夷底色的楚国。

　　春秋时期秦国最早的设县举措出现在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

　　司马迁在《秦本纪》中写道，这一年，秦国向“邽、冀戎”也就是今甘肃天水邽县与冀县一代的少数民族部落发动了进攻，在占领这些地区之后，随即建立了县制。次年，秦武公又在之前讨伐西夷亳王时所夺取的领土上设置了杜县与郑县。

　　

　　从这些记载看，秦国早期设立的县都是为了加强对新占领的少数民族聚居区的控制，军事性色彩非常浓。

　　直到公元前350年，推行变法改革的商鞅将秦国的邦畿之地整合为三十一县，县遂由原来的边境军事重镇演变为普遍的行政组织。

　　作为县的上一级行政机构，郡的产生同样是战争催生的结果。

　　当时间从春秋进入战国之后，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愈发频繁，规模也日益扩大。由从前偶尔数万人加入的战斗演变为动辄数十万人的血腥厮杀。

　　在新的军事斗争形势下，原来承担着边防职能的县因为所辖兵力、物力有限，已不能有效应对敌国的大规模进攻了。

　　

　　紧张的边防形势呼唤着一种新的能够在较大地区范围内集中若干县的兵力、物力并且统一调度的防御性组织，于是郡便应运而生了。

　　战国时诸侯国所设置的郡往往是并县而成，郡治则设于防御形势关键，地理交通便利的县。

　　秦国在一统天下的过程当中，设郡是随着版图的扩大而不断向新占领区推进的。

　　而在这个过程当中，许多熟悉秦法的军人就地转为地方官吏，保证了秦国对新设郡县的统治能力。

　　与郡县在疆域拓展与边境防御中发挥的巨大作用不同，秦人的封建，在秦朝建立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已经不具有地方行政管理的能力与价值了。

　　被封赐采邑的秦国贵族仅仅享有征收赋税的经济权力，无权干预地方行政，更不能调动军队。

　　

　　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是：在秦王嬴政即位的第九年（公元前238年），他举行了冠礼。

　　这意味着二十一岁的嬴政已经成年，即将亲政。也就在这一年，嬴政之母赵太后的情人——长信侯嫪毐发动了叛乱。

　　可是这个权倾朝野的奸臣要是没有秦王的御玺，即便在自己的封国太原也休想调动一兵一卒。

　　像这样的封建诸侯，对加强地方控制又能有多大作用呢？

　　在王绾与李斯展开廷辩的那次御前会议上，议题是：如何加强秦朝对新占领区尤其是偏远的新占领区的管理？

　　从秦国建国以来开疆拓土的历史经验去分析，这个问题的答案只能是郡县制！

　　王绾封建诸侯的建议看上去更像是对西周建国的东施效颦。

　　这反映出秦朝短短十年的极速扩张让部分朝廷重臣有点儿措手不及——从来没经手过这么大的家业，不晓得要怎么才能打理得过来。

　　于是有了王绾这番荒腔走板的封建之说。

　　幸运的是，李斯的慷慨陈词为秦朝的未来划定了正确的方向。

　　叁 政治建国与文化建国

　　

　　在秦朝的国体建设上，李斯显然是遵循着法家先贤商鞅的思路给秦始皇提出的建议。

　　就像商鞅当年把用于边境防御的县制移植到邦畿之地那样，统一后的秦朝应该用战争岁月中行之有效的郡县制覆盖整个疆域，以军事管制的形式迅速建立起地方的郡县两级政府，稳固帝国的统治基石。

　　从今天的国际法和国际惯例的角度来重新评价李斯的这个建议，我们应当承认，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建国思想。

　　因为按照当今公认的国际法准则，一个国家对某一地区的主权要求是否能够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其中关键性的法理依据之一，是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是否对该地区实施了有效的行政管辖。

　　

　　比如今天中国政府宣称对南海诸岛拥有无可争辩的完全主权，理由之一便是，根据《武经总要》的记载，中国自宋代起，中央政府就已经设立了巡海水师巡辖卫戍南海！

　　在秦朝之前，中国大地上建立的所谓国家，都是以部落联盟形式组织起来的松散联合体。

　　被推为天下共主的天子实际控制的王畿不过千里，至于远近各诸侯国，或朝或否，天子并没有绝对的权威来约束他们。

　　如果任由这种趋势发展下去，今天的世界地图上或许不会出现一个统一的中国，而是另一个碎片化的欧洲。

　　

　　正是秦始皇与李斯共同制定的以三十六郡覆盖全疆域的行政规划终结了这种碎片化的政治局面，奠定了后世中国的基本版图。

　　从这个意义上说，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当之无愧的千古一帝。

　　对嬴政而言，以郡县制终结诸侯割据的百年战乱，开创统一而和平的历史新局是他最引以为傲的政治资本。

　　也因此，他自信功德超越了三皇五帝，“始皇帝”的称号所要彰显的正是这一点。

　　

　　但是，当志得意满的秦始皇专注于将整个中国社会纳入到一个严密而完备的行政管理体制中去的时候，他却忽略了另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国家不仅仅是冰冷的政治机器，同时也是思想的融合与凝聚的产物。

　　如果不能让天下人都真心认同这个统一的国家，那么貌合神离之下，三十六郡的整齐疆域随时会有分崩离析的隐忧。

　　

　　事实上，被秦始皇和李斯瞧不起的西周封建，在这一点上却贡献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曾经说：

　　西周的封建，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与后世统一政府只以封建制为一种政区与政权之分割者绝然不同。因此在封建制度的后面，需要一种不断的武力贯彻。

　　——《国史大纲》

　　封建，对西周王朝来说是一种开疆拓土的有效措施，但它的实施精神绝不仅仅只有军事征服，同时还有文化上的归化与融合。

　　从西周所封建的诸侯来说，主要是两类：

　　其一是姬姓的宗室或姻亲。

　　对周天子的这些亲戚，我们仔细去扒一扒他们的历史就会发现，其中不少诸侯的先祖原本是夷狄。

　　从《史记·周本纪》的记载看，与西周联姻最早的夷狄部落是姜戎。

　　西周先祖古公亶父的妻子太姜就是姜戎女子，与西周联姻后生下了少子季历。季历便是周文王姬昌的父亲。

　　因为与西周历世联姻，到了武王伐纣的时候，姜戎的领袖太公姜尚已然是周武王身边最得力的臂助了。

　　

　　到西周取得天下之后，对姜戎投桃报李，分封了四大姜姓诸侯：齐国、许国、申国与吕国，姜戎的归化过程遂告结束。

　　不但姬姓宗室与戎狄直接联姻，西周的这种联姻手段还具有辐射扩散的效应。

　　秦人的先祖就是在这种扩散效应下归附于西周的。

　　根据《史记·秦本纪》的记载，周天子曾经两次安排自己的姻亲申国与秦人先祖胥轩和大骆联姻，并藉助这层关系驯服秦人成为周朝的西疆藩篱。

　　

　　周朝封建的第二种情况是被征服国的遗民，最典型的的便是武王伐纣。

　　鉴于与殷商的敌对关系，西周在征服它的过程中非常注重按照双方共同认可的政治伦理和道德原则行事。

　　在孟津观兵之后苦苦等待了两年之久，周朝才最终发起灭商战役，就是要等到祭器奔周的契机：对尚鬼的殷人来说，失去祭器便意味着被天抛弃，在这种情况下臣服于祭器的新主人，殷人才有真心归化的可能。

　　更何况灭商之后，为了表示自己只是遵从天命而非野蛮征服，西周并没有灭掉殷商的社稷。

　　前有三监，后有殷宋，殷人在西周始终都有属于自己的诸侯国存在。

　　

　　到西周凭借着血缘与道义构建起宏大的封建体系之后，周公又制定了一系列亲亲尊尊的礼义规范和宗法制度来教化诸侯。

　　当这套礼义规范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最终融入各诸侯国的血脉，一个从文化上区别于夷狄的中国的观念便树立起来了。

　　也正因为如此，当西周覆灭，天子权削，中原受到异族侵扰的时候，各诸侯国才会主动团结在“尊王攘夷”的旗帜下共御外侮。

　　

　　相对于以政治、军事手段整合国家版图，以文化手段整合国家观念的过程要更缓慢，更艰辛，更复杂。

　　从这个角度去看，秦朝的伟大源于政治建国的成功，但秦朝的灭亡就归咎于文化建国的失败。

　　肆 封禅泰山

　　秦朝之所以最终没能完成文化建国的任务，老秦人淡薄的礼乐传统实在难辞其咎。

　　出身夷狄又长期与西戎杂居，秦人对流行于中原政治圈的这套周朝礼义素无信仰。

　　

　　当年商鞅入秦，与秦孝公讨论变法路线的时候，一开始以周朝信奉的王道政治游说孝公，向他展示普施仁义、怀柔天下的远景，听得秦孝公昏昏欲睡。

　　秦孝公向商鞅抱怨说：“你讲的这套玩意儿见效太慢，我可等不了。一个大有为的国君应该只争朝夕，赶在有生之年扬名天下，谁能为了一个百年之后的愿景而苦苦等待！”

　　商鞅去后，秦孝公余怒未消，叫来举荐商鞅的景监，劈头盖脸给他一顿训斥：“你的这个门客满口胡言，要他有啥用？”

　　

　　望着一脸委屈的景监，洞烛幽微的商鞅算是看明白了：秦国的政治逻辑是论势不论理。

　　靠一双拳头，在戎狄聚居的西方一步步打出名堂来的老秦人只相信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

　　相比于三分天下有其二而服侍于殷的周文王，灭国十二、开地千里的秦穆公才是秦国历代君主仰望的偶像。

　　当商鞅投其所好地将耕战强国的变法策略进献给秦孝公并获得他的欣然认同之后，商鞅意味深长地说：用此强国之术，秦国亦难比德于殷、周矣。

　　秦御天下，施暴而不施惠；天下奉秦，畏威而不怀德。

　　秦军的长剑可以横扫六国的社稷，却难以消融六国遗民心中对征服者的冷漠与敌视。

　　到秦始皇渴望天下人都能真心拥戴他为共主的时候，他才隐隐觉察到自己的麻烦来了。

　　

　　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中说，自古以来上承天命、君临万方的帝王无一例外都要在泰山举行封禅典礼以证明治统的合法性。

　　因此当公元前219年秦始皇东巡齐鲁的时候，便专程来到了泰山。他召集了七十位鲁国的儒生来共襄盛举，希望他们为自己设计一场风光体面的封禅大典。

　　但是在恪守周公遗教的鲁国儒生们看起来，秦始皇的这个要求就跟春秋时期企图问鼎中原的楚庄王一样荒唐：

　　公元前608年，楚庄王芈侣以勤王的名义帅军讨伐陆浑戎，兵锋直抵洛水，并在王畿近郊举行军演以示威风。

　　身在洛邑的周定王被迫安排王孙满前去犒军。

　　有坚甲利兵壮胆的楚庄王问王孙满：“传说中的大禹九鼎有多重啊？”王孙满轻描淡写地说：“天子的权威在德不在鼎。”

　　

　　或许是被这个王室后生的傲慢激怒，楚庄王训斥他道：“你觉得我不够资格问鼎吗？老实告诉你，只要把楚军长戟上的钩喙都掰下来，就够铸成九鼎的了！”

　　王孙满哂笑道：“我得提醒您一句：从前大禹王铸此九鼎，可是受到九州方伯的共同拥戴，由天下四方贡金而成。自夏代以至本朝，只有受命于天的有德之君才配拥有九鼎。当年我先君成王定鼎于郏鄏，卜世三十，卜年七百。这是上天对周的眷顾。你就真折钩重铸，那也不是恩威天下的九鼎，而是茹毛饮血的铜锅！”

　　

　　听完这番话的楚庄王这才明白，中原政治的逻辑可不全是谁拳头硬谁说了算的。

　　当初那个问鼎中原的南楚蛮夷死了，现在又来了个闹着要封禅泰山的西秦土匪。估计鲁国的七十儒生听到秦始皇的要求，那嗤笑皆非的复杂心情同王孙满差强仿佛。

　　遥想当年，齐桓公在管仲的辅佐之下举起尊王攘夷的义旗，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连孔子都称赞“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功业如此，尚不敢封禅泰山。

　　

　　秦始皇虽然诛灭六国，一统天下，但按照正统的中原礼义看来，他的政治水平比起周武王差得可不是一星半点儿。

　　周武王是在白鱼入船、祭器奔周的天命启示下讨伐殷纣的，而且纣王死后武王还保留了商人的封国。这一切都是为了向天下表明武王伐纣是代天行诛。

　　而秦灭六国呢？在统一刚刚完成的时候，始皇帝发布了这样一道诏书：

　　异日韩王纳地效玺，请为藩臣。已而倍约，与赵、魏合从畔秦，故兴兵诛之，虏其王。寡人以为善，庶几息兵革。赵王使其相李牧来约盟，故归其质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兴兵诛之，得其王。……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诛暴乱。赖宗庙之灵，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

　　——《秦始皇本纪》

　　在这道历数六国罪孽，宣示秦并天下的正义性的诏书中，我们能看到的六国之罪只有一条：就是不愿意向秦国臣服。

　　你不服从，我就揍你，典型的强盗逻辑。

　　更何况秦始皇消灭六国之后，把六国的美人、钟鼓统统搜刮到咸阳来，这是明白无误地告诉世人他要把天下变成嬴氏的私产。

　　这样的君王又怎么称得上有德之君，又怎么够得上封禅泰山的资格呢？

　　

　　但是，面对着手握生杀之权的始皇帝，儒生们也明白强行谏阻无异于螳臂当车，那该怎么办呢？

　　曾经齐桓公想封禅泰山的时候，管仲为他反复分析利弊，极言不可，但磨破了嘴皮子就是劝他不住，于是只好诓他说：

　　“古之封禅，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为盛；江淮之间，一茅三脊，所以为藉也。东海致比目之鱼，西海致比翼之鸟，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凤皇麒麟不来，嘉谷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鸱枭数至，而欲封禅，毋乃不可乎？”于是桓公乃止。

　　——《史记·封禅书》

　　泰山封禅是自古以来最盛大的政治典礼，传说中举行封禅的条件非常苛刻，程序极为繁琐。管仲正是用这一点最终打消了齐桓公封禅的念头。

　　现在秦始皇的自负与固执远甚于齐桓公，儒生们只好祭出管仲的故智，说了一大堆封禅所需的繁琐礼仪，希望秦始皇能知难而退。

　　没想到始皇帝陛下一个不耐烦，把儒生们晾在一旁，命臣下伐山开路，自己登泰山封禅去了。

　　

　　封禅典礼最终是完成了，但并不是按照秦始皇预想的那样完成的。

　　他原本憧憬着天下臣民会在泰山脚下三呼万岁，向他这位新任的受命之君表示拥戴。

　　但最终这场封禅却变成了他自导自演的独角戏。

　　在泰山顶上焚柴祭天的那一刻，或许连秦始皇自己都恍惚，他究竟是众望所归的皇帝，还是众叛亲离的独夫？

　　当秦始皇结束封禅，从泰山上下来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风雨将他淋成了落汤鸡。

　　儒生们私下里说：这是上天对暴秦的惩罚。秦始皇的文化建国之梦，从这一刻起便注定要落空了。

　　伍 焚书令

　　

　　从公元前220年第一次出巡算起，短短几年的时间里，秦始皇走遍了大半个秦帝国的疆域。

　　每到一处，往往刻石立碑，宣扬秦朝带给东方百姓的恩泽：是秦朝结束了春秋以来诸侯纷争的乱局，带给天下百姓以永久的和平与安宁。

　　秦始皇对自己创立的大一统郡县制国家相当满意，而随行的臣僚们也一致对始皇帝的制度创新表示赞颂：

　　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远方，实不称名，故不久长。其身未殁，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并一海内，以为郡县。天下和平，昭明宗庙，体道行徳，尊号大成。群臣相与诵皇帝功徳，刻于金石，以为表经。

　　——《史记·秦始皇本纪》

　　

　　秦始皇陶醉在这一片歌功颂德声中，直到公元前213年的一次偶然事件打破了他的迷梦。

　　这一年，秦始皇在咸阳宫举行了盛大的宴会。

　　宴会上，仆射周青臣又开始不失时机地歌颂秦始皇郡县制大一统的功德了。

　　就在大臣们纷纷颔首称是的时候，一个名叫淳于越的齐国博士却站出来唱起了反调：

　　臣闻殷周之王千余岁，封子弟功臣自为枝辅。今陛下有海内，而子弟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无辅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史记·秦始皇本纪》

　　淳于越像当年的宰相王绾一样，又提出了封建诸侯的必要性。

　　但这一次由淳于越引发的国体争论却与上一次王绾、李斯的廷辩大不相同。

　　

　　上一次王绾与李斯的廷辩纯属政见分歧，无论坚持封建制或者郡县制，王绾与李斯的初衷都是为了加强秦朝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

　　但这一次，淳于越却说：“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

　　毛泽东曾经说过，秦始皇是个厚今薄古的专家。

　　意思是在国体问题上，秦始皇没有屈服于中原华夏固有的封建制传统，而坚持采用了由非主流文化圈的秦国创立的郡县制。

　　淳于越要抨击秦始皇的，正是这一点！

　　中国人有句俗话，胡虏无百年之运。淳于越说，要想长久地统治中国，秦人必须对西周以来中原文明的固有传统表示臣服，而臣服的标志就是放弃郡县制，采用封建制。

　　这是秦始皇万万不能接受的。因为一旦接受，那就意味着在地理上是秦国征服了中原，但在文化上，是中原征服了秦国！

　　

　　当秦始皇就淳于越的这番陈辞向李斯征求意见的时候，李斯立刻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就历史的规律而言，学术与思想的权力转移往往会滞后于政治权力的转移。

　　就像共和国刚刚成立的时候，人民政府已经全面接管了国民党遗留的政权，但是在史学研究领域公认的学术权威仍然是在清朝乾嘉学派影响下成长起来的史学大师陈寅恪，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史学研究。

　　所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才著文称：

　　在史学研究领域，我们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就在资料占有上也要超越陈寅恪。这话我就当对陈寅恪的面也可以说。“当仁不让于师”。陈寅恪办得到的，我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的人为什么还办不到？我才不相信。一切权威，我们都必须努力超越他。

　　——《郭沫若书信集》

　　

　　不要小瞧了书生的力量。

　　胡适曾说，知识分子绝不是弱势群体，因为他们的手里掌握着舆论。

　　在淳于越提出秦不师古的议题时，秦始皇和李斯面临的尴尬就是：

　　舆论的主导权掌握在以儒家学派为代表的山东学者手中。他们对六国遗民的影响力远大于秦朝官吏。

　　这些儒生们在泰山封禅的时候已经表现出了与秦朝政府的离心离德，现在抛出秦不师古的话题更是对当朝政治的公然批判，该怎么办？

　　

　　经过反复权衡，秦始皇与李斯做出了一个被后世诟病千载的决定：焚书。

　　关于焚书令的具体内容，司马迁是这样记载的：

　　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

　　——《史记·秦始皇本纪》

　　

　　焚书令的出台，并不是要把天下间所有的典籍统统烧掉。

　　这个法令针对的主要是两类著作：

　　首先是山东六国的国史。

　　华夏文明的传统讲究国可亡而史不可灭，史书承担的是兴亡继绝的使命。只要我们还记得自己从何而来，那我们就一定能沿着祖先的脚步在瓦砾灰烬之上再造社稷。

　　从这个角度观察，秦始皇的焚书令要焚烧的其实是六国遗民对故国的归属感。

　　

　　其次，焚书令要求将民间的诸子学派著作尤其是以六经为代表的儒家典籍全部焚毁，但典藏在博士官的图集不在焚毁之列。

　　这对于左右舆论的儒家学者们来说是釜底抽薪的毒计。

　　

　　自儒家先圣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口号以来，儒学一直是以私人办学的方式传播于民间，也由此成为了春秋战国时期最具影响力的私家学派。

　　现在将民间流传的六经典籍焚毁，等于用行政命令的方式阻断了儒学在民间继续传播的渠道。

　　即便秦朝政府顾忌到博士儒生们的社会影响力，暂时还不敢直接对他们动手，但私人办学的消灭，也必将使七十博士沦为无根的飘萍！

　　而铲除儒学之后留下的学术思想真空，将由熟悉秦朝法律的官吏迅速填补。

　　换言之，如果焚书令贯彻到底的话，坚持封建制等西周礼义传统的儒家学派在民间的影响力将被灌输郡县制的秦朝官吏完全取代。

　　因此，从政治上说，焚书令是以政治威权抢夺舆论主导权的行动；从文化上说，则是蛮夷思维对华夏礼义的粗暴践踏。

　　

　　颁布焚书令之后，秦始皇对儒生们的挑衅犹有余恨。

　　为了向他们证明自己比儒家经典中传颂的西周文王和武王更加伟大，他特意选择在文王的故都丰邑和武王的故都镐京之间的区域兴建了空前壮丽的阿房宫，以宣誓自己无可争辩的绝对权威。

　　但是，这种以政治威权强奸社会舆论的野蛮手段不但没有让秦始皇收获支持，反而让更多人与他离心离德。

　　

　　后来陈胜、吴广反秦起义时发生的这个小故事非常耐人寻味：

　　当陈胜、吴广在大泽乡密谋起事的时候曾经向一个卜者询问吉凶。

　　卜者说：“你们将要去做的事业一定会成功，但是你们征询过天意了吗？”

　　在卜者的点拨之下，陈胜、吴广将一张写着“大楚兴、陈胜王”的红色小纸条塞进戍卒们买的鱼肚子里，向他们宣称这是陈胜接受天命诛讨暴秦的证据。

　　坦率地说，我不相信陈胜这个从小为人佣耕的雇农能够想出鱼腹藏书的主意，因为这是一个只有接受过正统儒学教育的人才知道的典故：

　　当年周武王为了灭商，在孟津与八百诸侯举行联合军演。船渡黄河的时候，一条白鱼跳入了武王的船舱。鱼乃介胄之象，白为殷商正色，“白鱼入船”在儒家的解释中正是武王代商而立的天命启示。

　　现在，他们把这个故事改头换面，挪到了反秦起义的陈胜身上，这不明摆着咒骂秦朝皇帝是桀纣暴君吗？

　　这个故事说明，在焚书事件之后，儒生们不但没有被始皇帝的淫威吓到，反而变成了灭亡秦朝的幕后推手，这恐怕是长眠地下的始皇帝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吧。

　　陆 孤家寡人

　　在焚书事件之后，秦始皇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从文化上争取六国遗民认同的努力。

　　当他在公元前210年最后一次踏上出巡的旅程，他的目的已经从宣扬秦朝的恩泽、凝聚山东百姓的人心转变为显示秦朝的权威，震慑潜在的敌人。

　　

　　这时的秦朝已经走到了土崩瓦解的前夜。

　　虽然它仍维持着表面的统一，但关中的秦人与山东的六国遗民却在亡国的记忆与酷吏的奴役下积聚着彼此的仇恨。

　　整个中国社会就像涌动着岩浆的火山，随时都有喷发的可能。

　　而让它真正喷发的契机说来就来了。

　　

　　当秦始皇东巡走到沙丘的时候，他病倒了。秦始皇的病倒对脆弱的秦朝统治无异于致命一击。

　　在秦始皇安然无恙的时候，因为他的绝对权威，老秦国的文武大臣们仍能在他的治下齐心协力，维持稳定。

　　虽然山东六国的遗民对秦朝统治并不服气，但是秦人铁骑横扫山东的记忆让谁不敢轻易尝试造反。

　　

　　但秦始皇去世之后，局面便急转直下。

　　继位的秦二世胡亥本来就是矫诏登基，对宗室公子的猜疑迅速引发了萧墙之祸。

　　至于他最重要的辅臣赵高，则因为资历太浅，指挥不动始皇帝留下的元老重臣。

　　为了巩固权力，培植党羽，他向李斯、蒙恬等一众文武大臣发起打击迫害，这些朝廷栋梁的先后去世大大削弱了秦朝的统治力量。

　　凡此愚蠢的内斗造成的最致命的影响便是军队战斗力的衰退。

　　在刚刚继位的时候，秦二世便发布命令，将秦朝的五万材士也就是预备役军人悉数转为现役，并整编为京师卫戍部队。

　　实际掌控这支军队的人很可能就是赵高，因为他将自己的女婿阎乐任命为了咸阳令，最后带兵进入望夷宫杀死秦二世的正是此人。

　　

　　组建新军，意味着秦二世对始皇帝留下的旧军旧将不信任。

　　就像袁世凯称帝之前，为了防范北洋诸将而另行组建军官模范团一样。当“忠事元首，不入党会”的军官模范团建立以后，段祺瑞、冯国璋等一众北洋元老就已经与袁世凯离心离德了。

　　

　　秦二世另组新军，再加上此前矫诏赐死北方秦军统帅蒙恬，让他最终失去了军队的支持。

　　因此，当反秦义军在周章和刘邦的带领下两度攻入关中，驻守在北方边境上的三十万秦军主力始终按兵不动，没有南下勤王。要知道，他们从九原郡通过秦直道回援关中，仅仅需要三天时间！

　　

　　原本六国遗民对秦朝的武力还心存忌惮。现在老秦人自己已经内讧，反秦起义的战火便迅速地燃遍了秦朝的国土。

　　

　　当帝都咸阳被项羽的怒火付之一炬，从秦襄公以下三十一代秦国君王苦心经营的江山社稷终于被埋入了历史的灰烬。

　　

　　唯一幸存到今天的，便是躺在骊山大墓之中的那个孤家寡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