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国

　　没有人怀疑《理想国》是西方哲学最伟大的作品之一。它把哲学上和文学上的资源用最高形式结合起来，试图回答所有问题当中最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想要满意幸福地生活，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生活——达到了可以说是前无古人、鲜有来者的高度。应当正义地生活或是非正义地生活？道德地生活或是不道德地生活？另外，本书提出的答案是以异常丰富的叙述为基础，这些叙述是关于我们的本质以及客观存在的本质。在本书中伦理学、政治学、美学、宗教哲学、精神哲学、科学哲学、认识论以及形而上学交织在一起，本书对以上学科分别做出了贡献，并对这些学科以后的发展形式形成了决定性的影响。当代的哲学家像他们的前辈一样阅读《理想国》，他们这样做不是因为对于柏拉图的虔诚，而是因为该书继续引起挑战、不安和带来启发。可以确定地说，西方哲学并不仅仅是对本书那了不起文字的一系列注释，但是可以说它们很多故事都是从这本书开始的。

　　柏拉图

　　柏拉图于公元前429年出生于雅典，并于公元前348或347年去世于此。他的父亲艾瑞斯通把自己的祖先的世系追踪到考卓斯，而考卓斯据说在公元前11世纪是雅典国王，他的母亲派瑞柯提妮是雅典政体创立者梭伦的亲戚。在柏拉图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他母亲后来改嫁给派瑞兰皮斯，而后者是雅典伟大政治家伯里克利的朋友。因此，柏拉图从孩提时期就熟悉雅典政治，人们期望他自己也能够进入政界。然而由于被一些政治事件所恐吓——这些事件包括他的导师苏格拉底在公元前399年被处死——他转而投身于哲学，并认为只有哲学才能够给人类带来真正的正义，并结束内战和政治动荡（见《第七封信》）。他的这一看法曾经同时带有悲观和乐观的基础，他大约于公元前380年写作了《理想国》，并在本书中对这个看法勾画了蓝图。

　　柏拉图的作品主要是对话题材，并且似乎全部流传了下来。这些作品通常按照年代分为四个时期，虽然精确顺序存在争议（尤其是每一个时期内部的作品次序更是这样）：

　　早期：《亚西比德篇》、《申辩篇》、《卡尔米德斯篇》、《克里托篇》、《欧绪弗洛篇》、《小希庇亚斯篇》、《成年希庇亚斯篇》、《伊安篇》、《拉凯斯篇》、《吕西斯篇》《蒙尼克斯尼斯篇》、《菲亚吉斯篇》；

　　过渡时期：《尤菲迪穆斯篇》、《高尔吉亚篇》、《美诺篇》、《普罗塔哥拉篇》；

　　中年时期：《克拉迪鲁篇》、《费亚铎篇》、《会饮篇》、《理想国》、《费亚铎斯篇》、《帕蒙尼蒂斯篇》、《菲亚提特斯篇》；

　　晚年时期：《泰麦亚思篇》、《克里迪亚篇》、《诡辩家》、《政治家》、《法律篇》。

　　除了写作他的对话，柏拉图还因为建立了一个教育机构而对哲学做出了贡献，这一机构是世界上第一所大学，对“世界上第一所大学”这一观点仍然存在一定的争议。这一机构是理论课题和较实际课题的研究和教学中心。尤杜克塞斯带着他的学生一起加入了该学院，并且在该学院进行研究和教学，尤杜克塞斯本人对于太阳、月亮和行星的旋转给出了几何性的解释。菲亚提特斯在那里发展了立体几何。在一些新的政治体制的设立上，一些城市邀请该学院的成员去帮助自己解决实际问题。

　　柏拉图去世后该学院持续存在了几个世纪，大约在公元前80年结束。学院的早期领导都以不同的方式改变了柏拉图的教学内容，这包括他的侄子斯皮尤斯皮斯，他是接替柏拉图成为学院领导的。早期苏格拉底的对话以困惑结尾，受到这一现象的影响，后来在阿赛斯劳斯、卡尼亚迪斯以及其他哲学家的领导下，学院开始为怀疑主义进行辩护。再后来受到柏拉图其他作品的影响，柏拉图主义者变得更加专断而不确定性少了一些。一种柏拉图主义或者另一种柏拉图主义——不论是中间或是新柏拉图主义或者是任何一种——在近古时期保持着对异教世界在哲学上的统治，影响着奥古斯丁以及许多其他伟大人物，这一现象直到公元529年罗马皇帝查士丁尼在雅典关闭了异教学派才结束。大部分流传的柏拉图思想都是这些不同派别的柏拉图主义的混合体，直到十九世纪在德国学者中间发起了转向柏拉图作品本身的运动时，这一现象才结束。

　　由于柏拉图的作品在时间上跨度较大、主题种类多样，并且在事实上它们都是对话题材而不是论文，人们用不同的方式去阅读它们就没什么好奇怪了，甚至柏拉图的古代信徒也是这样阅读它们的。关于这一方面什么也没有发生改变：不同的哲学流派和文本解释，继续在柏拉图的作品中发现根本不同的信息和方法。教义的连续性和不连续性、这样或那样的直接矛盾被发现、争论、再发现、再争论。以前忽视的对话被重新捡起，原来人们喜欢的东西被重新解读。新的问题被提出，老的问题改头换面重新复活。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究竟是一位哲学上的伟大讽刺家，还是在大体上并不是一位喜欢讽刺的人？柏拉图究竟是一位给出答案的系统性哲学家还是仅仅能够提出疑问？他主要是一位关于宇宙的理论学家或者是伦理学家？或者说他是一位神秘家，能够以精神的观点，对现存世界以及人类灵魂存在的地方提出看法？《理想国》究竟是一部极权主义的作品，还是一部为正确地构想出来的自由主义所做的赞歌？或者说它利用归谬法来否定那它看起来要提出的论点？对话中的戏剧性结构有没有破坏它们明显的哲学论点？柏拉图关于书面哲学功效的否定评述，是否应该引导我们透过对话本身去寻找背后的弦外之音？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把这些弦外之音叫做文字背后的教条。

　　除了不停地探讨柏拉图的作品外，人们并没有完全摆脱柏拉图带给哲学的问题、他发明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以及他建议并探讨的针对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所有这些研究和探讨都数量庞大且种类繁多，因此它们不仅构成了柏拉图哲学，而且成为哲学本身的一大部分。作为他留给后人遗产的一部分，我们在阅读他的作品时时，不可避免地将面对这些问题。

　　苏格拉底

　　就像在大多数柏拉图的其他作品中一样，苏格拉底在《理想国》中是中心人物。在一些对话作品中，人们认为在一定程度上作品中的苏格拉底就是历史人物苏格拉底，这有一定的可能性，这些对话因此叫做“苏格拉底”对话。然而在柏拉图过渡时期、中年时期和老年时期的对话作品中，柏拉图的观点超过了苏格拉底遗产的思想范围，此时作品中的苏格拉底越来越被认为是这些观点的代言人。

　　在苏格拉底的对话中，哲学对人们传统上认可的道德美德进行质疑，而哲学主要是通过这种质疑来体现的。什么是虔诚？什么是勇气？什么是节制？这些都是他的典型问题。他似乎认为这些都理所当然地存在正确的答案，认为节制、虔诚、勇气及其他都有明确的特性和本质。然而，他并不讨论这些本质的属性，也不提出关于它们的清楚理论，或者是我们关于它们的知识。因为这些原因，如果我们不知道什么是正义、不知道正义是否是美德、正义是否能够让拥有者幸福，或者说我们并不知道关于正义的其他任何方面的重要意义，他并不说明自己对这些定义的兴趣，也不证明自己的主张是正确的。

　　苏格拉底的质问方式叫做（是我们叫做而不是他自己叫做）反驳论证（elenchus），这个词汇是从希腊动词仔细检查或驳倒（elengchein）发展而来的。苏格拉底询问什么是正义，他的对话者提出一个自己真诚地认为是正确的定义。苏格拉底通过向对话者表明，这个定义和对话者真诚地拥有的其他信念相矛盾来驳倒他，因为对话者并不愿意放弃自己拥有的其他信念。在理想的情况下，这一过程持续进行一直到一个满意的定义浮出水面，这一定义和人们真诚地持有的其他信念并不矛盾，因此它能够经受住辩论的审查，这种理想的情况在苏格拉底的对话中从来没有实际上得到展现。

　　苏格拉底在检验别人的定义时往往证明这些定义不能够令人满意，但是通过检验——这些检验也是自我检验——他接受那些能够抵制住反驳的肯定论点。在这些被接受的论点中有三个著名的苏格拉底“悖论”：

　　传统上高贵的美德——正义、虔诚和勇气以及其他——是和智慧或知识同样的东西，一般认为这些都是专门技艺或者专门技术。人们经常认为这是美德的统一教条；拥有这方面知识是幸福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充足条件；

　　一个人自己知道有一些事情是最好的东西，或者相信有一些事情最好的东西，一个人从来不会做出和这些事情相对立的事情，因此意志的弱点是不可能的事情。

　　这三个教条构成了一种伦理道德的理智主义，它们意味着为了达到美德和幸福只能靠专门的技艺和知识。

　　关于意志和美德的弱点有一些看起来矛盾的教条，然而，反对论证的目的并不仅仅是给予美德和这些教条一个适当的定义，它的主要目标是道德改进。人们往往认为自己知道一些事情并因此而骄傲自大，其实他们并不真的知道这些事情，苏格拉底相信通过纠正他们的错误让他们不再骄傲自大，人们并因此过上经过反对论证检验过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将变得比其他任何生活方式下都更加幸福和更具有美德。探讨哲学对人类的福祉是如此重要，因此苏格拉底宁愿放弃生命也不愿意放弃这一追求。

　　在柏拉图过渡时期的对话篇中，同时也在他的一些早期对话篇中，作为真正哲学化身的苏格拉底常常被用来和诡辩家进行对比。这些诡辩家大部分都胆大妄为、寡廉鲜耻，营营于利益之间，并且他们认为道德价值是以传统为基础，是相对的并不是一种绝对的东西。相反，苏格拉底是一个诚实的、对利益避之唯恐不及的、道德实在主义者，他认为美德对于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潜在于这一对比中有以下问题，即：如果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民有不同的关于美德的信念，不清楚反驳论证怎么能够达到客观的、独立于相对文化背景的道德真理，因为反证法完全依赖于这种信念。

　　《理想国》

　　《理想国》是一本专门关于正义的功用的书，并且它也是关于正义是否比非正义更能让人幸福的书，因此，本书以典型的苏格拉底式的探寻正义定义的方式开始。波利马克斯作为第一个应试者提出：正义就是给予每人应得的东西。苏格拉底对这一定义进行仔细检查，他使用的方法就是测试这一定义和波利马克斯持有的、并且不愿意放弃的其他信念之间的一致性。如果证明这一定义和其他信念不一致，那么就驳倒了波利马克斯的定义。因此，苏格拉底必须预先假定波利马克斯真诚持有的一些道德信念是真实的，因为和假的信念不一致并不能够保证定义的谬误性。但是这里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几乎没有理由相信这种假定的正确性。

　　苏格拉底的第二个对话者斯瑞西姆克斯给出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他争论说，任何一个社会的强者——统治者——通过立法和强制执行来控制教育和让人们社会化。但是他认为统治者像其他任何人一样都是利己主义者，因此他们制定法律、采取传统习惯是为了自己的最佳利益而不是为了臣民的最佳利益，这些传统习惯包括语言上的传统习惯。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传统习惯，决定了臣民们的关于正义的概念，以及其他美德的概念。一个臣民通过训练接受这些概念，在不知不觉中他就接受了一种意识形态——一套关于价值观和行为的代码——这种意识形态是为统治者的利益服务，并不是为了臣民的利益。相应地，斯瑞西姆克斯给出正义的定义，这一定义是在所有的城市正义呈现的真面目：正义是强者的利益，而不是像苏格拉底和波利马克斯认为那样（是一种真正高贵和有价值的东西，能够提高人们自身的幸福）。像对付波利马克斯一样，苏格拉底又一次使用反驳论证来试图驳倒斯瑞西姆克斯，但是他的尝试对于斯瑞西姆克斯或其他对话者来说并不够完全充分。我们能够明白为什么：斯瑞西姆克斯通过辩论认为道德信念是一种被意识形态污染的社会产品，这样他就完全抛弃了反驳论证。他可能被苏格拉底用复杂问题难倒，但是他的理论对于反驳论证来说是无懈可击的（正像斯瑞西姆克斯在本书中指出的那样），因为反驳论证采用已经被意识形态污染的观点来对抗斯瑞西姆克斯，但是斯瑞西姆克斯的理论却主张这些观点无效。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在接下来的几卷中让苏格拉底抛弃反驳论证的原因，并且让苏格拉底提出一种肯定的方式来维护自己关于正义的定义，并用这种方式来回答斯瑞西姆克斯（斯瑞西姆克斯的观点被格劳肯和埃迪曼特斯接过）。

　　《理想国》论点的大纲

　　苏格拉底对于正义的辩护是以哲学家王和他们将要统治的理想城市为中心，哲学家王把政治权力和权威以及关于“善”的先验的、不变的哲学知识（“善”的本质）结合在一起，理想城市用希腊语就是美丽城市或者高贵城市。像苏格拉底争辩的那样，这些哲学知识直接以数学和科学为基础，不受传统习惯控制的善恶以及正义、非正义的干涉。因此，这些哲学知识不受权力和意识形态那歪曲作用的影响，斯瑞西姆克斯提出的用来对付反驳论证的挑战对这些哲学知识并不起作用。

　　哲学家王要做的事情是构建一套政治系统——主要包括一个社会化和教育的体系——这套系统能够把他们关于“善”的专门知识这一利益广泛地在公民中散布。他们构建的系统是以柏拉图关于灵魂或精神的理论为基础，这里的灵魂或精神是意识、情绪、欲望和决定的发源地。根据这一理论存在三种基本欲望：贪欲——即对于食物、饮品、性和金钱的欲望；荣誉感——即对于荣誉、胜利和好名声的欲望；对理性的追求——即对于知识和真理欲望。每种欲望统治着不同类型的人，并决定着他的价值观。人们最珍视自己最想得到的东西，因此被不同欲望统治的人，对于什么最有价值和什么是“善”拥有不同的概念，对于什么让他们幸福同样也有不同的概念。究竟是什么欲望统治一个人的灵魂，要由他拥有的不同欲望的相对力量来决定，同时还要由他接受到的社会化和教育的种类来决定。因此，道德和政治教育的根本目标并不是提供知识，而是把欲望社会化，从而把人们追逐的目标，从他们错误地认为是幸福的东西上，尽可能地转移到真正的幸福上来。

　　著名的洞穴寓言阐明了这种教育的效果。无知的人民，受困于没有社会化的贪欲，仅仅能够看到“善”的模型的影子（木偶投射到洞穴壁上的阴影）。这样的人不存在任何意义上的美德，因为他们仅仅按照自己一时的突发奇想来行动。当他们的贪欲通过体能训练和那些希腊人所谓的音乐训练的混合训练后，他们就被从这些约束中解脱出来，并受到社会化欲望的统治，希腊人所谓的音乐训练包括阅读和书写以及唱歌和跳舞。这样他们至少就拥有了审慎行动和把自己私欲放置于第二位所要求的美德。柏拉图把这些人叫做挣钱人，因为从长时间跨度上来说，他们把追求金钱作为满足自己贪欲的最可靠方式。他们看到了“善”的模型（把阴影投射到洞穴壁上的木偶），因为能够稳定地满足贪欲是一种“善”。

　　接下来进一步在数学和科学上的教育，让那些适合这种教育的人能够被荣誉感统治。他们是荣誉追求者，他们在艰难的奋斗中寻求成功并追求伴随成功而来的荣誉和赞许。他们拥有这种成功所要求的关于美德的真实信念，因此，柏拉图称这种更高层次的美德为“政治美德”。最后，通过进一步的辩证法的训练（一种可以称为苏格拉底反驳论证产物的哲学训练）和实际的城市管理，造就了只受自己理性欲望支配的人们。他们不再受困于幻影并能够看到“善”的本身而不是“善”的影像。他们是智慧的追求者或者是哲学家，他们拥有美德的真知灼见，而不仅仅是关于美德的真实信仰，因此他们是美德的完全体现者。然而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受惠于所有这些形式的教育，在每一个教育阶段都有一些人，他们的欲望太强烈以至于教育本身并不能够突破这些欲望。这就是为什么在理想之城会有生产者、守卫者和哲学家王的原因。这也是为什么在一个正义的体系中这些不同的群体能够互相合作的原因，在这一体系下作为金钱追求者的生产者利用自己的产品和作为荣誉追求者的守卫人所提供的保护进行交换，同时也和作为知识追求者的哲学家王提供的知识进行交换，而不是在同类商品上去互相进行竞争。尽管如此，在这个理想的系统中，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按照自己天生欲望的强烈程度通过教育尽可能地接近光明之源——太阳（“善”）。这样每一个人都能够达到最大程度上的美德，并且能够追求并获得最大的幸福。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才让柏拉图的理想之城不仅变成了道德和明智的理想之城并且是最正义和最幸福的理想之城。正因为这两点，这座理想之城才对斯瑞西姆克斯的挑战提供了答案，因为如果最大的幸福和最高的正义结伴相行，那么按照幸福的方面来说正义要比非正义有利，斯瑞西姆克斯的挑战被格劳肯和埃迪曼特斯在《理想国》第二卷中重新挑起。

　　本质的理论

　　在很多对话中，柏拉图把相对主义者的教条归于诡辩家，并把相对主义者的教条和赫拉克利特的形而上学理论联系在一起。按照赫拉克利特的形而上学的理论，我们看见的、在我们周围的、可以感知的事物和特性都处在永恒的变化当中——永远在变成某一事物，却永远不会是某一事物。在《菲亚提特斯篇》中他争论说普罗塔哥拉的主张“人是万物的量度”假定了世界是处在变化当中。在《克拉迪鲁篇》中他提出永远变化的理论本身可能就是普罗塔哥拉的相对主义在世界上的反映结果。尽管如此柏拉图似乎自己也接受这种理论的某些观点（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例如在《理想国》第五卷他把可感知的事物和特性，描述为“介于完全是和完全不是”之间（又见《泰麦亚思篇》）。

　　永远变化的理论明显加剧了，我们先前提到的苏格拉底的反驳论证的问题。如果可感知的事物和特性永远处于变化当中，那么正义和其他美德怎么能够成为稳定的本质？关于它们怎么会存在稳定的定义，并把这些定义作为正确的答案来回答苏格拉底的问题？如果没有稳定的定义，怎么会存在像道德伦理知识这样的事物？推广开来说，如果可感知事物和特性永远处于变化当中，也就是永远在变成某物，那么任何事物怎么会成为明确的和确定的一定事物？一个人怎么能够说或知道任何事物是某某事物？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正是因为对这些基本问题的反思，才使得柏拉图把本质从可感知事物和特性中“分离出来”（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太阳和光线的寓言（见《理想国》）看起来体现了这种分离，这个寓言把现实分为能被理解的部分和可见（可感知）部分。

　　反驳论证和不断变化的理论引起了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上的这一问题，通过这样的设想，本质对于柏拉图来说似乎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随着可被理解的目标从可感知的世界中分离出来，它们就超越了永恒变化的制约，并因此成为能够被知识所掌握的稳定目标，成为词语可表达的含义和指示物。作为真实的、独立于意识而存在的实体，它们为苏格拉底的伦理所需要的美德定义提供了基础。

　　像很多解决哲学问题的方法一样，柏拉图的解决方法也因为自身引起了新的问题。我们的感知功能向我们揭示了永远变化的世界，如果本质真的是和这个世界相分离，我们怎么知道本质？我们的词语怎么和它们联系到一起？如果感知世界中的事物是和本质相分离的，那么感知世界中的事物怎么能够拥有自己所包含的任何确定的本质成份？而这些本质成份才是它们成为自身必须的。在《美诺篇》、《费亚铎篇》和《费亚铎斯篇》中柏拉图利用回忆回答了第一个问题。在出生以前我们和本质就有直接的接触并有了关于本质的知识，在投胎转世时我们的灵魂忘记了这些知识，当我们的记忆在这一世被适当地唤醒时，我们就“记起”了这些知识。他对于第二个问题的回答是，永远变化世界的事物通过和本质的相像来分享本质。这样可感知的事物拥有“美”的特性是因为它们相像“美”的本质，而“美”的本质以一种特殊和基本的方式成为“美”（见《费亚铎篇》和《会饮篇》）。

　　对前世知识回忆的教条假定了灵魂不灭——柏拉图在《理想国》第十卷和其他地方为此做了辩论（《费亚铎篇》和《费亚铎斯篇》）。这一教条也假定了唤醒我们记忆的可靠方式，这种方式就是辩证法，它是苏格拉底反驳论证的产物。辩证法被认为是对于基本原理有特殊意义而在《理想国》中被介绍，——在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中（《话题》）它继续拥有这一特征，尤其是在数学科学上。

　　在柏拉图的思想中数学科学的重要性是双重的。首先，数学把大量精确的知识组织为公理、定义、和定理等一套推理的系统，这为科学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例子——哲学本身可能成为什么的一个模型。第二，萨摩斯岛的毕达哥拉斯及其信徒，发展了使用数学处理音乐和谐的方式，而这种才华横溢的方法暗示了数学在哲学本身中的角色（见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并且这种方式给所有特性完全按照数学术语进行精确定义提供了一种可能性，当然包括那些明显含糊的和估计的特性，如，美与丑、正义与非正义、“善”与恶以及其他一些事物，这些都是苏格拉底在为它们寻求定义的东西（《理想国》）。

　　尽管数学科学提供了这些便利，但是柏拉图发现它们有一个问题：数学科学把基本原理当作“绝对的”起点，并无可争议地接受这些基本原理，然而如果这些起点谬误的，那么整个系统将会坍塌。辩证法正是从这一点上加入进来的，辩证法维护了这些定义性起点的正确性，它不是通过让它们从更原始的某些事物上发源来辩护它们（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本身就是起点），而是通过让它们对抗所有的反对因素而实现这一点的，通过解决所有它们自身引起的问题来维护它们的正确性。这样辩证法就使这些定义性起点不再成为假定性的东西。解决了这些反对因素，我们的理智之眼就变得明亮了，我们就能够看清楚定义所规定的某种事物的本质，就像我们的灵魂在投胎转世以前，我们能够看清楚那样。

　　在自身的辩证法维护过程中，这些定义本身的概念也要经受修订，以便于它们彼此能够互相一致，通过这些修订它们能够对辩证法式反驳产生免疫，从而使它们被揭示、被确定。通过这种方式能够让哲学家（辩证法属于这些人）把各种定义编织起来形成一个针对万事万物的、单一的统一理论，这一理论能够展示每一种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每一种事物和本质之间的关系。正是这种统一的、全面的理论给哲学家——只有哲学家——提供了真正的知识。

　　这一整个理论的基本原理，也就是知识的最大目标，柏拉图主张它是“善”的本质。“善”的本质看起来是理性秩序的理想，或者是使用数学术语表示的统一的理想。它也是这位哲学家用来设计自己理想中正义和幸福城邦的模型。在更大的尺度上它也给宇宙的创立者——造物主——提供了知识，他需用这些知识来完成创造宇宙的任务（《泰麦亚思篇》）。因为即使是上帝也受制于本质所体现的客观真理和涵义（《欧绪弗洛篇》）。

　　本质和“善”

　　在《理想国》第二卷中，苏格拉底在讨论音乐和诗歌时说：“你和我目前不是诗人，埃迪曼特斯，但是我们在建立一座城市。诗人必须以某些模式为基础来构建故事，并且他们不能够偏离这些模式，让城市建立者知道这些诗歌的模式是合适的，但是城市建立者自己不应该创作任何诗歌。”埃迪曼特斯以询问关于上帝的故事的实际模式是什么来回应。苏格拉底冗长的回答可以概括如下，并且这一概括并没有损失多少观点：关于“上帝和英雄像什么”不能够存在坏的想象；只能够有守护者“最不怕死”的故事；在地狱中不存在“恐怖和吓人的名字”；经受失败和死亡的“英雄没有悲伤”；不能描述“伟大人物纵声大笑而不能控制自己”；上帝或英雄“不能控制自己享受饮酒、色欲和食物”对于这些不能描述；“在散文和诗歌中私人对统治者说的刚愎自用的话”不能描述；除了对“善人的模仿”外不能够模仿其他人；除了多里斯人和佛里吉亚人的音乐之外不能够使用其他音乐形式；不能用芦笛、三角琵琶、和竖琴演奏音乐，或者说不能够使用“多弦或复和声”的乐器；除了适合“有秩序和勇敢生活的格律”外不能够用其他格律。

　　另外，哲学家得出这些模型的方法是清晰的，他着眼于不同种类的诗歌在守护者灵魂上产生的效果。通过观察善之城的守护者的角色，哲学家决定守护者应当拥有什么种类的灵魂。通过观察“善”本身，他来决定守护者的角色应当是什么，因为只有通过知道“善”本身，他才能够根本上知道所有其他的“善”。

　　哲学家通过这种方式达到的模式就是本质，但是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些本质是不明确的：它们并不是为实际诗歌绘制的详细蓝图，它们所决定的全部就是一个好的诗歌必须具有的特征。可以推测，对于其他事物的本质来说，这同样也是真实的。这样，如果“F”要成为“善”的“F”的话，我们的哲学家的“F”模式，仅仅简单地规定了“F”所必须拥有的特征，和那些它必须不能有的特征。

　　为了进一步看清楚这样的本质或者模式是什么，我们来看关于太阳的寓言：

　　能够给予被认知的事物真理的，和给予认知者认知能力的是“善”的本质。人类是知识和真理产生原因，因此人类必须把“善”的本质当作知识的目标。知识和真理都是美丽的事物，但是如果你要有正确的看法，你必须不能把“善”看作是知识和真理，而应该把“善”看作是其他更美丽的东西。在可见的世界内，把光线和视力都看成像太阳一样是正确的，如果把它们看成是太阳本身，那么就是错误的。因此，如果把知识和真理看成是像“善”一样就是正确的，如果把它们任何一个看成是“善”本身就是错误的，因为“善”的地位更加高贵尊崇。因此“善”的本质就像是某种会发光的物体，它们能够把理智之光照射到知识的目标物上——其他样品上——并且它们的照射能够让其他物体被理性地感知。而正是这种可以被感知的物体，在某种形式上成为感知性存在的条件。这意味着“善”本身发出的“光线”就是某种理性和逻辑的规则，并且“善”本身就是这种规则的一个样品。太阳寓言的第二个方面是关于实在及其属性的：

　　我想你会说，太阳不仅仅给予可见物体能够被看见的能力，并且为它们将要产生提供必须的条件，如生长、营养等——虽然太阳本身并不会产生……因此，你应该说那些知识的目标物不仅仅应该把自身能够被感知归功于“善”，而且它们自身能够存在和发展也应该归功于“善”。“善”本身并不是存在，但是它是超越了存在的一种东西，在等级和力量上它高于存在。

　　可见物体——包括太阳——组成了可见世界，但是太阳在这个世界里扮演着一个特别的角色：没有太阳就不会有这样一个世界。作为理性规则的一个样品的“善”的本质，对于理性世界来说，它扮演着太阳在可见世界里扮演的角色，没有“善”的本质就不会有理性世界，因此它在等级上是高贵的。

　　“善”的本质是一个标准或者说是一个样品，因此它能够让哲学家决定诗歌、政治以及其他种类的“善”是什么。这就是为什么其他种类的专门技术需要哲学。例如，我们考虑一下鞋子的制作，制鞋者知道怎么制作鞋子，他可以接近鞋子的本质。但是作为一名鞋子制作者他并不知道怎么制造善之鞋，也就是能够可靠地对人类幸福做出贡献的鞋子。为此目的，他必须求助于哲学家，因为为了获得可靠的人类幸福只有哲学家才能够判断城市的“善”，为了获得这种幸福，制鞋者和其他专门人员都必须成为这类城市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按照柏拉图的观点，只有这样，再加上其他专门人士提供的、同时也是哲学家自己需要的生活必需品和保护，善之城才能够变成可能。

　　美丽之城人员的专业化和结构

　　我们本以为苏格拉底的第一步是为美丽之城起草一套法律，相反，他几乎是完全地聚焦于设计一种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将会使所有的公民都变得拥有美德。这样做的原因从根本上来说是心理学上的，因为苏格拉底认为，除非社会化（包括教育）使人们的欲望和感情尽可能地符合理智，并因此使他们产生公民美德，否则将不会存在有效果的法律系统。但是，一旦他们获得了这种美德，那么建立法律对于哲学家王来说仅仅不过是一件日常工作。他把其他方面放到一边，相信无法无天和不必要的欲望，是所有罪恶中给良好的政治秩序带来威胁的最大罪恶。在《理想国》中我们发现一些最令人憎恶的东西，如，统治者的谎言、对于家庭和财产私有的批判，以及艺术的审查制度，但是正是苏格拉底的这一信念解释了这些东西为什么存在于《理想国》中。苏格拉底主张在美丽之城中强制实行劳动的专业化，他的这一信念给予这一主张一个更加直接的、实用性的解释。

　　在《理想国》的第二卷到第五卷中，苏格拉底接受独特才能的理论——一种分类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每一个人天生就具有适合某种技艺的天资。以此为基础，他接受极端的专业化——一种规范原则——按照这一原则，美丽之城的每一位公民在整个一生中都应该单一地从事自己的天性适合的技艺。这样做的原因是这会更大量地生产较好的产品，从而提高美丽之城的福祉。然而，他似乎是逐渐地放弃了这一观点，或者说是以更加有限的方式接受这一原则。

　　苏格拉底最终接受的是上限教条，根据这一教条，一个人的支配性欲望会对他的认知发展设定一个单独的上限。事实上，正像我们在洞穴寓言中看到的那样，这一教条正是他心理学理论的基石。而且，因为他接受这一教条，他同时也接受弱化的专门化方式。根据这一方式，生活在美丽之城的每一位公民必须终生从事三种技艺中的一种，即：生产、守卫和统治。这三种技艺分别对相应的从业人员要求了他可能达到的最高认知发展水平：金钱追求者是某种产品的生产者，荣誉追求者必须是守卫者，哲学家必须是国王。

　　正像我们在《理想国》第四卷中了解的那样，极端的专门化的作用仅仅是引出它的相似物——弱化的专门化，极端的专门化毫无疑问要被弱化的专门化所替代。如果所有从事各种普通技艺的从业人员交换工具、改变职业，这将不会“对城市产生任何大的伤害”。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生产者、守卫者和统治者互相改变职业，那么“这将毁灭这座城市”。因为极端的专门化仅仅是正义的影像，而弱化的专门化才是正义的本质：如果一个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理智、勇气和欲望）遵守弱化的专门化这一教条，那么这个灵魂就是正义的，正像一座城市的三个组成部分（统治者、守护者和生产者）遵守这一教条时，它就是正义的一样。

　　统治者的生活

　　有几次，苏格拉底告诉我们美丽之城的统治者，经常会发现对生产者和守卫者撒谎是必须的或者是有用的。这马上在斯瑞西姆克斯的脑海中产生了错误意识形态幽灵和愚民政策的幽灵。在这一部分我们将要尝试决定，这一行为将给从伦理性上接受柏拉图的政治原则，带来多么大的障碍。

　　在《理想国》第二卷的结尾，苏格拉底区分了两种形式的谎言。一个是“真实的谎言”，这种谎言是一个人讲述的关于最重要事情的谎言，同时这个谎言又是讲给这个人自身最重要部分听的。因此，一个真实的谎言必定会误导理智，而理智又是灵魂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从而这会阻止灵魂获得全面的“善”。相反，一个“言辞上的谎言”是一种对于真实谎言的“模仿”，它能够用来阻止人们因为无知和疯狂而犯错误。

　　因此我们必须像这样来设想这一问题：B正准备做x，因为他的疯狂或者无知，他错误地相信自己做这件事是正确的。A知道B做x这件事对B不好，因此A告诉B了一些事情，这些事情A知道是不真实的，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阻止B做x。A对B撒了谎，但是作为结果，B并没有在自己灵魂的理智部分对“善”产生错误的信念。事实上他被导向了“善”而不是被引导而偏离了“善”。

　　一个真实的谎言，在“善”上误导了理智。一个口头上的谎言可能产生同样的效果——尤其是对那些已经发现自己被误导的人来说是这样（例如B），因为B当然相信做x是一件好事，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口头上的谎言是一个真实谎言的“一种模仿品”。但是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谎言，因为事实上它并不能够在“善”上误导理智。口头上的谎言只能“跟随”真实的谎言，因为A只有在知道“善”的本质以后才能够可靠地口头撒谎，并且此时他也能够为误导理智而撒真实的谎言。这也就是为什么除了哲学家王以外，其他人应该完全避免撒谎的原因。

　　苏格拉底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了，统治者的谎言全部倾向于是口头上的而不是真实的。这些例子之一就是那广为人知的关于金属的神话。因为人们把它当作“一个我们刚才提到的有用谎言”，因此它是一个口头的谎言。它的功能是利用相互间的爱或者友谊把美丽之城的成员结合在一起，但是事实上这些成员之间的友谊完全是建立在彼此之间的私利上的，因此这个谎言适合我们的叙述。相信这个谎言的人不会相信这是一个真实的谎言，因为这个信念有利于他们通往“善”而不是有利于他们背离“善”。

　　在《理想国》第五卷中我们最后听到了统治者关于抽签的谎言，这种抽签秘密地被统治者操纵以确保最优秀的男人尽可能频繁地和最优秀的女人同房。在这里说是幸运而不是阴谋控制了同房的抽签，这一谎言是一个口头的谎言，因为它的目的是维持守护者的质量从而对整个城市有利。人们忍不住会产生柏拉图的意图在这里没有被完全认识的感觉，因为男欢女爱是一种甚至荣誉追求者也享受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得到它常常是对于他们奖赏的原因。结果是，失去它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损失，这种损失由劣等的守护者承受，并且这种损失并没有得到补偿。

　　然而，美丽之城的这一个缺陷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缺陷，柏拉图为了处理的这一问题，出于真实的原因，他临时性的选择一个并非最优的解决方法。因为他对于男欢女爱本身并不反对，当守卫者超过生育年龄时，他们可以和任何一个自己喜欢的人行云雨之事，只要避免乱伦就行。因此避孕比操控抽签来说，对优生优育提供了一个更好的解决方案。

　　为了抓住所有这些的重要哲学意义，我们需要粗略和快速地把下面的观点进行区分。如果一个社会的国民错误地相信他们自己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民都幸福，造成这一信念的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被灌输了错误的世界观，并且他们的统治者知道这种世界观是错误的，那么他们就是错误意识形态的牺牲品。从另一方面来说，如果他们确实相信自己比其他人幸福，并且他们之所以这样相信，是因为自己被灌输而相信一个错误的世界观，并且统治者知道这个世界观是错误的，那么这种意识形态是被错误地维护着。最后，如果他们确实相信自己比其他人幸福，并且他们的信念是真实的，而这一信念又被真实的世界观所维持，那么这些国民和社会的意识形态就是自由的。因为统治者的谎言是一个口头上的谎言，所以那些相信这个谎言的生产者和守卫者并不是一个错误意识形态的牺牲品。但是因为他们相信的东西是错误的，并且哲学家王知道这是错误的，所以他们的意识形态被错误地维护着。然而，在美丽之城中生产者和守护者能够达到的世界观，应当是在他们天生才能和统治欲望的允许下尽可能地接近真理。因此，虽然生产者和守护者并不能够完全看清楚自己的价值和在美丽之城中的位置，他们的天生才能在教育下已经充分得到发展，他们的观点在充分发展的天生才能允许的范围内并没有变形。

　　很显然任何一个人出于自私的原因，都会避免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中：自己在其中是一个错误意识形态的牺牲品，这至少是斯瑞西姆克斯辩论的要点。但是还不清楚每个人都有理由要避免这样的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自己的意识形态是被错误地维护着，尤其是包含很小程度上的错误的时候。事实上人们更愿意选择意识形态是被错误地维护着的社会，而不是一个意识形态完全自由的社会，这完全取决于一个人天生的才能和他在生活中最想要的是什么。例如，如果一个人最想要的是挣钱的快乐和获得荣誉的快乐，那么他就会有各种理由用自己世界观中的一些真理去交换自己愿意享受的快乐。事实上，如果一个人没有完全逃避意识形态的天生才能，在这个事情上他没有选择。因此，在美丽之城中守护者和生产者的意识形态是被错误地维护着，同时哲学家王又不被意识形态所约束，这样的一个事实对于美丽之城来说似乎是一种力量而不是一个弱点。在这里，也只有在这里，那些荣誉追求者和金钱追求者才能够从意识形态中享受到自由的利益，并且他们对于意识形态自由是无能为力的。

　　私人生活和私有财产

　　在《理想国》第五卷中，当苏格拉底返回到讨论适合守卫者生活方式的话题时，他提出了女性守卫者应当怎样被训练和教育的问题。在履行义务时她们是否应该相比较男性而言减少工作量？或者说她们是否应该“呆在家里做家务”？苏格拉底的批评者争辩说，在生育上扮演角色的不同，使男女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也应该有差别，关于这一点人们一直这样争辩。然而，苏格拉底看透了这一点，他指出在生育上扮演角色的不同，并不能够清楚地表明，对从事什么工作和职业上的才能有什么影响。因此，在美丽之城中女性不应该被家务活束缚住身手，而应该按照自己的才能最适合的职业，来培训自己的技艺。这些观点当然是开明的，即使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标准来判断也是这样。但是因为这一观点是关于女性守护者的讨论的一部分，它看起来只打算应用于女性守护者，而不能够应用于女性生产者。然而，一些偶然的评论很明显是应用于女性生产者的，这又意味着情况并非如此。例如，专业化被说成是应用于“每一个儿童、妇女、自由民、工匠、统治者和国民”。这意味着女性生产者将按照自己的天性最适合的职业进行训练，因为苏格拉底暗示一些女性具有天生的适合木工手艺的才能，他清楚地提到女医生，并且声明适合于每种职业的天生才能在两种性别中都能够发现。看起来女性生产者正应该像男性一样在适合的职业中做学徒。

　　然而，我们必须承认柏拉图并不是一个女权主义者，他并没有表明出如此解放妇女的兴趣，并且他暗示她们普遍地次于男性。另外，在他不经意的评论中显示了一些顽固的大男子主义和对女性的厌恶。但是这些相对来说都是一些微不足道的观点，并且并不影响美丽之城的一般观点，这一观点是：不论男女只要拥有相同的天生才能，将接受同样的教育并可以从事同样的职业。遗憾的是柏拉图关于生产者的问题仍然是模糊的，不管是对于男性或者女性都一样，并且在一个重大问题上我们仍然处在黑暗当中而不明就里，这个问题就是：如果男女都离开家庭去从事全职工作，那么谁去照顾家庭和养育孩子。

　　在守护者的问题上，他更加超前，虽然他描述的东西对我们并没有吸引力。如果守卫者和生产者为同样的社会利益进行竞争，那么，生产者将会变得特别艰难，因为守卫者进行了战争训练并且配备有战斗用品而生产者却没有。因此守卫者被从生产者中隔离出来，并且不能够享受私有财产和私人生活（这些是生产者的支配欲望的目标）。这样做的原因是“如果他们拥有私人土地、房产和金钱，他们将成为家庭事务的管理者和农场主而不是守卫者——也就是其他公民的怀有敌意的主人而不是他们的同盟者”。这一结果就导致了《理想国》中最让我们不能接受的东西：作为国家支持的优生计划的一部分，使用抽签来决定男欢女爱的机会；国家运作的培育守护者后代的“养育堂”；公众对私人空间的极权式控制。

　　贪婪和自私自利对政治具有破坏性潜能，柏拉图对于欲望和这种潜能怀有根深蒂固的怀疑，可以确定这种怀疑正是把他引向这个让人讨厌方向的部分原因。因此，移除这些刺激欲望、贪婪和自私自利的东西就变得很有吸引力。即使是这样，也不难看到治疗的手段至少是和疾病本身一样有害的，如果说还没有超过疾病本身的话。

　　审查制度

　　按照苏格拉底的观点，最重要的政治制度是教育，不管是在美丽之城或者说是在其他任何社会中都是这样。他说“一个重要的事情”是教育和教养。因此，“我们城市监管人必须坚持的、不允许因为他们的忽视而被破坏的、又必须防止任何侵害的是这件事情：即，在已经建立起来的音乐和身体训练秩序上不允许有新的发明”。因此当苏格拉底已经陈述完自己关于教育的革命性建议后，并且已经证明那些接受了这种教育的人，在正义和幸福上获得了最大程度的提高以后，他在《理想国》第十卷中转而攻击他的竞争对手——诗人和剧本作者——就毫不奇怪，因为他们是希腊传统道德教育的传播者。他争辩说美德的真正导师是哲学家，而不是诗人。

　　他给出了以下理由：首先，一个人能够利用优美的旋律和优雅的押韵诗歌，来模仿美德或具有美德的人，并能够娱乐大多数人，这并不能够使这个人具有资格来教育人们怎么样生活。诗人或剧作家是为普通大众创作而不是为了某一特殊群体而创作，因此他在创作时一定会利用和这些普通大众的概念相似的概念结构。人物、动机和情节，所有这些必定会从普通大众的心理出发，也就是说，不会从认知科学或者从关于灵魂理论的真实知识出发。这意味着艺术在描述人们和他们的动机、以及行为时，并不一定是按照这些东西的真实面目来描述，只是按照那些没有受过特殊训练的人，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的方式来描述。这样，艺术的语言就不是柏拉图主义的真理使用的，像数学一样的专门性语言。相反，科学家或者哲学家王就不会受这种限制约束，因为他本人本来就是专家听众中的一员。

　　第二，诗歌和戏剧，像所有的艺术一样是以提供某种特性的娱乐或满足为目的。对此，苏格拉底和弗洛伊德都有同样的观点，就是这种娱乐或满足和压抑联系在一起。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必须压抑某些欲望，但是艺术却可以满足我们，并且我们并不会因此受到责备和感到羞耻。这些欲望就是典型的贪欲，尤其是色欲。这似乎可以解释，为什么对道德高尚的人的描述，并不能够提供典型的戏剧所提供的满足感，并且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诗人不需要知道怎么样创作这种描述。如果我们像柏拉图一样认为，即使是在艺术上对那些压抑的欲望进行放纵，也将会加强这些欲望并减弱压制这些欲望的机制，那么一般来说，在这里我们将看到对艺术不信任的原因。

　　最后，我们必须看看诗人本身，并看看他为什么写作。柏拉图确信如果一个人知道怎么样满意地生活，或者知道怎么样教导他人满意地生活，那么他就不会仅仅满足于描写生活。如果我们再一次考虑一下艺术所提供的快乐的特性，那么他的观点就会变得可以理解了，并且这又像弗洛伊德的观点。把一生都贡献到创造一些东西上，而这些东西仅仅为不必要的欲望提供了幻想中的满足，那么这样的生活并不是一个高贵的生活。

　　这些论点并不能简单地使我们同意，但是，即使是我们发现它们并不确定，这些论点也会引起一些哲学家们的注意，这些哲学家认为艺术在应该怎样生活上能够教我们一些东西：即，发展形而上学、认识论、心理学和政治学，因为把这些作为基础，就可以弄清楚，为什么一位优秀诗人或剧作家所需要的知识是和伦理学联系在一起的。事实上正是因为需要一些哲学家注意这一点，才使得柏拉图自己也看起来理解了这些论点。

　　自由和自治

　　一个人的需求、要求和兴趣由天然的遗传偶然性决定，同时也由教育培养以及实际环境决定。这些同时也决定于他的信仰，但是信仰反过来也在某种程度上由那些决定需求、要求和兴趣的因素决定。一个人的真正兴趣是那些在最理想的环境中形成的——这些环境能够满足他的需求，他既没有被虐待也没有被强迫，同时他也不是一个错误意识形态的牺牲品，他尽可能清楚地知道自己的真实环境，并且知道其他环境的真实情况。幸福是在长时期内对自己真实兴趣的最大满足。这一图片描绘的情景和《理想国》的相关性毫无疑问是清楚的，因为柏拉图为了给正在讨论的问题提供一个最有利的环境模式才把美丽之城作为一个社会提出来。它的每一个成员的需要都得到满足，他们都没有被虐待和强迫，也不是错误意识形态的牺牲品。每一个成员都被教育和训练，从而使得他能够形成关于世界，以及他自己在其中的位置的概念，并且这种概念是他的天性所能够允许的、最接近于真实情况的概念，他的天性在保护他最大幸福的眼睛的监视下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每一个成员终其一生主要的欲望都得到满足，这样人人发展了自己真实的兴趣并变得真正幸福。

　　即使是我们把这些考虑进来，《理想国》看起来仍然是有点独裁主义和压制性。一些这种感觉是因为我们带给了它一些有争议的信念，例如，不管我们拥有怎么多的关于世界运行的知识，也不能够保证让我们产生一个独特的关于“善”的观念（我们不能够从是什么得到应该，不能够从事实得到价值）。不同的观念是由不同的个人偶然想要做什么，或者偶然的爱好决定的。国家的存在并不是来给予这些观念进行评判，而是允许每一个个体实现自己的观念，同时不能够影响其他人在同样程度上尽可能实现各自的观念。这样，国家立即就会尊重自己个体的个性并且平等地对待他们。一个行为、一个习惯或者一个话题如果和人们的争论有关，而且这些人虽然拥有对“善”的不同观念，但是他们又必须在同一个社会或者世界里共处并彼此之间发生联系，那么这种行为、习惯或话题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政治上的范例。按照这种广泛的自由观念，个人自由是指自由地按照自己想做什么去行动，自由地按照自己对“善”的观念去生活，这种观念根植于一个人自己的欲望、爱好和选择。一个国家的自由范围仅限于此：即，它对于个体自由的限制仅仅是保证其他个体享有平等的自由。这就是为什么在想象中，当我们置身美丽之城时我们确实感到压抑和不自由，如果了解以上内容，我们对这种感觉就不会感到奇怪了。

　　然而，这个政治自由的概念并不是唯一的自由概念，具有自己想要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有用性自由——当然很重要，但是这种自由的重要性能够被它赖以为基础的欲望所削弱。因为，如果我们通过完美和理性的思考，而不想拥有那些我们能够自由满足的欲望，那么对这些欲望满足的自由看起来似乎是并不那么值得关心。如果我们的欲望会让我们变得不自由，就像是毒品上瘾，那么有用性自由对于真正的自由和自治来说看起来似乎是并不充分。

　　那么，也许我们应该使用深思熟虑的方式来考虑自由，真正自由是满足以下欲望的自由：即，我们在选择这些欲望时头脑清醒，我们清除地了解相关事实，并且没有受到误解的影响。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一个保证深思熟虑自由的国家，对于那些只关心有用性自由的人来说看起来，并且感觉起来非常压抑。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欲望凑巧是什么。然而，因为压抑在心理上和政治上的代价是昂贵的，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认为，那些按照深思熟虑自由行事的开明国家，将会花费巨大的资源用来教育和训练，以保证让它的成员尽可能地接近深思熟虑和理性。这样的一个国家看起来已经有点像美丽之城，并且在优先考虑的问题的次序上和美丽之城有同感。

　　无论如何，这一点非常清楚：美丽之城的成员们的天生才能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已经得到充分发展，美丽之城意图为他们提供他们天生才能所能够允许的、尽可能多的、深思熟虑的自由。

　　为什么你认为一个人从事卑下的工作或者手工艺工作应该被谴责？或者我们应该说正是因为他天性中最好的元素比较弱以至于不能够控制他的兽性，却只能够为他的兽性服务并且只能够学习怎么样去讨好这些兽性？……因为在最优秀的人内心有一位神圣的统治者在控制他，为了确保这样的人，能够同样被神圣的东西所控制，我们说这些人应该是最优秀的人的奴隶。我们说奴隶应该被统治并不是伤害奴隶，那是斯瑞西姆克斯认为的情况，他认为所有的被统治者所处的真实境地是受到伤害，我们说的情况是每一个人都被一位神圣和明智的统治者统治，这是一种较好的情况。当然，如果一个人在自己内心拥有一位神圣和明智的统治者是最好的情况，否则就需要从外面给他强加一个。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可以尽可能的相似和友好，因为我们被同样的东西所领导。

　　这样，即使是我们对《理想国》中的观点，是否具有科学价值的可能性，自由地保留怀疑，然而通过对深思熟虑自由的优点的认识，我们仍然能够认识到《理想国》主要不是极权主义那压抑和不自由的赞歌，而是尝试规划一座城市，在这座城市中，它的成员尽可能地享有真正的幸福和自由。

　　本书参考不同的英语版本翻译。

　　吴永占（18637969818）

　　2021年9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