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鲁迅小说中的医学话语

　　论鲁迅小说中的医学话语

　　朱崇科

　　 

　　内容提要：表面上看，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力图更加借重文艺改造国民性，但在其小说中，医学话语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核心命题。此中既有技术层面的形态，更有精神层次的再现实践。而且，鲁迅不仅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其实他本人在小说中也作了一些拯救的尝试，并指出这些疗救的艰难乃至无望。更引人注意的是，这种医学话语也有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对冷热的辩证理解与对流试验。

　　关键词：鲁迅小说；医学话语；医学叙事

　　 

　　        1904年9月到1906年3月，鲁迅在结束东京弘文学院的学习后转入当时的仙台医学专门学校（今日东北大学的前身）求学，力图学成归国拯救像他父亲一样的病人。1906年，鲁迅决定弃医从文，尽管“幻灯片事件”的论争[1]令鲁迅《呐喊·自序》中有关弃医从文的理由显得有些扑朔迷离。但耐人寻味的是，鲁迅并未真正抛弃医学，无论是其自我的身体疾病困扰提醒，还是来自其作品的疾病隐喻都说明了这一点。

　　某种意义上说，鲁迅既是国人精神与身体的医者，又是自我精神与身体的患者。他从小身体羸弱，55岁壮年时离世。他亲眼目睹，也参与了父亲生病、治病、死亡的过程，同时他又以文学的方式诊断国民性，并加以揭露、疗治。[2]可以说，鲁迅的一生和医学密切相关，而正如鲁迅在上海的日本主治医生须藤五百三所言，“他的辛烈的透明冷彻的脑力之能充分发挥，是这结核体性质的特征，又是普通结核体质所具备的。”[3]但本文中，所谓“医学话语”并非只是参详有关医学的具体文学反映，而更是指医学在文学再现中的运行结构，这当中自然不乏权力与话语的纠葛。

　　或许因为不管是鲁迅的经历，还是文学书写都与医学密切相关，所以相关研究也是相当繁茂。主要研究可以分为如写几个层次：1鲁迅学医的经历与文学关系。代表性论文有王润华《从周树人仙台学医经验解读鲁迅的小说》（《中国文化》1996年第2期），松涛《漫谈鲁迅的学医与从文》（《吉首大学学报》1989年第4期）等；2考察鲁迅在此中的角色和身份。如高旭东《鲁迅：在医生和患者之间》（《文史哲》1999年第1期）等；3医学内容与鲁迅作品。这方面最为集中，既有整体论述，如逄增玉《鲁迅小说中的“医学”内容和叙事》（《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4期），又有具体分析，如从精神等层次解读的钱荫榆《彷徨于明暗之间的隐秘世界——鲁迅作品与病与死与鬼》（《鲁迅研究月刊》1987年第7期），当然还有关于疾病，包括对身体的破坏等，如韩冷《论鲁迅小说的疾病隐喻》（《连云港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唐翰存《鲁迅的疾病意识》（《兰州交通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关于疯癫，如梁迎春《疯癫与隐喻——论鲁迅小说中的疯癫意象》（《中国文学研究》2007年第1期）等等。

　　毫无疑问，上述研究推进了鲁迅作品中呈现出来的医学与文学再现的关系的缕述，也增益了我们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认知。但整体而言，他们多数未从医学话语视角进行分析，而本文的目的也并非面面俱到或拾人牙慧，而是以鲁迅小说[4]内容的限定为一个窗口，探勘医学话语的表现形态、功能及其叙事影响。为此，本文的结构如下：1从技术到精神：在中医与西医之间；2疗救的无望：在国民劣根性与“立人”之间；3医学叙事：在冷静与强烈之间。

　　 

　　一、从技术到精神：在中医与西医之间

　　毋庸讳言，熟悉鲁迅小说的读者/论者不难感受到其中沉郁悲愤的感染力与震撼性。一方面，这固然跟鲁迅小说的悲剧性基调密切相关，而另一方面，也是和鲁迅擅长书写阴暗面（“darkness”）[5]不无关系。而反映到小说中来时，鲁迅小说中的医学话语无疑至关重要。

　　（一）医学话语形态：以病和死为中心。鉴于我们一般习惯从“身”（体）、“心”（精神）角度思考，我们的论述也不妨如此展开。孙隆基曾经精辟的指出中国文化中“身”“心”关系中强烈的身体化倾向：比如，“天”、“理”的肉体化认知，缺乏“灵魂”、“来世”等观念，同时，还会将心理问题“身体化”、“人情化”。因此，中国人常常需要“进补”，中国人平常担心“亏”与“弱”的程度，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要严重得多。[6]

　　1再现“病夫”。鲁迅小说中不乏所谓的“病夫”形象，而且病与死往往如影相随。《明天》中的宝儿，作为鲁迅着力寄托希望并加以拯救的对象，虽然单四嫂子百般努力，却也无法阻挡，“他喘不过气来”（页27）。当然，我们不能忽略宝儿死亡的隐喻意义，作为儿童话语的表现方式之一，它意味着前途的阴暗。[7]《药》中的华小栓，作为肺痨患者，病毒一直在蚕食他的身体，不仅咳嗽不断，而且甚至连吃饭都成为负担，“大粒的汗，从额上滚下，夹袄也贴住了脊心，两块肩胛骨高高凸出，印成一个阳文的‘八’字。”（页18）

　　或许更耐人寻味的则是《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他在生活贫困时，由于饥饿自然会营养不良，而且面黄肌瘦，但当他抛却革命理想，生计发达后，却同样因为精神的孤苦而身患重病，类似“痨病”，咳血而死（页220）。而《伤逝》中的为理想、爱情、革命不惜一切决裂并私奔的子君，当被迫回归反抗/隔绝的对象——父亲家中后竟也是死掉，而且不知原因。

　　甚至，不无荒谬的是，《补天》中原本丰腴红润的女娲却因为补天而耗尽精力，她原本有着“非常圆满而精力洋溢的臂膊”，后来“伊成了灰土的颜色。”（页276）神仙之躯尚且被“病夫”所造之孽累死，这也可从侧面反映出对“病夫”的沉痛批判与苦心再现。

　　2无处彷徨。鲁迅先生不仅精彩呈现出中国社会中身体的“病夫”状态，而且也相当深刻的揭露出他们精神所谓病态、枯槁或者是死亡。

　　《狂人日记》中的“受迫害狂”病症与其说是生理的，比如，月亮迷恋等的有迹可寻，我们毋宁说他更是一种心理疾病，也正是在此基础上，鲁迅推导并揭露出吃的表面性、日常性以及文化本质等层次的阶段性。[8]同时，不容忽略的是，癫狂话语[9]成为此类话语书写的最重要的医学症候之一。

　　        祥林嫂的赴死其实也跟其有限思想的逐步被异化密切相关，到了小说最后，她物质上的乞丐特征其实也镌刻了其精神上的严重病态与麻木，如“眼珠间或一轮”，而其最后的死亡也和精神追寻的彻底绝望与失败密不可分，我们可以说，这更是“一个文化病理学判断的结果”。[10]

　　        而更值得思考的则是《长明灯》里面的疯子，在外观上看，他其实更像是一个单纯而热烈的正常青年人，“他也还如平常一样，黄的方脸和蓝布破大衫，只在浓眉底下的大而且长的眼睛中，略带些异样的光闪，看人就许多工夫不眨眼，并且总含着悲愤疑惧的神情。”（页180）毋庸讳言，疯子的可怕之处在于他的对异端思想——熄掉他/我放火——的坚守，这些在吉光屯看来，绝对是不折不扣的精神发疯。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上述小说中的人物未必结局都是死亡，但其思想精神的影响力却往往被消解：狂人只是昙花一现，最后赴某地候补矣；疯子的所谓理想更是被儿歌戏拟，乃至被收编。

　　        （二）比较的坚定：中西医文化丈量。 医学话语不仅仅体现为身体与精神的病与死，而且也可归结体现为一种救治方法、策略以及相关的文化体制。这里自然指的是中、西医文化。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其病症的表现既是身体的，又是精神的，所以，鲁迅对身在庐山中，不识真面目的中医有着强烈的批判性，如大家耳熟能详的“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呐喊?自序》），当然他也大力批判“医生医得病，医不得命”的先生们。

　　       1中医：含混的吃人。《狂人日记》中，大哥请来治病的何先生在狂人眼里，其实更是刽子手假扮的，也是分肉吃的人，这可谓目光如炬。我们不妨回到其医学实践上来，他其实装模作样，无能为力，“老头子坐着，闭了眼睛，摸了好一会，呆了好一会；便张开他鬼眼睛说：‘不要乱想。静静的养几天，就好了。’”（页4）他的装腔作势其实无法诊治狂人的精神异端。

　　        《明天》简直就是对中医骗人而且害死人论断的有力注脚。单四嫂子的宝儿呼吸困难，病情危急，而何小仙的判断却是“中焦塞着”、“先去吃两帖”、“火克金”，相关诊断完全是千篇一律、含混的，而“不明确的用语拥有一种神秘的力量。它们是藏在圣坛背后的神灵，信众只能诚惶诚恐地来到它们面前” 。 [11]可以说，正是这种故作神秘、虚假与拖延欺骗了单四嫂子，害死了宝儿，而同时由于中医的此类特征，使得滥竽充数的可能性加大，而名医与庸医的界限也因此模糊。

　　        更发人深省的则是《药》。民间偏方——人血馒头无论怎样被奉若神明（如十世单传的婴儿）、价格昂贵（一家人的多年积蓄），还是刽子手康大叔如何吆三喝四、软硬兼施的保证，都无法改变肺痨患者华小栓赴死的命运，而前者越是努力，越是可以反衬整个事件的反讽性和悲剧性：这样杀害启蒙者（真正的思想医生）的刽子手却是众人毕恭毕敬的民间医生，华小栓的死从此角度看简直就是铁板钉钉。

　　２西医：准确的保证。鲁迅小说中对西医的描写不多，但令人印象深刻，它也在和中医的正面遭遇中让人感受到其独特的准确性和有效性。

　　（1）《弟兄》：西医的胜利。《弟兄》中的中医白问山的被替代式借重恰恰是因为西医普大夫未找到的暂时因应，虽然他比较热情，但还是不无错误，将之判断为“红斑莎”（西医的猩红热），而且昂贵不堪的含混，若治好，“要看你们府上的家运”（页245）。

　　但等到普大夫来之后，判断为疹子，而且迅速开药，叮嘱去“美亚药店”抓药，将病人需要的注意事项一一说明，除了诊金5元稍高之外，给人以很高的安全感。某种意义上说，上述遭遇不只是医生的比较，更是文化的较力：中医的含混（人情化、符号化）、故弄玄虚和西医的科学化、准确化之间有一种复杂的对抗张力。

　　（2）《狂人日记》：西医的警醒。如前所述，狂人所得的病中医何医生无力诊治，其实那更因为狂人的病是西方文化病理学占据重要位置的凝结，中医对此束手无策算是自然。而且，更进一步，狂人屡屡提及的“真的人”其实意义丰富，不仅有儒家观念里面的“赤子”的东方内涵，而且更有尼采（F. W. Nietzsche, 1844-1900）意义上的“超人”指向，即，人类要超过人类。[12]换言之，文化的西医因素也决定了狂人的拯救价值与理想，这当然为中医文化难以理解并处理。

　　 

　　二、疗救的无望：在国民劣根性与立人之间

　　高旭东曾经指出鲁迅作品中两类患者，一类是“昏睡在传统之中麻木无知，愚昧不觉悟，疗救之道在于新文化的启蒙”，而另一类“却正是以新文化反传统之后，觉悟的个人从传统的牢笼走出来，在自由的荒原上体认存在的结果。因此，这种病症才能够穿越空间，表现出整个现代人的困境。对于这一种病症，最好的疗救方法是艺术。”[13]毋庸讳言，鲁迅小说中的医学话语中不仅有其独特的呈现特征，而且，鲁迅先生也有其有意疗救的小说尝试。

　　（一）疾病的隐喻：国民劣根性及其生成机制管窥。众所周知，鲁迅作品中两个至关重要的关键词就是“国民性”[14]与“立人”，而在其小说中也有深刻呈现。当然，由于其内涵复杂，体例限制，以下只能以有限的小说文本加以诠释。

　　1看客的嗜血：《药》。鲁迅在小说《示众》中曾经对麻木、无聊、空虚的看客群体进行群像扫描，甚至还衍生出一种独特的看客哲学：看客看焦点事件，看客之间的互看，卖包子的小孩看看客，鲁迅写看客，我们读“看客”。当然，即使从和医学话语相关的小说《药》入手，我们也可窥豹一斑。

　　《药》中有关鸭子的传神比喻堪称经典，即使以茶馆中的看客为对象，我们也可看出众看客的国民劣根性和思想的病态特征。比如，他们的无聊、八卦、愚昧无知等等都耐人寻味。若稍加探究，这种特性其实和官本位思想以及过长封建专制统治所造成的奴性息息相关，他们不辨是非，趋炎附势，一味仰视康大叔，自然无法理解被关在牢中杀头前居然敢嘲笑狱卒的夏瑜。

　　2瞒和骗：《长明灯》。鲁迅曾经犀利指出，“中国人向来因为不敢正视人生，只好瞒和骗，由此也生出瞒和骗的文艺来”（《坟?论睁了眼看》），其实在小说中，鲁迅也重申了这一论断。《长明灯》中就不乏此类操作。

　　对付疯子，大家群策群力，想了很多方法，但总结起来，重点就是瞒和骗。比如遮住灯光，告诉疯子灯已灭，当然，也会考虑使用陈旧的封建伦理次序加以收编，或者过继孩子给他（《孤独者》中有类似的伎俩），或让其结婚生子等，总之，让这帮和他们不同的“病人”放弃现有的思想立场，或向他们低头，或和他们整合乃至共谋，通过瞒和骗解决他们。稍微考察一下，这其实和中国封建文化长期化异族的经验相关：虽然政治和军事未必赢得了他们（如元代、清代等），但文化上却可以收编他们，屡试不爽。

　　3吃人或铲除。对于更坚定或清醒的启蒙者/革命者，欺骗不成，他们也会采取更残忍的策略，消灭或铲除他们，借此彰显出其吃人本质。《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叙事貌似杂乱，其实其逻辑十分清楚，我们不难发现，正文里面的13小节恰恰也是逐步论证动物、老人、小孩、医生、亲戚、历史、现实、文化等的吃人本质；《药》中的人血馒头无疑更凝聚了拯救/死亡的双重悖论：既是夏瑜的死，又是小栓可能的生，同时更是小栓的必死，因为他吃了自己的拯救者。

　　考察上述吃人本质的形成，我们毋宁说这更是文化累积的结果：由极端时期的极端个案慢慢累积成数量之后产生质变，大家逐步习以为常，甚至变成一种变态的潮流与典范，比如二十四孝中的割股疗亲等等，都是一种文化变态的官方符号化，长此以往，见惯不惊了。有论者指出，对民族的自我批判，仅止于揭发国民性弊端和民族精神创伤还不够，“还必须进一步追问造成国民精神萎缩的本质原因，只有摸清病症，探明病源，才有‘疗救’和‘改革’的希望。”[15]我们不妨同时考察一下拯救的可能性。

　　（二）拯救的无望。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在《疾病的隐喻》一书中分析了西方社会中结核病、癌症以及艾滋病等疾病因为难以救治而带来的神秘性和恐惧感，将之延伸至医学上的文化批评，用其犀利的文化批评话语深入剖析疾病话语的高度隐喻，她指出，“疾病常常被描绘为对社会的入侵，而减少已患之疾病所带来的死亡威胁的种种努力则被称作战斗、抗争和战争。”[16]我们不难看出这种隐喻里面的权力关系：它既可能是贴标签的权力体现，又提醒社会必须真正面对这种危险和恐惧。某种程度上说，这也是社会意识形态和医学的微妙同构关系。

　　在患病的人群中，被启蒙者、看客、变态文化的执行者和继承者都是很难真正实现自我拯救的，因为他们要么是麻木愚昧的被动存在，要么就是顽固不化、扼杀异己的看客、帮凶，甚至是刽子手，我们必须更多期待启蒙者先驱，甚至先贤、神仙的努力，而鲁迅恰恰是如此处理的。

　　1孱弱的先驱。鲁迅先生曾经指出自己身上的“鬼气”和“毒气”，“我自己总觉得我的灵魂里有毒气和鬼气，我憎恶他，想除去他，而不能。”[17]其实，作为其创造物——小说中的启蒙者、革命者、先驱们也有类似的特征。如《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虽然有难能可贵的自省意识，但也未必没吃过人肉，至少也是“吃人的人的兄弟”。

　　《孤独者》中的魏连殳不仅仅因为其特立独行让人难以忍受，只好独自忍受孤独和奚落，同时他还得接受物质窘困的考验，结果是生存需求压倒了反抗病态的理想，最后因为理想的幻灭而导致身体病变、恶化——肺痨咳血，自我破坏而死。某种意义上说，魏连殳不能完全反抗病态与黑暗，最后也变成了扑火的飞蛾。

　　而《长明灯》中的疯子更有其局限性，他不过是被关起来的思想异端，虽然坚定不渝，但理想的实现难度太大，甚至最后被儿歌所逐步消解，壮志难酬。《药》中的夏瑜虽然勇敢，在大牢里也坚持宣传其现代思想，但却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甚至连钟爱他的母亲也无法理解其革命行动，而是满脑子封建与奴性思想，而其族亲夏三爷更是将其告官，保身求财，卖亲求荣。当然，夏瑜最后也成为病态社会民间偏方的牺牲品。

　　不难看出，更多只是初步觉醒的先驱者其实无力拯救被启蒙者，他们无法产生被启蒙者可以接受并实践的意义。[18]说的更残酷一点，他们大多不是合格和成熟的自救者。

　　2遥远的“仙/贤”。面对国民劣根性充斥的恶托邦（dystopia）[19]，鲁迅在小说中也曾尝试用其他方式实施拯救，神仙或者圣贤都跻身其中。

　　《补天》中的女娲为自己的创造物付出了巨大代价：被异化的小东西不仅缺乏人性，难以理解，还指斥自己的神圣母亲有伤风化；女娲还要为他们因为私欲膨胀混战后留下的烂摊子收尾，为补天鞠躬尽瘁，最后力竭而死，但她死后的尸体却也不得安宁，被借尸还魂，以“女娲氏之肠”沽名钓誉，心/神的确变态得可以。

　　《奔月》中老去的何止是夷羿的身体。他的声名受到了后辈学生流言的玷污，虽然竭尽全力讨好嫦娥，但英雄难有用武之地，加上嫦娥的欲望/口味依旧强烈，成仙的实践居然被她率先实行，虽然结尾保留了些许可能性，但现实传说中嫦娥的孤苦伶仃却说明羿最终是个失败者。

　　或许更耐人寻味的在于《起死》。重读《庄子》并期待假借传统思想救赎青年以及国家是否可以成为一种可能？《起死》毋宁也是对1933年《庄子》和《文选》之争[20]的一个有力回应。庄子在小说中借助司命大神的帮助让500年前的汉子重生，结果带来无尽的尴尬，在过于务实、以屁股决定脑袋的执拗认知中，不仅仅是凌空蹈虚的庄子，而且加上后来的巡警都不得不借助世俗的报警手段来摆脱纠缠。

　　国民劣根性根深蒂固，先驱者纷纷倒下，而神仙圣贤往往也是自身难保，在这样的语境下，“立人”思想既显得尴尬，又反证了其必要性和深刻性：这就是鲁迅为什么屡屡强调个性或者无治主义的要因。

　　 

　　三、医学话语叙事：在冷静与热烈之间

　　有论者指出，“医学医生和启蒙思想家与作家的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的共性，无疑是凝聚、渗透于这种外冷内热的叙事里，对叙事特点和模式的形成具有潜在和内化的影响。”[21]我们有必要考察一下医学话语叙事的风格转换。

　　（一）冷热的切割。一般而言，鲁迅先生的小说风格是阴冷的，医学话语叙事也是如此，但细究起来，冷其实也有风格的细微差异。

　　1冷漠与冷静。张定璜指出，“鲁迅先生站在路旁边，看见我们男男女女在大街上来去……鲁迅先生的医究竟学到了怎样一个境地，曾经进过解剖室没有，我们不得而知，但我们知道他有三个特色，那也是老于手术富于经验的医生的特色，第一个，冷静，第二个，还是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22]而在小说的叙事风格上，鲁迅的确呈现出常人难以忘怀的冷静。

　　《药》中的看客、刽子手们在老栓买药的途中都是阴冷的，甚至有一种吃人的味道。《祝福》中临死前的祥林嫂宛若一个活物，无疑彰显出鲁迅先生的准确与文风的冷酷。即使回到医生行当，医学叙事的“冷”却有不同。

　　鲁迅对西医的叙述是相当冷静而且节俭的，背后隐藏着对其科学性的谕示，《弟兄》中的普大夫做事干练、自信、利索，值得信赖；相反，《明天》中的何小仙则就显得冷漠、世故，也间接导致了宝儿的死，即使同样在《弟兄》中，张问山中医虽然态度不错，但治病救人上仍然是含混不清，令人生疑，这也加重了“我”的焦虑感。

　　2冷暖自见。需要指出的是，鲁迅先生虽然以书写悲愤沉郁见长，但冷的下面却也不乏热烈与激情，一般而言，我们不难看出，在书写革命性、现代性或是先进性的人物的时候，鲁迅不惜用“曲笔”，显出独特的暖色调。

　　《长明灯》中的疯子自是如此，内心中相当纯净，虽然不乏疑惧；《狂人日记》中里的狂人对没吃过人的孩子还抱有巨大希望，所以，要发出振聋发聩的“救救孩子！”而《药》中无论是夏瑜坟上的花环，还是牢狱中其劝诫的坚持都令人温暖。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补天》中的女娲，力比多（libido）过剩在她身上有着明显的暖肉色痕迹[23]，而《奔月》中，残妆后，嫦娥“嘴唇依然红得如火”（页281）也是意味深长，这显示着她的欲望依然非常强烈。凡此种种，其实也可反映出鲁迅对某些色调的敏感，以及对冷暖的区隔。

　　（二）冷热的反讽。众所周知，鲁迅先生长于反讽，而且在小说技巧创新方面独树一帜。[24]而在医学话语的叙事风格上，也有类似的倾向，有些时候，我们更可以见到其冷暖对流的反讽策略。

　　1冷的热烈。我们不妨以《狂人日记》为例加以说明。小说中，狂人其实是一个相当清醒的先驱，他不仅可以看穿现实的、历史的问题，而且也可看出家庭、村镇的问题，并最终一步步论证出吃人的结论，以及如何吃人：从物质到精神等等。更加关键的是，他其实也振聋发聩的发出了“救救孩子”的热烈呼吁，但在这篇小说中，鲁迅却用了相当阴冷的方式表达，他将这种思考与启示的热烈内敛。

　　他的手法可谓比较丰富：①借助月亮意象（和太阳相比，月亮的阴柔气质更重）、②被吃/咬的恐惧感（从狗到人，包括小孩子、医生等等）以及③过度敏感（这种处处怀疑的夸张手法反倒让人产生警惕感，从而不那么痛快地突出主题）等心理冷感降温处理。而这种色调的反讽手法却更让我们在压抑中感受到打破铁屋子的强烈欲望和必要性。

　　2热的悲凉。某种意义上说，鲁迅更擅长书写悲凉。写于1924年的《祝福》的结尾，“我在蒙胧中，又隐约听到远处的爆竹声联绵不断，似乎合成一天音响的浓云，夹着团团飞舞的雪花，拥抱了全市镇。我在这繁响的拥抱中，也懒散而且舒适，从白天以至初夜的疑虑，全给祝福的空气一扫而空了，只觉得天地圣众歆享了牲醴和香烟，都醉醺醺的在空中蹒跚，豫备给鲁镇的人们以无限的幸福。”（页147-148）是《彷徨》中难得一见的颇富激情的亮点，但在这段激情飞扬的文字中，我们不难读出鲁迅的悲凉、愤怒甚至是冷笑式的诅咒。其实类似的风格在《记念刘和珍君》中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25]

　　《孤独者》中魏连殳在背叛自己理想后其实是异常孤单和寂寞的，但对他而言，表面的日常确实相当热烈而喧嚣，鲁迅让大良的祖母讲述这种内在的张力，“要是你早来一个月，还赶得上看这里的热闹，三日两头的猜拳行令，说的说，笑的笑，唱的唱，做诗的做诗，打牌的打牌……。”（页220）让孩子们学狗叫然后赏给东西，自己买东西又迅速破坏掉等等，鲁迅以这样的方式反衬其内心深处的极度孤单、寂寞和对堕落的痛恨以及自戕倾向。

　　当然值得一提的还有《药》中对康大叔的描写，可谓是浓墨重彩，但坦白说，其气势越强大热烈，越受尊重，也更反衬出其色厉内荏与阴冷的帮凶本色。不难看出，鲁迅的医学经验和思考其实也转化成叙事话语的内在特征和形态。当然，和鲁迅的复杂性相一致，这种风格其中也不乏繁复之处。

　　需要指出的是，有关医学话语中权力话语关系的论述，迄今为止，最典型和深刻的理论莫过于福柯（Michel Foucault）著述的《临床医学的诞生》。在这部作品中，福柯相当精彩的指出了临床医学科学话语方式的变迁，其中的权力关系流动：比如，医学意识与全体国民集体生活的连接、政治意识形态要求与医学技术要求之间的自发重合现象、临床医师的目视中的权力预设等等[26]都既耐人寻味，又引发丰富的推进性思考。

　　但同样需要警醒的是，我们不能生搬硬套类似理论，毕竟，鲁迅先生面临的课题和对象更多是强调对西医科学性的树立，借此实现启蒙的任务和追求，我们不能苛求鲁迅先生在小说中必须指出西医的问题。而稍退一步，即使福柯本人的目的也不是为了单纯的批判，“本书无意于褒贬某种医学，更无意于指责所有的医学和主张废除医学。本研究与我的其他研究一样，旨在从厚实的话语中清理出医学史的状况。”[27]

　　 

　　结论：考察鲁迅小说中的医学话语，我们不难发现，表面上看，鲁迅先生弃医从文，力图更加以文艺改造国民性，但在其小说中，医学话语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核心命题。此中既有技术层面的形态，更有精神层次的再现实践。而且，鲁迅不仅揭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其实他本人在小说中也作了一些拯救的尝试，并指出这些疗救的艰难乃至无望。更引人注意的是，这种医学话语也有其独特的叙事风格，对冷热的辩证理解与对流试验。总之，从医学话语看，鲁迅同样是一个独特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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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比如，全炯俊《文字文化和视觉文化：文化研究的鲁迅观考察》，《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4期；张闳《走不近的鲁迅》,《橄榄树》文学月刊2000年第2期；竹内好著，孙歌编，李冬木等译《近代的超克》（北京三联书店，2005）等等都有相关论述，彼此间也不乏论争或对话。

　　[2] 林毓生曾经从作为知识分子的思想道德性和政治的非道德性角度论述了鲁迅的相关努力，具体可参Lin Y?-Sheng, “The Morality of Mind and Immorality of Politics: Reflections on Lu Xun, the Intellectual”, see Leo Ou-fan Lee (Ed.), Lu Xun and His Legacy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 pp.107-128.

　　[3] [日本]须藤五百三《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颜汀编选《大先生鲁迅》（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7），页76。

　　[4]本文所用鲁迅小说版本是出自金隐铭校勘《鲁迅小说全编》插图本（桂林：漓江出版社，1996年6月1版，1998年4月4刷）。如下引用，只标页码。

　　[5] 目前代表性的论述仍然是来自夏济安。Tsi - an Hsia, The Gate Of Darkness: Studies on the Leftist Literary Movement in China (Seattle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68).

　　[6] 具体可参孙隆基著《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香港：壹山出版社，1983年5月初版，11月2刷），页34-37。

　　[7] 具体可参拙文《论鲁迅小说中的儿童话语及其认知转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页180-185。

　　[8] 可参拙文《论鲁迅小说中“吃”的话语形构》，《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7期。

　　[9] 拙文《论鲁迅小说中的癫狂话语》，《中山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对此有详细的论述。

　　[10] 葛红兵 宋耕著《身体政治》（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页73。

　　[11] 古斯塔夫·勒庞著，冯克利译《乌合之众》第二卷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4），页83。

　　[12] 尼采著，徐梵澄译《苏鲁支语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92），页6-7。

　　[13] 高旭东《鲁迅：在医生和患者之间》，页13。

　　[14] 此方面论述繁盛，专著就有闫玉刚著《改造国民性：走近鲁迅》（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2005），谭德晶著《鲁迅小说与国民性问题探索》（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等。

　　[15] 程致中著《穿越时空的对话——鲁迅的当代意义》（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页248。

　　[16]苏珊·桑塔格著，程巍译《疾病的隐喻》Illness as Metaphor and AIDS and Its Metaphors（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页87。

　　[17] 1924年9月24日致李秉中信，《鲁迅书信集》（上）（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页61。

　　[18] Marston Anderson, “The Morality of Form: Lu Xun and the Modern Chinese Short Story”, see Leo Ou-fan Lee (Ed.), Lu Xun and His Legacy, p.37.

　　[19] 具体界定和解释可参拙文《旅行本土：游移的“恶”托邦——以李永平《吉陵春秋》为中心》，《华侨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页99-106。

　　[20] 具体论述可参钱文亮《重读鲁迅对老庄思想的批判——从“《庄子》与《文选》之争”谈起》，《江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页28-32。

　　[21]逄增玉《鲁迅小说中的“医学”内容和叙事》，页255。

　　[22] 张定璜《鲁迅先生》，李宗英 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册）（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页33-34。

　　[23] 可参张建雄《鲁迅与“力比多”》，《大理学院学报》2004年第6期，页48-50。

　　[24] 具体可参韩南论文，Patrick Hanan, “The Technique of Lu Hsun’s fict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34 (1974), pp.53-96

　　[25] 有关研究可参拙文《周氏兄弟有关“3·18事件”的文本比较研究》，见《广东鲁迅研究》1999年第3期。

　　[26] 具体可参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译《临床医学的诞生》Naissance de la clinique（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相关论述。

　　[27]米歇尔?福柯著，刘北成译《临床医学的诞生》（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前言页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