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联谁死谁生就不剧透了，但科幻片“安排”谁还是有讲究的

　　大趋势是走向合还是分，这是中国和其他文明历史的一个大区别，甚至影响到不同文明的基本思维模式。比如在整个西方政治学思维中，都流行着一种“城邦眼界”，也就无法从大的规模和维度上理解世界。

　　究竟是天下大同更好，还是万国竞争更好？在今天的网络上也是个争论的热点，往往有一些公知和学者总在论证分裂、多元的好处。其实不新鲜，早在清末，严复就说了：“知欧洲分治之所以兴，则知中国一统之所以弱矣”。

　　今天简单分析下，为何统一更符合正义和人类利益。

　　在西方政治学的谱系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分支，一个是比较政治学，侧重于国家内部政治，特别是政治制度的研究；另一个是国际关系学，主要关注国家与国家构成的体系。这种学科划分像内科和外科，典型的西医思维。

　　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提出了一些前提假定，其中最重要的是一个就是“无政府状态”。在国际关系中，不同于国内政治，没有一个政府来裁决，有冤也没处伸，只能自求多福。所以从这个学科视角来看，国家最关键的就是生存问题。《三体》中的宇宙社会学描述的其实就类似于国际关系的生存状态。这么看，其实叫社会学是不准确的，因为只有对同处于一个社会之内的关系的研究才是社会学，严格来讲，应该叫“宇宙国际关系学”。

　　那么国内政治和国际关系最大的区别在哪里？简化地讲，国内政治是一个共同体之内的政治，是权力和利益的分配机制，是可以妥协的。国际关系则是一种生存竞争关系，不能妥协，因而就不是一种“政治”状态，当然现实不是这么简单和绝对。

　　美国有部电影叫《天启》，梅尔·吉布森导演的，一个玛雅人部落一天清晨遭到敌人突袭，就灭了。数不清的民族被消灭掉了。最近看到有人翻译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的《空前的入侵》，讲了一个西方用细菌战消灭了中国人，然后西方国家约定互不使用生物武器的故事。因而，这种生存恐惧深深载入了人类政治基因，是所有国家制度的底层结构。

　　

　　图/豆瓣电影

　　整个历史上，人类政治最大的进步，最优的进化方向是什么？就是将国际关系变成国内政治，将人和人之间的生存竞争转化为可以妥协共存的“政治”关系。说白了，就是要实现更大规模的统一政治秩序，在这个秩序下才能实现人类最大的自由、平等、福利和尊严。中国今天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虽然还需要实践的不断充实，但是从出发点上，就不同于西方建立的世界秩序。

　　简单讲，更大规模的政治共同体具有更强的正义性，它把人类最恶劣的生存方式——战争，转化成一种政治的生存方式——共存。

　　从效率看，大规模政治秩序表现也更好：

　　1，规模越大，生存能力越强。

　　《流浪地球》原著中的情节：小星老师的生态球：太小了，小的生态系统无论多么精确，都是经不起时间的风浪的。

　　2，规模越大，冲突越少。攻守平衡理论。到一定程度，会形成恐怖平衡，二战就是一次检测，今后大国之间不大可能轻易开战，因为开战就是世界末日。

　　3，规模越大，效率（产出/能耗比）越高。韦斯特《规模》，在生物体以及公司和城市这样的人类组织中，规模越大者成本越低，产出越高。他没有谈及国家，但是用历史来检验，似乎也是符合的。

　　大规模政治靠什么实现？

　　肯定不是靠武力征服，强加于人就可以做到的。在构建联合政府方面，人类有很多政治经验可资借鉴，历史上不同形态的大帝国，美国、苏联和欧盟的制度试验。但迄今为止，中国的历史经验是最成功最成熟的，其中有一套非常高明的逻辑。

　　首先，要靠发达的组织

　　韦斯特用两种结构来比喻，一种是晶体结构，比如国际关系就是一种无组织的晶体结构。一种是分形结构，中国从西周分封、秦汉郡县一直到今天的党政体系，就是人类政治中最发达的分形结构。可以说，中国在各个时期，都是人类政治组织程度最高的文明。这是中国大一统的组织基础。

　　

　　其次，要靠功能

　　地球联合政府最大的合法性是它有拯救人类的功能。构建一个大规模共同体的第一条就是满足人们的功能性需要的能力。

　　历史上所有大规模国家都多少提供过功能性公共产品：外部安全、交通物流、水利工程、货币、度量衡等。这些东西，用西方经济学的话来讲，起到了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但是从广度、深度和持久性上，无人能与中国匹敌。欧元之父蒙代尔因提出欧元理论而得了诺贝尔奖，开玩笑地讲，秦二世更有资格得这个奖。

　　今天中国的一带一路，就是中国式秩序逻辑的继承和创造，当然这次我们不是为了大一统，而是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最近美国人康纳写了本书《超级版图》，高度认同一带一路做的事情，提出世界正“从政治空间构成转向功能空间构成”，他认为与中国“互联互通的硬实力相比，缥缈的软实力则略显苍白”。

　　

　　这样一个功能性的共同体提出了一个要求，就像流浪地球的联合政府一样，需要由专业的人来管理。这一点也体现了中国贤能政治的传统。

　　中国自古尚贤而不尚众，治理国家是种科学，需要专业的能力。古代官员和士大夫治理国家的智慧和具体技术，在人类的前现代阶段可以说是登峰造极了。读读中国史书中的各种典、志、政书，没有任何其他文明堪与比肩。我们今天的政治家和官员政治经验和治理能力，同样普遍高于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

　　一位美国学者曾对我讲，中国的省部级干部的能力要远高于美国的部长、州长，他认为原因是中共的培训体系，这个理解太狭窄了。我们可以对比美国，去年4月，扎克伯格在美国参议院接受质询时，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Orrin Hatch问了一个问题：facebook为何不收费还能活下去。害得小扎差点没笑出来，回答说，我们有广告啊。Hatch干过40多年参议员，算是资深政客了，竟然问出这么低级的问题，如果不是有利益交换故意放水的话，他的政治能力实在堪忧。

　　第三，共识

　　任何共同体的成员，都要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个性，增加共性才能共存。教化，美国归化。

　　但是只要是个群体，就一定会有内部分歧。

　　中西历史区别，派系。刘慈欣作品中对派性这个问题比较敏感，《流浪地球》中有飞船派和地球派，原著中地球派5000多联合政府官员和士兵被处死。《三体》中有拯救派和降临派。

　　

　　《内战》了解下

　　马基雅维利研究罗马以来的历史时发现：“在每个共和国都有两种不同的派性”（《李维史论》）实际上远不止两种，比如威尼斯、佛罗伦萨的党争堪称历史奇观，也就今天的美国可相提并论。可以说从希腊、罗马、中世纪城邦一直到今天的所有自由民主国家，一个普遍现象就是派系斗争。美国制定宪法时的关切之一就是怎样避免出现党派斗争，华盛顿总统告别演说也批评了国会中出现的派别。可是，最终美国还是未能逃脱党派政治。美欧现在都处于派性上升的阶段。

　　中国也有党争，但少得多，而且主流观念上是反对的，“君子不党”，出现党争大都是末世之兆。

　　

　　影视剧中的魏忠贤 图/豆瓣电影

　　这是怎么做到的？

　　文化上，中国从古到今就是向心性的，通过一种聚合性的文化，“为万世开太平”。

　　社会上，中国通过逐渐消除贵族制而消除了派系斗争的一个主要根源。（西方现代制度直接源于中世纪贵族制，贵族制也一直是派系斗争的主要渊薮。所以派系斗争乃是议会制度的孪生物。章太炎早在20世纪初就发现西方之所以产生议会制，实源于封建传统，“欧洲诸国宪政初萌芽，去封建直三四百岁。日本且不逮一世”。“名曰国会，实为奸府”）现代社会，代替贵族阶级是资本的力量，要想将派系斗争的破坏力控制在最小的程度，就要求在资本和政治权力之间划出界线，对资本加以有效制约和正面引导。今天共产党讲新型政商关系。

　　载体上，古代中国通过培育出一个全国流动的士人阶层，使之成为共同体凝聚性的粘合剂。这群人具有知识、治国术、国家关怀、天下眼界。在小农时代能够维系大规模共同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这样一群人。他的人生价值不是在自己的乡村，“田舍郎，天子堂”。从汉代就是异地为官，流官，今天也是。古罗马的军团、基督教的教士、伊斯兰教的军队和宗教知识分子在历史上也发挥过类似的作用，但程度有限。

　　随着现代化进程，出现高度的社会流动。但是今天中国的党政干部体系，依然是在更高层次上发挥着类似的作用。这一群人不属于地方、不属于任何利益集团，而是党和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他们可以到别处去挂职，到乡村去蹲点，对口帮扶，西部援建，实际上是我们这个大共同体维系凝聚和活力的血液。相比起来，选举制度最大的特征是地方性，而且会把地方性带入到国家政治中，形成了新的派系斗争之源。西方自由民主制让各种利益在政治中博弈，自然不能说它完全没有优点，但是今天西方面临的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制度也难辞其咎。

　　第四，吸引

　　中国历史上大规模共同体的实现，不仅仅是文化上的“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更是一种利益和权力的奖励机制。

　　举个例子，中国古代的科举和官僚制度用一个特定的知识体系来分配政治权力，使更大的范围内人们都愿意学习汉语、学习儒家经典、通过客观性的选拔机制加入到权力中心，获得超越地方性的更大权力杠杆，最后形成一个大家共有的政治生活空间。在今天的欧洲一体化中也存在的类似的现象，比如像北爱尔兰这样的地区，在参与欧盟政治的过程，获得了更好的议价条件，一些落后地区通过加入一体化议程，得到了额外的资源和便利。

　　二、公平的制度：自由vs平等

　　在很多科幻中都存在一个很难解决的具体的问题，谁去活谁去死。

　　三种标准：

　　在《流浪地球》中，大原则是通过抽签。在原著中还有个情节，地下城被岩浆淹没时，是按年龄排队疏散。吴京应该不用抽签，因为在那种危机之下，要考虑专业性，所以政治和科学技术领域的专业人应该可以优先。这里就涉及三种原则，抽签（绝对平等）、年龄（功利标准）和能力（选贤任能）。

　　

　　《流浪地球》 图/豆瓣电影

　　

　　灭霸打响指的抽签方式，恐怕过于强调“绝对平等”

　　在美国电影《2012》中，各国政治精英和优秀基因是优先的，另外方舟的船票是可以花钱买的。10亿欧元一张。也就是精英、基因、金钱。

　　《星际穿越》中，似乎没有提这个问题，而且没有其他国家的身影。好像对美国人而言，美国就是世界，美国人就代表人类。外星的殖民地挂的也是美国国旗。对比《流浪星球》臂章上边是联合政府标志，下边才是中国国旗。

　　

　　大致分类，我们可以画出一个光谱，最左端是平等的原则，最平等的是抽签，然后是按类别比例抽样，然后是根据年龄或能力等标准排序，再往右是根据优生原则、基因质量优先，再右是花钱买生存权，最右端是按民族、种族、宗教或某一群特定的人。基督教的方舟。其实在不用逃离地球的时候，这个光谱在政治生活中也是存在的。大体上左端就算左派，右端算右派，越左越平等，越右越自由（强者的自由）。结合这个光谱，从科幻电影就可以看出中国和美国的文化基调。

　　如果让大家选择，你们希望用哪种方式来决定自己的命运？

　　在这个问题，一般情况下是屁股决定脑袋的。拿我来讲，我不是贵族，家里又没矿，所以应该支持平等，比较偏左。我人过中年，孩子却很小，所以相比起剧烈变革，我应该更倾向于稳定，所以有一定的保守色彩。

　　例外肯定有。恩格斯是资本家，却支持老马。许多老一辈革命家是地主出身，却投身革命。今天很多经济地位和教育水平不高的网民，却主张自由主义。但从大面上看，屁股决定脑袋是靠谱的。所以在这些问题，是很难达成共识的。

　　但是，总有最低的共识可能。借用美国哲学家罗尔斯的一个概念，“无知之幕”。罗尔斯有很多问题，他从无知之幕中得出的第一原则是自由。这是因为他是站在现代个人主义和欲望政治的立场上，是以契约观念为出发点的，下一部分我会讲。这说明他根本不够“无知”。实际上人生在世上，并不天然是个人，个人是现代性的产物。人生也不是要达成什么契约，而是要完成生活。

　　我认为真有无知之幕的话，平等原则应该是最优先的。切蛋糕。在科幻电影中，《流浪地球》中的抽签可能要比《2012》中的巨额船票或《星际穿越》中的只有美国人走，更能被多数人接受。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人类历史上的制度模式。

　　制度的本质，就是以看似技术性的手段来解决权力分配问题

　　人类历史上的权力分配方案：

　　●方案一：权力=血缘（部落制、宗法制、封建制；私有性、世袭、封闭）

　　●方案二：权力=宗教（欧洲教会体制、阿拉伯哈里发、伊朗、印度；进步：上升渠道、教权宪政，公共性增长。缺点：如何解决异教？教派）

　　●方案三：权力=知识（举荐、考试、官僚制；进步：更大公共性、平等性。缺点：腐败，僵化衰朽）

　　●方案四：权力=财富（抽签、投票、代议制；进步：基于财产的平等和公共性。缺点：金钱政治，易向世袭制倒退）

　　●方案五：权力=阶级（阶级专政。进步：代表多数、锄强扶弱。缺点：易陷入派系斗争或阶级斗争，容易被精英颠覆）苦力王爷

　　历史上的各种制度大都是混合制度：

　　●前现代国家：权力=知识方案是最优选项。

　　●现代早期国家：权力=财富方案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

　　●现代西方：权力=财富+知识=代议制+官僚制=自由民主（有利于经济科技发展、稳定，但易于再世袭化、制度衰朽）

　　●当代中国：权力=知识+阶级=官僚制+先锋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独特优势：避免了资本方案的私有性、世袭性问题，官僚方案的僵化衰朽趋势，阶级动荡和不稳定问题）

　　大家可以自己比较一下，哪种制度模式更自由、更平等、更有流动性、更公正？

　　三、道德的含义：人性vs生存

　　刘慈欣和江晓源的对话，提出了《流浪地球》中最深刻的政治问题，要人性还是要生存，引起网络热议。

　　

　　其实很多人把《流浪地球》拉出来怼人性问题是不公平的，大刘比较老实，自己掉进了陷阱成了靶子。

　　《星际穿越》中，布兰德博士也是毁灭自己的人性来拯救人类，他说“踏入宇宙，我们就要远远超越个体的生命范畴，不要以个体思维来思考问题，要以种群为前提”。这句话提醒我们，谈政治道德，以个体还是群体为出发点是大不一样的。

　　《2012》中，政府官员、优秀基因和掏得起10亿欧元买一张船票的人都能上船，是不是符合人性呢？甚至都不让普通人知道灾难的来临。当科学家问上司，我们什么时候让人民知道，上司回答，我们工作是确保灾难之后还有政府。

　　有人说，俄罗斯电影《太空救援》就能兼顾生存和人性：空间站中氧气不够了，两名宇航员只能生存一人。能够幸存的那个人放弃了机会，选择留下来同生共死。但是，这与流浪地球有两点不同。1，他们面临的只是一个空间站和两个人的毁灭，代价和意义与人类毁灭不可同日而语。2，那个放弃幸存机会的宇航的理由是什么：我活着回去，怎么面对咱们的女儿？他的选择仍是在人类社会伦理的尺度下。

　　

　　《太空救援》 图/豆瓣电影

　　更深一步讲，所谓人性往往只不过是生存需要的一种工具。比如，最有人性光辉的是什么行为？是爱、自我牺牲、无私的利他行为。但是很多研究认为，所谓爱无非是生物借以繁衍后代的一种机制。在《星际穿越》中女主人公谈起他对可能已经死去的恋人的爱，表面看对一个死人的爱虽然没有社会功能，但是有可能在更高的层次上是有用的。所以，如此超然的一种人性，仍然是以某种有用性为基础的。

　　英国学者道金斯写了本科普著作《自私的基因》，就是要解释一个问题，生物为何会有利他行为。他的解释很无情，生物的无私行为背后是基因的自私，对基因要生存、要繁衍下去的本能来讲，个体只不过是个交通工具，唯一的用处是把基因保存下去，交给下一代。

　　

　　有人说，你从本能和功利的角度看人性，是不是把人性贬低了？我承认人性有很多层次。不过如果我们把讨论限制在政治的语境中，那它还真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东西，西方政治话语中所讲的人性的背后无非是利益，而且是一部分人的利益。

　　大家思考政治问题，一定要学会一种本领，就是透过西方政治学那些美好的概念、透过那些义正辞严的“大词”，看到背后的权力结构和利益关系。以赛亚·伯林就说过，思想背后都是利益。

　　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几乎所有政治概念，都是在历史中不断演变、飘移、偷换的产物。

　　举例：进步、价值、国家在历史上都不是今天的含义，比如自由、人权都是与财产有着直接的关系。自由主义主张的就是有产者的自由。英国的洛克最早提出了三种“不可剥夺的人权”：“生命、自由和财产”。后来到美国革命时，《独立宣言》的作者杰斐逊不好意思讲的那么直白，另外他本人也有一定的民主主义倾向，就改成“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从这个演变过程来看，西方政治概念中的幸福，那就是财产。

　　财产似乎没什么不好，谁都想富裕，中国古人也讲有恒产者有恒心。但是当你把一种财产地位给转换成权力关系，再包装成道德高地，这就带来了三重的不公平。

　　同样，人性这个词背后也是利益。大家想想，西方从古到今，什么时候讲人性？古希腊，人是城邦动物，人的价值在于是共同体的一员，更接近流浪地球的价值观。古罗马，讲的是公民美德、荣誉、家族，罗马政治生活是以家族为核心组织起来的，个人不那么重要。这个传统在意大利半岛一直持续到现代初期。《罗密欧与朱利叶》美国电影《教父》反映的都是这样的故事。中世纪，欧洲的封建制是以血缘和封建义务为纽带，没有个人的空间。只有到了近代，人性这个词才冒出来，与解放、启蒙、自由一起成了西方现代社会的核心价值观。

　　那么人性概念从哪里来？人性来自个体意识，个人主义。来自于中世纪末的意大利，之后在英、法、荷、西、瑞、波、匈和波希米亚，16世纪中叶都确立了个人。近代欧洲的倾向之一就是将个体性视为人类特有的条件和人类幸福的主要成份。

　　阿伦特说：现代政治的特征就是私人利益变成公共事务。

　　欧克肖特说：“几乎所有近代关于道德行为的著作都以个人开头。”。所以霍布斯以个人为出发点来发明他的国家理论，康德建立起以个人为目的的哲学。

　　在政治上，代议制民主就是个人的产物。因为近代欧洲发明的代议制和法治是最有利于将个体利益转化成权力的方式。

　　欧克肖特如此评价代议制：这种统治样式在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英国等地的议会制政府达到高峰，曾经是共同体的东西被认为是个人的联合。这是伦理学中确立的个体主义在政治哲学上的对应物。

　　那么这种基于个人主义的人性，以及基于财产权利的制度，最根本的动能是什么呢？欲望。黑格尔对启蒙主义的批判讲的很清楚：现代社会追求的就是欲望的满足，放弃了永恒的伦理。黑格尔反对天赋人权观念，也就是永久不变的人性，因为人权是经济人、原子人的创造。黑格尔：“权力和财富是自我的两个最高努力目的” 欧克肖特同样也反对天赋人权观念，强调近代以来的理性主义政治的欲望本质，称它是一种“所感知的需要的政治”。

　　这些讲起来有点玄，实际在政治中的表现很简单：那就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或政治多元主义，或自由政体。基本特征就是将国家权力变成了一个表面上可以公平竞争的、允许多元利益在其中博弈的游戏，也就是所谓的法治。你不爽，你可以来参政啊，你看我们多透明、多开放（中西腐败不同），you can you up。你参与不进来，那是你自己无能。这套制度是不讲公平、不讲正义的。甚至在理论上，把正义解释为程序正义。只要我符合程序，你不能因为结果而来抱怨，只能怪自己是loser。

　　有人会问了，二战之后，欧洲搞了福利国家，美国有平权运动，保障各种，权利，不是也很进步吗？这里有两个条件和一个陷阱。条件1，西方能够对全世界进行剥削，所以可以对内进行分赃，消除一部分矛盾。条件2，来自共产主义的竞争，为了赢得人心，它需要做做样子。陷阱：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价值观是集体本位的，所以提倡的都是集体主义的进步措施，如普选权、男女平等、民族平权和自治、社会福利等等。这套东西看起来很好，但只有在一种共同体优先的意识下才能保持适度。西方为了竞争，把这套东西借鉴过去，嫁接在个体主义为基础的社会制度上，就产生了文化多元主义这些东西。今天人见人烦，连特朗普都看不下去的白左现象，主要就是源自那个时期。

　　可想而知，以个人欲望为基础的社会，加上以满足欲望为目的的半吊子社会主义公共政策，带来的是什么？共同体不见了，所有的社会群体都变成了利益集团，所有个人都变成欲壑难填的永不满足的消费机器，最终必然导致社会分裂和国家财政破产。

　　这种社会制度的口号就是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免于匮乏的自由”。

　　

　　罗斯福提出的四大自由

　　人类可以免于匮乏吗？即便是物质稀缺解决了，就可以免于匮乏了吗？人的欲望是天生不可能满足的。一种政治是要满足人们基本的需求，还是号称要满足人们的欲望？边界在哪里？

　　延着欲望的方向下去，要么就是普遍的混乱，要么就是一部分人的欲望不断得到满足，其他人受到压抑。这一部分或者是一个社会中的某些阶级，或者是世界上的某些民族。基于欲望的政治，永远不可能产生“命运共同体”。

　　欲望得不到满足的人们怎么办？个人主义的“个人”显然不是指所有的人，而是特指资产阶级。除了资本精英阶层，多数人在进入现代社会时，并没有选择的能力，没有享受自由的能力。今天在座的各位，恕我直言，绝大多数是没有资格当“个人”的。这些人怎么办？资产阶级的哲学家们给他们起了很多名字，勒庞：“乌合之众”，英国哲学家密尔和美国建国者：“多数暴政”，欧克肖特：“不成功的个人”“反个人”“大众人”，用今天网络语来说，就是loser。这些loser建立起来的政治，在这些人看来就是“极权主义”、“威权政体”、“民粹主义”。

　　

　　大众人的道德不是自由、人性、财产权，而是公共的善，他们需要平等、需要保护、需要政府、需要对结果的干预。这种道德是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基础。

　　马克思主义在不少地方失败了，为何在中国能够成功，道成肉身？原因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正义性追求与中国政治传统很多内在相通之处。中国政治自古就有约束过度自由的一面，压抑工商业、反贵族，虽然也有弊端，但总体上是形成了一个比较崇尚平等的平民社会。中国历史上的平准、均输、漕运、救荒，都有着“损有余以补不足”的意思，也就是老子讲的，天道。农民造反也是打着“替天行道”，等贵贱、均贫富、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

　　但是中国深厚的政治传统是讲“度”的，过犹不及，有深厚的“中庸之道”政治智慧。王夫之讲“处焉得宜”。中国政治传统对人的欲望既不是单纯的压抑，也不是一味放纵，这是中国能够实现两千制度进化不绝的重要原因。过去常有人讲朱熹“存天理灭人欲”是反人性的。但实际他不反对正常的人性，反而称之为“天理”，他反对的是过度的人性、过度的欲望，称之为人欲：“饮食，天理也，山珍海味，人欲也，夫妻，天理也，三妻四妾，人欲也”（《朱子语类》）。相比起来，西方的制度，有点像《礼记·乐记》中说：“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

　　意大利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利曾说，在一个堕落的民族维持自由政体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弊端虽然很容易被认识到，但纠正它却很困难；……仅仅用合法手段是不够的……必须用非法手段”。（《李维史论》）按照他的政体循环理论，这种政体如果要生存，必须要更倾向于王政而不是民主政体。大家看看今天的美欧，美国大选、法国黄马甲、特朗普和国会的斗气、以及美国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是不是会发现历史何其相似，太阳底下无新事。

　　孔子讲克己复礼，王阳明、毛泽东讲人人都是尧舜，今天我们讲社会主义道德，都是为了在天理和人欲之间寻找一个合适的度。这个度，从政治角度讲，才是真正的人性。更高的人性是天理和人欲之间，欲望和道德之间，权利与责任之间，个人和集体之间的一种适度状态。

　　

　　相比起欲望，责任、自律和牺牲才是更高级的人性，这种人性不仅不与生存相矛盾，而且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生存的条件。不管地球流不流浪，在这种人性为基础的社会之下，人类才会得到更好的生存境况。

　　结论

　　《流浪地球》的启示：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政治文明

　　借着流浪地球的热度，我们聊了一些政治话题，其中归结起来很简单，首先，政治生活是一种文明的生活，虽然离不开生存关切，离不开人的基本欲望，但是政治是有度的。作为人类，我们要克服资本主义的恶性发展，人和人、人和社会、人和自然之间都要寻求一种和谐之度。作为个人，我们要解放个性、追求人性和自由，但是这一切不能与美德、责任和共同体意识相违背。

　　其次，我们需要的政治制度，首先是一种保障人们基本平等的制度，政治权力不能被一部分人所垄断，利益的分配要做到公正，社会要有足够的流动性。但是，永远没有理想制度，我们要保持初心，保有改革和自新的能力，在动态中追求更美好的共同生活。

　　最后，从人类正义和福利看，我们要向着世界大同努力，虽然很难，可能几十代人、上百代人都未必能够达到，但这是值得努力的。战争、灾难、疾病、气候变化都需要在人类尺度上应对，资本和科技的发展也都需要一种全球维度的秩度安排来加以调节。西方的很多科幻电影中，往往会有神或类似于神的存在，比如《第五元素》中的更高文明，或《星际穿越》中的“他们”，中国的科幻中却很少看到。这是中国历史在未来的投射：对我们而言，历史就是我们的宗教，人民就是我们的神。我们不需要别人来拯救，而是像愚公移山一样，像《流浪地球》中用一百代人、2500年来完成一个救赎，我们信仰的就是人的力量，是人类文明的生生不息，这是最大的人性。

　　本文系观察者网独家稿件，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欢迎关注“观学院”微信公众号，ID：guanscho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