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好的生活：哲学生活；追求完善的快乐——《尼各马可伦理学》（完）

　　快乐与痛苦，与人生活最为息息相关。人做一件事，往往为了追随快乐；而人不做一件事，多半是逃避痛苦。

　　快乐让我们享受愉悦，却也常常使我们犯下大错；那醉驾肇事的司机，不就为了贪图几口美酒？那放纵兽性的强奸犯，不就因为觊觎女子的姿色？还有那迟迟完不成作业的同学们，只因沉浸于游戏无法自拔......

　　因此从古至今，享乐行为总被人们所警惕：古印度的圣人们提倡禁欲；斯巴达因节制而被全希腊称赞；而在中国，个人享乐最为被鄙夷。

　　看来，社会的稳定和谐势必要规范人们的欲求。亚里士多德似乎也如此认为，《尼各马可伦理学》前六卷讲述了大大小小的道德品质，围绕着快乐痛苦，指导人们的行为规范：不要吝啬或挥霍而要慷慨；不要害怕或鲁莽而要勇敢；不要放纵或冷漠而要节制......

　　可当随着第七卷后部分开始，一切却指向了与此相反的方向：追求快乐。

　　追求快乐是幸福的？先不说前面的弊端；就快乐的本身，叔本华指出它的虚无性：

　　“人生是一场钟摆，在缺乏痛苦与满足无聊间摇摆。”

　　人怎么可能时时刻刻快乐呢？满足后必定会无聊。

　　不过，为什么卢梭会说自己，满足地享受到野蛮人的快乐呢？他孤独的漫步，他自由的呼吸，他感受到本质的快乐。

　　或许从《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我们能够找到分歧原因和最终答案。

　　

　　亚里士多德认为：快乐有两种，一种偶性的快乐，一种本质的快乐。

　　前者在恢复自然属性中生成快乐，后者在实现活动中享受快乐；

　　前者为了其他目的而快乐，后者的本身便是快乐；

　　前者只是在局部享有快乐，而后者追求的总和的快乐。

　　当我们饥饿时吃饭，当我们生病时治病，当我们无知时求知；到饱足、健康、有知的过程中，我们享有了偶性快乐。

　　这种快乐并无法长久，随着目的的达成而逐渐减弱。在最饥饿那刻吃饭，吃饭给你莫大的开心；可当饱足后继续吃，肚子就会痛。

　　物质高度发展，享乐主义泛滥的今天，人们享受的快乐也多是偶性的。去酒吧玩得醉生梦死，去商场买得欢天喜地，去吃去喝，去看去听；方式从低趣到高雅，本质还是对缺乏的满足。由于无法长久，还得变化着花样的满足；可注定无法摆脱空虚烦躁。

　　而本质的快乐呢？那是你作为健全人实现了活动所享有的。当你吃饭时，嘴在咀嚼，肠胃在消耗；当你治愈时，你的免疫系统在恢复；当你漫步于旷野，你有力的大腿，一步步地行走；当你学习时，你的理智功能在理解与思考。

　　当消化系统、免疫系统、躯体功能、理智功能在实现活动时，你享有了本质的快乐。本质的快乐不会在时间过程中，因满足而消失；实现活动本身便是目的，每一刻你都享有着快乐。

　　因此，不需要名贵的服饰，不需要佳肴美味，你仅仅对实现活动的感知便能快乐：

　　“庭院扫地的高僧在扫地中获得心灵的安宁。”

　　读到这，我似乎看到亚里士多德在回应他师祖苏格拉底，后者曾这般说道：“我的朋友啊，我们所谓愉快，真是件怪东西！愉快总莫名其妙地和痛苦联在一起。看上来，愉快和痛苦好像是一对冤家......我这条腿给锁链锁得好痛，现在痛苦走了，愉快跟着就来了。”

　　

　　不过，看来快乐也就这般容易。像卢梭那样：吃饭、睡觉、走路、呼吸，或像那个扫地僧一样：找件事来做？

　　并不，至少亚里士多德不会同意：这种享受不符合人性，这些行为是低等能力的运用，没有一件符合“目的在自身之中”。

　　真正能够让人享有最本质的快乐的方式，只有哲学沉思。

　　在此，亚里士多德揭示了想通过《尼各马可伦理学》表达的观点：“哲学生活高于政治生活。”

　　在第十卷，亚里士多德对实现活动定义进行补充：实现活动完全以自身为目的。

　　一切符合实践德性的伦理、道德、政治活动，它们必须借助外在来表现，正义需要做正义的事体现；施惠者的慷慨，要由受惠者接受恩惠展现......

　　而唯有沉思，它只需要人自身就能满足。

　　这揭示了哲学家孤独的必然，但亚里士多德也在8、9卷提到，哲学家们可以有友爱，并且哲学家间的友爱高于任何俗世关系——他们没有其他目的，只享受最快乐的事：与朋友一同“观看”智慧，以及“观看”正在“观看”智慧的朋友。

　　

　　这种哲学生活与政治生活不同；并且哲学要求的自足性让哲学家们仅在自身，便能到满足。想想我们的祖先曾经说得“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种哲学生活岂不是自私？

　　其实不见得，亚里士多德说过：“战争为了和平，工作为了闲暇。”在他看来，一切的政治生活，都是不得以而为之的活动：总是为着一些其他的目的。

　　比如我们建立契约，看重公平，是担心公民利益受到损害；我们在市场交换商品，是因为个体不能自我满足；孔子提倡周礼，不是因为那个时代礼崩乐坏吗？

　　如果一切都得到了满足，一切都已经井然有序；那么我们不就想追求真正的快乐吗？亚里士多德说：这该是哲学沉思。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展望共产主义未来不就说，那时的人可以全面自由发展：

　　“我有可能随着自己的兴趣......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放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亚里士多德是从神性出发，在他的体系中，揭示了最高、最幸福、最接近神的生活状态——哲学生活。但并不是说他就忘记了现实的残缺——他当然知道该对其作妥协，看看《尼各马可伦理学》的前六卷，那就是对政治生活的指导。

　　哲学生活高于政治生活，现在的政治生活同样是必要的。

　　知道亚里士多德书籍中《尼各马可伦理学》后面的那部是什么吗？《政治学》。

　　前者是后者的指导，铺垫。

　　当然，你或许会疑问：“哲学家们如果能够自足地享受世间最大的快乐，他们为什么还要来理会尘世的人呢？”

　　我还是想到柏拉图曾在《理想国》中说的：

　　“因为他们是通过城邦教育而成的哲学家，他们理应回报城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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