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克扬：从私园到公园——未名湖和现代大学空间

　　文章转载自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公众号

　　众所周知，今日的北大校园坐落于昔日由美国传教士司徒雷登先生一手创办的燕京大学校址之上。再追溯，未名湖一带可能是乾隆赐给权臣和珅的淑春园——中国传统园林的痕迹在湖北一带至今依稀可辨。从传统园林到现代大学，未名湖一带的地理和空间经历了由“私”到“公”的转变。地理与空间是权力结构的投射，公私的变化映射着转型时期的近代中国，在皇权解纽、西潮涌动的历史背景下，现代大学对私人空间的改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学赋予了新时代青年崭新的生活伦理：一种倡导“公共性”的生活方式。本文选自文研院邀访学者、清华大学未来实验室首席研究员唐克扬老师的《从废园到燕园》一书。标题为编者另拟，感谢唐老师和广西师大出版社授权转载。为便阅读，原文注释部分从略，请参见原书。

　　从私园到公园

　　未名湖和现代大学空间

　　文 / 唐克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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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联书店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不同版本的《从废园到燕园》

　　1926年9月中旬，陈树藩，也就是前文提到的那位将睿王园卖给燕京大学的陕西督军，又回到了未名湖畔。这位“满洲人的地产”的前主人目睹校园上已经发生的一切，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陈树藩一来感慨这六年间燕大校址上的巨大变化， 二来也感慨自己已经不复往日荣光。在1920年陈树藩将这块地卖给燕京大学的时候，他提的条件之一，原本是燕大要在湖边给他父亲腾出一块地居住，但这六年间物是人非，不仅他自己已经大权旁落成了平民，他父亲也业已乘鹤西去了。陈树藩转念一想，又不禁感到欣慰，因为那块原本他随便买下，瞧都没瞧过一眼的荒地，此刻已经被燕大整治为上好的风景——出乎他的意料，一个美国人建设出的校园，居然看上去真有那么一股子“中国味道”；重要的是，面对这如画风景，他这“燕园”的半个主人别有一种优越感。

　　想到沿湖一片都为他一家所占用，他不禁心花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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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徒雷登在未名湖畔留影

　　陪同陈树藩在湖边散步交谈的司徒雷登察觉到他内心的算盘，不禁感到难言的尴尬——湖北，陈树藩看中的那块正对南岸“花神庙” 庙门的地盘，正是起先校园规划中争议颇多的小湖东北角一带，眼下正在设计建造第二组两座较为素朴的男生宿舍。

　　司徒雷登心里暗暗叫苦，陈树藩显然没有明白两种不同经营间的差异：虽然这位先前的地主和燕大有言在先，但如今这湖边的地皮并不是说给就给，说要哪块就哪块的。陈树藩，北洋时期因军阀混战， 而从一个穷小子跃身成为民初闻人的失势将军，他怎么也不会理解，虽然他在燕大购入海淀地产一事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他绝不是凌驾于学校集体议事机构之上，可以予取予夺的恩主。[1]

　　因为燕大已经成为一个公共场所。

　　陈树藩显然不能明白， 燕京大学校园中没有一个人可以将他的影响力完全凌驾于众人之上，学校的管理政策是“非以役人，乃役于人”，即使校长司徒雷登也是如此。“校园规划”这个新事物存在的一个重要前提，便是这种群言群议的民主过程，在对建筑基址的既有要素的吸纳基础上，燕大校园规划无疑是一个现代意义的、面对公众的建筑设计活动。纵有“燕园”和旧日园林丝缕的联系，它却不是对传统中任何既有之物的陈陈相因的模仿，而是在新的社会土壤之中，生长出了新的“造园”手段和阐释模式。

　　因此，“燕园”的建造与过去的造园实践有着根本的区别。

　　这会儿，我们或许还记得永锡，一百多年之前在燕大校址上的集贤院中，那位倒霉的满族官员因“官园私住”而让嘉庆皇帝发出了“是有此理”的愤怒质询。但那时的“官”“私”之分并不就是今天的“公”“私”之分，北宋诗人黄庭坚“痴儿了却公家事”的名句后紧跟着“快阁东西倚晚晴”的放任，让人们总觉得“公”就是义务和责任，就是束缚和桎梏，虽然道貌岸然却委实不讨人喜欢，而“私”却是自我宣泄与逃遁的出口，看上去，似乎是“私”而不是“公”才是中国人最迫切需要的东西。

　　而“校园”所标识的“公”“私”却不尽如此。

　　首先是“校园”适于公共使用的尺度。

　　多数江南地区的私家园林尺度极其有限，像网师园面积只不过九亩，其中建筑面积约占园地三分之一（一说五分之一），苏州五大名园中面积最大的拙政园约六十亩，其中水面约占五分之三，北方地区皇家园林的尺度相对较大，颐和园面积达四千多亩。无论尺度大还是小，既有的中国园林几乎全部是“私”园，“私”的关键是土地所有权掌握在个人或家族手中，如此一来，对园林资源的占有和使用可以不计效率，完全从少数占有者的需要出发。比如北方皇家园林的代表颐和园，尽管尺度惊人，但可看而不可游的风景占去了整个园林的大部分面积，水面占去四分之三，陆地中有三分之二是山丘，平地只占全园面积的百分之七，但这并不妨碍颐和园在那个老佛爷的年代里的“功能性”。在园中，除了少量住宅供仆从居住，有多间住宅可供主子们选择，园中道路今天节假日里或许会显得交通拥挤，一个人往来却是绰绰有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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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00年，德国驻华大使Alfons von Mumm

　　拍摄的颐和园旧照

　　在偌大的园子里，主子和奴才之间，甚至男男女女之间，当没有“公共”生活可言，任何“私密”的存在也是非常值得怀疑的。

　　适于公共使用的“尺度”不仅关系着建筑的容积率，它主要体现在设计对于公众使用便利的考虑，也和公众表达自身的方式密切相关。中国传统中的私家园林参观者极为有限，仍以颐和园为例，虽然理论上这超大的“私家园林”可以容纳成千上万人同时游园，但它依然是一座私家园林。

　　显然，老佛爷不会敞开园门，一次性恩眷如此众多的参观者。即便今天的颐和园已经改造成公园，园林管理部门考虑到了大众游园的交通疏散，在园中的若干瓶颈地带，拥塞的情况依然难以避免。这娘胎里带来的“私”和新时代里的“公”之间的龃龉，使得对园林空间的预期感受不总都能兑现。例如，昆明湖前有名的彩画长廊，东起邀月门，西至石丈亭，中间并建有象征春、夏、秋、冬四季的“留佳”“寄澜”“秋水”“清遥”四座八角冲檐亭子，沿途穿花透树，景随步移，本意是通过两面开敞的流动空间来重塑湖—山间的景观秩序，但在今天的现实中，由于游客太多，许多人会舍长廊而从长廊外的空地通过，随意进出长廊的不同段落，从而使看风景变成了人看人的无奈。

　　与老佛爷的私人体面不同，燕京大学规划的一个基本前提，是要为数目不断增长的师生员工提供充足的校内住所。20世纪10年代末期燕大新校的建立，正是因为联合教会预见到教会教育的规模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将会高速增长，“燕京大学是为了10年，15年甚至20年的需要而规划的，因此规划必须预期5000至10000名学生的居住需要”。为此，茂飞设计的燕大校舍显著地增大了单体建筑的尺度，以至于面阔和纽约市街区的宽度相当，也比紫禁城中的任何一所殿堂都要高大。尤其在建校的早期阶段，小湖沿岸的土山没有完全恢复，植被没有充分长成，这些钢骨混凝土的巨构愈显突兀——有人已经评论过，湖边这些巨无霸似的怪物看上去就像是吴淞口内停泊的轮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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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郊熙熙攘攘的燕大春游队伍

　　昔日的假山叠石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失去了既有的意义

　　同时，对于私人资本主导的校园开发而言，寸土寸金，风景区在学院内的面积因此被控制在一个可以理解的比例内。我们已经讨论过，保留小湖的动机实际和经济上的考量并不矛盾，但前提是地价相对于建筑成本而言并不那么重要。保留一定比例的风景区一方面是西方校园规划的通例，一方面也有为学校长远发展储备土地的考虑。从大的趋势来看，未名湖畔的四所男生宿舍后来仅仅增加到六所只是权宜之计，若不是因为全面抗日战争爆发、招生人数再次波动等一系列不可预见的困难，在燕京大学校园内至少还应该增加两组四所以上的男生宿舍，果然如此，对于未名湖南岸的山水地形，势必有不可漠视的影响。[2]

　　燕大的校园规划充分考虑了长远的公共需要，一切以此为准绳。校园建设开始的要务之一，就是铺设自来水、供热管道和电气线路， 并且将管道线路深埋地下，这些管道供全校使用，而不是供某一个人专美。为了保持湖区的幽静，未名湖区没有为某一个人提供特别的便利，即使年长的教授和学校主管也不能例外；但在未名湖区以外的地方，便设置了可以行驶重型车辆的机动车道，以方便大众出入。

　　燕京大学的规模从一开始就远小于今天的大学，因为战争等原因，最终也没能大规模扩张，所以它才能比今天的大学更像传统的中国园林。尽管如此，这样生造出来的“中国园林”规模依然是有限的，它和当代大学的公共使用之间，依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它的持续存在其实是个偶然。

　　未名湖中那个曾寄托着和珅“蓬岛瑶台”遐想的湖心小岛，无论是茂飞原先设计的拼贴式的中国小园——斯克兰顿-路思社交岛，还是今天北大对它的使用都不强调“通达性”，但在燕京大学时代，在这个作为全校社会活动中心的小岛上，我们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最终岛上建成的主要建筑， 只有一座以路思家族命名的“思义亭”，亭前是一块开敞空地，几十排椅子摆在那里，可以轻松容纳一个中小型的集会，可以供全校师生就餐，甚至还可以作为露天“课堂” 的所在——比如燕京大学国剧社等一些社团的活动都在岛上进行，校方曾经请来人称“侗五爷”的傅侗，也就是治贝子园的前主人，在燕大教授昆曲的选修课，授课地点也设在岛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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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被赋予社交中心角色的湖心岛上最终只建成唯一一所建筑

　　搬入燕园后，北大对湖心岛的经营使得小岛变成了一个树木葱茏、曲径幽深的所在，应该说，这样的安排或更能表现未名湖区清幽的性格，但已和燕京大学“社交岛”的愿景相去甚远了。

　　更进一个层面，如我们在讨论建筑的“中国样式”时所提及的那样，在20世纪20年代逐渐掀起的民族主义风潮中，燕京大学校方希望通过校园规划实践中对“中国样式”的强调，鼓励中国公众主动参与大学的建设。广义上，这是一种有意识地构筑“公共空间”的努力，而“公共空间”建设落实在具体的建筑规划实践上，就是从“使人闷迷”的乱石缭垣到“校园”中开敞的湖心岛的历程。

　　1911年民国建立以后，全国各地陆续有一批皇家园林和私人园林向公众开放，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原清代皇家的社稷坛及其附属建筑改建的中央公园，为纪念1925年在北京去世的孙中山，中央公园最终改名为中山公园。

　　“公共空间”在中央公园中的出现，不仅仅表现在昔日的皇家禁地对公众开放，同时也表现在园林所有权和管理方式的变化，以及游览公众对于园林使用的一定程度的支配。在这公园里不仅仅有轩敞宏伟的皇家建筑、古柏垂杨、使人难以忘怀的别致美食，更重要的是，这“公园”真正松动了传统园林空间里的等级秩序，从头秃齿豁的垂垂老人，到黄发垂髫的童子，从议员将军到贩夫走卒，从文坛领袖到京剧名角，理论上都可以在一个屋顶下乘凉欢聚了：

　　从前北平有位专门用俏皮话写小说的“耿小的”， 他说：“中山公园里来今雨轩是‘国务院’，因为一些政要公余都在来今雨轩碰头，谈点半公半私的事。长美轩叫‘五方元音’，不管哪一省的人，只要是家庭娱乐聚餐小酌，都喜欢长美轩物美价廉，豁亮凉爽，所以长美轩茶座客人最杂，乃被称为五方元音。春明馆是老人堂，柏斯馨是青年会。” 那真是形容得恰到好处。

　　在这种情形下，旧有园林的空间秩序和象征含义，将毫无疑问发生巨大的变化，这样的变化在燕京大学的个案中表现得尤为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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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北京三所经过改造向公众开放的园林在1936 年的收支情况统计可以看到，随着地理方位、公园大小、“游园”的趣味和社会意义的不同，它们的境遇并不相同，位于城区的中央（中山）公园有着最少的特别“景致”，受公众欢迎的程度并不亚于其他园林，但是收入最少，支出则与其他园林相仿

　　如果我们认同焦雄关于淑春园摹写福海景区的意见，那么，在和珅的小园中，仿福海的湖区建筑应该是遵循了与圆明园相似的空间秩序。“壶中天”的造景主题决定了整个未名湖区或福海景区是一个封闭的独立空间，这封闭空间的含义有二：沿湖岸的土山和植被形成了一个闭合的“逃逸空间”，它的造景是单面的，只有里子，没有外皮，这样就把“内”“外”相互配合的问题闪避过去了；与此同时，身处其中的人不必看到外界的景观，从外界也没有机会瞥见闭合空间内的景致，在这里只有环览四顾，没有偷窥觊觎的可能。

　　重要的是，这种原有的空间秩序建立在园主的绝对权威之上，和占支配地位的园主的期求休戚相关。福海中一湖三山所构成的“蓬岛瑶台”，依然是从汉武帝凿昆明池开始的传统造景主题，但值得注意的是，“蓬岛瑶台”和沿湖以全国著名风景为主题的各景区间形成一种看和被看，支配与被支配的空间关系，只有“蓬岛瑶台”上才建有皇帝的住所，是真正的可居可游之所，而其余建筑都不过是风景的一部分。湖心岛占有整个福海景区内唯一的不受遮拦的优势视点，而在湖岸上任何一处观景时，都会受到湖心岛的遮蔽而不能尽览所有风光——简单点说，皇帝可以方便地看到岸上，但岸上却不能方便地看到皇帝，一如法国传教士王致诚的观察：

　　从这里你获致的视野，可以见到所有宫殿以适当的距离遍布在这个福海沿岸的周围；所有山丘都伸展到此；所有溪流会聚在一起，不是溪水流向这里，就是这里的水流向溪涧；所有桥梁不是在溪头就是在溪尾；所有凉亭和壮观的牌楼衬托着这些桥梁；所有种植出来的树丛是用来区隔和装饰不同的宫殿，并避免住在里面的人会互相被窥视。

　　在燕京大学的规划中，一开始对湖心岛的规划就不是将其作为住宅而是作为全校的社交中心，这一点在茂飞1921年12月的方案中就已经明确，而教堂最终被移出湖区中心，更使得湖心岛成为一块富于磁力的空场。事实上，湖心岛位于大学行政区和男女校之间的中心地理位置，决定了它绝不仅仅只具有“审美价值”。在最终实现的规划中，燕京大学校方抛弃了烦琐的设计：岛上的建筑只建思义亭一所， 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个湖心岛的面积；原先象征着海上仙山起伏地形的棱嶒小岛，变成了一块清理出的空地，成为一个全校师生员工的集会场所。这一做法必不同于和珅淑春园中的造景，虽然可能有些寡趣淡味，却在公共使用的问题上无比切题。

　　燕大校园内的小湖和湖心岛依然是全校建筑规划的“中心”，只是这空洞的“中心”的意味，更多地建立在它对全校共同社区的凝聚力上，而并非个人权力对空间秩序的支配。

　　由此，陈树藩注定将不能在此归隐于他想象中的“林下”。

　　1925年4月30日，在费城，有一个我们尚不知姓名的，或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学习建筑的中国人，帮助燕大纽约托事部完成了司徒雷登的住宅设计。早先费城的居礼先生和太太（Mr. and Mrs. Kurrie）表示愿意捐建一所校长的住宅，司徒一度表示谢绝，但他大概想到这间房子可以不仅仅为他所有，还可以为学校的社区生活起到些作用，还是接受了这所最终由冰心命名为“临湖轩”的校长住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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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徒雷登的住宅暨校长办公室“临湖轩”

　　虽然建筑样式上，临湖轩的纯中国风格早有定论，它的位置却引发了燕京大学内部对于校长在学校生活中意义的争论。纽约托事部认为校长住宅最好不要建在校内，这样可以使得他和他的家庭免受无谓的袭扰，保证他们生活的隐私。身处美国的托事部成员觉得这道理是如此显然，即使费城捐款人的意见也不足为凭。但是，司徒雷登和一部分学校的同事却坚持认为，校长的住宅在校园中为好，只有这样校长才能成为整个校园生活的一部分。在理想化的情境中，司徒雷登认为自己不是独裁者，甚至也不完全是一个家长，而是同学的朋友和知心者。

　　托事部的意见既然不便违拗，学校工程处最终决定，将校长住宅放在未名湖西南岸的一个土山环绕的位置上，既不至于太喧闹，又在校园中心，它的环境相对隐蔽，建筑性格不事声张，学生们也不会感觉自己被校长“监视”着。

　　最终，校长住宅并不仅仅是司徒雷登的私宅，临湖轩的客厅、餐室以及几间卧室都归公众使用，每个学生都有机会来此举办和参加活动。除了一般餐聚茶会，还有婚典庆祝、学生舞会，它真正成了一个连接教师、男生和女生的纽带。据说，燕京大学著名的左翼教师埃德加·斯诺（Edgar Snow）拍摄的反映陕北苏区情况的影片最早就是在临湖轩播放的。

　　这种空间使用的“公共性”并不是空穴来风，它取决于空间营造和设计的语境中特定的社会权力关系和政治意图。燕京大学校方所提倡的“公共性”，和中国人理解的带有乌托邦色彩的大同社会的“公” 有所不同，每个人都有权利使用和参与公共空间，但同时他们也对此负有责任——利用临湖轩的学生必须遵守学校的规章制度，维护好房间的清洁卫生，更重要的是，他们应当把这种便利看成是有利于公共福祉的手段，而不是一种坐享其成的免费福利。正如白瑞华提醒燕大师生的那样，建造来供全校师生使用的湖上游船“属于全校师生”，但这个“属于”是指大家都可以负责任地使用，而非将其当作自己的所有物。

　　显然，白瑞华强调的是一种主动参与奉献的“社区精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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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刊于1931年《图画时报》的燕大溜冰比赛合照

　　于是，在为学生年刊撰写关于湖上游乐的文章时，燕大学生胡宝衡正确地理解，“对大家来说燕京是一个绝好的所在，并不仅仅是因为它美丽的风景”，还是由于它“带有社交性的娱乐活动深入人心”。他进一步写道：“虽然湖很小而且没有出口，它却有益于社交。”湖上的滑冰或游船在他看来不仅是一种娱乐，而且也是一种“燕京人不容忽视的社交练习”。“湖就像南方的茶馆，”胡宝衡说，“当下（男女）校际的合作还不是太现实，但湖上溜冰的合作却是一个相互理解和帮助的好例子。” 那些往日里自矜自持的学生，无论他们是什么出身，都在冰上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入冬以后，花神庙高搭喜棚，非有他故，为供冰客之取暖，初习冰戏，乐不敌苦，必得人搀架而驰，推椅徐行，亦能渐进，精娴之后，则内外两曲，运足如飞，从容笑谈，尤博一粲，某猎士初旁听于冰场，手持小册，记其进退疾徐之姿势，归室溜试，咸喜合节，于是巨其帽球，博其衣领，以肩负履，分置前后，噫气作声，阔步入场，陡闻戛然，声如裂帛，及视猎士，已犊裈碎而玉山颓矣，然猎士面不改色，徐起微哂曰，“不意卧溜式竟若是之难”。

　　“溜达溜达在湖边”，燕大的公共娱乐要求大伙都要“起哄”—— 否则，就是再大的开放空间，也没有什么公共性可言。这种空间的公共使用中虽没什么高深道理可讲，却朴素地揭示了米万钟曲折幽深、使人“闷迷”的旧园林，和巨大而有效的现代公共场所间的差异。

　　建设“校景”的历程也不是校景委员会的独角戏，学生们也做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燕大迁校不久，整个学期都有学生花费自己数个下午的时间从事挖土方的工作，运动场等一批公共设施就是由学生帮助而建立起来的。

　　这种社区生活并不仅仅是穷苦人的“搭伙”攒份子，在年轻的燕大人心目中，它可以令他们为将来进入社会做好准备：

　　图书馆散后，熄灯以前，为募款家出动之时，宿舍内足音跫然，频闻剥啄，率皆手持绿簿，笔搁耳间，口中喃喃，若忧若喜，乐善者虽一再解囊，面无吝色，好义者则于慨助之上，必写无名氏三字，以树隐德，若敷衍面子，则详审捐册，觅其最少数而照填之，惜金之士，往往闭目佯睡，势难幸免，则从容婉辞曰，“鄙人对贵团宗旨，尚未了然，容稍考虑”，不幸值于甬道梯口，则转入浴室，侧耳屏息，等其去远。

　　这些年轻的业余“募款家”已经不是闹着玩的大孩子了，他们是一群名副其实的未来政治家——在未来的几十年中，他们中间不乏各领域的学者专家，甚至包括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黄华、龚澎、李慎之……

　　“校园”中的社区生活和从前的社会空间实践相比，既是私人的，又是公共的，在正式成为社会的一分子之前，每个人在这个空间中都磨砺自己的禀性，保持和培育自己的个性特征，但同时，不管是否情愿，他（她）又不得不给出自己的一部分隐私和自主权利，任凭别人评说或调笑：

　　陈文仙：言古论今，谈空说有，中的剖微，辩辞利口， 广溥福音，洗化童叟，告往知来，三寸不朽。

　　……

　　宋以信：小宋萧洒出尘，已不输华伦梯诺，要讲浪漫政治，却比他还有一日之长。

　　……

　　陆庆：女士不但是文学家，并且是一位有眼光底Political Pamphleteer（政论家）。不信，请看附刊上她的时论， 那一篇不教你拳拳服膺？

　　……

　　吴广钧：小官僚风神外伟，黄中内润，道上遇见你，不免先要对你“莞尔而笑”，等你和他招呼，他却又“端”起来了。

　　……

　　T'ien Ts'ung：氏虽长不满三尺，而心雄万夫，抱烟斗狂，富主席热，书擘窠字绝佳，有神童之誉。

　　今天，这群少年“选民”之间的戏谑已经成为一种惯常普遍的人生经验，就像《燕大年刊》的编辑们自己总结的一样：

　　……大学教育只是要养成一般社会上的平凡人， 不是要产生英雄，准太子，名媛，偶像，所以这“大选”底目的，是为成就一个全校普遍的兴趣， 这般选民含有popular（大众的）的性质，实在说起来：这不但是友谊底推崇，知交的调侃，并且仿佛还带着些细致的“起哄”……

　　在旧有的社会结构里，固然也有书院经院之中，同学同伴之间的“年谊”，或是科举士子的交游，但它们很难是一种大规模且“popular” 的现象，不曾被放到“校园”这样一个特定的物理场所中去。更重要的是，即使在八十年前，这“养成一般社会上的平凡人”的社会理想，也还是一种中国传统中罕见的新鲜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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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往于海淀校园和北京城内的校车是一个“小社会”

　　在湖光山色间，一种新的成长模式就这样诞生了：

　　“五楼”在燕大学生宿舍楼中是独一无二的，因为它实际上算不上是个“楼”，而是一个小巧玲珑的两层的“阁”，底层只有3间宿舍，楼上可能多一间，而其他宿舍楼每幢都有数十间房间。“五楼”在燕园内的地理位置绝妙。它正在未名湖畔，面对着通向岛亭的道路的入口处。坐在我们的房间里，抬头便看见波光漪涟的湖水，湖畔的石船，近处的株株垂柳，远处的水塔。真是湖光塔影尽收眼底。冬季湖水冻结后，那挥舞着冰球杆子穿梭滑行的溜冰人和他们发出的阵阵欢笑声，往往会引起在室内读书的我们抬起头来，神往地注视片刻。

　　一度，司徒雷登想说服陈树藩和燕京大学的同学们“分享”湖滨的五楼（湖滨楼）或六楼（平津楼），那也就是他向燕大“借住”临湖轩的模式——名义上这建筑为陈树藩所有（捐赠），但事实上归大家一起使用。但最终，陈并不能接受这种“亦公亦私”的分享模式——陈树藩或许永远也不能理解，在他欲求而终不可得的未名湖北岸，是什么让上面那段文字的作者念念不忘。那感人至深的并不是窗外的秀丽风光，而是室内同学们“偷”灯夜读的情景：

　　……宿舍里按校方规定到晚11时也要拉闸熄灯的。但是我们住的这个“五楼”的电闸似乎同其他楼不同。拉闸时只断了电路两根电线中的“地线”，而“火线”不断。于是前辈老同学便秘传下来一个“窍门”：用一根皮线的两头各去掉一小节包皮，露出铜丝。每次校工拉闸断电以后，我们便拉上自制的黑布窗帘，把皮线的一头挂上电灯泡上端突出的铜尖头，另一头接触住窗前的暖气片，使它起了代替地线的作用，电灯就又亮了。我们还各用黑纸制作了一个灯罩，罩上它，灯下就只有饭碗大小的一块地方是亮的，从室外窗外很难发觉。

　　多少年后，作者坦然说，这便是“偷”灯夜读的由来，俗语说“挑灯夜读”，他们既然已不再用油灯，当然不可能再“挑”灯了。所以这“偷电”的办法，我们可以称之为“偷灯夜读”。

　　至今记忆犹新的是：几乎每晚11 时左右，住在对门房间的冯祥光（冯之丹）就会来敲门，然后伸进头来，做个鬼脸，用英语问道：“有什么可吃的吗？”每逢这时，老丁就装出生气的样子，喊道：“滚，滚，滚！”于是大家哈哈一笑。

　　到了燕京大学的校园建成将近八十年后，少年人朝夕共处间，“公”与“私”的融和，“受礼”和“犯规”的并存，已经成为一种中国各地共享的经验。时光流逝，但那拉闸熄灯、扯线偷电的故事不还就像是发生在昨天？

　　  注释：

　　[1]陈树藩选择未名湖北岸作为他的住宅所在， 其中一个原因是此时博雅塔已经建好，陈树藩认为东南方的塔可以给他的临湖住宅带来好风水。见Gibb to North, 1926/10/7,B332F5083。最终，1927 年1 月24 日，燕京大学财政委员会（Committee on Finance）否决了陈树藩的要求。司徒雷登受命请求陈树藩在别处寻求他客居燕园的住宅。巧合的是，“体健全”中的“体健”两斋，也即燕京大学的湖滨楼和平津楼如今已经被改造成为大卫·帕卡德国际访问学者公寓，也算是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陈树藩在此地寻觅“客卿”落脚处的心愿。

　　[2]燕京大学的规模从一开始就远小于今天的大学，因为战争等原因，最终也没能大规模扩张，所以它才能比今天的大学更像传统的中国园林。尽管如此，这样生造出来的“中国园林”规模依然是有限的，它和当代大学的公共使用之间，依然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它的持续存在其实是个偶然。

　　[3]白瑞华提议由燕京大学的中国和美国教员共同修建一条邻近燕大校园的地方道路，他认为，这将使某些中国教工和学生产生更强的兴趣，因此可以帮助他们区别什么是“公用”什么是“为公”。白瑞华质疑说，现在在中国教工和学生中有一种情绪，他们认为“大学的所有设施就像阳光和新鲜空气一样是上帝赐予的免费礼物”。见Roswell S. Britton to Stuart, 1926/10/25, B345F5465。就在燕大规划的初始阶段，大学就已经估计了这种公共性的意义：一方面校园将“吸引许多经过学校门前的旅游者”的注意力，这种声名将为大学带来“财政援助”；另一方面，他们同样希望这种声名能够“培育在大学教育中的中国公众的兴趣”，加强“公众精神的影响”，如学校所预计的那样，在将来他们很快就会“有至少一半的管理者是中国人，并且有数目稳定上升的中国教授”。比“数目的变化更基本的”， 是“他们对指定大学政策的义务和责任”。“Meeting of the Executive Committee of the Board of the Manager of Peking University,” 1920/02/13, B302F46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