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伦理道德论文十篇

　　传统伦理道德论文篇1

　　关键词:伦理道德;现代转型;重构

　　我国传统道德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前后相继,交相更替,在几千年的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丰富的伦理思想和价值观念,形成了具有独特内容和风格的传统美德,有诸多的道德规范,有丰富的践履道德规范的德行,有如何实现道德建设的教育思想,有我国文化独到的修身之道,以及道德名言、理论,等等。这些内容不仅是对社会生活秩序和个体生活秩序的深层设计,也是社会健康发展的重要条件,更是社会正常运行的重要保证。今天,进一步探讨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转型与重构,对于我国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基本特点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博大精深,形成一个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儒家伦理思想更全面、深刻地反映了我国古代社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结构,适应了封建统治的需要,占据核心和主干地位。

　　儒家道德思想和道德学说中的核心概念是“仁”。“仁”的最高原则是“爱人”,其核心在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以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推己及人、将心比心,是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基本准则和要求;而将这样一套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准则扩充到社会政治领域,提出“礼仁”一体,使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是儒家伦理的鲜明特色。这使得儒家伦理在漫长的我国封建社会具有了与封建政治一体化的正统地位,对当时社会秩序的调整和传统文化的继承都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并具有如下基本特点:

　　1.修身养性,打造内质

　　修身是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中最具特色的概念,也被称为“修德”、“克己”、“正身”、“修己”。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人性本善,同时又认为如果没有一番修身慎独的功夫,本性的善是无法转化为现实的善。要实现这种转化,首先必须做到律己修身。孔子认为,修身是根本,“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礼记·大学》)这样的修养功夫,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维护人伦关系和整体秩序,其基本精神是“求诸己”,也就是对自身厚责,严以责己,宽以待人,即“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而“求诸己”的最有效的方法是慎独,“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中庸》),这就是说,慎独就是在自我独处时要严于律己,戒慎恐惧“,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经过这样的修养锤炼,人们就可以成为品质高尚、节操坚定的正人君子。修身为本的思想影响了封建社会两千余年,不仅知识分子多形成“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的安贫乐道的气节,而且一切志士仁人把修身作为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和前提,作为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和道德理想的基础和前提,毕其一生去追求、去践行[1]。这种重视修身的道德思想影响了整个中华民族,不仅在知识分子群体当中,而且在广大的劳动人民当中都表现出重视追求精神生活的民族品格。

　　2.克己奉公,注重整体

　　传统伦理道德强调人们要有社会责任、国家责任、家庭责任,强调每一个人应对社会做出贡献。因此,人们的家国意识、乡土情结特别浓厚,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至上,是重视群体价值的最突出体现。在大一统观念的支配下,国人都应以国家统一为乐,强调为社会尽责、为天下尽忠的献身精神。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传统道德重视群体价值的又一体现。在宗法制下,家族是个人实现其个人价值的保证,因此只有维护家族的利益,才能实现个人的利益。群体拥有支配的权利,个体则只有服从的义务,个人只有克制身心,服从群体,才能与世俗融洽相处。重视国家、群体的利益,以家族为本位的集体主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来源之一,它形成了国人顾大体、识大局、以他人为重、以集体为怀的情操,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天下为公、克己奉公的美德[2]。这种美德,培育的是对社会、民族的义务感、历史感、责任感、使命感。历来为我国人所推崇的“以天下为己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种道德观念的反映。

　　3.先义后利,见利思义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坚持尚义不尚利,提倡先义后利,以义制利。孔子告诫人们要“见利思义”,见到利益要想到道义。同时,孔子根据对义利的不同态度划分出君子和小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倡导要做讲究大义的君子,而不做只讲利益的小人。孟子更进一步认为“何必日利?亦有仁义而已矣”[3],董仲舒更概括出“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4]的命题。“重义轻利”这种道德观念是“君子”追求的道德观念,因为“君子”只有通过节制人对利欲的追求,自觉“存义去利”,才能保持国家清廉和公平。这种义利观注重社会公利,引导人们为国家和百姓作贡献,这是一种积极的社会本位的义利观。这种义利观造就了中华民族积极向上、追求完善的民族心理和民族素质,也培育了一批为国家、民族的利益勇于献身的民族英雄、爱国志士,如岳飞、文天祥、于谦等,他们以自己的生命实践了成仁取义的理论,给后世留下了气壮山河的英雄伟绩。

　　二、传统伦理道德在社会转型中所受到的影响

　　我国传统伦理道德对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一切以往的道德论归根到底都是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的产物”,总是“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获得自己的伦理观念”[5]。而我国传统伦理道德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是封建生产关系,在对小农经济与封建政治关系的思考中,儒家探索出与封建经济基础相适应的纲常伦理,并使之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但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形成以及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人们的民主观念、法制意识不断增强,在价值判断和经济判断之间也不断发生着无法回避的矛盾甚至冲突,作为有悠久历史的传统伦理道德,受到了现代社会强有力的冲击,产生了很多负面影响。

　　首先,传统的伦理道德只注重人们的道德教育,而忽视了法律、法规等手段对社会管理的作用,破坏了法律的独立性,阻碍了法律的形式化,导致了法律的道德化。究其原因,由于我国传统农业社会和改革前的计划经济体制,基本上是伦理或政治一元化的社会,由此造成长期以来的道德一元化。而改革开放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已经走向多元化,一元化的道德规范已经不适应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对多元化道德的需求,便在若干领域造成道德规范的缺失。

　　其次,在处理个人与社会关系时,强调树立群体意识、整体意识。传统道德中公私概念非常模糊,一方面只有家族利益而没有个人的独立地位;另一方面又是“一说是公家的,差不多就是大家可以沾一点便宜的意思”[6]。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有是公有,公有是共有,也没有公私之分,没有个人产权边界的概念。而市场经济的基本价值取向是求利,利润追求的最大化和利益占有的利己性是市场经济行为的根本特性,离开这一点就不会有市场经济行为,也不存在市场经济。在市场经济中商品生产者的行为目的,都是为了赚取最大利润,实现价值的最大化。这就要求充分尊重人的个性、能力、自我选择和自我实现的权利,克服传统的“义务型”伦理的强权倾向和片面性。

　　再次,传统的伦理道德提倡重义轻利,国家要不以利为利,个人要以义为重,甚至产生“以贫为荣、以富为耻”的扭曲的道德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直接导致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不能也不可能把发展社会生产力、追求物质利益作为社会的基本问题和价值目标来加以解决、规范和追求。

　　综上所述,个体的道德理性是有限的,特别是在社会转型时期,各种新旧伦理观念相互冲突,善恶是非界限非常模糊,这就需要社会以制度的形式,建立一系列明确的社会道德规范,告诉人们什么是应当做的和不应当做的,协助个体确立正确的伦理道德观。同时,个人的道德意志也是有限的,往往难以克制自私欲望的膨胀,在社会转型时期尤其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制度所提供的约束,包括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都可以强化个体的道德意志。

　　三、传统伦理道德现代化重构的路径

　　迈进新世纪,在我国社会广泛而激动人心的现代化转型中,不只是现实社会关系的重新整合,同样面对着对于传统伦理道德的重构、整合、创新。那么如何来重构呢?不能因为传统伦理道德存在的某些问题而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重新建立一套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应本着批判继承,综合创新的原则,并根据现时代的特征,建立符合我国特色的伦理道德体系,本文认为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实现道德与法律的统一与互补

　　虽然传统伦理道德中有其消极的一面,如等级特权、尊卑有序的观念是为自然经济和专制制度服务的,与现代社会极不相容,但诚实守信、等价交换,公平竞争等道德在现代社会仍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传统道德应客观评价,有效利用,做到真正的扬弃。另外,道德习惯的形成,除传统的劝导、说服、教育外,还需要一定的强制性。在市场经济中某些人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如假冒伪劣、权钱交易、损坏公物等,仅靠道德约束是不够的,必须运用法律手段维护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因此要改变重德轻法的传统,逐步确立法律的权威。同时,我们应看到道德规范有其立法的必要性,这既可以保证社会变革中道德规范的更新,又可保证已形成的道德规范的贯彻执行。此举是重建现代道德文明,树立道德新风,防止道德沦丧的重要途径,也是强化伦理道德观念与强化法律意识同步进行的有效方式。当代我国的法制现代化是我国人民在现有的历史条件下展开的法制变革运动,它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特色。

　　2.强调社会价值与个人利益的统一

　　我国的传统社会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关系为纽带的道德社会,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逐渐形成了一套庞大而又严密的道德文化体系,并由此衍生出一整套缜密的道德规范,将人们的言论和生活,自内心深处纳入传统经济需要之网络。在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之间、个人与社会、国家之间利益关系在进行着不断的调整。市场经济是一种开放、竞争、民主、法治经济,虽然能够激发人们的竞争意识、开拓精神、创新思想和效率意识,但同时,市场自身的趋利性、排他性和商品交换等价值原则,容易引发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消极腐败现象。离开一定的经济道德基础,只能是金钱至上、物欲横流、信誉崩毁、甚至罪案丛生。因此,这就意味着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能仅强调个人利益或集体利益,而要更多地强调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的统一,将尊重和保护个人的正当利益与国家经济政策有机地协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集体与个人是互为目的的。一方面集体作为个人利益的代表应以个人为目的,在物质上根据社会公正原则尽力满足个人的正当利益,不断提高个人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水平,在精神上尊重个人的人格尊严和个性发展,促进个人利益的实现。另一方面个人在一定程度上也应以集体为目的,为维护和增进集体利益而努力工作。只有集体利益得到了满足,集体壮大和发展了,个人的利益才能更容易得到体现和实现。通过两方面的共同努力、相互促进,使个人和集体都达到共赢,从而促进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3.应建立一套完整的道德赏罚机制

　　通过注重人的心理需要、情感因素和对利益的要求,来引导人们的行为。道德赏罚机制就是赏善罚恶、扬善抑恶,它是社会运用利益机制对法律规范调整范围之外的个体行为进行的一种特殊的道德评价和调控方式。所谓“赏”,就是社会通过给予实施道德行为者更多的利益来肯定某种行为的合理性,从而昭示和倡导一定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所谓“罚”,就是社会通过剥夺实施不道德行为者的既得利益来否定某种行为的合理性,从而显示道德规范的权威性,以禁止不道德行为的再次发生。如对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等行为可通过树立典型、舆论引导等方法,对行为者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进行奖励,以保证行为者的利益;而对于不道德行为,如制假卖假、坑蒙拐骗等,我们应当通过各种媒体对其进行揭露和批判,并对其进行物质上的处罚,从而让人们分清是非善恶,对自身的行为产生积极的导向作用。

　　改革本身是对原来基本秩序的重塑,是一个从有序到无序再到基本有序的过程。无序状态的存在,既是社会发展的一种必然,也是再次走向有序的一个基本环节。今天讨论该问题,着眼的是“失”中有得,是在失去陈陈相因的传统后重新建构我们的伦理体系。社会转型时期迫切要求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使社会从动荡走向有序,从“个人伦理”走向“制度伦理”,这是当代我国道德嬗变的趋势。[论-文-网]

　　参考文献:

　　[1]王红武.关于我国传统伦理道德文化的思考[J].学术探索,2007(3):6-10.

　　[2]于铭松.论我国传统道德伦理[J].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4):92-97.

　　[3]魏英敏.当代我国伦理与道德[M].北京:昆仑出版社,2001:335-350.

　　[4]王殿卿.东方道德研究(第三辑)[M].北京: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1999:196-197.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2-134、434.

　　传统伦理道德论文篇2

　　一、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影響 

　　在对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教育资源。 

　　（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属于道德文化，注重培养人的道德情感体系。如今，青年学生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呈多元发展，出现了一些道德迷失的现象，因此，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工作需要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资源，以此来弘扬中国的传统美德，规范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 

　　（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源泉 

　　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教育资源可以作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思想源泉。如，农业社会中“仁学”的内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都可以作为青年学生的道德教育源泉，同时通过提炼、转化，可以将其合理因素渗透到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进而构建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体系。 

　　二、不符合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文化作为农业社会的政治附庸，中国传统文化也表现出较强的农业社会特征，传统文化中部分伦理道德内容也趋向于对封建礼法的学习和对个性的消弥。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与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相一致的内容，如诚信观念、礼让观念、敬老爱幼观念、尊师重道观念、团结友善观念等，也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的内容，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等级观念和以“三从”“四德”为中心的男尊女卑观念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的伦理道德教育一方面要甄别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教育价值取向的教育内容，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另一方面，要甄别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内容，对于传统文化中激进、落后、阻碍当今社会与人发展的糟粕，则应摒弃和改进，以适应当代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 

　　教育。 

　　三、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在对青年学生进行道德伦理教育的过程中，要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其成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 

　　（一）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先公后私、重义轻利的思想，并渗透着“尚公”“公忠”的道德思想，表现出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胸怀天下的情怀也正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和思想根源。在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引青年学生以前人为榜样，培养学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构建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道德品质，强化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谦虚礼让精神的延续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人自古讲究谦恭礼让，谦虚礼让也成为中国伦理道德的民族特色。“虚己者进德之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等，都将谦虚作为自我修养的原动力。面对当代青年学生，可以培养青年学生“孝敬父母、尊重师长”的道德规范，培养其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谦虚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质，也是形成和谐社会秩序、文明的社会风气不可缺少的道德规范，面对青年学生，谦虚礼让也可以表现在对待学习、知识技能的态度上，激励青年学生不断追求，不耻下问，克已让人，宽容待人，并以此来践行青年学生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 

　　（三）诚实守信精神的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将诚实守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言必信，行必果”，“以诚为本、取信于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当代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诚信教育的内容。挖掘这一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大学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传统伦理道德论文篇3

　　一、优秀传统文化对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影響 

　　在对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重要的教育资源。 

　　（一）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 

　　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就其本质特征而言属于道德文化，注重培养人的道德情感体系。如今，青年学生的价值追求和价值观念呈多元发展，出现了一些道德迷失的现象，因此，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工作需要寻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优秀文化资源，以此来弘扬中国的传统美德，规范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 

　　（二）优秀的传统文化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内容源泉 

　　教育的价值取向是历史的、具体的、发展的。传统文化中优秀的教育资源可以作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思想源泉。如，农业社会中“仁学”的内涵，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做人之道，都可以作为青年学生的道德教育源泉，同时通过提炼、转化，可以将其合理因素渗透到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教育中，进而构建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体系。 

　　二、不符合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传统文化的消极影响 

　　文化作为农业社会的政治附庸，中国传统文化也表现出较强的农业社会特征，传统文化中部分伦理道德内容也趋向于对封建礼法的学习和对个性的消弥。因此，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有与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相一致的内容，如诚信观念、礼让观念、敬老爱幼观念、尊师重道观念、团结友善观念等，也有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冲突的内容，如以“三纲”“五常”为核心的封建等级观念和以“三从”“四德”为中心的男尊女卑观念等。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青年的伦理道德教育一方面要甄别传统文化中符合现代教育价值取向的教育内容，并赋予其新的时代精神和内涵。另一方面，要甄别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教育内容，对于传统文化中激进、落后、阻碍当今社会与人发展的糟粕，则应摒弃和改进，以适应当代青年学生的伦理道德 

　　教育。 

　　三、发挥优秀传统文化促进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积极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在对青年学生进行道德伦理教育的过程中，要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养分，使其成为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资源。 

　　（一）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 

　　中国传统文化中始终贯穿着一种从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出发，先公后私、重义轻利的思想，并渗透着“尚公”“公忠”的道德思想，表现出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这种胸怀天下的情怀也正是青年伦理道德教育的民族根基和思想根源。在伦理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教师可以指引青年学生以前人为榜样，培养学生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的爱国主义精神，并从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中吸取营养，树立“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构建爱国家、爱民族、爱人民的道德品质，强化青年学生的爱国主义情怀。 

　　（二）谦虚礼让精神的延续 

　　中华民族是礼仪之邦，中国人自古讲究谦恭礼让，谦虚礼让也成为中国伦理道德的民族特色。“虚己者进德之基”“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等，都将谦虚作为自我修养的原动力。面对当代青年学生，可以培养青年学生“孝敬父母、尊重师长”的道德规范，培养其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同时，谦虚礼让是中华民族的优秀道德品质，也是形成和谐社会秩序、文明的社会风气不可缺少的道德规范，面对青年学生，谦虚礼让也可以表现在对待学习、知识技能的态度上，激励青年学生不断追求，不耻下问，克已让人，宽容待人，并以此来践行青年学生伦理道德的行为规范。 

　　（三）诚实守信精神的发扬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将诚实守信作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言必信，行必果”，“以诚为本、取信于人”都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思想，也是当代青年学生伦理道德教育、诚信教育的内容。挖掘这一传统文化资源，对于大学生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协调各种人际关系及促进和谐社会建设都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传统伦理道德论文篇4

　　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去粗取精、古为今用，使用整体描述定性的研究方法意义不大。正确的方法是将其中仍有生命力的文化因子剥离筛选出来为现代社会所用。虽然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作为满足中国传统社会秩序的工具，其对社会的报答力在整体上已经基本丧失，但并不等于它的具体构成因子均一无是用。剥离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精华”而“今用”的工作可分为五个步骤进行。第一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进行分解；第二步是对分解后的儒家伦理文化因子加以梳理考察；第三步是加以评价分析；第四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被评价为好的文化因子做进一步的比较和优选；第五个步骤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还有潜在价值的文化成分进行改装。

　　关键词：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文化构成因子；文化报答力；操作理性；价值理性

　　对为中国道德建设效力的中国伦理学来说，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一个不可逾越的背景和话题。这不仅在于它是我们身边的一个现成的思想资源库，一笔巨大的既得文化遗产，更重要的是，在当代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中，我们仍能读到儒家文化的遗传密码。

　　像对待一切传统文化一样，对待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也要去粗取精，古为今用。然而更进一步的问题，即“如何去粗取精？如何“古为今用？”却很少被人从操作化的层面论及。于是在文化热持续了多年的今天，我们仍不见有多少具有社会共识的文化精华被从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剥离出来，更谈不上在现实中被派上什么用场。

　　一、反思把握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方法

　　若想利用传统儒家伦理文化，自然应先弄清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什么。

　　对此问题，人们一直热衷于从整体上加以概括定性，如说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本质是什么、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根本精神是什么、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有哪些特征等等。此类研究方法，固然有其道理，也似乎是一种应有的描述性研究视角，但仅此却与“取精”、“今用”无补。更有弊端者，则是让人如坠迷雾，不知所从。因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仅从典籍上看就不计其数，其中又有不同学派、不同流变、不同观点，这就使今天的任何一种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整体性概括和解说，都不难从中找到于已观点有利的大量文献资料来加以佐证。结果就像我们业已看到的：各种定性观点纷至沓来，个个都是言之有理，持之有故。所有这些依据各取所需文献资料而建立的观点，因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定性不同，导致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评价亦有不同结论：有的认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妨碍现代化进程的羁绊，应予摒弃；有的则认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加速实现现代化的民族优势所在，需加弘扬；还有的认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只是解决后现代社会问题的济世良方，在中国现阶段尚未到启封动用之时……不论这些颇有百家争鸣、百花R放态势的解说和评价如何有理有据，可在根本方法上却是无法相互证伪的。也就是说，谁也证明不了与自己论证方法相同而结论不同的对方不对。这就决定了这些相互对立的见解永远不能在讨论中分出谬误，达成共识，结出正果。既然如此，又遑论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取舍利用？

　　这种“只开花，不结果”的讨论方式，如果不是意味着我们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认知方法已到了必须洗心革面之际，也至少表明，我们再也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面如此笼统地谈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了。

　　对民族的、传统的东西， 不可感情用事，恣意褒贬，而应待之以冷静而理性的分析判断。

　　任何形态的文化，如同人类的一切物质创造物，归根到底都是人或社会为满足自己的某种需要而创制的用品或工具，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亦如此，它作为一套知识体系、价值观念和规范的总和，就社会而言，是人们认识社会、整合一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发端于两千多年前，以纲常伦理为骨架，具有浓郁崇古尊老、重农抑商色彩的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为适应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和大一统宗法等级社会的需要而生成的，尽管在历史上它曾是十分有效而成功的社会秩序建构工具，也曾一度同其他社会要素一起给中华大地带来无与伦比的辉煌，但随着这一社会结构的消解和远去，其固有的文化报答力在整体上已经耗尽用光。就个人而言，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同样是一套让个人如何适应顺应皇权宗法社会和封建纲常伦理的人生观，它仍然在整体上于今无益。由此而论，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在总体上是根本无法与现代社会结构接轨的，犹如一付不再对症起疗效而只剩下负作用的过期药方。

　　不过，药方失效并不等于构成药方的所有药物成分的全部失效。在数不清的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典籍中，既有为社会统治者服务的各类理念学说，也有对天地人的关系的体认、理解。除此而外，还有许多诸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①“三人行，必有我师”②“朝闻道，夕死可矣”③“舍生取义”④“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⑤一类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它们并不受限于某种特定的社会结构，而是基于人类社会的一些共性需求。

　　因此，在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只有这些具体的文化成分，才有可能直接进人现代社会，而如何将它们从整体失效的药方中剥离筛选出来，就成了现代国人面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基本任务。

　　二、剥离筛选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精华的方法

　　剥离和筛选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可按五个步骤进行。

　　第一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进行分解。

　　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作为民族理性与智慧的展现，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操作理性，一是价值理性。操作理性包括处理各种道德事务的方法，一般是由各种事实判断构成的描述性理论；价值理性包括对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的规定，它们均是由各种价值判断或价值规范构成的。按照韦伯的观点和分类，学术界一般是习惯于把“工具理性”作为“价值理性”的对应概念的。但我以为此种称谓不确，因为任何形态的文化归根到底都是主体的人或社会为满足自身的某种需要或达到某种目的而创造出的工具。儒家文化亦如此。它是用于整合一定社会秩序的工具，和让个人在这套社会秩序中安身立命的方法。因此不独儒家文化中的操作理性是工具理性，价值理性也同样是一种工具理性。

　　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价值理性，主要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儒家伦理的道德规范，它又可进一步区分为道德准则、道德范畴、道德原则等要素。其中，道德准则是数量最多也最具体的行为价值规定；道德原则是最基本、最主要的行为价值规定；道德范畴则介于前二者之间，往往是对某个方面或某个事务的一系列行为价值规定的统称。

　　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操作理性是围绕价值理性而设立的，它也包括若干要素，即道德设计的方法、道德传释的方法、道德教育的方法、道德评价的方法、道德调控的方法、道德修养的方法、道德选择的方法、道德研究的方法，等等。上述概念中须略加解释的是：所谓道德设计，是指对道德准则、道德范畴和道德原则的设计；所谓道德传释，是指对道德规定的传播、解释、宣传之类；所谓道德调控，则是指让大众如何能遵守道德的各种社会化手段。

　　第二步是对构成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各种要素分别进行考察、梳理，看其是些什么，有些什么。

　　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操作理性部分的考察和梳理，大致可归结为以下基本问题：

　　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氛围下的传统道德是由谁设计的？是权威、精英还是大众？是怎样被设计的？采用的是些什么方法？

　　传统道德是由谁传播、解释的？是怎样被传播解释的？其方式方法有哪些？

　　传统道德教育是由谁负责的？包括哪些内容、环节、渠道？

　　传统道德评价是由谁承担的？是组织化的评价 还是非组织化的评价、抑或兼而有之？评价方法有哪些形式？

　　传统道德的调控机制是何结构？有些什么样的具体调控方法？又是怎样利用社会赏罚机制的？

　　传统道德修养和传统道德选择的目的、内容和标准、指标是什么？都有哪些方式方法？

　　传统道德研究是怎样进行的？都研究了些什么问题？

　　等等。

　　同时，还要考察以上各种传统做法得以成立的条件又是什么？

　　对上述各类基本问题的研究，全都可以分别地单独进行，也不必讲究什么先后次序，而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价值理性部分的考察与梳理则最好从道德准则开始，其道理是道德准则明晰具体，查有出处，不存歧义，而道德范畴和道德原则则较为抽象。因此，只有当我们弄清不计其数的传统道德准则可分为哪些类型？各类型规范的代表性表述是哪些？其含义是什么等一系列问题之后，才便于进一步弄清传统道德范畴和传统道德原则有哪些？各有何含义等问题。

　　第三步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经考察梳理的各要素及其各个具体成分进行评价。

　　研究传统儒家伦理文化是为当今道德建设所用。就道德建设而言，道德准则、道德范畴和道德原则等价值理性是其实质、目的，而道德设计、道德传释、道德教育、道德评价、道德调控和道德研究等操作理性则是其方法、手段。操作理性既然只是方法、手段，只是纯粹的工具，自然可用于不同类型、不同性质甚至相互冲突的价值理性，因而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操作理性在价值评价上无所谓好坏善恶，而只有是否有效和效力大小的问题。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价值理性则不同，它们作为人的行为和品质的价值规定，首先就面临着是好是坏、是善是恶的拷问。因此，在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对操作理性部分的评价筛选和对价值理性部分的评价筛选，在方法上是要有所不同的。

　　对操作理性部分中某项具体成分即某种具体方法的评价，首先是将其与现行的同类方法进行比较，看其是现在仍在继续使用的方法还是已被尘封的方法。如果是现在仍在继续使用的方法，那就可以根据现代已有实践的结果来评价其效用如何，并根据评价的结果对之做出是留是弃的决定。如果是尘封已久的方法，则不妨启封一试，试后再根据其结果做出是否有效及效力大小的评价，以决定对它的弃留。比如“三字经”，原是古人进行道德传释的一种具体方法，后被废置，前些年经广东等地换以新的内容重新启用，证明效果不错。由此可知，这种道德传释方法属于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的精华成分，可以为今所用。

　　对价值理性中各种具体成分即各种道德准则的评价，则首先需要建立起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因为若无评价标准，道德准则的好坏优劣便无从谈起。评价标准不统一，则无法达成社会共识。而事关公众利益的道德规定若无社会共识支持，也就不具有被普遍推广的可能和潜力。一个特定社会的统一的价值评价标准应与该社会择定的社会终极价值目标是同义的。如今市场经济既然已是国人的共同选择，那么市场经济社会所固有的终极价值目标自然也就成了我们评价各种事物及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基本标准。市场经济之所以终被采纳，是因为它具有经实践证明迄今为止其他各种经济类型社会所无可匹敌的效率优势或效益优势，亦即所谓生产力快速发展的优势，所以市场经济社会的一大终极价值目标就是效率。与之同序列的还有自由、和谐。自由是效率的前提。市场经济是通过大幅度拓展个人自由选择的领域，使个人在获得空前多的发挥其潜能天赋的机会的同时，也为社会创造出了更多的财富。和谐是效率的保证。以竞争实现社会资源或社会利益的初次分配，是市场经济特有的激励机制，这一机制必须按照可使所有竞者地位平等、机会均等的和谐原则来设计建构，方能实现其对每个人都起作用的最佳激励效果，从而实现社会高效率。和谐，作为任何类型社会都不可或缺的终极价值目标，也是市场经济社会所必备的终极价值目标，它在市场经济社会的特殊意义是：在竞争中减少内耗，在发展中保持稳定，在分配中防止贫富两极分化。

　　评价标准既定，评价的操作化便变得可行。简略说来，就是用效率、自由与和谐这三项基本价值标准对传统道德价值理性的各种具体成分，或某个道德准则、某个道德范畴、某个道德原则进行评估。经评估，凡是与三大价值标准相符的，就是好的善的，否则就是坏的恶的。不过大量的实际评估肯定远比上述过程复杂。一个原因是对某些极其表层、具象的道德规范，往往并不好直接用三大标准进行衡量，而是需要由基本标准再派生更具体的价值标准、或经多层推论方能做出最后评价。另一个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用三大价值标准评价某一道德成分，有时可能会出现结论不一的情况，如“不患寡而患不均”这条规范⑥，虽符合和谐标准，却不符合效率标准，这时就需要动用深入的理性分析并根据二者利弊大小的权衡计算来决定了。

　　第四个步骤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被评价为好的文化因子做进一步的比较和优选。

　　经评价证明是好的那些传统道德成分或儒家伦理文化因子，不论它们是属于操作理性的还是价值理性的，并不一定就是最好的或最有效的，因而我们还应将其与其他同类型的伦理文化因子，既包括古代其他非儒家伦理文化的同类伦理文化因子，也包括当代世界各民族的同类伦理文化因子，放到一起加以比较权衡，只有在这种最广泛的比较权衡中被进一步证明为最适用或至少同等适用于市场经济社会的那种传统道德成分或儒家伦理文化因子，才是真正值得被我们在今天加以弘扬的。

　　第五个步骤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中形式上还有潜在价值的文化成分进行改装。

　　这个步骤是剥离和筛选传统儒家伦理文化的附加步骤而不是必须的步骤。无论是在评价抑或鉴别的过程中，我们都会发现，许多传统儒家伦理成分，仅就其形式而言还是颇有效力的，它们符合民族的表达习惯，易于传播，只是内容陈腐了。如果我们能保留其形式，换其内容，就不难使其恢复生命力。改装工作大致可归为两类。其一是对仁、义、礼、智、信、勇、忠、恕、孝、和等传统儒家道德范畴的原有含义先予倾倒，然后注入符合现代社会价值的内容和解说。其二是对某些大众耳熟能详的传统儒家道德准则重新加以诠释。譬如“知足常乐”，倘若我们仅将其限于个人的物质生活或消费生活，而不是原来包括事业在内的所有个人生活领域，那它就仍是一条明智而达观的好规范，于个人和社会都有益。

　　总之，我们对待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只有按以上五个步骤进行剥离筛选，才能切实地实现对它的取精今用。

　　【 注 释 】

　　①《论语?卫灵公》。

　　②《论语?述而》。

　　③《论语。里仁》。

　　④《孟子?告子上》。

　　传统伦理道德论文篇5

　　一、民族伦理文化研究

　　（一）民族伦理的基本理论与研究方法

　　在现代社会条件下，应该如何定位民族伦理，是研究民族伦理文化的前提和出发点。樊和平探讨了现代伦理形态下的民族伦理，认为面对全球化的冲击，“民族伦理”不仅面临繁重的文明任务，而且面临被分裂和自我分裂的危险。在现实中，尤其当“民族伦理”与“应用伦理”结合时，必须特别警惕由文明霸权演绎为伦理霸权，进而演绎为伦理帝国主义。伦理觉悟是人类的终极觉悟！“21世纪伦理觉悟”的根本乃是告别韦伯，在民族伦理、应用伦理的研究中开创一个伦理觉悟的新时代，开创一个人类伦理的新时代！

　　在整个民族文化中，伦理文化具有特殊地位。冯庆旭对民族作为伦理实体作了探讨，认为作为伦理共同体的民族与作为普遍物或普遍定在的精神的结合就是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是伦理精神的具体化，伦理精神内在于民族精神之中。伦理精神和民族精神实质上是一个精神，即民族伦理精神，亦即民族作为伦理实体的精神。伦理关系与伦理秩序共同构成民族伦理实体。

　　孙春晨提出以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研究民族伦理学，认为民族伦理学应主动采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以推进民族伦理学研究由抽象演绎向实证分析和文化解释的转变。深化民族伦理学研究，需要研究者面向普通人的生活世界，深入民间进行田野工作；需要研究者以历史主义的学术立场，探究民族伦理文化的历史变迁和现实状况。民族伦理学应关注不同民族用自身的道德话语和道德行为“书写”出来的道德生活史，在对人们日常交往生活的微观叙事中展现民族丰富多样的伦理文化。

　　（二）民族伦理文化的形成规律

　　一个民族自我意识的形成既是民族成熟的标志，也是认识和反思民族伦理的前提。徐嘉对“中华民族”的观念形成与传统伦理之转型进行了探讨，认为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近代以来，随着民族意识的觉醒，“中华民族”观念逐步确立，这一民族意识促进了传统伦理的转型，成为中国近现代民族伦理的重要基础。

　　郑维铭、郑丹凌对民族大融合与中华传统道德文化进行了分析，认为中华民族在其形成发展中，经历过不断的民族融合、民族同化的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相互吸收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华传统道德文化对于促进民族和谐共处、巩固民族融合成果、协调民族矛盾、奠定民族融合基础、加强民族凝聚力都起到了不可抹杀的作用。

　　赵庆杰对民族伦理的路径选择作了探讨，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走上了一条“人本”的、以家庭为核心的伦理型文化发展道路，是与民族童年时的经历密不可分的。从文化的源头上看，商周时期的“人学”转向决定了中国文化的“人本”而非“神本”的伦理型走向；西周时期周公的“维新”确立了家庭在伦理中的始点地位。

　　在民族融合过程中道德有何交互影响和意义？关健英以魏晋隋唐时期的道德生活为例说明，民族共同体不仅表现为共同地域、共同语言、共同的经济生活，也是文化的共同体和道德的共同体。在魏晋隋唐时期，民族冲突、对抗、融合的过程，也是各民族道德交互影响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各民族的道德既保留着本民族特性的一面，又表现出相互吸收、彼此接纳和认同的一面，造就了中华民族共同的道德心理和道德观念。民族融合不仅是血统融合，更是道德与文化融合。

　　（三）民族伦理与多元文化

　　全球化背景下，如何认识世界民族伦理文化之问的复杂关系？李伟对全球化背景下世界民族伦理文化的碰撞和对话作了深入分析，认为全球化自身的矛盾对世界民族伦理文化产生了两个重要的影响：一是现代性中的核心价值与世界各民族的伦理文化价值之间的碰撞以及世界各民族和多民族国家内部的伦理文化冲突加剧，从而使得世界各民族伦理文化间的对话显得更加迫切；二是总结人类历史上民族与宗教文化间的对话实践，和而不同、理解尊重、互爱合作、正义团结应成为世界各民族伦理文化间对话的基本原则。

　　田海平、张轶瑶对“伦理”的异域与世界主义的民族伦理观作了阐释，认为为了避免世界主义伦理和民族伦理两种伦理的“暴力”，世界主义伦理问题的讨论，只有置于多元民族伦理文化的“异域”，才可能具备一种使“他者成为他者”的文化理解。这是世界主义者的民族伦理观应当具备的民族性内涵。同样，民族伦理的价值承诺与文化守望，必须兼具一种合理的世界主义的伦理观——一种将“伦理”不仅带回到“民族家园”，而且带回到“人类家园”的价值关切，应成为世界主义者的民族伦理观的人类性内涵。

　　晏辉对现代性与伦理多样性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在一个以家庭、家族、村社为基本交往空间的社会结构中，伦理生态或伦理多样性便不会成为问题，也不存在相互间的承认和尊重问题。当将不同地域和不同文化之下的人们置于同一个社会结构之下时，伦理多样性就成了一个必须正视也必须重视的问题。在现代性语境下，如何承认和尊重相异的伦理体系就成了应用伦理学和民族伦理学不得不重视的课题。过一种整体上的好生活是这种研究所追求的最高目标；承认和尊重各种伦理文化体系的正当性是这种研究应该坚持的原则。

　　（四）少数民族伦理文化传统的现代转型与重构

　　潘忠宇对社会转型期民族伦理文化发展的方向、路径和任务作了分析，认为在当今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社会正处在转型期，现代化趋向使民族伦理文化面临向主流伦理文化趋同、被边缘化、被湮没的三重困境。由传统向现代的转换是民族伦理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对现代性的积极适应、对自身传统的主动扬弃、在新条件下的创新是民族伦理文化消解冲突并获得发展创新活力的基本途径。创建能够促进相互理解、宽容和共存的伦理文化将是未来民族伦理文化领域的客观需要和艰巨任务。

　　习俗文化是以风俗习性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形态。闫平对少数民族习俗文化的道德功能及当代传承作了探讨，认为习俗文化是民族伦理文化的集中体现，我国少数民族的习俗文化与汉民族的习俗文化相比，有其自身的特色，少数民族的礼仪、信仰、饮食、服饰、居住等习俗文化蕴含着重要的道德功能。面对少数民族习俗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困境，必须通过综合创新寻找有利于少数民族习俗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出路。

　　在少数民族地区，如何促进少数民族道德生活健康发展？郭春霞、于兰提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少数民族道德生活，认为在当今中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其体现时代和实践发展要求的本质规定性，为中国少数民族道德生活提供了精神导向和动力支持，而中国各少数民族道德生活的和谐发展又会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向具体实践行为的转化。

　　西部地区如何建设和谐社会？王永和对中华“和合”文化与西部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关系进行了分析，认为“和合”文化是中华文化的精髓；“和合”文化在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历史进程具有“黏合剂”的作用；“和合”文化与“和谐文化”一脉相承；“和合”文化是西部地区和谐社会建设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

　　二、应用伦理研究

　　（一）政治伦理

　　当前，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正在全面启动。如何实现中国梦？道德何为？陈少峰认为，诚信与爱是中国梦的基础。他认为没有诚信就不会有信任和五个文明发展质量的提高，没有爱就不会扭转诚信危机的现状。我们第一个中国梦是建立诚信，但是建立诚信不是靠提倡诚信，也不光靠制度，还需要有更多的人去做慈善和公益。

　　公正是应用伦理中的基本原则。马永庆对应用伦理中的公正原则作了深入探讨，认为在应用伦理的视阈中，公正是其内在属性，是调节各种利益关系的必然要求，也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整体的夙愿。公正是道德义务与道德权利的统一，道德与幸福的一致。实现社会公正，既需要完善社会机制，让社会成为“公正的社会”，也需要加强公正意识的培养与教育，使个人成为“公正的个人”。在公正社会和公正个人的相互作用中，普遍提高社会的公正水平。社会公正是社会和谐有序的基本诉求。

　　詹世友对政治领域中促进美德的方式及其限度作了探讨，认为传统社会把政治促进人们的美德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是因为那时个人处于政治的垂直统治之下，所以政治以培养民德、化民成俗为务。但是，近代以来，权利进入了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的核心，故政治领域中，权利的平等保护与对人们的高阶美德要求拉开了距离，政治要求人们具有基于权利的基准政治美德，同时也为人们自主追求更高阶的美德提供物质条件和精神文化环境，并容留足够的自由选择空间。

　　（二）行政伦理

　　行政道德文化是指直接影响行政道德活动与行政道德关系的各种心理、行为和精神活动状态的总和。鄯爱红对当代我国行政道德文化现状作了深入分析，从组织文化与社会文化两个维度，围绕行政道德原则、道德评价标准和道德行为习惯三个方面，对当代行政道德文化的现状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与分析，提出了建设当代中国行政道德文化的思路与对策。

　　王莹、景枫对社会管理创新的伦理路径作了探讨，认为伦理是人的内在软约束力量，它在管理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都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从社会管理的领域来看，伦理发挥作用主要是在职业生活、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三个领域。伦理要在社会管理中充分发挥作用，还必须有制度的支持与保障，形成伦理与制度的整合与互动。

　　节约行政是我国行政体制改革的必然趋势。廖小平、孙欢对节约行政进行道德考量，认为节约行政的核心价值观是节约为民，它与效率、公平、服务、责任等价值观具有内容上的交集。节约行政的道德规范是一定社会对行政机关与公务员履行节约之德的基本要求，包括肯定与否定的道德规范两个维度。

　　（三）生态伦理

　　曾建平、黄以胜对“生态人”何以可能作了探讨，认为“生态人”是基于人性的自我反思和应对当前人类面临的生存困境而产生的，融生态意识、生态智慧、生态行为于一体，以人与自然的和谐生存为准则，以人的生态性存在为目标的一种新的人的范式。她是一种对接生态时代的更高境界的人性假设，具有其存在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功利主义的渗透和消费主义的盛行给“生态人”的培育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为此要变革思维方式，确立生态思维；要变革消费方式，践行低碳消费。

　　路日亮、提出了生态伦理与理性生态人培育的内在关联性问题，认为生态伦理必须通过具有生态理性的人才能发挥作用。他们从“当代伦理精神的生态诉求、理性的偏失是生态危机的深层根源、培育理性生态人是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的重要途径”三个方面，阐述了当代伦理学的生态转向，剖析了工具理性和经济理性在指导人们生产、生活时所导致的理性偏失和道德缺失，阐述了生态理性人培育的具体内容，论述了生态伦理与理性生态人培育的关系。

　　（四）道德治理

　　道德治理是当前的热门话题和难点问题。龙静云提出，道德治理是核心价值观价值实现的重要路径。她以为，道德治理是我国各级政府和各类社会组织以及公民个人携手合作对道德领域突出问题进行克服和消除的活动和过程；道德治理同时又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播、内化和转换为人们的行为实践的活动和过程；道德治理从价值实践的层面，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从价值引领的层面，共同推进我国社会秩序的完善，社会资本的创造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

　　周中之、王亚娟对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的思路进行了反思，认为当前中国要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必须将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结合起来。从现实生活看，道德治理与法律治理相结合是治理根本之道，为此，必须建立事实的记录和跟踪档案。规范伦理可以通过相应程序，直接转化为法律规范，而德性伦理难以直接转化为法律规范，可以制定一些法律规范来支持德性伦理。法律治理必须体现道德的原则和精神，在立法、执法和司法中支持行善的行为和当事人，

　　（五）社会伦理

　　在社会交往活动中，人们应该如何处理交往关系？柴艳萍对社会交往的利益原则进行了分析，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中有着多种身份和角色，经常处理不同的人际关系、利益关系，与之相对就应该坚持不同的利益原则。经济生活中要进行等价交换，集体生活中要坚持集体主义，私人生活中要遵循礼尚往来，公共生活中要热心公益慈善。总之，不同的领域就要运用不同的利益原则，才能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各种利益关系，促进社会和谐。

　　发展现代慈善事业，必须实现我国公民由传统慈善意识向现代慈善意识的转型。单玉华对中国公民慈善意识转型的利弊因素进行了分析，认为在这一转型过程中，我国慈善事业的发展、传统文化的沉积、现代慈善意识的提升、西方慈善意识的影响、经济的发展、有关立法的出台，构成推动我国慈善意识转型的积极因素。与此同时，我国现代慈善事业基础薄弱、传统文化某些特质的制约、慈善事业负面事件的影响、慈善立法不健全，成为我国慈善事业转型的制约因素。

　　韩国徐圭善教授对体育运动商业化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体育运动商业化的伦理困境。

　　（六）道德教育

　　何为道德？如何教育？王露璐、李明建对涂尔干道德教育理论及其资源意义进行了反思，指出在法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时期，涂尔干提出了重建社会道德体系的思想，他以社会为基点，阐述了道德三要素，分析了学校对儿童开展道德教育的内容与方法。他们认为涂尔干道德教育理论对转型期我国学校道德教育有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陈桂蓉对传统美德教育制度化作了探讨，对传统美德教育制度化提出了三点建议：在国民教育体系中适度增设传统美德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课程，加大社会公共体系宣传传统美德的力度，纠正传统美德教育中的各种偏见；在道德典范的选择和树立上，积极挖掘传统美德内涵，实现公民道德与传统美德的有机契合。

　　传统伦理道德论文篇6

　　一、民族伦理学的基本理论建构

　　中国的民族伦理学经过二十余年的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但在研究思路、范式上，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和问题，这就需要学者们站在更高的时代水准上定位民族伦理学，深入研究和思索民族伦理学的相关问题。

　　(一)民族伦理学的学科定位

　　1.伦理学与民族学二元交叉论。潘忠宇、于兰认为，民族伦理学是一门介于伦理学与民族学之间的边缘性、交叉性学科，它以民族伦理道德为研究对象，它所关心的是不同社会文化中的民族伦理道德的形成机制、变化规律、主要内容、基本特征、功能作用等。

　　2.民族伦理学与人类学二元交叉论。孙春晨认为民族伦理学与人类学具有“亲缘性”，民族伦理学应当以人类学的视阈研究民族伦理学，实现民族伦理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

　　3.民族学、人类学和伦理学三元交叉论。蒋颖荣认为，应当将民族伦理学置于民族学、人类学和伦理学三者的关系中定位，民族伦理学是一门运用民族学、人类学的立场和方法研究不同文化背景下各民族道德生活的交叉性学科。

　　(二)民族伦理学的研究视角

　　1.内在性文化论。李伟教授认为，在文化哲学的意义上，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实践活动的对象化，是具有内在性、精神性、机理性的文化。从这个意义上，他把民族伦理的研究定位于文化哲学层面的内在性文化范畴。

　　2.民族伦理价值观念论。潘忠宇、于兰认为，民族伦理学研究中的关键是要做到伦理学与民族学研究视角的有机结合。在民族文化中起着核心作用的是价值观念因素，而民族伦理学探讨的重点就是民族伦理价值观念层面的问题。

　　3.民族政策论。熊坤新指出，研究民族伦理，不可忽视对民族政策的反思，民族问题无小事，所以从事民族伦理研究的学者，首先必须掌握民族政策。

　　4.综合民族伦理论。陈延斌提出，研究民族伦理学，应当把少数民族伦理、中国民族的主流伦理以及世界范围内的民族伦理结合起来，最终形成一个各民族一致的价值观。

　　(三)民族伦理学的起点

　　1.民族习俗逻辑起点论。王淑芹认为，民族习俗是民族伦理学的逻辑起点，但民族习俗中有“良俗”与“劣俗”之分，民族伦理学的任务之一就是从价值选择的角度评判民族习俗中的优劣元素。胡东原认为，民族学与伦理学的交叉点是民族习俗，这便是民族伦理学的研究起点。

　　2.文化哲学视角理论预设论。李伟强调把民族伦理文化作为内在于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中的内在机理和本质精神的特征。在此基础上，他从文化哲学的视角，给予了民族伦理研究四个方面的理论预设，即认为民族伦理文化是非线性的、选择的、多元的和内在的。

　　(四)民族伦理学的研究方法

　　1.研究方法创新论。杜振吉主张.在民族伦理学的研究过程中，不能简单套用伦理学的一般理论范式，而应当挖掘少数民族中生活化的东西。李培超指出，当今伦理学对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小，所以民族伦理学应该在研究方法上进行创新。

　　2.四方法论。潘忠宇、于兰认为，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性、边缘性学科，民族伦理学有其适合自身特点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一是经验描述方法；二是价值分析方法；三是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四是纵向比较和横向比较相结合的方法。

　　3.人类学转向论。孙春晨认为，以人类学的视阈研究民族伦理学，实现民族伦理学研究的“人类学转向”，不仅能够拓展民族伦理学的知识结构，而且有助于民族伦理学研究的方法论更新。

　　4.引入民族志方法论。蒋颖荣认为，民族伦理学现有的研究方法使得目前的民族伦理学学术研究和体系建构囿于一般伦理学的框架，难以挖掘多元文化背景下不同民族丰富多彩的道德生活的真实状态。而民族志方法的引入，将给民族伦理学的研究带来方法论上的变革。

　　5.借鉴自然科学方法论。王淑芹、高梅提出，研究民族伦理学，除了运用哲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方法之外，还应该借鉴一些自然科学的方法，比如实验法、统计法等。

　　(五)民族道德研究

　　1.民族道德的发轫过程。熊坤新认为，民族道德的产生，大致经历了如下序列的演进过程：(1)人类道德的真空――前人类社会的道德失范；(2)民族道德的雏形――氏族道德；(3)民族道德向民族道德过渡的桥梁――部落道德；(4)民族道德的形成一一民族道德。民族道德的发轫及其状态是一个历史的动态的过程。其中，氏族道德是起点，部落道德是中间环节，民族道德是前二者的结果。

　　2.道德的民族性与超民族性。唐贤秋认为，民族性与超民族性是民族化道德主体所表现出的两种相互联系的道德属性。道德的民族性指道德主体的民族道德差异性。道德的超民族性，则是道德所具有的超越不同民族主体自身的特点而为各民族所共有的属性。

　　二、民族伦理的意义与价值

　　(一)民族伦理中的和谐因子

　　1.民族伦理和谐因子与构建和谐社会。徐成芳、李博认为，我国各民族伦理的发展是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寻求普遍性理解的过程，其中蕴含了大量宝贵的和谐因子。

　　2.多元的民族文化中有和谐的元素。卫建国指出，研究民族伦理的宗旨之一，就是“多元和谐”。研究民族伦理，可以将和谐元素整理出来，使之以系统、体系的方式为所有民族共同吸纳。

　　3.对民族平等思想的伦理探析。韩中宜、马亮认为，民族平等思想蕴含的“公平正义、人文关怀、同舟共济、致思和谐”等民族优秀伦理，对正确解决我国的民族问题、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大意义。

　　(二)民族伦理与文化多元

　　1.民族伦理与文化多元。姚新中介绍了英国及西方国家与民族伦理学相关学科的研究状况，论述了民族伦理与文化多元的价值和意义。他指出，在当今世界，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文化的多元和谐、多元共存，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也是正确的选择。

　　2.对待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伦理态度。冯庆旭认为，对待中华民族多元文化的伦理态度，首先需要各民族对自身的伦理认同以及对中华民族这一整体的伦理认同，然后在此基础上相互承认、彼此尊重、理性宽容。

　　3.韦伯消解张力的融合型价值伦理的启示。冯璐璐认为，从韦伯的理论可以看出，伊斯兰伦理更多的体现为一种价值伦理而非工具伦理；但韦伯眼中的伊斯兰教又是富有鲜明的现世伦理色彩的宗教。这对中国构建和谐社会有启发意义。

　　(三)少数民族伦理对汉民族伦理重构的借鉴意义

　　“道德堕落”是学者对当下中国社会的真切关

　　注。陈文江、张言亮认为，与西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相比，汉族群众现在面临着道德沦丧的危险。而各种让西北部分少数民族同胞在这样一个道德沦丧的时代还能够坚持底线。在建构现代性伦理的过程中，我们有必要向西北地区部分少数民族同胞学习，重新找到自己信仰的基石，让伦理规范获得坚实的地基。

　　(四)民族伦理的自我意识与超越意识

　　1.种族认同与民族国家。陈家琪以锡伯族“西迁戍边”为例进行了阐释，认为锡伯族西迁是为了使民族国家成为一个以满族人为主体、但同时又是汉化了的统一国家。

　　2.作为生存意识和超越意识的少数民族文化。李兵认为，少数民族哲学集中体现在其文化的生存意识和超越意识之中，生存意识展现了人的始源性生命本性和人与世界的原初关联；超越意识表达了人类强烈的生命冲动和面向未来的生存意向。

　　(五)民族伦理文化的冲突与融和

　　1.民族伦理中的价值冲突与融和。尹强分析了民族伦理中价值冲突的“围城”效应，即两种不同步的文明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因惧怕“被同化”或“自我异化”而固守各自文化的合理性和内在追求，对异质文化的拒斥心态。何怀宏提出用发展和法律来解决民族矛盾，他认为，当前我们民族工作的思路应该是反暴力、保稳定、促发展，着力解决失业问题，同时要强化法律意识，强调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2.地方规则与普遍原则的差异与适应。陈其斌指出，在他自己已有的民族调研中，的确有民族地方习惯与国家法律相冲突的时候，也有藏区法检部门默认当地习惯在调节纠纷中效力的情况。这引起与会学者一个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就是民族伦理中的地方规则与普遍原则之间的差异、冲突及适应问题。

　　3.民族伦理中的地方性文化复兴与自我认同。王良范以黔东南苗族文化的变迁为例，认为，今天的黔东南苗人正在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将本土的地方性知识和现代性资源融合起来，以建构自己的文化转型和新的文化认同。

　　4.多民族国家中少数民族文化保护中涉及的主体问题。高兆明通过对“民族文化主体”与“民族文化保护主体”的概念分析，揭示了少数民族文化保护的基石是多民族文化间的平等与尊重，其核心是少数民族自身文化主体地位的确立与主体性精神的培育。

　　(六)少数民族伦理与民族地方社会和谐

　　卫荣凡从教育的层面探讨了对民族伦理的研究和建设。邓艳葵分析了壮族传统伦理道德在构建和谐广西中的生态价值。邓艳葵、赖佩嫒、覃冯还对壮族传统伦理道德对当代壮族大学生思想道德的影响进行了探讨。梁银湘、唐凯兴探讨了中华传统政治伦理在壮族地区中的传承与更张。胡滨从回族文化特征透析了回族居民的幸福感。王永和、张琳探讨了回族伦理文化对促进宁夏社会和谐的价值。李红梅分析了临沧南美乡拉祜族的和谐文化思想。

　　三、单一少数民族伦理文化研究

　　发掘单一少数民族的伦理文化价值也是这次研讨会的特点和热点之一。

　　1.回族的人性论、商业伦理及婚姻家庭观。梁向明将回族传统的人性论与儒家人性论进行对比，认为回族思想家秉承了伊斯兰教的人性论说教，认为人的善恶是由真主前定的，同时，他们又以儒家的人性论为立论依据，强调人的气质是可变的，从而使他们的人性善恶观既具有鲜明的伊斯兰风格，又带有浓厚的儒家伦理色彩。郭春霞认为，回族商人在伊斯兰文化的熏陶与洗礼下，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并具有鲜明价值取向的商业伦理。李斌运用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访谈了部分回族人士，概括了当代回族婚姻家庭观的特征。

　　2.维吾尔族的生态伦理观及现代价值。刘东英对维吾尔族生态伦理思想产生发展的历史进程进行了探析。努力曼?依米提结合自己对新疆天山以南的维吾尔族聚居区所作的民族生态调查，对维吾尔族的生态伦理观的现代价值作了探讨。

　　3.藏族伦理道德中的“附魅”和“祛魅”。刘海鸥根据自己对我国和川羌等少数民族聚居地进行的考察，对藏族伦理道德中存在的“魅”现象进行了分析。

　　4.蒙古族的畜牧经济伦理文化。斯仁将蒙古族的畜牧业经济伦理与生态结合起来，阐释了蒙古族畜牧业经济伦理的概况。

　　5.壮族岁时节日文化的伦理意蕴。唐凯兴、李栗茜论述了壮族岁时节日文化的伦理意蕴。孟立永考察了壮族传统婚姻道德生活现状及发展趋势。

　　6.土家族生命伦理。滕海滨从土家族撒尔嗬生命意识，解读了土家族“卵生太极”宇宙论的生命意识传递。

　　7.云南白族近代商帮道德文化和传统慈善伦理。杨国才对白族商帮道德文化作了系统探讨。王银春就白族传统的慈善伦理及其现代价值作了论述。

　　8.傣族的淳朴文化及政治伦理。雷希以傣族为例，向大家展示了他对傣乡“淳朴”文化的深入研究。李玉珍以西双版纳傣族为例，从政治伦理的视角切入，对西双版纳傣族传统社会中的优秀传统政治伦理思想进行了介绍。

　　9.佤族孝道文化的当代价值。艾兵有以佤族孝道文化为例，提出中国面临着严峻的养老形势，“中国式养老难题”的解决必须与民族传统道德有机结合起来才有可行性和现实性。

　　10.瑶族“度戒”伦理。刘莉论述了瑶传道教“度戒”仪式对瑶族伦理的影响，兼论了道教伦理对瑶族伦理的影响。

　　王磊在分组讨论总结时指出，对民族伦理的研究不能只注重差异，更需注重融合。

　　四、民族伦理典籍及跨学科研究

　　1.蒙古族典籍伦理思想研究。萨?巴特尔就《蒙古秘史》中的社会理念及伦理精神做了梳理和诠释。斯仁首次对《蒙古秘史》所记录的远古道德材料进行系统整理和分析，对该典籍中蕴含的氏族社会特有的氏族道德风尚进行了梳理。

　　2.回族典籍伦理思想研究。张学智考察了回族哲学家王岱舆的伦理思想与儒学的会通关系。孙振玉和胡玉冰就明清回回理学的相关文献中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探讨。

　　3.儒家典籍伦理思想研究。段吉福分析了德性伦理视阈中的孟子心性论。杨泽树论述了孟子“夷夏变”的价值意蕴。郑全从情本论和治世理念之弊的角度，探讨了传统哲学之主流――儒家道德哲学之蔽。

　　4.其他典籍伦理思想研究。唐凯兴、黄修卓就壮族布洛陀“体系神话”中的伦理思想等进行了学术探讨。张亚月对民族伦理视野中的民间宗教及其功用进行了论述。高宝丽从重读《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人手，认为恩格斯的家庭伦理观的核心是平等。

　　5.宗教学与民族伦理学的跨学科研究。很多少数民族的伦理思想是蕴含在其宗教思想中的。贾学锋和钟梅燕对藏传佛教教义思想中的伦理美德及其现代价值作了探讨。黄云明就百丈淮海禅学思想中的经济伦理价值作了史学的、宗教学的以及伦理学的阐释。阿不力米提?乌买尔-毕力盖就中世纪伊斯兰教哲学家法拉比的伦理思想进行了探讨。任军对纳塞尔《知识与神圣》首章“知识及其祛圣化”进行了解读。马慧兰以惠州伊斯兰文化为例探讨了宗教的价值。

　　传统伦理道德论文篇7

　　一、中国优秀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主要内容与规范

　　伦理指人伦道德之理，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中国伦理思想体系主要由三个方面内容构成:人伦关系原理,道德主体品格要求，人性的认同，概括地说,就是人伦、人道、人性o“礼”的人伦法则1二”的人道原理“善”的修养人性,构成中国伦理体系的基本结构要素。道德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以善恶、荣辱、是非等观念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和教育，以及人们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们的思想行为，调整人们之间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指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即社会成员应当遵循的符合社会规范的做人准则和处理与家庭、邻里、社会、国家关系的行为准则。中国优秀传统伦理道德范畴是指古今一以贯之的、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实际奉行的、对现代仍有积极影响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和内容。

　　中国传统道德包含内容很广泛，因而人们对中国传统道德主要范畴的概括也不尽相同。传统道德规范不等于传统美德。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精华，而传统道德规范中包含的‘‘三纲”、“三从四德”及“贞节“忠君”等封建伦理道德,则是应该摒弃的封建糟粕。根据传统的观点和现代中国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将中国优秀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基本归纳为公忠爱国、仁爱孝悌、诚信知报、谦虚好礼、勤俭廉正、中和宽容、修身慎独、明智自强、气节情操、重义轻利等十个方面。中国优秀传统伦理道德博大精深,笔者的归纳仍有待商榷之处,这是需要说明的。

　　二、中国优秀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价值刍议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内容丰富，多姿多彩,良莠并存。由于受到历史的、阶级的、社会的局限,难免带有一定的道德旧识,有的甚至是封建糟粕。但反映中华民族道德上的文明进步,体现全人类道德文明的具有长久思想价值的道德智慧是其主流。诸如上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等内容,对中国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积极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一)“公忠”爱国的道德精神

　　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始终贯穿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公忠”的道德精神。从《诗经》提出的“夙夜在公”《书经周官》提出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直到王夫之的“以身任天下”、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含有‘‘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国家、民族而献身的精神。也正是在重视整体精神的影响下，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磨难,长兴不衰，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坚忍不拔的民族伟力，就在于我们民族有着这种爱国、爱民的崇高道德精神。正由于这种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的根本道德价值取向，中国传统道德在个人与他人、社会、群体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强调“舍己从人’、“先人后己’、“舍己为群”。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把代表整体利益的‘‘义”，放在代表个人利益的“利”之上，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义然后取”，主张“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主张在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应以义为重，以国家、民族之大义为先，牺牲个人的私利（“舍生取义”。在全民族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倡导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的繁荣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放在个人利益、个人享受之上，这对于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智慧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为现代社会的人们妥善处理人际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系列道德智慧与原则，这些内容并不因为年代久远而失去光彩,反而因为其在历代社会中实践的积极效果而受到现代社会的普遍关注。下面择其要而举之：

　　一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仁爱”思想,是一种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道德精神。“仁爱”既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又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智慧。孔子主张仁者‘‘爱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要做到‘‘仁”，就应当做到“恭’、“宽，、“信，、“敏”、“惠”。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即要求人们替别人着想，同情人，敬重人，宽恕人、相信人，关心人，帮助人，待人以诚，施人以惠，与人为善。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道德精神，是一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它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助、互爱，与人为友，与天地万物为友，和谐共处。尽管在阶级社会中，普遍的‘‘人类之爱”是不存在的,但是,人类的“仁爱”精神作为一种积极的、健康的道德信念,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积极作用。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经济竞争、贫富差距等等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因此,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发扬中国传统的“仁爱”精神，有益于创造现代生活需要的同情弱者、互助友爱、帮穷济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等和谐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

　　二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律己重在修身,重在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特别重视“慎独”，这既是一种修养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观念,一种思想上的自律“五常”的内容实际是一个人修养应达到的标准，如果剔除其社会历史的痕迹,赋入现代社会新的内容,则其积极性是肯定的。宽以待人主要表现为中和宽容的道德内容,儒家提倡“中和’、“中庸”，实际含有和谐之意，强调凡事要在矛盾对立面之间保持必要的和谐,既不简单混同又不固执一端;所谓宽容,即允许别人自由行动或判断，耐心而毫无偏见地容忍与自己的观点或公认的观点不一致的意见。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儒家提倡“忠恕之德”，基本要求是以诚待人，推己及人，相互尊重、相互同情。具体内容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特别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切勿强加给别人，其已经成为先秦以来人们公认的为人处事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和基本原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仍然为人们所提倡和遵从。在人际关系中，如果对方有对不住自己的地方，只要不是重大原则问题,就应该尽量谅解别人,以求得人际关系的友好、协调、和睦。中国人以“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设身处地为原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以宽厚的道德人格打动别人，达到人际沟通的目的，在互动中达到人伦的和谐与人格的实现。

　　三是自知与知人。自知即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所处环境、素质能力特别是性格特征等方面要有客观、全面的了解。知人即对与自己构成社会关系的人要有全面地了解，这种了解不是凭印象而来,而是通过调研以及与对方交往中的实际观察而来。只有对自己和与自己打交道的对方有全面地了解，才能比较正确地处理人际关系,免致出现主观臆断、事与愿违等不良后果。传统伦理道德对此方面有比较精辟的论述，其中以老子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第三十三章）为代表，人贵有自知之明，但也要有了解、认识别人的智慧,这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基础；《孙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既是战争中的原则和取胜之道，也是处理人际关系明智之举。贞观名臣魏徽认为君主‘‘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得到唐太宗采纳“兼听”即广泛地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就能明白事情的真相，作出正确的判断。“偏信”即只听信一方面的意见,就会不了解真相,得出错误的结论。

　　四是注重诚信。中华美德因为性善论占主导地位，强调发挥自主自律的精神，所以特别重视‘‘诚”与“信”的品德。孔子认为诚信是做人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1言”的基本要求是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1言”可以训练人诚实的品格,也是取信于人的前提。诚与信，前者偏重自我行为，后者偏重与人交往言行。诚实守信是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是交友和从政的基本准则。“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是人们公认的做人准则。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的美德。完整地实践诚信之德,不但要做到对别人讲求诚信不欺,对自己也要做到言行相符。守信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与人交往中，也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相交也应以诚相待,恪守信义。信义不仅是做人的立身之本,也是国家的立国之本，国际邦交之本。诚实守信还必须做到不轻易许诺，这也是必须恪守的原则。

　　五是谦虚好礼。谦虚，即虚心，不夸大自己的能力或价值，不鲁莽或不一意孤行。“满招损，谦受益”，谦虚根源于人的辞让之心，其集中体现即在荣誉、利益面前谦让不争，在人际关系中互相尊重。好礼就是注重礼仪、礼节,讲礼貌。中国是世界闻名的礼仪之邦，“礼”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精神，好礼、礼让、有礼、注重礼仪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美德。礼貌、礼让、礼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是道德修养和文明的象征。谦虚好礼是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态度,是传统道德的重要规范,其突出体现在平等待人,注重礼仪,不高傲轻慢。即不论对方地位高低、富贵贫贱都一视同仁，以礼相待。还体现在永不自满和尊师重教方面。

　　(三）传统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

　　中国传统道德历来十分重视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应有的道德义务。《尚书》提出“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礼记礼运》，主张“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中国传统的人伦思想强调个人在不同的关系中应当遵守相应的道德义务。儒家特别重视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有序，“孝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长辈的“孝”即尊敬、善待,对下辈的“悌”即关心、爱护，被认为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不仅如此，儒家将孝悌之德扩展到社会，这就是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十分崇高的人伦精神。在现代家庭与社会、人伦关系中，我们应当大力倡导敬老爱幼、孝敬父母、夫妇有情、朋友有信等美德,使中国传统道德中一切有价值的人伦道德精神在新时代得以发扬。

　　(四）律己修身为特征的道德修养学说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占主流的是性善的信念和性善论的传统，深信人性中已具有道德的一切要素与可能,只要反躬内求便可完成道德修养，因此形成以向内探求、律己修身为特征的道德修养学说，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实现道德自我o《礼记大学》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的功夫,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二是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任何人都要以修身为本,没有例外。强调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可圣。加强修身养性,在个人利益与社会秩序、道德理想发生矛盾时，要努力克制自己的欲望，不放弃对理想道德的追求。相信人性中已具有道德的一切要素与可能,只要反躬内求便可完成道德修养,这种说法当然不符合唯物史观,但是在个人伦理道德修养领域，强调道德范畴的律己修身,这显然是有积极作用的。这种主张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对个人的道德约束与理想激励，其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在今天,律己修身为特征的道德修养学说仍具有现实意义。

　　(五）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和理想道德人格

　　主张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情况下,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是中国传统道德中一种非常可贵的道德精神，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和爱国爱民、无私奉献、自强不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君子”作为一切有道德进取心的人们心目中的理想道德人格。不论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的执著道德精神，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张子语录》）的高尚道德理想，其核心思想,都是要求人们超越个人的私利、私欲，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正义事业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准绳o《易传》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提出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膝文公下》），历来为仁人志士所推崇。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这种鼓励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的思想，激励着人们去精忠报国、匡护正义、抵御外侮、坚守节操、立德建功，对中华民族所形成的凝聚力和鼓舞力是无法估量的。理想道德人格是国民道德精神的一面镜子。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正呼唤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道德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提高民众的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境界,确立新型的具有现代思想特征的理想道德人格。

　　三、要正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负面影响

　　由于受自然地理环境和宗法制的长期影响，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难免存在相当数量的、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和糟粕。主要是它将伦理关系专制化、凝固化、绝对化，窒息了人性,扼杀了民主与自由，以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的理论之源。如：“三纲”、三从四德，提倡“贞节”，设立“贞节牌坊”，残害了无数妇女。

　　传统伦理道德论文篇8

　　论文关键词：民族地区；伦理思想；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世界各国有众多民族，不同民族有着不同的风俗习惯，因而有着不同的伦理道德观念，此民族认为是者，彼民族或以为非。这是伦理道德的相对性。当然，在不同民族不同的伦理道德观念之中，亦有诸多共同的相通的内容，这表现了伦理道德的共同性。各民族之间的伦理道德观念，可谓同中有异、异中有同。

　　伦理道德观念和准则，在各个民族处理内外民族关系，处理民族成员与民族整体以及与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时，发挥着重要的调适作用。因此，民族伦理道德是民族意识和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一个民族的素质，对一个民族的团结，对一个民族的发展，对一个民族的兴衰，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尤其是对民族成员的身心成长、家庭关系、事业发展，对民族整体的社会风尚、精神风貌、文明状况所起的作用，都是不言而喻的。

　　一、民族伦理学的发展及界定

　　民族伦理学的起源，可追溯至古代。中国早期的《山海经》、《诗经》、《离骚》、《史记》等著作中，都有关于国内外一些古代民族的伦理道德习俗的记载。在国外，希罗多德的《历史》、凯撒的《高卢战记》、马可·波罗的《马可·波罗游记》等著作，也大量记载了世界各国诸多民族的伦理道德习俗。…

　　19世纪，在巴斯蒂安、泰勒、摩尔根等人的著作中，已大量涉及到民族伦理道德的各种问题。如泰勒提到：“整个民族有自己特殊的服饰，特殊的工具和武器，特殊的婚姻和财产法，特殊的道德和宗教学说。”而摩尔根关于民族伦理道德理想目标的论述，已比较明确地表达了民族伦理道德是不断进步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民族伦理道德问题的探讨，尤其是对民族伦理道德的本质、阶级性、民族性等问题的深刻阐述，是人类道德认识论上的革命变革。如关于民族伦理道德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表现在某一民族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形而上学等的语言中的精神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在论及民族伦理道德的时代性和民族性时，恩格斯说到：“善恶观念从一个民族到另一个民族、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变更得如此厉害，以致它们常常是互相直接矛盾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革命导师关于民族伦理道德的种种论述，虽然还不系统，还不具备学科意义，但他们建立在科学世界观基础上的这些论述和看法，今天仍是我们开展民族伦理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具有现代学科意义的民族伦理学(ethno—ethics)，出现在我国80年代。它既是民族学下属的一个分支学科，也是伦理学下属的一个分支学科，或者说是介于民族学和伦理学之间的一个横向性跨界新兴边缘学科。因此，民族伦理学是综合运用民族学和伦理学的基础理论，来研究各个民族的道德现象、道德本质及道德特征；研究各民族道德的产生、发展和变化规律；研究各民族道德的功能及社会作用的科学。

　　二、中国少数民族伦理思想研究的现状

　　中国历来是一个重伦理、尚道德的国家。但是，在中国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尽管伦理思想极其丰富，将伦理学作为一门科学来系统研究的，却绝无仅有。而在有限的关于伦理学史和伦理思想史的论著中，几乎研究的都是汉民族的伦理道德观，很少涉及各少数民族的伦理道德思想和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除汉民族以外的55个少数民族，在各自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产生了丰富的伦理思想和文化。这些丰富的伦理思想和文化却因缺乏专门和系统的研究而长期得不到人们的重视。

　　从80年代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