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创作论文汇总十篇

　　电影创作论文篇（1）

　　二、联华时期:步入辉煌的导演与表演创作求索

　　上世纪20年代末，大中华百合公司因电影制作市场回报不佳等原因陷入顿困。1928年，王次龙与兄长王伯龙、王元龙组建三龙影片公司，拍摄了《续王氏四侠》等片。1929年，联华公司成立后，王次龙经过深思熟虑，放弃了与兄长王元龙的家庭公司式合作，选择加华:“以力重保守，愿惜羽毛，与元龙忤……改隶联华公司，自领一军，元龙亦另组龙马公司。”［1］在联华公司工作期间，是王次龙电影创作最成熟的时期，他独立导演了《义雁情鸳》(又名《逃情的哥哥》，1930年)。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件发生之后，他与、史东山、蔡楚生等一起，联合编导完成了影片《共赴国难》，并担任演出片中的华翁一角。1936年王次龙独立执导了影片《孤城烈女》。该片被誉为“联华适应时代需要的革命巨片”。

　　此外，他还以演员身份，与阮玲玉、金焰合作演出无声片《一剪梅》(1937);与蔡楚生合作《联华交响曲》之《小五义》(1937)和《王老五》(1937)。除了在联华公司拍片之外，王次龙参与了其他公司出品的《还我河山》(1933)、《壮志凌云》(1936)的拍摄，这些影片在当时均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王次龙此时的电影导演创作，较之以往有了一定进步。如他的电影比较注重演员表演和细节刻画，注重展现环境氛围，在特定的环境氛围和情境营造中突出人物的心理和性格。其时，有论者评论《义雁情鸳》时，便指出他的这一创作特点:“王次龙君拿他的特异的天才，丰富的经验，缜密的心思，聚精会神地导演这部影片。所有重要的剧情，他固能导使诸演员深刻地表现出来，尤其注意诸演员的小动作，一丝不苟，认真非常，精神始终饱满，真是难能之至，片中运用暗示法的地方很多。”［16］这一特点在王次龙导演的《孤城烈女》中也有突出体现，陈燕燕、郑君里、洪警铃、殷秀岑等人在片中的表演各具特色，且细节刻画丰富。如片中村民乘船逃难时，殷秀岑饰演的胖少爷饥饿难当，发现地上有一个吃剩的玉米棒，想吃又不好意思直接捡起，先用脚钩住玉米，然后慢慢移动，最后迫不及待捡起，一系列细节非常形象生动。在20世纪20年代中国涌现的男演员群体中，不乏像王次龙这样多才多艺的青年才俊。如吴永刚、马徐维邦等人都曾客串或主演过电影。但当他们成为导演后，大多专注于导演工作，本人很少再涉猎表演领域。但王次龙却不同，即便成为知名导演后，他对电影表演仍保有浓厚兴趣，并以具有个人风格的表演立足影坛。这种对电影表演的兴趣和追求，使王次龙十余年始终坚守表演领域，并成为抗战爆发前中国影坛一位别具特色的知名男演员。影星陶金在谈到解放前中国影坛的表演状况时，曾这样认为:“解放前，我们的影片在这方面很注意，演员的气质和形象不重样，不雷同，丰富多彩，各有特色。演员也是带着各自的生活经历、性格特点走进银幕来的。……男演员中，有风度潇洒的金焰，有壮如雄狮的张冀，有以气势功架见长的金山，有修饰精细的袁牧之，有快乐聪明的赵丹，有不温不火，似坏又好的王献斋，有工农型的魏鹤龄，有北京味儿的石挥，有厚诚老实的蓝马。还有像韩兰根、殷秀岑、章志直、王桂林、尚冠武、李君磐、王次龙、关宏达等各具特点的演员，……老少高矮肥瘦各有千秋，配在不同的影片里，正如汤里的胡椒，药里的甘草，增加趣味，丰富色彩。”［17］王次龙就是这样似胡椒、如甘草的演员。他的外形不属英俊偶像小生之列，但外形上的特点，也使他较少偶像明星个人形象的顾忌，为他提供了较大的表演探索空间，这种丰富的可塑性，让他在30年代的中国银幕上留下了众多难忘的形象。《一剪梅》(1931)中王次龙扮演片中的白乐德一角。与金焰饰演的角色英武帅气刚正不阿的性格特质不同，王次龙扮演的白乐德系喜欢追风逐蝶的脂粉将军。在演绎这个角色时，王次龙赋予这个角色较丰富的形体动作，展现人物的性格基调。如白乐德在陆军学校宿舍中登场亮相和白乐德初次拜访胡家并发现胡丽珠跳舞时，王次龙均用丰富的面部表情，展现了他对女性的陶醉姿态，呈现了白乐德的脂粉本色。王次龙在吴永刚导演的《壮志凌云》中扮演了一位伪装成卖药的汉奸，这个反派人物的表演也很有特色，在有限的出场时间里，王次龙为这一角色设计了适合人物身份的形体动作及面部表情。片中汉奸出场，在广场大力吆喝卖药的段落，王次龙运用手势和身体的形体动作，准确地展现了江湖贩卖药的吆喝、招揽生意的情境。在夜晚汉奸试图煽动诱惑田德厚做内奸段落中，王次龙设计了丰富的形体和面部表情展现人物挑拨离间的过程，以不乏设计的表情和手势，富有层次地展现出一个汉奸的阴险嘴脸，收到了较好的效果。影片公映后，有人这样评价他在片中的表演:“经过那沉着老练的演技，把奸险刁毒的汉奸姿态刻画得淋漓尽致，使人看了真会觉得他就是坏蛋。”

　　1937年拍摄的《王老五》是王次龙与蔡楚生、蓝苹、韩兰根、殷秀岑等人合作的作品，无疑是王次龙此时银幕表演的代表作。在这部作品中，王次龙一改此前在《壮志凌云》、《小五义》中的反派角色形象，扮演了一位善良、辛劳又不脱一定愚昧色彩的旧上海底层脚夫。《王老五》集中展现了王次龙银幕表演的特色。如他表演注重细节和形体表现力这一特色，在片中得到了充分发挥。王次龙饰演的王老五注重展现王老五善良、天真、滑稽的总体性格基调。如片中前半段王老五因35岁还没有娶老婆而哭泣的表演，具有滑稽的喜剧效果。王老五建好新房并准备摇篮后的害羞、被李姑娘用水泼出后照镜子哭泣的内容，展现他天真质朴的一面。李姑娘父亲去世后，王老五将房子让给李姑娘时的表演，突出了其善良的一面。正因为王次龙对人物性格的出色刻画，让这个人物亲切自然，鲜活立体，获得观众的理解与认同。也为影片后半部分控诉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展现王老五一家贫苦生活与悲惨命运打下了基础，让观众为王老五一家屡受生活重压的悲惨遭遇一掬同情泪。

　　三、民族主义电影创作旨趣、追求与国族观念的公众传播

　　如果说王次龙多面创作涉猎广泛是其显著特色，那么，民族主义电影创作旨趣和追求则是其另一突出特色，这一思想观念贯穿了王次龙的从影生涯。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起，电影界关于民族主义的探讨与关注日趋热烈。叶秋原写作了《电影上的民族主义》一文，1930年4月，《电影》杂志由卢梦殊组织编辑了“民族主义运动专辑”，发表了《中国需要有民族特征的影片》、《民族主义电影底建设》、《电影之民族性》、《中国应有底新兴电影》、《民族主义与中国电影》等文章。这些文章，对中国电影应该承担的积极发扬民族精神的使命进行了探讨。①如卢梦殊在《民族主义与中国电影》一文中认为:“电影……是民族主义唯一的出路。因为，它不特在史实上，在个性上可以给人见到一国民族的特征，并且，在个性的方面的展露上，也可以给人见到一个民族精神的表露。”［19］秋苑在《电影上的民族主义》一文中指出:“文化的或艺术的民族主义底特征不仅是为政治的民族主义作宣传;同时，它还映演民族的风趣，民族的生活，及民族的心灵。”

　　作为导演，王次龙的电影创作体现出较明显的民族主义情怀。其兄王伯龙在谈及王次龙弃学从影的动机时，特别指出王次龙对电影所具有的传播民族思想与民族精神的认同:“慨于国内人民毫无民族思想，较之上古‘公家有难，国中罢市辍耕以共赴之’，不及远甚，(次龙)遂弃其读书生涯。”［1］王次龙本人论及自己电影创作观念的文献也印证了上述说法，他说:“平常的玩意儿尽多都是只有一时的娱乐性，至于影戏就不同了。我们看了影戏，对于戏中的善恶因果于不知不觉中，会受着很大的感动。有时候，竟可以改变个人的行为和习惯，所以，影戏对于多数人，当然更发生关系了，因此影戏在人群社会国家里面都占有很重要的地位。那么，制造影戏者当然负有指导人群、改良社会、发扬国光的责任和使命。”

　　王次龙还认为:“我们四千年来遗传着的，勤俭忠实礼义仁侠的天性，确可以造成不少慷慨激昂的戏剧。多少伟人，英雄的传史，美人、侠女的遗事，其精神的崇美，大可作世界的表率，成人类的典型。这些有价值影片的材料，十年廿年也用不光，又何必定仿效外国影片的内容呢?……各国都想明白中国的情形，我们影界中人应该负起这个责任，赶快制造发扬民族精神的影片，教他们认识我们这个忠实和平的民族，现在我可以下一句断语，如果国片照上述努力的前进，必定能使世界各国人士注意，更能在世界影片的销场中占据一个地位。”［22］正是秉持上述观念的缘故，王次龙的电影创作中不乏民族主义意识的表达。正如王次龙的兄长王伯龙所言:“王次龙的导演影片，是以民族主义粗线条的立场著称在银坛上。”［23］“试观次龙历经大中华、三龙、联华、联合、大长城诸公司，所导、演诸片，如《清宫秘史》、《王氏四侠》、《自由魂》、《还我河山》，当可推知其对于宣传民族思想之努力。”［24］王次龙早在导演处女作《清宫秘史》的制作和宣传中，便展现了他的民族主义精神气质。该片广告如是称:“电影虽为游艺，但是不可不有主义……恐满清的恶浊景象，能在新中国人民的眼睛里，要发生一种不快的感想，故而把炮轰王宫革命成功的一段奋斗爱国精神去。名称上虽是好像描写清宫中的秘密秽德，其实主义是在惩恶除暴。把中华民国人民的革命精神整个的描写出来，而且又假阴曹来惩罚奸恶的情形，用电影艺术描写得活龙活现”

　　电影创作论文篇（2）

　　李行近30年的导演生涯、50多部作品，其创作始终不出民族精神、传统道德、家庭伦理的主题圈子。从中不难看出李行关注现实的品格、以中国文化为本位的创作立场和“文化中国”的气质、在意识形态与艺术追求的中间地带从事“主流”电影的创作、尽可能兼顾政宣要求和风格化的艺术表达、坚持将伦理道德的理想渗透进商业化的剧作构思、百般眷恋的乡土情结和爱国情结等等。以上也是历年众多论者一再论及的内容，在此不必重复。不过，同时也有一个不容抹杀的事实，就是李行电影还一直受到争议及批评。李行自己也很清楚，对于他的电影，有两方面始终是激烈争议的引发点。一是他的“煽情”作风，一是他的“保守”的伦理观念。那么我们就从李行作品的争议处入手展开评析，在下文我们将会发觉，这两方面的批评，也从另一个角度触及了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对他的深刻影响。

　　先说“煽情”。其实，与其判定李行是“煽情”，不如说他是十分的“重情”。李行作品一贯“重情”，尤重传统的伦理亲情。关于亲情的描写，在他的健康写实电影(如《街头巷尾》)、哲理电影(如《秋决》)、爸爸电影(如《路》、《吾土吾民》)、琼瑶电影(如《婉君表妹》、《哑妻》)、乡土电影(如《中的一条船》)、寻根电影(如《原乡人》)中都有鲜明体现……这是与中国人的抒情文艺传统一脉相通的。

　　关于中国文艺的抒情传统，其源流之久长，影响之深远，无论怎样描述都不为过。朱天文在《悲情城市十三问》一文里讲述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以区别西方文学的叙事传统，不仅仅是侯孝贤电影的学理脚注，也同样适用于李行的电影。她借用学者陈世骧的观点，从诗经开始梳理这条抒情传统的线索，楚辞、汉乐府、赋、元小说、明传奇、清昆曲，可说都是由名家抒情诗品“堆叠”起来的。(注：吴念真、朱天文《悲情城市》，台湾三三书坊1989年8月版，第12-16页。)不仅从民间文化的“小传统”(littletradition)的角度来看，这一抒情的品质，堪称民间文艺世俗精神的核心；而且根据考古学者和文化学者的考察与研究，抒情传统不仅仅局限在“小传统”，并与“大传统”(greattradition)同源。(注：关于“大传统”与“小传统”——1956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RobertRedfield发表《乡民社会与文化》(PeasantSocietyandCulture)一书，在该书中他提出“小传统”(littletradition)与“大传统”(greattradition)这一对观念，“用以说明在较复杂的文明之中所存在的两个不同层次的文化传统。所谓大传统是指一个社会里上层的士绅、知识分子所代表的文化，这多半是经由思想家、宗教家反省深思所产生的精英文化(refinedculture)；而相对的，小传统则是指一般社会大众，特别是乡民或俗民所代表的生活文化。这两个不同层次的传统虽各有不同，但却是共同存在而相互影响，相为互动的。”大小传统文化也可称为“高文化”与“低文化”、“古典文化”与“俗民文化”及“学者”文化与“通俗”文化等。RobertRedfield认为自己这一组大小传统的观念最适于研究古老的文明社会，如印度、伊斯兰和中国社会。见李亦园《人类的视野》，上海文艺出版社，1997年4月版，第143页。)

　　1993年10月，在湖北荆门市郭店村出土一批竹简，共13000字，含18篇学术著作，即著名的“郭店楚简”。据学者庞朴介绍，“郭店楚简”提供了许多我们过去从不知道的“儒家之秘”，其中就涉及重情的思想：“我们以前一直认为儒家相信性是善的，情是恶的，因此所有有关儒家修养的书都好象是道貌岸然、远离七情六欲的、不食人间烟火的。可是这一次竹简的出土基本上摧毁了我们的观念。竹简里面有好几篇谈情的重要性——道始于情。人道从哪儿来的?过去我们一直认为从性来的。因为儒家认为性本善，从性善里面派生出人们的道德规范来。可这一次它明确说，道始于情，从情开始了人的道德规范、人的行为准则。这个思想我们以前不敢想也不敢说，这是儒家的一个秘密。”(注：庞朴《郭店楚简探秘》，《北京晚报》2001年4月6日，第26版。)

　　既然“道”始于情，那么“文以载道”的“文”、“影以载道”的“影”也应当有“情”。而“情”、“道”之间的渊源，来自儒家文化传统的“有情的宇宙观”。关于“有情的宇宙观”，学者韦政通是这样解释的：“中国传统的哲学，以儒家为主，儒家哲学中最基本的一个概念是仁，仁的基本性质是感通，所以能感通者在有情。……仁，内在于人说，为人心；超越于人说，又是万物之性。仁周流于人与自然之间，促成人与自然的相感通，人与人的相感通，以及物与物的相感通。从儒家的观点看，万物莫不相感通。万物莫不相感通，也就是万物莫不有情……儒家认为天地万物乃一生化的历程，是一有情的生命体。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就是说，人能由感通之道，与天地万物融而为一的意思。了解这一类的玄思，必须了解它的基础是定在情字上：人与人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物与物之间的不隔，由于情；人与天地万物，统被连系在情的交光网中，此之谓有情的宇宙观。”(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

　　在“有情的宇宙观”基础上，韦政通先生又说：“中国传统中第一流的文学，不是纯粹写景的山水文学、自然文学，而是融情于自然山水之中，情景交感的性情文学。”(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44页。)归根结底，亦在一个“情”字。由是观之，李行导演一贯的“重情”作风实在是受中国文化传统、文学传统的深入影响所致。

　　至于李行的“保守”，我们知道李行选择坚守“影以载道”的传统立场不改变，一开始是由于在台湾特定的历史情境下，电影从业者不得不苦苦寻找政治、商业和艺术三者之间的通约点，结果是找到一种折中方案，“拍摄一些既反映台湾现实又符合政宣要求，宣扬中国伦理道德，在票房上也能有起色，不担风险的电影”。(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2页。)同时，李行自己讲：“我的作品重点，多半强调父母子女间的亲情，这一点，与我的家庭环境极有关系，在我的感觉里，上一代与下一代应该是协调的，不应该是叛逆的、相抵触的，人类感情，没有比父母对子女更真诚无私，我的父母，都是虔诚的佛教徒，是传统保守的中国人典型，所以我最服膺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是受了他们很大的影响。”(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

　　1958年，四位台港地区的新儒家学者牟宗三、徐复观、唐君毅、张君劢共同署名发表《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宣言》的副标题为《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标志台港地区新儒家作为一个思潮的崛起。而当时的政府是把儒家学说作为“官方”意识形态来支持。由60年代中后期开始，在台湾大力推行“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积极动员权力体制内的各种电影资源——李行是“中影”公司的大导演，自然不能置身事外。而为他所拳拳服膺的传统伦理道德，又恰巧与政宣内容不谋而合。所以，他的“保守”作风，他的一系列“保守”作品，还有这样一个历史与文化的背景不容忽视。

　　那么“传统的伦理亲情与教育，正是李行导演作品中的主要元素，也可以说是他的美学核心，他的导演三昧”(注：黄仁《一代大家：维护中国传统伦理的美学——李行主要作品述评》，载《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0年第2期。)——这亦是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政治语境之下，不得不采取的一个在政治上相对中性、在艺术上符合表达愿望的主题区域和题材空间。至于李行在后来政治限制相对宽松的时期仍旧坚持其“保守”作风，如何看待当然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毕竟创作者有坚持自己风格的权利与自由，而且无论怎样的艺术家都不可能不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局限。

　　二、影以载道：美是道德的象征

　　李行的电影，是以传统的眼睛看传统，以之为“健康”标准拣取现实素材，有论者认为是将现实渲染、美化、构造成传统眼光下的现实：在传统眼光先于一切、居高临下的注视下，一切社会现实的外在现象，经过过滤、筛选，都被儒家的传统精神统摄起来、凝聚起来。“事实上就是传统的伦理主题落实到某种层次人的生活中，而使得观众能更真实地领会其情感而已。”(注：陈飞宝《台湾电影导演艺术》，台湾电影导演协会、亚太图书出版社，2000年3月版，第53页。)

　　无论多么剧烈的内在或外在冲突，无论上一代与下一代之间多么疏远、多么隔膜(如《路》、《浪花》、《原乡人》)，在“仁爱”精神、忠恕之道的感召下，对立都化解，问题都消弭，隔膜被穿透，距离被拉近，在心有灵犀般的感动、共鸣中，走向人际和谐的圆满，在作品中的小世界实现儒家的道德希冀与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就是“亲亲爱人”的实践与圆满。

　　李行的“保守”，尤其他作品中一以贯之的道德伦理观念，其实也和“有情的宇宙观”有着微妙联系。中国的传统哲学，受“有情的宇宙观”影响，始终没有能够和文学划清一条界限，“情”与“理”之间缺乏明确区分。为了以文载道，多少损失了文学的独立性，即，给文学的表达定下一套先验的哲学理念，虽然这一理念与情感有关，可一旦成为定式，就难免理念先行而情感在后的说教嫌疑。儒家思想对中国文艺作品的这一消极影响为诸多论者提及，而在李行的电影中也确有说教过多的痕迹。同时，这种天人感通的哲学传统，造就了儒家文化的一大特点——泛道德化的伦理主义系统。在儒家的道德思想中，视道德原理为“先验”的道德原理，“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可谓无处不在，无时不有。

　　先验(apriori)一词，借用自康德哲学。根据康德的解释，先验就是先乎经验的意思，同时，也包含对于一切人、一切可能情况都适用的必然的、普遍有效的意义在里面。凡是先验的原理，都不必由经验来证明，它是不证自明的。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都属于这种先验的道德原理。孔子说：“我欲仁，斯仁至矣。”意思就是，只要我要求实现仁，那么仁就可以实现。实现仁的条件，既不依靠知识，也不需要任何外在的经验，唯赖人的意志。还有孟子著名的四端之说，作为儒家的四大德目，代表儒家所厘定的行为规范。这些德目的根源是为人心所固有的。(注：韦政通《论中国文化的十大特征》，载刘志琴编《文化危机与展望——台港学者论中国文化》(下)，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52页。)这样把儒家的道德抬高到的层次，倒颇能帮助我们理解，李行的人伦道德的理想为什么始终渗透在他的电影作品里，构成贯穿其整个电影艺术生涯的重要特色。从而，李行作品中这一普泛存在的、居高临下的道德高姿态与传统中国人的文化心理同源共流，面对受过传统文化精神熏陶的中国/台湾观众，正符合他们的“期待视野”，因而一度获得相当广泛的认同。特别是李行的健康写实作品，撷取现实的素材，按照儒家的精神进行理想化的人物塑造与情节设计——与其说是反映现实，不如说是提升现实；与其说是描述现实，不如说是美化现实。道德精神的和谐与完满是李行作品主题一贯的、先验的归宿。所以，李行的大多数作品，不是“现实”的，而是理想的；不是再现的，而是象征的。内中渗透出的影以载道的“理趣”，成为其美学风格中不可或缺的基本构成。

　　康德在他的《判断力批判》中专门论述过“对美的理知兴趣”，他把审美判断理解成不仅仅是纯粹的审美，而且是部分地具有理知性的趣味判断。“当心灵思索自然美时，就不能不发现同时是对自然感兴趣。这种兴趣是临近于道德的。”(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的译文为“当心意思索自然的美时，就不能不发见自己在这里同时对于自然是感到兴趣的。这种兴趣按照它的亲属关系来说是道德的。”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145页。)在此，道德的理念通过“象征”而感性化，成为审美——“趣味归结乃是判断道德理念的感性化的能力(通过二者在反思中的类比)”。(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5页；宗白华译文为“鉴赏基本上既是一个对于道德性诸观念的感性化——通过对于两方的反思中某一定的类比的媒介——的评定能力”，载康德著、宗白华译《判断力批判》(上)，商务印书馆1996年6月版，第204页。)康德在美的分析中把“纯粹美”/“自由美”和“依存美”区别开来：前者如花、鸟、贝壳、图案画、无标题音乐，属于纯粹的形式美，是非功利、无概念、无目的的；后者是指“依存于一定概念的、有条件的美，它具有可认识的内容意义，从而有知性概念和目的可寻”，即并非以线条等纯粹形式而引起美感的对象如人体、园林、建筑等等。(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3页。)康德将“依存美”看作是高于“纯粹美”的，指明“依存美”才是真正的美的理想，提出“美是道德的象征”这一著名美学命题——例如白色象征纯洁，或把自然景物类比于一定的观念而成为美等等。李泽厚认为：“中国古代艺术中的松、菊、竹、梅四君子象征道德的高尚贞洁，与康德这里讲的意思倒相当一致。”(注：这里采用李泽厚在《批判哲学的批判》中所用的较为通俗的译文，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406页。)

　　在李行的代表作中，《秋决》(1971)极其典型地传达出“美是道德的象征”的理趣、理念，片中的每个主要人物都有着明确的象征意涵，成为探讨儒家哲学及伦理的形象化概念，达到“趣味与理性的统一，即美与善的统一”。我们不妨将李行长兄李子弋对该片剧本第十二稿的读后意见录在下面，文章不啻为影片道德象征理念的上佳阐述：

　　“《秋决》应有三条主轴：第一、与生俱来本质上‘道欲并存’的人性可塑性。第二、刑罚教化‘刑期无刑’的矫正性，自我反省、悔改重于刑罚的惩治。第三、中国传统女性的牺牲奉献与柔顺妇德，所彰显的无私的爱，会开启人性至善之门。

　　秋决，是中国法治的精神，以秋天肃杀、收敛，蕴涵着下一个春天生命的再生。中国文化的传统精神，在于‘生生不息’，中国的文化价值，认为整个宇宙是一个充满生命精神的世界，它是一种生命形式转化为另一种生命形式，生生是后一个生命接替了前一个生命，是一种圆的转换与传承。

　　中国人对生死的看法是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秋决正是这种生生死死，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时序与生命转换。

　　因此，《秋决》的男主角，是‘道欲并存’人性可塑性的象征，女主角则是柔顺妇德、母爱光辉，牢头则是‘刑期无刑’鼓励反省悔改的力量，通过秋的肃杀一个旧生命的衰退，开启春天苏醒一个新生命的成长，方生方死，方死方生的转换。”(注：黄仁编著《行者影踪——李行·电影·五十年》，台湾时报文化出版企业有限股份公司，1999年12月版，第28页。)

　　《秋决》以死囚裴刚由暴戾乖张到良心发现的心路历程为叙事主线，穿插塑造了仗势护犊继而悔恨不已的奶奶，性格温婉柔顺、甘愿传宗接代的莲儿，以及正义严峻又慈悲若父的牢头、代表性恶的小偷与彰显良知的书生等几个人物形象，再辅以诗性象征意味的四季自然景色的描写，俨然是探讨人性、亲情、天命、生死、道德等等诸多人生终极问题的哲理电影诗。影片完成后，李行称它是过去十年来以伦理为主题的毕业论文。

　　追溯该片之主题渊源自中国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念。我们知道，中国的“天人合一”哲学观本来就有把道德理性和自然理性先验地看作一致的倾向，后世理学家据此发展出“致良知教”，即认为良知天然植于人心，可由人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良知的最大特点。这里举一实例说明之。已故的现代新儒家大师牟宗三(1909—1995)有一件难忘往事，曾深刻影响其哲学观念：“30年前当吾在北大时，一日熊(十力)先生与冯友兰氏谈，冯氏谓王阳明所讲的良知是一个假设。熊先生听之，即大为惊讶说：‘良知是呈现，你怎么说是假设!’吾当时在旁静听，知冯氏之语的根据是康德……而闻熊先生言，则大为震动，耳目一新……‘良知是呈现’之义，则总牢记心中，从未忘也。”(注：转引自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安徽文艺出版社，1994年1月版，第308页。牟宗三正是在熊十力的启发下开出“道德的宇宙论”，视道德的秩序为宇宙的秩序，再融汇康德先验哲学与中国哲学的精要，依着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路，推展出一整套现代新儒学的“先验道德论”哲学架构。另外，关于“良知”的先天自存于人心，可参考王阳明《大学问》第26卷所讲：“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良知到底是不是“呈现”，从理性的角度，既无从证明，也无从证伪，只能是悬案。新儒家继承宋明理学传统把它理解为德性之知的“呈现”，已越出科学的界限而进入信仰的领域，故而有的学者干脆把儒家文化系统看作“宗教、伦理、政治”的三合一。

　　为了使《秋决》有力彰现儒家之自然与人伦同源不二的信念，李行和编剧张永祥屡易其稿，惨淡经营，借用情、景、人、物、事在凸显“道”与生命的联系，视天、地、人为一整个的生命系统——“天地之大德曰生”——把自然和人伦统一在天道运行、生生不已的哲学境界里，这样一来，就把伦理道德的终极依据形象化地展示出来。

　　关于此中蕴涵，可再参考国学大师钱穆的一段文字：“这一个道，有时也称之曰生。天地之大德曰生。就大自然言，有生命，无生命，全有性命，亦同是生。生生不已，便是道。这一个生，有时也称之曰仁。仁是说他的德，生是说他的性。但天地间岂不常有冲突，常有克伐，常有死亡，常有灾祸吗?这些若从个别看，诚然是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但从整体看，还只是一动，还只是一道。……从道的观念上早已消融了物我死生之别，因此也便无所谓冲突、克伐、灾祸、死亡。这些只是从条理上应有的一些断制。也是所谓义。因此义与命常常合说，便是从外面分理上该有的断制。所以义还是成就了仁，命也还是成就了性。每一物之动，只在理与义与命之中，亦只在仁与生与道之中，冲突克伐死亡灾祸是自然，从种种冲突克伐死亡灾祸中见出义理仁道生命来，是人文。但人文仍还是自然，不能违离自然而自成为人文。”(注：钱穆《湖上闲思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9月北京第一版，第34页。)

　　三、时代/个体局限：在政治、商业的夹缝生存

　　李行电影创作的黄金年代是20世纪60—70年代，台湾此时正处于经济起步的历史阶段。从经济角度上看，台湾正在大力进行经济建设，官僚资本、私人资本迅速增长，连带着电影投资也大幅提升。从政治角度上看，政府鼓励本土电影发展，并限制外国片进口，在政策方面为台湾本土电影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支持空间。在相对稳定的社会氛围里，老百姓自然会有对电影的消费需求，又值台语片渐渐走向颓势，国语片急需找到新的表现方式。而且这一表现方式既要能够兼顾政治宣传目的，又得符合市场的需求、观众的口味。在电影艺术方面，世界兴起写实主义的电影浪潮，波及台湾，它成为“(健康)新写实主义”电影应运而现的又一催化剂。

　　然而表面安逸的社会征侯并不能掩盖深层次的紧张。当时正是东西方两大阵营在“冷战”背景下处于两极对立的时刻。“保守的威权统治与政治压抑仍继续强化，以确保一个低风险的稳定投资环境。”(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97页。)

　　“鉴于过去上海左派电影的庞大影响力，政府仍小心翼翼地钳制电影内容与意识。60年代的主要片商戴传李，曾提及当时噤若寒蝉的状况：‘有轻描淡写社会的不平，但不敢深入说明，太露骨的话，不要说惹事上身，只要禁演，就赔大了。’电影检查的严苛与近乎神经过敏的自我约制，使台湾电影始终谨守在政府许可的意识范围内。这样紧张兮兮的创作气氛，贯穿了整个60、70年代。”(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98-99页。)比如台湾当时的文艺政策中有所谓的“六不”，即：“不专写社会的黑暗、不挑拨阶级的仇恨、不带悲观的色彩、不表现浪漫的情调、不写无意义的作品、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注：卢非易《台湾电影：政治、经济、美学1949—1994》，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12月版，第103-104页。)在如此鲜明的意识形态限制之下，确实是先验地、强迫性地决定了健康写实电影的扬善隐恶的根基品性和价值起始点。作为从台语片时期走过来的成功导演，李行为了在这一社会氛围中生存，也面临自身的表现方式、风格的转型。因为他必得在夹缝中求生存，一面是政治意识形态的限制，一面是观众口味的要求，并且艺术家还有强烈的表达个人关怀的愿望。在特定的历史时期，要想三者兼顾协调，诚非易事。

　　李行作品中的所谓“健康现实”的美，是作者的审美理想以“现实”的表象外化在银幕上，至于它与客观现实的真正关系，往往成为论者争议的引爆点，至今仍褒贬不一。尽管李行在政治与商业的双重夹缝中生存下来，在限制中坚持走自己的道路，形成自己的风格，但既然是时代背景限制下的产物，也就不可避免地带上时代的烙印，无法真正逃离时代的局限性。李行的局限，一方面是他的伦理观念及教化主题上的局限，一方面在于他实现其电影美学风格的手法的局限。

　　在道德伦理主题方面，李行若有意若无意地流露出对当时意识形态的迎合，即对现实父权/威权文化的某种依附或妥协。陈飞宝中肯地指出李行电影“遵古守旧、不做任何改变的思想，与当时台湾社会趋向开放的社会潮流格格不入。对代沟问题的探讨，他总是远离台湾政治社会生活，远离现代工商业发展带来社会观念和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和对中国固有伦理和传统的具体分析，单单强调下一代向上一代迁就和妥协，这是很不够的、片面的”。(注：陈飞宝编著《台湾电影史话》，中国电影出版社，1988年12月版，第203页。)

　　在电影美学、电影风格方面，则属焦雄屏最具代表性，她提出以李行的《蚵女》、《养鸭人家》、《路》为代表的“健康写实主义”电影——

　　“一、背景多设在台湾某农村、乡下、渔港等地，以农渔的生产为题材，在外景实地拍摄，避免了以往片场显出的虚假狭陋景观。

　　二、人物普遍是劳动的普罗阶级，如《养鸭人家》的农户与养鸭户，《蚵女》的殖蚵女郎，《路》的筑路工人和近邻的贫破木屋区。不过，这些演员并未掌握角色的现实原则。扮劳动妇女的女星常挂着一脸都市妆上戏(如：眼影、假睫毛等)。男星则吹着飞机头、穿着花衫西裤演农夫。其面貌与写实的外景并不搭配。

　　三、标准国语的演员，使电影极不写实。这是台湾充满南腔北调的时代，农渔村更是一片台语。但是，训练有素的话剧传统演员，吐着咬音标准的台词，使人产生错乱。

　　四、健康写实脱不了宣传政策的任务。虽然放弃了的陈词，但是宣扬台湾的经济变化以及政府德政都不遗余力。

　　五、这些电影都存有保守的意识形态，先验地巩固父权思想及封建伦理。也因为背后已存有既定的意识形态结论，‘健康写实’完全不能如‘意大利新写实主义’一般采取开放的形式，电影的终结往往是一家团聚，误会冰释，家庭伦理的重要性和天伦之乐超过一切。”(注：焦雄屏《时代显影——中西电影论述》，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8年3月版，第157页。)

　　综观以上五点意见，我们可以看出，其一，对于“健康写实”电影的评价，除了第一条带有某种程度的肯定语气之外，其它四条都是持批评态度的。其二，前三条写出电影在拍摄手法上的局限与不足，后两条则在电影传达的主题和意识形态方面指出其局限性。其三，从拍摄手法的陈旧，到主题、意识形态的保守落后，这些问题几乎在80年代崛起的台湾“新电影”全部纠正过来。因而，在这些批评意见的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新时代的电影美学观念。也正是在新的美学观念引导下，以侯孝贤、杨德昌为代表的80年代“新电影”导演们形成了大大区别以往的电影创作气候，开拓出台湾新生代电影发展的新局面……

　　结语

　　综前所述，本文首先介绍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有情的宇宙观”对李行的“重情”作风的影响，与我国自《诗经》就开始的抒情文学传统一脉相承。其次，说明儒家传统的泛伦理主义倾向，直接导致李行作品中“先验”的主题意念，即“美是道德的象征”这样一种将哲学观、道德观、审美观合而为一的创作追求。接着，又指出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由于政治和商业的双重限制，李行在创作上的某些局限。基本肯定的一点，是李行属于典型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奉持者兼代言人，他把儒家的伦理道德作为终生不渝的最高信仰，从“文化认同”(CulturalIdentity)的角度上看，是没有任何距离感的完全认同，即认同传统、认同民族、认同国家。

　　不过也要特别说明，认同传统文化、信仰传统精神的人，不一定就是极端的守旧派或者(狭隘、庸俗意义上的)“存天理，灭人欲”的教条主义者。比如李行的《贞节牌坊》，就是同情、肯定女性正当的要求，反对并谴责了残酷无人性的封建贞洁观，有其进步意义；再者，他所宣扬的传统伦理道德，也只是强调仁爱之心、忠恕之道，崇尚克己奉献、向往亲情和谐……是对传统之积极面的认同，决非对封建糟粕认同，像后期作品《原乡人》、《中的一条船》中的爱国主义情操和自强不息的奋斗品格，当为我们全体中国人所信奉。因之，笔者以为应主要从积极方面看待李行对传统文化的认同与体现。

　　传统是复杂的，现实是复杂的，传统和现实的关系，以及传统与未来的关系也是复杂的。人们常说温故知新、推陈出新，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创造转化，依据的正是文化发展的辩证法——李行的电影创作，正给予我们这方面的重要启示——正如俄国思想家别尔嘉耶夫关于“文化的传统”与“创造的自由”的精辟论述：“文化始终有两个源头：一是传统，二是创造的自由。没有传统，文化就没有连贯性，就没有历史沿革的合理性。这儿说的传统决非那种阻碍创造性发展的守旧，而是跟过去的创造、过去的文化价值的一种内在的联系。没有创造的自由，文化就没有创新，就没有不断提高和上升的活力，就是消亡。在文化创造的历史上，发生跟过去决裂的现象，激烈地对抗过去，特别是对抗刚逝去的过去。不仅在政治生活中，而且在文化生活中也要闹革命，但伟大的、具有永恒价值的过去却始终会保存于深层处，人们总会向它回归……没有跟过去的联系，没有记忆，就不存在文化，就像没有自由就没有文化一样。”(注：[俄]别尔嘉耶夫《俄罗斯灵魂——别尔嘉耶夫文选》，陆肇明、东方珏译，学林出版社，1999年1月版，第217-218页。)

　　附录：李行电影导演年表

　　1958年《王哥柳哥游台湾》(上、下集)

　　1959年《猪八戒与孙悟空》、《猪八戒救美》、《凸哥凹哥》

　　1960年《台湾地下水》(纪录片)

　　1961年《台湾教育》(纪录片)、《王哥柳哥好过年》、《武则天》、《两相好》

　　1962年《金凤银鹅》、《白贼七》、《王哥柳哥过五关斩六将》、《白贼七续集》

　　1963年《街头巷尾》、《新妻镜》

　　1964年《蚵女》(与李嘉合导)、《养鸭人家》、《婉君表妹》

　　1965年《哑女情深》、《贞节牌坊》

　　1966年《还我河山》(与李嘉、白景瑞合导)、《日落日出》

　　1967年《路》

　　1968年《玉观音》、《情人的眼泪》

　　1969年《群星会》、《喜怒哀乐》(第三段《哀》与白景瑞、胡金铨、李翰祥合导)

　　1970年《母与女》、《爱情一二三》

　　1971年《秋决》

　　1972年《风从哪里来》、《大三元》(与李嘉、白景瑞合导)

　　1973年《彩云飞》、《心有千千结》、《婚姻大事》

　　1974年《海鸥飞处》、《海韵》

　　1975年《吾土吾民》

　　1976年《碧云天》、《浪花》

　　1977年《风铃风铃》、《白花飘雪花飘》

　　1978年《中的一条船》

　　1979年《小城故事》、《早安台北》

　　1980年《原乡人》

　　1981年《又见春天》、《龙的传人》

　　电影创作论文篇（3）

　　二、创作战略的实施

　　在实践中如何实施创作战略，我们认为中国电影企业可以借鉴波特的三种基本竞争战略：竞争战略模式，成本领先战略、差异化战略和目标集中战略。各种不同的企业分别采取不同的战略来填补市场的空隙，形成一个层次分明而又完整的电影市场，让不同的电影消费者在市场中都能够找到符合自己定位的电影产品，在这点上，除了国企外，几家民营公司做得比较好。

　　（一）成本领先战略

　　成本领先战略是指通过采用一系列针对本战略的具体政策在产业中赢得成本领先。目前，中国中小电影企业大部分实行的都是成本领先战略。在和几大上市影视公司竞争的时候，很多中小企业既缺乏雄厚资金的支持，缺乏行业精英的加盟，也缺乏完整的产业链条来分散成本，因此最可行的办法就是利用成本上的优势和独特的故事和创意来争夺市场和受众。2008年6月，北京盛世华锐电影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在《密室》、《密室2》、《气喘吁吁》等电影作品中，“盛世华锐”投资运用其六字方针：故事、特色、档期来选择剧本和确定投资规模，以中小成本的投资获得了中高质量，达到了中高票房收入，成为成本领先战略的最佳诠释者。其中《密室》开发了万圣节档期，形成了中国式推理片这样一种电影类型，而《叶问》、《密室》等系列电影的运作模式则打破了中国电影几十年没有续集的历史，取到了很好的商业回报。

　　（二）差异化战略

　　差异化战略是指将公司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差异化，形成一些在全产业范围中具有独特性的东西。差异化战略可以有很多方式：设计或品牌形象、技术特点、外观特点、客户服务、经销网络等。完美世界（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运用差异化战略树立了自己公司的市场地位。完美世界（北京）影视文化有限公司虽然到目前为止只投拍了三部电影《非常完美》、《钢的琴》、《失恋33天》，但是这三部电影都具有非常鲜明的特点，并且在不同的时期都充当了中国影坛黑马的角色，是国内为数不多的艺术成就与商业成绩双丰收的电影代表作。仔细分析这些电影获得成功的因素，笔者认为最主要的就是其实行的差异化战略。《非常完美》摆脱了观众一贯熟悉的单一线性叙事或者三段式叙事，采用了非常规的段落式叙事，以漫画、手绘画的方式讲述女主人公为了吸引男主人公而采用的爱情招数。同时，女主角章子怡在本片中也一改以往凌厉、凶悍、张扬的表演风格，改走喜剧、搞怪、可爱路线，这种差异化的表演方式新鲜中带着小清新，打破了观众对章子怡的一贯印象，极大地调动起观众对明星的消费欲望，得到了很好的市场反馈。《钢的琴》的视角对准的虽然是国人非常熟悉的下岗工人，但是它把时下非常流行的怀旧、复古、追逐梦想等元素运用得恰到好处，同时又以温暖的色调和生活化的喜剧效果描绘了一幅当代底层中国人的浮世绘，成为2011年中国影坛的最大一匹黑马，横扫各大电影节，是对这部电影实行差异化战略的最佳注解。而《失恋33天》则主打都市白领和大学生群体，台词戳中了观众的泪点、笑点，尤其最后字幕出现时的失恋访谈再次让观众感同身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该片打造了光棍节这个档期和中国“治愈系”爱情电影，以独特的定位和档期意识成为小成本电影中的代表作品。

　　（三）目标集中战略

　　目标集中战略是指主攻某个特定的顾客群、某产品链的一个细分区段或某一个地区市场。虽然低成本与产品差异化都是要在全产业范围内实现其目标，目标聚集战略的整体却是围绕着很好地为某一特定目标服务这一中心建立的，它所制定的每一项职能性方针都要考虑这一目标。“西河星汇”成立于2006年，其主要负责人为著名导演贾樟柯。公司成立的宗旨就是保护导演的创作，使其成为华语新锐导演的聚集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公司在成立后不久就举办了首届青年导演训练营，挑选20位青年导演接受培训。2009年，公司又筹资一亿元扶持青年导演拍戏，命名为“添翼计划”，致力于推动年轻导演的发展。现阶段，“西河星汇”正在利用贾樟柯的国际影响力进行跨国合作，这是公司未来的一个方向。我们可以看到，“西河星汇”的每一个举措都在尽力开拓新的创作思路，为中国电影的多元化、国际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虽然“西河星汇”的独特性不太具有可复制性，但是公司的商业成功及其坚持扶持青年人才的创作战略也可以被中国电影企业学习和借鉴。

　　三、电影创作战略评估

　　战略评估是指以战略的实施过程及其结果为对象，通过对影响并反映战略管理质量的各要素的总结和分析，判断战略是否实现预期目标的管理活动。在实际操作中，战略评估一般分为事前评估、事中评估和事后评估三个层次。无论是电影投拍前的市场、受众评估，还是电影拍摄过程中或者战略执行过程中的监督，亦或是电影上映后的成功经验总结，中国电影创作战略评估的不同环节都处在各自为战的状态，没有起到战略评估应有的作用。

　　（一）国家层面

　　中国目前对电影产业提供服务的机构十分少，电影评论、电影咨询、电影评奖等电影产业服务和引导机构的专业化和系统化水平也有待大幅度提升。而美国从1927年起，政府就免费对电影产业提供全世界的电影咨询，对电影题材等方面提供建议，这是需要中国政府好好借鉴的。同时，“金鸡奖”、“百花奖”、上海国际电影节、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北京国际电影节、长春国际电影节等活动的指导性不高，很多获奖影片或者影人只是在国内的电影圈子或者军队、作协、文联等特定的圈子内有一些影响，对于市场和大众并没有太大影响力，多数电影人还是靠在国外获奖出名，《萧红》的获奖就是典型的案例。如何利用这些活动的平台为电影人和观众搭建一个沟通的平台？如何打造活动的影响力，使之成为民众的关注焦点？如何在艺术和商业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之成为中国电影评价的一个重要指标？这些都是政府需要思考的问题。

　　（二）企业层面

　　对于电影企业来说，与相关专业公司展开合作还能够让他们更好地了解市场，了解观众，如映前的市场调研、映后的市场反馈以及电影广告效果评估，这样有助于电影企业及时调整战略。电影市场调研不只是关心观众对电影的兴趣水平，还要通过分析数据得出如何在不同的观众群里传达不同的信息。社交平台是市场调研的关键，平台上复杂的信息涵盖了观众在映前映后对电影的反应。映前调研虽然不完全是票房预估，但是现在业内很多人都把它当做票房预估工具来使用。其实，映前调研还可以利用预期效果和真实效果的比较反映出电影营销战略的有效性。所以，在目前的中国，电影企业应该与豆瓣网、时光网等专业影评网站以及人人网、微信等社交网站建立起深度的战略合作，利用互联网的平台推广电影，和观众实时互动，让观众参与到影片的制作中，让他们在体验中全身心投入到电影中来，从而让电影消费成为一个社会事件。《失恋33天》、《将爱情进行到底》等电影的尝试都是经典的个案。

　　（三）专家层面

　　在新世纪商业浪潮的冲击下，中国电影评论越来越流于宣传，或者溜须拍马，或者大放厥词，两级分化明显。专家学者的评论都在自说自话，而报刊杂志网站上的评论也多是企业雇佣的，这种极度失范的评论让观众无所适从，很多时候只能被过度的营销手法忽悠进影院。所以目前中国专业评论处在几乎集体失语的状态。

　　（四）战略评估模型的建构

　　学者高红岩在《中国电影企业发展战略研究》一书中建构了电影项目成功的三个维度和每个维度的度量指标。而在2011年下半年，中央电视台推行了新节目评估体系，提出了引导力、影响力、传播力和专业性四维度评价模型。2012年原国家广电总局颁布76号文，在央视评价模型上，增加了电视对新媒体发展融合能力方面的评判。基于高红岩的评估体系和广电系统的电视节目评估体系，我们可以建构中国电影战略的评估模型。在这个评估体系中，我们把观众评估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因为所有电影战略的终极目标就是吸引观众，从而才能达到引导主流价值观、创造商业价值、树立品牌效应、创造新市场、创造新电影类型并最终提升文化软实力的目标。

　　电影创作论文篇（4）

　　尽管这两年故事片产量略低于前几年，但就其思想艺术质量来看，整体水平高于往年。思想平庸、格调低下、粗制滥造的影片，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出现了一批思想艺术质量较高、观赏性较强、在社会上能产生比较强烈反响的影片。两年间，由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向社会广泛推荐的《大转折》、《红河谷》、《离开雷锋的日子》、《鸦片战争》、《大进军·席卷大西南》、《花季·雨季》、《非常爱情》、《灯塔世家》、《燃烧的港湾》、《惹是生非》、《挺立潮头》、《快乐天使》等影片公映后，取得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大大提高了国产优秀影片的声誉和市场占有率。

　　高扬时代主旋律，讴歌人间真情。在1996、1997年的电影创作中，时代主旋律相当突出，创造宏伟业绩的人民群众也逐步成为银幕的主角，真正实现了江泽民同志所期望的在电影作品中“贯注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的崇高精神，鞭挞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和一切消极腐败现象”。

　　两年间完成的198部国产故事片中，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和重大历史题材影片以其恢宏的气势，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巨大的银幕冲击力构成了我国影坛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无论是反映一代名将刘伯承、邓小平鏖战鲁西南、挺进大别山的《大转折》，和他们在新中国建立后指挥的我国大陆最后一场大战的《大进军·席卷大西南》，还是描写百年前藏汉民族联手抗击英国侵略者的《红河谷》，以及表现发生在15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的来龙去脉的《鸦片战争》，都在同类题材电影创作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些堪称史诗性巨片的电影作品，一改过去重史轻人、重场面的渲染而忽略人物性格刻画的套套，而把主要笔墨用在人物，特别是重要历史人物的塑造上。即使对一些普通人或配角的处理，也力求写出他们的性格特点和心路历程。即使像娱乐性比较强的历史题材影片《燃烧的港湾》，创作上也有新的追求。它选取了香港人民抗击日本侵略者这一全新视角，把所有人物置身于“死亡湾”的特定环境中，在生死搏杀中展现人物的性格魅力，同样让人看后受到教育和感染。

　　反映当代人民生活题材的电影创作在这两年中也相当突出。不仅数量超过了全年故事片产量的60％，而且佳作迭出，特别是反映凡人小事和普通人生活的影片格外引人注目。1996年农村题材电影创作是一个丰收年，全年拍出了10多部农村题材故事片，质量大多上乘。其中，《喜莲》、《夫唱妻和》、《男婚女嫁》、《军嫂》都以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时代而获得各方面的好评，并获得了仅有10个奖额的1996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这在往年是不曾有过的。1997年生产的故事片更加广阔地反映正在变革的社会生活，具有更加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时代特色。除了农村题材电影创作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拍出了《惹是生非》、《四喜临门》等优秀影片外，一向被认为是薄弱环节的反映工人、工厂生活题材的电影创作在1997年有所起色，而且推出了《灯塔世家》和《挺立潮头》两部优秀故事片。描写女青年舒心以至爱至诚的呵护救治赴野外作业坠崖而成为植物人的未婚夫田力的故事片《非常爱情》，从褒扬爱情的忠贞升华到挽救生命和创造生命的境界，成为1997年现实题材电影创作中的佼佼者。

　　儿童电影创作令人耳目一新

　　1996—1997儿童电影创作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受。很长时间以来，党和国家关怀儿童电影创作，社会各方面和电影界也有一批热心扶持、参与儿童电影创作的有识之士，但始终未能改变儿童电影创作被动落后和停滞不前的局面。从1996年开始，儿童电影创作出现了转机。这一年不仅完成了国家下达的年产12部儿童片任务，而且出现了《男孩女孩》、《我也有爸爸》、《红发卡》等佳作。1997年儿童电影创作比起前一年又上了一个台阶，尽管数量不及1996年，但荣获1997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儿童片奖的《花季·雨季》、《开心哆来咪》、《快乐天使》都分别在表现中学生、小学生、学龄前儿童三个年龄段少年儿童生活的电影创作中取得了开拓性的成就。其中，《花季·雨季》和《快乐天使》的社会反响尤为强烈。取材于同名小说的《花季·雨季》在表现转型期中学生生活时没有回避现代生活和商品大潮带给他们的压力和冲击力，而是倾全力写他们所经历的生活磨难和成长、成熟的历史：一方面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树立勇于竞争的观念和勇气；另一方面又承袭民族文化中关爱他人牺牲自我的传统美德，把机会让给别人。在中学生成长中表现出现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互补和融合。影片的基调、节奏明快、明朗，洋溢着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青春气息。写五、六岁幼儿园孩子的故事片《快乐天使》，通过天真烂漫的低幼儿童生活的展示，让人们(包括成年人)领略到一个充满童真、童趣的梦幻世界，从而受到启迪和感染。

　　喜剧、悲剧及其他电影创作

　　1996、1997年的国产电影创作不仅在题材的开掘和开拓上迈出了新步，而且在风格、样式多样化上探寻了一条新路。以喜剧片创作为例，1996年的《夫唱妻和》、《喜莲》、《男婚女嫁》公映以后，观众，特别是农民观众是很喜欢的，给了很多鼓励和赞扬，肯定了这些影片的成功之处，也指出某些不足。这些影片无疑为以后的喜剧电影片创作起到了示范、导向作用。1997年完成的《惹是生非》、《爱情麻辣烫》、《甲方乙方》、《四喜临门》等一批优秀喜剧片，正是得益于前一年喜剧电影创作经验和启示。如果说，《夫唱妻和》在喜剧手法的运用上还存在一些概念化和硬噱头的问题的话，同样为农村题材喜剧片的《惹是生非》则在喜剧手法的运用和喜剧样式的把握上更为自如和准确。

　　在这两年的国产故事片中，悲剧样式(或具有悲剧色彩)的影片也出现了一些好作品。《红河谷》写一百多年前藏汉人民联手抗击英国侵略者的故事，悲剧气氛的营造、悲而且壮的人物命运的展示都给人以强烈的感染；《鸦片战争》作为一部悲剧影片，写了香港的沦陷，鸦片战争的失败，但通过刻画林则徐、关天培等民族英雄形象，同样收到了激人奋进、促人深省的作用。

　　动作片、惊险片也是我国观众特别喜欢的样式，但在1996、1997年中，成功的作品不多。惟有《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值得一提，这部出色的马戏动作片，通过精彩、多变的马戏动作，着力于表达人的精神和情感，谱写出一曲中华民族的英雄史诗。它的成功为动作片创作积累了新的经验。有人认为这部具有浓烈蒙古民族风格和精品品格的史诗性影片可与世界影坛同类题材、风格、样式的影片一比高低。

　　电影剧本创作成果检阅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我国电影主管部门和电影工作者都深切地认识到，要实施电影精品工程必须首先抓好这“一剧之本”。为此，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由广播电影电视部主办的一年一度夏衍电影文学奖征集评选工作从1996年拉开帷幕。1996、1997两年已经成功地举办了两届，共收到来自全国各地的应征剧本1168部。经过认真评选，一共有35部剧本荣获夏衍电影文学奖。其中，第一届夏衍电影文学奖获奖剧本20部，现已有8部剧本拍成影片，它们是：一等奖获得者陆柱国的《西南凯歌》(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出品，片名改为《大进军·席卷大西南》，荣获1997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二等奖获得者王兴东的《离开雷锋的日子》(由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摄制出品，荣获1996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二等奖获得者马卫军的《四季》(由珠江电影制片公司摄制出品，片名改为《安居》，荣获1997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三等奖获得者张子良的《一棵树》(由西安电影制片厂摄制出品，荣获1996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三等奖获得者张丽萍、张俊萍、张良的《陶陶和他的小小同学》(由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摄制出品，片名改为《快乐天使》，荣获1997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儿童片奖)、三等奖获得者冯小宁的《红河谷》(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出品，荣获1997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三等奖获得者张笑天的《白山黑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出品，荣获1997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提名)、鼓励奖获得者王冀邢的《超导》(峨眉电影制片厂、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出品，荣获1997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提名)。第二届夏衍文学奖获奖剧本15部，现已有8部在制作或待拍，它们是：一等奖获得者彭继超、陈怀国的《马兰草》、二等奖获得者张卫明的《英雄圈》、二等奖获得者李冬冬的《金婚》、二等奖获得者杨争光的《兵哥》、三等奖获得者郑沂的《山不转水转》、三等奖获得者杜丽鹃的《天月》、三等奖获得者马卫军的《两生花》。

　　以我国杰出的电影艺术家夏衍的名字命名的夏衍电影文学奖的创意和成功举办，是实施电影精品战略的重要措施之一，也是对近年来乃至新时期以来我国电影剧本创作成果的一次检阅，不仅表彰奖励了35部获奖剧本和作者，最重要的是充分调动了全国广大专业和业余电影文学剧本创作者的创作积极性，提高了电影文学在整个电影创作中的地位，扩大了夏衍电影文学奖的影响。

　　从两届夏衍电影文学奖获奖剧本情况看，总的说来题材广泛，内容丰富，样式齐全，风格多样。这是创作者长期深入生活、深入实践、认真思考、潜心创作的结果。应征剧本中，反映当今人民生活的剧本占较大比例。

　　有相当数量的剧本开始重新探索电影的本体特性，借鉴技术进步和其他艺术门类变化发展的成果，充分开掘电影表现形式的新方法和新途径。

　　多数剧本尽量站在审美的立场上，以普通人的视点关注历史，关注时代，关注人的感情和命运，弘扬鲜明的时代精神，塑造感人至深的人物形象。

　　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大多数剧本开始注意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的统一，注意电影的思想艺术价值的体现与经济价值的体现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这也是这两年电影文学工作的一个新走向。

　　在两届夏衍电影文学奖应征剧本和近年来电影文学创作以至于整个电影创作中所出现的问题也值得引起重视，着重抓电影文学创作、重奖优秀电影剧本和优秀影片是当务之急。电影剧本创作中存在的缺乏生活气息和底蕴、满足于书斋内的自我欣赏以及文笔华丽、内容空洞、玩弄形式等问题必须加以克服；有的剧本和影片观念陈旧，技巧贫乏，采用电视剧处理故事和人物的方法，对电影的特性认识利用不够，也是电影文学创作和整个电影创作亟待解决的问题。

　　对10部优秀影片的评价

　　1996、1997年生产的198部故事片，好的或比较好的影片占到总数的三分之一左右，其中思想艺术质量均较高并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的大约20部左右。下面列出10部优秀影片作简要评价，供研究者参考。

　　《大转折》，是八一电影制片厂继《大决战》之后拍摄的五部十集革命历史战争巨片《大转折》、《大进军》系列影片中首先完成的一部。由姚远、王玉彬、王苏红、韦廉、李宝林编剧，韦廉导演的这部革命历史战争巨片，表现了刘邓大军在解放战争初期转战鲁西南和大别山，使战争发生重大转折的光辉业绩，既有气势恢宏、广阔壮丽的大线条的战争场面，又有准确、细腻的对刘邓等领袖人物的精心刻画，对战争和人物两者的处理颇为新颖独特，比以往同类题材影片更具感染力。

　　《红河谷》，是上海电影制片厂的一部力作。由冯小宁编剧兼导演的这部史诗性影片，讲述了一百多年前发生在西藏的一段具有传奇色彩的抗英故事，是一曲爱国主义、英雄主义的赞歌。酣畅淋漓的电影语言、粗犷精美的摄影艺术和真实浪漫的大写意风格，使它不仅具有较深的思想内涵，也具有很强的银幕冲击力和观赏性。

　　《离开雷锋的日子》，是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的开山之作。由王兴东编剧，雷献禾、康宁导演的这部影片是为纪念毛泽东主席“向雷锋同志学习”题词34周年和纪念雷锋同志逝世35周年而拍摄的。影片视角独特新颖，通过雷锋战友乔安山误伤雷锋后三十多年的内疚心情的揭示和他默默弘扬雷锋精神的不平常遭遇，呼唤雷锋精神。影片上映后，社会各阶层反响强烈，也深得影评界、理论界的好评。

　　《喜莲》，是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制出品的一部农村题材喜剧片。由郭中束、郝国忱编剧。是孙沙导演继《九香》、《红月亮》后“农村女人三部曲”的第三部力作。影片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和鲜明的关东农村地方特色。女主角喜莲由青年演员于慧扮演，颇具功力，因此她荣获了1996年度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女演员奖和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女主角奖。

　　《鸦片战争》，是由峨眉电影制片厂摄制出品的一部历史巨片，是为庆贺香港回归祖国而拍摄的。编剧朱苏红、倪震、宗福先、麦天枢，导演谢晋。影片站在一个新的历史角度，高屋建瓴地表现了发生在150多年前的鸦片战争这个重大历史事件，客观、公正、艺术地再现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强占中国领土香港的那一段血泪史、屈辱史，形象而又深刻地展示了“封闭必然落后”、“落后就要挨打”这样一个道理。这部影片在国内外广泛映出后反响强烈，评价颇高，仅国内票房就超过了7500万元。

　　《安居》，是珠江电影制片公司摄制出品的一部艺术片。编剧马卫军，导演胡柄榴。这是拍过《乡情》、《乡音》、《乡民》的胡柄榴息影八年后的一部重头作品。影片通过独居老人阿喜婆的生活遭遇，反映了我国当前转型期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所带来的情感失衡和重新找到平衡的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在商品大潮冲击下人与人之间难能可贵的人间真情。影片风格清新、淡雅、朴实，演员表演细腻、真挚、准确。此片除在国内评奖中获得了多项大奖外，还在第三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夺得评委会特别奖，女主角阿喜婆的扮演者潘予荣获了最佳女演员奖。

　　《大进军·席卷大西南》，是八一电影制片厂摄制的又一部革命战争巨片。编剧陆柱国，导演杨光远。杨光远是一位擅长拍战争片的导演，曾执导过《血战台儿庄》、《大决战·辽沈战役》等影片。影片展现的是新中国建国之后的西南战场最高指挥者刘伯承、邓小平率领人民解放军所进行的一往无前、势如破竹的战斗。一方面通过打重庆、克成都等重大战役的再现突出刘伯承的大智大勇，另一方面通过处理“逃兵事件”和与铁路专家的邂逅交往等情节的展开，写出邓小平的深谋远虑。

　　电影创作论文篇（5）

　　电影学院文学系年轻老师庄宇新编剧导演的《爱情的牙齿》，可以视为一个富有潜力的开端。

　　表面上看，这部影片存在一些高低不平的东西，部分原因是叙事上的问题，该给出的交代没有给足，有些地方甚至显得有些拖沓，但至少前四分之一相当地好；部分原因是因为其中主人公及其故事，需要放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理解。从大脉络上来说，当1977年为中学女生的主人公，她的行为做派应该归入“阳光灿烂的日子”这一代。她身上表现出来的张狂暴戾不仅是一般的“残酷青春物语”，更是那个时代的特定产物。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张牙舞爪的女孩，在她经过朦胧的初恋（年轻的男友身亡）之后，遇上那个比她大十多岁的男人，突然表现得如此温顺体贴，因为这类武装到牙齿地女孩，内心里其实是非常脆弱的。尤其是对于自己身为女性十分不自信，急于需要得到证明。再比如当偷食禁果的事情败露，年长的男人推卸责任背叛了她，她却依然“坚贞不屈”地将事情整个儿揽下来，是因为这类女孩与我一样，从小接受的都是刘胡兰、赵一曼、江姐的教育，宁死不屈是我们的楷模，同时也符合处于青春挥霍期女孩内心的骄傲。当她因此受处罚，被所在大学开除，变为肉联厂的一个杀猪女工之后，短短时间之内，显得那样平凡平庸，人们也会表示不理解。但在那个年代我见过身边太多这样的女孩子，她们突然一个早晨变得光彩夺目，又突然在另一个早晨变得黯淡无光，即原先令她们发光的那个东西本身是不可靠的。

　　在这个意义上，这个女孩是体内藏有特殊毒素的那种人。如何面对这种毒素？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处理。或者将它们掩饰起来，仿佛没事人似的，或者将它们一股脑儿推给社会，声称那都是时代的过错，社会的责任。而这部影片最大的不同在于展示了一个人如何将自己的毒素排除出去，那是一个自我消化、自我修复的过程，说得重一些，即自我拯救的过程。因此我不认为这部影片仅仅有关获得爱情及获得对于爱情的理解，而是一个人在爱情中、通过爱情自我反思、自我成长的过程。

　　要将讲这些东西体现为叙事并不容易。影片具体的做法是——让她始终背负着曾经所受的创痛，背负着她的挫折和难堪，将它们携带在自己身上很长时间，让它们慢慢消化、慢慢生长。从第一个男友那里，她继承了永久剧烈的背痛，从第二个男友那里继承的，除了流产的身体痛苦，还有被贬到底层的羞辱，但是她并无怨言，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任何人。

　　在后来结婚的男人面前，过去的生活像一道符咒似的束缚着她，甚至令她不能爱上身边的丈夫。长时间之内她自以为爱着那个第一次令她怀孕的男人，但其实不管是谁，这个障碍东西肯定存在，那是她人生中的一道坎坷。需要有个沉默难言的东西放在她内心很长时间。随着这个东西生长，她的内心也在生长，她也就慢慢成熟。最后，在经过那样长时间的自我误认、那样骄傲得始终拒绝自己和他人之后，她终于脱却过去的盔甲，返回到一个比较自然、放松的状态。

　　很少有中国电影中表现了这样一个人性空间，即一个人在自己的人性内部移动步伐的过程——从这头到那头，经历了一个S形的曲折发展，有性格的成长，有内心的生长点和发展的空间。过去历史遗留下来的破坏性力量，通过痛苦的自我承担，终于在自己内部加以消化，而没有拒绝承认，自认为没病，延续着这种既破坏自己又危害他人的东西。

　　其实不限于那个特定的时代。每一代人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都会携带着属于那个时代或者属于自己本身的某些毒素，需要在日后的时间里加以咀嚼消化。美好有力的人性是后天锻造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

　　从这个眼光看过去，这次回顾放映的《东京审判》则是令人十分忧虑的。拍摄于二十一世纪之初的这部电影，其眼光仍然停留在四十年代末这场审判的发生期间，其中表现了那样一种毫无缝隙的、压倒性的仇恨及复仇。这并不是说当年的日本侵略者不可恨——1982年我本人作为南京大学学生在看到报纸上记载那样多日军暴行之后，提笔给南京市人民政府写过一封信，要求建立大屠杀纪念馆，这封信如今还作为建立纪念馆最初的民间资料保存着——但是在事隔半个多世纪之后，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超出当年眼光的立场？即在影片表现那样一种不容辩驳的复仇情绪的旁边，是否有可能发展出一些更为丰富的、稍稍不同的表述？比如允许让那些反对死刑的人陈述他们反对的理由。这并不影响最终判决的结果，但是会丰富影片的眼光，那是今天的人们需要面对的。

　　如果我们今天仍然停留在上个世纪中叶战争结束期间的仇恨与报复的情绪当中，这是否意味着当年日本人的所作所为仍然在控制和支配着我们民族的精神状态？甚至这场战争在精神上仍然没有结束？继续停留于复仇之中给我们的民族的精神可能会造成多么大的损害？它在何种程度上会毒化我们民族精神的肌体？这个问题太大了，我将另外撰文阐述。

　　物质现实的复原

　　这个说法来自劭牧君先生翻译的克拉考尔那本《电影的本性》一书的附标题。克拉考尔谈到电影这种形式手段对于“物质现实”的偏爱，电影镜头所勘探到的种种“原始材料”的现实，与我们头脑中已有的现实概念之间，正好可以形成对质局面；以眼见为实的“物质现实”作为“证据”，可以暴露我们头脑中的偏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在现实主义的走向方面，近些年中国电影取得的最大突破是对于现实环境的描写。

　　种种粗糙不齐的生活环境，原先被视为“脏、乱、差”的社会底层人民的居所：数不出一件值钱东西的凄凉内室，同样空荡荡、墙壁剥蚀的胡同小巷，塞满精疲力竭人们的失掉颜色的居民楼，尤其是在社会变迁中被动地经受巨大冲击的不同县城——贴满五花八门广告的县城大街，低矮幽暗的铺面里卖着陈年的货物，起着各种与“巴黎”有关的装饰俗气的发廊，污渍的小饭馆里肮脏的地面和桌椅，墙壁光线晦暗的出租屋和小旅馆，以及难以入眼的各种娱乐场所，所有这些，在此前张元(《北京杂种》、《儿子》)、贾樟柯（《小武》、《世界》）、王超（《安阳婴儿》、《江城夏日》）、路学长（《卡拉是条狗》、王全安（《惊蛰》）、宁浩（《香火》）等一批年轻导演的电影里构成触目景象，甚至在今年的商业电影如《疯狂的石头》，那些凌乱、局促不安的环境，也构成了重要的叙述对象。

　　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之上，再加上“方言”、“非职业演员”、“现场音响”（往往是噪音），一道构筑了十分逼真的生活质地，展示了卑微者的真实生活状况。这样一种进展，对于挖掘电影的潜力、对于在电影中表现中国当下现实所起到的突破、引领作用，迄今还没有得到恰当的估计。那些在环境背景中出现的东西，很可能会自主性地释放某种含义，传达一种影片的情节叙事之外的重要信息，造成叠加的、丰富的意义效果。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甚至成了主要的叙事对象。

　　我正是这样来理解贾樟柯这部令人瞩目的影片《三峡好人》。我觉得这部影片真正触目惊心的是正在被拆毁的城市，是那些出来的钢筋水泥，是那些废墟和在废墟中漠然地不停敲打，这是变迁中的中国现实的缩影：一声令下，山也倒楼也倒，它们瞬间之内被夷为平地，延续了几千年的生活也要为之让路。这是现代化必须付出的代价？抑或是其他？当我看到这部影片中累累废墟的时候，涌起的感受是极为复杂的，感到的震惊是难以言传的：既有关我们民族悠久的历史，也有关她在近、现代争取现代化的历史，包括眼睁睁地看到了我们原来住在什么样的地方，那些粗糙的钢筋水泥建筑，只有当它们被拆毁时，我们才近距离地认清它们，从而对这些毫无生命的东西，产生一种混合着感激与感伤的复杂情绪。

　　所以，我特别愿意强调这部影片拥有一个纪录片的成就，纪录了我们这个

　　巨大的变迁时代的毁弃、伤痛和代价，纪录了我们人民在这个大变迁的年代所遭受的冲击和无力。这部影片不是关于被拆迁的人们的生活，但是在那些着的废墟当中，你可以体验和感受那些永远被埋葬的时光日子，也许是捉襟见肘但属于人们自己的生活。这部影片我先后三次在银幕上观看，始终觉得那些张开大嘴的废墟是难以消化的、令人痛苦的。

　　但是，在不同的场合我也表达过，这部影片在故事方面是比较弱的，它们看起来外加于这个背景之上。这并不是说影片不可以以外来人的眼光来表现那些东西，而是作为外来人他们的生活情绪与这个背景如何衔接。现在看起来则是比较脱离的，韩三明和沈红并不关心这里发生了什么。当然，我们也许不能要求韩三明这样的人去关心这些。影片有一个镜头是：韩三明与他被拐卖的、分离十六年的妻子在一个拆毁的楼上分吃大白兔糖果，远处一座楼房轰然倒塌冒起白烟，这对准夫妇此时不约而同地站了起来，不知怎么这令我想到了“在废墟中前行”这样一句话，这里拼凑的意味比较明显。

　　在《读书》杂志举办的《三峡好人》座谈会上，有人赞扬影片在表现两段不顺当婚姻如何克制时，我则表达了相反的意见。我恰恰认为在这两段婚姻的表述中，几乎是以一种表现“物”的眼光来表现“人”的，即停留于表面所看到的、听到的那些，对于人物更深的心灵与心理体验，尤其是对于女性在不幸的婚姻中所蒙受的漫长痛苦，并没有提供足够的释放空间。一个被卖来卖去，一个常年得不到丈夫的任何音讯，但是看起来她们依然镇定自若，这可以看做是对男性更为有利的视角。并且，选择拐卖婚姻来与自由恋爱的婚姻对照，造成某种戏剧性的效果，是比较不够稳妥的。不可否定，在现实中也许有拐卖婚姻愿意留下来不走这样的事情，但是从放到整个社会的大脉络中作为一种理解来看，留恋拐卖婚姻就是不准确的。对于虚构的影片故事来说，重要的恐怕不在于是否有诸如此类的“事实”，而更要看将这些现成的事实放到某种透视之中，放到对于“关系”（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社会关系”）的认识中去理解和表达，找出更加准确的轮廓。

　　在这个意义上，仅仅是“物质现实的复原”是不够的。我们的影片在将镜头对准现实进行调查方面，在深入调查外部环境的同时，还需要深入调查人们的内部环境，人们的内心与人性的种种表现。人们从艺术作品包括艺术电影中获得的，离不开关于我们自身人性的知识、我们人性的丰富空间。贾樟柯本人在最近《中国青年报》“冰点”栏目的访谈中，呼吁保卫中国的艺术电影，净化艺术电影生长的环境，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问题，希望能够引起各方面的关注。衡量一个国家电影生产状况的指标，除了影片数量与票房，还有电影艺术内部的标准，以及文化产品要对社会负责、起码不要突破社会底线共识的这个标准。

　　蒙族导演哈斯朝鲁的作品《剃头匠》应该说是一部不错的影片，表现了一个以剃头为生的老人其凄凉晚景以及即将随他而去的“体面”的北京传统文化，令人印象深刻。以上“物质”与“精神”的二分法不适合这部电影，因为在这位老年主人公身上，在他本人与他生活的环境之间，已经到了融为一体、不分彼此的地步。不仅是年深日久的缘故，更是因为饰演这位老人的演员洗尽铅华的表演，老人的内部精神已经沉淀为外部物质形态（神态、步态、动作的态样），老人的物质环境也已经转化为其内部的精神。感到不足的是，也许是考虑国外电影节市场的缘故，这部影片在延续一种古老文化传统的同时，忽视了1949年以来这个小小的、但是人们深深浸淫其中的文化传统，无论如何1949年以来的历史已经形成了我们的过去。但是在老人的言行中却看不出一点由那许多政治运动遗留下来的任何痕迹，这是影片看似自然的外表背后，最为不自然的东西。

　　《好奇害死猫》在很大程度上“复原”了商业片的基本元素，是做得比较成功到位的商业影片。但是，如果能够在商业片的框架当中，再放进一些人性的因素，则空间更大。比如说其中的一对上层人士夫妇，对于比自己地位底下的人们，可以表现得不那么冷冰冰的，而是有一些人性的、情感的投入，也许使得影片的框架更有弹性。

　　人性及法制眼光的下调

　　十部影片中我感到最为遗憾的是王全安导演的《图雅的婚事》。比起《惊蛰》来，这部影片在导演技术、镜头的流畅与表现力方面，更上了一个层次。演员余男的表演也十分到位，经常令人感到真假难辨。但是，一个非常好的制作组合，却摊上了一个疑点重重的剧本。不，仅就叙事技术来说，剧本也是非常不错的，有层次、有张力。问题在于故事的起点，一个很成问题的起点，暗中瓦解了一帮极具实力的人们的工作。

　　前些年我们在报纸上听说过类似的真实故事：妻子带着丧失生活能力的残疾丈夫改嫁。作为报纸的新闻，我们既没有看见这位改嫁的女主人公的面孔，也不了解她到底经过了怎样的过程，便不去具体地想象她到底在怎样的两位男人之间进行挣扎，听上去这的确是一个不容易的、令人叹息的故事。但是，放到银幕的呈现中来，一切都发生了变化。

　　当听到由余男扮演的蒙族女主人公图雅的嘴里说出：谁愿意一同养活丈夫巴托就嫁给谁，人们还是会大吃一惊。带着丈夫出嫁是一回事，但这并不意味着凡能够带着前夫生活者，就是自己所要嫁的人。这两者之间有着不可混淆的距离。如果仅仅是需要一个人来一道养活前夫，那么这个人不一定是丈夫；如果是找一个丈夫，那么新丈夫的角色就不仅仅是养活妻子的前夫。我们知道生活中有些令人十分困窘情况，有些情况会逼得人失掉形状，处理这种东西其实十分危险。

　　算是年轻漂亮的图雅有福气，前来相亲的人络绎不绝，但是一听说要带着前夫生活，对方便吓退了回去。后来一位已成大款的老同学暂时接走了图雅，但是当他们在旅馆里解怀宽衣之时，图雅又不失时机地提出了带巴托一道生活的问题，这个安排真的十分不好，显得图雅是在为了丈夫委身求全。而当这位大款同学提出可以在经济上提供给巴托完全的援助，却被图雅拒绝了，她要的是不能离开巴托。她与巴托存在一家人不能分离的感情。那么，她又为什么一定要结婚？在这种情况下的结婚，是不是像一种“寻租”的表现？

　　最后是一位早就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邻家小伙子挺身而出。这位小伙子与图雅之间是有感情的，但是图雅与她的丈夫之间也是有感情的，并且属于那种远远不能将对方放下的浓厚感情。这位丈夫一度自杀未遂，在妻子的婚礼上与后继者又打了一架，这些都是剧作者尽量考虑周全的表现。但是，这个故事的基本动机和目的，都是要当着丈夫的面将妻子嫁出去，而且需要丈夫天天面对这样的屈辱事实。可以问一句，难道作为穷残疾人所拥有的尊严，就比别人少一些？实际上如果这位丈夫没有尊严，这位新婚妻子也一样没有尊严。

　　当我在讨论会上指出这一点之后，一位年轻的官员站出来反驳我，说这“正是危难时期光辉人性的体现”，此话赢得了在场年轻学生的一片掌声。我没有时间回应他，但是多想问问他和在场的各位朋友：如果是你们的姐姐妹妹、是你们的母亲不得不带着前夫出嫁，试想她在两个男人之间的艰挣扎、撕裂的处境，她一日三餐与两个男人一起吃饭，晚上与其中一个男人上床，你们还认为这是人性光辉的体现吗？你们觉得伟大的女性伟大的母性就要承受这种非人的东西吗？因为想起了年轻的前辈作家柔石先生的《为奴隶的母亲》，所以愿意用“人性的下调”来称呼当下的这种现象。在“五四”那一代人看来是不能容忍的东西，在今天的人们却拿它当作美德加以颂扬。

　　下调的不仅是人性的眼光要求，还有比如法制社会的眼光要求。对于影片《马背上的法庭》，我本来是有所期待的，看完之后却大失所望。这部影片面临与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同样的主题，即现代法律与所谓乡规民约之间的矛盾张力。虽然秋菊始终也没有明白为什么从乡里到县里到市里，对于她丈夫处理意见是一致的这其中的道理，但是起码张艺谋的电影走完了全部法律程序，力图向人们展示法律程序以及法理精神的公平严正性。

　　在《马背上的法庭》这部电影中，有关法庭与法律的严肃性则大为下降了。整部影片说不出一个像样的案子，不——准确地说，是那些案子都没有得到像样的处理，以此来体现三位法官用马儿驮着的国徽的严正性。第一个案子是是妯娌之间为了一只瓦罐的纠纷，老法官最后的断案是亲自将这个瓦罐打碎在地，随即从自家口袋里掏出一张五元的人民币，说这拿这个钱去买两个瓦罐，妯娌俩一人一个，再也不用为此打架了。接下来的一个案子比这个复杂一些，是一只猪拱翻了另一人家的祖宗的“罐罐山”，然而最后处理的方式是一样的，法官本人从自家腰包掏出150元钱了事。这位李保田扮演的老法官唯一一次明确说出“对”与“不对”是在他喝醉酒之后，紧接着这次喜酒的当事人年轻法官与他拿了结婚证的妻子私奔了，十分冒失地离开了工作岗位。影片的主要着眼点也许并不在办案，而是这些基层法官们生活、情感等各方面的艰难，但是法官不办案，还叫法官么？片名还叫做“马背上的法庭”么？离开了由法官身上体现出来的法律、法庭和法理精神的严肃性，这个法官形象如何站立得起来？影片中的年轻法官曾经对着老法官大声喊道：“你这是用钱买自己的形象。”如果用作来买卖的仅仅是老法官的个人形象，这个问题还不严重；但实际上这样做影响了国徽背后的正义。

　　导演本人在放映之后与同学们的交流中谈及，这部影片如果在最初开始设想的2004年，可能就“出不来”，后来是因为有了“和谐社会”这种提法，即不管用什么手段，需要的是将事情“抹平”，影片这才能够问世。这样的陈述同样引起台下一片掌声。很可能，许多学生将这番话听成了如何与电影的管理部门“斗智斗勇”。但其实不是那么回事。如果我们的年轻人、年轻导演这样来理解和接受一个“和谐社会”，那么一个法制社会则遥遥无期了。我得承认我自己的学生中，也有对这部电影的这些致命问题毫无察觉，认为这部影片中的那位“不务正业”的老法官很感人。这令我想到是不是现在的氛围，真的不同于1991年张艺谋拍摄《秋菊打官司》时期整个社会对于法制秩序的呼吁与要求？据说张艺谋的影片后来被某些地方用作基层普法教育的教材，而据导演刘杰介绍，《马背上的法庭》则被公检法系统在本行业内部加以推荐。很难说，拿这样背离法制精神的影片，用来教育自身队伍与拿到一般民众中去，哪一个损失更小一些？

　　电影创作论文篇（6）

　　二、虚无主义的运用

　　姜文久负“硬汉”的盛名，尤其是在《让子弹飞》中展现了张麻子高昂的力量与永不妥协的斗争精神后，欣赏姜文电影便是寻找一种伟岸的雄性力量，似乎已经成了观众一种牢固的欣赏心理定势。但是仔细审视姜文的几部电影，便不难发现虚无主义的色调在姜文的心中是根深蒂固的。如，在争议不断的《太阳照常升起》中，故事既真实又荒诞不经，似乎正是为了印证费里尼那句关于梦境是唯一的真实的论断；在写实的《阳光灿烂的日子》中，也能发现魔幻主义的蛛丝马迹。在《一步之遥》中亦会发现虚无主义的运用。

　　在电影的开始，已经死去的马走日就对读者缓缓地解释莎翁的“tobeornottobe”。他认为人生中必定有许多事情，要么是“这么着”，要么是“不这么着”。但是经历过一番生死劫难，他显然已经意识到，有的事情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在整部影片中，姜文都在试图为观众揭示人的命运是如何反复无常，天意弄人。以改变马走日命运的完颜之死为例，无论是云里雾里的观众也好，还是亲历者马走日本人也好，没有任何一个人知道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完颜到底是怎么死的。在拍摄电影《枪毙马走日》时，马走日悲愤倒地，武六冷峻地质问：“完颜到底是你杀的，还是不是你杀的？”马走日的回答不是决绝的“不是”，而是“我不记得啊”。首先，当时意识完全被鸦片控制的马走日确实对当时的情况完全没有印象了，即使有也会因为心理因素而刻意回避这段记忆；其次，马走日对完颜毕竟心怀愧疚，从间接的角度上说，他也是致完颜死亡的因素之一。但是，最重要的是姜文希望观众得以意识到，这世界上诸事变化莫测，你无法对命运问出到底是或不是，而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的结局。这种介于是和不是之间的态度便是虚无主义。早在《荷马史诗》中阿喀琉斯等人的故事、易卜生的《群鬼》、奥尼尔的《悲悼》三部曲等传说或戏剧作品中，就已经流露出类似的虚无主义：个人的力量在强大的命运面前是无可奈何的。［3］这种观点不仅仅存在于西方人的意识当中，在东方人的心里也是某种挥之不去的存在。“闫瑞生案”只是姜文借用的一个故事外壳，想说明的是命运强加给人们的苦难是难以预知和规避的。为了隐晦地提醒一下观众，姜文还在中法进行马走日交接的隆重仪式上，设置了一闪而过的纳粹标识。

　　电影创作论文篇（7）

　　二、导演创作与语言创新

　　动画表现是基于视觉暂留现象，而且最初的动画电影也仅仅是通过图像的集成表现的，当时没有有声的语言，因此，动画里视觉语言的表现是决定该部动画电影表达效果好坏的关键。动画的创作融合了绘画的艺术美和漫画的通俗特性，区别一般的电影创作。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动画电影的视觉语言也在不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