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点｜为什么社会学需要科幻作品

　　作者：Daniel Hirshman, Philip Schwadel, Rick Searle, Erica Deadman, and Ijlal Naqvi

　　译者：李晓彤 编辑：郑竹韵                                  

　　Why Sociology Needs Science Fiction

　　关键词：科幻、教育学、小说、未来主义

　　“你不能用现实主义来讲述(金融危机)这样的故事。你需要幻想来解释它。”—— Max Gladstone，《The Craft Sequence》作者

　　序言by Daniel Hirshman

　　我们生活在一个科幻社会里。网络空间 (Cyberspace)——科幻作家William Gibson创造的一个术语——已经逐渐融入赛博格的当下，这被社会学家Nathan Jurgenson称之为“增强的现实”(augmented reality)，在这里，线上和线下是交织在一起的，尽管仍可看到缝隙的存在。我们共同面临的问题结合了尖端抽象的计算模拟和即将到来的飓风。最新的政治丑闻涉及一家名为Palantir的公司，这个名字来源于 J.R.R. Tolkien的《指环王》中的一个水晶球[1]，与市政府签订秘密合同，以测试其由大数据驱动的预测性监控技术。(有关Palantir的更多信息，请参阅Sarah Brayne最近的文章“Big Data Surveillance”)同时，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仍和以往一样重要。在新的社交媒体工具的推动下，包括#BLM和#MeToo在内的运动重新激发了公众对种族和性别不平等的讨论；同样是使用社交媒体，白人至上主义者和厌女者也在线上和线下发泄着他们的仇恨。从很多方面来看，美国的经济不平等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害怕“机器人抢走我们的工作”成为了围绕科技失业和福利国家的最新的不安全感，虽然这个话题社会科学家已经争论了一个多世纪。在2018年，我们可能说着科幻作品里的流行语，但关注的却是经典社会学。那么我们可以从科幻作品和社会学的交集中学到什么？让我提供五个相互关联的答案。首先，科幻作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实，就像构造良好的韦伯式理想类型[2]一样。多年来，社会理论的导师们借助于特里·吉列姆 (Terry Gilliam) 的电影《妙想天开》(Brazil)，以展示官僚主义的过剩，或者查理·卓别林 (Charlie Chaplin) 的《摩登时代》(Modern Times)，来帮助学生们以一种不现实的、但在理论上具有生成性的纯粹的形式来看待劳动的异化。最近，《黑镜》(Black Mirror) 中的一集《急转直下》(Nosedive) 完美地概括了Marion Fourcade和Kieran Healy对一个因为信用评分和应用程序排名，等级分化越来越严重的社会的看法。除了它们明显的教育价值之外，像《黑镜》这样的节目为粉丝社区提供了一种用以理解当前事件的共同语言。当我们谈论新闻，会指着彼此说：“这听起来就像那集…！”《黑镜》第三季第一集《急转直下》中的评分系统

　　第二，科幻作品提供了大量“极端”反事实的素材。我喜欢把反事实大致分为三种类型。最简单的反事实是那些在历史案例中被真正尝试和检验过的——那些被考虑过并几乎走过的道路——获得了一些势头但被另一种选择所取代的错误开始。这些反事实往往非常类似于历史的展开，或许还伴随着一些后续的调整。另一种反事实，是历史人物想象出来的，但从来没有被认真研究过。最后，还有一些极端的反事实世界，它们是如此不同，以至于要想象它们都需要很大的跳跃。科幻片尤其擅长这类题材，尤其是它的另类历史模式。亚马逊的电视剧《高堡奇人》(The Man in the High Castle，根据 Philip K. Dick的同名小说改编) 堪称典范，它把当今的美国想象成在一个纳粹赢得了二战的世界里。

　　

　　电视剧《高堡奇人》第一季海报第三，与之相关的是，科幻作品提供了另一种社会视角，为历史和人类学提供了补充。当社会学家在努力应付现代性的大变革时，我们常常难以去描述事情还可能是怎样的。Ursula K. LeGuin在《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 中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设想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形象的社会，而不仅仅是一张乌托邦的空票。同样，《黑豹》(Black Panther) 让我们想象一个不同的世界，在那里避开殖民主义的非洲超级技术大国，作为21世纪全球政治的参与者出现。《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英文版小说封面（左）和中文版小说封面（右）

　　第四，在为人们提供另一种社会愿景的源泉时，科幻作品启发我们去想象一个更公正的社会。从LeGuin的共产主义和女权主义科幻人种论，到W.E.B. Du Bois在“彗星” (The Comet) 中对足以带来种族平等的天启的想象，科幻作品一直致力于研究一个公正的社会应该是什么样子。在其更为悲观和世界末日的模式中，科幻小说也提供了对需要避免的未来的想象，比如《黑镜》中的监视状态、Margaret Atwood的《使女的故事》(The Handmaid’s Tale) 中的父权世界，以及Paolo Bacigalupi的气候变化的反乌托邦。

　　《使女的故事》第一季剧照最后，科幻本身就是一个社会领域，有着自己的规范、文化、逻辑和不平等。虽然很容易就能看出许多科幻作品对未来的展望都带有进步的倾向，但性别歧视和种族歧视的科幻创作也有着悠久的传统。最近，在科幻迷群体中，围绕性别歧视和种族主义的一系列争议，突显了这种观点之间的紧张关系。这场最明显的冲突集中在雨果奖上，这是科幻迷们自己投票选出的最负盛名的奖项之一。一些保守派粉丝被激怒了，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奖项都被进步的“社会正义斗士”所主导，他发起了一场失败的运动，试图将奖项导向“难度更大”的科幻作品，通常以军事为主题，主要由白人男性撰写。更广泛地说，科幻迷和各种政治倾向的作者，都在与流派和分类的政治，以及他们对于被认可和被区分的矛盾追求作斗争。“太科幻”的作品被归为小众和不严肃的作品，而一些带有明显科幻主题的作品则被归入更有声望的“文学小说”类别。对文化政治和怨恨政治感兴趣的美国社会学家，可以把科幻作品看作是整个国家争论的一个有用的缩影。在本期中，我们的撰稿人在四篇短文中讨论了这些问题。Philip Schwadel运用交际功能理论来研究科幻作品塑造我们社会理解的潜力。Ijlal Naqvi回到Isaac Asimov的《基地》(Foundation)，他认为完美社会的梦想仍然是难以实现的，也许也是不受欢迎的。Erica Deadman展示了LeGuin的《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 如何很好地阐释了性别社会学的观点。Rick Searle在科幻作家(也是训练有素的社会学家) Malka Older最近出版的《State Tectonics》(无中文翻译版，书名意为“国家构造”)系列丛书中着眼于“微观民主”和信息政治，希望找到替代性政治未来的可能性。在21世纪中寻找方向，社会学家将需要新的隐喻，新的理想类型，新的反事实，和新的引路灯。我们面临着新的问题，比如人为的气候变化，也面临着古老而持久的问题，比如肤色线。科幻作品能帮上忙。也许，在这个过程中，科幻作品也可以从社会学中学到一些东西。

　　Daniel Hirschman就职于布朗大学社会学系。他研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如何衡量不平等和不平等知识的政治。Grokking modernity凭直觉理解现代性 by Philip Schwadel

　　《基地》(Foundation) 系列英文版小说封面

　　如果没有科幻作品，我可能不会成为一名社会学家。我在青少年时期读的小说充满了社会学主题，这些主题与我对社会性世界日益加深的理解产生了共鸣。Isaac Asimov的《基地》(Foundation) 系列向我介绍了一个概念，即可以使用定量技术来预测群体行为，而这（在较小的规模上）正是我现在用以谋生的工作。科幻作品发挥着重要的社会学功能，最突出的是挑战人们对社会性世界的理解。

　　小说家和训练有素的社会学家Brian Stableford 在1987年写的《科幻作品的社会学》(The Sociology of Science Fiction) 中提出，像其他媒介一样，科幻作品反映了作者的目标，并列举科幻作品履行的三种类型的交际功能。首先，它具有恢复性，是一种逃避现实的形式。虽然Stableford认为这种交流方式不太可能对读者产生持久的影响，但是从齐美尔式[3]观点来看，在一个充满感官刺激的现代世界里，幻想式消遣可能是必不可少的。其次，它的维护功能支持并合法化读者现有的态度。从涂尔干式[4]的角度来看，维护是为了加强规范。第三，也是社会学层面上最有趣的，是科幻作品的指令功能。指令式的交流带着影响态度的目的来传递信息，或者，正如Stableford所说，他们“朝着学习和新的理解的方向，命令、劝告、教导、劝说和敦促”。指令式交流挑战听众，并质疑他们的世界观。

　　不同子文化中的规范和价值观是多样的，所以科幻作品的维护性交流只对一些人起作用——强化和合法化已经持有的价值观——可能对那些不持有这些价值观的人来说是指令性的。事实上，这种对交际功能的解读差异在英美科幻作品中很普遍。科幻迷分为两大对立阵营：一类是对涉及性、性别认同和种族等多元文化主题感兴趣的人，另一类则喜欢带有较少明显的社会信息的或支持现状的“低俗小说”。这些团体甚至发起了令人憎恶的公共运动，为了让某些作家获得受尊敬的文学奖项。

　　这场辩论的核心主题是关于不平等和等级分化的。一些读者欢迎这种类型的科幻作品，而另一些人则积极反对他们所不同意的指令性交流。性别和性就是最好的例子。例如，最近去世的Ursula K. Le Guin的作品就深入探讨了性别和性的社会建构。她的小说《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 的情节对于看过《星际迷航》(Star Trek) 的人来说可能很熟悉：一个行星联盟的代表被派往另一颗行星，说服人们加入联盟。然而，这颗行星上的人口并没有固定的性别；对于来访的代表来说，这是一个几乎无法逾越的文化障碍。像Sarah LeFanu和Helen Merrick这样的文化评论家认为， Le Guin的小说是传达与性别和性有关的社会科学概念的有用工具；然而,另外一些人把它看作是一种自由文化帝国主义。最近，Ann Leckie的《雷切帝国：正义号的觉醒》(Ancillary Justice) 和N. K. Jemisin的《破碎的星球》(Broken Earth) 系列对性别和性的关注也引发了争议。

　　探索种族和民族不平等的科幻文学也可以被解读为指令性交流。在这里，Jemisin的《破碎的星球》系列也是相关的，不仅因为它的种族主题，还因为Jemisin是第一个获得著名的雨果最佳科幻小说奖的非洲裔美国人。最有名的可能是Octavia Butler的小说《Kindred》(无中文翻译版，书名意为“血缘”)，它讲述了一位穿越到1815年的当代非裔美国女性。像Mark Bould和Elisabeth Anne Leonard这样的文化评论家注意到Butler的作品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科幻文学是如何突出殖民主义、全球主义和种族问题的。

　　考虑到科幻作品的观众通常被认为主要是白人男性，性别和种族主题的盛行有些令人吃惊。也许只是因为观众的构成，这样的主题是有争议的，被视为一种指令性的交流形式（有时是愤愤不平的）。然而，作者和读者也可以雇佣他们来激发20世纪60年代科幻作品中的一个词“grokking”——凭直觉或同理心理解某件陌生的东西。科幻作品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领域，人们可以接受的主题类型和交流方式各有不同，但对我们很多人来说，它在发展我们对社会性世界的理解上——我们如何凭直觉理解现代社会以及我们在其中的位置——起到了关键作用。

　　Philip Schwadel就职于内布拉斯加大学林肯分校的社会学系。他研究宗教、社会运动和语境分析。

　　Resistance and the art of words反抗和语言艺术by Rick Searle“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中。它的力量似乎不可避免。君权神授也是如此。人类的任何力量都可以被人类抵制和改变。反抗和改变往往从艺术中开始，通常从我们的艺术，从文字的艺术开始。”– Ursula Le Guin

　　《Centenal Cycle》三部曲:《Infomocracy》(2016),《Null States》(2017),《State Tectonics》(2018)

　　伟大的科幻小说特别善于通过真实的、混乱的、多层次的人类（或与他们类似的外星人）向我们展示，我们生活的世界不一定是这样的。其中一些最优秀的作品不仅构想了我们社会的替代模式，以解决社会的一些主要矛盾，还试图抓住替代性模式本身的解决方案中可能出现的隐患。Malka Older的《Centenal Cycle》系列是一个很好的例子。《Centenal Cycle》既不是乌托邦，也不是反乌托邦，它试图描绘一个未来社会的合理版本，这个未来社会在解决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问题时，也遇到了自己的困境。

　　《Centenal Cycle》计划出版的三本书中的两本已经出版。第三部小说《State Tectonics》将于2018年底出版。在前两部《Infomocracy》（意为“信息民主”）和《Null States》（意为“无效国家”）中，可以看到较早的设想是一种替代性的全球政治秩序。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被“微观民主”所取代，这是一种由“centenals”（10万个人组成的一个政治单位）按照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建立起来的政治。拥有最多“centenals”的群体就会成为“超级多数” (Supermajority)，被授予一些特殊的政治权力，而替代性政府很少会直接控制“centenals”。

　　“超级多数”通过每十年一次的选举产生，一个名为“信息”的组织为选举中使用的言辞确立了事实真理。“信息”就像是一种混合我们今天所见的科技巨头的政治化组织。

　　早在2016年总统大选之前，Older就成功地识别出了形成当今政治和社会争论中心的一些问题，并将它们编成扣人心弦的小说。在一个通讯的生产成本接近于零的时代，人们如何能够区分真假呢？在这个想象的全球微观民主体系中，“真相”由一个组织管理，为我们不受限制的沟通问题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解决办法，同时也暴露出使任何个人或组织成为真相的唯一仲裁者的危险隐患。

　　选举后，许多人都察觉到对谷歌、脸书和推特等平台上推行编辑责任的呼吁，甚至会支持建立一个监督宣传的组织，清除虚假内容，就像这些平台已经在审查色情和侵犯版权的内容一样。在《Centenal Cycle》中，Older将这种互联网监管与促进治理透明度的组织——比如Accountability Lab——结合起来。她将自己小说收入的一部分捐赠给了该组织。

　　《Centenal Cycle》提供了一个赛博朋克式的介绍——关于媒体责任、互联网平台在当下和未来决定哪些信息可以让公众更容易获得的角色，以及政府责任和对公民的响应能力的问题。但如果运作信息的角色被描绘成与谎言和破坏微观民主的邪恶力量英勇斗争的样子，那么读者一定会想，这种(运作信息的)权力会如何被那些远没有那么仁慈的势力所使用？无时不在监视又无处不在的信息之眼下的自由，可能会令人感觉恰恰相反。《Null States》的主人公Roz在第124页承认：“在世界各地，信息都受到广泛憎恨，原因有很多：它的力量、它的无处不在、它可怕而有用的各种知识。”

　　此外，微观民主不是一个自由的秩序。即使它维护着一套有关人权的最低要求，它也将言论集中在技术精英的手中，这让许多人感到不安。也许在《Centenal Cycle》的最后一部小说中，Older会指出或解决她想象中的系统可能存在的一些隐患，但我们仍生活在一个被这些矛盾扭曲的世界里。在今天，人文科学学生的任务将是解决计算机政治宣传和在全球政治时代不响应的国家的问题，而《Centenal Cycle》是——让他们知道，世界本来就未必如此——最吸引人的方式之一。未来可以是不同的。Rick Searle是伦理和新兴技术研究所的一员，他在utopiaordystopia.com上发表博客。他也是《Rethinking Machine Ethics in the Age of Ubiquitous Technology》一书的作者。

　　A planet without gender一个没有性别的星球by Erica Deadman

　　《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英文版小说封面（左）和中文版小说封面（右）

　　无与伦比的Ursula Le Guin最近去世了，所以我一直在重温她的著名小说《黑暗的左手》(The Left Hand of Darkness)。故事讲述的是一位名为Genly Ai的使者被派往格森(Gethen) 星球学习并融入当地文化的故事。这个星球上的人没有固定性别：他们可以在每一个交配周期变成男性或女性，并且大部分时间处于双性同体的状态。故事的核心是Ai与格森文化的互动和对其作出的反应。

　　有许多人从性与性别对社会的影响的角度，探讨过Le Guin作品的主题。在这里，我想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讨论这部小说对性别的探索：顺性别的男主角Ai在适应格森星球的性别缺失时面对的困难。Le Guin探讨了两个问题：第一，Ai很难理解那些缺乏他所习惯的社会框架的人的行为；第二，当格森星球的人以无意中区分性别的方式与Ai互动时产生的误解。在整个故事中，这两点都给Ai带来了困惑和挫折。

　　从一开始，Ai就对另一个角色Estraven的双性恋感到不适。他可以在智力层面上理解自己正经历的事情，但这并不能阻止潜在的反应：“我认为在餐桌上，Estraven的表现是女性化的，充满魅力和技巧，是空洞的、华而不实的、又熟练的。难道实际上我不喜欢且不信任他身上这种柔软的女性气质？因为我无法把他当作一个女人……可是每当我把他当作一个男人的时候，我就感到一种虚伪、欺骗的感觉：问题是在他，还是在我自己对他的态度上？”

　　Ai的回忆带有明显的厌女主义元素，但这不只是一种对他所描述的女性形象的鄙视。更确切地说，是对一个既具有他理解的女性特征，又具有他理解的男性特征的人的不信任。

　　社会学家Judith Lorber的《Night to His Day: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Gender》有助于我们理解这些反应。Lorber解释了儿童被社会化的过程，他们学着用在文化上符合特定性别的方式说话、做手势和行动。作为一种文化，我们已经构建了对这些自我表现方式的共同理解，即“第三性征” (tertiary sex characteristics)，我们用它们来将人们划分为不同性别的群体。这个过程是不可见的，Lorber写道：信号“是无处不在的，以至于我们通常无法注意到——除非是被忽略或模糊了。然后我们就不自在了”。即使是在格森星球这个雌雄同体的世界里，Ai的思想也在努力按照二元性别对人们进行分类，依靠诸如“Estraven的表现”这样的第三特征。但在一个人们还没有像我们一样学会区分性别的世界里，Ai抓住了错误的、常常是让他不适的信号。

　　当Ai试图理解这个没有性别的世界时，格森人对他的性别参照框架同样感到困惑。Ta们对与他互动的隐含意义一无所知。例如，当Ai在一个需要体力的旅途中生病时，Estraven无意中通过减轻他的体力负担来照顾他。Ai在心里怒不可遏地咆哮，坚持认为Estraven “本应更像个女人，而不是男人”，并把他们相对的体力劳动比作“一匹套着马具的种马和一头骡子”。但他很快意识到这种态度是不公平的：“Estraven并不是有意施恩。他很坦率，他希望我也能坦诚相待，这是我所不能提供的。毕竟，他对男子气概和男性雄风并没有什么标准，这就不会使他的自尊心更复杂。”

　　这很好地阐释了学者Michael Kimmel“男性气质即恐同症”的概念，他将男性气质构架为一种对女性气质（以及延伸到男同性恋）的排斥和反对。因此，“男性气质作为一种同性社交的设定充满了危险，并伴随着失败的风险……我们保持男性化外表的努力，掩盖了我们所做的一切。”Ai明白，他身处一个没有性别的文化中，但他太习惯于捍卫自己男性身份的界限，无法轻易停止。他为自己的身份辩护时的迅速反应，虽然让Estraven感到困惑，但对于那些生活在性别化系统的限制里的人来说，却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展示Ai不断挣扎的过程中，Le Guin让读者看到了我们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性别二元结构。它无处不在，塑造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互动方式，除非我们思考一种彻底陌生的文化，否则很难完全理解这种方式。这就是好的科幻小说的力量，这也是为什么在这本小说出版了几十年后，仍然不断有粉丝发现和重新发现它。Erica Deadman是一位受过训练的社会学家和统计学家，她在工作中分析行为模式，并在华盛顿特区运营一个女权主义的讨论小组。

　　Beware of geeks with good intentions小心那些善意的极客by Ijlal Naqvi

　　

　　《基地》(Foundation) 系列中文版小说封面Isaac Asimov的科幻小说《基地》(Foundation) 深受极客们的喜爱，在那些把自己想象成有远见的人——他们利用先进的知识把社会变得更好——中间引起了特别的共鸣。当SpaceX火箭在2018年初发射时，它非同寻常的有效载荷甚至包括一份《基地》系列，作为一个象征性的动作。《基地》系列因引入了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的概念而闻名，这是一门可以预测未来的数学社会科学。这种想象的科学伴随着相应的警告：它只能预测种群(而不是个人)的未来，预测数量有限的独立变量的未来，而且只能秘密进行。预测性的社会科学对想要行善的人有很大的吸引力。在书中，心理历史学的首席知识分子Hari Seldon预言，当时繁荣的银河帝国将会崩溃。他想利用心理历史学的预测，将随之而来的混乱从预期的3万年减少到1000年。所以为什么我对心理历史学有如此强烈的保留态度呢？有两个原因：首先，社会学的核心观点认为，心理历史学是不可能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即使存在，心理历史学的规范性基础意味着我们必须基于伦理理由拒绝它。心理历史学永远不会存在，因为人类的处境——我们是谁，我们将做什么——不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涌现（Emergence）指的是，系统的特征由系统各部分的相互作用而有机地产生的这一现象。涌现性(属于系统而不是个体)是不能预先确定的。你可以阅读更多关于涌现的组织理论（《The Emergence of Organizations and Markets》是一个好的开始)和批判现实主义理论(例如，Philip s . Gorski 2016年的文章《Qualitative Sociology 》)，但实际上涌现是社会学的核心：我们不仅是在研究由个体构成的组群，也在研究社会运作中出现的组织和机构。在复杂理论(Santa Fe Institute的研究之一)中，可以找到一种更为困难的看似科学的疗法，该理论假设人类社会是非线性的系统，包含多个独立的行为体，它们与其环境共同进化。我们的世界塑造了我们的选择，但我们通过行动来改变我们的世界。此外，我们理解世界的方式并不是静止的，而是在不断的变化中。创造意义是社会生活的基础。我们给自己的生活和行为赋予自己所构建的意义，而这些意义会随着时间而改变。我想到的是Anthony Giddens的“结构化”（structuration）理论，但也有其他完全适合的理论公式。人类会回想你。我们不是被发射出去的，根据不变的运动定律而弹跳的台球。宗教、合法政府的原则、家庭、美好生活：这些都不是永恒不变的概念。当我们创造意义的基本范畴改变时，人类行为会重塑自身。社会生活的矢量空间一直在变化，因为我们用来理解它的范畴是短暂的，因为我们的干预塑造了未来的可能性。除此之外，在Asimov的书中，心理历史学依靠的是保密和操纵。他在第120页写道，行为被预言的暴民一定是“盲目的”，他们“不知道自己行为的结果”。然而，知道有一个宏伟计划的存在，影响着角色的行为。喜剧性的是，一位有一些心理历史学基础知识的政治家在第121页质疑道：“我试着从不让我的远见影响我的行动，但是我怎么知道呢？”在这个系列的后面，心理历史学家们使用精神控制能力来塑造人类的行为，以服务于他们的计划，并改变预测中的场景。现在，我们开始看到在Asimov的作品和其他地方，为心理历史学的实施而辩护所需承受的伦理压力。尽管意图是好的，但这种暗中塑造社会未来的家长式作风是极其反民主的，是对个人自由意志和人权的严重侵犯。如果不公开其意图和方法，任何以心理历史学预测和塑造未来的能力为模型的社会科学——即使它服务于更大的利益——都将有一个腐朽的核心。所有这些都是我喜欢科幻小说的原因，也是我相信它具有深刻的社会学意义的原因。尽管我反对心理历史学，以及现实世界中的任何类似于此的东西，我认为《基地》对其核心理念和我们自己的理念都提出了挑战。小说家Philip K. Dick曾将科幻小说定义为一种描绘“在合适的情况下可能的”世界的体裁，基于当前世界的转变或错位，一种新的社会就出现了。最好的情况是，科幻小说促使你重新思考你对世界的了解，以及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Ijlal Naqvi就职于新加坡管理大学社会科学学院。他研究发展、城市基础设施和民主主义。

　　译者注：

　　[1] Palantir这个名字是Thiel取的，来源于他所爱的《指环王》：在剧中，Palantiri（多一个i，这里不是笔误）是一个可以穿越时空、看到一切的水晶球，它可以帮助各位大神小怪和其它水晶球建立联系，从而可以看到附近的图像（其实它是魔幻时代的摄像头搭配监视器）。

　　[2] 理想类型（德语：Idealtypus），最早出现于马克思·韦伯Max Weber的著作中。意指借由筛选出某个现象的某些基本或核心特征，则其他的特征都将被摒弃或忽视。

　　[3] 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858年3月1日－1918年9月28日，又译为西美尔或齐默尔），德国社会学家、哲学家。主要著作有《货币哲学》和《社会学》。是形式社会学的开创者。

　　[4] 埃米尔·涂尔干（法语：émile Durkheim；1858年4月15日－1917年11月15日），又译迪尔凯姆、杜尔凯姆等，是法国犹太裔社会学家、人类学家，与卡尔·马克思及马克斯·韦伯并列为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社会学年鉴》创刊人，法国首位社会学教授。文章来源：

　　《Contexts》第17期，第3号2018年夏季刊：在社会世界中理解人们

　　https://contexts.org/articles/sociology-needs-science-fic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