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通作家深度访谈录｜刘平勇：真诚健康的灵魂必定自带亮光

　　曹斌：作为一个作家，请您谈谈您对文学的理解。

　　刘平勇：

　　文学是关乎人心、解释灵魂的，如果仅仅用来评一个职称，二级作家或者一级作家，意义不大。我们对文学应该怀着更大的抱负，更宽广的视野，并与世界建立起更深邃的对话关系，这样，才能找到写作原初的价值。否则，在当今高度商业化的社会里，写作所能获得的物质利益是微乎其微的，您根本没必要苦苦地在文学里挣扎。

　　文学终归不能只是满足于表达外生活，而是要深入内生活，要追问，要挖掘人精神的深度、广度，要敞开人灵魂的纵深感，让人看到生活的希望和亮光，获得一种能站立起来的精神，而不是趴下，在怨毒和呻吟中沉沦。

　　文学的作用是愉悦和教化，也就是启迪智慧，提升思想。一个写作者如果能够通过写作，解剖人心，探析人性，渡己渡人，达到自我灵魂的救赎和他人灵魂的救赎，那么这个写作者，可以算作真正意义上的作家。

　　曹斌：阅读和写作对您心灵的锻造和生活有什么作用？

　　刘平勇：

　　我个人觉得，一个有阅读和写作习惯的人，即使独自漂流在荒岛或关在监狱，只要给他书籍并允许他书写，他就能够很好地活下去。几乎所有的作家，都是从阅读开始的。如果一个作家，只写自己的人生经历，毕竟是不够的。一个人的人生经历，是有限的。我们通过对古今中外优秀作品的阅读，就能拓宽自己的视野。我们不是贾宝玉林黛玉，不是潘金莲西门庆，不是赫留朵夫玛丝洛娃，不是安娜渥伦斯基，不是阿Q孔乙己祥林嫂……但是，我们通过阅读，就了解了他们的家庭，地位，情感，生活，命运等等。我们就设身处地跟随他们过了一遍他们的生活。我们就看到了更广阔世界的不同的人生景象。当然，我们的阅读，不只是文学方面的，还有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历史的诸多方面的学科。一个优秀的作家，必然是个杂家，知识结构既要专又要博，一个作家必须发出自己的声音，阐释自己对这个世界独特的理解和认识。写到什么领域，对什么领域就要有科学的理解和认识。

　　另外，阅读能开启我们心灵的大门。我们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封存着许许多多的东西。平时它就这样深埋着，往往在阅读中，常常会灵光闪现，照亮时间深处的那些有价值有意义的东西，再通过自己的精心构思，一篇有意义的文章就产生了。

　　阅读就像一个人对美食的品味，当您从没吃过好吃的，您会觉得眼前的食物就是美味，而当您吃遍了美食，您对食物的胃口就会变得挑剔，您宁愿饿着也不吃那制作粗鄙的食物——这个比喻还不够恰当，人饿极了还是会吃随意递给他的食物的，而阅读则不会，阅读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您所读过的每一本书都是一级台阶，每一级台阶都把您引向更高处，您也只愿向更高的地方去阅读。

　　阅读和写作，能启迪心智，矫正灵魂。每一次的阅读和写作，都是一次对灵魂的矫正和洗礼。我们不仅在阅读和写作中，丰富自己的知识，提高自己的审美，更重要的是提升了自己的修为。使自己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具有明辨是非的能力，具有发现抵达更完美世界的有效途径。

　　写作是关乎灵魂的事，在这个浮躁的年代，还有多少人有心思抚摸一下自己的灵魂？许多人都变成了物质的奴隶。心里只是装着金钱和功名利禄的人，内心为了物质的获取而焦躁不安的人，是不适合搞写作的。当不择手段挣来的金钱不能为人的精神愉悦服务的时候，其实金钱就变成了刀子和毒药。

　　于我个人来说，写作使我过上了自己想要的生活，一种简单而又丰富、宁静而又自足的生活。我的后半生将继续这样生活下去——阅读和写作，如果有人问我为什么还要这样，为什么不改变一下尝试点别的，我会说，经过多年的切身体验，我觉得阅读和写作既节约能源又有益于身心健康，是最为环保的生活。我喜欢这种生活。

　　曹 斌：听说您是昭通第一位与上海游读会签约的作家，您认为这是对您作品的认可吗？

　　刘平勇：

　　现在出书都比较难，即便文章质量还行，大都要自己掏钱出书，一掏，就是三五万，不是小数。即便书出来了，也是要呢堆着，要呢送人，读者少得可怜，书籍没有了读者，就是死的，死了的书籍，其实就是废纸。对于一个写作者，这是残酷的事实。游读会与我签约，他们是看中我的小说可读性强，接地气，有读者，也有市场。我认为这是对我作品的认可。因为我以后出书，不需要自己掏钱，还可以得点版税。还有一个强大的宣传阵营。这无疑对我作品的传播起到较好的推进作用。这样，自己辛辛苦苦写出来书，就不至于很快死去。

　　曹 斌：曾有评论家说，您是一位被低估的昭通作家。对这种说法，您是怎样看的？

　　刘平勇：

　　在生命中，应该感谢鼓励我、高看我的人。世界太大，也深也复杂，人有人运，文有文运，别人低估我，是别人的事，但我自己不能低估自己。凡事尽力而为，顺其自然吧！相信每一个自己，都是这个世界的唯一。

　　

　　曹 斌：这么多年来，您在文学创作方面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很想知道您曾今是怎样与文学结下不解之缘的？

　　刘平勇：

　　说句掏心窝的话，文学是我儿时的梦想。

　　我1968年阴历4月出生于云南省昭通市乐居乡仁和村刘家营，1983年考入昭通地区师范学校。那时，15岁的我常常用一个洗得发白的帆布包背着冷洋芋走40里山路到学校上课。一个人走在山路上，常常停下脚步，看蚂蚁搬家，捧山泉洗脸，听山风唱歌。日出日落，晨昏交错，我常常能够穿越时空看到躬腰摘菜的母亲，肩扛犁耙的父亲，手提菜篮的姐姐……我想哭，我想歌，我想对着太阳倾诉我的疼痛和幸福。于是我就开始了用诗歌来表达感情。尽管当时的我不明白什么是诗歌，但写下的那些纯真的语句，能够表达我当时内心的情感。现在偶然翻开那一本又一本的手抄本诗歌，仍然还会面红心跳，那是一些原生态的情感表露，虽无多大技巧可言，但却回归本真。1986年，我被分配到昭通最贫瘠的高寒山区大山包教书。在极度贫困孤寂的环境里，我只能在煤油灯下苦读诗书来排解灵魂的孤独。当时只领76元工资的我，毅然拿出37元来读吉林函授创作班，一读便是3年。尽管没有一篇文章见诸刊物，但我的文学梦却得到了延续，孤独的灵魂得到了寄托。

　　从写作的真正意义上说，我是从1997年开始文学创作的。我还清楚地记得我的第一篇小说是怎样写出来的。当时是1997年一个秋天的下午，已在昭通很有名的作家夏天敏老师鼓励我写一篇小说在昭通地区文联主办的《南高原》上发表。我闭门造车近十年，从来没有与外界接触，忽然得到一个作家的鼓励和支持，激动的心情可想而知。于是从早上10点写到夜间3点，我便完成了15000余字的小说《荒原血泪》，后在97年的内部刊物《南高原》第四期上刊登出来。

　　曹 斌：

　　您从小学教师、中学教师、村长、记者、编辑，教导主任、副校长、区报社副主编、区文联副主席、作协主席，市作协副主席、秘书长，区委办副主任、区文产办主任、区委党史研究室主任经历了15个不同岗位的历练，这是不是为您后来的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或者说为您的创作提供了很好的创作素材？

　　

　　刘平勇：

　　我是1986年师范毕业的，一分工就分到了离家近两百里的偏远山区去教书。从某种程度上说，我后来工作的改变，都是因为文学。我记得1987年的时候，我写了一份文采飞扬的工作总结，就被当时的中心校长看上了，我就被调到了中心校当教导主任。教导主任这个角色，多少靠近了乡村权力的边缘，争斗就在所难免。当时只有19岁的我，单纯得像一张白纸，失败就成为必然。不到一年，我就被别人取而代之。我是一个敬业的人，做什么都会力求做得更好。因此教书就有了一些名气。后来就调到我的家乡乐居中学去教书。大概是1993年，我们当时的县级市委组织部把乐居乡当做干部任用改革试点，针对当时村干部文化水平普遍偏低这一问题，要在学校通过文化考核、施政演讲方式，招考村干部，由于我喜爱文学，我均以第一名的成绩被录用为上街村的村长。村长这职位所面临的工作多如牛毛，真是上管天文，下管地理，中间还管老百姓的鸡毛蒜皮。除了政治任务催粮要款，刮宫引产的要事，那些邻里争斗，婆媳不和，父子吵架，偷牛盗马等等鸡毛蒜皮的事，您都要亲自过问。

　　后来也是因为文学，使我小有名气，我便调到了县级市的报社，从记者做起，一路走来，便经历了这十余个工作岗位。对自己的工作岗位，我觉得对于一个在体制内的人，在现有的体制下，我觉得我是没有能力选择的，只能在奋斗中顺其自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真的是我个人不能掌控的。我能做到的，就是不管我从事什么工作，我都尽力地把它做得更好。我相信因果，什么因结什么果，这也是对机缘巧合的某种解释。当我在工作生活中，遇到困难和磨难时，我就会想，这是上苍在磨砺我的心智，是上苍为了让我写出更好的文学作品为我准备的财富。这样想，就乐观了，释然了。

　　记不清哪个作家说过，一个作家，其实就是个杂家。所谓杂家，就是要懂的东西很多。一部优秀的作品，它的信息容量、思想容量一定是很大的，它所涉猎的知识也一定是很多的。譬如《红楼梦》，天文地理哲学医学玄学宗教民俗……包罗万象的，被作者那么精当艺术地在作品里表现出来，叹为观止。要是作者没有这些经验，这些知识，肯定就不可能有这么一部伟大的作品了。对于我而言，这些经验都是一些底层的经验，有了这些经验，无疑丰富了我的写作资源。

　　曹 斌：从您的简历来看，我发现您在许多部门都是领导，工作应该很忙，您是如何来处理写作与工作的关系的？

　　刘平勇：

　　其实像我这样在小地方工作的人，时间也不是那么紧的。我喜欢小地方，小地方的生活也算慢生活。我所生活的小城市，街头巷尾，喝茶的，玩麻将的，小歌厅里飙歌的，比比皆是。像我这样的小公务员，白天肯定必须上班，但晚上的时间是自由的，周末和节假日的时间也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我晚上除了走走路打打太极拳锻炼一下身体，其余时间就用来读读书，有灵感的时候就写一写。但周末和节假日的时间，我大都用来写作。可以说，我百分之九十的作品，都是周末和节假日里写出来的。

　　曹 斌：您是一个从基层走出来的作家，在作品发表上经历了些什么？

　　刘平勇：

　　我从发表第一篇小说到现在，已经二十年了。每位立志成为作家的人，渴求发表是共性。二十年前，由于地域限制，网络信息的不畅通，边缘化现象十分严重。远在边远地区的基层作者，很难看到外面的世界，对外面世界的了解，基本上靠的就是有限的书本阅读和图像不清的电视观看。

　　二十年前的我，那时真的是闭门造车，整天读着有限的几本书，闷着头写，遇到有点喜欢文学的朋友，便逮住他，就念文章给他听。有些时候，我还在念得激情飞扬，对方早已昏昏欲睡。那时没用电脑，用手写，一个两万字的小说，用手写完，反复修改，再抄写一遍，那种费时费力可想而知。然后是盲目的投稿，然后是遥遥无期的等待，脑海里整天都是邮差送信的样子。结果大都一样，泥牛入海。当然偶尔也会接到几封回信，有的回信会有几行字，更多的一句是，不拟采用。那时，做梦都会梦见心仪的作家跟我谈文学，比如史铁生、贾平凹、路遥、陈忠实、迟子建、毕飞宇、苏童等等。那种激动、幸福、惶恐，真是用语言难以表述。现在想起，在文学的道路上蹒跚而行，期间的酸甜苦辣，还真让自己感动。

　　曹 斌：可以说您的作品无论是散文还是小说，在言语上个性十分鲜明，而且形成了自己独有的特点，您是如何来处理小说人物与语言的关系的？

　　刘平勇：

　　小说是塑造典型人物反映社会生活的一门艺术，小说人物的语言必须要符合人物的个性和身份，这是小说艺术的基本要求。我一生的努力，就是寻找到最符合我的小说人物个性和身份的那种精准的、鲜活的、掷地有声的语言。朴拙也罢，华丽也罢，高雅也罢，低俗也罢。只要符合人物的个性和身份，就是好的语言。阿Q的 “和尚动得，我动不得”？孔乙己的“多乎哉不多也”，都极其符合他们的个性的。我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是底层人物，他们的语言本身就是朴拙的，只有朴拙，才符合他们的个性和身份。无须有意朴拙，而是其人物个性决定了他们的语言风格。

　　曹 斌：在您写作的过程中，最初有哪些人给予您最直接的帮助？

　　刘平勇：

　　在我的写作过程中，给予我帮助的人很多，最初的，最直接的帮助我的，就是曾获得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的夏天敏老师。1999年12月24日，时任县级昭通市报主编的夏天敏老师，把我和另外三位平时喜欢写点豆腐块文章的、在乡村教书的朋友调到报社来当记者，我们有幸得到了夏老师面对面的教诲。他的勤奋成为我们的榜样，他对关注现实关注当下的写作理念，给我们的创作很大的帮助。他对我们文学作品的把脉、推介，使我们的创作水平有了长足的提升。

　　我最初在公开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就是在我们云南省作协主办的刊物《边疆文学》上发表的。《边疆文学》是1956年创刊的一本老牌杂志，立足云南，面向全国，特别注重对云南作家的培养。十多年来，我几乎每年都要在《边疆文学》上发一篇作品，大都是头条。这给我极大的鼓励，同时也十分的感激。我的小说从《边疆文学》逐渐走向全国的刊物。刘永年、何真、王洪波、范稳、潘灵、雷杰龙、田冯太等一大批老师，对我的作品都亲自指导过。后来，全国许多刊物的编辑老师们，虽未谋面，但在文学上交流颇深，对他们的无私的关心和帮助，感激于怀。

　　曹 斌：这些年来您的写作有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吗？

　　刘平勇：

　　说风格，很惭愧，我还真没好好想过我的写作属于啥风格。风格，指文学作品从整体上表现出来的独特而鲜明的风貌和格调。我觉得我还没有形成自己特有的固定风格。风格，受作家主观因素及作品的题材、体裁、艺术手段、语言表达方式及创作的时代、民族、地域条件等客观因素的影响而产生，并在一系列作品中作为一个基本特征得以体现。我觉得，一个作家的写作风格，是变化着的，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题材，会产生不同的审美，也就有不同的艺术表现形式，当然也就有了不同的风格。

　　我最初的写作，是没有经过严格训练的写作，抓到什么，就写什么，对所谓文本、题材、语言、思想、结构方面的东西，缺乏较深的思考，这跟我当时对写作认识的浅陋有关。当时的写作，激情有余，思考不足，虽然血肉饱满，但也瑕瑜参半，泥沙俱下。当时追求语言的华丽，常常为一些华丽的词句沾沾自喜。殊不知，那些骨肉分离的词句，缺少体贴和温度。后来读得多了，写得多了，对文本、题材、语言、思想、结构方面的东西也就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和更严格的要求了。

　　通过多年的写作磨砺，逐渐形成现在的这种风格，在题材上，以乡土题材为主，其他题材为辅。除了继续关注农村、农民自身生活的苦难外，更关注改革开放，城镇化进程，以及城、乡二元结构中，所呈现出的新问题，并把人物放置在激烈的矛盾冲突中，刻画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形象，突出人性中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作品真正体现生命关怀、灵魂书写这一主题。作品关注的都是人的生存困境和精神困境，试图对生命进行细致入微的洞察，以及对人物命运的沉浮和走向从文学的角度作有益的探索。在表现形式上：特别注意叙述的节奏，调子，气息，氛围；力求从容，沉静，诗意。给人一种视觉的冲击，灵魂的震颤和回味。书写的对象大都是对“小人物”的人文关怀。主人公大都是农民、民工、乡村教师、手艺人、小商小贩等，都是我们熟悉的、身边的小人物。对笔下的小人物、底层人、受苦人，有一种来自灵魂深处的悲悯情怀，试图用深情细腻的笔触，去刻画这个时代面临困难和危机的社会弱势群体。试图揭示这个群体的生存困境，极力展示每个个体生命与现实不可调和的对抗与冲击。这种揭示，不是刻意张扬困境和苦难，而是希望从另一种角度来观照人道主义的缺失，召唤理想价值的到来，提醒人们如何摆脱生存的尴尬与苦痛，藉以恢复人类生命内在的尊严。我在作品中，从自然生存中的人追溯到社会存在中的人，从社会存在中的人追溯到精神存在的人，力求站得高，抓得准，开掘得深，真正走上了一条灵魂关怀的文学之路。

　　曹 斌：昭通作家的很多作品都选择了关注底层的小人物。您的中篇小说集《天堂邂逅》还是《因为有爱》等等，从乡土到城市，也同样聚焦了人的精神困境及生存困境，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基调进行创作的？

　　刘平勇：

　　一个作家的背后，隐藏着一块与之息息相关的土地，也隐藏着一群与之血脉相通的人。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绝无例外。我出生在中国云南东北部的一个边远偏僻的山村，我的亲人们在这块贫瘠的土地上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刨食生存，他们的生存是艰难的、窘困的。他们的精神生活，可以用荒芜一词来形容。作为农民的儿子，我深深地融入于农民与土地。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酸甜苦辣，无不深深地打动我的心灵。当村长的时候，抓计划生育，追缴公余粮，拔麦种烤烟，放水插秧，抗洪抢险，秋收抢种……。那些来自人为的或自然的种种苦难，毒蛇样缠绕着我那可亲可敬的农民父母，兄弟姐妹，我的心疼痛无比。

　　就为着我可亲可敬的农民父母，兄弟姐妹们，我开始思考这一群为土地而生为土地而死为命运而抗争的人们。我用小说来书写他们的生存状态，书写他们的勤劳善良朴实勇敢，书写他们的狭隘自私愚昧凶残。在农村，一有丧事喜事，家家团结，和睦相处的大家庭景像随处可见。为了一只鸡、一棵蒜、一撮土而发生的人命案比比皆是。我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耳濡目染的全是一些不可思议的心痛的事实。我手中的笔怎能不流泪？不滴血？

　　后来随着社会的变革发展，他们能够吃饱穿暖了，可在这块土地上一茬又一茬生长起来的人们，又为了更好地生存和更美好的精神追求撒遍了中国的各大城市，变成了名副其实的农民工。他们渴求美好，向往美好，在生存和精神困境中头破血流地突围，最终大都迷失自我和回家的方向，他们在陌生而缤纷的城市里，慌乱而盲目地演绎了许多令人伤感的悲剧。作为生在其中的我，作为与他们有着相同血脉的我，作为一个试图用文字书写悲喜人生的写作者，所写的文字，就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探析生存和精神困境的烙印。

　　曹 斌：

　　您的许多小说，故事的结局都走向了死亡。比如《恰到好处的活着》中疯疯癫癫的张盼春头撞玻璃而死；《另一种悬崖》中王三贵在民警鸣枪警告下不小心跌入悬崖；《夜如白昼》中考上大学的小娟因车祸而死；《王老歪不想成为杀人犯》中的王老歪骑在自己房梁喝敌敌畏……这是您有意安排的，还是另有缘由？

　　刘平勇：

　　其实这不是有意安排的，而是特定人物命运的必然走向。可以说，我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在生活中都是有基本原型的。对于一个熟悉底层生活的写作者，写反应底层生活的作品，很占便宜。不需要挖空心思去虚构，只要把生活中的真实，稍加演绎写出来，那种荒诞和疼痛，就足以让那些在城市里生活的作家和读者揪心和震撼。

　　当我把目光投向我的村庄，我作品里的主人公就不请自到了。我的几篇作品里的主人公，当我还在创作的时候，他们确确实实还在活着。当我在作品中以他们的性格、能力、角色演绎他们生活的走向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亡。而几年以后，生活中的他们，就像我作品中的他们一样走向了死亡。为此，我感到震惊，害怕。以至于现在，我都害怕写死亡。我常常觉得自己有罪，是我把他们写死了，是我杀了他们。我常常在心里假设，假设我不把他们写死，他们还会死吗？

　　当然，也有一些死亡是这样的。他们在生活中已经死亡了，我只是一个目击者，把他们的死亡在作品中艺术地再现出来而已。

　　曹 斌：

　　《天堂邂逅》总的由七篇小说构成，其中六篇结局都是死亡。《找啊找》中赵岚失手杀了丈夫的情人梅子，而梅子被赵岚推倒后碰到桌角意外死去；《天堂邂逅》中进城谋生的小摊贩张大鹏，杀死城管队长何胜利后畏罪自杀；《茶花的月亮》中的茶花身首分离……这样的结局您是怎么想的？“死亡意识”是您在创作中的一种潜意识吗？

　　刘平勇：

　　可以说，在这几部作品中，诸多社会因素的作用，促使作品中主人公不可避免地走向了死亡。说实在的，在创作中，我真的舍不得他们死，但我没有能力留住他们。我也为此伤感难过。文学是人学，人生是文学之源。作家赋有生的意识，也赋有死亡意识。直面死亡、认同死亡是其表，在对死亡的直面、认同乃至超越中，传达的应该是作家强烈的对生的关注和热爱，二者辩证互生。许多优秀的作品，都是通过对死亡的描写激发起读者对人生与社会的深沉思考。

　　“死亡意识”可能是我在创作中的一种潜意识。平时我还真没有意识到。我的小说集《天堂邂逅》出来后，有朋友说我的七篇文章中，就有六篇涉及到死亡。这让我大吃一惊。我开始对自己的内心和创作倾向进行细致的梳理。忽然发现我的心里潜伏着一个哲学命题，那就是，死是另外一种生。

　　从《天堂邂逅》这部集子所展现的“死亡意识”来看，死亡不是作品所要表达的思想和主题，也不是想通过死亡来思考人生的终极意义这种形而上的哲学问题。我发现“死亡意识”关乎着我所创作的小说的叙事结构，换句话说，是“死亡”构成了故事的结局，使一系列事件的发展找到了着落，也成了这部集子最频繁出现的主人公生命的结局方式。但是在我的作品里，死亡不是单纯的生命个体的终结，也不是形式上的故事的结局，死亡意识说到底其实就是一种生命意识。没有死亡意识，文学作品便难以切近生命的本质，进入不了人文和生命终极关怀的最高层次。所以在这部集子中，死亡是形态化了的生命意识，借助对死亡的呈现，来思索深层次的复杂人性，生命价值，社会问题等，表现强烈的人文关怀精神和对个体生命深沉凝视。

　　

　　曹 斌：

　　昭通学院教授朱海燕在评论您的《天堂邂逅》中发现，您直面当下农村的变迁，尤其是现代商品经济对农村和农民，包括大批农村妇女思想观念的冲击。这样的主题，在您的写作中有什么变化吗？

　　刘平勇：

　　变化肯定是有的，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价值观念更加多元化的时代，不同人物面对生存压力，金钱，权色诱惑，物质利益等，展现出了不同的人生选择。在小说中，一个作家必须要有对复杂社会环境下的人物生存状态逼真的呈现和深刻的审视，更要有对人性悲悯的关照和透心的追问和思索。譬如《找啊找》中，梅子是农村进城的年轻漂亮的打工女孩，渴望爱情，渴望过上一种有尊严的城市生活，刚进城时也看清过现实，明白年轻漂亮的打工妹“充其量也就是有钱有势的男人的玩物和发泄工具”，她想通过自己的努力过上有人格和尊严的日子。但是随着在城市的各种遭遇，她慢慢发现“这种所谓的尊严，其实还是有些虚幻，有些不堪一击。自己的心总是有些悬空空的，落不在实处。她想找一个有钱有势的男人嫁了”，但是“有钱有势的男人怎么会娶一个打工妹？”，他们“大都明媒正娶的是有钱有势的女人”。梅子“也曾想过傍个大款，做二奶或者小三”，“可那是一种暗无天日的地下生活，她的自尊心不允许她这样。”于是，遇到年轻帅气的表哥大龙，虽然无钱无势，但是很仰慕敬佩她，这让梅子找到了尊严与自信，于是不管大龙有妻子孩子，就鬼混在了一起。梅子需要大龙这个精神的港湾，但是梅子同时也需要丰富的物质，同时还做着城里一个机关干部的情人，梅子想成为城里人，于是就想逼男人的老婆退位。而进城找大龙的赵岚，在机关干部家里做了保姆，并且答应机关干部的要求，假扮干部的老婆和梅子谈判，结果赵岚失手害了梅子，自己身陷囹圄。故事中大龙牵扯着两个农村女人赵岚和梅子。进城后的大龙面对花花世界，家庭伦理道德丧失，和梅子纠缠在了一起，而梅子作为农村女孩，进城后面对物质金钱的诱惑，既想要尊严和真爱（在大龙身上寻找），又想要身份地位和金钱物质（在机关干部何浩天身上寻找），而赵岚代表着传统农村妇女的价值观，本分老实守家。结果这两位女性在进城后虽然价值观和生活目的不同，但在城市这个现代化的场所，这个让人产生疏离与焦虑，追求与堕落的地方，一个死亡一个坐牢。梅子的死让人深思，赵岚的遭遇更让人同情。我关注现代化的进程中的农村人，她（他）们进城后思想和性格的变化，在城市中的命运，被金钱物质异化的生活，尤其是人性中那些本来美好的东西面对物质金钱的诱惑所产生的裂变，是我对当今农民工进城务工最深层次问题的关注。

　　曹 斌：《天堂邂逅》讲述的是城管和商贩发生暴力冲突的一场悲剧，您以他们在天堂自述的方式来展示故事走向和人物内心世界。在您的写作中呈现出了不同的思考，您是如何看待创作形式上创新的？

　　刘平勇：

　　形式上的创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肯定是终身追求的目标之一。一篇优秀的文章，一定是内容和形式完美结合的产物。但要创新，何其艰难。古今中外浩若烟海的文学作品，可以说，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内容都被作家们表现过了。有时我们认为找到了一种新的形式，其实只是因为我们因认识的局限而导致的自以为是，只是一种相对的不常见而已。多年的阅读中，常常发现一些现代作家的作品，被许多人追捧，认为形式如何新颖，内容如何独特，但只要您多翻一些远远近近的外国作品，就会惊奇地发现那些作品是从什么地方脱胎而来的。我个人认为，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是文学最本质的关系，就像鞋子和脚的关系，如果能寻找到既美观大方，又新颖独特的鞋子，让脚穿进去既妥帖又舒适，那就是最完美的了。但鞋子无论什么花样，它内在的空间本质上还得是脚的样式。

　　曹 斌：在写《天堂邂逅》的时候，您想通过这篇小说告诉读者什么？或者说想通过这篇小说来解决现实存在的问题？

　　刘平勇：

　　通过这部作品能让读者感到愉悦或者说能让人受到教育，就已经让人很欣慰了。我觉得文学作品是不能直接解决现实问题的，但它能解决人的灵魂问题。人的灵魂问题解决了，人是能够直接解决现实问题的。就像我们伟大的作家鲁迅先生，他的作品也是通过对人心人性社会入木三分的呈现，唤醒麻木的灵魂，让灵魂苏醒了的人们，直接拯救病魔缠身的现实。我现在乃至将来的文学创作目标就是以文学的方式有力地呈现，最后抵达有力的唤醒。让苏醒的灵魂，找到解决现实病症的药方。我始终相信，真诚健康的灵魂，必定自带亮光。这种亮光，足以穿透人心和现实的黑暗，抵达更深层次的美好。

　　曹 斌：走进您的作品，感觉总是悲剧，这和现实生活中幽默风趣、乐观豁达的您存在着极大的反差，您是如何看的？

　　刘平勇：

　　其实我不觉得我的作品总是悲剧。只是我的作品结局走向死亡的多一些。死亡并不都是悲剧，有时还是人生的正剧和喜剧。在生命长河中来审视人生，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从美好走向衰败和死亡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生就是悲剧。只是在这个悲剧过程中，我们依然爱过恨过悲过喜过。我的人生哲学是，看破红尘，迷恋红尘。所谓看破红尘，就是我们知道人生苦短，生命无常，犹如白纸，正面是生，反面是死，轻轻一捅，生死相连。既然如此，在短暂的生命中，还有什么能让我们执着不化揪心疼痛呢？从这个意义上讲，我是悲观主义者。所谓迷恋红尘，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注定肩负着多重角色，既是父母又是儿女，我们上有老下有小。我们不能我行我素只为自己着想，我们还得为我们的亲人、爱人，朋友活出个样子来，让他们开心快乐。于是我们在红尘世界里积极乐观阳光坦荡地做好每一件我们该做能做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又是乐观主义者。

　　曹 斌：您的小说《牲口》一开篇“我曾经问过父亲，为什么村子里的人都叫他牲口？”很吸引人。起名“牲口”，有何讲究？写作的初衷是什么？想表达什么？

　　刘平勇：

　　在我们老家，“牲口”主要是指用来犁田耙地的牛和用来拉车驮重物的马。对那些只会做事，不求回报，不会思想不会说话的老实人，人们也会善意地叫“牲口”。

　　我十天半月的，就会回一次老家。有一次回家，我看见村子里的人都叫他牲口的那个人，他家门口人头攒动，热气袅袅，显得很热闹。回去一问父亲，才知道牲口家那天竖了五座石碑，正办酒席招待村人和亲朋好友。跟父亲一聊，就知道了许多我小说里写的那些事件，我的心五味俱全，有感动，有疼痛，有同情，有怨恨。牲口一生，真的没有过过一天好日子，但却把一生挣来的钱全部用来打了五座冰冷的石碑。回到城里，我就认真思索，最后决定写一个短篇小说，因为这么一个人的一生，隐藏了许多于人生，人性，情感，伦理，道德，社会方方面面值得思考的东西。

　　至于想表达什么这个问题，借用《小说选刊》2013年第1期“佳作搜索”推介的话语：小说竭力塑造一个个好人形象，牲口勤劳，善良，能干，孝顺，乐于助人；刘婉婉做事麻利，嘴甜，热情，乐于助人；高中生自信幽默，帅气潇洒，人缘好，热情大方。但小说结局却是一个悲剧。探究其根源，在于文化。作品思考了文化与人性之间的关系：人性再美，如果丧失文化价值，在社会进步的洪流中，也将沉沦。《牲口》就是表现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在旧的价值观与新的思想冲击下，美好人性成为文化缺失的牺牲品的主题。《牲口》是一篇深思文化需求伤痛的深刻小说。

　　曹 斌：

　　在您的很多作品比如《流水的人》、《天堂邂逅》中破败的、《找啊找》、《天堂邂逅》、《流水的人》生存及其艰难的，但是这些小人物却从未放弃追求幸福的权利。您创作的时候，是怎样想的？

　　刘平勇：

　　追求幸福，是人的天性。也许是因为写作的缘故，我常常会产生恍惚感。看着影视里或者城市里那些光鲜亮丽的人们，我脑海里就会浮现我的家乡的那些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他们也曾经青春年少，鲜活生动，只是被愚昧贫穷的风沙把他们打磨得粗粝坚硬，灰头土脸。尽管如此，他们依然拥有追求幸福的权利，只是那种追求包含了太多的悲剧意蕴。

　　随着现代进程的推进，农村也呈现出特有的丰富性、立体性。曾经凋零的村庄，也必然受到现代文明的浸润和冲击。尽管物质条件有了改进，生活环境也有了巨大的变化，但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他们的人心人性精神诉求跟社会的发展变化，依然不对等不匹配不融合，他们对幸福的追求，对爱的坚守就必然生出了难以调和的悲剧因素。在创作这些作品的时候，我的心充满了疼痛，充满了悲悯，同时也深深感到自己的卑微和无可奈何。

　　曹 斌：您中篇小说《一脸阳光》中的农村妇女巧莲用非常规的方式来洗雪自己挨打的屈辱，作品中美与丑、善与恶的较量，充分体现了巧莲的柔弱与坚韧、无赖与扭曲的内心世界，您是如何来构建小说人物的精神世界的？

　　刘平勇：

　　讨个说法的故事很常见，以上几部作品的主人公，他们是以一种虽然柔弱但却执着坚韧的精神，对不合理的强大坚硬的外部世界发起血肉横飞漫长悲壮的进攻。而《一脸阳光》中的巧莲，是利用一种出人意料的方式，用以卵击石的方式对抗强大的外部世界，结果当然是失败。最后，巧莲以近乎扭曲的内心自救，从别人的温暖里获取一丝并不可靠的虚幻的阳光来平衡自己的内心，让自己有理由活下去。主人公巧莲取得的"胜利"，让我们哀其不幸的同时，却没有任何理由怒其不争。因为，我们知道，巧莲所要面对的势力是巨大的，巧莲们只能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并不比当年的祥林嫂更多几分自由和幸福，万般无奈，不得不采取这种多少带有阿Q"精神胜利法"特色的方式。这就是目前中国农村农民的现实。正是这种无奈而混乱如麻的现实，让巧莲在艰难地寻找阳光的过程中，心理和行为变得荒诞不经，但又恰恰是农村特别是边远乡村农民生活的真实写照。我觉得这种貌似虚弱的结局，更能透视被现代化文明进程遗落在身后的乡村生活的无奈与悲凉、沉重和忧伤。比那种正面讨回一个说法的表达更具有震撼力。

　　曹 斌：您是一个比较善于描写女性的作家，而且您笔下的女性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您是如何塑造您笔下的女性形象的？

　　刘平勇：

　　这个问题不能一概而论，我笔下的女性形象众多，每个女人都有它各自独特的个性。但我作品中的女性，大都是农村女性，当然也有一部分是小城市里的知识女性。除其个性之外，她们都有一个共性，那就是，勤劳善良聪慧敏感执拗，每个人都不安分，都在以不同的方式追求自己的幸福。但结局大都令人慨叹。这牵涉着太多人心人性欲望社会诸多复杂的因素。当然，这种复杂的人世幽微，正是我们的文学作品必须关照探析的。

　　曹 斌：在您的作品中，对情感的书写占有较大的比重，但在您的作品中情感似乎没有了纯粹和圣洁，这是现实生活的写照吗？

　　刘平勇：

　　纯粹圣洁的爱情肯定是有的，只是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里。世界是变化的，爱情也不例外。世界上最微妙最丰富的，就是人的内心。感情生活是人的内心活动的表现，因此，人的感情生活，也是最微妙最复杂的。一个作家穷其一生，也难把变化中的人的感情生活写得精准，到位，入骨三分。

　　曹 斌：您从最初散文的诗意语言到后来原生态、朴实、直抵人心、的小说语言、这样的变化给您感受最深的是什么？

　　刘平勇：

　　我觉得好的小说语言就像打铁，每一锤子都要落到实处，甚至能看见火星四溅。一部好的作品，就像一架性能优质的飞机，那么语言就是飞机上的每一个部件，每一个部件都是那么的得体妥帖，精致而富有质感，看上去沉稳敦厚，但却能飞翔，遨游长空。

　　过去谈论的诗意和现在谈论的诗意，可能有了新的更丰富的内涵。我对诗意的理解是，准确生动，给人予想象空间，能让人的思维跳跃飞翔的，使人的心智得到启迪的语言。因此，原生态的，接地气的，甚至是未经过打磨的语言，也可以是诗意的语言。

　　

　　曹 斌：

　　云南评论家宋家宏老师在《文艺报》对您在2017年第7期《中国作家》“新实力”栏目重点推出的中篇小说《欲说还休》上发表评论提到：“我带着疑惑翻开小说，没看几段文字却被吸引住了，我几乎是一口气读完这部中篇小说的，其间也没有跳跃着读，顺序而下，感到非常流畅。说实话，今天许多中篇小说已经很难让我一口气读完，往往是因了一些特殊的需要，反复几次才能读完，或者跳跃着读，有的一目十行浏览，甚至都懒得浏览成段地直接跳过去。从这个角度说，《欲说还休》的叙事是成功的，对读者有吸引力。”您自己是怎样评价这部小说的？

　　刘平勇：

　　《欲说还休》这部作品，应该是我2012年写的。作品采用了平实、朴素的叙事，讲述凡俗人生的故事。小说的叙事者我——英子，正和丈夫闹离婚，突然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父亲病重，话都说不清楚了，含混中却念叨着另一个女人的名字。父亲母亲平素相亲相爱，是人们仰望的情感楷模，父亲对母亲无微不至，关爱有加，他们的感情从未让人怀疑过。为什么父亲在生命垂危之际，却暴露出内心隐藏着另一个女人的秘密？那个被父亲至死不忘的黄水仙是个什么样的女人？她与父亲究竟是怎样的关系？她为什么能占据了父亲一辈子的心灵与感情？我在小说开篇即构成了一个有吸引力的悬念，接下来并未直奔主题，解开迷惑，而是展开了父女两代的婚姻与爱情书写。这个悬念一直吸引着读者的阅读欲望，不时穿插进来，引而不发，直到小说结束才解开扣子。我认为这种构思是小说成功的重要原因。

　　小说展开的内容包含着两条线索，一是解迷线索，父亲心中的黄水仙究竟是谁？父亲与母亲的人生经历、感情追忆，以及寻找黄水仙。这一线索构成了小说的显性结构，而着墨并不多，许多内容是回忆与侧面描写完成的。二是英子自己的家庭生活变迁，英子自己面对艰难生活的拼搏与努力，丈夫的无能与堕落，欲离婚而不得，与女儿的冲突。两条线索共同展示了社会变迁中，一个小县城生活层面的丰富景观，写得鲜活、生动，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尽管没有刻意描写，但一个小县城的气氛与景观却自然地呈现出来，笼罩着所有的人物与故事。两条线索的交织也自然流畅，不露痕迹。

　　读小说当然不仅仅是读故事，构思再精巧，情节再诱人，若人物只有一些影子在作品中游荡，成为故事的牵线木偶，并不能满足小说读者的审美需求。一部现实主义的中篇小说，能写活一两个人物，他有鲜明生动的个性特征，从他的身上能看出某些人物的影子，能让读者去琢磨，才能达到了小说写作的部分目的。《欲说还休》中涉及到的几个人物都有生动准确的刻画，给人留下鲜明的印象。

　　我尽管写小说二十余年，但我所创作的作品，一直在路上。我就觉得到如今，我也还没有写出一篇特别成熟特别优秀的作品来。这个中篇，我写得特别绵密细微，努力照见人性幽微的奥秘。情节起伏不大，但人物内心的纠结推动着情节的发展。两代人的爱情，生存，相互纠结映照，产生了一种欲说还休的沧桑疼痛和无奈之感。引人深思的东西还是很丰富的。当然，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莱特。交给不同的读者去解读吧！

　　曹 斌：您小说的人物个个十分鲜活，让人过目不忘。比如《欲说还休》中的父亲如此，女儿亦如此。即使是配角儿，也栩栩如生，这和您的想象力是否有着直接的关系？

　　刘平勇：

　　文学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来源于生活，就是生活中就有着这样的素材库。高于生活，其实就是在现实生活的基础上，增添一对想象的翅膀，让文学抵达有别于现实生活的另一种生活。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想象力特别好的作家。我习惯于收集素材。我经常把我看到的听到的，适合于小说创作的素材分类收集起来，用提纲挈领的话记下来。什么时候酝酿成熟了，有了创作的冲动了，我就开始写了。这样写出的作品，就有独特的个性。

　　曹 斌：

　　据我了解，您主要写中短篇小说和散文，很少写长篇小说，但《中国作家》2018年上半年长篇小说专号刊登了您18万字的长篇小说《如尘》，《中国作家》编辑部主任、当代青年作家俞胜认为，《如尘》以饱含深情的笔法写出了一个农村孩子在异乡挣扎的奋斗史，刻画了现代都市的芸芸众生相。是一部充满正能量的关注当下的现实主义力作。第三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奖得主夏天敏认为，《如尘》对人的生存、精神、人性的异化等命题，作了较为深入有益的探索。作者一直秉承现实主义精神的书写，以杨三斤一生的心路历程展开对社会的沉思，通过杨三斤自语式的叙述表现其被异化的人性。更重要的是，作者更为关注异化人性的社会要素，他将批判的笔触指向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用丰满的人物众生相，丰富了作品主题的内涵，增强了批判的力度。云南省作协主席、当代小说家范稳认为，作家刘平勇具有高原人的质朴、厚道、执着和坚韧。他的创作如生长在昭通苦寒山区的苹果树，熬霜斗寒，硕果累累。在时代巨变的浪潮中，他关注弱者的生存状态，叩问生命的意义和尊严，直面现实苦难，描绘人生百态。他是一个有勇气的作家，写最接地气的作品。云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边疆文学》主编、当代小说家潘灵认为，刘平勇的语言是感性的、细腻的、简洁的、微妙的、同时也富有野性的诱惑和质感。作为一名男作家，他对人性幽微的痴迷和探察能力让人惊奇。他对杨三斤和他的六个女人眼花缭乱支离破碎的生命往事，作了纤尘毕现的描摹，对扭曲灵魂和压抑人性的社会现实，作了庖丁解牛似的尖锐的解剖和批判。面对这些名家的肯定和认可，作为作者的您，是怎样看待这部小说的？

　　

　　刘平勇：

　　这几位老师，都是我最崇敬的老师，首先感谢他们对我多年来的栽培和鼓励。二十多年来，我在各级公开刊物上发表中短篇小说及散文200余万字。只写了一部长篇，就是《如尘》。2007年开始写，断断续续写了十年，反反复复修改删减，从当初的30万字改到现在的18万字。尽管我特别用心，但我对写长篇还是不够自信。总体来说，还是相对满意。尽管结构略显单薄，但我最大限度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探析生命的律动和人性的幽微。《如尘》以主人公杨三斤的魂灵为叙事角度回顾和反思了自己的一生。准确地说，应该是被欺凌的前半生和迷失在权贵里的后半生，“异化”主题贯穿了整部小说的始终，试图将社会批判和人性批判相结合，以杨三斤的生命历程来剖析人性，批判社会。

　　杨三斤从小家庭贫困，上学期间总被同学欺负排斥，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偏远的乡村小学教书，由于写作较强，开始受到关注，之后层层突围进入官场，最终当上县长，却迷失在权贵之中，在一次冲突中误杀情妇肖玉米，所涉经济案件也被曝光，之后在监狱里自杀身亡。《如尘》把杨三斤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写得摇曳多姿，绚烂迷离。

　　杨三斤的生命历程以当上乡文化站长为界可划分为前半生和后半生，前半生是在底层挣扎，饱受欺凌的杨三斤，后半生是情场得意、官运亨通的杨鹏羽，虽然在初中时，他就将自己的名字改为杨鹏羽，但直到当上乡文化站长，他才真正得以大鹏展翅。杨三斤的魂灵在絮叨自己的一生时，语调淡然，没有愤慨的控诉，也没有痛彻心扉的悔恨，他睥睨着这个充满乱象的社会，这个将人“异化”的社会。作品无意对杨三斤进行审判，只是借杨三斤这个被异化的人对社会发出一声喟叹。

　　作品通过主人公杨三斤与莲、林霞、苏叶等六位女性的情感纠葛，将杨三斤被异化的人性昭示出来，这几段情感经历都具有一定的隐喻性。莲是出现在杨三斤生命中最早的女伴，在懵懂的年龄，他们便有了身体接触，此后，莲便成为杨三斤性幻想的对象，一次在野外与莲拥抱被莲的父亲撞见，莲父亲一句“一家子的穷鬼”在杨三斤的心里埋下了仇恨的种子，“十三岁的我在心里发誓，总有一天，我会让您老工人这个狗日的知道我的厉害。”莲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家庭贫困带给杨三斤的童年创伤，对莲的占有意味着对儿时贫困经历的战胜，故而每一次收到稿费单时，杨三斤便会和莲大刀阔斧的做一次爱，这显然已经超乎庆祝的意味了，而是杨三斤彰显自我价值的一种仪式。

　　如果说莲代表着杨三斤的童年创伤，那么林霞则意味着杨三斤被欺凌和侮辱的青年时期，林霞是杨三斤的中学同学，在杨三斤被同学欺负时，林霞勇敢的保护过他，甚至曾省三个月的生活费送给他一双白色球鞋，这是杨三斤灰暗中学时期一抹难得的暖色，可上大学后，林霞这个带着天使般光芒的女孩也坠入人间的苦海，由于家庭变故，林霞失去经济来源，被逼无奈只能到云霞歌舞厅去任人摸捏，以此维系自己和妹妹的生活。杨三斤和林霞，两个在贫困中挣扎的人惺惺相惜，对于他们而言，小树林里的“翻滚”并非完全是情感的升华，更像是互相用身体安慰彼此，以此获得对痛苦现实的短暂逃避，“我们的身子就飞了起来，缓缓地飞向蓝天，风轻轻的吹着，暖暖的、甜甜的、香香的，让人惬意……飞得那样自由，飞得那样潇洒”。毕业之后，杨三斤只能回到偏僻的沟底子小学教书，而林霞为了丰厚的工资跟随一位山东老板去做办公室主任，分手之夜，两人在小旅馆拼命做爱，大哭大笑，其中既有告别之意，但更多的是发泄和控诉，两人之间鲜有告别之语，具有反讽意味的是退房时，老板娘看到乱成一团的被褥，罚了杨三斤十块钱，杨三斤把十块钱扔在地上，两眼中的怒火无从发泄，一个被生存挤压到边缘的青年人连愤怒到找不到出口。除了莲和林霞外，杨三斤的姐姐也是影响他人生经历的重要因素，杨三斤从同学杨小军的口中知道自己的姐姐被杨小军的朋友花了三千块让杨小军“开苞”，这种被羞辱却又无从反抗的感觉深深的刺伤了杨三斤的内心。深夜，他梦到姐姐和林霞被杨小军等人用绳索捆住进行轮奸，而自己却被绑在树上无法保护她们，最终用力将绳索磨断后，杨三斤用铁锤将这些施害者敲得脑浆迸发，而后被警察带走。这个梦其实就是对他人生的一种隐喻，绳索象征那些压抑他人性的因素，如经济窘困，地位卑下等，他要“磨断”这些束缚，绝地反抗，可在这个充满种种乱象的社会里，他的反抗注定是苍白无力的。

　　莲代表童年时期被压抑的自然本性，林霞象征青年时期无法把握的命运，姐姐的寓意则是被侵犯的尊严，这三者的缺失导致杨三斤在此后的情爱经历和事业追求中急需获得满足和补偿。和莲结婚后，莲“身子便胖了，没有了过去的婀娜”，“身上好像常年都散发着一股剪不断理还乱的尿骚味，还有烟熏火燎油盐醋混合而成的古怪味道”，表面上看，杨三斤是厌恶平庸的莲，但其实他厌恶的是自己停留在本性满足层面的生活，他需要有更深层次的追求——精神层面的交流，爱好文学的苏叶开始走入杨三斤的生活，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苏叶是林霞的替代者，两人感情的深入是在歌厅，之后便在小树林里“缠绵”，这样的情感发展和与林霞的情感发展极为相似，杨三斤在苏叶的身上满足了自己曾经缺失的征服感和控制感。第四位情人叶晓娟则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姐姐，杨三斤初次见叶晓娟时，叶晓娟梳着长长的麻花辫，而这正是记忆中姐姐的样子，叶晓娟像淙淙流淌的溪水，清澈、透明，纯洁，典雅，杨三斤对叶晓娟不是占有，而是怜惜和欣赏，两人像亲人一样在家做饭，叶晓娟激发起杨三斤的保护欲，他对叶晓娟千般温柔万般疼惜，发现叶晓娟是非“处女”后，叶晓娟才从姐姐的影子里独立出来成为情人，杨三斤不再对她温柔，而像杀手和勇士一样征服她。和柳小秋相识时，杨三斤已是文体局长，纯洁透明的柳小秋激起他逐渐枯萎的激情，杨三斤变得文采飞扬，口若悬河，尽显一个成熟男人的魅力，在柳小秋崇拜的眼神里，他找到自尊感和价值感。柳小秋的移情别恋曾一度时期打击了杨三斤，但这种失落感很快便在肖玉米的身上得到了弥补，肖玉米和柳小秋一样，是涉世未深的农村中学教师，漂亮、清纯，杨三斤此时已官至县长，他再次以成熟男人的魅力赢得肖玉米的芳心。面对肖玉米的前男友肖飞的威胁，杨三斤恼羞成怒，他无法容忍自己的生活失控，在向肖玉米当面质询时，一改往日成熟男人的稳重，变得残酷和歇斯底里，绝望的肖玉米挥刀乱舞，在混乱中误杀了自己，杨三斤的人生也从此被改写，从呼风唤雨的人上人变为备受欺侮的阶下囚，生命的虚无和幻灭感让他决绝的咬断自己的手腕动脉，摆脱沉重的肉身。

　　童年和青年时期的创伤经验导致杨三斤形成病态的人格，他需要不断地证明自己的价值感，与他而言，他的情人们不仅仅是满足他生理的需要，更大程度上是满足他心理的缺失，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在杨三斤的前半生里，生理需要、安全需要、情感与归属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均严重缺失，因而后半生他疯狂的弥补，以一个个娇艳的情人来证明自己，陶醉在对女性征服的快感之中。对权力的渴求是异化杨三斤人性的另一只推手，在中心学校任教时，杨副书记一句话就让原本要被“贬”回单小的杨三斤变成张校长的“座上宾”，在文体局工作时，面对前来求助的乡亲，杨三斤无能为力，心如刀绞，意识到只有做官才是唯一的出路，于是下定决心，敲碎自己的骨头，铺平一条通往官场的小路，学会如何在官场察言观色，如何在不同的利益主体面前周旋，甚至为朱书记的父亲尝药。在尝到权力的甜头后，杨三斤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收受开发商送的房产，受贿二百万，以市场价的一半购买两套房产等等，最终，将自己推向无法回头的深渊。

　　《如尘》，试图以隐秘的性心理表现杨三斤扭曲的人性，作为一个费尽心力挤入官场的底层，杨三斤经历了太多的无法诉说的辛酸和无奈。对人性的关怀是我一直坚守的叙事立场，因而我并未站在道德制高点去斥责杨三斤的“堕落”，而是思考那些将杨三斤的人性挤压得变形的社会因素，杨三斤代表着从在底层夹缝中成长起来的某一人物，他们外表光鲜，而内心却隐藏着不为人所知的精神重负，这些精神苦痛将他们的人性挤压得变形。从这一点来看，这篇小说的立意仍是侧重对社会现实的批判，尤其是金钱和权力对人性的异化。

　　借用评论家艾自由总结的：这是一部寒门学子的初心背叛记，这是一部基层贪官的情史堕落记，这是一部惜墨如金的语言探索记。我觉得很能概括这部书的主旨。

　　

　　曹 斌：写作在您人生中占据了怎样的位置？

　　刘平勇：

　　于我来说，写作已融入了我的生命，它已是我生命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阅读、写作，不断矫正我的灵魂。它让我的灵魂更温润，更立体。让我看到比现实世界更美好的另一个世界。使我并不完美的生活更完美。

　　曹 斌：您觉得自己在创作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刘平勇：

　　还是视野和境界的问题。一个写作者到最后，拼的就是思想。

　　曹 斌：作为基层作家，创作的优势和弊端在哪里？最想要得到怎样的帮助？

　　刘平勇：

　　对于一个在基层的作者，底层生活资源丰富，创作的优势就是原汁原味接地气。弊端是眼界不够开阔，跟外部世界不容易接轨。埋头拉车的时候多，抬头看路的时候少。即便看了，由于所处位置的局限，也看得不够远。作为一个基层写作者，最需要得到开阔眼界、拓宽视野的机会和条件，最渴望得到名家的指点、批评和关注。

　　曹 斌：写了多年的小说，您认为您最擅长的是长篇还是中篇？

　　刘平勇：

　　有人说长篇小说写的是命运，中篇小说写的是故事，而短篇小说写的则是结构。当然，这只是相对而言。事实是，三种体裁所写的，常常交叉相融，都含有对方的一些元素。我对鸿篇巨制的驾驭能力不够自信。短篇因为短，故而对精致程度的要求就更高。要写得精致剔透有新意，很难。于我来说，写中篇写故事相对顺手一些，往往一写，就是中篇的架构和样式。但要把中篇写好，也非易事。继续努力。

　　曹 斌：您现在处于怎样的一个创作状态？

　　刘平勇：

　　写作是体力智力的支出。目前已值中年的我，写作的积累，体力智力，都应该是状态较好的时候。写作的进程是螺旋式发展的，绝不是匀速直线运动。迷茫，困惑，突破，是写作者一生所直面的问题。总体进步是满意的。

　　曹 斌：谈谈您的阅读？您读得较多的是那类书籍？

　　刘平勇：

　　我的阅读比较泛一些。除了文学书籍外，还涉猎政治、经济、文化、哲学、宗教之类的书。尤喜古代的一些经书。我会经常用小楷抄写心经、道德经、金刚经，感受博大精深的教义。当然阅读得最多的还是文学类的书籍，从中外作家的经典之作中获取营养。近二十年来，我每年都订阅《小说月报》和《小说选刊》，当然也间杂订阅许多优秀的文学期刊，以此了解国内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发展情况。很喜欢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还有犹太作家辛格的作品集。

　　曹 斌：哪些作家对您的创作影响较大？

　　刘平勇：

　　最初对我影响较大的国内作家是史铁生和贾平凹，后来对我影响较多的国内作家还有陈忠实、苏童、余华、毕飞宇、迟子建、夏天敏等。国外作家对我有影响的作品有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马尔克斯的《一桩事先张扬的凶杀案》、萨特的《墙》、辛格的《傻瓜吉姆佩尔》、巴西作家若昂·吉马朗埃斯·罗萨的《河的第三条岸》、冰岛作家拉克司奈斯的《青鱼》等。

　　曹 斌：您心目中的好作家是什么样的？您希望成为一个怎样的作家？

　　刘平勇：

　　我心目中的好作家一定是一个对世界、对人生有独特见解；才华横溢心地纯正善良以人为善的人。我希望做一个灵魂真诚健康自带亮光的作家。

　　曹 斌：您是如何处理地域与写作的关系的？

　　刘平勇：

　　在我们老家，许多山上都会生长菌子。一些山上主要生长大把菌，一些山上主要生长黄丝菌，一些山上主要生长罗锅菌，一些山上主要生长牛肝菌或者鸡枞菌，当然一些山上还生长多种不同种类的菌子。这些都是由不同的气候、温度、湿度、土壤等因素而决定的。如果把山比作地域，作品比作菌子。地域和写作的关系大抵如此。地域性对写作的关系是极大的。独特的地域会产生带着地域气息的独特的作品。

　　曹 斌：据了解，您至今出版了五本小说集，一本散文集，每年发表三至五篇中短篇小说，您对这种状况满意吗？

　　刘平勇：

　　是的，这些年出版了散文集《行走的草垛》，小说集《香味》《另一种悬崖》《一脸阳光》《因为有爱》《天堂邂逅》，每年也在国家级、省级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三至五篇。我对这种状况，十分不满意。倒不是作品发表的少，关键是缺少有分量的引起关注的作品，自己依然在文学边缘踽踽独行。但我明白，这是因为自身能量不够，所以光芒黯淡。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努力努力再努力，不断完善自己，积蓄能量。至于光芒嘛，该亮的，自然会亮。

　　曹 斌：您现在的创作计划是什么？近期还有没有作品出版？

　　刘平勇：

　　过去是随心随意写作，现在有所规划。最近五年，继续读书，思考。继续抄经书。每年打算写三至五个中短篇小说，其间写完一个有关变革时期乡村权利对人性影响的长篇小说《底线》，以及一部十万余字左右的写给我的父辈们的长散文《萤》。今年会出版两本书，一本是散文集《疼痛与抚摸》，一本是长篇小说《如尘》。

　　曹斌：在工作生活之余，您一直在练书法，据说，您用小楷抄写《心经》，都抄写了两三百本了，据我了解，《道德经》《金刚经》都有四五千字，您都各自抄写了四五遍。是什么动力支撑着您这样做的？

　　刘平勇：

　　是的，我喜欢用楷书抄写。楷书抄写，您必须平心静气，严谨认真，中规中矩，这有利于炼心炼气。我自幼喜欢书法，初习颜柳欧，后习“二王”，尤喜唐楷。对张旭、怀素、孙过庭、米芾、赵孟頫等古代书家和作品有所涉猎，从中汲取营养。平时也喜好书理、喜欢读帖、临帖，学古人教养、风骨、耐心和趣味。以此求新意，书吾心，养心性，冶情操，藉心灵。

　　世间事，只要喜欢，您就会心甘情愿去付出，也许别人觉得累的，于您来说却是一种享受。至于抄经的事，那也是因为兴趣所致。我觉得《心经》《道德经》《金刚经》，它们是深奥的哲学，通过抄写，能够获得宁静，扫除心中的杂念，弱化人心的贪婪和物欲。这于写作，于生活，都是很有益的。譬如说《心经》，260字中出现最多的是两个字，无和空，20个无，6个空。它就是一部深奥的哲学，同时也是一部修心的浅显的教科书。说它深奥，是因为谁都难以把它解析得透彻清楚；说它浅显，是因为人人都可以念诵，从中得到感悟。以我个人肤浅的理解，这20个无字，6个空字，其实就是教人学会放下，看透，释怀。知道许多尘世繁华，只不过是空相而已，无须去贪念。做到心无挂碍，就会远离颠倒梦想，才能涅槃新生。难道不是吗？天下熙攘，皆为名利所累。于我而言，在工作生活之余，经常抄经习经，能修心养生，在尘世的喧嚣中，寻到安身立命的一方宁静。

　　

　　作者简介

　　曹斌，男，汉族，80后，记者。现供职于昭通市昭阳区融媒体中心，任融媒体中心记者部主任、昭阳区新闻工作者协会主席，昭阳区作家协会副主席，曾当过乡村教师，小学校长，新农村建设办公室干事。从事新闻工作10余年，新闻作品多次被央视采用，导演的多部微电影及新闻作品，曾多次荣获国家，省，市级奖项，文章散见多家刊。

　　审核|邓龙启 编辑|曾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