亢龙有悔背景介绍（XVII）——东方之珠，我的爱人

　　大家好！这里是中南半岛地区的主创凌云，这次给大家带来的是占城国这个模组里比较有特色的南洋国家的背景介绍。

　　下西洋的遗产

　　永乐年间，浩浩荡荡的“下西洋”使得明帝国开始在南洋建立秩序，也引发了东南沿海地区人民对于这片富饶的南方土地的向往。因此当洪熙、宣德年间帝国逐渐解除海禁之时，明国之民间海上贸易被彻底激活了，随之而来的便是华人下南洋的大潮。他们有的是攫取了巨大利益而乐不思蜀的富商巨贾，有的是因灾荒流离失所而被迫南下的谋生者，还有的人则来的更久一点——他们是海禁解除前便游荡于南洋的海盗及其后代。不管出于何种目的，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留了下来，并与当地民族和西洋人一起在这接下来的五百年里写下了属于他们的故事。

　　从十五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具体时间已不可考），华人开始在湄公河以东的一处被当地高棉人称为波罗诺哥的地方开始建立了几百人规模的殖民地。这里远离高棉帝国的中心，并与宾童龙（属占婆）相邻，华人们得以依靠左右逢源的智慧逐渐在此立足。然而明国人下南洋的热情方兴未艾，短短几十年时间，华人在波罗诺哥一带的殖民地人口已经膨胀到十多万人。膨胀后的华人殖民地不可避免地与当地的高棉人和占人发生了摩擦，而他们也无须服从两国法律、上税和服役。这样的法外之地终究会成为高棉帝国的心头大患。

　　1529年（大明嘉靖八年），安赞一世强迫华人服从高棉律令无果，联合占婆对波罗诺哥发起进攻。华人向明国求救，明国由交趾出兵南下，第三次安南战争爆发。明军在陆上对联军具有一定优势，在海上则完全地取得了压制。仅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明军便攻占了占婆的首都新州，迫使其向明国臣服；而高棉的命运则更为悲惨——他们于1533年（大明嘉靖十二年）被迫向大明求和，但旋即便遭到了阿育陀耶王国的背刺，首都吴哥惨遭屠城，盛极一时的高棉帝国自此灭亡，自此进入了黑暗时代。吴哥窟是曾经繁华的吴哥城和高棉帝国的象征，随着帝国的覆灭逐渐地被荒废了。

　　第三次安南战争结束之后，明国在湄公河以东置嘉定府，确立了其在湄公河三角洲及周边地区的主权。作为明国其时所控制的最南端的领土，嘉定既是华人南下的必经一站，也是自西而来的欧洲人所能到达的第一处天朝的土地。1535年，葡萄牙航海家薛魁拉在他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航行中来到了嘉定。叹服于穷极一生都未曾见识过的富庶，薛魁拉将这里称赞为“Pérola Oriental”，“东方之珠”之名便不胫而走了。

　　“海外有孤忠”

　　天启末年，朝廷受困于内乱而无暇顾及外事，明国自永乐年间建立的南洋秩序开始崩溃。广南阮氏和郑氏先后在交趾南北起兵，宣称安南复国；而高棉则重新打起了湄公河以东的主意，并于1642年（大明天启二十一年）进攻嘉定。值此危急关头，时任嘉定巡抚吴之屏却得到了顺天城破，熹宗自缢于煤山的噩耗……

　　自知向朝廷求援无望，吴之屏只得以本地军队为基础，并动员当地华商组建反抗武装以作为补充。然而面对高棉的大举入侵却仍然难以招架。吴之屏只得向占婆的宾童龙王求援。第二年夏天，嘉定和占城的联军在芹苴终于成功击退了高棉的入侵，战事以双方议和结束。吴之屏深感嘉定一隅之地在如此乱世实在难以自保，因此向宾童龙王提出了联邦的愿望。最终，在1646年（大明正朔三年），吴之屏自封嘉定国主宣布独立，并作为一个邦国加入占婆（但事实上，自第三次安南战争以来，占婆传统上的四邦仅存宾童龙一邦。此举实为嘉定和宾童龙的联合）。占人的图腾，也是占婆联邦和贵族共和时期的国旗

　　尽管不再作为天朝的一部分，嘉定人依旧以大明的臣子自居。其时明国已经几乎失去了对整个南洋的控制。法国和荷兰在整个南洋扩张自己的势力，大多数国家不是和他们签订了盟约就是沦为了他们的殖民地或保护国。而在这样的情况下，嘉定毅然决然地拒绝了欧洲殖民者的诱惑，始终坚持着自己的独立性。1655年，明烈祖朱企銮在应天称帝，宣告了明帝国的重生。嘉定国主在得知消息后第一时间便派出使节，向明国朝贡称臣。在听使者讲述了嘉定这些年的经历后，烈祖望向南洋地图，有感而发：

　　“诸侯多异心，嘉定屯师，敢向真腊争半壁；

　　南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作为唯一仍效忠于大明天子的南洋国家，嘉定的独立被明国承认了。

　　南洋的沈万三

　　1788年，宾童龙被最终成功统一安南的西山朝吞并。1805年，末代嘉定王吴化淳去世，他并没有兄弟，也没有留下子嗣，这就意味着嘉定吴氏的绝嗣。嘉定和宾童龙的贵族残余无法推举出一个满意的国王人选，决定效西周周召共和之故事实行贵族共治，并将国号更名为共和占城国。他们没有想到的是，基于两邦贵族利益的互相妥协，给了华族商人集团介入占城政治的机会。

　　贵族们腐败的共和治理堪称灾难。1835年，随着安南在与暹罗的战争中失败，投机失败的占城终于陷入了经济危机。觊觎占城政事已久的辜礼欢如同盘旋在猎物上空的秃鹰，终于找到了他出手的最佳时机。

　　辜礼欢，占城青帮头目，南洋咖啡巨头，是最早通过政治献金攫取公权力的华族商人

　　辜礼欢出生于福建同安，早年是厦门港口的劳工，笃信罗教。在当时的明国港口中，罗教有着深厚的影响力，并在各地建有“安庆道友会”的堂会组织（罗教起源于安庆府），这些堂会早年间为远洋航行的水手提供墓葬和宿舍服务，而后来在永崇年间（约十八世纪六十年代）由于其势力进一步扩张，他们开始做起了一些贩卖私盐的生意，逐渐形成了名为青帮的帮派。到了永贞初年（约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青帮又开展了绑架和暗杀的“业务”，甚至控制了东南沿海一些城市的手工业作坊。青帮的无限膨胀终于引来了朝廷的重视，永贞五年（1782年），明廷下诏取缔青帮，大量青帮水手逃亡海外，而作为罗教信徒的辜礼欢为避免受牵连，选择下南洋闯荡。辗转吕宋、兰芳和当时还很荒凉的满剌加，辜礼欢终于来到了他的目的地——东方之珠嘉定。

　　由于兰芳的开发，嘉定已经不再是明国人经由南洋西进的必经之路。但由于其相对宽松的贸易制度，嘉定仍然保持了她在南洋重要的地位，尤其是受到了西洋商人的欢迎。在当时在嘉定的市场上，人们常能看到在整个南洋乃至明国都闻所未闻的稀罕物什。

　　初来嘉定时，辜礼欢依然在港口干着他的老本行。一次偶然的机会，他看到了荷兰船员将黑色的果实碾碎并像茶一般泡出黑色的液体来饮用。起初，他还以为是在熬药，而随后他才发现这竟是一种在明国还并不被广为人知的饮料，名曰咖啡。辜礼欢意识到如果将这种饮料在嘉定乃至明国传播，这将会是一笔暴利。

　　辜礼欢因此发了财，开办了咖啡种植园，还将咖啡卖到了明国广东和福建。

　　1788年，由于失去了金兰湾，占婆失去了重要的收入来源。占城共和之后，为了敛财，贵族政府宣布废除了嘉定的自由港地位，这引起了嘉定商人的不满。在这时，辜礼欢的青帮背景发挥了作用，他尝试与嘉定和其他流散到南洋各地的青帮残部联络，并协助他们在嘉定立足，为他向外走私咖啡提供便利，同时打击其他的咖啡商人以保证其垄断地位。终于，辜礼欢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成为了嘉定富商的领袖，荷兰人称他为“华人的甲必丹”（Kapitan China），而华族人则将他与明初巨富沈万三相提并论。在整个占城国，除了费拉不堪的两邦贵族，再也没有可以与辜礼欢平起平坐的人物了。

　　辜礼欢的野心并不止于此，他的目标就是整个占城！1835年，他终于迎来了属于他的机会。当贵族政府陷入财政危机时，辜氏父子提出以咖啡公司在对外贸易中的免税地位为抵押提供借款。迫于经济压力当局只得接受了这城下之盟。由于收入有限，贵族政府无力偿还新的债务，只得继续向外抵押公权力以解决燃眉之急。于是乎一干华族商人纷纷效仿他们，占城国的实际控制权便逐渐落入了以辜氏父子为代表的“华商联合会”手中。

　　琉璃之夜

　　1836年辜礼欢去世，长子辜国彩接手了他的黑金帝国。在他的要求下，青帮作为合法社团得到了当局的认可。在未来的一百年里，手眼通天的他们将成为这个小国最为重要的势力之一。而贵族政府，在华商的轮流压榨下，公权力被金钱步步蚕食，成为了徒有虚表的傀儡。1879年，华商联合会会长张肇燮终于彻底抛弃了这些已经不再有利用价值的两邦遗老，宣布占城国将成为“统治归于万民之共和国”，并出任首任大统领。

　　张肇燮酷爱西洋礼服，他开创了占城官员穿西式服装的传统

　　自宣布废除贵族制度以来，华商联合会及由其改组的占城国民阵线始终在占城国国会中掌握绝对多数席位。顾名思义，华商联合会是占城华族大商人的代表，其执政理念体现的是该国最为富有的一群人的意志体现：哪怕他们后来改名为“国民阵线”，这一点也没有随之改变。这些人掌控了这个国家的全部命脉部门，有些是通过他们的经营，以收购和吞并等方式实现的垄断；而有些则是他们在贵族政府陷入债务陷阱时以“白菜价”得到的。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占城所宣称的“统治归于万民”，只是一种局限于寡头之间的民主主义罢了。

　　而起源于水手和港口工人的青帮，在大多数时间里同占城的执政党保持了一种基于利益相关的合作关系。他们的影响力遍布每一个码头和工厂，所有的工头和监工不是青帮人就是在背后有着青帮的支持，所有的工会集会都被嘉定当局认定为非法，所有的罢工活动都会受到青帮的干扰和破坏。而相应的，在其合法性得到了官方保证之后，青帮得以野蛮生长，他们绑架，他们抢劫，他们贩卖鸦片，他们开设妓院，并且拥有了自己的地下武装。

　　二十世纪初，青帮的扩张终于引来了国民阵线部分人的恐慌，他们要求张肇燮对青帮的发展进行控制。不过，由于张肇燮与当时占城青帮头目黄锦镛有着密切的商业往来，因此他不愿意看到青帮被清算，反而是将他们保护了起来。在张肇燮的默许下，国会中的青帮成员改头换面，组建了一个名为“共进会”的政党组织，堂而皇之地参与占城政务。黄锦镛是青帮的头目，也是被其在国会中将帮派包装成政党的“共进会”之领袖

　　1916年，统治了占城近40年的张肇燮死于了他的第四个大统领任期内。占城副统领，有着“南洋糖王”称号的糖业巨贾黄日兴接替了他的位置。黄日兴与青帮人士没有特别深厚的利益关联，甚至在进入权力中心之前其对外贸易曾长期受到他们的困扰。对青帮不满的华商官僚们终于看到了机会，是时候扫除这帮危害国家的地头蛇了。

　　1916年11月，一群国民阵线籍议员们计划对黄锦镛提出弹劾，并要求对青帮几十年来的暴行定罪。然而黄锦镛依靠其深入政府的关系网提前得知了这件事情，并寄出了威胁信。青帮以国会议员们的人身安全以及他们在嘉定的产业为挟，强迫他们在弹劾案中投出无罪票，并放弃对青帮的调查。由于国民阵线的成员以华族富商为主，在嘉定多有生意经营，非常惧怕青帮可能的骚扰和破坏，他们收到威胁信后大多选择了屈服；但部分议员反应非常强烈，为首的阮云海控诉青帮的行为是“对占城政治制度的亵渎”，并声称这帮蛇鼠将会为此付出代价。

　　11月9日下午，黄锦镛在自家的“嘉定共舞台”看完了一出《群英会》后，刚走出剧场还未来得及上车便遭遇了一名枪手的袭击。然而刺客并没有命中要害，仅有一枪擦过其腹部。枪手袭击未果，没来得及逃脱便被一拥而上的青帮份子抓获。青帮随后宣称刺杀黄锦镛的枪手乃是受阮云海的指使，并旋即展开了报复行动。当晚，打手们闯入了阮云海的宅邸，纵火烧掉了他的房子；与此同时，阮云海及其他对于青帮威胁表现顽固的议员们在嘉定城内的公司、商铺和百货大楼遭到了纵火或破坏，直到翌日天亮才停止。那一天是阴历十月十四，天空没有云彩，月光把打碎一地玻璃照的闪闪发光，因此这起事件后来被称为“琉璃之夜”。“琉璃之夜”中一位国民阵线籍议员开办的西洋商行被破坏

　　11月10日，占城国会为黄锦镛遇刺和“琉璃之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在会议上，共进会的代表控诉阮云海等人“诬陷不成就想要谋杀政敌”，并声称当晚的行动完全是青帮义士们“合理的报复行动”；而阮云海等人则辩护说这是纯粹的迫害，他们没有进行任何的刺杀行为。黄日兴准备组织特别调查委员会查办此事，但由于先前的威胁和昨夜令人震惊的暴行，绝大多数人选择了沉默。

　　最终，黄日兴委任李云龙、何启棠和宋明轩组成三人委员会调查了此案。几日之后，占城政府公开了三人委员会的调查结果：阮云海雇凶刺杀黄锦镛罪名成立被逮捕，而在“琉璃之夜”中焚烧阮公馆和在城内打砸的青帮的带头份子亦被判有罪。同一天，刺杀黄锦镛的枪手在狱中被永远地“沉默”了。三人委员会：占城国贸易部长，赉安洋行（法国人在嘉定开办的洋行）董事何启棠（左 ）占城国副统领，建源财团（拥有垄断嘉定港口贸易的轮船公司）总裁李云龙（中）明国驻占城国总理大臣，建源财团董事宋明轩（右）

　　随着阮云海锒铛入狱，华商官僚们将黄锦镛和他的青帮逐出国会的计划也随之破产。毫无疑问的，黄锦镛利用了威胁手段以及青帮和部分高级官员的利益关系成功左右了这次调查结果，并且成功肃清了对他本人和帮派的威胁，这让他成为了这一风波中的唯一赢家。

　　再也不会有不知死活的人来弹劾黄锦镛了，也再也不会有人会对青帮的行动指手画脚了……至少他当时是这么想的。

　　至于刺客究竟是不是阮云海派来的，很重要吗？真相将永远不会被揭开。

　　大同之风

　　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明国与荷兰人在南洋的殖民竞赛完全地取得了胜利。而1886年的杨达坡条约签订，使缅甸成为了构成明国南方后花园的最后一块拼图。自此，明国将西至孟加拉，东至吕宋的广大区域完全地纳入到自己的势力范围之内。为了加强天朝与这块区域的沟通，明国开始规划一条纵观整个中南半岛的铁路，并将其连接到自己的铁路网内。这条铁路的设计于1892年由詹天佑提出，并于1900年开始正式修建。到1916年世界大战爆发时，该铁路除了高棉段以外的其他部分皆已竣工。

　　1918年，地中海客轮事件爆发，明国加入世界大战，南洋诸国也先后宣布对同盟国宣战。在大明的旗帜之下，这块自古以来纷争不断的土地第一次团结在了一起。南洋诸国的远征军们乘坐西去的火车，奔赴印度前线。

　　世界大战时由暹罗、安南和占城三国士兵混编而成的远征军在前往印度战场的火车上

　　最终，明国和他的盟友们赢下了战争。但对这些国家来说，战争的影响远远超过了战争本身。铁路在地理上将中南半岛上的国家联系起来，也大大地促进了他们之间的交流。在印度战场，军队里时常可以看到一些传单，这是安南军队当中的大同主义者的宣传手段。由于其深受明国影响，大同主义思想自明国景隆年间的第一次大同运动时期前后便已经传播到了安南。不过在当时，大同主义零星分布在安南各地的堂会之中，由于传播手段有限，加之群众对于帮会组织的不良印象，影响力十分微薄。然而这场战争给了他们与外界绝佳的交流机会，让安南外界乃至其他的南洋国家也有机会开始接触这种关注民生、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等对于当时的南洋国家是非常新奇的进步思想主张。由于有限的识字率和受教育水平，这种宣传在一般的士兵当中的传播效果并不显著，但在军官层面它引起了比较大的讨论和影响。随着印度战事的结束，远征军经由铁路返回了他们的国家，他们也将大同主义的种子传播到了半岛各地。大同主义的堂会组成开始形成，并在中上层社会中引发了思潮。

　　1921年《马赛合约》的签订宣告了世界大战的最终落幕。对于远在亚欧大陆另一边的大明昌德皇帝来讲，外战的结束意味着他终于可以转过头来解决身边的一些“朝廷大患”了。在他看来，明国的大同主义者所要推行的一切变革，所谓的“立宪”、“平等”，都是要剥夺他至高无上的权力，破坏帝国几百年来树立的伦理纲常。毫无疑问的，这些都是大逆不道的；一旦他们的愿望得以实现，自太祖高皇帝所创立伟大帝国将会再次崩塌，这是他绝对不允许发生的。于是乎一场席卷明国上下的清党行动展开了。

　　清党对于大同党的打击无疑是巨大的，千余人被杀害，被拘捕和流亡海外的大同党人则数以万计。明国的大同党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关于明国清党的细节将会在未来的背景介绍大同党篇或大明篇提供，在此不再赘述）

　　尽管明国对大同党采取了赶尽杀绝的态度，但这一行动在南洋的反响不大，只有大同运动影响甚微的暹罗和被明国军事占领的缅甸响应了明国查禁大同党的号召。这与大同主义在这些地区的主要受众在社会的中上层有关，很多重要官员和贵族对大同党抱有同情，甚至有些自身就是潜在的大同主义者。

　　当北国进入寒冷的冬季时，大同主义的梅花才刚刚进入花期。——阮安宁

　　南洋大同主义者们意识到流亡大同主义者们不断前来是他们一次难得的统一战线的机会。1921年12月，来自各地的大同主义者们齐聚安南顺化召开了一场会议。被推举为中央委员会主席的安南人潘文珊宣告大同党大越支部的成立。是时候结束各自为政的局面了，南洋的大同主义者们应当在集结在同一面旗帜下，用同一种声音宣称他们的主张，用团结在一起的力量将他们的梦想变成现实！

　　传闻说在与会的成员当中，甚至还有包括安南皇帝成泰的代表，不过这一点并未得到大同党人的证实。而在这样的时间点，成泰皇帝本人自然当然也不会承认自己是一个大同主义者。

　　大越支部成立了，南洋的大同党人们向他们梦想的大同社会迈出了第一步。从梦想回到现实，他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一个最显然的问题便是，在大同党的旗帜之下，所谓的大越支部依然只是一个由各种堂会构成的松散组织。这些堂会有着迥异的组织结构和行事方式，这也就导致了大越支部内派系横生，其主张也各种各样。党员的意识形态从立宪派到共和派，从集权派到自由派，从激进派到温和派，可以说是无所不有。潘文珊曾感叹，大越支部唯一的共识可能就只有“大同主义”这四个字了。

　　大同党大越支部部分派系的领导人

　　在政治立场上的不同并没有使得大越支部成为只会逞口舌之快的批判与内斗机器。事实上，他们基于达成部分共识的派系合作来实现他们各自的目的，这样使本就具有一定独立组织能力的各派系获得了更多行动力上的支持。1925年，澜沧爆发反对泰族殖民者的农民运动，激进主义政党老挝劳动党则趁机起义。这是一个主张以由农民组织的农会为核心发动农民运动来推翻泰族种植园主的殖民统治的政党，其背后就有大越支部的激进共和派与农会派的合作支持。同年，安南朝廷颁布了旨在保障基层劳动者的法律，作为增补加入安南法典《皇越律例》。这是东方世界的首此关于社会保障制度的立法，其背后也有着温和立宪派和社民等派系的推动。

　　面对安南日益壮大的大同主义浪潮，明国自然不会坐视不管。1926年，在明廷的胁迫下，安南朝廷被迫宣布大同主义非法并抓捕大同党员。然而清党行动的风声走漏，位于顺化的大越支部中央委员会得以事先撤离，安全转移到了占城国的首都嘉定。明国锦衣卫因行动败露而展开调查时，他们惊讶地发现大同党员的转移过程中竟然有安南禁军的参与，矛头直指大内。事后，成泰皇帝坦承自己是出于对大同主义者的同情才在危急关头为他们提供了帮助，而自己与大同主义者之间毫无联系。为了获得天朝的谅解，他还颁布了罪己诏。然而仅仅是这样的说辞显然无法真正地让明廷相信，锦衣卫认为成泰依然在与跑到了嘉定的大同党保持着秘密的联系，不过深入调查之后他们发现实在无法获得更多确实的证据了。

　　即使大同党的合法性依然不被占城政府所承认，但在嘉定这座纸醉金迷的大都市里，只要有钱，他们就仍然可以在一定的非正式场合中以各种名义出场。得益于此，在各类名流身份的掩护下，大同党的各派系纷纷重新启动了他们的宣传机器，报刊、电台都得到了恢复，甚至有了不定期举行关于社会问题的集会的条件。

　　大越支部的长期活跃使得进步思想在南洋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尤其是在青年知识分子当中广受欢迎。尽管他们的政治观点不尽相同，但嘉定作为大越支部的中枢所在始终是他们心中的圣地。许多来自南洋各地的叛逆青年放弃了学业，不远千里乘车乘船甚至徒步南下前往嘉定，只为了能获得给大同党效力的机会。尽管为大同党工作可能是非常辛苦甚至是危险的，但他们仍然义无反顾，愿意为自己向往的事业付出一切。这也许就是一种专属于年轻人的浪漫主义吧。

　　《庶民的胜利》

　　1926年的秋季的一天，在嘉定某海员俱乐部礼堂内，一位自称是船舶公司老板的四十岁左右的中年男人“苏先生”在进行着他的演讲，台下座无虚席。他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从一个来自广东香山默默无闻的小杂役白手起家最终变成大老板的经历，但其内容无非就是一些励志的陈词滥调罢了。尽管他字里行间想要强调他获得一切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得来的，但却有意无意间暴露了自己其实是个靠入赘有钱女人上位吃软饭的事实。台下大多数是20出头的青年人，很难想象他们会对这样的内容感兴趣。

　　就当他们听的昏昏入睡，几欲先走时，礼堂的大门突然被关上，“苏先生”的“励志故事”也戛然而止。场上突然的安静让昏昏欲睡的听众一下子清醒了，而“苏先生”也终于揭示了他的真面目。中华社会民主工党领导人 苏明德

　　原来，一切都是大同党激进派的安排。自1923年（大明昌德三十五年）广府海员大罢工引发沙基惨案以来，苏明德就流亡海外，此后便不断在南洋和日本之间奔走，为中华革命进行准备。大同党激进派对苏明德的主张非常认可，而这次他正好途径嘉定，于是就顺水推舟，邀请他来进行演说。而之前的夸夸其谈，不过是障眼之法，为避免遭受锦衣卫等特务机关的监视而做出的伪装罢了。

　　无内鬼，真正的演讲开始了。苏明德从十年前爆发的世界大战讲起：这场亘古未有的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并不是专制主义，而是全世界的庶民的胜利。打倒德国和奥斯曼军国主义的，不是同盟国的军队，而是德、土两国的社会主义；不是德、土的国民降伏在同盟国军队面前，而是凯撒、苏丹和军阀们降伏在世界新潮流的面前。苏明德赞扬了两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在战后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革命，并做出了伟大的预言：

　　试看将来的环球，必将是赤旗的世界！

　　苏明德的演说在在场的学生和工人热烈的掌声中结束。演讲结束后，一位青年找到了他，向他提问：“德、土两国的革命胜利，盖因两国社会高度摩登化，有大量的工人；而俄国大多数是农民，他们没有那么多可以动员的劳工阶级，所以苏维埃失败了。这是否意味着农业国家的革命注定会失败？我看寮国（澜沧）之革命也尽皆是农民，所以他们是不是也会失败？中华人民大部份也是农民，那您所追求的革命又是否会成功呢？”

　　苏明德惊讶地看着眼前的这个人。他认得这个人，自广府罢工时他便在了；下南洋，东去日本，他也在身边。苏明德将这个人看作是自己的学生，将自己的对于革命的理解毫不保留的教给了他。但这次，面对这样的提问，他竟一时无从回答。

　　轮船的汽笛声打破了两人之间的沉默。苏明德戴上了礼帽，望向南海：

　　“去寮国看一看吧，相信你可以找到想要的答案。”他会找到答案吗？

　　危机四伏

　　1929年，黄日兴宣布不再竞选占城国大统领。在象征性的选举之后，国民阵线推举的候选人，时任副统领的李云龙成为了占城国的第三任大统领。这是个意料之中的结果。

　　所谓 “得港口者得嘉定，得嘉定者得占城”，李云龙的航运公司垄断了嘉定港几乎全部主要货运和大多数客运生意，因此他是无可争议的华商领袖，是国民阵线理所当然的首脑继承人；而对于宋明轩这个明国在占城利益的全权代理人来讲，李云龙与是他私交甚笃的好友，也是他生意上的重要合伙人，这样的人上台对自己来说当然是好的。而对于青帮，或者说共进会而言态度就比较暧昧。对于多数青帮份子来讲，李云龙是混迹港口起家，是他们的“同路人”；而且他们相信，在“琉璃之夜”发生之后，正是他在调查此案的三人委员会中给予了青帮方便，以使他们成功的除掉了阮云海这个眼中钉。但对于黄锦镛和青帮的大佬们来说，深知此案真相的他们当然知道李云龙在个中发挥的作用，也当然能感觉得到在事情背后他阴险的密谋——就好像李副统领不是因为被收买而当做了枪使，而是他刻意利用了青帮与阮云海的矛盾以实现它更深层的目的一样。

　　尽管很讨厌这种利用别人却被反利用的感觉，但黄锦镛等人还是得承认，黄日兴之后，李云龙是唯一能服众的继任者人选。

　　李云龙登上了大位，至少在未来的十年的任期内，他将成为这个南洋小国的统治者。李云龙自信满满，他认为他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准备。关于该如何治理这个国家，他早已是心里有数，因为这一切都在他还是副统领时便已经规划好了。

　　然后，时间进入1930年的秋天，庚午财荒让一切计划都变成了废纸。

　　出于商人的本能，李云龙预计了无数种他和他的国家可能面临的风险与危机并制定了多种的解决办法。在他看来，无论是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哪怕世界马上爆发一场世界大战，并且将占城卷入其中，他都有办法克服，并且不说从中稳赚，起码能够保留住本钱。然而这样的一场空前的经济危机，不论其影响范围还是其后果，都超过了当时绝大多数的人类的认知。

　　曾经的嘉定府是明国对西方国家的门户，现在的占城国则是湄公河流域对外重要的枢纽，几百年以来商业就是这里赖以生存的根本。然而随着明国庚午财荒的爆发，这一切都遭受了严重的打击。再也不会有东西方的商人来占城做交易了，也再也不会有人来买占城的大米和水果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华商们（当然也包括李云龙自己）开始将他们在高棉、满剌加、兰芳等地经商的资本回流，这的确使得他们在萧条当中得以保全；但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飙升的失业率和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让他们苦不堪言，他们才是这场灾难的真正承受者。面对因失业破产而流浪街头的人群，当局尚可以为他们提供一些救济食品并开设收容所；而对于因失业而造成的社会动荡，政府则没有那么大的警力来维持秩序了。在最为缺人的时候，甚至青帮都被动员起来参与治安：黄锦镛亲自带头来到嘉定街头，维持交通秩序。而大哥带头，小弟们自然也纷纷效仿，被视为社会最不安定因素的黑社会居然在此时成为了维护社会安定的力量，不得不说是有点讽刺的。

　　由青帮份子组成的巡捕部队

　　但相比于周边的其他国家，相对殷实的占城可以更早地从萧条当中走出。然而经过了几年的时间，当李云龙终于可以从内部的困扰中脱身时，半岛局势已经剧变，走出危机的占城已然处于了新的漩涡的中心。

　　在大萧条之前，华商几乎控制了高棉全部的沿海工商业。然而随着他们将资本撤回占城，高棉的沿海地区的产业几近真空；再加上国际贸易的停摆对农业的严重打击，高棉就成了半岛之中受财荒影响最大的国家了。经济崩溃是极端主义的温床。高棉人回溯过去，吴哥焚城后几百年的黑暗时代，那永远失去的下高棉，那成为暹罗和安南的战场却不得不被迫保持中立的屈辱，还有如今由明国产生的财荒却被华族商人二次伤害……高棉人认为他们找到了给他们民族带来一切不幸的元凶首恶——华族人。复仇的种子就此种下，并以惊人的速度生根发芽。1935年，高棉民族主义者沈法和他的人民社会同盟掌控了这个国家，并开始了他激进的复仇计划……

　　时间进入1936年。在澜沧，劳动党游击队推动着风起云涌的农民运动；在暹罗，通过不流血革命结束了拉玛七世专制统治的新生政权正迎来他们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民主选举；在安南，人们在等待着明国的一条足以改变他们命运的经济法律的颁布……

　　在李云龙眼前这个经历过大萧条的世界就像一片阴森的丛林，他不知道其中究竟有多少危险的可能性在等待着他和他的国家；但他知道，一旦危机降临，这个南洋小国就可能会在倾刻间被吞噬。

　　第一次写这种模组的背景介绍，虽然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但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喜欢这篇大概磨蹭了个把月才写出来的文章如果条件允许的话，我会在将来为大家提供中南半岛其他国家的背景介绍，并基于一场在游戏开局后围绕中南半岛爆发的一场战争做出开发日志。还请大家多多关注亢龙有悔专栏和我们TOD制作组，谢谢大家！

　　最后依然是制作组吃人的信息：招巨大多美工（时间充裕，会用PS）、文案（伊比利亚地区、北欧地区、原奥匈地区、意大利、俄罗斯、南亚地区、北美地区、中美洲地区、东印度群岛/兰芳地区、以及明国本土）要求有充裕时间。加QQ群：116068741，以进一步咨询加入制作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