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充

　　其次，国民经济学引入了人的劳动，于是把“劳动是财富的惟一本质”的观点发挥彻底，开始走向反面。原先国民经济学中私有财产不依赖人的外在本质与人之间没有紧张关系，而现在人本身构成了私有财产的紧张关系。因此，国民经济学表面上承认人，实际上是彻底对人的否定，是排斥人和敌视人的，是“十足的昔尼克主义”，也就是否定道德和人的尊严。(309)

　　7.　意识形态思想进展

　　巴黎手稿在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是他的唯物史观所要批判的意识形态批判思路的最成熟运用。

　　1）　共产主义实现了个体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和普遍的人的解放

　　第一，共产主义的总逻辑。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全面地论述了共产主义和“普遍的人的解放”，在抽象意义上解决了此前几个主要理论问题：异化劳动、私有财产、工人运动、人的回归、人的解放以及自然科学和人的科学的统一、自然主义和人道主义的统一。首先，理论起点是人的类本质，也就是作为“普遍的因而也是自由的存在物”(310) 的人的本质。因为异化劳动，人的类本质丧失，进一步扩展到生产和交换等社会生活各领域，引起了普遍的异化。其次，异化劳动生产了作为私有财产的产品，私有财产是外化劳动的结果，也即工人对自然界和对自身的外在关系的结果。在私有财产运动中，劳动和资本对立发展到极端，最后是整个私有财产关系的最高阶段乃至灭亡，而其中工人的生产活动则包含了“整个的人类奴役制”。再次，共产主义积极地扬弃了私有财产，使得人的类本质复归于人。同时，共产主义也是工人运动，而因为工人活动包含了整个人类奴役制，所以，作为特殊阶级的解放的工人解放中就包含普遍的人的解放，也就是说工人解放可以实现私有财产及其奴役制奴役下的全社会的解放。

　　第二，共产主义实现了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统一。首先，是个体生活和类生活的统一。扬弃了私有财产，个体生活就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则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体生活”，每个人既是“一个现实的、单个的社会存在物”，同时也是“总体”，类生活与个体生活实现了普遍与特殊的统一。(311) 其次，在《莱茵报》时期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剖析了国家与其内在要素的各种现实矛盾，《论犹太人问题》中明确政治国家在世俗结构上存在不可解决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即使资产阶级政治解放也不能解决，必须实现普遍的人的解放才能解决。巴黎手稿以类本质的螺旋式复归的总逻辑，通过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即实现共产主义的方式，解决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矛盾。再次，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的解决依赖的主体是工人阶级，特殊的工人阶级身上背负着一种可称为消极普遍性的整个人类奴役制，本来就是特殊性和普遍性的统一。因此，工人阶级一旦解放，作为普遍的全人类自然就实现了解放。

　　2）　前期“异化”—“回归”批判思路的完成和展开新思路的起点

　　如前所述，虽然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马克思已经逐步走向了唯物主义，并在《论犹太人问题》和《〈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实现了巨大转变，甚至揭露了鼓吹普遍利益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但是在巴黎手稿前后，马克思还是从理性的独立性出发，相信一种独立存在的超越所有人的类、本质和普遍性，并用这种普遍性来衡量现实，批判现实的不完满性和非普遍性。在之前的著述中，马克思已经多处使用了异化概念，但是比较零散，巴黎手稿则将类、本质和异化作为中心概念来使用，完整地运用了本质的“异化”—“回归”批判思路。

　　但是，如果把前后联系在一起就可以看出，巴黎手稿是马克思早期理论思路的完成，同时这也表明他的旧思想和旧思路无法再持续下去了。一方面，本质“异化”—“回归”的总的理论逻辑依赖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这个关键，而马克思已经认识到——虽然只是开始认识到——这个扬弃其实是实践，是经济运动、工业运动和工人运动。另一方面，一旦确立了经济运动、工业运动和工人运动等实践是私有财产扬弃的动力，那么，自由、理性和哲学批判的力量，本质回归的力量，就成为多余的了。由此可见，这部手稿也是马克思展开新的理论和新的思路的起点，他开始完整地研究资本主义工业生产，研究工人，研究工资、利润和地租，并把工业及其心理学作为研究对象，试图从工业的心理学中寻找人的本质力量。因此，这一阶段也是他唯物主义、共产主义和唯心主义并存的时期。几乎在写作此手稿同一时期，马克思《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44年8月11日）就明确批判了唯灵论的批判路径，实际上也是在批判自己。

　　3）　工业心理学中的历史科学的理论进展

　　劳动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工业就是人的劳动。工业历史和工业生产的对象性存在，就是“人的心理学”。这个所谓心理学自然不只是指人类的精神运动及其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应从工业来研究人类的心理学。工业是普遍运动的一部分，是人的类活动，因此，如果还没有研究历史的这个恰恰最容易感知的和最容易理解的工业部分，那么，心理学就不是内容丰富的真正的科学。可见，马克思主张作为人类精神生活的心理学的内容和科学性来自工业。综合来看，从《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的劳动生产到巴黎手稿的工业生产，马克思对政治、国家和思想意识的根源的探索又进了一步。

　　4）　重新定位的哲学

　　马克思提到了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之间的对立，但是此对立“在社会状态中”就会消失。这个“社会状态”是人类解放后的社会，是积极扬弃私有财产的结果。因此，马克思指出，只有通过实践方式，借助于实践力量，才能实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而不是通过认识活动就能解决，哲学把这种理论的对立只是“看作理论的任务”，因此不能解决这个任务。(312) 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获得的重要思想进展，一方面，理论的对立看起来是理论的对立，其实不只是纯粹理论层面的对立，而是现实的内在对立的表现，因此需要实践来解决。另一方面，此时的哲学已经不是大学时期和《莱茵报》时期的饱含自由和理性、具有强大批判能力的哲学，马克思看到了纯粹理论批判的虚弱无力。

　　5）　拜物教思想的初步表述

　　马克思明确把货币主义者、重商主义者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比较，认为前者是“拜物教徒、天主教徒”，亚当·斯密则是恩格斯所说的“国民经济学的路德”，并将经济理论的不同历史形式同基督教的不同历史形式进行了类比。这一部分内容将融合在第五章第四节论述。

　　6）　有待解决的问题

　　此时共产主义和“普遍的人的解放”的理论思路解决个体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矛盾并不完美。首先，《莱茵报》时期的哲学批判留下了一个问题：“绝对自由”和“理性”与“人民”是什么关系？马克思在进入《莱茵报》开始批判现实之前，他是带着绝对自由及其主导的哲学来到现实中的，他的批判武器就是带着绝对自由这个心脏的哲学，但是，在批判过程中，他不得不又引入了“人民”。在绝对自由和理性之下，是自由报刊和真正的报刊、人类的法、国家的本性、人类社会的本质、根据自由理性来构想国家、真正的哲学、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世界公民、人类理性的自然规律和一切人的真理等。在“人民”之下，是人民的信念、人民报刊、体现人民自由和人民意志的法、实现人民意识的崭新国家形式、作为自己时代和人民的产物的哲学家以及汇集人民精髓的哲学。很明显，马克思一直在使用绝对自由和理性以及人民两个标准，这有什么内在必然性？

　　《莱茵报》之后，他还坚持用绝对自由和理性以及人民两个标准来批判现实，但是直到1844年巴黎手稿时期两者还没有统一，原因是他没有抛弃所谓“绝对自由”及其表现的“人”、“人类”和“类本质”等概念的普遍性外壳。在巴黎手稿中，一方面是“人”和“类本质”等体现了“绝对自由”的概念在“异化”—“回归”思路中的绝对地位，这是《莱茵报》时期理念的继续，另一方面是在笔记本Ⅰ中讨论的工人阶级遭受的“深重的苦难”(313) ，《莱茵报》时期的“人民”被替换成了“工人阶级”，当然，这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已经通过“无产阶级”开始了。如前所述，马克思试图用人的类本质丧失的异化劳动来说明工人阶级苦难的根源，而解决方法是通过共产主义运动来实现人的本质的回归，也就是“绝对自由”、“人”和“类本质”要通过工人阶级解放来实现回归。问题是，为什么必须通过扬弃私有财产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阶级解放来实现回归？如果这种实现回归的方式是必需的，是否就是说，“绝对自由”、“人”、“人类”和“类本质”其实不是真正具有普遍性品质的精神，否则为什么要通过人类的一部分即所谓具有普遍性的工人阶级来实现回归，为什么不是直接通过所有人的运动来实现回归？虽然在《论犹太人问题》中，马克思已经揭露了国家作为“普遍性”事物的假象，但到巴黎手稿时期，他还没有将之推广到所有顶着普遍性外壳的事物上去。有上述可见，在巴黎手稿中，促使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得以解决的动力还不清晰，马克思只是提出共产主义运动“必然在私有财产运动中，即在经济的运动中，为自己既找到经验的基础，也找到理论的基础”(314) 。可见，此时还不太明确私有财产运动或经济运动的背后是物质生产运动，而基于物质生产运动的阶级斗争是历史运动的直接动力，因此，还需要一个非现实的抽象的所谓实现社会性的“人”作为普遍性和特殊性矛盾得以解决并实现统一的最终目标。

　　（二）　建筑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和“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矛盾上的国家

　　在写作巴黎手稿同时，马克思发表了《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1844年7月31日），就国家的本质问题进行了精当总结，同时批判了阿尔诺德·卢格对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和工人运动的否定，论述了无产阶级运动和“真正的共同体”的关系。

　　1.　国家内在的“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及其消灭

　　英国长期存在赤贫问题，各政党和思想家提出了各种解决办法，都不能解决问题。对于社会缺陷，国家不认为其原因是国家和社会结构，各政党则认为原因是敌对政党，而革命家则认为原因是特定国家形式，而不是国家的本质，所以要用新的国家形式代替旧的国家形式。马克思指出，赤贫问题背后是国家的本质和国家本身，是国家本身与社会的关系问题。

　　第一，国家内在结构中的矛盾。首先，在政治上，国家其实就是社会结构，而社会结构是有内在矛盾的，“国家是建筑在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的矛盾上，建筑在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的矛盾上的”(315) 。没有这个矛盾，就没有国家。国家就是用来处理这个矛盾的。其次，行政管理机构的无能是一个自然规律。社会生活和私人生活之间、普遍利益和私人利益之间产生的矛盾要求国家的行政管理去克服。一方面，市民生活和活动是私人活动，本质上是私有制、商业、工业和各个市民集团之间的相互掠夺的非社会本性活动，另一方面，正因为市民生活和活动是私人活动，行政管理机构的权力才管不了。行政管理机构的管理必然是形式上的活动，是消极活动。因此，行政管理机构的无能是一个自然规律，行政管理机构的任务和意愿与行政管理的手段和能力之间的矛盾无法解决。

　　第二，只有消灭国家，才能消灭行政机构的无能。首先，如果国家不消灭国家本身，就不能消灭存在于行政管理机构的任务和意愿与行政管理的手段和能力之间的矛盾。其次，现代社会的私人生活必然导致行政管理的无能，所以，要消灭这种无能，就要消灭私人生活，而消灭私人生活，必须消灭国家，因为国家就是作为私人生活的对立面而存在的。

　　第三，国家把自身缺陷归结为社会缺陷。依据以上逻辑，国家自然不会把自己的缺点归结为自己的本质，而是归结为社会方面。国家认为社会缺陷是天然的缺陷，是神的旨意，或者是因为堕落的私人意志引起的。例如自由，因为市民社会的自由必然导致的社会问题，市民要求政府出手管理，但是政府刚一限制，市民就会抱怨政府限制了他们的自由。

　　2.　“政治共同体”与“真正的共同体”

　　马克思还比较集中地讨论了共同体问题。第一，阿尔诺德·卢格的共同体。在说明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时，卢格认为工人在起义中“脱离了共同体”，思想“脱离了社会原则”，因此必定被扼杀在“血泊”中和“不理智”中。(316) 他进一步提出，德国的贫困一旦产生理智，而政治理智反过来发现贫困的社会根源，那么就会产生伟大变革的兆头了。马克思否定了卢格的观点。首先，社会贫困不会产生所谓的政治理智，相反，社会丰足和优裕生活才会产生政治理智，政治理智是唯灵论者，因此，政治理智不可能发现贫困的根源。其次，卢格认为起义失败是因为脱离了共同体和“社会原则”，马克思指出，他这里的共同体其实是“政治共同体”，也即“国家制度”。(317) 卢格的荒谬恰恰在于主张有不脱离政治共同体的起义，而脱离政治共同体是所有起义的前提条件。

　　第二，“真正的共同体”。首先，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真正的共同体就是“生活本身”，就是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以及人的道德活动、享受和人的本质。其次，无论在现实性上还是在规模上，真正的共同体都与“政治共同体”完全不同。再次，工人脱离的共同体是真正的共同体，而工人脱离真正的共同体是工人自己的劳动引起的；复次，与脱离某种政治共同体，也即脱离某种国家制度相比，脱离了真正的共同体，也即脱离了人的本质，是更加广泛和可怕的，因为与国家公民和政治生活相比，人和人的生活的意义更加“无穷无尽”。最后，工人起义就是要消灭人同人的本质，即同真正的共同体的脱离，即便是局部反抗这种脱离，与不脱离国家制度的带有“普遍性”但又“隐藏着狭隘的精神”的“政治起义”相比，也有无穷无尽的意义和“包含着恢弘的灵魂”。(318)

　　3.　意识形态思想进展

　　第一，国家世俗结构内在的矛盾和意识形态基本矛盾。在《论犹太人问题》论述国家世俗结构内在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矛盾的基础上，马克思这次以明确而准确的语言表达了国家和社会结构的内在矛盾。这个矛盾内在于国家结构，只有国家消灭才能消灭这个矛盾。这个矛盾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理论上的初步提出，一路演进到此时，以最为直接和明确的语言揭露了出来，为之后完全认清意识形态本质和基本矛盾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人的本质”和“真正的共同体”的定位的变化。马克思提出人的本质和生活本身是人的真正的共同体，否定了作为“国家制度”的政治共同体。而与“真正的共同体”和“人的本质”一直相脱离的工人则是消灭这种脱离和复归人的本质的运动的主体。可见，《评一个普鲁士人的〈普鲁士国王和社会改革〉一文》的批判方法与巴黎手稿一样，还包含了“异化”—“回归”思路，但是两者具有明显不同，即这篇文章中的人的本质的回归和真正的共同体的实现的动力已经明确只有无产阶级的反抗斗争了。文章反驳了卢格关于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不具有普遍意义的观点，充分肯定了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的重大意义，指出它比法国和英国工人起义更有理论性和自觉性，作为德国工人首次暴力反抗资本主义的重大运动，就具有英法工人起义结束时才具有的无产阶级本质的意识。例如织工之歌就没有局限在家庭、工厂和地区，而是直接大声宣布废除私有制，不仅针对工业企业的资本家这个明显的敌人，而且针对银行家这个隐蔽的敌人。马克思认为，“德国无产阶级是欧洲无产阶级的理论家”，英国无产阶级和法国无产阶级则分别是欧洲无产阶级的国民经济学家和政治家。(319) 马克思的论述表明，“人的本质”和“真正的共同体”只是作为未来需要实现的理想了，其定位已经从运动前提和理论立足点转向了运动的结果和理论的结果。

　　（三）　揭露唯灵论：“自我意识”“自认为是历史上惟一积极的因素”

　　在《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1844年8月11日）这篇短信中，马克思认为费尔巴哈的《未来哲学》和《信仰的本质》超过了当时德国的全部著作，给社会主义提供了哲学基础，指出历史正在把文明社会看来是野蛮的无产阶级变成人类解放的实践因素，并明确批判了唯灵论，提出了随后《神圣家族》详细剖析的核心观点。

　　第一，“社会”是以“现实差别”为基础的“人与人的统一”。马克思提出，“建立在人们的现实差别基础上的人与人的统一，从抽象的天上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这一概念”，就是“社会”这一概念。(320) 在巴黎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社会性质”是扬弃私有财产运动的“普遍性质”，也就是说，扬弃了私有财产后就实现了“社会”，不但在现实关系上完成了社会，而且在理论关系上完成了社会、人的类本质回归。而他在这封给费尔巴哈的信中则进一步指出，如果人们实现了以现实差别为基础的人与人的统一，那么，表达人与人的统一的“人类”这个概念就从原先抽象的天上降到了现实的地上，而降到现实的地上的人类其实就是“社会”。此时的“人类”是具有现实差别的人与人的统一，人是现实人，所以，人类不再是天国中的“人”，而是现实的地上的现实的人的统一构成的现实社会，因此，“人类”不再是巴黎手稿及其之前作为“异化”—“回归”的立足点的“类”、“类特性”和“人”了。

　　第二，对唯灵论的批判。马克思指出，《文学报》把“批判”变成了一种能动的超验的精神存在物，成了“唯灵论”，作为批判的“意识”或“自我意识”成了“惟一的人的本质”，成了“历史上惟一积极的因素”。(321) 布鲁诺·鲍威尔这些人只承认一个现实的需要，即理论批判的需要，而指责蒲鲁东这样的人以某种实践的需要为出发点。在鲍威尔这里，“批判”同怠惰的整个人类相对立，批判家与社会隔绝，并时时对世人的谬误发出嘲笑。由以上可见，鲍威尔将“批判”作为具有能动作用的某种超验存在物，这种“唯灵论”在理论思路上，与“异化”—“回归”思路把绝对自由、哲学、类以及作为人的人等等作为具有自动作用现实功能的精神存在，在唯心主义本质上是一样的。可见，马克思明确否定鲍威尔“批判”的历史动力作用，实际上也是开始清理自己的哲学批判思路了。

　　?第四节　英国实习期间：　国民经济学的诡辩和“财产是国家的本质”

　　服完兵役之后，恩格斯1842年11月来到英国曼彻斯特，再次实习经商，直到1844年6月。这段时间可以看作是恩格斯思想全面转向共产主义和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时期。与之前服兵役和柏林大学旁听有很大不同，恩格斯刚一来到英国，就深入到当时最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中，研究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各种尖锐矛盾，分析英国的阶级阶层利益关系以及无产阶级的形成与斗争，迅速向唯物主义历史观接近。在1885年的《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历史》中，恩格斯回忆了这一时期研究，指出自己在此期间异常清晰地观察到了，在迄今为止的历史著作中“经济事实”是根本不起作用的，但是，在现代世界中经济则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是现代阶级对立形成、政党形成、党派斗争以致“全部政治史的基础”(322) 。

　　这一时期的恩格斯在理论上与马克思再次形成了一个没有事先商量的共识，即通过考察现实经济活动和研究思想家的理论，发现了国家内部的单个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矛盾。另一个与马克思相同的思路是本质“回归”思路，这体现了他们此时共同具有的青年黑格尔派精神。

　　一、?“物质利益的冲突”和国民经济学的欺骗与伪善

　　在前往英国曼彻斯特的中途，恩格斯特意去了一趟科隆，与时任《莱茵报》编辑的马克思第一次见了面，商谈恩格斯为《莱茵报》撰稿之事。1842年11月29日至12月20日，恩格斯为《莱茵报》连续撰写了五篇通讯。1843年春，《莱茵报》停刊。1843年4月至1844年初，恩格斯撰写并发表了多篇著作，报道英国的社会状况和各阶级政治斗争和物质利益冲突、英国无产阶级和宪章派的社会主义活动和思想观点，以及欧洲共产主义学说的产生发展。

　　（一）　“物质利益的冲突”和共产主义实现“真正的自由”

　　在《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各个政党的立场》、《谷物法》和《国内危机》等文章中，恩格斯分析了英国国内不同政党、阶级和阶层的主张和矛盾，指出辉格党和托利党虽进行统治权斗争，但没有什么原则性斗争，“只有物质利益的冲突”(323) 。

　　在《国内危机》中揭露了英国法律的本质。就英国法律所规定的自由来说，人们看起来能在法律规定范围内自由做事，但这是“纯粹形式上的任意而为”，除此之外，什么真正的自由也没有，就法律条文和决议来说，不但是杂乱无章和相互矛盾的，而且“把法学贬低为纯粹的诡辩术”(324) 。就法律内容来说，不适合时代需要。就法律实行来说，司法机关从来就不遵守法律。

　　《英国对国内危机的看法》指出，工业发展的社会结果是英国生产了庞大的工业产品，工业使得国家富庶，但是也造成了急速增长的无产者阶级和赤贫者阶级，这是一个再也消灭不了的阶级，因为他们永远不能获得稳定的财产。

　　在《伦敦来信》中，恩格斯指出，在英国各大政党相互激烈斗争的背景下，社会主义从被人轻视和嘲笑的状态正在满怀信心地走进社会舆论。英国的阶级事实表明，一个阶级的地位越低，就一般意义而言越是没有教养，它就越是与进步相联系，越是有前途。

　　在《大陆上社会改革的进展》（1843年10月1日至11月10日）中，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运动，也就是“在财产共有的基础上进行社会制度的彻底革命”(325) ，是欧洲三个文明大国——英国、法国和德国各自单独得出的共同结论。恩格斯认为现在共产主义已经成为急不可待的必然，是由现代文明社会的前提产生的必然，是所有不同国家和不同道路必然汇合的地方，是“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平等”(326) ，而不是基于某个特定国家的特殊情况。恩格斯总结了共产主义学说在英、法、德三国的产生方式：英国人通过国内的贫穷和道德败坏的实践达到共产主义；法国人从最初要求政治自由和平等发展到后来要求社会自由和社会平等，也就是通过政治达到共产主义；德国人通过思考基本原理等哲学运动获得共产主义。

　　二）　国民经济学：“允许欺诈的体系”和“求助于诡辩和伪善”

　　《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约1843年9月底10月初至1844年1月中旬）论述了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本质和特征，从功能层面上指出了它的欺骗和伪善，并且分析了国民经济学的价值理论的混乱，尤其是价值和价格关系的本末倒置，显示出恩格斯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本质和特征的认识的深化。由于在之后的拜物教等处有所分析，这里略去恩格斯关于价值和价格关系本末倒置论述。

　　恩格斯指出，国民经济学这个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产生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随着商业发展，国民经济学有一个发展过程。恩格斯准确地把握了资产阶级经济学18世纪到19世纪的历史变化的本质，过去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学鼓吹生产和商业，在工业和商业必然地带来了血腥恐怖之后，却又从人道精神出发，提出商业应该是友谊和团结的纽带，试图以此来消除这个恶果。

　　1.　从重商主义到国民经济学：“自私自利的”“允许欺诈的体系”

　　第一，早期的商业把金银作为财富而禁止贵金属出口，到了重商主义，以友爱和亲善的表象在各国订立条约开展通商，其要点是贸易差额论，强调现金的输入和输出差额，只有顺差才是盈利，因此经济学家主要任务使得每年年底输出和输入有一个顺差。但是，实际上，重商主义一直以来就是贪财和自私，商业和贸易与战争和掠夺其实一样，其基础都是强权，人们昧着良心使用诡计或暴力强行订立那些对自己最有利的条约。因为私有制产生商业，而商业的结果是互不信任，同时却为这种互不信任进行辩护。在任何一次交易中，双方的利益都是绝对对立的，因而相对抗，双方都知道对方的和自己相反的意图，商业“第一个后果”是互相不信任并且为此辩护，从而为实现不道德目的而采取不道德手段。因此，“商业是合法的欺诈”(327) 。

　　第二，表面看起来，商业好像也尊重道德和人性，商人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与买卖双方保持良好关系，一个民族越是对贸易双方友好就对自己越有利，但是这背后是伪君子和伪善，自由贸易体系就是一种为了实现不道德的意图而滥用道德的伪善方式。自由贸易者所声称的打倒垄断、传播文明、减少战争和建立各民族间兄弟般的关系等，都是使敌视和竞争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都是为自己更自由地获得更多的利益，心底里从来就是隐藏着不道德的、利己的动机。

　　第三，就重商主义来说，某种程度上它还有一定的纯朴的天主教的坦率精神，一点也不隐瞒自己的不道德，社会舆论也不掩饰商业本身的无人性和充满敌意的本质。而到了“经济学的路德”即亚当·斯密时代，开始强调人道精神和理性作用了，“道德开始要求自己的永恒权利了”，但是这些意识同商业战争、强迫性条约和民族孤立等等产生了激烈冲突，于是新教的伪善代替了天主教的坦率。斯密证明，商业产生了人道，不应当是纠纷与敌视，而应当是“各民族、各个人之间的团结和友谊的纽带”(328) 。因此，恩格斯指出，随着国民经济学的出现，“一个成熟的允许欺诈的体系”产生了，在国民经济学这个发财致富的科学的额头上带有“自私自利的烙印”(329) 。

　　2.　“掩盖”与“求助于诡辩和伪善”

　　18世纪的经济学发生了革命，但是没能克服其内在矛盾。第一，新经济学是以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为基础的自由贸易体系，它依然存在着一个前提，即“没有想去过问私有制的合理性的问题”。它只前进了半步，然后就因为陷入的矛盾而否定它自身的前提，以“求助于诡辩和伪善”来“掩盖”它的矛盾。(330)

　　第二，诡辩和伪善的理论结果就是得到了来自19世纪的人道精神的结论，而不是从它自己的前提得到的结论，即新经济学把商业当作各民族和各个人之间的友谊和团结的纽带，不再重视生产者，而是转向消费者，假惺惺地对重商主义的血腥恐怖表示所谓神圣的厌恶，使得经济学仿佛具有了“仁爱的性质”(331) 。

　　第三，但是，在新经济学前提下又产生了马尔萨斯理论，它与新经济学的伪善的博爱相对立。恩格斯认为这个理论是所有理论中“最粗陋最野蛮的体系”，彻底否定了“关于仁爱和世界公民的一切美好言词”。(332) 这种对自然和人类的恶毒诬蔑的卑鄙无耻的学说表明经济学家的不道德已经登峰造极。因为这个理论，人们开始明白人类如何极端堕落，开始了解竞争如何导致这种堕落。这种理论表明了私有制如何使人变成商品，如何使人的生产和消灭也仅仅依存于需求，竞争如何每日屠杀着千百万人。总之，新经济学的前提即工业生产和贸易发展了工厂制度以及建立在工厂制度上的现代奴隶制，此制度就其无人性和残酷性来说不小于古代奴隶制，为之掩盖的新经济学则是“伪善、前后不一贯和不道德的”(333) 。

　　第四，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为了概括从而造出了“国民财富”这个用语。恩格斯认为，国民经济学、政治经济学、公经济学等用语同“国民财富”这个词一样，只要私有制存在，这些用语都没有任何意义。恩格斯揭露了这些用语的虚假性，英国人的国民财富很多，但却是世界上最穷的民族。这种所谓科学应该称为“私经济学”，在这种科学中，“社会关系只是为了私有制而存在”(334) 。

　　第五，当然，以亚当·斯密体系为代表的新经济学即自由主义经济学是一个必要的历史进步，但它唯一的进步就是阐述了私有制的各种规律。

　　（三）　竞争使“一切自然的合理关系都颠倒过来”

　　恩格斯深入论述了私有制条件下的竞争的恶果，指出只要私有制存在一天，一切都归为竞争，竞争成了经济学家的主要范畴。

　　1.　竞争是不道德的“极点”

　　私有制的直接结果是生产分裂为自然的方面和人的方面，即土地和人的活动两者的对立。人的活动分裂为劳动和资本，两者对立，最后是土地、资本和劳动三要素各自的分裂和对立，结果是资本对资本、劳动对劳动、土地对土地处于全面斗争状态，生产陷于高烧状态，所有卷入竞争的人必须全力以赴。为了适应这种斗争，必须“放弃一切真正人的目的”，私有制下的竞争使得“一切自然的合理关系都颠倒过来”(335) 了。土地敌视土地、资本敌视资本、劳动敌视劳动的原因是私有制把每一个人隔离成孤立状态，而同时每个人都与他周围的人有着同样的利益，从而造成了相同利益的敌对状态。恩格斯认为，目前相同利益的敌对状态形成的不道德已经达到极点，这个极点就是竞争。

　　2.　竞争与垄断、普遍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矛盾和社会革命

　　第一，对立的利益引起竞争，竞争产生了更大利益，即垄断。但垄断阻挡不了竞争，还引起新的竞争。重商主义要求垄断，自由主义要求竞争。因此，恩格斯指出，因为竞争已经是以垄断为前提了，也就是以所有权的垄断为前提了，而且，既然存在着所有权的垄断，垄断的所有权当然也就是正当的，因为垄断一旦存在，就是所有权，所以，自由竞争的观点和自由主义者是虚伪的。

　　第二，竞争与垄断关系的背后是普遍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直接对立。恩格斯特别指出，在竞争过程中，单个人想占有一切利益，但是“群体的利益是要使每个人所占有的都相等”，所以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就“直接对立”了。(336) 在竞争过程中，每个竞争个体都要获取垄断地位，但是垄断一定会让群体本身遭受损失，所以，群体一定要把垄断排除。

　　第三，竞争引起的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的结果是革命。竞争引起的需求与供给双方力图相互适应却从未真正相互适应，总是再次脱节和尖锐对立。但是经济学家非常欣赏这个竞争规律。恩格斯指出，这个规律在本质上是纯自然的规律，不是精神的规律。首先，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337) ，是全凭偶然性左右的。其次，需求与供给的矛盾“必须通过周期性的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这个规律的直接结果就是周期性地发生经济危机和商业危机，而且一次比一次更普遍、更严重，使得雇佣劳动者的人数显著增加。再次，这也是产生革命的规律，最终必然引起一场社会革命。

　　（四）　消灭私有制与自觉生产

　　第一，恩格斯指出，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灭劳动分裂，才能真正确立劳动本身的意义。首先，即使在李嘉图那里，他也把劳动作为生产的主要要素，认为劳动是财富源泉，是“人的自由活动”(338) ，但是经济学家很少重视这个观点。其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先是劳动与资本分裂了，然后劳动本身也分裂了，分裂出同劳动相对立的以工资形式存在的劳动的产物，而工资又总是由竞争来决定的，所以从来没有一个固定的标准来确定工人劳动占有生产的比重。恩格斯指出，只有消灭了私有制，这些分裂才会消失，劳动就会成为它自己的报酬，而工资的真正意义，即劳动在确定物品生产费用方面的意义才会真正显示出来。

　　第二，前述还表明，私有制下的竞争引起需求与供给的不平衡，引发经济危机和商业危机，这个“纯自然的规律”也必须通过革命以消灭私有制才能避免。

　　第三，恩格斯指出，在生产费用相等情况下，商品价值大小取决于效用大小，那么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决定物品的效用。如果只凭当事人意见，必然一人欺骗另一人受骗。如果引入一个不由当事人决定、不为当事人熟悉的规定，以物品固有的效用为依据来交换，那么交易就只能强制进行，因为每个人都认为自己受骗了。物品本身固有的实际效用和此效用的规定之间、“效用的规定和交换者的自由之间”的矛盾根源于私有制，只有消灭私有制，才能消灭这些矛盾，因为消灭了私有制，私有制下的交换也消失了。而在私有制条件消失之后，最终只需要在生产领域使用价值概念了。

　　第四，鉴于私有制的各种矛盾，相对于资本主义的“无意识的”被偶然性支配的生产，恩格斯提出了自觉生产的观点，即因为生产者知道消费的数量，所以把生产组织起来，在消费者之间进行分配，就没有竞争及其后果了，也即要生产者“有意识地作为人，而不是作为没有类意识的分散原子”(339) 来生产，如此就能摆脱这些人为的无根据的对立。

　　（五）　意识形态思想进展

　　1.　初步接触到了意识形态本质

　　经历了与谢林启示哲学的思想斗争，再次接触资本主义现实之后，恩格斯的思想立即产生了质变。首先表现为对政党斗争和法律条文本质的认识，他指出政党并不是为了坚持什么原则而进行斗争，物质利益斗争才是本质。表现在意识形态上，如法律是物质利益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法学可以因为物质利益而成为纯粹的诡辩术。

　　2.　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辩护本质和虚伪特征

　　通过分析现实资本主义经济运动以及为其辩护的资产阶级国民经济学的逻辑，恩格斯指出，各种形式的国民经济学体系都是在阐述私有制的各种规律，为私有制辩护，为资产阶级特殊物质利益辩护。它们虽然把自己称为国民经济学，要创造所谓“国民财富”，但是实际上是名不副实的和虚伪的“私经济学”。恩格斯的揭露已经接触到资产阶级理论的自我标榜的普遍性与其实际内容的特殊的私有性之间的矛盾，虽然恩格斯还没有指出特殊利益用普遍性理论来替自己辩护的普遍与特殊的矛盾，但是已经触及这个哲学本质的门槛。

　　3.　明确提出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对立

　　恩格斯指出，虽然国民经济学把自由贸易描绘成对于贸易双方都有利，甚至可以在各民族之间建立兄弟般的关系等，但现实却是贸易中隐藏着不道德的和利己的动机与伪善。自由贸易也从来没有“从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之间的对立毫无意义这种意识出发”(340) 。自由贸易论者的辩护理由是，在自由贸易中，大家的普遍利益与贸易者个人的利益没有对立。恩格斯分析了自由贸易中存在的普遍利益和个人利益的冲突源自竞争与垄断的关系，用这种内在的普遍利益与个体利益的矛盾冲突来揭露自由贸易论者和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虚伪和理论矛盾，并进一步把这个矛盾规定为是私有制本身的矛盾。也就是说，竞争的矛盾同私有制的矛盾是完全一样的。当然，恩格斯此时还没有提出国家层面的普遍利益同个人利益或特殊利益的相互矛盾的认识。

　　4.　“异己”力量的明确阐述

　　恩格斯论述了意义明确的“异己”力量，从此开始，“异己”逐渐成为恩格斯理论的一个经常出现的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如前所述，对于意识形态来说，则是其认识论层面的根源。

　　第一，恩格斯论述了收入分配的尺度的异己性。由于在生产中土地、资本和劳动相互渗透在一起，互为前提，例如原材料从土地中产出，但是其中包括了资本和劳动，土地和劳动是资本的前提，但是土地也是劳动的前提，在大多数情况下，资本也是劳动的前提。因此，三者绝对分开是不可能的，某种产品中三者各自占有的比重是无法确定的，这三个量是不可通约的，结果是在这三种要素之间无法进行收入的分配。但是现实是要分配的，而分配就没有“固有的尺度”，“只有由一个完全异己的、对它们来说是偶然的尺度即竞争或者强者狡诈的权利来解决”(341) 。

　　第二是竞争规律的异己性。竞争的规律就是需求和供给力图互相适应。恩格斯指出，需求和供给试图相互适应起着平衡作用，成为经济学家的最大荣誉，但是，互相适应的双方从来没有真正适应。这是“一个以当事人的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自然规律”，是那些“作为没有类意识的分散原子”通过“无意识的、不假思索的、全凭偶然性摆布的方式来进行生产”而形成的规律。在这种生产方式和自然规律作用之下，需求与供给必然产生尖锐对立，最后“必须通过周期性的革命才能为自己开辟道路”，甚至会产生革命。

　　二、?“向自己本身复归”及“单个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

　　约从1843年10月到1844年3月中，恩格斯以《英国状况》为题撰写了三篇文章，对英国工业革命及其引起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状况进行了分析，有关意识形态的内容主要包括“异化”—“回归”批判思路、围绕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对英国经济学和功利主义的分析以及揭露英国宪法本质上是针对财产的“统治”的“弥天大谎”等。

　　（一）　《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唤起自我意识”向人“本身复归”

　　在《英国状况　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恩格斯结合托马斯·卡莱尔的著作，分析了英国社会的现实状况、政治状况和精神状况，尤其是分析了宗教问题，提出了自己关于宗教的一系列观点，猛烈地抨击了宗教。

　　1.　宗教的“幻影”和“异己的本质”

　　第一，宗教的本质与特征。恩格斯使用了彼岸“幻影”、“异己的本质”、掩饰“空虚”、“伪善”和“谎言”等来概括宗教的本质和特征。首先，恩格斯基本复述了费尔巴哈关于宗教本质的观点。宗教本质上是人们在意识中抽去人和大自然的所有内容，把这些内容“转给彼岸之神的幻影”(342) ，然后想象这个神反过来创造了人和大自然，因此，神只是人的不发达意识在反映人的过程中创造出来的，只是对人本身的相对模糊和歪曲的反映而已。其次，恩格斯指出，人们朝拜和神化的实际上是作为异己的本质和至今还不认识的本质，所有宗教的东西都来自人，哪怕是最疯狂的迷信，“也包含有人类本质的永恒的规定性”(343) ，但是其形式却是歪曲了，因此，斯芬克斯谜语的谜底就是人，即神就是人。再次，恩格斯指出，时代是空洞无物和空虚的，而宗教就是“人使自我空虚的行为”，宗教掩饰了空虚和软弱，(344) 而正因为掩饰，所以产生了时代的伪善和谎言。最后，时代的伪善归咎于现代基督教世界秩序的伪善，宗教打一开始说到人类事物的时候，就把它说成是超人的事物，就是谎言。可以说，宗教就是这些伪善和谎言的来源，它毒化人们的一切关系，“宗教伪善、神学是其他一切谎言和伪善的蓝本”。(345)

　　第二，宗教编造人类历史。基督徒嘲弄历史，完全无视人类发展，杜撰了一部天国史来否认真实历史，否认真实历史的内在实质。基督徒认为基督使人类完美，使历史达到了一个想象的目的，而无神论者认为历史不是神的启示，是人的启示，并要求把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

　　2.　宗教的克服：向人的“本质”的“复归”

　　第一，恩格斯指出，创立一种新的宗教，即泛神论的英雄崇拜和劳动崇拜，没有一点可能性。在基督教这种绝对的、抽象的宗教之后，不可能再创立新的宗教，包括卡莱尔的泛神论。

　　第二，人的本质比所谓神的本质更美好、更高尚，应该克服宗教。首先，克服宗教就是把人性外化的人的内容再还给人，“就是唤起自我意识”(346) ，只有在彻底抛弃了宗教观念并真诚地“向自己本身复归”，而不是复归为神，才能再一次获得“自己的人性、自己的本质”。(347) 其次，为此，必须把所有所谓超自然的和超人的事物消除掉，也就是把所有不真实、不诚实和谎言根源消除掉。再次，人应到人自己的心中寻找真理，而不是到彼岸世界中寻找真理。因此，应该确立人的尺度：人不需要神，人只需要认识自己，人自身就是衡量所有生活关系的尺度。最后，人按照自身尺度也就是自己的本质来衡量和评价生活关系，根据人的本性和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就会解开现代的谜语了”(348) 。

　　3.　意识形态思想进展

　　第一，虽然在批判谢林时期，恩格斯已经在理性思维引导之下基本否定了宗教，但这篇文章是他第一次全面地分析宗教的本质、特征、行为和结果的著作，并提出了克服宗教的思路。这是恩格斯意识形态思想的重要进展。

　　第二，“异己的本质”背后的异己的力量。恩格斯将宗教的本质概括为人的本质异化为神的本质，人的本质成了“异己的本质”，这种异己本质反过来统治人，并且编造了历史，结果是“充满神性的”中世纪形成了“人性兽化”，产生“农奴制和初夜权”。(349) 这种异己的本质就是异己的力量的一种。

　　第三，“复归”式的宗教克服方式。恩格斯提出的克服宗教的方式与马克思这一时期的理论思路是一致的。首先，因为宗教是把本来属于人的本质异化为神了，所以，克服宗教的方式无非就是把神所代表的人的本质归还给人，使人不要再去朝拜神而丧失自己，因此，归还就是“唤起自我意识”，就是向自己本身“真诚地复归”。其次，恩格斯提出应根据人的本性和人的方式来安排世界，很明显，复归是复归到“人的本性”、人类“自己的人性”和“自己的本质”。

　　与马克思同一时期一样，恩格斯在这一阶段也处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变时期，既有唯心主义也有唯物主义成分，在宗教根源问题上接受了费尔巴哈思想，是唯物主义的，但是在克服宗教问题上，又是唯心主义的理论克服思路。但是，从文字表现来看，恩格斯这种思想的表现强度要比马克思弱得多。

　　（二）　《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财产是国家的本质”与单个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矛盾

　　《英国状况　十八世纪》是标志恩格斯思想深化的重要文章。首先，恩格斯在前期著作讨论资本主义发展状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英国的工业革命和社会革命情况，指出其最重要结果是产生了无产阶级。其次，围绕着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矛盾关系，恩格斯分析了德国、法国和英国的哲学处理这个矛盾关系的差别，分析了斯密经济学和边沁功利主义这两个18世纪英国典型的意识形态形式处理这个矛盾关系的理论逻辑，指出了它们的资产阶级利益本质。

　　1.　英法德三国处理“单个利益”与“普遍利益”关系的差别

　　基于各自民族特征，英国、法国和德国在处理特殊利益与普遍利益的关系上形成了差别。第一，德国人认定了唯灵论的绝对根据，因此他们就在宗教方面和哲学方面说明“人类的普遍利益”，而法国人认定唯物主义是绝对有根据的，反对唯灵论，所以就把国家当成了“人类普遍利益的永恒形式”，因而法国人的活动总是民族活动，活动一开始就“意识到自己的整体性和普遍性”。(350)

　　第二，英国人则没有什么“普遍利益”，而“只有单个利益”，他们不谈普遍利益，不对普遍利益抱有希望，因此，英国的活动本质上就是彼此独立的个人活动，是“无联系的原子的运动”，很少作为一个整体共同行动，即使整体行动，也是从个人利益出发的，这种特征的结果就是英国目前的普遍贫困和极端涣散。因而，只有英国才有社会历史，英国群众只为自己单个利益进行活动，所以他们从个人利益出发促进了英国民族的发展，但是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要代表普遍原则”(351) ，在他们这里，原则只有转变为利益后才对历史产生影响。

　　第三，法国人和德国人在意识中实现了整体和普遍利益，也在逐渐走向社会的历史，但是还没有社会的历史，社会因素与政治因素没有分离并还完全隐藏于后者之下，所以，法国和德国群众的穷苦、贫困和社会压迫没有影响到他们的民族的发展。但是英国却相反，社会因素已经逐渐战胜了政治因素，政治因素为社会因素服务，政治基本上是社会性的，因此，现代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却具有了“全国性意义”和“世界历史意义”。(352)

　　2.　18世纪英国的意识形态：“财产是国家的本质”和“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在论述了18世纪英国社会、政治、精神、科学技术和商业等方面的情况之后，恩格斯深入分析了18世纪英国的典型意识形态形式，即亚当·斯密的经济学、葛德文和边沁的功利主义哲学。

　　第一，主张财产是国家本质的斯密经济学。恩格斯认为，个体利益和财产在资本主义中确立了普遍统治后，必然会反对和瓦解国家，但是，这些财产又离不开国家，因此，财产至少也要挖空它的基础。这在意识形态方面必然表现出来。从事挖空资本主义国家基础工作的首先是斯密的国民经济学。在资本主义之前，财政学是全部国家事务一个部门，从属于国家，而斯密“使世界主义服从国家的目的”，把经济升格为国家本质和目的，并且把政治、党派和宗教等一切都归结为经济范畴，认为“财产是国家的本质，致富是国家的目的”。(353)

　　第二，主张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边沁功利主义。1793年威廉·葛德文出版《论政治正义》，论证了共和主义政治制度，与边沁同时提出了功利主义。功利主义是另一个从事挖空资本主义国家基础工作的思想派别。首先，功利主义原则提倡公共福利和共和主义，确立了公共福利是最高的法这个共和主义原则，他们反对国家，认为国家是祸害，这自然也是在反对国家。但是，资本主义强调利己主义、利益交换和绝对的原子个体时，必然遭遇国家这个最大的普遍性与其构成条件和要素的各种个体和利益的矛盾，彻底瓦解国家做不到，因此功利主义理论必须解决这种矛盾。其次，在葛德文这里，功利原则还完全是公民的义务，他提出人们应该舍弃个人利益，只是为了普遍福利才生活；而在边沁这里则相反，他的逻辑是，单个利益是“普遍利益的基础”，“单个利益和普遍利益是同一的”，两者就统一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354) 边沁用这个最大幸福代替了葛德文的“普遍福利”。

　　恩格斯认为，边沁的理论处理是错误的。首先，“普遍利益”和“普遍福利”这个主语成了单个利益的谓语，成了单个利益这个部分的组成部分，他使整体从属于部分了。其实，这个“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是其理论逻辑妥协的结果，因为适用所有人的普遍利益在边沁这里推论不出，所以只好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来代替普遍利益和“普遍福利”，所以是把实际关系颠倒了。边沁确实论述了普遍利益和单个利益的联系，但后来的重点只是片面强调单个利益，赤裸裸的单个利益才是他的中心，才是资本主义世界给予他的理论任务。其次，边沁另一个抽象观点是“人就是人类”，在经验上就表现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表现了普遍利益和单个利益问题上的矛盾。所谓“人就是人类”，是把单个人与作为类而存在的人统一在一起的表述，但是这个普遍的类与特殊的个人的无矛盾的统一是有条件的。边沁是在经验表现上来论述这种统一的，即把“类的权利”赋予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盲目的、陷于矛盾的人”，而不是赋予“自由的、意识到自身和创造自身的人”，因此，“人类”的普遍特征就成了盲目的和陷于矛盾的人的普遍的本质特征。如此一来，个体人就无法统一在超越性的“人类”中了。一边是极端利己主义的原子个人，一边是类的权利，要么在前者中实现后者，或者在后者中实现前者，矛盾自然是无法克服的。而资本主义的本质也让边沁无法提出其他不同的现实的单个人作为论述起点。因此，在论述逻辑上，他没有克服这两者的冲突，而是让主语属于谓语，让整体属于部分，让“人类”这个主语、整体和普遍性从属于“盲目的、陷于矛盾的人”这个谓语、部分和特殊性，因此“把一切都颠倒了。”(355) 再次，对于边沁来说，自由竞争才是伦理道德的本质，财产的规律即物的规律和自然规律调整着人类的关系。又次，边沁的功利主义没有超出国家，但他把国家的全部内容都抽去了，他用社会的原则来代替政治的原则，把政治组织变成了社会内容的形式，也就是把国家作为实现利益的形式，因此，边沁使得国家这个普遍的政治组织与利己的单个利益这个社会内容的矛盾达到了最高点。最后是如何解决上述矛盾，恩格斯论述中透露出了一个观点，即在单个利益和普遍利益的冲突中，应该“把类的权利赋予自由的、意识到自身和创造自身的人”，“应该由意识到自身的人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创造“新秩序”。(356)

　　3.　意识形态思想进展

　　这篇文章的核心问题是利益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恩格斯的分析表明，他不但抓住了资产阶级哲学在利益问题上的逻辑矛盾，而且明确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法解决国家和利己主义、国家和原子个体、单个利益和普遍利益的矛盾。而要解决这些矛盾，首先必须“由意识到自身的人在完全自由的条件下”创造“新秩序”，这种“新秩序”自然不是作为国家的秩序。

　　（三）　《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财产在进行统治”与法律的“弥天大谎”

　　这篇文章约写于1844年2月中至3月中，中心是评论英国的立宪君主制。黑格尔《法哲学原理》把立宪君主制作为国家历史中最完善的国家形式和自由获得充分实现的形式。马克思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1843年夏到1844年秋）通过比较资产阶级民主制，批判了君主立宪制。恩格斯和马克思对君主立宪制的批判是分别独立完成的，与此同时，青年黑格尔派也在研讨和批判黑格尔与立宪君主制。从具体论述，马克思抓住的是国家普遍性与国家要素特殊性之间的矛盾，而恩格斯的观点无疑是更加明快的，直接指出其空洞与伪善。

　　1.　立宪君主制的内部矛盾“在现代英国君主制中达到了顶点”

　　恩格斯系统评论了英国的立宪君主制。总体来看，英国立宪君主制可说是一般立宪君主制的完成，英国是唯一如此的国家。一方面，“人民意识”比较发达，另一方面，贵族还有相当地位，可以说，构成立宪君主制的内部矛盾“在现代英国君主制中达到了顶点”(357) 。恩格斯指出，国家是所有不合乎人性的起因，国家本身就是不合乎人性的，一切国家形式都不完善。

　　2.　英国的宪法理论与宪法实践处于极端的矛盾之中

　　恩格斯认为，立宪君主制第一个原则即权力均等其实不合乎理性，根本行不通。第一，现实中宪法原则的表现与各种法律著作和条文的表述不一致。首先，从威·布莱克斯顿的《英国法律释义》到让·路易·德洛姆的《英国宪法》的“幻象”(358) ，以及从《大宪章》到1832年改革法案等这些宪法，都没有在现实中真正表现出来。例如1215年英王约翰签署的《自由大宪章》限制了国王权力，扩大了封建贵族权力，骑士和城市居民也得到一部分权力，但是农奴这个基本群众阶层没有得到任何权力。但是《大宪章》成了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君主立宪制的基础。其次，再如1832年改革法案。1831年3月，辉格党内阁首相格雷和副首相罗素提出一项改革法案，要求增加资产阶级议员的席位，从而保证资产阶级代表能够进入下院。这打破了土地贵族和金融贵族对政治的垄断地位。但是法案三次提交，下院通过而上院否定。这引起了工人和手工业者为主的大规模群众运动，要求选举权改革。1832年6月改革法案最终通过，在规定中增加了新兴工业城市的下院议员席位，还改变了选举权的财产资格，但是很不彻底，它规定城市中有选举权的人必须是在本选区拥有10英镑纯收益的财产，或者能够每年交付10英镑的房租；在农村有选举权的人则必须是每年能交付50英镑佃租的租佃人。由此可见，改革法案的财产规定实际上剥夺了为争取选举权斗争出力最多的工人和手工业者阶层的选举权。

　　第二，各个政治阶层的权力表现。首先，恩格斯认为，英国宪法是“一座颠倒的金字塔，塔顶同时又是底座”，国王就是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的“主体顶点”，撤去这个顶点，这个建筑物就会倾倒，但是英国人崇拜国王本身，崇拜“一个空空洞洞毫无内容的表象”，崇拜“国王”这个词。(359) 其次，贵族构成了上院这第二个国家权力，但是上院实际是退休的国务活动家的养老院，上议院已经是“纯粹的、无意义的形式，只是偶尔上升为某种惰性力量”(360) 。恩格斯指出，现实中贵族还有很大影响力，但是其权力不是世袭席位，而是他们庞大的地产和财富，他们因此可以和所有其他非贵族财主来分享国家权力。再次，下院不是“代表会”。立法机关中代表民主要素的下院。国王和上院没有权力，全部权力集中在下院，看起来英国拥有了纯粹的民主制度，但现实完全不是。在最初选举时，下院还有代议制的性质，但是很快就失去了这种性质。下院选举除了受到一个最大的影响即贿赂的影响外，还受到一些恶劣手法的影响，等等。复次，国教会是一个空洞的名称，只拥有微不足道的特权，如意义非常微小的裁判权等。在现实中，人民最痛恨和最鄙视的就是英国国教会牧师了。但是，教会和国家越是分离，国教会名称就会越空洞，而那些保守的和坚决维护宪法的政党就越是要保持国教会这个名称，同时教会的压迫就会越加沉重和明显。最后，公民权利中的限制、特权、谎言和虚构。英国个人在宪法中是没有任何权利的，只是由于习惯或者个别跟宪法没有任何关系的法规的效力而存在一些权利。恩格斯揭露了英国现实中的新闻出版自由、人民集会的权利、结社的权利、人身保护的权利、陪审员制度等的虚假性，因此，宪法中规定的这些权利其实充满了限制、特权、谎言和虚构。

　　第三，英国的宪法理论与英国的宪法实践“处于极端的矛盾中”。总结英国宪法实践，恩格斯指出，英国的宪法理论与英国的宪法实践处于极端的矛盾之中，没有任何相似之处。说是立法权三位一体，但现实是中间阶级在专制统治；说是两院制，但现实是下院有无限权力；说是君王有特权，但现实是内阁由下院选出；说是上院为独立的世袭立法者，但其实是为老朽无用的议员们设立的养老院。每一个立法权的组成部分都必须把自身的权力交给另一个成分，可以说，“英国宪法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立法过程“纯粹是一场滑稽戏”。(361) 议案的讨论和辩论纯粹是形式的和多余的，是毫无意义的。

　　3.　财产“进行统治”并成为法律

　　由上述可见，英国宪法并没有贯彻立宪君主制的第一个原则——权力均等。

　　第一，英国统治的本质。首先，恩格斯明确指出，英国实际上“是财产在进行统治”(362) 。有财产的贵族支配农业地区和小城市的议员选举，有财产的商人和工厂主支配了大城市和部分小城市的议员选举，财产贵族、商人和工厂主都能通过贿赂来加强自己的影响。其次，财产统治已经成为法律，这已经由前述改革法案的选举权财产资格规定说明了。再次，进行统治的是中间阶级。因为中间阶级通过财产取得了自己的势力，因为贵族用财产而不是贵族身份参加选举，从而与中间阶级处于同等地位，也因为中间阶级比贵族阶级势力强大得多。最后，中间阶级能够统治，还由于人们在精神上是麻木的，还没有弄清楚财产的本质，还能容忍财产的专制统治。

　　第二，法律庇护富人。财产统治英国，表现在法律上就是对富人的庇护。首先，重罪处以最严酷的刑罚，但是几乎所有比较小的违法行为都处以罚款。罚款对于富人无损害，穷人则无力支付。其次，法庭普遍和公开地庇护富人，虐待穷人，法律压榨穷人，富人支配法律，对穷人和对富人是不同的法律。再次，法官和陪审员本身是富人，来自中间阶级，袒护自己的同类，是穷人天生的敌人。

　　4.　英国法治现状、后果与本质：谎言、自我欺骗与“弥天大谎”

　　总结英国的法治状况，首先，英国不是正式的民主制。其次，国家本身应建立在明确的法律的基础之上，但是国家正在否认和糟蹋这个基础。再次，英国人的自由其实是不顾及法律，而不是借助于法律。

　　英国的这种法治状况产生了各种不良后果，首先是引起很多谎言和不道德的行为。其次是人们崇拜空洞的名称，紧紧抱住“空洞的抽象概念”，否认现实，不承认实际存在和自己的创造。再次是“自己欺骗自己”，使用由凭空制造的范畴构成的惯用套话，而每一个范畴“都是对现实的诽谤”。(363) 恩格斯最后总结道，英国宪法和整个立宪主义舆论就是个纯粹的“弥天大谎”，是“拼凑在一起的毫无意义的字母”。(364)

　　5.　意识形态思想进展

　　《英国状况　英国宪法》明晰了国家本质和实现国家本质的宪法的本质，即国家本质上是财产，国家是“财产在进行统治”，阶层或阶级斗争是财产和利益的斗争，宪法就是财产统治的思想表达。可见，恩格斯此时的思想就要触及唯物主义历史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