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范文10篇

　　诗经范文篇1

　　《诗经》的作者成分很复杂，产生的地域也很广。除了周王朝乐官制作的乐歌，公卿、列士进献的乐歌，还有许多原来流传于民间的歌谣。这些各个时代从各个地区搜集来的民间乐歌，由官方搜集和整理，并对作品进行过加工整理，制作乐歌。经过修改后，这些现存的《诗经》，语言形式基本上都是四言体，韵部系统和用韵规律大体一致。秦代曾经焚毁包括《诗经》在内的所有儒家典籍。但由于《诗经》易于记诵，所以到汉代又得到流传。汉初传授《诗经》学的共有四家，也就是四个学派：齐之辕固生，鲁之申培，燕之韩婴，赵之毛亨、毛苌，简称齐诗、鲁诗、韩诗、毛诗（前二者取国名，后二者取姓氏）。东汉以后，毛诗日渐兴盛，并为官方所承认；前三家则逐渐衰落，到南宋，就完全失传了。今天我们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派的传本。《诗经》是我国文学的光辉起点，它的思想性和艺术成就在中国文学、文化史上有着极高的地位。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的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交织成一幅立体的历史画卷。接下来主要谈谈诗经中的乡土情韵。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从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从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来看，周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历史。农业的发展，促进了定居农耕文化。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韵。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体现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韵。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所体现的对故土的眷恋。

　　《诗经》中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韵，首先在周族史诗和祭祀诗这种特别典雅庄重的作品中得到最好的表现。如《周颂?载芟》：

　　“载芟载柞，其耕泽泽。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亚侯旅。侯强侯以，有??其?@。思媚其妇，有依其士。有略其耜，?m载南亩。播厥百谷，实函斯活。驿驿其达，有厌其杰。厌厌其苗，绵绵其??。载获济济，有实其积。万亿及秭，为酒为醴。?A畀祖妣，不洽百礼。有??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宁。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兹。”（除草又除杂树，接着耕田松土。千双农夫锄草，走向低田小路。家主和他的长男，跟着许多子弟，个个都是好汉。送饭的说说笑笑，妇女人人美好。男子干劲旺盛，犁锹锋利有刃。开始耕种南亩，播下各种禾谷。种子生气内蓄，苗儿连续出土。杰出的苗儿特美，一般的整整齐齐。薅草频繁细密。收获累累众多，众多粮食堆积，堆积千亿万亿。用来酿造酒醴，奉祭先祖先妣，供应各种祭礼。祭筵酒气芬芳，邦家光大盛昌。酒香伴着椒香，老人长寿安康。这景象超过希望，有今天何曾料想，自古以来就是这样。）从开端到“绵绵”句都是写农夫力田和禾谷成长的情形。他们津津乐道于农业的丰收，在宗教仪式上表演关于农业生产的舞蹈，从春天的垦荒一直写到秋天的收获。他们在祭坛上献上最好的粮食贡品以娱乐祖先和神灵，乞求神灵明年带给他们更好的收成；他们在故乡的土地上编织着理想生活的花环，描绘着事业兴旺发达的图画。

　　农业生产培养了周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品格，反过来，由于战争、徭役等造成的远离故土家园的痛苦的事件，也成了诗人笔下丰富的题材。翻开《诗经》，我们感受最为深刻的内容之一，就是《国风》和《小雅》中那种浓浓的相思怀归之情。这里有在外的游子征夫的思乡之曲，如《击鼓》、《式微》、《鸨羽》、《扬之水》、《匪风》、《东山》、《破斧》、《小雅?四牡》、《采薇》、《出车》；也有家乡的妻子思念在外的征人，如《卷耳》、《汝坟》、《草虫》等等。如此众多的作品，尽管各有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抒发的不同情境，却又共同指着眷恋故土家园的乡思之情，这不能不说是农业文明所培养起来的特殊民族情感。又如《唐风?鸨羽》：

　　“肃肃鸨羽，集于苞栩。王事靡?W，不能??稷黍。父母何怙？悠悠苍天！曷其有所？肃肃鸨翼，集于苞棘。王事靡?W，不能??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苍天！曷其有极？肃肃鸨行，集于苞桑。王事靡?W，不能??稻粱。父母何尝？悠悠苍天！曷其有常？”（胆小谨慎的鸨鸟，会集于那柞树丛。王爷差事没停息，使我不能种植粮，我的父母有何依仗？悠悠在上苍天啊，何时才能有归所。胆小谨慎的鸨鸟，会集于那棘树丛。王爷差事没停息，使我不能种植粮，我父母有何食物？悠悠在上苍天啊，何时才能有尽头。胆小谨慎的鸨鸟，会集于那桑树丛。王爷差事没有停息，使我不能种植粮，我父母有何可尝？悠悠在上的苍天啊，何时才能有正常。）写远行在外的征人久役不归，首先想到的是家里田园的荒芜，然后想到父母无人奉养，并为此而一遍遍地呼喊苍天，这不是农业民族所培养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情感吗？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韵，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眷恋故土的思乡之情，它更培养了周民族安分守己，不事扩张、不尚冒险的品格。即便是抵御外族入侵一年二年的离乡光景，似乎也难以让他们忍受，“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在周人看来，如果至岁暮还不见还家已经不符合生活的常情。诗人之怨，早已经充盈于字里行间，“我心悲伤，莫知我哀”。更有甚者，甚至在他们出征离家的那天，就已经带着满腹的哀怨与眷顾，“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回乡时仍然有着不尽的忧愁，“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植根于农业文化的安土重迁的乡土情韵，在这些诗句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类似的例子还有，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了。

　　诗经范文篇2

　　内容提要...1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2

　　绪论...2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2

　　二、以为人本的人文精神...5

　　三、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8

　　总结...11

　　注释：...12

　　参考文献...13

　　内容提要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它以极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是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笔者不仅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去认识其伟大，更是从整体上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蕴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

　　关键词：远古文化农业生产宗族伦理宗国精神以人为本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绪论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地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等等。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栽培粟、黍”。①从出士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卜辞中多次出现黍、禾、麦、稻等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乃是殷民族最为关心的大事。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的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

　　农业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本来，从人类的普遍文化情感上讲，眷恋乡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希腊英雄俄底修斯，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在外漂流了十年，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仍然返回了他的故乡，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但是我们须知，贯穿于《奥德修记》这部希腊史诗的中心主题却不是思乡情感的抒发，诗人在这时只不过以俄底修斯回乡为故事发展的线索，来叙述这位英雄的冒险经历，歌颂希腊人对自然的斗争和对海外探寻的英雄主义精神。产生这两部书的时代背景是从古代和氏族组织转变而来的希腊英雄时代的奴隶社会制度，“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②希腊人通过这两部史诗来对海外征服的英雄主义精神来表示了最为崇高的赞美。可是，以农业生产为根基建立起来的周代社会，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产生古希腊社会的对外扩张冒险精神。他们立足于自己脚步下的这片热土，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与文明。他们从来不愿意离开生其养其的土地，眷恋的是和平安适的田园生活，沉醉于湿馨的乡土之梦。周人歌颂他们祖先后稷，是因为后稷教会了他们如何稼穑；歌颂他们的创业之祖公刘，是因为公刘带领他们躲开了戎狄的侵扰，选择了豳这块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周人歌颂古公亶父、王季、文王，同样是因为他们再次躲开了戎狄的攻侵，定居于土地朊朊肥美、“堇荼如饴”的周原，并且领导他们驱除了外患；周人歌颂武王，是因为武王革除了残暴的君主纣王之命。一句话，周人对他们祖先英雄的歌颂，道德就在于这些祖先英雄们为他们创造了和平安稳的农业生活环境，而决不是这些英雄们在对外扩张中掠夺了多少财富和奴隶。《诗经》中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首先在周族史诗和祭祀诗这种特别典雅庄重的作品中得到最好的表现。如《周颂·载芟》。

　　他们津津乐道于农业的丰收，在宗教仪式上表演关于农业生产的舞蹈，从春天的垦荒一直写到秋天的收获。他们在祭坛上献上最好的粮食贡品以娱乐祖先和神灵，乞求神灵明年带给他们更好的收成；他们在故乡的土地上纺织着生活理想的花环，描绘着事业兴旺发达的图画。

　　农业生产培养了周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品格，反过来，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由于战争、徭役等造成的远离故土家园，也就成了诗人最痛苦的事件。翻开《诗经》，我们感受最为深刻的内容之一，就是《国风》和《小雅》中那种浓浓的相思怀归之情。这里有在外的游子征夫的思乡之曲，如《击鼓》、《式微》、《扬之水》、《陟岵》、《鸨羽》、《匪风》、《东山》、《破斧》、《小雅·四牡》、《采薇》、《出车》；也有家乡的妻子思念在外的征人，如《卷耳》、《汝坟》、《草虫》等等。如此众多的作品，尽管各有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抒发的不同情境，却又共同指着眷恋故土家园的乡思之情，这不能不说是农业文明所培养起来的特殊民族情感。像《唐风·鸨羽》写远行在外在征人久役不归，首先想到的是家里田园的荒芜，想到父母的无人奉养，并为此而一遍遍地呼喊苍天，这不是农业民族所培养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情感吗？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眷恋故土的思乡之情，它更培养了周民族安分守已，不事扩张、不尚冒险的品格。所以看到，除《商颂》外，一部《诗经》，尽管也有歌颂周人建国立功之祖的史诗，尽管周代社会几百年从未间断过对于周边民族的战争，但这里竟没有一首诗歌颂了周民族对于域外的征服，也没有一首诗传述过独特的异域风物、描写过奇异的海外风光、赞美过他们的探奇猎险、宣传过域外扩张精神。在周人的文化心理里，不要说像古希腊人那样离家远征特洛伊十年，即使是周公东征仅仅三年，诗人已经发出“我徂东山，滔滔不归”的感叹；即便是抵御外族入侵一年二年的离乡光景，似乎也难以让他们忍受。“采微采微，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在周人看来，如果至岁暮还不见还家已经不符合生活的常情。诗火之怨，早已经充盈于字里行间，“我心悲伤，莫知我哀”。更有甚者，甚至在他们出征离家的那天，就已经带关满腹的哀怨与眷顾，“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回乡时仍然有着不尽的忧愁，“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植根于农业文化的安土重迁的乡土情蕴，在这些诗句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诗经》是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农业社会塑了中国人的农业文化心态。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了中国农业文化精神的诗集。这不独表现为在思想情感上浓厚的乡土情蕴，还表现在创作态度、表现方式、写作目的、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农业劳动对象在大自然中丰富活泼的生命形态刺激了“触景生情，感物而动”的直觉感发式的创作冲动；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并决定了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影响了传统诗歌乐志畅神、自适自足、重在表现自身价值的写作目的；农业社会人们效法大自然的和谐的节奏秩序而形成了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农业的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中滋养了尚古意味和静观情趣。所有这些得到农业社会集体文化心理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规范，并构成传统诗歌农业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③在《诗经》中，我们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证。正是这些，使《诗经》不但在作品题材内容上，更使它在文化精神上成为后世中国诗歌创作的楷模与典范，成为中国人读来最亲切因而也最喜爱的作品。二、以为人本的人文精神

　　人本来是文化的主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的创造，文学作品丰富的内容以人为中心得以表现，应该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基本表征。可是，在西方文学，尤其是古希腊文学传统中，人的生活却往往通过神的主宰来实现。在古希腊人眼中，上帝创造了人，神主掌握着人的命运。因此，人在世间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神意的安排，古希腊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据说是盲诗人荷马创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是以歌咏氏族部落和过去历史事实为基础的。“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④。古希腊人在公元前12世纪初远征特洛伊城，和特洛伊人进行了十年战争，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所写的正是这个“英雄时代”的故事。故事反映的是人的历史，可是有荷马史诗中，战争的起源却因为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爱与美之神阿芙罗狄蒂三个争夺那个由专管争吵的女神厄进而斯丢下的“引起争执的金苹果”而起。在古希腊戏剧中，像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他本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获得胜利的你权制之间的斗争”，⑤但是，故事却以“命运“和“神的判决”的方式来实现其最终结局。总之，把神看做人的主宰，认为上帝和众神永远控制着人类的生活与命运，并且以这种观念和情感进行艺术创作，是古代西方文学的重要特征。

　　可是，在中国文化中，却没有一个像西文基督教那样创造了宇宙和人类，而且一直干预并指导人类生活的“上帝”。中国文化中的“天”（或“上帝”）主要指宇宙的自然力量，“天”对人的主宰只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出现，而不是有意志的神发号施令，人的命运主要由人自己来把握。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一种所谓“天命”的东西，但是这种“天命”决不是把握在神手中的“命运”，更不是神的预言或征兆，而只是人自身的善恶之行的必然结果。这种观念在周人那里已经根深蒂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在周以后的中国人看来，尽管黄帝、颛顼、尧、舜、禹、成汤、周文等传说中的“明君圣王”都发迹于“天命”的眷顾，但“天命”眷顾他们的原因却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德”，也就是靠他们自身的努力获得的。人的命运，或者是国家的命运靠人自身来争取，正因为具有这种面对人类自身的理性精神，中国文化才真称得上是人文文化，中国文学才真正称得上是人的文学而不是神的文学。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集，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在《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中，除了《大雅·生民》和《商颂·玄鸟》这两首诗在写到商周祖先降生时略具有神话因素沉积外，其他作品都没有任何神秘的色彩。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众神的足迹，也看不到神对人事的判决和预言。即使在《诗经》中保存下来的商代颂诗里，“天命”所以垂顾商人，如《长发》诗中所云：“何天之休，不竟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这百样的好运归我承受也仍然是商人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商的中兴则由于天子能礼贤下士和伊尹的帮助，“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长发》）。《周颂》、《大雅》中描写周人受命于天的发迹过程，就是自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王季、文王等圣君不断努力、进德修业的过程。如《皇矣》诗中所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比于文王，其德靡悔”，“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反之，当宗周面临崩溃之时，尽管上天垂下了日食、地震等凶象，诗人仍不上战战兢兢祷告上天，而照样认为：“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小雅·十月之交》）对国家的兴亡从人事上寻找最终的原因，并且把它诉诸诗的创作，这是周人以人为本的哲学、政治思想在文学中的最鲜明体现。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这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观念，也使诗这种文学体裁很早就从巫术宗教中脱离出来。如果说，在中国的原始诗歌中，像伊耆氏的《蜡辞》乃至甲骨卜辞中的乞雨词，还带有鲜明的宗教意味的话，那么到了周代，这种原始宗教神学观念已经被周人的实践理性精神逐步取代。所以在《诗经》中，除了颂诗这种“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祭祀歌之外，在占有作品总数近十分之九的雅诗和风诗中，几乎很少带有宗教巫术观念的诗作。其实，即使是在《周颂》这样的祭祀诗中，面对冥冥中的上天先祖，周人也并不把自身的一切托付于神，更重要的意义是借此追念先公先王的道德功业，表达自己要“不懈于位”，要敬德保民，以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想法。如《周颂·访落》一诗，《毛诗序》云“嗣王谋于庙也”。朱熹《诗集传》曰：“成王既朝于庙，因作此诗，以道延访群臣之意。言我将谋于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在《周颂·敬之》一诗中，则直写群臣如何在庙中劝戒嗣王“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这里没有像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存在的场所，他们也不能相信神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并决定自己的生活，在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了是诗歌的全部内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他们是那样肯定自己，信任自己，心情地表现着自己，并且以自已的创作实践，把“文学是人学”这一在西方近代社会才真正提出的永恒命题，早在2500多年前的时代就给予了充分的表现，并且奠定了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的中国诗歌发展的民族心理传统。它使《诗经》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使诗成为表达周人宗族伦理情感和乡土情蕴的最好形式，举凡是他们的念亲、爱国、思旧、怀乡等各种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表达。它使《诗经》带有亲切的生活感，使诗成为描写世俗生活最好的艺术，举凡是他们的农事、燕飨、战争、徭役、恋爱、游观等各种世俗生活，都成为诗中的主要内容。它让人看到，周人的内心生活世界，就是一个既没有幻想错综的神怪故事，也没有张皇幽渺的浪漫色彩的平凡人间世界。那农夫们身着狐裘的逍遥神态，武士们袒裼暴虎的矫健雄姿，情人们水边相会的深情注目，夫妻间琴瑟好和的切切心声，这一切的一切，都会把读者带进一个熟悉而又亲切的世间，看到人类自身所创造的——并不是神创造的生活之美，体会到人类自身在平凡中的伟大。可以说在世界民族的文学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学像《诗经》那样，早在2500多年之前就对人本身进行这样的肯定与歌颂，从这一点讲，《诗经》无愧为凝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伟大的艺术。

　　三、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宗法制下浓重的伦理情味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也必然形成《诗经》创作的现实主义态度。

　　“现实主义”本是我们借用西方的名词，它最早在文学领域里的出现是在席勒的《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1794-1796年）这篇论文里。在这里，席勒是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对立提出的。作为一种现实主义创作潮流，它又特指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以暴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为主要特色的面对现实的创作，又被人们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恩格斯曾概括其特点为“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⑥。而地它进行比较宽泛的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又泛指那些以描写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创作，由此他们认为《诗经·国风》里有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但我们这里借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来概括《诗经》的创作传统，并不仅仅止于《国风》的一些创作，而是从民族文化的传统出发，看整部《诗经》的创作者们如何立足于社会现实，用自己特殊的文化眼光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抒发情感和表现理想，并如何形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学创作精神的。首先，我们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指《诗经》是直面现实的艺术。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周民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他们根据四时节令的变化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在土地上辛勤地耕耘，建立起自己的宗族和国家。这使他们很早就认识到大自然所具有的客观规律性，从而摆脱了自然泛神论观念的束缚，以更实际的态度来看生活。现存《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一篇，相传是夏代遗书。《史记·夏本纪》中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不管这话是否则可靠，但《夏小正》无疑是产生极早的一部最古老的月令。这篇文章按十二月的夏历顺序，详细记载了大自然包括天上星宿、大地生物的相应的变化，形象地反映了上古人民对时令气候的比较科学的观察与认识。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古老的反映农事生活的诗篇《豳风·七月》，最鲜明地表现了周人由农业生产实践而产生的面对现实的创作态度。这里没有对自然万物的丝毫神化，也没有任何的虚妄与怪诞。全诗从夏历七月初大火星开始西移的天象说起，一一叙述每一个节令农夫们的生产与生活，细备而周详。它说明，正是农业社会的生产实践，培养了周人的务实精神，使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看成是不需依赖超自然的神灵的可以把握的生活。《毛诗序》曰：“《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诗序》把《七月》看成是周公的创作不符合事实，前面我们也有论述。实际上这首诗的创作远比这早，它的原形可能是豳地农奴的歌谣。但我们也不能排公曾用此诗来教诲成王的说法。《尚书·无逸》也是周公告诫成王的文献，开篇即言“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之小人之依。”是周初统治者即从艰苦的农事生活中看到“王业之艰难”，而并不把“王业”看成是上天恩赐、唾手可得的东西。面对生活进行认真的记述和描绘，从而引导和教育他们对现实采取正确的认识态度，树立起直面对现实的生活观念。

　　《诗经》是面向现实的艺术。这不仅表现为农事诗的描写，面向现实的生活观念使周人把诗的创作看成对自己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是现实主义的眼光使诗人对社会生活具有了最为敏锐的观察能力，使诗人能够把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素材，对各种生活现实进行深刻的提示与描写。大至国家的宗庙祭祀、军事战争、宴飨朝会、政治变革，小至平民百姓的蚕桑耕耘、屯戍徭役、婚丧嫁娶、娱乐游观，都是《诗经》所要描写表现的对象。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诗经》具有写实和朴真特征，具有生活的亲切感，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现实，热爱生活，批判社会中的一切不合理现象，激发人们对于理想生活进行不懈有追求，它本身就成为一部生活的教科书，具有巨大的社会教育力量。

　　其次，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指《诗经》直面现实的情感抒发。中国很早就有“诗言志”的传统，把诗歌看作表达诗人思想情志的主要艺术形式，这也使抒情诗很早就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样式，使中国成为抒情诗的国度。按黑格尔的话说，抒情诗和史诗不同，“正式史诗只能出现于原始时代，而抒情诗却在民族发展的任何阶段中都可以出现。”⑦但是在古希腊，抒情诗却远不及史诗等诗体发达。以至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部名著里所讨论的“诗”，也仅止史诗、悲剧、喜剧和酒神颂而已。而中国却正相反，史诗相对不发达，抒情诗却得到高度发展。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多个方面，但诗言志的民族传统观念和直面现实的人生态度，却无疑会使每一个普通人都把自己的情感投射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平凡生活事件做出善恶判断，从而表现出他们对策少爱憎和喜怒哀乐之情，达到文学表现社会和人生的目的。从这一角度上讲，抒情诗的产生和史诗不同，更需要文明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诗心的启悟，需要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因为同样按照黑格尔的话说，虽然抒情诗可以产生在一个民族的各个时代，但它和史诗仍有着很大差别，“如果正式史诗的繁荣时代是在民族情况大体上还未发展到称为散文性现实情况的时代，而最适宜于抒情诗的却是生活情况秩序大体上已经固定了的时代。……正是由于抒情诗要求打开心胸的凝聚幽禁状态而去容纳多种多样的情感和进行更广阔的考察，而且自在一种已经用散文方式安排成的世界里还要对诗的内心生活具有自觉性，抒情诗也愈需要一种用力得来的艺术修养。这种修养既是一种优点，同时也是主体的自然资禀经过锻炼和完善化的结果。”⑧尽管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抒情诗和《诗经》中所包含的民间诗歌还是不相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诗经》时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只产生民间诗歌的时代。十五《国风》中的很大一部分作品已经是下层贵族的表达个人情感的抒情创作，而《大雅》《小雅》中的绝大部分抒情诗都是各级贵族的有目的的创作，他们都已经属于黑格尔所说的“最卓越的抒情诗人”，他们的创作，已经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在周代就处于很高阶段，周代诗人已经是有着高度文化教养的诗人，他们已经在个体的抒情诗来表现我们民族的现实生活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以自己敏感的诗心，把抒情的笔触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里既有对农业产生的关心，对宗族国家的热爱，也有对敌对人的仇恨和对封建恶政的憎恶；有征人的忧伤，也有弃妇的哀怨；有男女相知的欢乐愉悦，也有失恋相思的辗转徘徊；有对世族风情的欣赏，也有参与劳动的快乐等等。总之，诗人在直面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各各样的情感，都可以在一首首短小的抒情诗中得到表现。可以说，在世界各民族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在2500年前就产生如此众多的抒情诗作，表现如此高度的文化修养。他们已经不是以一、二部史诗的方式，而是以全民族的抒情诗的方式来揭示生活的本质、来表现历史的内容的。他们正是以直面现实的抒情诗创作态度，不但描述了周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还通过自己的情感表现，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生活；他们不但以抒情诗的方式揭示了生活的本质，而且还表现了周民族的生活旨趣、观念以及其文化品格与才具；他们不但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一批直面现实的抒情诗作，而且还奠定了中国后世抒情诗歌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同时，他们党政军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说明，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现实主义抒情诗，是最有生命力、最伟大的艺术。

　　总结

　　以上，我们从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等三个方面对《诗歌》的文化精神做了概括。其实，它所包含的文化精神远不止此。《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关于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也将是无限的。

　　注释：

　　1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595页。

　　2选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

　　3选自胡晓明《传统诗歌与农业社会》

　　4选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页。

　　5选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页。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595页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

　　3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9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

　　诗经范文篇3

　　【关键词】文学经典；《诗经》；审美；教育

　　《诗经》是中国最古老的经典之一，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尤为突出，孔子对《诗经》在教学中的美育作用十分重视，在《论语》中的《泰伯》、《为政》和《阳货》诸篇中保存了孔子对《诗经》所具有的审美作用的论述。“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孔子认为人的修养是从学诗开始的。“小子何莫学诗？诗可以兴、观、群、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在孔子看来，《诗经》的教育作用尤为突出，可以感发情感，可以认识社会，可以互相切磋帮助，可以怨刺上政，可以学会尽孝、侍奉国君的道理，可以了解自然界的各种瓜果、蔬菜和鸟、兽、虫、鱼等动植物的名称。“诗可以兴、观、群、怨”是孔子对《诗经》审美教育作用的概括，对中国诗歌审美及审美教育有深远影响。显而易见，作为中国文学经典的《诗经》，其审美教育作用是多方面的。

　　一、培养感兴能力

　　什么是感兴力？著名的美学叶朗在其《现代美学体系》中是这样阐释的：“感兴能力实际上是一种生命体验，就是感性个体的自我在与生活，与世界的遭遇中，同生活与世界结为一体，去感悟生命意义和价值的能力”。感兴力是一种对生活和世界的美的一种敏锐的感悟能力。《齐风•还》、《郑风•叔于田》、《郑风•大叔于田》中对威武雄伟、打猎技艺高超的男性美的赞美；《小雅•隰桑》、《大雅•抑》对君子品德之美的赞颂；《郑风•女曰鸡鸣》中“琴瑟在御，莫不静好”对夫妇举案齐眉、相敬如宾、和谐美好的幸福生活的再现，给读者留下了无限美好的向往；《邶风•击鼓》“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平凡而直白的对爱情的承诺和牵手白头偕老的美好愿望，完全消解了战争和死亡带来的恐惧和悲伤，成为了对爱情亘古不变的追求；《邶风•君子偕老》对诗中主人公的悲剧人生欷歔悲叹的同时，也引发了对故事之外的历史事件的感悟，“君子偕老”本是对美好爱情的祝福，作为受害者的宣姜经历了什么，才会由一个被同情者变成被批评的对象？从而引发了读者的审美感兴和体验，让读者透过文字或者文学形象，对作品进行深层理解和把握，从而进入到语言所展示的作者精神世界，最后进入到经典蕴含表达的意蕴，真正走进作品的艺术世界和作者的精神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自身对经典的认知和感兴。

　　二、培养想象力

　　审美想象是一种在知觉基础上更深层的心理活动，它使个体依据知觉把握到的材料，将自己的丰富经验融入其中，在广阔的心理时间-空间内神游。《诗经》中大量比兴的运用，“引譬连类”的思维特征和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为读者提供了可供想象驰骋的时空，带给读者诸多美好的享受。《小雅•采薇》柳的意象和雨雪纷飞的归途，真实再现了诗人回家时孤独凄凉，无尽伤悲的凄凉；《王风•君子于役》中黄昏的景象，外出觅食的家畜都尚且知道归家，更何况是有感情的亲人呢？情景交融的意境衍生出了对在外出征的亲人的无尽思念；《周南•关雎》中王雎的鸣叫引发出的君子对淑女的思念之情；《周南•桃夭》由春天盛开的桃花想象出的美丽如花的新娘及希望新娘能宜室宜家、开枝散叶的美好祝福；《秦风•蒹葭》秋天清晨凄凉迷离的景色衬托出了主人公对恋人的追求总是咫尺天涯、可望而不可即的无尽伤悲；《曹风•蜉蝣》中以朝生暮死的蜉蝣联想到生命短暂......《诗经》中大量的比兴和意象，不仅拓展了诗歌内容的意蕴，同样也激发了读者的想象力，引导学生在对诗歌进行深度解读的同时，让学生展开想象的翅膀，自由翱翔在诗歌营造的世界里，获得审美感悟和阅读乐趣。

　　三、培养超越精神和认同价值

　　在对《周南•关雎》、《秦风•蒹葭》、《邶风•击鼓》、《郑风•女曰鸡鸣》等作品进行解读和品评中，可以感受诗人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和对美好感情的专一执着，对于引导学生在生活中发现美和珍惜所拥有的美好情感是非常有益的。在《王风•黍离》、《小雅•北山》、《大雅•民劳》的学习中领悟古代文人积极关注国家和社会的家国情怀和历史责任感。《板》和《荡》是《诗经•大雅》中最著名的揭露和抨击社会现实的诗篇，在对厉王倒行逆施暴政的警告中，充满了士大夫关注国家命运的忧患意识。时代虽不同,但是人们对于生命意义的追寻是一致的，如何对待人生中遭遇到的各种困境、如何追求有意义的生活和实现理想、个人的追求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时该如何进行抉择等诸多问题，从古到今，人们内心那份情感是共通的，所以产生于几千年前的经典仍然能够引起后人的共鸣。《诗经》所蕴含的深厚文化内涵,对于我们的现实人生仍然具有启迪和重要意义，能激发学生的爱国热情和优惠意识，某种程度上也可以促使学生正视和思考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困境，并能在阅读经典的过程消解现实生活中遇到的挫折从而获得前进的动力。

　　对于《诗经》的审美教学，还应立足于经典，从感知、分析作品语言入手，从而进入到语言所展示的作者精神世界，最后进入到经典所蕴含和表达的意蕴，真正走进作品的艺术世界和作者的精神世界，并在此基础上，建构起自身对经典的价值和意义的认知，提高对文学经典阅读、鉴赏和审美的能力，感受诗歌作品特有的魅力。

　　参考文献：

　　诗经范文篇4

　　关键词：远古文化农业生产宗族伦理宗国精神以人为本

　　试论《诗经》的文化精神

　　绪论

　　作为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以其丰富的生活内容、广泛的创作题材，向我们展示了殷商社会乃至包含着远古社会的历史风貌。从《诗经》的祭祖诗中，我们看到了殷周祖先创业建国的英雄业绩；从农事诗中，看到了在农业生产中辛勤地劳作地农奴；从战争徭役诗中，看到了仆仆风尘的役夫征人；从卿士大夫政治美刺诗中，看到那些关心国家时政的优秀人物；从婚姻爱情诗中，看到了周人的婚姻习俗；从其他诗篇中，我们也看到周代社会各种各样的民俗风情，等等。可以这样说，《诗经》中的305篇作品，交织成一幅多层次的、多角度的，从多个方面展现殷周社会历史的立体画卷。它的每篇作品，都潜含着无数的可以发扬的文化内容。它是中国上古文化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远古到周代社会的文化积淀。因此对于《诗经》，我们不仅仅需要从题材上的大体分类中去认识其伟大，而且更需要从整体上去把握这部作品中所包孕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从这方面讲，它的意义也是无限的，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略作概括。

　　一、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士情蕴

　　中国是一个古老的农业民族。据考古发掘，早在一万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初期便已开始了农业种植活动。在公元前5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左右存在的仰韶文化，就“是一种较发达的定居农耕文化遗存，主要栽培粟、黍”。①从出士的甲骨卜辞记载中可知，农业已经是商代社会的主要生产。卜辞中多次出现黍、禾、麦、稻等农作物名称，农业生产的好坏乃是殷民族最为关心的大事。从土质丰厚的黄土高原的富饶的渭河流域发祥的周民族，更是一个专事农业生产的农业民族。

　　农业发展，一方面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依赖自然采集和渔猎的谋生方式，有了更为可靠的食物来源，促进了文明的进步；另一方面也改变了因采集和渔猎不得不经常迁徙的生活方式，形成了高于周边民族的定居农耕文化。从而也很早就培养了中国人那种植根于农业生产的安土重迁、勤劳守成的浓重的乡土情蕴。

　　《诗经》是具有浓重的乡土之情的艺术。且不说十五《国风》散发着浓郁的各地乡土的芬芳，即便是在《雅》、《颂》的抒情诗中，也莫不沉潜着植根于农业文化的深深情蕴。这不仅仅表现为周人对农事的关心，对农神的崇拜和农事诗的创作，而且表现为体现在《诗经》中大部分作品中的眷恋故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本来，从人类的普遍文化情感上讲，眷恋乡土乃是各民族的共同心理。荷马史诗《奥德修记》中的希腊英雄俄底修斯，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在外漂流了十年，历尽千辛万苦之后仍然返回了他的故乡，这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但是我们须知，贯穿于《奥德修记》这部希腊史诗的中心主题却不是思乡情感的抒发，诗人在这时只不过以俄底修斯回乡为故事发展的线索，来叙述这位英雄的冒险经历，歌颂希腊人对自然的斗争和对海外探寻的英雄主义精神。产生这两部书的时代背景是从古代和氏族组织转变而来的希腊英雄时代的奴隶社会制度，“古代部落对部落的战争，已经开始蜕变为在陆上和海上为攫夺家畜、奴隶和财宝而不断进行的抢劫，变为一种正常的营生，一句话，财富被当作最高福利而受到赞美和崇敬，古代氏族制度被滥用来替暴力掠夺财富的行为辩护。”②希腊人通过这两部史诗来对海外征服的英雄主义精神来表示了最为崇高的赞美。

　　可是，以农业生产为根基建立起来的周代社会，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产生古希腊社会的对外扩张冒险精神。他们立足于自己脚步下的这片热土，靠的是勤劳的双手去创造自己的财富与文明。他们从来不愿意离开生其养其的土地，眷恋的是和平安适的田园生活，沉醉于湿馨的乡土之梦。周人歌颂他们祖先后稷，是因为后稷教会了他们如何稼穑；歌颂他们的创业之祖公刘，是因为公刘带领他们躲开了戎狄的侵扰，选择了豳这块适宜于农业生产的土地；周人歌颂古公亶父、王季、文王，同样是因为他们再次躲开了戎狄的攻侵，定居于土地朊朊肥美、“堇荼如饴”的周原，并且领导他们驱除了外患；周人歌颂武王，是因为武王革除了残暴的君主纣王之命。一句话，周人对他们祖先英雄的歌颂，道德就在于这些祖先英雄们为他们创造了和平安稳的农业生活环境，而决不是这些英雄们在对外扩张中掠夺了多少财富和奴隶。《诗经》中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首先在周族史诗和祭祀诗这种特别典雅庄重的作品中得到最好的表现。如《周颂·载芟》。

　　他们津津乐道于农业的丰收，在宗教仪式上表演关于农业生产的舞蹈，从春天的垦荒一直写到秋天的收获。他们在祭坛上献上最好的粮食贡品以娱乐祖先和神灵，乞求神灵明年带给他们更好的收成；他们在故乡的土地上纺织着生活理想的花环，描绘着事业兴旺发达的图画。

　　农业生产培养了周人安土重迁的文化品格，反过来，对农业生产的破坏，由于战争、徭役等造成的远离故土家园，也就成了诗人最痛苦的事件。翻开《诗经》，我们感受最为深刻的内容之一，就是《国风》和《小雅》中那种浓浓的相思怀归之情。这里有在外的游子征夫的思乡之曲，如《击鼓》、《式微》、《扬之水》、《陟岵》、《鸨羽》、《匪风》、《东山》、《破斧》、《小雅·四牡》、《采薇》、《出车》；也有家乡的妻子思念在外的征人，如《卷耳》、《汝坟》、《草虫》等等。如此众多的作品，尽管各有其独特的艺术表达和情感抒发的不同情境，却又共同指着眷恋故土家园的乡思之情，这不能不说是农业文明所培养起来的特殊民族情感。像《唐风·鸨羽》写远行在外在征人久役不归，首先想到的是家里田园的荒芜，想到父母的无人奉养，并为此而一遍遍地呼喊苍天，这不是农业民族所培养起来的一种特殊的文化情感吗？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并不仅仅表现为一种眷恋故土的思乡之情，它更培养了周民族安分守已，不事扩张、不尚冒险的品格。所以看到，除《商颂》外，一部《诗经》，尽管也有歌颂周人建国立功之祖的史诗，尽管周代社会几百年从未间断过对于周边民族的战争，但这里竟没有一首诗歌颂了周民族对于域外的征服，也没有一首诗传述过独特的异域风物、描写过奇异的海外风光、赞美过他们的探奇猎险、宣传过域外扩张精神。在周人的文化心理里，不要说像古希腊人那样离家远征特洛伊十年，即使是周公东征仅仅三年，诗人已经发出“我徂东山，滔滔不归”的感叹；即便是抵御外族入侵一年二年的离乡光景，似乎也难以让他们忍受。“采微采微，薇亦作止。曰归曰归，岁亦莫止”。在周人看来，如果至岁暮还不见还家已经不符合生活的常情。诗火之怨，早已经充盈于字里行间，“我心悲伤，莫知我哀”。更有甚者，甚至在他们出征离家的那天，就已经带关满腹的哀怨与眷顾，“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回乡时仍然有着不尽的忧愁，“今我来思，雨雪霏霏”。植根于农业文化的安土重迁的乡土情蕴，在这些诗句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诗经》是植根于中国农业文明的艺术，农业社会塑了中国人的农业文化心态。从一定意义上说，《诗经》就是我国一部充分体现了中国农业文化精神的诗集。这不独表现为在思想情感上浓厚的乡土情蕴，还表现在创作态度、表现方式、写作目的、审美观念等各个方面。农业劳动对象在大自然中丰富活泼的生命形态刺激了“触景生情，感物而动”的直觉感发式的创作冲动；农业生产对大自然的依赖关系形成了天人合一的文化心态，并决定了情景交融的表现方式；农业社会自给自足的生产目的影响了传统诗歌乐志畅神、自适自足、重在表现自身价值的写作目的；农业社会人们效法大自然的和谐的节奏秩序而形成了以“中和”为美的审美观念；农业的周而复始的简单再生产中滋养了尚古意味和静观情趣。所有这些得到农业社会集体文化心理的普遍认同，从而成为创作与鉴赏的审美规范，并构成传统诗歌农业文化形态的基本特征，③在《诗经》中，我们都可以得到或多或少的印证。正是这些，使《诗经》不但在作品题材内容上，更使它在文化精神上成为后世中国诗歌创作的楷模与典范，成为中国人读来最亲切因而也最喜爱的作品。

　　二、以为人本的人文精神

　　人本来是文化的主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都是人的创造，文学作品丰富的内容以人为中心得以表现，应该是世界各民族文学的基本表征。可是，在西方文学，尤其是古希腊文学传统中，人的生活却往往通过神的主宰来实现。在古希腊人眼中，上帝创造了人，神主掌握着人的命运。因此，人在世间的一切活动，都是一种神意的安排，古希腊文学中最伟大的作品，据说是盲诗人荷马创作的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是以歌咏氏族部落和过去历史事实为基础的。“荷马的史诗以及全部神话——这就是希腊人由野蛮时代带入文明时代的主要遗产”④。古希腊人在公元前12世纪初远征特洛伊城，和特洛伊人进行了十年战争，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所写的正是这个“英雄时代”的故事。故事反映的是人的历史，可是有荷马史诗中，战争的起源却因为天后赫拉、智慧女神雅典娜、爱与美之神阿芙罗狄蒂三个争夺那个由专管争吵的女神厄进而斯丢下的“引起争执的金苹果”而起。在古希腊戏剧中，像埃斯库罗斯的《奥列斯特》三部曲，他本是“用戏剧的形式来描写没落的母权制跟发生于英雄时代并获得胜利的你权制之间的斗争”，⑤但是，故事却以“命运“和“神的判决”的方式来实现其最终结局。总之，把神看做人的主宰，认为上帝和众神永远控制着人类的生活与命运，并且以这种观念和情感进行艺术创作，是古代西方文学的重要特征。

　　可是，在中国文化中，却没有一个像西文基督教那样创造了宇宙和人类，而且一直干预并指导人类生活的“上帝”。中国文化中的“天”（或“上帝”）主要指宇宙的自然力量，“天”对人的主宰只能以一种潜移默化的方式出现，而不是有意志的神发号施令，人的命运主要由人自己来把握。中国古代文化中也有一种所谓“天命”的东西，但是这种“天命”决不是把握在神手中的“命运”，更不是神的预言或征兆，而只是人自身的善恶之行的必然结果。这种观念在周人那里已经根深蒂固。“天命靡常，惟德是辅”，在周以后的中国人看来，尽管黄帝、颛顼、尧、舜、禹、成汤、周文等传说中的“明君圣王”都发迹于“天命”的眷顾，但“天命”眷顾他们的原因却是因为他们本身的“德”，也就是靠他们自身的努力获得的。人的命运，或者是国家的命运靠人自身来争取，正因为具有这种面对人类自身的理性精神，中国文化才真称得上是人文文化，中国文学才真正称得上是人的文学而不是神的文学。

　　《诗经》作为我国古代第一部诗集，表现出鲜明的以人为本的民族文化特色。在《诗经》三百零五篇作品中，除了《大雅·生民》和《商颂·玄鸟》这两首诗在写到商周祖先降生时略具有神话因素沉积外，其他作品都没有任何神秘的色彩。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众神的足迹，也看不到神对人事的判决和预言。即使在《诗经》中保存下来的商代颂诗里，“天命”所以垂顾商人，如《长发》诗中所云：“何天之休，不竟不絿，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这百样的好运归我承受也仍然是商人自己努力的结果。而商的中兴则由于天子能礼贤下士和伊尹的帮助，“允也天子，降予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长发》）。《周颂》、《大雅》中描写周人受命于天的发迹过程，就是自后稷、公刘、古公亶父、王季、文王等圣君不断努力、进德修业的过程。如《皇矣》诗中所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载锡之光，受禄无丧，奄有四方”；“比于文王，其德靡悔”，“不大声以色，不长夏以革，不识不知，顺帝之则”。反之，当宗周面临崩溃之时，尽管上天垂下了日食、地震等凶象，诗人仍不上战战兢兢祷告上天，而照样认为：“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背憎，职竞由人。”（《小雅·十月之交》）对国家的兴亡从人事上寻找最终的原因，并且把它诉诸诗的创作，这是周人以人为本的哲学、政治思想在文学中的最鲜明体现。

　　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这使中国人很早就摆脱了原始社会的巫术宗教观念，也使诗这种文学体裁很早就从巫术宗教中脱离出来。如果说，在中国的原始诗歌中，像伊耆氏的《蜡辞》乃至甲骨卜辞中的乞雨词，还带有鲜明的宗教意味的话，那么到了周代，这种原始宗教神学观念已经被周人的实践理性精神逐步取代。所以在《诗经》中，除了颂诗这种“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的祭祀歌之外，在占有作品总数近十分之九的雅诗和风诗中，几乎很少带有宗教巫术观念的诗作。其实，即使是在《周颂》这样的祭祀诗中，面对冥冥中的上天先祖，周人也并不把自身的一切托付于神，更重要的意义是借此追念先公先王的道德功业，表达自己要“不懈于位”，要敬德保民，以求国家长治久安的想法。如《周颂·访落》一诗，《毛诗序》云“嗣王谋于庙也”。朱熹《诗集传》曰：“成王既朝于庙，因作此诗，以道延访群臣之意。言我将谋于始，以循我昭考武王之道。”在《周颂·敬之》一诗中，则直写群臣如何在庙中劝戒嗣王“敬之敬之，天维显思，命不易哉。无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监在兹”。这里没有像奥林帕斯山上的众神存在的场所，他们也不能相信神能主宰自己的命运并决定自己的生活，在这里人就是自己生活的主宰，了是诗歌的全部内容，情感投射的全部指向。他们是那样肯定自己，信任自己，心情地表现着自己，并且以自已的创作实践，把“文学是人学”这一在西方近代社会才真正提出的永恒命题，早在2500多年前的时代就给予了充分的表现，并且奠定了以人为本而不是以神为本的中国诗歌发展的民族心理传统。它使《诗经》充满了浓郁的人情味，使诗成为表达周人宗族伦理情感和乡土情蕴的最好形式，举凡是他们的念亲、爱国、思旧、怀乡等各种喜怒哀乐之情，都可以在这里得到最好的表达。它使《诗经》带有亲切的生活感，使诗成为描写世俗生活最好的艺术，举凡是他们的农事、燕飨、战争、徭役、恋爱、游观等各种世俗生活，都成为诗中的主要内容。它让人看到，周人的内心生活世界，就是一个既没有幻想错综的神怪故事，也没有张皇幽渺的浪漫色彩的平凡人间世界。那农夫们身着狐裘的逍遥神态，武士们袒裼暴虎的矫健雄姿，情人们水边相会的深情注目，夫妻间琴瑟好和的切切心声，这一切的一切，都会把读者带进一个熟悉而又亲切的世间，看到人类自身所创造的——并不是神创造的生活之美，体会到人类自身在平凡中的伟大。可以说在世界民族的文学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学像《诗经》那样，早在2500多年之前就对人本身进行这样的肯定与歌颂，从这一点讲，《诗经》无愧为凝聚了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最伟大的艺术。

　　三、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

　　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宗法制下浓重的伦理情味和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也必然形成《诗经》创作的现实主义态度。

　　“现实主义”本是我们借用西方的名词，它最早在文学领域里的出现是在席勒的《论素朴的诗和感伤的诗》（1794-1796年）这篇论文里。在这里，席勒是把“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相对立提出的。作为一种现实主义创作潮流，它又特指产生于19世纪中叶，以暴露和批判资本主义为主要特色的面对现实的创作，又被人们称之为“批判现实主义”。作为一种创作方法，恩格斯曾概括其特点为“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⑥。而地它进行比较宽泛的理解，当代中国文学研究者又泛指那些以描写现实主义为主的文学创作，由此他们认为《诗经·国风》里有许多优秀的现实主义诗篇。但我们这里借用“现实主义”这一名词来概括《诗经》的创作传统，并不仅仅止于《国风》的一些创作，而是从民族文化的传统出发，看整部《诗经》的创作者们如何立足于社会现实，用自己特殊的文化眼光去观察生活，描写生活，抒发情感和表现理想，并如何形成一种特殊的民族文学创作精神的。

　　首先，我们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指《诗经》是直面现实的艺术。以农业生产为根本的周民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务实的民族。他们根据四时节令的变化来安排自己的生产生活，在土地上辛勤地耕耘，建立起自己的宗族和国家。这使他们很早就认识到大自然所具有的客观规律性，从而摆脱了自然泛神论观念的束缚，以更实际的态度来看生活。现存《大戴礼记》中的《夏小正》一篇，相传是夏代遗书。《史记·夏本纪》中说：“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不管这话是否则可靠，但《夏小正》无疑是产生极早的一部最古老的月令。这篇文章按十二月的夏历顺序，详细记载了大自然包括天上星宿、大地生物的相应的变化，形象地反映了上古人民对时令气候的比较科学的观察与认识。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古老的反映农事生活的诗篇《豳风·七月》，最鲜明地表现了周人由农业生产实践而产生的面对现实的创作态度。这里没有对自然万物的丝毫神化，也没有任何的虚妄与怪诞。全诗从夏历七月初大火星开始西移的天象说起，一一叙述每一个节令农夫们的生产与生活，细备而周详。它说明，正是农业社会的生产实践，培养了周人的务实精神，使他们把自己的生活看成是不需依赖超自然的神灵的可以把握的生活。《毛诗序》曰：“《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诗序》把《七月》看成是周公的创作不符合事实，前面我们也有论述。实际上这首诗的创作远比这早，它的原形可能是豳地农奴的歌谣。但我们也不能排公曾用此诗来教诲成王的说法。《尚书·无逸》也是周公告诫成王的文献，开篇即言“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之小人之依。”是周初统治者即从艰苦的农事生活中看到“王业之艰难”，而并不把“王业”看成是上天恩赐、唾手可得的东西。面对生活进行认真的记述和描绘，从而引导和教育他们对现实采取正确的认识态度，树立起直面对现实的生活观念。

　　《诗经》是面向现实的艺术。这不仅表现为农事诗的描写，面向现实的生活观念使周人把诗的创作看成对自己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是现实主义的眼光使诗人对社会生活具有了最为敏锐的观察能力，使诗人能够把握现实生活中的各种素材，对各种生活现实进行深刻的提示与描写。大至国家的宗庙祭祀、军事战争、宴飨朝会、政治变革，小至平民百姓的蚕桑耕耘、屯戍徭役、婚丧嫁娶、娱乐游观，都是《诗经》所要描写表现的对象。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使《诗经》具有写实和朴真特征，具有生活的亲切感，从而引导人们去关注现实，热爱生活，批判社会中的一切不合理现象，激发人们对于理想生活进行不懈有追求，它本身就成为一部生活的教科书，具有巨大的社会教育力量。

　　其次，这里所说的现实主义，指《诗经》直面现实的情感抒发。中国很早就有“诗言志”的传统，把诗歌看作表达诗人思想情志的主要艺术形式，这也使抒情诗很早就成为中国诗歌的主要样式，使中国成为抒情诗的国度。按黑格尔的话说，抒情诗和史诗不同，“正式史诗只能出现于原始时代，而抒情诗却在民族发展的任何阶段中都可以出现。”⑦但是在古希腊，抒情诗却远不及史诗等诗体发达。以至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这部名著里所讨论的“诗”，也仅止史诗、悲剧、喜剧和酒神颂而已。而中国却正相反，史诗相对不发达，抒情诗却得到高度发展。这其中的原因固然有多个方面，但诗言志的民族传统观念和直面现实的人生态度，却无疑会使每一个普通人都把自己的情感投射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观察，对发生在他们周围的平凡生活事件做出善恶判断，从而表现出他们对策少爱憎和喜怒哀乐之情，达到文学表现社会和人生的目的。从这一角度上讲，抒情诗的产生和史诗不同，更需要文明的高度发展和人的诗心的启悟，需要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因为同样按照黑格尔的话说，虽然抒情诗可以产生在一个民族的各个时代，但它和史诗仍有着很大差别，“如果正式史诗的繁荣时代是在民族情况大体上还未发展到称为散文性现实情况的时代，而最适宜于抒情诗的却是生活情况秩序大体上已经固定了的时代。……正是由于抒情诗要求打开心胸的凝聚幽禁状态而去容纳多种多样的情感和进行更广阔的考察，而且自在一种已经用散文方式安排成的世界里还要对诗的内心生活具有自觉性，抒情诗也愈需要一种用力得来的艺术修养。这种修养既是一种优点，同时也是主体的自然资禀经过锻炼和完善化的结果。”⑧尽管黑格尔在这里所说的抒情诗和《诗经》中所包含的民间诗歌还是不相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说，《诗经》时代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只产生民间诗歌的时代。十五《国风》中的很大一部分作品已经是下层贵族的表达个人情感的抒情创作，而《大雅》《小雅》中的绝大部分抒情诗都是各级贵族的有目的的创作，他们都已经属于黑格尔所说的“最卓越的抒情诗人”，他们的创作，已经标志着我们中华民族的文明在周代就处于很高阶段，周代诗人已经是有着高度文化教养的诗人，他们已经在个体的抒情诗来表现我们民族的现实生活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他们以自己敏感的诗心，把抒情的笔触伸展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这里既有对农业产生的关心，对宗族国家的热爱，也有对敌对人的仇恨和对封建恶政的憎恶；有征人的忧伤，也有弃妇的哀怨；有男女相知的欢乐愉悦，也有失恋相思的辗转徘徊；有对世族风情的欣赏，也有参与劳动的快乐等等。总之，诗人在直面现实生活中所产生的各各样的情感，都可以在一首首短小的抒情诗中得到表现。可以说，在世界各民族中，还没有哪一个民族能在2500年前就产生如此众多的抒情诗作，表现如此高度的文化修养。他们已经不是以一、二部史诗的方式，而是以全民族的抒情诗的方式来揭示生活的本质、来表现历史的内容的。他们正是以直面现实的抒情诗创作态度，不但描述了周代社会丰富多彩的生活，而且还通过自己的情感表现，告诉人们应该怎样去生活；他们不但以抒情诗的方式揭示了生活的本质，而且还表现了周民族的生活旨趣、观念以及其文化品格与才具；他们不但创造了中国诗歌史上最早的一批直面现实的抒情诗作，而且还奠定了中国后世抒情诗歌直面现实的创作传统。同时，他们党政军以自己的创作实践说明，具有中国民族文化精神的现实主义抒情诗，是最有生命力、最伟大的艺术。

　　总结

　　以上，我们从植根于农业生产的乡土情蕴、以人为本的人文精神、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等三个方面对《诗歌》的文化精神做了概括。其实，它所包含的文化精神远不止此。《诗经》是中国上古文化的诗的总结和艺术的升华，它生成于中华民族丰厚的文化土壤，具有极为丰厚的文化内容。这使它在中国历史上影响远远超出了诗的界域，关于它的文化意蕴的开掘也将是无限的。

　　注释：

　　1选自《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595页。

　　2选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

　　3选自胡晓明《传统诗歌与农业社会》

　　4选自《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页。

　　5选自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6—7页。

　　参考文献

　　1《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第595页

　　2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04页。

　　3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1988年4月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62页。

　　诗经范文篇5

　　［关键词］《诗经偶笺》;景境体味;文学思想

　　闻一多先生在《文学的历史动向》中说:“汉人功利观念太深，把《三百篇》做了政治课本;宋人稍好点，又拉着道学不放手———一股头巾气;清人较为客观，但训诂学不是诗;近人囊中满是科学方法，真厉害。无奈历史———唯物史观的与非唯物史观的，离诗还是很远。明明一部歌谣集，为什么没人认真地把它当文艺看呢?”［1］显然，闻一多先生在对传统《诗》学方法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指出了《诗》学的评判标准是“文(艺)学研究”。其实，《诗》虽自汉代以来被长期尊奉为经典，但其作为诗歌的特殊本质一直存在，这也决定了其在经典化的进程中不乏文学性的思想。刘毓庆先生说:“当我们认真地面对这一课题时，才惊奇地发现，有明一代二百七十年间，关于《诗经》研究的专著，竟多达六百余种!比今所知的自汉至元一千五百多年间《诗经》专著的总和还要多!”［2］所以，明代的《诗》学研究是不可忽视的。万时华的《诗经偶笺》即是明代晚期解《诗》的一本文学性极强的著作，他对诗歌景境的体味，很大程度上还原了《诗》作为诗的本质，也体现了明代晚期经学和文学的互动。体味诗境是万时华独特的论《诗》方法，也可以说是其最精彩之处。在定位诗歌发生的历史背景和对文本深入分析的基础上，他极力还原诗歌的意境。用词准确，意境逼真，体味独特，意味无穷是万时华诗境体味的特点。这个过程，是文学批评的过程，更是文学审美的过程，文学思想自然洋溢其中。

　　一、“光景”体味中的文学思想

　　“光景”一词是万时华还原诗境中常用的词语，文本中共出现43次，请看下面几例:《周南•关雎》偶笺论曰:“求之不得”四句，总是“寤寐求之”处紧紧作一气说，描写不寐光景，宛然如画。［3］145《召南•何秾》偶笺论曰:“曷不肃雍”二句，人在此都费踌躇，自缘眼孔不灵，以死人看活书耳，看来呆诵。王姬肃雍，不如此二语更觉意象缥缈，企慕深长，宛然当日塞路环立、企踵舒眸，相顾、赞嗼光景。［3］153《豳风•东山》偶笺论曰:三章“鹳鸣”四句述室家之望征夫适至光景。“有敦”四句述方归之时征夫感动光景。［3］192据上可知，万时华总是试图还原诗歌文本最初的诗境，他喜欢用“光景”二字来描绘诗境，为的是与古人妙理相遇于“无故之中”。以上“不寐光景”，“相顾、赞嗼光景”，“感动光景”都是作者还原诗境的具体实践。从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看出，万时华是用心地在以诗论《诗》，追求的是一种心灵的审美体验和主观的感受，这也与其论著题目《诗经偶笺》中“偶笺”二字相契合。

　　二、“境象”体味中的文学思想

　　万时华最擅长的就是体味诗歌境象，他尽最大努力还原诗歌意境并置身其中，请看下面几例:《秦风•蒹葭》偶笺论曰:此诗意境空旷，寄托玄澹。秦川只尺，已宛然三山云气，竹影风声，邈焉如仙。大都耳目之下，不乏幽人，豪杰胸怀，自有高寄。只此杳杳可思，正使伊人与作诗者，俱留千古。不尽之味，更不必问其所作何人，所思何侣也。“蒹葭”二句，形容秋江景物，总非笔墨所至，此与“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已置今古文人秋咏都落下风。至今容与寒汀者，一念此语，不独意会，且觉心伤。“在水一方”，原从浩淼波光之外，若灭若没，若隐若现，恍见此境，与下“道阻且长”、“宛在水中央”更无二际。此等处境象，自知语言皆赘。［3］181－182《邶风•泉水》偶笺论曰:此卫女远望当归之词也。“女子有行“二句，胸中分义乃了然，已无归卫之意。无奈相思迢递，万转千回，谋之诸姬，问之诸姑伯姊，总是其无可奈何之意。首章“亦”字、“靡”字、“聊”字俱可想。“出宿”二章，中间许多曲折，反复吟咏，情致宛然。个中领悟，更可得诗理诗趣。要知笔下意中妙写情事，原非实语。即“不瑕有害”，非到此始知，当“聊与之谋”时已了然矣。末章非绝意之词，《传》中安得二字解经之妙者。［3］158《鄘风•载驰》偶笺论曰:读此诗，想见其欲归不能，欲救不得，烦懑难堪，皇迫无聊之意。《泉水》、《竹竿》与此仝为思卫之诗，但彼二诗作于平居，故思甚纠结语，甚缠绵而其礼义自閖之意自在言下。此诗作于宗国流离之后，休戚相因，故虽止于礼仪而其低回眷恋之情愈不能已。“驱马悠悠”所谓心急，马行迟也。“大夫跋涉，我心则忧”，玩“则”字，分明大夫未至已悬知其必来矣!与“悠悠”俱是虚摹光景。“我思不远”，欲撇去终撇不开。“我思不”，欲丢却终丢不下，各有意义，两段止一义而迭言之，以见思之迫切。“女子善怀”二语柔婉悲凉中情之极犹云:我妇人家惯有许多忧思，然亦各有个至情在。许人“尤”之意者，皆稚乎?皆狂乎?何其不相体谅，不识缓急。如此等处，谓非尤许人，不可谓是尤许人，不可总是无聊情事。“控于大邦，谁因谁极”，急迫忧愁中有此一段经济在。前云“许人尤之”，此云“无我有尤”，词愈近，情意愈，可念要识他到底说“不如我所之”，到底无必返卫之意，只是辗转难自降耳!［3］162据上可知，万时华对诗歌文本中出现的景、境拿捏得比较到位，这其中既有感性的审美体验，也有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可以说通过对文本的分析和对景境的还原，与“古人之理”的契合度还是比较高的。例如，在上述例子中，通过自己对《秦风•蒹葭》文本的反复涵咏和解读，万时华为读者呈现了诗歌生动的空旷意境，而且明确指出有些描写景物的诗句具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点，给读者留下了更大的想象空间。反复回味其品评诗歌的语言，恰似一篇优美的写景散文，语言华丽，描写逼真，给人以文学性的审美感受。另外，在品评的过程中，万时华还把“蒹葭”二句所渲染的情景与“袅袅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作了对比，并发出了“已置今古文人秋咏都落下风”的感叹。万时华以对比的手法突出作诗者意象设置的高明之处，文学批评色彩无疑是十分浓厚的。

　　三、其他诗境体味中的文学思想

　　除了“境象”和“光景”以外，万时华也根据诗境和心情的不同采用了与之相应的词汇，既避免了重复给读者带来的审美疲劳，又使得还原后的诗境形式更加丰富多样。如:《周南•卷耳》偶笺论曰:试想，以文王后妃提笼陌上，策马山中，左引杯酒，右提鞭棰成，何光景?［3］146《周南•芣苢》偶笺论曰:此一幅太平士女图也!平平淡淡叙述数语，千古景象如见。［3］148《邶风•燕燕》偶笺论曰:戴妫之归，以桓弑也，当时子母存亡，家国废兴之故，刺刺伤心，哀猿之肠已断矣。两人一去异国，讵相见期。此时执手流连，情凄意折，去后行踪渐隐，目断征车，抆泪狐愁，归途萧索，至今千古如见。至末缕缕戴妫生平许多好处，人到别离时，情思难割，向来言语、行事定一一如在目前，况说到先君，便两人半生情事，都在此中，且又觉子母存亡、家国废兴之由，种种牵动，又不止相爱以德，其言可念矣!［3］154－155《小雅•出车》偶笺论曰:末三章则以景物点缀情事，忧喜之致，宛然言下。观于黍稷雨雪，而道路之风物可想;观于草虫阜螽，而闺阁之忧思可想;观于春日中人禽草木，而归来之精采可想。不独盛世之风，抑亦词坛鼓吹矣!［3］200《小雅•四月》偶笺论曰:七章合谓天盖高四句观之，可以见士君子忧危彷皇，置身无地之状。［3］228《卫风•考盘》偶笺论曰:“考盘”之乐，亦自人亲之，硕人不知也。硕人胸中自具一天地，直觉此一涧中，山高泉香，云霞舒卷，日月光华，无限旷洒。［3］163“试想”、“图”、“如见”、“如在目前”、“可想”、“之状”、“直觉”等都是万时华体味情景中常用的词。他想准确地用每一个词的独到处来定义心中所体会的景境内涵，不机械，不做作，只为寻找最真实的审美感受。在论《小雅•出车》时，万时华不仅极力地还原了诗境，还一连用了三个“……可想”的排比句式，不仅逼真，而且有气势，文学色彩自然洋溢其中。再看几例:《秦风•车邻》偶笺论曰:此诗慷慨悲凉，真有魏武帝“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之意，独其壮烈处神气矫露，尽属末世君臣鼓舞功名之象。［3］180《小雅•都人士》偶笺论曰:章末志其不见之感，无限悲凉，无限怅忆，总是昔日目中景，今日意中事，低回欲绝，正如洛阳父老想复见汉官威仪，唐父老说开元天宝遗事。［3］242《周颂•桓》偶笺论曰:汉高大风一歌，帝王气象，千年在声响间，至今诵“威加海内安得壮士”之语颇与此“桓桓”、“四方”意竟仿佛然。［3］297《王风•君子于役》偶笺论曰:“日之夕矣”犹唐人云“月明花落又黄昏”，有无限感叹!［3］166据上“真有……之意”、“正如”、“与……仿佛然”、“犹”等可知，万时华总是寻找与历史上最契合的景物和意象来论《诗》，这不仅可看出万时华博学多识，也彰显了其深厚的文学造诣。其用词准确，文采斐然，体味逼真。体味景境是万时华论《诗》的一个重要方法，他体味情景中用到的“字词”不仅准确、形象，而且形式丰富、多样，值得我们仔细揣摩，现将其高频词汇整理如下。由统计结果可以看出，万时华的确在体味诗境方面下了很大功夫，花了很多心思。词语丰富、色彩浓厚、眼光独特的文学批评是万时华《诗经偶笺》文学思想浓厚的具体而强大的支撑。文学思想浓厚的文本也给读者以强烈的审美感受和审美体验。

　　四、结语

　　明代晚期的文艺思潮相对来说是具有叛逆色彩的，论《诗》不再僵化盲目地推衍圣人之义，而是积极发掘并细心体味蕴含在诗歌中的文学思想。其实，文学性作为《诗》的一种属性一直存在，只是自汉代被奉为经典后，文学性得到了压制。万时华的《诗经偶笺》即是在僵化的经学大背景下的一丝文学波澜，他强调师心，反对复古;主张个人性情的自由抒发，反对文以载道。从具体的批评实践来看，万时华对《诗》学文本的景境体味过程充满了浓厚的文学思想和强烈的文学批评色彩。文学批评是以文学鉴赏为目的，以文学理论为指导的一种文学体验过程。万时华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既有感性的审美体验，也有理性的分析和判断，同时也为明代晚期经学和文学的互动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作者:孔德超 单位:西南大学

　　［参考文献］

　　［1］闻一多．闻一多全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2:203．

　　诗经范文篇6

　　关键词：《诗经》;教学困境;教学突围

　　一、大学语文中《诗经》教学的三大困境

　　困境之一：学生对《诗经》缺乏热情，兴趣索然。顾颉刚曾总结过《诗经》遭逢的四项厄运：其一，因战国诗失其乐，后人强把《诗经》乱讲到历史上。其二，删《诗》之说起，使《诗经》与孔子发生关系，成为圣道王化的偶像。其三，汉人把三百○五篇当作谏书。其四，宋人谓淫诗宜删，很多好诗险些失传。顾氏所说的这几重厄运从某个角度而言，恰恰证明了《诗经》的备受瞩目。然而，当下《诗经》却新遭遇了顾氏没有料到的一重厄运，即当下民众，甚至大学生普遍对《诗经》敬而远之，有一种隔膜与疏离，更遑论品鉴欣赏。笔者在执教大学语文的过程中发现，若论古诗词，大学生普遍偏爱唐诗宋词，而对《诗经》兴趣淡然。究其原因，大学生认为唐诗宋词海纳百川，通俗易懂，婉转动听，韵味无穷。反观《诗经》就显得晦涩难懂，质朴无华，味同嚼蜡。所以，对于《诗经》的学习，他们只是被动地接受，并没有达到心灵上的审美感受。困境之二：教材内容缺失或低水平重复。在中学语文《诗经》学习中，学生永远记住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所谓伊人，在水一方”等经典诗句。然而，当他们学完了大学语文之后，很多人口中吟诵的还是这几句诗，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注意。就笔者手头近年来的十多种《大学语文》教材而言，竟然有一半教材根本就没有收录《诗经》。这些教材的编撰者其实很多就是从事大学语文教学的同仁，他们对《诗经》的“一刀切”态度折射出《诗经》在教学上的尴尬处境。即使是收录了《诗经》的大学语文教材其所选篇目也和中学语文教材区别不大，基本集中在《关雎》、《蒹葭》、《氓》、《采薇》这几篇，更多的是一种低水平重复，虽然偶有教材增选了《鹿鸣》、《何草不黄》。由于中学时代面临的升学压力，中学生对《诗经》的认识即使没有上升到审美体悟，至少也达到了熟知的程度。然而，在大学阶段，老师们失去了升学这道天然屏障，如果教材中没有《诗经》，老师理所当然可以不讲授。即使教材选录了《诗经》，如果老师对《诗经》的教学没有突围，那么学生对《诗经》的认识与接受就只能停留在原有水平，并丧失进一步探索的兴趣，更容易形成一种固化印象，以为中学所学的篇目就代表了《诗经》的全部。困境之三：教师师资不一，认知不足。歌德说：“鉴赏能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要靠鉴赏最好作品才能培养成功的。”［1］在诗歌教学中，教师注重讲授经典固然没错，但《诗经》的经典篇章绝对不是囿于有限的几篇。在大学里，大学语文这门课程长期作为入职不久的年轻老师们的过渡期选择。所以，部分老师的工作目标并没有定位在大学语文这门公共课上。有的老师既没有通读《诗经》，又没有想到要在《诗经》上格外下功夫。甚至有的教师对《诗经》都有所拒斥，认为不教或少教一首《诗经》没有任何影响。试想，连教师都无法体悟《诗经》之美，那他如何点燃学生心里的火种呢？所以，教师姑且教着，学生姑且学着。

　　二、大学语文中《诗经》教学的突围

　　叶燮说：“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2］中国是诗歌的国度，无论是《诗经》、《楚辞》，还是唐诗宋词都洋溢着诗意的光辉，充盈着灵动的情韵。然而，在朱光潜先生看来：“若论情趣，中国诗最艳丽的似无过于《国风》。”［3］那么，在大学语文《诗经》教学中如何克服困境，突破重围，让大学生领略到《诗经》的“艳丽”呢？突围第一步：勾连古今，点燃兴趣。苏联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认知本身是一种最令人惊讶、诧异和感到神奇的过程，能激起高昂而持久的兴趣。”［4］这些话意味着兴趣是植根于人内心的探究欲望，任何表面的、外在刺激都不可能真正激发学生对学习的热情和兴致，也不可能培养出真正热爱脑力劳动的学生。所以，提升学生对《诗经》的兴趣是教学的突破口。《诗经》是周代社会的一部百科全书，它像一个万花筒，映照出了三千年前华夏儿女的喜怒哀乐。俗话说：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古与今不仅只是时间上的纵向关联，还是横向层面的互为观照。在教学中，我们可以通过勾连古今的方法提升学生的兴趣。针对大学生感兴趣的当代生活，教师可以抛出一系列问题引发学生的探究之情。比如，联系时下火爆的相亲节目，教师可以提问学生：三千年前的仲春时节，男女相亲的场景是怎样的呢？时下剩女大行其道，那么三千年前有剩女吗？针对旅游热，可以提问：三千年前的先民春日踏青是怎样的情景？在《诗经》中我们向学生展开一幅流动的生活画卷，其中有先民们劳作的场景，有小儿女的闺房私语，有能者多劳的抱怨等。当这些鲜活的问题以群组形式抛出的时候，能有效激发学生的探究欲望，点燃他们对《诗经》的热情。由此，可以传递出一个理念：尽管时代不同，人情物理却相同。历史是真实存在过的生活，只不过《诗经》中的人们已经先替我们活过一遍了。所以，讲授《诗经》时不能只就诗论诗，要让学生知道文字的生命在于与当下的生命发生鲜活的关联，无关于它是不是三千年前的诗歌。突围第二步：纵横交错，拓展内容。虽然大学语文教材所选的《诗经》篇目有局限，但是教师可以灵活变通。诚如叶圣陶先生所言：教材无非就是个例子。优秀的老师不应该被教材所拘束，而应该以例子为出发点辐射开来，以点带面，纵横交错。由于大学生正值青春年华，情感丰富，因此我们可以以《诗经》中的爱情婚姻题材为例。首先，我们可以在《诗经》内部构筑经纬网络。在《诗经》教学中，我们可以把《摽有梅》、《木瓜》、《有女同车》、《桃夭》和《氓》这几首诗串联起来，因为它们从时间上线性讲述了先民的求爱、相亲、约会、结婚和婚后的婚姻生活，构成了一幅完整的婚恋图，这种纵向组合的方式有利于学生对先民婚恋生活的系统了解，让他们在诗歌学习中得到文化的涵养。同时，我们可以取这条纵线上的任何一点进行横向的观照。同样都是青年男女约会的诗歌，我们以《有女同车》为基点，四面辐射开来，将《将仲子》、《静女》、《溱洧》构成一组同心圆。虽然这四首诗主旨都是约会，但是情趣各异。既有约会时飞一般的快乐心情，又有瞻前顾后的忧虑；既有约会的俏皮活泼，又有私订终身的大胆。在这样的纵横拓展中，既注重了《诗经》中诗歌的独立性，又关注了诗歌间的关联性，形成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其感染力必将大大增强。此外，我们还可以以《诗经》为原点走出去，构筑《诗经》教学的外部网络。仍然以爱情婚姻为题材，我们选择《伯兮》。《伯兮》被誉为“闺怨诗之祖”。我们以《伯兮》为首，串联起《行行重行行》、《闺怨》、《错误》等古今闺怨诗，让学生既看到了思妇的不修边幅，又看到了思妇的自我劝勉；既体味了思妇的幽恨，又品读了思妇的怅惘。通过这种串联，学生真正理解了《诗经》作为中国诗歌源头的意义，也看到了诗歌自身在发展历程中的继承与发展。《诗经》作为中国诗歌的母亲河，其源头价值不可忽视，在这条纵向教学的网络中教师可以充分激发学生的探知欲，提高学生迁移知识的能力，让他们找到诗歌之间的有机联系，将其熔铸一炉。突围第三步：凝神关照，返诸本体。诗歌教学的终极目标是一种直抵人心灵的审美教育，在于感发人的生命。在影视媒体、自媒体大行其道的今天，视觉冲击、碎片化阅读扫荡了文字语言的内在魅力，一些大学生对语言的感受能力钝化了，没法真正体味诗词的美好意蕴。正如叶嘉莹先生所言：“是因为人不能悟是我们的心死了，我们的心都被外在的那些物质的、死板的东西塞满了。因此，我们都没有一个空灵的心灵接受宇宙万物如此美好的种种生命的迹象。”［5］大学生在阅读《诗经》的篇章时，首先要清空心灵凝神关照。所谓“凝神关照”就是指你在读诗歌时“让它笼罩住你的意识全部，使你聚精会神地观赏它，玩味它，以至于把它以外的一切事物都暂时忘去”［6］。比如，读《有女同车》时，读者不能生发出这是一辆四匹马拉的车之类的联想，因为这些联想一旦产生，你就进入了另一个非诗意的现实世界，这就妨害了作品的诗意。联想必须产生在凝神关照之后。当你凝神关照细思玩味之余，就会有豁然开朗之感，此时你的眼前犹如霞光万道，心旷神怡，终有所悟。所以，教学时教师要尽量减少主观介入，留下更大空间让学生体悟。木心先生说：“三百篇中的男和女，我个个都爱，该我回去，他和她向我走来就不可爱了。”［7］这句话道出了当代大学生欣赏诗歌的一个普遍问题，即没法感同身受、设身处地品鉴诗歌。如今大学生身处信息爆炸、科技发达的现代社会，往往没法理解《诗经》中蕴含的时代内容与文化价值体系。

　　新历史主义的文学观特别提出了文学与文化的关系。此种观点认为文学从属于一个大的文化网络。其中，文化人类学的代表格尔兹认为文学就是文化的某些方面。对文学而言，文化不是其外部或背景，而是文本的一种形式。文化是扩展了的文本，文本是压缩了的文化。这种观点无疑有其合理性，有助于学生在漫长的历史叙述中追根溯源，更有针对性地阅读文本。所以，在《诗经》教学中，教师应当向学生传递一种文学历史观，教会学生在历史文化的宏观参照下把握《诗经》，体味原汁原味的诗歌美，就不难理解前文所说的同题材的诗歌为何各有不同的审美内涵。除了文字语言、艺术手法上的不同外，巨大的时代背景、文化体系所赋予的诗歌的面貌也是截然不同的。因此，在讲授《诗经》时，教师应当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回到历史大环境中，暂时抛却现代人的身份，这样才能真正返诸诗歌本体，把握诗歌的真实的美。《诗经》犹如一块璞玉，在大学语文《诗经》教学中，教师应当结合当下生活，努力提升学生兴趣，引领学生回归《诗经》的本真，使《诗经》的温润光泽尽皆呈现，让学生真正妙悟《诗经》的大千世界与诗情画意。

　　作者:李伟 单位: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唐元棣.简明美学教程［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1：225.

　　［2］叶燮.原诗［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56.［3］

　　［6］朱光潜.诗论［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8：68，48.

　　［4］［苏］B.A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建议［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4：72.

　　诗经范文篇7

　　�ス丶�词：《诗经》；宾语前置句；韵律

　　Abstract:AninvestigationofTheBookofSongsshowsthatitscategoriesofobjectfrontingbasicallyagreewiththoseinprose.Therelationshipbetweenobjectfrontingandrhymepresentsustwocategories:thefirstcategorywasdeterminedbygrammaticalconditionswhichallowednovariationonthepartofthepoet,suchasthefrontingofsomeobjectpronounsbuttheseconddependeduponthepoet''''sdeliberatevariation,suchasthefrontingofnounobject.Asaresult,whenthepoetwasorganizinghislines,hetriedhisbesttomakeanobject�瞗rontinglineoccurattherhymicalfoot.InTheBookofSongs,thoselineswhichfellintothe“noun+BE+verb”patternmightbedeformedbecausetheydepartedfromthecontext.

　　��KeyWords:TheBookofSongs;object�瞗rontingline;rhyme��

　　古代汉语中宾语前置的问题，作为一种常见的语法现象，自《马氏文通》起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对于这一特殊语序的类型、分布、性质、历史演变以及产生的动因，几代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本文拟在前人及时贤研究的基础上，考察《诗经》中各类宾语前置句的分布情况，探讨《诗经》中宾语前置句的使用与韵律的关系。

　　一、《诗经》中宾语前置句的类型与分布[注:下文在描写句式的时候，“动词谓语”简称“动”，名词（包括名词短语）简称“名”，代词简称“代”。]��

　　《诗经》中的宾语前置句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代词充当前置宾语，其中包括疑问代词充当前置宾语，否定句中代词充当前置宾语，其他句式中代词宾语前置；二是名词（包括名词短语）充当前置宾语，其中包括有语法标记和无语法标记两类。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