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与和平（上）

　　在测量和平的基础上，我们就可以尝试用科技设计促进和平。

　　科技在促进和平这一话题上扮演的角色一直都是模糊甚至可疑的，人们通常为了战争而发明某种科技，很少为了和平而发明某项技术。但和平科技的提出，却是将维护、促进和平的重任郑重地寄予在了科技身上。为什么呢？因为当今科技在人们的生活中无所不在，并且它有能力迅速改变人们的行为，而这两者在维护、促进和平中都是极为需要的。

　　几千年来，人类维护和平的传统方案是：第一，尝试从根本上净化战争与冲突产生的源泉：人心。然而做这件事的要么是圣贤，要么是上帝。这个时候，和平就是东方无数寺庙里的佛、菩萨和罗汉修行的事，是罗马圣彼得教堂里那在金色光芒中飞翔的白鸽。第二，通过制止或惩罚那些会引发战争、冲突的行为来维护和平。这个时候，和平就如同那刻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墙上的六个大字——“全世界的渴望”，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政治诉求，也是国家内部的治理需求。而想要达成它，就需要法律、警察和监狱。

　　但是，“上帝模式”和“警察模式”都有弊端，就前者来说，它利用了人们对地狱、诅咒和惩罚的恐惧，以及对天堂或来世的向往来驱使他们善待周围的人，往往对人们的行为做出了具体且详尽的指导细则。但一来速度太慢，上帝要改变那么多内心不向往和平的人是需要时间的；二来越来越多的人不再信仰宗教，传教士的工作也就越来越困难。就“警察模式”来说，用强制手段告诉我们该如何对待别人，不能如何对待别人，虽迅速见效，但往往还是太迟了。当军队或警察出场来维护和平时，不可挽回的伤害已然造成。

　　和平科技对如何促进和平这个古老问题的“创新”回答就是：用科技的力量减少或改变人们消极的行为，预防和最小化冲突与伤害；促进并增加人们积极的互动行为。

　　科技的世界里没有上帝，也没有警察，但是它却似乎有着比两者更强大的能力，这种能力能够改变人们的行为。

　　2017年年初，我在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Peace Innovation Lab at Stanford）开始了一年的访学历程。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主任马克（Mark Nelson）说，在他目睹谷歌、Facebook（脸书）、Uber（优步）在世界范围内普遍影响到了人们行为的改变之后，常常像一个中世纪穿越来的人一样大吃一惊：有谁能让世界上成千上万的人主动自觉地把自己的生活信息即时分享，而且还孜孜不倦且不求任何回报？他发现，这种对人们的行为直接迅猛的改变，是教堂的传道或任何了不起的国王所建立的警察机关都无法在短时间内做到的事情。而科技做到了。

　　本书主要关注用科技来促进和增加积极和平，是因为作者受到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极大的影响。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联合创始人玛格丽特·奎恵斯（Margarita Quihuis）说，积极的和平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但它也是最宝贵的存在，简直就像纯净的空气和甘甜的水一样。比如硅谷，人们都在讨论这里为什么出现如此多的科技创新奇迹，却忽略了滋养这些奇迹的根基——这里长久以来拥有的积极的和平，即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们比其他地方更频繁地分享社交网络、观点和资源，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有更多积极的互动，人们都将其当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如果我们想要复制硅谷拥有的成功和繁荣，我们首先应该复制和分享这里无形存在的积极的和平啊！”玛格丽特如是说。而在习惯于用科技解决一切问题的硅谷，用科技来促进更多的积极和平也就成了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

　　积极和平本身的增长完全可以正面影响和平的其他维度，就好像即便是摇曳的烛光，也足以驱逐部分黑暗，而随着越来越多的烛光累积，最终可以带来完全的光明。促进一个地区积极和平的发展能够使其远离战争，更加安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专注在积极的和平上用功，也就是在整个和平的领域内用功。

　　在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对和平科技的理论、实践进行梳理的基础上，为了获得对“如何用科技促进和平”这个问题更多维、更有创意的答案，我和皮埃罗在2017年下半年一起采访了世界各地的多位知名教授、作家以及科技界人士，包括美国知名行为生物科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Robert Sapolsky）、美国政治家与社会科学家罗伯特·霍恩（Robert E.Horn）、设计大师唐纳德·诺曼（Donald Norman）、为优步和Airbnb（爱彼迎）设计信任体系的科学家帕罗·帕里基（Paolo Parigi）等。我们尽己所能，以期向读者呈现那些最具权威性的专业人士关于这一话题的思想结晶。

　　我们本以为这是一个不切实际的项目，但随着采访的展开，我们发现了越来越多的同伴，这是一项属于全人类的重要探索。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当我们疯狂地追逐和膜拜科技的时候，科技已经在重塑上帝，未来有一天甚至会替代政府和警察（如果区块链理念下的无政府主义成真的话），那又有谁在静静地守望科技，确保我们不会被自己发明的工具异化成我们不想要的物种呢？毕竟，如今科技已经能轻易左右我们的生活了。

　　我们认为，和平科技就是我们必须亲手为自己培育的守护者。它将是“科技的良心”，也是在这个科技时代探索上帝和警察之外的第三种路径。

　　牛金霞

　　2018年4月

　　序二　和平科技——一部被忽略的科技史

　　一直以来，科技的历史似乎就是人类战争史的一面镜子。

　　考古学家告诉我们，人类发明的第一批工具既用来杀动物，也用来杀人。不管个人还是群体，都必须防卫自身免遭其他个人或群体的侵害。那些较早采用新技术的部落、城市或国家往往会打败那些技术尚未革新的人们。

　　在原始社会，相比那些还在使用石头的部落，第一个懂得如何铸铁的部落就有巨大的优势；到了近代，作为工业革命的诞生地，英国则建立起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帝国；而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美国是拥有新发明数量最多的国家，如今它已成为世界上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这些历史可以说是人人皆知的常识，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到历史的这一面，那就会造成一个无法回避的矛盾。事实上，这也记录了人类发明杀伤性武器的历史进程：弓箭、刀剑、火炮、火枪、制作精良的各种现代手枪，一直到原子弹……各式武器的杀伤力越来越大。按照这个逻辑，人类不是早就应该灭绝于使用高精尖武器下的自相残杀吗？为什么现在人类仍然还活着，甚至生活质量更佳，生活状态也更为安康和平呢？很明显，这种将战争与科技进化连接的历史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元素：科技增加人们和平行为的能力。

　　这种有意无意的忽略跟人们对科技作用的宣传是分不开的。科技直接或间接造成人类伤亡的状况是不可忽视的。科技可以被用来制造具有杀伤力的武器；工业污染对环境造成的破坏，及其进而对人和动物造成的伤害，大家也都有目共睹，多加谴责。然而，科技也有好的一面，它能够直接或间接拯救人们的生命，改善人们的生活质量，但这一方面却并没有得到足够好的宣传。比如，人们很少谈及，为了战争发明的技术（如收音机、飞机、计算机和雷达）是如何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的，工业革命又如何为人们带来了更为富裕安康的生活。

　　很多年轻人已经无法想象，在没有今天的科技之前，我们所在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暴力和贫穷的地方。

　　科技帮助人类创造了一个更和平也更富有的世界。科技使人们的连接与行为方式发生了转变。比如，铁可以用来制作更致命的刀剑，但也可以用来建造铁路，连接不同国家的人们。互联网一开始是美国与苏联冷战期间实施的一个战争项目，用来对抗可能出现的核战争，但它现在已经连接了世界各地的数十亿人，人们用它分享信息，用它在线购买商品。这也是人类的众多矛盾之一，世界的历史往往是人们如何用新的技术来赢得战争（或进而建立新的帝国）的历史。但在研发完成之后，新技术却往往能够驱动人类实现更大范围的和平。

　　历史学家倾向于讨论故事的第一部分，却常常忘记讨论故事的第二部分：即新技术如何将人们聚集在一起，让人们在越来越广泛的关系网中紧密合作。这是一部科技与和平的历史，也是一部被学校教育所忽略了的历史。

　　今天，我们已经习惯了将广播应用于娱乐，将全球定位系统应用于汽车导航，用电脑来发送邮件，进行其他方式的沟通与商业活动，等等。但“和平科技”走过的历程并不简单。

　　和平科技通常是人们自发的活动。科技创新，新事物的发明往往源自于科学家、大学生、工程师或企业家的灵感、直觉，而并非由政府规划、批准产生的。很多人当时都还很年轻，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来做这些当时看来匪夷所思的事情。这些人里有詹姆斯·瓦特（James Watt）、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艾伦·凯（Alan Kay，笔记本电脑的第一个构想者）、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万维网的发明者），也有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和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

　　因此，和平科技的诞生地往往是像硅谷这样具有创新力，并远离政府的地方，而不是像华盛顿特区这样的政治场所。

　　人们创造和平科技的动机很简单：可以由此创造数十亿美元的公司。如果开发计算机和互联网最初是有军事目的的，那么这些军事目的也会逐渐在这些公司赚取巨大财富的商业计划中丧失殆尽。再想想社交媒体和共享经济，它们促进了陌生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当这些科技刚兴起时，也是不起眼的草根运动。可是，在诞生之后的短短数年时间里，它们就证明了“和平科技”可以创造大量的财富：脸书和爱彼迎都是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商业公司。

　　从根本上来说，科技在维护和提升和平上的显著贡献是：它改变了社会秩序的典范。它维持和提升和平的方式是：它使人们——尤其是完全陌生的人们——能够合作来完成某事。我们可以将社会视为由一群设计未来的设计师们组成的群体。没有什么比成为未来的创造者更让人激情澎湃，特别是一个能让所有创造者都受益的未来。这将是创造、维护长期和平的一个强大动力：所有的人共同创造一个故事，一个能让每个人都更开心，也更富有的故事。

　　在一个理想的美好世界里，人与人之间关系融洽，交往友好。但是，在现实世界里，人们确实需要一点动力才能做到这一点。我们的大脑仍然停留在原始部落时期：我们先天倾向于对已知、亲近的人友善，对完全陌生的人们抱有敌意和警惕。我们只有在跟陌生人建立起联系和沟通之后，才会转变态度，甚至只有在跟他们有合作项目之后，才会开始真正地关心他们。

　　和陌生人一起做一件事时，参与程度决定了我们对他人的善意。能让人们“变友好”的技术无一例外都增加了人们与他人的积极互动。这是一门新的科学，我们称之为“社会互动科学”。

　　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可以依靠道德来让人们友好相处。问题是，道德是什么？有没有普遍的道德价值观？有没有一种渗透在所有人基因中的道德？哲学家们争论这些问题已经有上千年了。博弈理论、行为学、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表明，“道德”似乎是能够促进人们合作的规范的集合。

　　道德是会影响合作的，自然选择使我们的大脑适应了合作，因为合作会给人类这样的种族带来巨大的利益。合作可以有许多不同的方式，比如共同照顾家庭，朋友之间彼此帮忙渡过艰难时期，或是共同组建一个群体来抵御另一个群体的攻击，还有不同国家之间为了彼此的繁荣昌盛而合作，等等。

　　证据表明，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道德价值观。西方将基督教价值观在世界大部分地区进行了推广，但即便如此，如今在西方，人们对好坏的评判标准还是有着非常不同的看法。我们越来越需要面对的现实是，人类社会正不断分裂成不同的“部落”：不同的语言、不同的宗教和不同的社会阶层都有不同的道德价值观。新的挑战是，如何确保这些具有不同道德观的人们能够和平共处，一起创造一个美好未来。显然，我们不能依赖一个共同的道德价值观来实现这一目标，因为道德的多样和易变正是我们成为敌人的原因。

　　事实证明，科技一直扮演着让不同群体和平相处的角色。只不过，人们往往会对其有一个固定思维——即使科技没有被用于军事武力，人们还是倾向于认为科技会给人类的思想与社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科技是如何异化人类的批判也一直不绝于耳。

　　这种对技术的恐惧可以追溯到几个世纪前。在中国，庄周（公元前4世纪）写道：“吾闻之吾师，有机械者必有机事，有机事者必有机心。”意思是，人若追求巧妙的机械，就会有机巧之心，也就不那么纯清了，更容易进入急功近利的境地。

　　而今天，人们也更清醒地意识到社交媒体的危险性。从理论上讲，脸书和微信允许我们与世界上每一个人建立联系，让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缩小为一个点击的距离。但有很多人认为，我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实际距离正在不断增大。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在1949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及“疯狂地用技术消除所有的距离，并没有带来人与人之间的亲近”。他所指的技术在当时是火车、汽车、飞机、收音机和电话。在那个时代，这些发明在消灭空间距离上的效果已经令人震撼。如今，无处不在的社交媒体则有过之而无不及。

　　关于互联网对人类思想和社会造成影响的警告无处不在。苏珊·格林菲尔德（Susan Greenfield）写了一本名为《改变思想》（Mind Change，2014）的书，她在其中解释了互联网是如何以灾难性的方式改变人们的思想的，她将这种改变形容为“气候变化”。

　　这些都无可否认——人们对技术的恐惧确实是合理的。但正是这些让人们恐惧的技术建立起了成千上万人之间的沟通桥梁。

　　我们目前拥有的通信技术的力量简直堪称魔法。真正的挑战是，如何确保我们能够使用这些技术来建立上百万人之间可持续的、能够促进合作和利他的连接，可以为整个社会创造价值，让每个人受益的连接，即如何在人与人之间创造积极的互动。这才是和平科技的真正意义与使命。比如，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交媒体，它不像现有的社交软件那样，只是一种关注如何将我们的私人生活“货币化”的连接技术。

　　和平科技的目标是实现物理学家所谓的“形态转换”——从混乱到秩序井然。很多物理系统都能展示这样的转变。例如，水分子在常温下的形态是水，但当温度降到零度以下时会变成冰，当温度升至100度以上时变为蒸汽。虽然它们是相同的物质，但是它们的外在形式却完全不一样了。一个神奇的形态转换让同样一种物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形态，表现出了完全不同的特性。类似这样的事情也会在社会中发生：一个社会会在短时间内重组，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形态或一个更有秩序的社会。

　　用于合作的科技扮演的角色正如温度在物理学中扮演的角色：通过增加人与人之间合作的数量，一个社会可以发生一个从冰到水一样的形态转换，产生一个几乎全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与人之间积极的互动成为驱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力量。

　　和平科技在促进社会发生形态转换的过程中起着强大的作用：它让使用暴力这件事变得“过时”。虽然科技可能对世界造成极大的破坏，但想要规避这种危险也不是没有方法。方法有二：第一，禁止这种技术；第二，使技术过时，不再为人们所需要。例如，你可以从人们手中夺走所有枪支以确保他们不会互相射击，或者你也可以创造一个富裕而和谐的社会，让生活其中的人们觉得完全没必要使用枪支。一个富裕的社会中，犯罪率也相对很低，就是因为富人们偷盗和杀戮的动机非常之小。当一个问题完全可以通过大家一起合作、和平解决的时候，谁愿意使用暴力呢？和平科技恰恰是那个让大家合作起来解决问题、共同富裕的中介。

　　一个仍然存在的问题是：在哪种情况或条件下和平科技能促成形态转换？比如，在哪种情况下，和平科技能让一群陌生人之间从简单的沟通关系转变为合作关系？又是在哪种情况下，和平科技会让这群陌生人从偶尔的合作关系，转换到全面、长期、持久的合作？并且，当我们已经可以将科技用于让敌对的双方握手言和，用于陌生人之间的连接、沟通、了解、协调、合作之后，那接下来怎么办？下一步是什么？

　　皮埃罗·斯加鲁菲

　　2018年4月

　　

　　第一节　将科技用于和平

　　我清楚地记得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主任马克和斯坦福国际研究所（SRI International）的人工智能科学家穆罕默德（Mohamed R.Amer）会面的那一天，因为那一天是2018年的中国农历新年。

　　正是这个原因，大家特意把这次会面安排在了门洛帕克的一个中餐厅。中午11点左右，餐厅就已人声鼎沸，使得马克和穆罕默德的交谈淹没在具有中国特色的“干杯”声中。虽然如此，但两个人兴奋的脸色却是掩饰不住的。他们不住地握手，互相展示手机上的论文或视频。

　　这是一次很典型的硅谷式会面，双方迅速交换各自的观点或资源，找出启发彼此或需要帮助的地方，然后达成可行的几种合作方案，而一切的发生只需要两张椅子和两杯咖啡。

　　几天后，当我在门洛帕克单独对穆罕默德进行了一次详细的采访后，我才意识到，那是多么神奇的一天，多么神奇的一次会面。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故事与本书的核心理念——和平科技密不可分。从名字上来看，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研究和平的实验室，地处硅谷也使得它具备了当地的特色——它想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科技来测量并促进和平。

　　就像皮埃罗在中国无数次谈到硅谷创新秘密时一样，硅谷的人们喜欢把科技用于别人完全想不到或觉得完全不可能的地方。和平创新实验室就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硅谷的人们已经习惯了这种异想天开，空气中一直弥散着期待和寻找这种“不寻常”的氛围。在这里，如果你告诉别人，你想把人工智能或区块链商业化，创立一个公司来赚钱，听众可能需要先打个哈欠才能听下去。但是，像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这种用科技测量并促进和平的玩法，听众们无不精神大振，第一反应一定是：“哇，酷！”即便听完了解释后仍然有困惑不解的地方，也会由衷地表示赞叹和敬仰。

　　穆罕默德负责的名为“友好的陌生人”的项目，其真正的背景却是受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简称DARPA）委托，由斯坦福国际研究所和伯克利大学合作进行的一个研究项目。严格来说，这是一个军事项目，目的是想要训练士兵在不同的国家和文化中，都能具备与当地民众有效沟通和合作的能力。在战争中能够深入群众和发动群众将带来多大的能量，相信毛主席已经给世人做出了最好的解答。但这个项目的“可怕”之处在于，它想要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等最前沿的科技，训练美国军队在全球任何一个地方都能具备这种能力。

　　一个为和平而生的项目，一个为战争为生的项目，就这样在一个平淡无奇、阳光明媚的加州，伴随着中餐厅《新年好》的欢快背景音，“相遇、相知乃至相爱”了。因为双方发现，摒除所有的背景差异，大家本质上在做同一件事情：用科技测量并促进个人与个人、群体与群体间积极的互动。

　　这种积极的互动主要包括双方有效沟通和信任的建立，以及合作的产生，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将之命名为“积极的和平”，而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很可能将之称为“新国际战争形势下更强大的军队软实力”。

　　令我深感神奇的不仅是双方同在硅谷，约在相同的时间，做着本质上同样的一件事情，一件被外界认为匪夷所思的事情则是双方集结的强大阵容：斯坦福大学、伯克利大学、斯坦福国际研究所、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这几乎是硅谷最强大的研究“大脑”了。

　　我曾坦率地问过马克，你在这个项目上坚持了近10年，难道就没有怀疑过，测量和平并促进和平会不会一开始就是个愚蠢的想法？我也问穆罕默德，作为一名人工智能科学家，你明明可以给谷歌或脸书写算法，为什么要选择测量人际互动的质量？有没有怀疑过这终究是不可能的？是算法和数据对抗复杂人性的失败？

　　马克给我的回答是，这是个值得尝试的研究，总要有人去相信，努力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穆罕默德说，已经有很多人把人工智能用于商业了，但是却没有人把它用来帮助我们了解自己，了解人们如何更好地沟通与合作。这是少有人走的路，但并不意味着它不重要。

　　这让我想起1984年苹果公司名满天下的那个广告——“不同凡想”（Think different）。原来，乔布斯所在的那个硅谷，因为依然有这些“天真而疯狂”的人们，一直都没变。

　　

　　马克与穆罕默德的会面，右一为马克（Mark Nelson），左一为穆罕默德（Mohamed R.Amer）

　　

　　斯坦福大学和平创新实验室2017年成员合影，右二为社会心理学家罗桑娜·古德诺（Rosanna Guadagno），右三和右四为本书作者牛金霞和皮埃罗，右五为实验室联合创始人玛格丽特·奎惠斯。

　　我之所以闯入这群痴迷科技与和平的硅谷客中间，完全是因为好奇。在这场春节聚餐里，我作为斯坦福大学和平创新实验室访问学者，采访和记录实验室内外关于和平与科技研究的动向。

　　而这一切的一切又缘起于和皮埃罗合作《人类2.0》的过程中，我经常问各个不同领域的科学家：这种技术如此强大，你不担心它被不恰当乃至非法地使用，进而带来可怕的后果吗？我们该做点什么来避免这些负面结果产生呢？

　　这些科学家的答案多数归向了“无解”，因为他们大多认为技术是无辜的，决定结果好坏的关键还是人，而人心的善与恶是无法控制的。

　　难道我们就这样无可奈何、无所作为吗？

　　悲观派对此忧心忡忡。他们最大的担忧之一是，科技革命将增加战争的几率。尤其是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的来临，让高科技的风险更加不可控制。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在2017年提出，各个国家会越来越重视科技尤其是人工智能领域的发展，甚至最终会为了争夺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优势而引发第三次世界大战。这种预言并非空穴来风，谷歌前CEO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就曾预言，中国会于2025年在人工智能领域超越美国。

　　世界经济论坛的前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主管安贾·卡斯柏森（Anja Kaspersen）在《科技正在模糊战争与和平的界限》的文章中指出，全球网络技术的普及正在降低战争的发起壁垒，以人工智能、机器人、量子信息技术、虚拟现实和生物科技等为主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将赋予更多人走向犯罪、破坏和平的能力，比如制造在线指令的武器、远程触发弹道导弹等。

　　科技正在模糊战争与和平的界限，它们正在重新定义“武器”，不断消解和重构战争的形式。黑客的一次网络攻击或病毒勒索造成的危机和经济损失可能不亚于一场小型战争，甚至还无从破解和追踪。非法武器和金钱可以借助区块链的力量在暗网上毫无痕迹地进行交易。科技时代的战争何止是“没有硝烟”，连敌人都是不可见的，只留下真实的伤害。

　　安贾尤其对高科技公司在“无形的战争”中的角色提出了质疑：从金融到能源，从运输到通信网络，支撑现代经济的关键基础设施很多都是私人拥有和控制的。私营公司处于开发和营销技术的前沿，这些技术可以民用，但也可用于战争。以民用无人机为例，全球每月约售出20万架，这些无人机到底被用于何处，我们无从得知；所有围绕地球运行的卫星中有一半以上已经商业化，它们的具体角色又是什么呢？一家科技企业的角色可能是“军队”，可能是“警察”，也可能是“间谍”，它们早已来到了这个时代混合型战争的前线。安贾提出，要维护科技时代的和平，政府和科技企业必须联合起来行动。

　　只不过我们一向对军队或警察有明确的纪律、责任和义务的严格要求，如今对这些以科技型上市公司或“独角兽”名目出现的新型“军队和警察”又该如何约束呢？是遵循商业法则还是政治法则呢？

　　美国总统特朗普似乎已经给出了答案。2018年3月，《经济学家》杂志赫然以“数字霸权之战”（The Battle for Digital Sapremacy）为封面，同时评论道，美国需要牢记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间跟苏联展开太空和武器系统竞赛时成功的原因：政府有效激励了多个科技领域的投资、教育和研发。

　　科技的进化会带来更多战争？乐观派不仅不同意，还持相反的观点：科技会带来更多和平。

　　吉奥吉亚·斯卡托若（Giorgia Scaturro）在《为和平的科技：事实和数据》一文中提出，手机、无人机、卫星和游戏等技术可以有效地收集数据并发出预警，基于移动平台网络的信息收集和分享还可以画出“冲突地图”，它们都在阻止暴力、促进和平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中一个例子是“Ushahidi”（斯瓦西里语，意为“目击”或者“证明”），这是肯尼亚著名律师奥瑞·奥科罗（Ory Okolloh）发起的一个基于开源和众包机制的危机预警平台。它起源于2007年年底到2008年年初肯尼亚因争议性的选举引发的大量暴力事件，奥瑞发起的Ushahidi平台可以自动收集群众的电话或短信报道，并利用他们提供的信息把暴乱、难民冲突和死亡信息绘制在地图上。只要用户打开Ushahidi，就能一眼看到这个国家的哪些地方正在经历暴乱。

　　当然，和平不仅仅是“阻止或减少暴力冲突”，国际关系专家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在《科技如何促进世界和平》中的观点颇具代表性。他提出，经济上的互惠互利让国家之间更趋于合作而非竞争，如今的科技也扮演着同样的角色。随着各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内在联系加深，人们会在农业、医学、沟通等各个方面更加依赖科技。而科技需要较长的供应链，乃至跨境合作来发展，国与国之间有更多的合作而非竞争，显然更利于科技的发展。

　　“如果军事力量正不断变得具有竞争性——话语权取决于自身的军队实力和武器威力，那么经济力量是更有合作性的。如今，美国的实力更多是经济性的，如果中国的经济崩溃，美国的这种经济实力也会被削减。这种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同样适应于科技，可能科技比经济还更具有合作性。”帕拉格的结论是：“像经济一样，科技不仅可以促进合作，它本身就是合作。”

　　这让我想到了区块链，这种技术是“科技本身就是合作”的最好例子，它的诞生和运行机制都是基于网络而进行的跨国界合作。问题是，科技很容易被用于坏的用途，却并不容易被用于好的用途。我们并不想展开一场宏大的人性本恶还是本善的哲学讨论。现实是，将其用于坏的用途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带来巨大的利益，用于好的用途却需要花费更多的时间才能将一个商业模式试验成功。这一点上，区块链也是很好的例子，暗网、黑市支付和“炒币”远比智能合同流行。

　　听起来有点沮丧，但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停止努力。来看几个小故事。

　　2012年3月，当伊朗和以色列之间的战争一触即发之时，以色列平面设计师罗尼·艾德（Ronny Edry）在脸书上发布了一张他抱着小女儿的照片，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伊朗人，我们永远不会轰炸你们的国家，我们爱你们。”半夜醒来，罗尼忽然发现脸书的页面上有大量红色通知，打开一看，他更吃惊了：不仅有很多陌生的以色列人转发、留言，还有几名伊朗人给他留言。其中一名伊朗女孩跟他说，她看到这张照片后把电脑抱到家人面前，家人看到后全都哭了。震惊的罗尼把妻子叫来一起看这个帖子和留言，没想到妻子看到后也泪流满面。就这样，罗尼和妻子开始搜集并设计越来越多关于以色列人“我们爱伊朗”的图片，脸书上迅速成立了一个“以色列爱伊朗”的社区，伊朗人和以色列人第一次通过社交媒体开始连接，和平的呼声从线上到线下蔓延开来。

　　再之后，罗尼创立了“和平工厂”（Peace Factory），并通过脸书这个中东地区年轻人都在使用的社交工具来连接更多不同文化、不同国家的人们。在和平工厂的网站上，罗尼说了这样一段话：“最大的问题是，人们从来没有见过对方，不了解也不信任对方，大部分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伊朗人，甚至巴基斯坦人，而是只从新闻上看到过他们，但新闻永远都是坏消息，对方的样子永远是只知道杀戮的一群疯子。和平工厂的使命就是通过社交媒体把中东地区的这些邻居们一个个地连接起来。”

　　在动乱的叙利亚，ICT4和平基金会（The ICT4Peace Foundation）发布了“天空的和平维护者”项目，使用一些原本用于军事轰炸的无人机来救助叙利亚的难民，为他们送去水、食物和药物。

　　美国和平研究所（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简称USIP）的总裁谢尔顿·伊梅法尔布（Sheldon Himelfarb）在2015年成立了和平科技实验室（Peace Tech Lab），他喜欢讲述自己在印度孟买遇到三个女孩的故事；这三个女孩大约都只有13岁，她们都来自达拉维贫民窟——亚洲最大的贫民窟。三个女孩在贫民窟里一起开发出了一款帮助女性应对暴力侵害的手机App，这款App可以让女孩在遭遇危险时一键发送自己的位置及求救信息给朋友和家人，是一款非常简单却又非常有效的应用。

　　游戏通常都是教人如何打架的，但一个叫作“和平游戏”（Games for Peace）的社区却在尝试用视频游戏让中东和世界其他处于冲突中的地区的青少年开始沟通与合作。这个社区的理念是，既然游戏能让人们在虚拟世界合作，它当然也可以用来让人们在现实世界变得更友好。

　　硅谷游戏设计师简·麦戈尼格尔（Jane McGoniga）完全支持这种观点，她在《游戏能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的TED演讲中说道，全世界有大量游戏玩家，如果把他们在游戏上花费的时间都加起来，总数会达到惊人的500万年！一个年轻人在21岁之前平均会花1万小时在游戏上，他们不仅舍得花时间和精力，还舍得花钱。而在这些游戏玩家身上，我们能看到的是解决问题的强大动力和坚持不懈的毅力、激情，以及在世界范围内广泛合作的能力。只要我们能把这么多游戏玩家改变虚拟世界的动力和行为转移到现实世界来，世界就会大不一样。简曾设计过一个游戏，要求玩家和团队成员合作，设计方案来解决目前我们面对的贫困、能源、安全、气候变暖等真实问题，结果她成功地通过游戏搜集到了大量有用的主意。简的想法是，下一步，我们甚至可以用游戏来设计未来，拯救世界。

　　还有当下非常热门的虚拟现实技术，最初被发明时是用于飞行员的虚拟培训，随着这项技术的硬件和软件逐渐成熟，创业公司和科研机构开始尝试用它增强人们的同理心——能更好地理解和信任他人，从而更好地进行沟通和合作——具体的应用案例可以是商业领域的客服培训，也可以是残疾人服务，还可以是沉浸式的新闻报道，这类事件在我们身边随处可见。

　　如果问以上这些背景下的科技有什么共同之处，答案可能不会立刻浮现，可在思索之后，你会发现它们都是以“和平”为目标的。显然，他们做的事情是不同的，有的是预警和阻止冲突，有的是尝试更好的沟通和理解彼此，有的则是推广深度广泛的合作……总之，当人们声称自己是某个“和平工厂”“和平基金”乃至“和平创新”时，他们所定义的和平可能是不一样的。

　　和平到底是什么？中国的《现代汉语字典》里给出的第一种解释是“没有战争的状态”，第二种解释是“温和”。第二种解释也可以理解为自我处于没有战争的状态吧。美国畅销的《韦氏词典》对和平的定义之一则是：“结束战争中处于敌对或互相仇视状态的条约或协议。”这确实也是和平最广为人知的意思。但是，两个素不相识也相安无事的邻居是处于和平中，而两个彼此互助互爱、互惠互利的邻居也是处于和平中。“和平学之父”约翰·加尔通于19世纪60年代提出了“消极的和平”与“积极的和平”的概念，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加尔通认为，不存在战争是一种消极的和平，现时代所要追求的应当是消除了结构性暴力的积极和平。之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在研究中开始使用这种区分。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提出，积极的和平至少还可以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是虽然存在积极的互动，但是这种互动是不稳定的、容易破碎的，且容易回到消极的和平乃至战争的状态中去。第二层则是积极、长期稳定的和平。它尤其存在于彼此之间存在深度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中。

　　

　　和平层级图

　　所有之前提到的将科技用于和平的机构，它们称自己的目标是和平，这些说法都是对的，其中的差异只在于它们是在和平的不同区域内努力。比如，当美国和平研究所建立和平科技实验室的目标是“消除、减少或阻止战争与冲突”时，它其实主要是在“负数到0”的消极和平区域努力；当罗尼·艾德通过脸书建立“和平工厂”，让以色列和伊朗人能够连接起来，发出“我爱你们”这种信息，乃至引发和对方交朋友这种积极的互动行为时，这种努力更多是在“从0到1”的积极和平区域努力。因为，只有发生了积极的和平，只有我们了解和信任对方，和对方的积极互动越多，发生战争与冲突的可能性才会越小。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则从一开始就将目标放到了创造和复制更多积极的和平，即人与人之间更积极的互动上。它是想要在“从0到1”，乃至从“1到2”的和平值上努力。它的名字更准确地说，应该是斯坦福大学“积极和平”创新实验室。

　　

　　和平科技不同领域案例图

　　对和平的理解和侧重点不同，将科技用于和平也随之有着不同的含义。2013—2015年期间，热衷于将科技用于和平研究的学界、业界领袖们，干脆在论文、研究报告和网站上直接将“将科技用于和平”（tech for peace）简称为“和平科技”（peace tech）。

　　对“和平科技”这个词，美国和平研究所在2015年成立的和平科技实验室是这样定义的：“和平科技是一个全新的产业，它将工程师、商业人士、研究冲突的专家和社会科学家聚集到一起，共同来设计、研发并扩散减少冲突的解决方案，努力创造和平。”美国和平研究所认为，科技是可以动员和组织人们一起为和平创造对话空间，努力争取和平的一种工具。当科技被用于促进和平时，人们可以借助它更快地得出促进和平的解决方案，也可以借助它更快地扩散解决方案。因为科技能够迅速地连接不同地区的人们，所以人们可以通过科技来合作，共同解决问题。

　　在和平科技实验室的网站上，有这样一句关于实验室的简介：“和平科技实验室用科技、媒体和数据来减少暴力冲突，并增强和平建设者的努力成果。”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对“和平科技”的定义是：“和平科技，本质上是中介性技术——通过这个中介，我们可以增强与他人积极互动的能力。”我们今天所体验到的和平科技一般包含四个子要素：

　　第一，传感器，可以高精度地测量人们互动行为的设备（比如摄像头、麦克风以及GPS）。我们尤其强调测量的是两个或多个跨越不同群体属性的人们的互动行为，群体属性包括性别、收入、年龄、种族特点、国籍等。

　　第二，沟通技术，包括手机、蓝牙、Wi-Fi、笔记本电脑，以及电话线路、卫星通信网络等。

　　第三，计算，尤其是分布式的、基于云端的计算。

　　以上三个内容使得探测人际互动以及早期预警和干涉系统的建立成为可能。

　　第四，执行器。这个执行器的角色可以是人，也可以是机器设备，只要能够触发并协调人们的行动即可。

　　位于英国北爱尔兰的一家名为TranConn（意为“转变连接关系”，英语“Transformative Connections”的缩写）机构也志在促进和平以及积极的社会改变。2015年年底，TranConn的两位创始人奥尔纳·杨（Orna Young）和恩达·杨（Enda Young）在题为《分裂社会中用于和平建设的科技》的报告中对和平科技是这样解释的：“数字技术正在改变社会创新和和平建设。和平科技这个术语结合了信息和通讯技术（ICTs）与和平建设两者。它将个体、群体和社区都置于科技是如何被应用于和平的背景下。这个词并不是说科技会在群体或社区中有特定的影响，而是说科技就是群体或社区关系的一部分。”

　　为什么大家对和平科技的兴趣似乎都在2015年左右出现了呢？首先，和平科技确实是一个全新的领域，尤其这里的科技指的是21世纪兴起的新媒体、社交媒体、智能手机等数字技术，一共就十几年的历程。其次，这个领域的记录和研究工作常常是落后于实践的。而2015年左右是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技术开始被人们热烈讨论的时候，也是研究者们可以更强烈地感受到科技在和平中能够扮演的角色和潜力的时候。

　　2017年，由来自美国乔治梅森大学和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的几位学者共同完成的论文《和平科技：数字技术在和平建设上的有限空间》

　　对科技如何影响和平与暴力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对整个领域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学术梳理。这篇文章勾勒出了科技与和平的学术研究现状：

　　从学者们使用数据库对战争与和平进行统计推断开始，技术已经在和平研究中运用了半个世纪。然而，直到数字革命、新媒体和信息通信技术的到来，我们才看到更多关于科技在和平研究与实践中的伦理问题讨论。政治和社会科学仅在过去10年才开始认真研究科技在局部和平与冲突中的作用。且这项工作通常是在风险或暴力框架下完成的，分析的多是科技将用于组织暴力而不是建设和平的可能性。

　　过去的10至15年间，人们使用科技来创造或促进和平的兴趣迅速激增，美国和平研究所建立和平科技实验室，跟对风险管理有兴趣的公司合作，建立了和平科技孵化器。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相继建立以和平相关问题与科技为主题的研究中心，同时，很多与科技相关的活动以和平建设为主题而开展，两者的交集越来越多。

　　和平科技这个新兴的领域之所以会引起世界范围内越来越多的人的兴趣，我想，是因为这样一个共识越来越深入人心：和平科技想要讨论的，不是科技本身是好还是坏，能量强大与否，也不是谁来控制它，而是我们所有人该如何共同开发、指导和运用它，确保它带来一个让所有人受益的世界。

　　本书中对“和平科技”这个词的定义，结合了美国和平研究所以及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定义：和平科技，意味着通过科技的设计和使用来避免或最小化冲突，或在此基础上通过科技增强人们之间积极互动的能力。

　　这两者都非常重要，在后续章节的叙述中，我之所以将重心放在后者，即如何用科技测量和增强积极的和平，是因为赞同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逻辑，那也是“和平工厂”和“TranConn”的逻辑：只有人们之间积极的互动越来越多，战争和暴力发生的几率才会越来越小。正如消灭黑暗最好的办法，是点燃一支蜡烛。不管烛光多么微弱，它都会给处于黑暗和寒冷中的人们送去最为渴求的光明、温暖和希望。

　　和平科技不仅仅是一种情怀和理想，一种使用科技的集体善意，它已经被明确地称为“一个全新的产业”。就避免或最小化冲突与伤害而言，和平科技好比数字安全产业是当今科技产生的新产业一样，它既然重新定义了我们的安全，也应该积极介入和承担起保护我们的责任来。美国和平科技实验室的和平科技孵化器，就是为了寻找和激励该领域的创新者而成立的。

　　除却和平科技在增强人们之间积极互动上的突出表现，它在经济上的潜能和空间也是无限的。而那些将科技与和平结合在一起的实践者之所以能在无意中改写了许多行业的命运，开创了许多未知的可能，是因为他们具备了对科技的觉知和心中的善意。就好像Ushahidi一样，它的开发起源于人们想要帮助彼此的愿望。而后，由于它的开源和众包性质，它不仅被用于肯尼亚的暴力预警，还逐渐被推广到别的国家——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用于追踪暴力事件；在印度和墨西哥监督投票地点，预防投票者作弊；还在东非数国监测重要药品的供应量。

　　另外，虽然本书关于和平以及和平科技的讨论来自学术界的研究，但本书不是一本学术著作，想要做的也不仅是对于“和平科技”这个词关于定义上的讨论与辨析。恰恰相反，本书想要把这个出现在学术研究界的新词推向普罗大众，就好像科技已经是我们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一样，和平科技也到了走进我们生活的时候。

　　第二节　和平科技三原则

　　千百年来，人们需要信仰，是因为人们需要魔力，需要奇迹，需要那份能够帮助自己解决一切问题的不可思议。如今，在硅谷和很多其他地方，科技就是人们的信仰，就是上帝。但是，科技的魔法通常是伴随着资本和商业模式而诞生的，尤其是当我们过于强调它的商业价值的时候，这份魔法就容易失控。

　　以2018年上半年的几则新闻为例。2018年3月，因脸书的大量用户数据信息疑被第三方剑桥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用来操纵美国大选，脸书的CEO马克·扎克伯格像个小学生一样在华盛顿参加直播听证会，该事件引发了硅谷数据隐私和伦理的又一轮讨论热潮。4月，今日头条因传播的信息质量问题，在微信公众号以红色背景发出《致歉和反思》。5月，空姐李明珠使用滴滴顺风车惨遭杀害，滴滴公司悬赏100万元捉拿凶手，称“万分悲痛与愧疚”。滴滴顺风车的用户评价功能随即引起了争议，后来滴滴公司下线。

　　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东西方新闻，对关注科技与和平的我有完全不一样的意义。科技的伦理和社会影响早已不再是空洞的词汇，它是如此的真实，真实到了要用失去一条年轻鲜活的生命来提醒众人的地步。

　　李明珠一案，让我想到了2017年采访优步硅谷团队中研究如何测量和设计信任系统的社会科学家帕罗·帕理基（Paolo Parigi）的话：“优步和爱彼迎这样的平台不仅是商品服务平台，它在根本上是一个社交平台，它能够允许陌生的人们相遇，这件事的影响是无法预测的，甚至是很危险的，因为它的评价系统收集到的个人信息是向全世界公开的。”帕维兹·卡玛（Parves Kama）和吉姆·Q.陈（Jim Q.Chen）在2016年一篇关于共享经济的文章里也给出这样的结论：人身安全依然是共享经济发展最大的问题，共享经济需要加强背景信息的调查并增加额外的安全措施，比如安全验证以及人身保险。可悲的是，我们往往都是“事后诸葛亮”。

　　这些科技公司的危机发生的本质原因是什么呢？今日头条创始人张一鸣在致歉文中说：“我是工程师出身，创业的初心是希望做一款产品，方便全世界用户互动和交流。过去几年间，我们把更多的精力和资源放在了企业的增长上，却没有采取足够措施，来补上我们在平台监管、企业社会责任上欠下的功课……”我想，这段文字脸书和滴滴顺风车如果要照抄也是说得过去的。这是因为科技公司为了生存和强大，以“科技和商业价值”为主导，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自己所创造的平台的能量早已超越了商业领域这个事实。

　　科技已经越来越趋向于“失控”，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在全球狂热追逐科技创新的浪潮下，我们关注的一直都是如何设计出一个有颠覆性的科技产品，而不是这个产品对我们本身、对社会的影响是什么。

　　尤其在多数人对科技都非常乐观的硅谷，那些在高级办公楼里穿梭着、在设计第一线工作的工程师们，很多都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到底在做什么。皮埃罗开玩笑说，要是有一个订单要求这些工程师们为希特勒设计一个更智能的手枪，他们也照做不误。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社会心理学家罗桑娜·古德诺直言，她加入实验室做研究的主要原因是，“想让世人在追逐科技的道路上，时不时也能够停下来，想一想”。

　　但我们根本停不下来，原因之一是，在我们对科技的发明者和设计者——程序员的教育中，科技伦理的部分就是缺失的。很现实的因素是，学习计算机的大学生们仅学习专业知识就已经课程繁重了，或者很早就琢磨着如何开发产品了，哪里有时间来关心伦理和影响这种“不着边际”的东西呢？

　　“科技+商业价值+科技伦理+社会责任”的逻辑要成为科创公司的主流思想是需要时间的，也注定要世人为此付出代价。很多时候，科技产品的创造者对自己到底创造出了什么，是很难真正觉察的，或者，当他们觉察到危险时往往也为时已晚。

　　这背后潜藏着巨大的危机。这种危机，比人类曾经为了经济发展而有意无意毁坏生态环境的危机更甚。因为生态环境的毁坏是看得见、嗅得出的，也是可以通过人力修复的。而科技产品的负面影响，带来的毁坏力是看不见的，也几乎是无法修复的。

　　这种潜在危机更在于，全球被资本追捧的那些年轻的科创公司创始人还没有意识到，将对科技产品伦理和社会责任的研究、考量谨慎地纳入企业产品设计的源头，不仅是一种理想和情怀，还是科技企业生存和未来发展的“标配”。

　　正如以往我们为了经济发展忽视环境污染一样，如今我们也为了经济发展有意无意忽视了科技进步背后的负面影响。一个健康的科技社会必将要求科技进步与其负面社会影响之间达到某种平衡。正如脸书数据丑闻危机之后，多因素验证、生物识别技术、区块链数字身份在内的多种数字身份保护技术会引起更多关注一样，能够掌握和运用和平科技、能促进积极和平的科技企业才能走得更为长远。美国和平科技实验室和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甚至提出，下一个引领社会变革的将是“和平科技产业”。

　　以人工智能来说，2017年，中国国务院印发《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将人工智能的发展提到了国家战略的高度。国内不少媒体和专家也都发出了类似“人工智能的发展应在有关法律、标准或准则的范畴内展开，确保人工智能研究成果不被用于非和平目的”这样的声音。问题是，我们如何确保？

　　要发展和平科技，或想要让某种科技不被用于非和平目的，至少应该遵守三个原则：

　　第一，不作恶。不将科技用于欺骗、伤害乃至暴力冲突。

　　第二，建立有效的科技危机预测与防范机制，能够在科技被用于非和平的用途后第一时间启动保护方案。

　　第三，主动将科技用于促进人与人之间或群体与群体之间的积极互动。

　　第一和第二条原则是发展和平科技的基础，而第三条原则意味着更强大的企业竞争力，因为企业内部更多的积极人际互动意味着更好的团队沟通、协调、合作与创新能力。

　　是的，成为和发展和平科技不是让企业去做公益，而是让企业变得更强大，不管是内在的企业精神还是外在的企业营收数字。

　　“和平科技三原则”背后始终应是这样的信念：要保证消极的和平，更要努力追求积极的和平。爱的对立面不是恨，而是冷漠。我们想要的不仅是消除冲突与战争，更要消除冷漠。我们需要更多的微笑，更多的信任、合作，我们需要人与人之间更强烈的连接感和快乐体验。

　　追求积极和平和追求消极和平的差别，就好像研究如何保持健康和研究如何消灭疾病之间的差别一样。全球医学界已经完成了这种认知上的进化：以前我们是就疾病研究疾病，探讨如何治愈和减少疾病，但最近的医学理念却是研究如何维护和保持健康，研究的重心从“治已病”转移到了“治未病”上。

　　冲突和战争就是已经发生的社会“疾病”，对已经发生的苦难，即便最终得以遏制和治愈，过程中的伤害也是不可逆的、无法修复的。想要研究如何建立和维护一个社区、城市乃至国家的积极和平，实质上就是在研究如何维护社会的健康。

　　就好像一个健康的人不容易得病，即便得病了也能更快治愈，健康的体魄能给他提供源源不断的能量去追求事业的成功和人生的幸福一样，积极的和平对一个社会的意义也正是如此。

　　积极的和平是经济腾飞最关键的一个“软实力”，只不过它就像纯净的空气和水一样，只有当我们失去它时才知道它的珍贵。2017年10月，硅谷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简称IEP）在积极和平全球会议上发布了全球首份《积极和平报告》（Positive Peace 2018），其中涵盖了全球163个国家的“积极和平指数”，那些拥有高数值的国家无一例外有着繁荣的经济。

　　创新力的蓬发、经济的繁荣以及随之而来的艺术等精神文明的绽放和扬升都依赖于积极的和平这个基础。

　　对一个城市来说，在这股全球建设智能城市的浪潮里，我们需要和平科技，因为城市不应该是一个炫酷却冰冷的高科技迷宫，而应该是一个真正服务于人们发展和情感需要的居所。我们在建设智能城市时应该对所设计和使用的科技有着充分的觉知：它们是否能够促进城市中不同群体之间的积极互动？这不仅关乎这座城市能否成为一座“人的城市”而不是“机器的城市”，还关乎这座城市能否长期保持系统性健康和活力，持续创造出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

　　对政府来说，和平科技意味着对待和使用科技的一种新的判断标尺：更多地将科技的影响，尤其是负面影响纳入考量范围，而不是仅考虑其经济价值。

　　和平科技对政府还意味着在解决社会问题时，将科技作为一种积极的解决手段引入。现在，教育问题、医疗问题、环境问题等都牵扯到各方群体利益，情况异常复杂。既然人类相信科技无所不能，我们当然可以尝试用科技来培养社会不同群体间的信任而不是冷漠和戒备，用科技来促进更多愉快的合作，而不是不同群体间的隔膜和伤害。

　　对每一个普通用户来说，和平科技意味着在使用科技时，对自己和他人承担起责任来，怀着一份警觉，更怀着一份善意来使用科技。

　　幸运的是，和平科技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将有极大的突破：大数据、物联网和人工智能允许人们尝试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测量和平。在测量结果的基础上，我们可以更精准地利用科技设计干预措施，以减少人们之间消极的互动，并增加积极的互动。

　　第三节　从麦克卢汉到说服科技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测量和平的故事是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开始的。相信对媒介和传播理论有所了解的读者都非常熟悉他的大名。这位天才媒介理论家和思想家在互联网时代来临之前，世界还被报纸、广播和电视主导的时候，他就已经提出了“媒介即信息”这样禅语般深刻而简洁的警示。

　　我们以为媒介传播的内容才是信息，麦克卢汉告诉我们，非也。媒介或任何新技术都不仅仅只是一种工具、一个载体、一个形式，而是对人自身的感知方式、思维方式、行动模式乃至整个社会结构都有深刻影响的“信息”本身，因为新技术在我们的感知、思考与行为上引入了新的尺度或模式。就好像在图书和报纸盛行的印刷时代，人们的思维、行为特点与电视时代不同，而电视时代成长起来的人们也跟伴随互联网长大的一代相去甚远。对麦克卢汉的观点，此处不再赘述，正如世人对他的评价：“他那20世纪60年代读不懂的天书，看上去胡说八道的东西，到了90年代末（互联网时代来临），都清晰明了了。”更不要说2019年的今天，让我们理解智能手机就是每个人的延伸，本身就直接改变并重塑了我们的生活方式乃至商业、政治和社会，实在更加浅显易懂，也更加印证了这位大师的洞察力是如何超前和具有生命力。

　　总之，麦克卢汉让我们惊觉，人类发明科技，然后科技再重塑我们。我们总以为自己是科技的发明者和设计者，到头来，却发现我们手中的工具才是我们自身乃至整个社会形态的最伟大的设计师。

　　沿着麦克卢汉的脚步，在他所没有经历的互联网时代来临后，在观察新媒介的出现如何具体重塑我们的思维和行为上，斯坦福大学教授拜伦·里夫斯（Byron Reeves）和克利福德·纳斯（Clifford Nass）经过大量实验，在20世纪90年代末出版的《媒介方程式》（The Media Equation）一书中提出，人们对待计算机和计算机呈现出的时空和人们对待现实世界里真正的人或地方的方式是一样的。计算机不同于一个锤子或一张桌子的地方在于，它具有“社交参与性”，人们在不知不觉中倾向于和它们建立社交关系。比如，人们会有礼貌地对待计算机，而且对待有男士声音的计算机和有女士声音的计算机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两位作者认为这种现象与人类大脑的进化速度跟不上科技进化的速度有关。而且，“进化太快”的科技实际上在引导人们用完全意想不到的方式行动，大多数因为跟新媒介互动而产生的新行为完全是集体无意识的。

　　拜伦·里夫斯和克利福德·纳斯的学生B.J.福格（B.J.Fogg）进一步探究了计算机如何带来人们行动上的改变，比如，在《人们如何回应计算机：一个证明行为改变的实验》一文中，他通过实验得出，人们倾向于给一个帮助过自己的电脑提供帮助，而不是帮助一个完全陌生的电脑，而且，人们在“老朋友”电脑前的工作时间更长，工作质量更高，心情也更愉快，在陌生电脑前则相反。

　　大量实验结果证明，我们无意识中将电脑当作真正的人来社交和互动，实际赋予了这些科技能够像我们周围频繁互动的家人和朋友一样影响并改变我们的能力，而这种能力一直以来只存在于人类之间，比如，孩子总是不自觉地模仿家长的行为，家长对孩子的影响极大；某个行为在朋友之间的扩散尤其快，因为当我们将一种新行为展示给朋友时，我们实际上在施加影响，仿佛在说：“看，你也可以这样做。”当科技充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当我们原来的家人、朋友被计算机一点点取代后，我们会发现，科技能高效且高能地影响我们改变自己的行为，甚至是建立新的行为模式，让我们对科技的指示简直是“有令必从”。比如，我们会在手机铃声响了之后马上有接电话的行为，我们会在微信或脸书的新评论通知标志出现后点开回应，我们会乖乖地听从一款App（不管是谷歌地图还是滴滴打车）的指示，按照它的要求来一步步行动……

　　拜伦·里夫斯和克利福德·纳斯观察到，与科技改变人的这种魔力相比，我们想要改变自己或周围的人的行为却是非常困难的，哪怕只是改变一个极其微小的习惯。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与状态——今天我的爸爸想要让我跟他一起跑步，也许我心情好，就随他一起去了。明天他再让我去，我感觉有点累，就不想跟他去。也有可能是相反的情况，爸爸看到我的状态比较差，主动提出我们今天不跑步了。而且由于我们对变化性和多样性的天然需求，我们很有可能今天跑这条路线，过几天又尝试新的路线。这就会造成“我和爸爸一起跑步”这个行为的各种不稳定性。换句话说，我们的大脑非常善于捕捉周围人的变化并建立一个“社交过滤器”，我们能迅速判断新情况并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应这些变化。

　　但是，我们和机器社交的不同之处在于，机器没有这些情绪和状态的多样性变化，它每次给我们提供的服务、每次跟我们互动的方式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一条直线。我们跟机器的某项互动体验可能非常差，感觉很糟糕，比如每次都要求你输入邮箱和密码，点击某个按钮，额外多花费你10秒钟。但是，由于这种糟糕的体验每次都一模一样，你绝对不会期待或试图期待它有改变，你在第一次跟它互动时就已经一边抱怨，一边接受了这种糟糕的互动方式。然后，你要做的就是和机器设计者的初衷一样，一次次重复这种互动行为，直到它变成你的某项习惯。

　　结论是，我们无意识地把机器当成真正的社交角色互动，但又在跟它们的互动中自动关闭了我们跟真人互动时的“社交过滤器”，摒除了我们跟人互动时会有的各种评判、期待、情绪变化等。我们绝不可能轻易接受一个新的恋人的各种奇怪行为，但我们无一例外会在第一次跟一个科技产品互动时就全盘接受它，甚至乖乖按照它的指示来。由此造成的后果是，科技寄身的各种机器等于在我们的认知和潜意识上开了一扇“后门”，它可以通过这扇门直接“训练”我们的行为，让我们很快变得十分听话。

　　过去几年，科技进化最引人注目的一点是，它从互联网时代进化到了人工智能时代。对此皮埃罗经常提到的观点却是：“我担心的不是机器变得越来越像人，而是人都变得越来越像机器。机器变得越来越像人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会发生，也许永远都不会发生，而人变得越来越像机器却已经在发生了。”我们生活在无处不在的科技里，而科技在“训练”人这一点上是成效显著的。

　　问题是，科技在“训练”人之前并没有也不需要请示我们：“这种新的行为是你想要的吗？是能让你和周围的人更愉快的吗？是对整个社会更好还是更坏？”由于人类对这种训练毫无戒备，当大规模被科技训练的负面影响出现时，人们想要采取一些应对措施，却往往已无能为力。

　　998年，B.J.福格在斯坦福建立了说服科技实验室（Persuasive Tech Lab）。他的想法是这样的：如果不断进化的科技一直在用我们不可预测的方式重塑人们的行为，我们是否能够在发明这些科技的时候，就有意识地把它们设计成可以带来我们想要的行为的科技呢？是否能够让科技的训练行为和影响在我们的主动掌控之中而非目前的“失控”状态下呢？这其实也是我们的唯一选择：如果我们不主动重新设计科技，科技就会以我们不想要的甚至很危险的方式重新设计我们。

　　在B.J.福格2002年出版的《说服科技：用电脑改变我们的想法和行为》（Persuasive Techuelogy Using Computers to Change What We Think and Do）一书中，他将说服科技解释为：“它可以被广泛定义为凡是设计成通过说服和社会影响力（而不是胁迫）来改变用户想法和行为的科技，这种科技一般被用于销售、外交、政治、宗教、军事训练、公众健康和管理，而且有潜力被用于人与人或人机互动的任何领域。”

　　如今，我们已经习惯了浏览网页时出现的定制化广告，习惯了亚马逊和淘宝用大数据推荐“你可能还感兴趣”的系列物品清单，这大概是说服科技最直白的应用。而在上世纪90年代初就通过实验心理学的方式发现了计算机可以用可预测的方式来改变人们的想法和行为，福格的洞察力无疑是超前的。

　　说服科技中的“说服”这个词用得极其传神，我们从来都以为只有人才能说服另一个人，让其按照自己的意图改变想法和行为。现在却发现科技在说服人，甚至在说服一群人、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上都做得比人类更好，因此用“说服”这个属性来标志科技再好不过了。福格的博士论文《魅力超凡的计算机》（Charismatic Computers）。“魅力超凡”这个词也是用得极好的，试问谁能说服2018年的中国人每天早上乘地铁时做的同一件事都是看手机？谁能说服中国多个城市的居民习惯性地使用支付宝和微信支付，而不是现金？谁能同时说服英国、美国和中国等多个国家的司机来和不认识的陌生人共享自己的车、自己的房？谁能同时说服全球多个国家的年轻人都在脸书上分享自己的生活？科技“说服”我们的能力，确实已经强大到让我们怀疑它跟“超凡”有关。

　　提到脸书，在其平台上5000万用户数据信息被第三方公司用于操控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丑闻，也是说服科技一个“成功”的应用，只不过这是我们纵容科技来施展说服魔力的一个恶果。正如福格在提出说服科技的理念时强调的，如果我们不主动地设计科技来帮助人，很多人就会发明设计出新科技来说服我们做一些我们没有必要做、其实也不想做的事情。他们之所以想让我们做那些事，是因为他们可以从中赚钱或谋取其他利益。

　　说服科技的概念在提出后，很快就蔓延到全球的研究、设计领域。关于它的研究一直围绕着说服科技如何设计，人们的行为如何改变，尤其是如何让说服科技真正帮助人类，比如让一个学生自律、高效地完成作业，让一个白领养成按时锻炼的好习惯。

　　2009年，福格在《说服式设计的行为模型》这篇论文中，提出了他自设的行为设计模型——行为是三个要素的产品：动机、能力和触发器。要想一个人去做一个特定的行为，这个人必须具备以下三个条件：第一，有足够的动力；第二，有足够的能力；第三，被特定的触发器“激活”来做这件事。这三个要素必须同时具备，特定的行为才会发生。福格用这个模型来分析和设计说服科技，比如，当一个科技产品设计出来却没有被人们采用，那按照他的行为模型，一定是该产品在设计的时候缺少了对用户的动机、能力或触发器三要素之一的考虑。

　　就在福格将行为模式理论与说服科技结合起来，不断尝试发明或使用某项科技来说服人们进行某个新的细小而具体的行为改变时，和平这个宏大的概念突然出现在了他的脑海中。

　　马克在我刚进入实验室访学的第一个星期，花了三个晚上的时间跟我和皮埃罗聊天，其实是一边喝茶一边接受我的提问。他提到福格时的第一句话是：“我们的网站上有他的照片和介绍，因为和平创新的想法实际上是他提出的。”

　　那是在2006年，福格在斯坦福新开授了一堂以和平创新为主题的课程。福格事后认为这是非常失败的一堂课，因为他和学生光是讨论和平的定义就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更别提讨论要怎么在和平上做点创新了。

　　沮丧的福格在第二次即将开课前决定，除非有人能够测量和平，否则就没有必要再开这样的课程了。因为不管和平是什么，如果没有办法测量它，我们又怎么设计干预措施来增加它呢？于是，福格给许多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和硅谷的企业朋友群发了一封邮件，问问大家谁知道怎么测量和平。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玛格丽特碰巧是邮件的接收者之一，她当时是一名硅谷投资人，喜欢帮助那些在社会创新领域的创业者，而马克碰巧当时在做这样的创业企业。玛格丽特之前跟马克聊过天，知道他做过一个非常接近测量和平的项目。

　　在一连串的机缘巧合之下，马克被福格邀请到新一期“和平创新”课堂上演讲。再之后，马克迷上了用科技测量并促进和平这个想法，于是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在2009年诞生了。

　　2017年，在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第一次发给我的实验室介绍里，他们是这样描述和平创新的：“和平创新是福格多年研究的说服科技和行为设计的一个具体应用领域，它的第一个宗旨是测量人们跨越不同群体属性的互动行为的数量、质量和效果；第二个宗旨是设计特定的说服科技对人们的互动行为进行干预，达到增加人们彼此之间的积极行为，减少人们之间的消极行为，促进积极和平的目的。”

　　以上表述可能听起来过于学术，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主任马克口述版本是这样的：

　　这将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测量和平，也将是科技的一个全新的用途。在对“和平”这个词的定义上，我并不声称我们实验室的定义就是正确的或者最好的，我们可以一直讨论下去。我认为，积极的和平至少还可以有两个层次：第一层是积极但不稳定的和平，它是容易破碎且容易回到消极和平乃至战争的状态中去的。第二层则是积极、稳定、可扩散的和平。到达这个阶段后，双方互动的性质会一直保持良性，也会因此创造出幸福和繁荣。探究积极和平的深度，其实就是探究人与人之间的友善程度。

　　马克的话也可以解释成：和平和战争说的是两个人或两个群体的互动性质。暂以两个陌生人为例，如果两人在一场交通事故中相遇，冲突和矛盾不断，乃至非要大打出手，这种互动就是战争。如果两个人不打架了，但是彼此拉黑了对方，不再有任何往来，这属于零互动，比战争有所进步，这可以称为消极的和平。但是，如果恰巧A是漂亮的女孩，B是帅气的男孩，两个人因为一场交通事故相识，后面的互动却演变得像一场偶像剧，变成了恋人，互动的性质越来越积极，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越来越好，积极的和平就发生了。但是，成为恋人后有两种可能：不久后分手了，那么两个人的互动就是积极但不稳定的和平；假如这两个人做了恋人后不久就结婚了，且多年来一直都保持恩爱，互相欣赏，互相扶持，那么他们的互动就升级成了积极且稳定的和平。

　　从消极的和平到积极的和平，两个人从没有互动到产生互动，再到互动的质量越来越高，我们发现中间有这样几个关键词：意识、注意力、沟通、协调、合作，即首先要让两个人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其次要让两个人对彼此有兴趣，愿意把注意力放到对方身上，接下来要让两人有沟通，再然后两人协调各自的需求，成为朋友、恋人或商业伙伴，而最后就是某项合作的达成。和平的互动框架图，如下：

　　

　　和平的互动框架图

　　我们如今的时代让我们有能力测量关于和平的这些互动行为，这种测量能力意味着，我们将可以设计科技来测量人与人之间的友善程度。

　　当我们谈及人与人之间的友善程度时，我们说的是非常具体的东西。比如，假设两个人从未见过面，却碰巧走进同一家餐馆，那么这两个人会有眼神交流吗？彼此的面部表情能够代表他们之间的友善程度吗？或者是两人间会出现短暂的语言、肢体交流吗？

　　我对这些细小的行为非常感兴趣，因为这是我们首次可以将大量的传感器置于人们所在的环境中，以及置于人身上，来收集并分析人们是否做这些细小行为的数据。我们测量到的行为的精细程度，依赖于传感器的精确程度。这在技术实验上是可行的，如今人工智能已经可以对人的面部表情做实时的捕捉和分析。

　　我尤其对不同群体属性的人们之间的这些细小互动行为感兴趣。因为人们的大脑几乎是天然地将这个世界划分为“我们”和“他们”，区分的标准就是群体属性，比如性别——男孩群体和女孩群体；比如年龄——年轻人和老年人；比如职业——教授与清洁工；比如信仰——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每当一个群体标签出现的时候，“我们”和“他们”就出现了。而当每一个群体标签被特写出来的时候，对立乃至冲突就出现了。

　　我们能够测量人与人之间的种种互动情况，意味着我们可以尝试设计各种各样的干预，让这些互动朝着我们喜欢的方向发展。对和平创新实验室来说，我们可以设计干预措施，把原来处于冲突或消极和平中的人们向积极和平，即良好的沟通和合作的方向上引导。通过合作，双方可以创造更多价值，包括互惠互利的经济价值。

　　比如，很多人声称他们对某段关系有“强烈的直觉”。但是，所有那些结婚又离婚的人们很可能建议你：不要相信直觉。他们中很多人在结婚前都有那种“这就是我的一生所爱，我一定会非常幸福”的感觉，结果，后来他们发现结婚很可能是他们一生中最糟糕的经历。在社会科学的研究中，我们从来都没有足够的实验样本来证明，到底什么类型的互动模式会让我们得到想要的积极结果，而什么互动模式很可能会带来我们避之不及的伤害。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尝试这样的实验。我们可以多年追踪特定人群的互动情况，不管是公司上级和下属，还是夫妻、朋友，研究他们的互动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关系。

　　如果我们的研究结果能够教会甚至只是启发一些人有效避免互动关系走向破裂或彼此伤害，或者能教会或启发一些人拥有更积极愉悦的互动关系，那么这样的智慧都将是给全人类的一份礼物。

　　测量社交互动情况的第一个实验其实完全出于偶然。我一生都对如何帮助贫困国家的人民有兴趣，也花了很多时间做人道主义志愿者。2005年，我当时在为盖茨基金会（Bill&Melinda Gates Foundation）和地平线基金会（Horizon foundation）做项目，试图改善东华盛顿的一个贫困区。我们尝试了很多实验，其中一个实验是创造一种社区货币，这种货币只能在这个特定的社区里使用，使用方式非常简单：给对方发送一条手机短信就可以转账社区货币，我们专门在银行里放了钱来支持和鼓励人们使用这种便捷的社区货币。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我们发现有大量的数据出现了。我们可以在计算机上看到这个社区人们相互之间的交易情况。

　　在我们分析这些数据的时候，地平线基金会几乎是偶然地提出，你们能追踪分析出这种新的交易方式对社区里的不同族群的影响吗？这个社区的美国原住民比较少，大部分是墨西哥裔或是西班牙裔人，还有美国中部来的白人，这些群体属性将这个社区分成了几个部分。这是我们第一次尝试将交易数据跟人们的群体属性联系起来分析。之后，我们又将不同群体间的交易数据的增加和减少跟当地报纸上的暴力事件联系起来分析，试图发现其中的规律。

　　整个实验和分析的结果可以说是失败了。因为数据样本的局限性，我们很难说发现了什么特别的规律。但是，在整个操作过程中，我们隐约觉得一种新的测量和平的方式诞生了：用计算机和大数据来分析人们的互动情况，尤其是跟人们的群体属性联系起来分析。

　　也是因为这个失败的实验，我接到了斯坦福说服科技实验室创始人福格的邀请，在他的和平创新课堂上进行演讲。

　　在这个课堂上，接触并深入学习说服科技后，我对自己说：天哪，这个世界真的改变了！在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任何皇帝或宗教人物能像今天的科技一样改变人们的行为，并且是以这样惊人的速度和规模改变的！而且科技如此的大众化，任何地方的任何人都可以决定发明一种科技来改变人们的行为。如果想要增加人与人之间的积极的互动行为，那么还有什么比当今科技更强大的工具呢？

　　说服科技的第一个理念就是，所有的科技在改变我们的行为上有魔法般的说服能力。问题是，人的一天只有24个小时，如果我用两小时来使一种新科技说服我做新行为，意味着我原来用那两个小时做的活动都被取消了。一旦晚餐后我开始玩电子游戏或玩手机，就意味着原来晚餐后我散步的时间没有了，帮忙做家务或读书的时间也没有了。这些变化的发生往往都是无意识的，不知不觉、悄无声息地就发生了。

　　如今很多科技产品都是免费的，但是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如果某样产品是免费的，那你就是产品。”脸书可以免费使用，因为它是靠收集用户的数据以及改变用户的行为来赚钱的，它可以成功地让用户买它想让人买的东西，它可以把客户的需求信息发送给广告商，更多时候，它还可以成功地让用户买自己根本就不需要也不想要的东西。其他“免费”的科技服务也都是这样的。这些科技的设计者对用户想要什么、什么对用户的生活更有帮助不感兴趣，它们只关注用户的哪些行为可以带来利益。

　　反之，福格想要设计科技来让人们有意识、有目的地改变行为，让人们通过科技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

　　于是，我对用科技来设计并促进和平这个主意着迷了。2008年和平创新小组发展成和平创新实验室。2009年年底，我们跟脸书开始了第一项名为“PeaceDot”的实验（详情见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网https：//peaceinnovation.stanford.edu/projects/peacedot/），尝试用我在华盛顿那个实验里偶然发现的方式来测量和平。

　　在这项合作里，我们意识到，我们以往的学者测量和平其实是在测量战争，因为他们都是在收集冲突和犯罪的数据，而这一次，我们终于可以直接地测量和平，可以直接测量人们之间积极互动的数量和质量，这在之前是不可想象的。

　　这就是拥有大数据带来的改变：我们可以设计干预措施来影响人们的互动情况，我们还可以测试这些干预措施，评估它们是否真的发挥了作用。这种测试和评估干预措施的能力对加速完善设计过程是至关重要的。

　　至此，我可以回答什么是和平创新了。和平创新的过程，就是（在测量互动的基础上）快速设计一个用科技增加人们积极互动的干预措施的过程，设计后要迅速测试它是否发挥作用，然后不断重复这个过程。而且这个过程应该用一种非常系统化的方式进行，要多个小组同时设计，设计的结果在各个小组之间可以对比和协调。

　　一旦我们在和平创新的过程中定位了一种积极的行为，一种我们希望人们可以跨越不同的群体属性来做的积极的行为，一种跨越宗教、民族、文化、年龄等所有的群体“界限”来做的积极的行为，我们就可以开始设计能够增加这种行为的科技。这就是我们近10年来所做一切的基础。

　　我也可以回答什么是和平科技了。和平科技并不只包括为了促进和平而设计的科技，也包括那些已经存在的、有意无意中促进了人们之间积极互动的科技。比如优步和爱彼迎，它们当然也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当它们让全球各地的陌生人可以轻松地跨过民族、宗教、职业和年龄等各种群体属性，产生共享一辆车和一所房子的积极互动行为之时，它们也是和平科技。

　　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联合创始人玛格丽特解释的“和平创新”是这样的：

　　在帕罗奥图（Palo Alto），大家早已经把和平视为理所当然的事了。大家已经忘记了在一个炸弹和手枪横行的地方，科研和创业都是不可能的。

　　硅谷是一个全球少有的繁荣之地，因为在这里有着很高程度的合作和共享，这里的人们会很自然、很乐意地与他人分享想法，想要聚在一起来创造出点什么。我们可以坚持不懈地合作做一件事，并推出具体的解决方案。然而我们该如何将这些模式复制到世界其他地方，复制到生活的其他方面，而不仅仅是科技和商业？我认为复制硅谷创造力和经济奇迹的前提是先复制一个和它一样的、长期稳定的、人们愿意积极合作并创新的环境。

　　对我来说，如何将人们凝聚在一起足够长的时间来合作解决问题并取得成功是世界性难题，和平是这个难题的终极解决方案。比如，气候变化是一个需要多方合作才能解决的世界性问题，我们需要全球智力和政府等资源来一起改善气候变化。合作始终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因为要解决许多重大问题，我们需要足够多的人力进行持续合作，并达到足够长的时间才能产生出一个有效的解决办法。在解决大问题的过程中，我们多少都会处于失衡的状态，不管是个人还是身处的群体，都有那么多的冲突和内在矛盾，这些成为我们前行的阻力，使得我们处于消极的和平甚至冲突的状态，导致我们什么都完成不了。我们必须确保这些阻力不存在或者日益减少，必须想办法把人们从消极的互动模式上转移到积极的互动模式上。

　　我加入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的原因就是想要弄明白如何创造出空间来，让人们可以说“嗯，我可以跟任何人合作并且有效地提出解决方案”。而没有什么比科技更能让人们大规模且快速地改变行为，这种行为里当然可以包括愉悦的合作行为。和平科技就是一种可以让人们更轻松实现合作的科技。

　　从公司和商业角度来说，和平与积极的互动真正意味着我要如何保证顾客在跟我的品牌互动时，得到的是积极、愉悦的体验，是他们愿意花更多钱来保持的体验。在使用科技设计的同时并加强这种积极的互动，这就是商业化的和平科技。

　　政府也应该关注和平科技，因为它能够使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处于积极愉悦的状态中。当政府不断创造并强化这种与公民之间的愉悦体验后，民众会自发地支持政府，比如交税，因为他们知道政府将会带给他们更多的帮助与回报。当民众一直得到尊重和友好的对待后，他们对政府的忠诚度也将随之提高；反之，如果一个城市或社会的政府与市民之间信任度很低，那任何需要双方的合作才能完成的事情都会变得艰难。

　　第四节　说服一个冥想者

　　第一次跟练习冥想的朋友说起“用科技测量并增加积极的和平”这个主意时，他的反应是，和平是外在的，更是内在的。冲突和战争先从一个人的内在升起，才会显现在外。想要更多的和平，也应该从心而求。

　　我这个热爱冥想的朋友不仅对和平应该从心上下功夫很执着，也对科技在其中的角色颇为质疑，在他看来，科技对冥想者完全属于“干扰”，这也是很多修行者需要一个原始山洞的原因。

　　和这位持反对意见的朋友的对话让我意识到，和平科技并没有完全被大众所接受，我们还需要对其可行性进行扩散传播：用科技促进和平是可行的，科技完全可以扮演一个“和平使者”的角色。

　　首先，科技已经被用于帮助取得心的和平或内在的和平了。近年来在硅谷兴起的“意识黑客”（Consciousness Hacking）声称想要利用科技来帮助人们更快更好地进入更高的意识状态。米奇·西格尔（Mikey Siegel）自称是一名意识技术专家，也是意识黑客运动的创始人和领导者之一。他跟我说，他们目前所做的事情其实就是“科技+冥想”，在冥想中加入了传感器、电脑屏幕和闪亮好玩的灯光与音乐。比如，人们可以一边在打坐中观察自己的呼吸，一边在屏幕上直接看到自己的心跳曲线是如何跟其他冥想者慢慢同步的；又或者，每次新加入者的呼吸变得深长宁静后，都会有一盏灯自动亮起。通过这种好玩的方式来鼓励人们不断玩冥想这个游戏，从而体验到冥想带来的宁静和快乐。虽然这种把音乐和灯光加入冥想的方式对资深的冥想者可能完全是一种干扰，但对初学者和儿童还是有很大吸引力的。而且，米奇做的不仅只是用科技玩冥想游戏，他更多是用科技研究和呈现冥想中人的大脑和意识到底发生了什么。

　　福格的说服科技实验室除了孕育出和平创新实验室，想要利用科技的说服特性来帮助人们取得更多的积极互动，促进积极和平的增长外，还孵化出了另一个想要利用科技的说服特性来帮助人们保持放松状态、减少压力和愤怒的流派：平静科技（Calm technology）。身为该流派成员的乔纳森·帕利（Jonathan Palley）在硅谷创立了Spire公司，该公司推出了一款小巧的可穿戴设备，可实时监测一个人的呼吸、睡眠和运动数据，然后在云端对数据进行分析，并在用户手机上实时给出有利于用户平静身心的建议。比如，当设备监测到用户的呼吸突然变得急促而紧张时，在确定用户没有心脏疾病的前提下，会马上给出类似于“监测到您的呼吸异常，请先做几个深呼吸调整一下吧”这样的建议。虽然最后发现购买产品的大多数人都是想要保持健康，而不是保持平静祥和的消费者，但也有用户声称自己拥有难改的暴脾气，终于找到了一款可以24小时提醒自己“又生气了，需要暂停一下”的产品。

　　其次，也是这位朋友的第二点反对意见：使用科技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但行为的和平不等于心的和平，不是根本上的和平。

　　我们素来以为，人的行为改变遵从“信念改变—态度改变—行为改变”这样的逻辑。主张和平应该从心而求，正是遵从的这个逻辑。这也是很多宗教信仰使用的逻辑。在谈到使用科技求和平时，他们使用的概念常常是“心的和平”，并认为科技所帮助人们取得的外在的和平无论如何都不是根本上的和平。

　　现在，和平科技想要做的事情却完全是相反的逻辑，它一开始就定位于行为改变。马克谈的人与人之间的积极互动，不管是一个微笑，还是签订一份合作协议，都落实到了一个具体的行为上。

　　“行为改变—态度改变—信念改变”这个反向逻辑是否可行呢？答案是，它一直都是人们寻求和平的方法。2002年成立于耶路撒冷的Kids4Peace项目是一项在青少年中播种和平种子的全球运动，其中有一项夏令营活动，将一些以色列儿童和巴基斯坦的儿童组织在一起活动，让他们一起在草地上玩游戏，一起吃饭。在以色列，要让这些“互为邻居”的孩子以这种形式碰面，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们中的不少孩子表示，他们从来没有跟“一个以色列或巴基斯坦的孩子说过话”，然而，在一个月的夏令营后，这些孩子们开始变成朋友，开始跟家长说“原来他们跟我有这么多共同点”。

　　不仅是孩子，成年人也一样。斯坦福大学知名的生物学家、神经学家罗伯特·萨波斯基提出，当你迫使他们做出行为上的改变，他们的态度都会受到影响，最终他们的信念也会变化。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黑人运动后，美国的餐厅、公共汽车逐渐取消了种族隔离规定，美国政府后来也开始第一次聘请黑人做警察。媒体发现，一旦将黑人警察和白人警察放在一起工作，白人警察对这些黑人的态度都迅速发生了变化，这部分是因为他们一起吃饭，一起聊天，最重要的是因为他们一起执行任务，这样的行为会马上让白人警察意识到身边这个黑人同事不是“某个黑人”，而是那个可能是在危险情境下拯救自己的人。

　　当然，我们不能总是靠政府或其他机构的力量来迫使人们改变行为，这在规模和速度上都行不通。但科技却可以让人们自发而轻松地发生行为的改变，这正是斯坦福和平创新实验室想要做的。

　　我朋友的第三个反对意见，也是很普遍的一个观点：改变人的信念最有力的是宗教或哲学，自古至今，这两者都是散播和平最可靠的工具，科技何时能教导人从善如流呢？

　　罗伯特·萨波斯基在《行为：最好和最坏的人类生物学》（Behave：The Biology of Humans at Our Best and Worst）一书中，对导致人们从冲突转变为合作的身心机制是什么进行了分析，他在该书的“我们与他们”章节中提出了自己的主要观点：人类的基因设计让我们天生倾向于将群体分为“我们”和“他们”，这是导致战争与冲突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罗伯特·萨波斯基

　　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战争与和平”里，罗伯特说，宗教在关于和平的话题上是绕不过去的，它们一方面都以和平为目标，另一方面历史上无数战争都是因宗教而起，因为所有宗教都天然地将人们分为“我们”和“他们”。

　　放之四海，我们很难说服全世界都信仰孔夫子或耶稣，却能让全世界都使用互联网或智能手机。科技与社会心理学、生物学、行为学结合起来，可能比宗教或哲学更有力量。

　　“哦，我不怎么研究科技，我是研究猴子的。”我在一家咖啡馆里问他科技该如何促进和平时，罗伯特耸下肩说。罗伯特留着浓密的胡子和长头发，看起来更像一个哲学家或一个玩摇滚的嬉皮士。

　　罗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