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论丛》精选文章 ｜ 郑力源、董意：从反自然的生态学到新共产主义 —— 探析齐

　　原标题：《研论丛》精选文章 | 郑力源、董意：从反自然的生态学到新共产主义 —— 探析齐泽克的生态政治哲学思想

　　

　　作者简介：郑力源(1997— )，男，湖北咸宁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2021级博士研究生；

　　董意(1997— )，女，湖北荆州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2020级硕士研究生。

　　内容摘要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作为拉康精神分析学派的中流砥柱，以实在界为中心的拉康的三界理论为基础切入人与自然的关系，从精神分析的视角批判目前主流恐惧生态学的不足与无效性，提出了一种十分激进的直面生态危机的反自然的生态学，为新共产主义的实现奠定基础。这种独树一帜的生态政治哲学思想不仅指出了当下国际主流生态学的问题所在，而且直接为未来的生态政治开辟新的革命道路。

　　引言

　　从20世纪60年代初全球生态危机的初显到如今由于“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和“环境污染”三大危机的累聚，地球逐渐变成一个越来越不适宜居住且支离破碎的星球。西方左翼思想家从生态维度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变得如火如荼，而斯洛文尼亚哲学家斯拉沃热·齐泽克作为国际学术界中一个活跃得十分火热的符号，他对资本主义的生态维度批判却鲜有学者关注。实际上，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齐泽克关于生态问题的思考广泛地体现于他众多作品之中，先是从拉康主义精神分析视角出发理解自然并对主流生态观进行批判，然后于新世纪之后将生态问题作为天启四骑士之首即资本主义由于自身的结构无法排除和化解的四种矛盾之首，引出将资本主义推入坟墓的新无产阶级“被排除者”，呼吁共产主义理念的回归，晚近在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之际笔耕不辍，写出《大流行：COVID-19震撼世界》和《大流行2：失却时代的编年史》，进一步公开宣扬一种全新形式的共产主义，在不断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十分独特的反资本主义式的生态政治哲学思想。

　　一、齐泽克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解读

　　齐泽克在其成名作《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中遵循生态学的逻辑，提出“人是自然的伤口，自然的平衡再也无法复原”。从斋藤幸平《卡尔·马克思的生态社会主义：资本，自然与未完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第一章标题“作为现代之兴起的自然异化”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裂缝根植于资本主义现代性之中，生态危机的根源就在于我们生活过程的物质新陈代谢与资本再生产的自主逻辑之间的这一裂缝之中。齐泽克的生态政治哲学深受马克思“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对于如何处理这个裂缝或伤口，他同意斋藤幸平指向的答案——“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只有在人们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疏远理解为人与地球之原初统一的一种解体时，下述情况才会变得显明：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计划始终致力于有意识地恢复人与自然之间的统一。”齐泽克当然认为生态的破坏与资本主义现代性具有必然的联系，但是他并不主张生态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而认为人们不敢直面且逃避生态危机抑或采取大量的无意义的生态斗争的根源才存在于全球资本主义之中，因而他才会竭尽全力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大加批判。

　　目前的许多主流生态学派认为生态危机的本质就是生态系统失去平衡，因此人们要学会谦卑地生活，要试图去修复人与自然的关系。然而，齐泽克明确对此表示反对：生态学作为一种激进解放政治学，它的目标既不是对大自然完全的统治，也不是谦卑地接受自然母亲的支配。他遵循拉康经典命题“女性并不存在”的逻辑大胆地提出：“自然并不存在”。他这里表达的意思是一个平衡的稳定的有秩序的自然母亲是并不存在的。自然的平衡一直都是附属的，第二性的平衡。“自然”自在地就是“第二自然”，它早已适应人类活动的影响，我们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从一开始就计入到了这种附属的第二性的自然平衡中去了。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不存在一个有周期性的、平衡的、具有原初平衡的自然界需要人类去修复。为了说明这一点，齐泽克还引入混沌理论中混沌世界运行的规律来阐释自然运行的形式。混沌理论告诉我们一切事物、一切系统的源头都是混沌，一堆毫无规则的碎片。齐泽克在戈特利布·杜特韦勒学院中的一次访谈中提到“其实根本就不存在什么生态平衡，没有我们可以回归的零点，我们生活在一个脆弱、疯狂并且转瞬即逝的宇宙中。”齐泽克指出人类对环境会造成多大的影响我们还无法预测，但是如果人们停止工业化进程，停止对自然的一切活动，试图让自然保持“自在”的状态，那么一场无法想象的灾难将会降临到每个人类个体身上。

　　二、齐泽克对主流恐惧生态学的批判

　　齐泽克将人们面对生态危机的逃避反应分成了三种：第一种对生态危机典型的、突出的反应是“恋物式的分裂”或“恋物式的否认”。因此持这第一种态度的人们处于典型的知行合一美好状态的对立面，他们的理性承认生态危机已经出现，但是在感性上却消除了生态危机的符号功效。第二种对生态危机的反应是“神经官能症式的转化”（symbolic efficacy），它是将真实的生态危机转化为一种创伤性内核并且与之保持距离。第三种对生态危机的反应是“精神错乱的投射（psychotic projection）”，就是将意义投射到实在界之中，将生态危机视为实在界在象征秩序中的应答。齐泽克认为这三种反应都是无效的，都没有直面实在界与象征界之间这一裂缝的质核，本质上都是在逃避生态危机。而“唯一正确的态度就是完全接受这道裂口，把它视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前提条件”。

　　齐泽克在观察到日常大众对生态危机的种种逃避反应后，他开始思考目前主流生态学的不足之处。他指出，目前为止生态学的主流版本都是恐惧生态学（ecology of fear），是对那些可能深深地扰乱甚至是摧毁人类文明的灾难（人造的或者是自然的）的恐惧，这种恐惧会强迫我们计划安排一些措施来保护我们的安全。虽然完全征服生物圈是不可能的，但不幸的是，人们有能力使它脱离原轨，破坏它的平衡以致于它会发狂发癫，在这个过程中彻底地将人类甩掉。这也就是为什么生态学家一直都要求我们彻底地改变生活方式，潜藏在这个要求之下的正是它的反面，对变化、发展以及过程的极度不信任：每一次根本性的改变都可能引发灾难性的意外后果。

　　这种恐惧生态学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恐惧生态学已经成为了霸权意识形态的理想代表，它常常将自身依附于这种意识形态的骗人的把戏上。因此，齐泽克窥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生态运动作为一种社会组织运动已经匿迹了，生态话题总是被各种多元意识形态所利用而无法真正展示其内涵。在全球生态危机爆发的现实背景下，人们已然意识到他们生存的地球有可能遭受毁灭之灾，不能再放任历史的“理性的绞计”（市场）来决定一切。齐泽克以哲学式话语说道：作为人们社会交往的中介和基础的自发的历史实体面临无法继续的挑战，人类主体导致的生态灾难有可能直接灾难性地扰乱历史实体的运行。因此，解决生态危机没有一条中间路线：要么全力以赴解决问题，要么什么也不做等待死亡，而有限的付出是无意义的，它无法阻止生态危机促使着人类向临界区域的滑动。

　　三、齐泽克对反自然的生态学的执着

　　在如今生态学的领域之内，齐泽克认为，生态政治学可以被一分为二，一边是最纯粹意义上的恐惧政治学，而另一边则是具有解放意义的恐怖政治学（politics of emancipatory terror）。齐泽克深刻地指出，我们应该从失去我们在大他者中的定位的恐惧，过渡到大他者并不存在这一恐怖的层面上来。恐怖就是这种“自我相关”或者“自我否定”的恐惧：一旦我们接受了无路可退，接受了那些我们害怕失去的东西，我们所害怕的一切（自然，生活世界，我们社会的象征性意义等等）早已消失，恐惧就会变成真正的恐怖。因此，我们都必须直面这一实际，那就是所有让人恐惧的生态危机都已经发生了，而且随着当今生物遗传科学的发展，齐泽克认为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中的所描述的现象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符合我们的现实，“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今天的自然本身也已烟消云散了，在生物遗传学领域取得科学性突破的主要后果就是自然的终结。自然不再是“自然的”了，不再是我们生命的可依赖的“厚重的”背景了；它现在表现为一种脆弱的机制，这种机制随时会以一种灾难性的方式崩溃。

　　关于“非自然化的自然”的最新例证，齐泽克是从声名狼藉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中找到的：美国的研究人员通过将非洲爪蛙的细胞组装成微型机器人从而创造了第一台有生命的机器，它们在自己产生的蒸汽下四处移动。这是一种活体的、可设计的有机体，是一种之前在地球上完全没有出现过的新的生命形式。这项工作激发了伦理问题，但是这项工作的目的不仅仅是实现软体机器人的创造，更多地是要去了解“生命的软件”。齐泽克认为其中的关键点就在于自然生物与机器人的结合创造了“全新的生命形式”，这是自然界不存在的东西。在这里电子人的生存模式常常受到称赞，因为它是新的后人类的生存模式，这种模式模糊了动物生命，人类生命和人造生命之间旧的“形而上学”的限制。

　　今天的威胁主要不是外部的（自然化的）而是人类行为自生的，这些行为是被科学全面影响的（大工业的生态化后果，那些难以控制的生物基因技术的心理后果等等）。鉴于传统智慧恰恰是阻止我们感知生态灾难的真正威胁的东西，所以我们所需要的就不是在前现代智慧中重新发现其基础的科学。毕竟，智慧“直觉地”告诉大家要相信自然母亲，这是人类存在的稳定的基础，但正是这个稳定的基础，已被现代科学与技术给破坏掉了。因此，我们需要一门与两方面因素分离的科学：一方面是与资本的自主循环相分离，另一方面是与传统智慧相分离，这样一种科学最终才可以独立稳定地存在。这意味着我们与自然联合的真实感觉已经无法恢复了：面对生态挑战的唯一方法是充分接受自然界的彻底去自然化。这就是齐泽克竭力推崇的反自然的生态学或者没有自然的生态学。

　　反自然的生态学，从自然的角度上来说，意味着完全接受“自然已不存在”这一事实，就是将生活世界中的“自然”概念与科学的“自然现实”概念之间的鸿沟扩展到最大化。在齐泽克看来，这种反自然的生态学不仅是一种精神上的认知，更要体现到一种具体的实践行动之中。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人类应该如何去应对生态灾难呢？齐泽克认为应该回到他的激进左翼盟友巴迪欧提出的革命-平等主义正义的“永恒观念”的四种状态中：第一，严格意义上的平等主义的正义。第二，恐怖。严格处罚那些违反强制保护性措施的群体和个人，包括对自由主义“自由”的限制以及对未来违法者的技术操控。第三，唯意志论。面对生态危机的唯一办法就是依靠大型集体的决策行动，却又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自发”的逻辑相冲突。第四，上述的三种状态要与对人民的信任结合在一起，作为在人民中恐怖与信任的结合，人们对于任何的平等主义-革命恐怖的重新复活都不应该感到害怕。在这四种状态中齐泽克从拉康的实在界的角度入手，承认了人类肩负任务的艰巨性与必要性。

　　四、齐泽克对新共产主义的信心

　　在当代生态学与全球资本主义的同流合污的大背景下，齐泽克深谙仅仅从理论的角度批判恐惧生态政治学，支持恐怖生态政治学是不够的，我们需要诉诸现实于“恐怖”的革命，动摇整个全球资本主义体系。因此齐泽克的生态政治哲学不是纯粹书斋式的形而上的哲学思辨，其最终目的与出路都指向了共产主义，一种具有全新形式的共产主义，其内容与形式必须被代入到每一个具体情境中而重新被创造的新共产主义。

　　为何共产主义才是最终正确的方向？在齐泽克看来，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它所包含的“共有”性。共有是其先进性的前提，也有力保障了这一观念的合法性。齐泽克认为，无论是作为外部自然的生态环境包括地球上物质世界的共有财富（水、空气、一切土地的产物等等），还是作为内部自然的生物遗传基因，都被涵盖在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和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的“共有”（the common）范畴之中，它更多地面向未来指向的是哲学意义上的内涵，即我们作为社会主体在社会中所共享的原质。这两种自然共有属于资本主义社会中无法避免的对抗，但是却不是致命的威胁，在对抗中最关键的是新形式隔离的对抗，主要表现为“被排除者”（The Excluded）与“被纳入者”（The Included）之间的对立。齐泽克认为他们代表着真正的普遍性，是新一代的无产阶级主体，是进行生态政治革命以及实现新共产主义的主力军。

　　在重构了无产阶级主体之后，齐泽克坚定了激活新共产主义的强烈信心。他十分清楚，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中，“共产主义”这个词所代表的分量以及能引发的恐怖气氛。齐泽克并没有基于历史决定论或资本主义自我否定规律来论述共产主义之必然性，而是立论于末世论的拯救，从资本主义内部多种无法避免的对抗出发寻求与共产主义之关联。齐泽克不顾其他哲学家诸如巴迪欧、韩炳哲等人对其的嘲讽与批评而公开宣扬一种新形式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并不是所有可能的选择中的一种，而是唯一的选择。在共产主义世界中，我们能够自由地选择我们一切必然要做的事情。齐泽克以当代生态问题为出发点，重新塑造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理论，彰显了共产主义之于这个时代的理论价值，齐泽克所倡导的生态政治也正是基于新共产主义立场的反资本主义式的生态政治。

　　五、总结

　　齐泽克的生态政治哲学思想独树一帜且振聋发聩，它不只是一种哲学思想，还涉及到经济、政治、文化等等众多领域，多种价值理论和科技前沿例证相杂糅，基于整体人类生存之无根性这一事实，同时又反映出复杂且无意义的自然与社会现实。毋庸置疑，齐泽克的生态政治哲学完美地符合了激进哲学的定义，我们都不用仔细观察齐泽克的所有文本都可以发现里面充斥着末日、灾难、危机、末世、终结等等冷酷消极的术语。他总是站在一个清醒的旁观者的角度观察地球、观察世界、观察自然，不断地提出一个又一个激进的命题刺激人们的神经，然而却又并非博人眼球，这些命题之间不仅相互关联，而且就具体的个体而言都既具深度又具广度，不仅具有前沿性，还带有独特的理论锋芒。他的这种独树一帜的生态政治哲学思想不仅指出了当下国际主流生态学的问题所在，而且直接为未来的生态政治开辟新的革命道路。

　　

　　来源 | 节选自《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研究生论丛》

　　2022年第6期（总第239期）管理与人文版

　　责任编辑 | 韩悦琰

　　排版 | 叶金莎

　　审核 | 付慧娟 黄丽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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