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闪闪的红星》拍摄幕后那些你不知道的事情(下)

栏目:旅游资讯  时间:2023-08-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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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许多人的童年记忆中,都有电影《闪闪的红星》。前文已经写过电影《闪闪的红星》从选角到拍摄的过程,此处不再赘述。这部电影上映后江青为什么又提出了三十条意见?这部电影拍摄背后还有哪些故事,今天白羽就带大家回忆一下。

  

  一、从小说到电影

  1970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谢永旺知道向部队作家李心田有一部书稿,就向他发出邀请。关于这件事,李心田是很犹豫的,毕竟红色浪潮已经越来越近了。这部描写写成长、叙述人性的作品很容易出问题。

  犹豫再三,李心田还是将书稿交给了谢永旺。果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有关专家并不看好,主要领导不主张发表。没想到,在社里主持工作的王致远先生很欣赏这部小说,他顶住了压力,决定出版。

  

  其实,早在1961年,李心田的好友儿童出版社的编辑李小文就找到他,让他写一部儿童文学作品。李心田就根据学校里几个红军后代寻父亲的真实故事,按照儿子对爸爸“想、盼、等、找”的思路,搭建了小说的整体框架。

  最初小说名为《战斗的童年》,全书一共十章。小说的叙事时间跨度很大,从1934年到1949年,时间跨度为15年,期间经历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主人公潘冬子最初是穷人家的苦孩子,父亲参加红军之后成了红孩子;母亲牺牲后成了流浪汉。潘冬子怀揣红五星,望着北斗星,向北,向北,再向北,经历过千难万险,终于抵达了梦想中的延安,成为了一名光荣的战士。

  

  小说中较多描写的都是潘冬子当学徒时所受的欺凌和沈老板的囤积居奇、牟取暴利。“夺米风暴”中,沈老板的共损失两包大米,到了电影中就成了两万斤。

  像我们熟知的“拦截胡汉三潜逃”、“筹盐过哨卡”,等电影桥段在小说中都没有出现。

  二、电影与小说的比较

  电影《闪闪的红星》创作者大大压缩了潘冬子成长的时间,并按照因果关系层层递进地、合乎逻辑地把段落与段落之间连结起来,使之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严谨而又完整的整体。

  

  电影《闪闪的红星》所有的情节都是围绕着潘冬子和胡汉三的矛盾展开的,但所有的事件都有着因果联系。

  由于红军撤出根据地,胡汉三才可能重回柳溪;

  有了冬子妈的牺牲,才有游击队夜袭柳溪;

  有了游击队夜袭柳溪,才有胡汉三封山;

  有了胡汉三封山,才有宋大爹和潘冬子下山弄盐;

  

  有了胡汉三搜山,才有了潘冬子去茂源米店当学徒;

  有了米店风波,才有胡汉三来茂源米店;

  最后才促成了潘冬子火烧、刀劈胡汉三。

  可见,影片中前一个段落是后一个段落的“因”,后一个段落是前一个段落的“果”,一环紧扣一环,一层更进一层,体现了结构的完整和严谨。

  

  此外,影片对于小说的改编还表现在电影手法的运用上。比如我们熟知的宋大爹用竹排送潘冬子去米店当侦查员。在剧本中,这场戏的描述只有一句话:“一支竹排顺江而下”。

  摄制组对于这场戏进行了放大处理,摄影机从多个角度、多种景别,拍摄潘冬子蹲坐船头的镜头。同时,在画面中加入江水、群山、雄鹰等环境元素,辅之以李双江演唱的主题曲《红星照我去战斗》。

  这样处理的结果,使得这一短短的过场戏充满了诗情画意,成为了影片的标志性段落,也被誉为新中国电影史上的经典片段。也正是这种在当时具有突破性的拍摄方式提升了闪闪的红星的艺术价值。

  

  两个多月的外景拍摄结束后,李俊和他的同事们回到北京拍摄内景。由于外景的样片得到了厂领导们的高度认可,摄制组拍起内景来,显得更加得心应手。为了表示对影片的重视,八一厂的最高领导甚至把自己的办公室搬到了摄影棚,与摄制组同吃同住。

  三、江青的三十条意见

  1974年10月1日,《闪闪的红星》在全国各地上映,引发了比4年前《智取威虎山》上映时更加热烈的观影热潮。在许多地方,因为电影院挤进了太多观众,出于安全考虑电影院不得不取消了一些放映场次。观众的狂热,使得《闪闪的红星》成为当时最卖座的电影。

  

  这部电影是自1949年以来,第一部同时受到官方与观众一致欢迎的影片,在充满了复杂斗争环境的红色浪潮年代,这种“高度一致”显得难能可贵。就连一向以吹毛求疵著称的江青,也给与影片很高的评价。

  1974年10月底,导演李俊先后两次被江青接见。江青毫无保留地向李俊表达了自己对《闪闪的红星》的喜爱之情。

  

  同时,曾经做过电影演员的江青从专业的角度对《闪闪的红星》提出了多条修改意见。这些意见相当细致,涉及到具体的景别、色彩、光线、台词甚至人物表情:

  胡汉三家里在地上的银圆、珍珠等物品,光线太暗,要把银圆擦亮一些,有点反光效果,让群众都看到地主恶霸剥削劳动人民的本质。

  潘冬子跟父亲悄悄说话时,需要要补一个大近景。

  

  潘冬子和椿仔子在玩,听到红军的消息时,要补一个注意听的近景,可以反映出潘冬子从小就向往我党。

  潘冬子父母话别时,室内应挂些辣椒、生了绿芽的姜和油菜,要有红绿和中间色。色彩要集中使用,不要分散。

  潘冬子想着自己变成红军战士时,不要闭眼。应是睁眼向前凝视,慢慢出神,然后叮咚声,花开。幻想完以后,仍回到凝视出神。

  

  两个孩子夜里谈话时,冬子的台词“咱们在这儿也是打仗啊!”应修改为“咱们在这儿不也是打仗吗?”突出潘冬子的战斗意识和思 想觉悟。

  最终,江青为《闪闪的红星》提出了三十多条修改意见。从这些细致的修改意见,我们可以看出江青在电影方面的专业水准和对电影创作的严谨态度,但同时,也反映出她对电影创作干预过多、过细的问题。

  作为主管文艺工作的高级领导人,对一部影片提出如此细致的要求,这在电影史上是不多见的。

  

  令人感到意外的是,江青并没有要求停止《闪闪的红星》的放映,而是要求李俊他们边放映边修改。如果放在以往的《林海雪原》、《沙家浜》、《红灯记》身上,那就是先停播后整改,再上映了。

  1974年11月,导演李俊重组人马,按照江青的修改意见到补拍镜头。补拍镜头很快完成,不过李俊机会并没有把镜头加到公映的影片中,他被全国各地前来“取经”的同行占据了大量时间。而“忙于政务”的江青也无暇顾及影片的修改情况,最终这部影片保持了我们现在看到的保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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