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心组讲堂】戴木才：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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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宣部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 戴木才

　　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深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任务。党的十八大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这24个字，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容，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了基本遵循。

　　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面深化改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指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加快构建充分反映中国特色、民族特性、时代特征的价值体系，努力抢占价值体系的制高点。在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中，道德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我们要理直气壮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大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加强道德建设，坚持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坚持社会主义道德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一、中华传统美德的主要内容

　　我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思想上有大智，伦理上有大善，艺术上有大美，科学上有大真。中华民族，始终贯穿着“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向上、崇善的精神追求，形成了比世界上其他民族更为丰富、更具民族特色和举世公认的传统美德，素以“崇尚道德”“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

　　中华传统美德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厚的精神追求和最根本的精神基因，包含着人类社会道德发展的精髓，与人类社会发展方向一致，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具有超越时空、跨越国度的永恒价值，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和“魂”，是中华民族的标志性特征和传家宝。

　　中华传统道德以儒家道德思想为主体，包容开放、兼收并蓄，包括了道、墨、法、释等各家思想，内容丰富，博大精深。对于中华传统美德，我们可以从家庭、社会、国家、世界、自然等方面来概括提炼。

　　在家庭方面，强调尊老爱幼、父慈子孝、长幼有序、夫妻恩爱、兄友弟恭，崇尚“百善孝为先”“家和万事兴”，等等；

　　在社会方面，强调诚实守信、互助友爱、与人为善、成人之美、社会和谐，崇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等；

　　在国家方面，强调国家和民族大义、为政清正廉洁、亲民爱民，崇尚“天下为公”“为政以德”“精忠报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

　　在世界方面，强调民族之间要睦邻友好、以德服人、爱好和平，注重民族气节，崇尚“天下一家”“协和万邦”“讲信修睦”“和为贵”，等等；

　　在自然方面，强调敬畏自然、向自然学习、人与自然要和谐相处，崇尚“天人合一”“民胞物与”“道法自然”，等等。

　　根据我国传统道德思想“内圣外王”的思维方式，主张通过修身为本、践履躬行，把上述内容落实到个人品德和理想人格上。在个人品德方面，追求君子人格、圣贤人格，崇尚“仁者爱人”“见利思义”“见贤思齐”“浩然之气”“朝闻道，夕死可矣”，等等；在理想人格方面，追求至善至圣、刚健有为，崇尚“既仁且智”“从善如流”“知行合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等等。

　　中华传统美德的内容非常丰富。关于中华传统美德的主要内容，历来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是“仁义礼智”；有人认为是“礼义廉耻”；有人认为是“孝悌忠信”；也有人认为是“忠孝节义”；还有人认为是“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等。但最根本最凝练影响最深远的还是“仁义礼智信”。几年前，我们曾调查人民群众对“仁义礼智信”传统美德的认知情况。调查显示：71．9％的人听说过“仁义礼智信”；69．1％的人了解或了解其一些基本内涵；68。7％的人会以其衡量他人的道德水平；71．3％的人会以其要求自己；80．7％的人认为有现实意义。各项调查结果几乎都在70％以上。这说明“仁义礼智信”在我国影响深远，有广泛的群众基础。

　　

　　“仁义礼智信”是中华传统美德的内核，是一个完整的价值系统，对其他传统美德起着规范、统摄和导向作用。如孝悌、忠恕可以涵盖在“仁”当中；公义、廉耻可以涵盖在“义”当中；谦让、恭敬可以涵盖在“礼”当中，等等。离开“仁义礼智信”，就很难正确理解中华传统美德的内涵，也很难对传统美德做出价值判断。所以，“仁义礼智信”被认为是中华传统美德的主要内容。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历史上“仁义礼智信”既有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社会等级秩序的阶级性一面，其中包含封建性的糟粕，绝不能照搬照抄；同时，它又有维护我国古代社会起码的公共生活的公共性一面，其中包含民主性的精华，完全可以批判继承。列宁曾说，即使在阶级对抗的社会里，也存在着“数百年来人们就知道的、数千年来在一切处世格言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对待中华传统美德，我们既要看到其阶级性的一面，又要看到其公共性的一面，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变化和时代精神的进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进行创造性转化，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做到“古为今用”。

　　二、中华传统美德的形成过程

　　中华传统美德是伴随我国传统道德的产生、形成、演变而形成和发展的。我国传统道德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传统美德就是我们所说的精华；那些落后、过时的道德遗产就是糟粕。中华传统美德一般都蕴含在我国传统道德之中，我们应该进行历史唯物主义分析，批判地继承和发展。与我国传统道德的发展、演变相联系，中华传统美德的形成过程大致如下。

　　1．萌芽和奠基阶段。传说早在尧舜时代，就出现了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等一些初具道德色彩的概念。西周初期，周公提出了“以德配天”“敬德保民”“明德慎罚”的道德意识，强调道德的社会作用。春秋时期，已经提出了君义、臣行、父慈、子孝、兄爱、弟敬的做人“六顺”。战国时期，社会剧烈变革，动荡不安。代表各阶级、各阶层政治力量的思想家都试图按照本阶级、本阶层的利益和要求，对宇宙、对社会、对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提出各种主张。在思想领域，出现了诸子蜂起、百家争鸣的局面。当时的儒、道、墨、法等学派对道德本源、道德准则、道德评价、道德作用、道德修养等问题，作了比较深入的探讨，形成了不同的道德思想。

　　

　　儒家道德思想是春秋战国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道德思想，孔子、孟子是这一时期两个最关键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对后世中华传统美德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第一，对先前历史上零散、庞杂的中华道德进行了系统化。儒家道德思想确立了一个以“仁”为核心的道德规范体系，极大地丰富了中华传统道德，如提出了中庸、智仁勇、忠孝仁爱、礼义廉耻、智勇信敬、恕悌友善、和逊正庄、温良恭俭让、恭宽信敏惠等一系列德目。孔子突出“仁”与“礼”，孟子强调“仁”与“义”，以之统领其他德目，既突显了传统道德的核心，又易于为人们所把握；第二，把道德建设与国家治理、社会治理紧密联系起来。他们反复阐述“以德治天下”“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道理，推行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第三，高度重视道德教化，注重广泛传播自己的思想。儒家道德思想把道德视为保障国家安定、维护社会和谐、完善人格追求、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受到后来我国封建社会统治阶级和士阶层的高度重视，成为我国历史上的“显学”。

　　这一时期除了儒家，其他学派也为中华传统道德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如道家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倡“道法自然”“自然无为”；墨家主张“兼爱”，把“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看成道德原则，提倡过节俭的生活，提出“俭节则昌，淫佚则亡”；法家倡导“为公去私”“明于公私之分”。这些思想对后世都有一定的影响。

　　在儒、墨、道、法等各家思想中，为什么儒家最终成为我国封建社会推崇的正统思想?从历史唯物论看，这是多种因素决定的，具有历史必然性。一是适应了当时我国自然经济和新兴封建制度发展的需要。尽管曾有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文景之治”时期的“黄老学说”盛行，但还是出现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历史选择，而不是人为选择；二是儒家道德思想有深远的历史根基。儒家道德思想继承和发展了自我国道德产生尤其是西周以来重视道德教化和道德修养的主流道德思想，如孔子所说的“克己复礼”的“礼”，即为“周礼”；三是儒家道德思想最为系统、规范和成熟，其他道德思想都不能与之匹及；四是儒家广招门徒，孔子弟子三千，培育了一批研究、传播儒家道德思想的人才。

　　这启示我们，道德建设离不开道德发展的规律，离不开历史根源，离不开系统成熟的体系，离不开广泛的教育传播。

　　

　　2．系统化阶段。秦王朝灭亡后，汉武帝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高度重视儒家道德的社会作用，采取了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董仲舒通过对仁义礼智、孝悌忠信、仁义忠信等德目进行综合创新，提出了“仁谊礼知信，五常之道”，以推行教化、美善习俗、醇正民风。在东汉时期(公元79年)的白虎观会议上，儒家道德被确定为我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从此，儒家道德思想就成为我国古代道德思想的正统，对后来我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魏晋、隋唐时期，“仁义礼智信”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得到大力倡导，逐渐成为人们普遍认可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韩愈认为，仁义就是道德，道德就是仁义。到宋明清时期，“仁义礼智信”等中华传统美德从理论上得到了进一步阐发。如理学祖师周敦颐(北宋)建立了“以诚为本”的道德本体论，提出“诚”是“仁义礼智信”的根本；王安石(北宋)认为，道德就是“仁义”，就是“仁义礼智信，五常之全体”；程颢、程颐(北宋)把“仁义礼智信”的整体德目发展成为“五常全体四支说”，认为“仁”是全体、“义礼智信”是四支；朱熹(南宋)提出“仁包四德”“百行万善总于五常，五常又总于仁”，还提出了“孝悌忠信义廉耻”八德；王阳明(明代)强调“心即是理”，提倡“致良知”，认为“理”，尽全在人“心”，“理”化生宇宙天地万物，强调要知，更要行，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等等。

　　这一时期，中华传统道德的发展主要表现在：第一，进一步系统化。主要德目简明扼要、重点突出。如董仲舒的“五常”、朱熹的“八德”。第二，提供更加系统的理论基础。如董仲舒是个儒家，但他吸收了道家、法家、阴阳家的思想；宋明理学，既继承了孔、孟传统，又吸取改造了唐以来儒、释、道思想融合的成果，进一步把道德观与世界观、认识论融为一体，使儒家道德建立在更加系统的理论基础之上。第三，渗透到社会各个阶层。秦汉后，经过长时期教化，中华传统美德广泛走向民间，拥有深厚的民间基础，形成了全社会的道德共识。

　　宋元明时期是中国文化的又一个高峰，人们习惯上多以“宋明理学”来称呼这一时期的儒家思想。由于汉儒治经重名物训诂，至宋儒则以阐释义理、兼谈性命为主，因此有“理学”之称。宋明理学以儒学为主，同时，广泛借鉴了道家、道教和佛学思想。广义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九渊)王心学”，狭义理学专指程朱学派。在历史上，宋明理学对于塑造中华民族的性格特征起到了重要的积极作用，它重视主观意志，注重民族气节，自我调节，发愤图强，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同时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消极作用，如它以“三纲五常”维持专制统治，压制扼杀人的自然欲望和创造性，适应了统治阶级压制人民的需要。所以，鲁迅说中国封建社会几千年满口的“仁义道德”，其实就是两个字——“吃人”。由于宋明理学又称为“道学”，因此也被人们骂为“伪道学”。

　　

　　3．遭遇挑战并补充调整阶段。鸦片战争后，我国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亡逐步加深。我国资产阶级革命家和思想家在批判封建道德的过程中，用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改造和充实中华传统美德。如谭嗣同把“仁”看作是天地万物的本源是宇宙的普遍规律，但赋予它新的内涵，把商业活动看作是最“仁道”的行为；梁启超把封建旧道德与西方新道德作比较，认为封建旧道德偏重私德而缺乏公德，西方新道德更注重社会伦理和国家伦理，两者应结合起来；孙中山认为，近代中国落后，一方面是因为受到外国的政治经济压迫，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国人在修身上出了问题，倡导“替众人服务”“人类以互助为原则”的新道德，提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的新八德，等等。

　　五四时期，在救亡图存的过程中，我国进步思想家学习西方新思想，批判封建旧道德，沉重打击了统治我2000多年的封建礼教。提倡民主与科学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也为我国无产阶级新文化的诞生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用无产阶级新文化新道德批判继承我国传统道德奠定了思想基础。毛泽东同志指出，在五四以后，“中国产生了完全崭新的文化生力军，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的宇宙观和社会革命论”。

　　三、中国共产党对中华传统美德的继承和弘扬

　　我们党既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承者、弘扬者，也是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者、弘扬者。早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同志就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

　　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我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提出了批判继承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确立了“吸收其精华、剔除其糟粕”的“古为今用”的方针。我们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中国革命道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和改革开放新时期形成的社会主义道德，都极大地弘扬了中华传统美德。

　　

　　毛泽东同志是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杰出代表。毛泽东同志一生可以说深受中华传统美德的影响。毛泽东同志投身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起步于读湖南一师。当时，毛泽东同志遇到一位恩师，后来成为他的岳父，即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先生。杨昌济先生主教修身课，兼授西洋伦理学史，使毛泽东对中国传统道德和西方道德都有系统、深入的了解和思考。毛泽东思想的很多重要内容都直接来源于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智慧，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如“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就来源于我国古代“经世致用”的道德传统；如把民本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立场相结合，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如“刚健有为”，毛泽东同志自从走出韶山，就展现出了一种宏大的志向和奋斗精神；如“德教为先”，毛泽东同志一生特别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改造工作；如“为政以德”，毛泽东同志一生对党的作风、党的形象特别重视，一直都注重整顿党的作风；还有我们都熟悉的“老三篇”：《纪念白求恩》《为人民服务》《愚公移山》，可以说既是政论文，更是道德文章，文字虽然不长，但可以说动人心魄，绕梁三日。

　　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都大力提倡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如建设“小康社会”的提法来源于《诗经》《礼记》等我国古代典籍；“以人为本”的理念与“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贵君轻”等民本思想一脉相承；“和谐社会”的构想与“和而不同”“和为贵”相承接；生态文明建设与“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等相契合。还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与时俱进，自强不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艰苦奋斗”“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等传统美德都得到大力弘扬。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习近平总书记在多个重要场合反复强调，要传承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发展，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传统美德，弘扬时代新风，振奋民族精神。把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推进到了一个新高度，标志着我们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进入到又一个新境界。

　　

　　四、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需要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

　　当前，我国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时期。与此同时，人们的思想意识、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也必将经历一个深刻嬗变的过程。可以说，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具有极强的针对性和紧迫性。在实践中，最根本的是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按照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使中华传统美德与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相协调，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现代社会文明发展要求相一致，为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深厚的道德根基，为激励人们奋力实现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

　　具体来说，要处理好五个方面的关系。

　　1．正确处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关系。社会主义道德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如何确立中华传统美德在我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中的定位，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在我国现阶段，既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道德的主导作用，又要大力发挥共产主义道德的引领作用和中华传统美德的积极作用。中华传统美德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蕴含着永恒的、广博的、深厚的精神价值，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重要来源；经过创新它可以融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之中，成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重要内容；它是人们应当遵循的基本道德原则和道德规范，是一种德性品质和德性修养，应当是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重要基础。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应该明确把它定位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的基础性内容，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提供坚实的道德支撑。

　　2．正确处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作为上层建筑，传统美德必须适应经济基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我国经济社会发生了深刻变化。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应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确立起来的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和道德要求，摒弃不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德理念、道德准则和道德规范，并注入新的道德要素。

　　同时，应发挥传统美德对人的行为的积极引导作用。譬如，对道德的尊重、对人的生命意义的追求、对人的内在精神的肯定、对职责本分的恪守等，可以弥补市场经济中工具价值和功利价值所缺乏的人文精神。如仁爱思想可以整合各种复杂的利益诉求，抑制极端利己主义；如诚信思想有助于规范和整顿商业秩序；如见利思义、先义后利思想可以引导人们在高尚精神指引下追求利益，从而促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3．正确处理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的关系。德治与法治，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协调，其核心原则、基本要求和主要内容均应反映法律规范的基本精神，在价值原则和调控方向上，应与法律规范保持一致。

　　弘扬传统美德，一定要注意发挥法律规范的保障作用，使道德的劝导力与法律的强制力有机结合起来，增强全社会弘扬传统美德的自觉性。在立法时，要充分考虑弘扬传统美德的因素，把其伦理精神体现到法治理念中，甚至直接上升为法律规范。如诚信既是一种道德规范，又作为一种法律规范，已明确写入我国民法通则，这就大大增强了诚信道德规范的权威性和践行力。再如，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敬老、孝老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已成为一种社会焦虑，人们对这方面的期盼，不仅仅停留在道德层面，也呼唤法律的硬约束。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新增了“与老年人分开居住的家庭成员，应当经常看望，或者问候老年人(常回家看看)”的明确规定，就产生了很好的社会反响。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既要体现“贵德轻法”“德主刑辅”主张中“贵德”的价值，又要摒弃其“轻法”的局限，凸显“法治”的时代价值，强调“守法”是现代公民的基本要求。应当明确，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不是要动摇法治在现代国家治理体系中的根本地位，而是要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

　　4．正确处理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民族文化和民族道德是一个民族区别于其能民族的独特标识，我们要大力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美德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当然，道德都是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必然会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中华传统美德也同样如此。对待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传统美德，正确的态度应该是要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基础上，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区分精华与糟粕的根本标准要看是否有利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否有利于形成社会主义道德体系，是否有利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进步。符合这些要求的就是精华；否则就是糟粕。如“义”这一传统道德既包含道义、正当、适宜、公正的美德内涵，又包括“劫富济贫”“有仇必报”“哥们义气”等过时的含义，应该有鉴别、有扬弃，批判地予以继承；再如“节”这一传统道德，宋以前主要指一个人的“气节”和“节操”，宋以后，“节”这一美德过于强调妇女的贞节、守节问题，其中包括封建性、不人道的要求，应辩证分析，批判地继承和发展。

　　5．正确处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与借鉴人类文明成果的关系。世界各种道德文明在相互激荡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这是道德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华民族是一个兼容并蓄、海纳百川的民族，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不断学习他人的好东西，把他人的好东西化成我们自己的东西，形成了鲜明的中华民族特色。中华传统美德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只有在同世界各种道德文明的相互比较中，才能更加深刻、更加准确地概括其民族特色；只有在同世界各种道德文明的相互学习中，才能实现综合创新，推陈出新。所以，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必须正确对待人类的文明成果，正确对待西方道德。

　　继承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必须放眼世界，以开放、包容、博大的胸怀，以发展的视角审视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积极成果，一定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把真正反映人类发展需求的、先进的道德理念吸纳进来，积极进行道德创新，丰富和发展中华传统美德，做到与人类文明发展趋势相一致。要科学对待西方文明中的优秀道德成果，积极吸纳西方道德中的有益养分。如吸收人类文明成果中的民主、法治、科学、效率、公正等理念，使中华传统美德更好地与现代社会相协调。

　　当然，在这一过程中，要坚持精神独立性和主动性，不能不加区分、盲目地成为西方道德价值的应声虫，防止西方道德价值侵蚀和消解中华传统美德。如果没有自己的精神独立性和主动性，我们在政治、思想、文化、制度等方面的独立性就会被釜底抽薪。

　　

　　五、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中央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充分认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性，把这项任务摆上重要位置，把握方向，制定政策，营造环境，切实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

　　一是要切实把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全社会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任务。《意见》系统阐述了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指导思想、方针原则和基本任务，具有很强的指导性和操作性，为今后一个时期深入推进工作提供了基本遵循。我们要以高度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抓好《意见》的贯彻落实。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求体现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各领域，在全社会推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实际工作融为一体、相互促进。建立健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加强统筹协调，加强组织实施，加强督促落实，提高工作科学化水平。党的基层组织要在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方面发挥政治核心作用和战斗堡垒作用，筑牢社会和谐的精神纽带，打牢我们党执政的思想基础。

　　二是要注重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华传统美德中充分汲取营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从根本上说，文化软实力取决于核心价值观的感召力、吸引力和影响力。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为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提供了丰厚滋养，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繁荣，必须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传统美德是中华文化精髓，蕴含着丰富的思想道德资源。要认真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厚积淀，讲清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传统美德的历史承接，结合时代要求加以延伸阐发，彰显当代中国价值观念的深厚价值底蕴，形成崇德、向善的社会氛围，塑造兴国之魂，凝聚全民之力，建设中华民族的共有精神家园。

　　三是党员干部要带头模范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华传统美德十分强调为政者“以身作则”的模范作用。如孔子说：“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儒家还把为政者比作一个人的身体，把老百姓比作他的影子，认为“身正影必正”“未有身正而影曲，上治而下乱者也”。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仅仅是个人的事情，而且是关乎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大事。要培养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正确的立场、观点、方法，坚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共同理想，确立符合时代和社会发展要求的当代中国价值观念，形成正确的价值指向和价值标准，既要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又要做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模范践行者，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带好头，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为民务实清廉，以人格力量感召群众、引领风尚。

　　四是要在全社会抓好教育、渗透、熏陶、践行等环节。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在全社会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国民教育全过程，落实到经济发展实践和社会治理之中，开展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实践活动。在全社会大力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要遵循人的价值观的形成、发展的规律，要根据人的身心特点，注重养成，抓好渗透、熏陶、践行等环节。既要注重专门的价值观教育，更要注重把核心价值观渗透到日常生活之中。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转化为机关准则、企业规章、社区公约、乡规民约和学生守则，等等，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要以群众性实践活动和文化活动等多种形式为载体，引导人人参与、人人体验，逐步达到人人知晓、逐步认同、形成信仰。在把核心价值观转化为日常价值观方面，我国古代社会的“仁义礼智信”教育、美国的“多元、创新、乐观”精神教育、德国的政治教育和民族习惯教育、日本的“国民精神”教育、韩国的“爱国精神”教育、新加坡的“共同价值观念”教育值得我们借鉴。

　　五是要使国家和社会的制度设计逐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相符合。事实胜于雄辩。核心价值观只有真正做到体现于社会的基本制度之中，才会引导人们逐渐形成对核心价值观的信念、对制度的忠诚；制度与核心价值观相背离，会导致人们对核心价值观的质疑、对制度的否定。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始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真正做到体现于我国的社会制度之中，体现于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之中。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基本政治制度与公共政策设计，包括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行政体制、人才制度、教育制度、医疗制度、社会福利制度、婚姻制度、就业制度、住房制度等都要努力做到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相符合。凡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相符合的既定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公共政策，要下大力气修改，或逐步取缔；新制度新政策的制定要经过广泛讨论、充分论证，做到基本符合核心价值观的起码要求才予以实施。只有紧密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联系，扎根于现实生活，并通过制度固化下来，循序渐进，才会真正被广大人民群众所认同、所信服，逐渐转化为人们的内在信念和自觉行为，才能保持旺盛的生机与活力。

　　六是要高度重视和充分发挥网络的引导作用。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传播的主渠道作用，让不同类型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和文化活动成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生动载体，要注重大力建设弘扬中华传统美德的网上传播阵地。新技术、新媒体的广泛应用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提供了巨大契机和新的广阔空间。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达6.18亿，互联网普及率达45．8％，超过世界平均水平，手机网民达5亿。互联网已覆盖我国所有县级以上城市，超过99％的乡镇、86．7％的行政村开通了宽带。现代新技术、新媒体传播力巨大，是新的生产力。有人预言，它不仅将改变人的阅读方式，还将改变人的生存方式和工作方式，称之为数字化生存。有人说：“80后是电视的一代，90后是互联网的一代，00后是移动互联的一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谁抓住了新技术、新媒体，谁就抓住了未来。要适应互联网快速发展的形势，善于运用网络传播规律，把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到网络宣传、网络文化、网络服务中，推动网络化传播，占领网络阵地，形成网上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浓厚氛围。

　　（摘自《党委中心组学习》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