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红楼梦评价(精选5篇)

　　新版红楼梦评价范文第1篇

　　《红楼梦新补》评批本，最近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发行。

　　《红楼梦新补》是张之先生遵循《红楼梦》前八十回的伏笔，依据脂砚斋的批语提示，参考红学研究成果创作而成，上世纪80年代初由山西人民出版社首次出版后，周汝昌先生撰文高度评价，并成为后来台湾礼记出版社繁体字竖排本、河南人民出版社加注本的“代序”。这次出版评批本，张之先生又增加了贾政求签演绎周易一节（第88回），并有其他相应改动。

　　初版《红楼梦新补》影响广及海内外，但体例上却不像曹雪芹著《红楼梦》前八十回带有诸多可资读者加深理解正文的脂砚斋批语。评批本《红楼梦新补》则弥补了这一缺憾。该书的评批者是周汝昌先生题写书名、作家出版社《真伪鉴红楼》作者唐孝方的批语散见于回前、回后暨正文之间，或指其与前书的联系，或揭其与脂批的照应，有阐发、有解疑、说得失、论短长，给读者理解此书提供了大量信息。

　　新版红楼梦评价范文第2篇

　　现代汉语论文开题报告及格式

　　开题报告

　　题目：《浅谈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性》

　　姓名：自己名字

　　指导老师：老师名字

　　专业：汉语言文学教育

　　系别：中文

　　年级：自己年级

　　1课题论证

　　(1)国内外研究现状

　　中国的两大世情小说《红楼梦》、《金瓶梅》。对他们的研究是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中的两大学术热点。被称为中国第1奇书的《金瓶梅》从106世纪末问世后，研究者1开始不是很多，但是随着中国学术的从古典向现代转型，随着小说价值观念的变革与更新。对《金瓶梅》的研究渐渐的由微入深，被学术界称为“金学”。并受到国外学者的高度重视。现如今的外文译本有英、法、德、意、拉丁、芬兰、俄、日、朝、越、蒙等10几多种文种。对其做出了各方面的重大研究，并称其为中国通俗小说的发展史上1个伟大的创新。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并对其的创作时代、作者，及其所要暴露的社会矛盾和小说中所剖视扭曲的人性、悲剧性，性的描写，人物性格的刻画，语言的运用，并对其形成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有着10分明显的继承和发展的关系。《红楼梦》是《金瓶梅》的1个重大的突破。引起了众多的人对《红楼梦》的评论和研究的兴趣，并形成了1种专门的学问——红学。《红楼梦》这部伟大的作品是属于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的。《红楼梦》在国外有多种的译本：英、法、日等10几种语种的译本。并且国内外众多的评论者对其版本、作者，以及其的社会悲剧，人生悲剧，爱情悲剧，人物性格，个性化的文学语言，写实与诗化的融合，浑融1体的网状结构做出了大量的归纳和探究。然而，贾宝玉与西门庆作为是《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两位男主人公。国内外的众多评论者都对其2人的人物形象，语言风格，现实原型，性格内涵，性的体验，个人悲剧等都做出了归纳和探究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及格式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及格式。《红楼梦》作为是《金瓶梅》的1个延续、1个发展，它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有着1定的联系，对其2人的研究在今后应趋向于2人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的诠释及分析。

　　(2)现实意义

　　《金瓶梅》作为是中国的第1奇书，自问世以后，就为中国的世情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并且把我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划分成了才子佳人的故事和家庭生活为题材描摹世态的及以社会生活为题材、用讽刺笔法来暴露社会黑暗的两大派系。而《红楼梦》在批判的继承了《金瓶梅》的才子佳人小说的创作经验后又有了重大的突破。成为了世情小说最伟大的作品。在“54”文学革命者做出了新的评价，鲁迅等阐述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和杰出成就后，使《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精神得以回归。直到现在，《红楼梦》、《金瓶梅》仍是许多作家永远读不完、永远值得读的好书。成为中国作家创作出高水平的作品的不可多得的借鉴品。然而，探讨两大名著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的悲剧性，可以对两大名著中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悲剧更好的认识和了解，以供后人借鉴。从而启发后世的世情小说的创作，使今后的世情小说创作中的人物悲剧性达到1个更高的巅峰。

　　2方案设计

　　(1)总论

　　没有《金瓶梅》就写不出《红楼梦》，从《红楼梦》与《金瓶梅》题材类似的角度引出中心论点。

　　(2)分论

　　全文分3个部分

　　第1部分：阐述西门庆的悲剧性

　　西门庆1个市井无赖、流氓、淫棍，1个精明的商人，靠着他对金钱的占有肆意的挥霍、放纵，以自我为中心来实现他对肉欲放纵，及其通过金钱获得了强大的权利，随意的鄙弃人间，在此背后所体现出的社会的黑暗、腐败。构成了其特有的社会悲剧、人类悲剧、男人的悲剧。

　　第2部分：阐述贾宝玉的悲剧性

　　贾宝玉1块晶莹剔透的宝玉1个显耀的贵族，他的个性、他的自我、他对女孩子的尊崇迫使他与封建传统相背道。他作为荣国府的唯1继承人，他肩负着荣国府的全部希望。但是他自身的性格特点，使他成为了“大逆不道的不肖子。”

　　第3部分：论证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与贾宝玉、西门庆的悲剧性

　　传统的价值观、传统的伦理观，在贾宝玉与西门庆的行为中被肆意的践踏，新兴的与传统的极大的对立，但是封建的旧势力是无比强大的，最终，贾宝玉是失败的，西门庆是失败的，形成1个永恒的悲剧。

　　(3)总论

　　总括全文，证实论点

　　3计划进度

　　第1阶段：2007年10月20日——2007年12月18日阅读文献，收集资料

　　第2阶段：2007年12月19日——2008年1月6日拟定写作提纲

　　第3阶段：2008年1月7日——2008年3月31日撰写初稿

　　第4阶段：2008年4月1日——2008年5月11日修改定稿

　　4参考文献：

　　[1]管曙光编：《金瓶梅之迷》，中州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

　　[2]明/兰陵笑笑生著，司徒博文译：《金瓶梅》，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3]清/曹雪芹、高鄂著，张秀枫主编：《红楼梦》，时代文艺出版社，2000年版。

　　[4]清/曹雪芹著，杨国祥、杨德宏主编：《红楼梦》，长春出版社，1995年版。

　　[5]张国星编：《鲁迅胡适等解读〈金瓶梅〉》，辽海出版社，2002年版。

　　[6]尹恭弘著：《〈金瓶梅〉与晚明文化》，华文出版社，1997年版。

　　[7]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8]严明、田晓春等编著：《中国古代文学史(2)导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汉语言文学专业本专科生毕业论文开题报告及格式论文。

　　[9]张炯、邓绍基、樊骏主编；《中华文学通史》第3、4卷，华艺出版社，1997年版。

　　[10]张国星编：《胡适鲁迅王国维解读〈红楼梦〉》，辽海出版社，2002年版。

　　[11]智喜君著：《〈金瓶梅〉与欲》，辽海出版社，200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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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张业敏著：《〈金瓶梅〉的艺术美》，教育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

　　[13]张国风著：《〈红楼梦〉趣谈与索解》，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14]朱1玄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新版红楼梦评价范文第3篇

　　论文摘要：王蒙是当代著名作家，也是一个批评家，他的文学批评内容贯通古今。本文欲通过对他的批评内容的梳理和分析，以深化对其文学批评领域的研究和认识。

　　王蒙，河北南皮人，1934年10月生于北平，当代作家。1953年创作长篇小说《青春万岁》，1956年发表短篇小说《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由此被错划为右派。1963年起赴新疆生活。王蒙是“20世纪中后期中国文坛颇具影响力的作家和理论家”①，也是“当代首屈一指的文学批评家”②。笔者此篇论文就意欲从他的文学批评的内容方面进行深入探讨。

　　王蒙文学批评的内容可分为：一、对作家作品的批评；二、对当代文学现象的批评。下面对这些问题进行详细论述。

　　一、对作家作品的批评

　　（一）对古典文学作品的批评

　　1、对李商隐诗的研究。王蒙有《雨在义山》一文，其中对李商隐诗中的意象进行了深入挖掘，并对其“无题”诗展开精辟论述。就王蒙的李商隐研究，温州师范学院的黄世中认为，王对李商隐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研究的当代性，二是对李商隐“无题”诗提出了“五层次研究说”，三是特别重视对李诗歌所反映的心象的探求，提出了“混沌的心灵场”的见解。他认为李商隐 “以其诗人的特殊敏锐力，在研究方法论上给予学界许多有益的启示，那就是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感悟与理性的统一，摒弃学院式的考试又不离传统，引进新方法论又自出机杼”③。

　　2、对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研究。著名红学家冯其庸认为，王蒙的《红楼启示录》在《红楼梦》研究已经碰壁、走进死胡同的情况下，不仅对读者是启示录，对整个中国的红学研究也是个启示录，“王蒙对《红楼梦》的点评是当代红学研究最卓著的成果之一，王蒙也被读者和红学界誉为当代最著名的红学家” ④我们可以从王蒙收录在其新世纪讲稿中的几篇文章中有所发现。2003年在文津讲坛发表的《纵横谈》中他谈到了：一、红楼梦的人生性，由鲁迅的“悲凉之雾、遍被华林”引出了红楼梦带给人生的一种悲凉感、荒谬感和罪恶感；二、红楼梦的总体性，超越了中国文学自古以来以道德教化为标准的观念；三、开放性；四、本体性，《红楼梦》表达了人生的本身；五、原生性和可比照性。2004年8月在现代文学馆的演讲《的自我评价》中，王蒙从小说与荒唐言、人生与辛酸泪等方面对《红》展开人生、生命审美价值论的探讨。同年10月19在青岛海洋大学“红楼梦周”上作的《红》中的政治的演讲，概括了《红》的政治主题、政治人物和政治事件等，开辟了《红》研究的新领域、新视野，适当的弥补了红学研究中的空白。

　　（二）对当代作家作品的批评

　　1、对王安忆早期作品的批评。他在《王安忆的“这一站”和“下一站”》中写道：“王安忆是用自己的坦诚和独特的目光去看生活的，从她的作品里，我们可以感受到它对于生活的温柔的、不能不说还有些天真的幻想，以及她对于自己的幻想，对于青年人的热情的遭际，对于一切冷暖炎凉的十分敏感…她的叙述大胆而又细腻，温情而又冷静，含蓄而又饱含着内在的紧张、焦灼。”（第351页）在《漫话几个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中，概括了“王安忆常常用一种单纯的、甚至是天真的语调，去探寻生活深处、人心深处、社会关系深处的细微信息”（第400页）。而且王蒙还发现王安忆是“怀着‘善’来写‘恶’，用善来照耀恶。”（第408页）

　　2、对张承志的批评。王蒙认为张承志作品的特点在于其中张扬着一种抑制不住的火热的情思，但也客观地指出了它的不足之处：“张承志的作品有时失之艰涩，缺少让生活本身发言”，并通过与王安忆的比较，得出他的作品没有王安忆作品中有一种生活与情感的升腾与浓聚的特点。

　　3、对铁凝和张辛欣的评价。前者，王蒙指出其有细致入微的艺术感受和语言的天籁感；对于后者，认为她有“‘独特’的对于生活的理解和感受，对人们的心灵的一次认真的冲击、认真的挑战”。

　　二、对当代文学现象的批评

　　（一）对 90年代“人文精神”大讨论的批评

　　人文精神讨论是90年代波及面最广的一场大讨论，其主题是社会转型期知识分子价值取向和精神立场的问题，其触发点是在市场化、商品化的大潮冲击下，文学和人文精神是否存在危机的问题。这场讨论由王晓明和他的博士生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明的讨论记录《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引发，它质疑了文学的现状，认为“文学的危机实际上暴露了当代中国人文精神的危机，整个社会对文学的冷淡”。⑤ 　对“人文精神”的这场大讨论在当时可说是众语喧哗、唇枪舌剑、相持不下。像陶东风、王德胜、王晓明、党圣元、张德祥、张志忠、王彬彬等人纷纷发文立说，各抒己见。当众多学者振臂高呼“人文精神失落”的同时，王蒙坚持认为应该首先弄清失落的是什么，他进而非常清晰地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本来没有什么人文精神，也无从谈什么“失落”，“失落”的或许只是一部分人认准的那一种人文精神罢了。人文精神大讨论留给我们的思考是无穷无尽的，我们应该在深刻反思过去的基础上，继续关注中国社会的精神文明发展与人类的信仰问题。

　　（二）对以王朔为例的“玩文学”现象的批评

　　在90年代的自由作家中，王朔，是市场化写作的代表。他的作品充斥着油腔滑调、玩世不恭，对一切传统信仰与价值进行颠覆与解构。王蒙于1993年《读书》杂志第一期发表《躲避崇高》一文。他说：“作品体现着一种社会的、道德的与审美的理想，体现着一种渴望理想与批判现实的激情。”在这篇文章中，王蒙为王朔辩护，肯定是生活先亵渎了神圣，后才出现了王朔的玩世言论和玩文学。王爱松在其著作《当代作家的文化立场与叙事艺术》中认为，王蒙对王朔一定程度的认同“有自我认同的成分在内”。但他并非完全赞同王朔，他不满于王朔的是王朔“在倾倒澡盆里旧的污水时，将孩子也倒掉了。”（第63页）王蒙反对将理想、信仰、崇高绝对化。他从“躲避崇高”的主旨出发，赞同适应四项原则与市场经济并且亵渎神圣的玩文学。因为“王朔的玩世言论是对红卫兵精神和样板戏精神的反动”（第297-298页）， 但同时，王朔的“顽主们”的言行又是“对红卫兵精神和样板戏精神的一种继承”。

　　三、结语

　　综上而言，王蒙的文学批评可谓丰富又全面。他关注中国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关心青年作家的成长，积极参与当代文学现象的讨论。本文对他的文学批评对象作一粗浅梳理，还望读者据此对他的文学批评有一浅显认识。

　　注释

　　①汤振纲，《从“中心”走向“边缘”——论王蒙文学观念的转变》，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47卷第4期，第56页；

　　②《王蒙文学创作国际学术研讨会述要》《文学评论》2004年第1期，第190页；

　　③④（同上，第191页）

　　⑤黄曼君，《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册），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812页；

　　参考文献：

　　[1]《王蒙选集》第四卷，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5月第1版

　　[2]王蒙 《王蒙文存：文学:失却轰动效应之后综论 代言 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9月北京第1版

　　[3]黄曼君 《中国20世纪文学理论批评史》（下册），中国文联出版社，2002年1月第1版

　　[4]王爱松 《当代作家的文化立场与叙事艺术》，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5月第1版

　　新版红楼梦评价范文第4篇

　　清代后期文人称《红楼梦》研究为“红学”，具有戏谑的意味，当时将它视为一门真正学问的人很少，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红学”一词的出现虽然比较晚，而《红楼梦》研究与《红楼梦》的本身出现几乎是同时的。最早对本书进行研究的是脂砚斋等。脂砚斋的评语是《红楼梦》研究的最早成果。这是清代红学的第一时期。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和高鹗刊行一部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以后，此书的影响即扩展到全国各地。从此便出现各种各样的红学论著，如书上加的评点、序跋、专题评论、题红诗词、戏曲、笔记小说等等，丰富了红学的内容。这些是清代红学第二时期的主要内容。

　　中国的近代时期，按照比较普遍的说法，包括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近八十年时间。中国近代小说的理论批评，大致上以“戊戌变法”为界，可以分成前后两期。前期总体上不出于传统的范畴，到了后期，随着梁启超等人所主张的“小说界革命”的强烈影响，出现新的概念，新的探索。

　　近代知识分子对《红楼梦》的看法，虽然具体上来讲，每一个红

　　学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批评方式和内容，但按照他们观点的新旧问题来分，也可分成两种不同的方式。一个是明末清初以来小说批评界一时盛行并保存下来的传统批评方式，如评点批评，一个是由西方小说的冲击而引起的在小说界革命的影响之下所产生的新的评论方式。

　　在近代红学史上，属于前者的红学家，为数不少，他们的红学成就可说的东西很多，对当时社会的影响也比较广泛。譬如王希廉、张新之、姚燮、陈其泰等都是评点派的主要人物。这些人虽然在当时文坛上没有很高的地位，本身并不是高级知识分子，但在红学史上都可以称得上红学家，因为他们每一个人在他们的生平中相当多的时间投入在《红楼梦》的评点工作里，最起码花了几年，甚至也有一辈子都从事评点《红楼梦》的。他们是清代后期大量涌现出的“红迷”当中脱颖而出的人物。他们所作的评点工作，在当时或稍后的清代末年引起相当广泛的影响，曾出版过很多次的评点版本，但是，他们的观点、他们的批评方式已经不是新时代所要求的。因此在新的时代，到了20世纪以后这些评点批评逐渐衰落，再无人问津。

　　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代替他们的新的知识分子。他们的政治地位比较高，在文坛上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他们的小说观点对社会的影响力非常大。但他们对《红楼梦》的研究，还不如前一个时期的红学家那么迷恋深入，对《红楼梦》文本未曾评点过，没有更详细地统计书中人物和事件的年月。不过他们把《红楼梦》摆在世界文学的队伍上加以评价，和西方国家的名作小说加以比较，认为这部中国小说的代表作可以与西方的第一流小说比肩，从西方文艺理论的方法与角度衡量，《红楼梦》不失于一部第一流小说。因此他们都骄傲地宣布《红楼梦》是一部“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的作品，是一部“绝大著作”，一部“宇宙的大著述”。前一个时期的红学家也有不少给予《红楼梦》极高评价，如王希廉所说的“神圣同功”，姚燮所说的“空前绝后之书”，但这些评价的影响还不如后来新进知识分子的一句话。因为这是他们站在世界文学的广度上加以评价，在古今中外文学史上加以比较之后得出的结论。这些近代知识分子分别是黄遵宪、梁启超、侠人、王国维等著名的文学大家。

　　民国十年(1921)胡适发表《红楼梦考证》，在文坛引起了强烈反响，当时顾颉刚就说此后的红学为“新红学”，那以前的红学叫做“旧红学”。因此学术上习惯称清代红学到民国初年的红学为旧红学。但我们要搞清楚的是，所谓新红学的来源还是在近代红学基础上。近代后期，尤其在“戊戌变法”以后的红学所呼吁的，直到新红学时期仍有非常广泛的影响。“五四”以后，和其他的学术方面一样，为了提高自身的学术地位，为了新的学术体系的确立，表面上一概否定“五四”以前的学术成果，一概否定旧的文学成果。但现在看来，文学是不断发展的，学术研究也没有当时一些人所说的那样中断了很长时间后又重新发展起来的。我认为19世纪末年开始逐渐发展的近代文学和近代学术，一直延续到现代。近代红学的发展道路也是一样的。 　二、清代后期传统方式的《红楼梦》评点

　　鸦片战争以后的近代中国社会逐渐开始有些变化，社会各分野慢慢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省以及对西方先进文化的关注。当时已经有人，如龚自珍，洞悉巨变将临，国亡无日，因此高呼求新求变，希望唤醒世人。求新求变是近代文学最大的口号，近代就这样开始。但在文学领域里，变化仍然很慢，很少。到这个时候，传统方式的评点批评虽然已开始走向衰落，没有产生过文学史上难得的名著。但它仍然不失为一种一般读者非常喜欢看的读物，当时还有很大的市场，还有很厚的读者层。因此这些评点批评，仍然在红学史上出现得不少。

　　(一)王希廉

　　在近代初期，红学史上最驰名的著作应该是王希廉(生平未详，号护花主人)的评点本。他的评论收录于道光十二年(1832)所刊行的《新评绣像红楼梦全传》中。书名上题“新评”，可能对《三让堂本》等的“批点”而言，意味着全面地重新加以评点。此书中的《红楼梦批序》、《总评》、《分评》等都由王希廉写的，但此书也收录当时其他红学家的评论文章，如涂瀛(读花人)的《人物赞》与《红楼梦问答》，梅阁的评语，黄琮的《大观园图说》等，可以说此评点本是当时一些文人的红学结晶。

　　王希廉的红学观基本上坚持传统和保守的立场。他认为《红楼梦》虽然属于“小说”一类，但在劝善惩恶，宣扬仁义道德上，并不逊色于“大言炎炎”的经史诸子书。他的这一种态度，在小说正文的评点中也有透露，如第二十三回说：“宝玉一见小说传奇，便视同珍宝，黛玉一见《西厢》，便情意缠绵，淫词艳曲，移人如此，可畏，可畏!”他的保守性也可以从当时的钗黛之争中他为薛宝钗辩护的态度上可以看出。吴克岐的《忏玉楼丛书提要》中虽说他“大致持论和平，于林薛之间，力事调停，遂使尊林者流群起诟之”，但由此反而可以看出他主张偏向于薛宝钗。他曾指责黛玉“一味痴情，心地褊窄，德固不美，只有文墨之才”，而认为宝钗却是贾母与元春之外，唯一的“有德有才”之人。

　　在某些基本态度上，他的确是从教化观点出发把这本小说看成劝善惩恶的作品的，但从全书的分量上考虑，大部分的评语还是针对故事情节和写作技巧而发的。因此在没有全面地整体地分析和探讨王希廉评语之前，一概抹杀它的价值，似乎有点不合理。在王希廉的《护花主人批序》中可以看出他的小说观的一面。小说是描写生活的一部分或一方面，所以说“小”，但是从这一个小部分也足以反映全体的道理来说，它又并不“小”，正如“以管窥天，管内之天，即管外之天”一样。这实际上已经接触到文艺创作以个别来概括一般以典型来反映生活的基本特征。他又从解释“葫芦”一词的含意探讨全书的主题思想，说这部小说是事实上隐去真事和真姓名以假托小说人物，表现出“人生如梦，幻境皆空”的作品。这也可以说王希廉评《红楼梦》时坚持的基本思想。

　　(二)张新之

　　张新之(生平未详，号太平闲人)的评点本《妙复轩评石头记》，完成于道光三十年(1850)，但一直以抄本的形式流传，到了光绪七年(1881)才由孙桐生加以整理在湖南刊行，题曰《绣像石头记红楼梦)。他的红学观散见于《红楼梦读法》和回末总评以及行间夹批中。他认为《红楼梦}是一部以小说的形式来敷衍性理的作品，也是一部宣扬《周易》的道理和儒家教义的书。张新之在他的《读法》中说：

　　《石头记》乃演性理之书，祖《大学》而宗《中庸》，故借宝玉说：“明明德之外无书”，又曰：“不过《大学》，《中庸》”。是书大意阐发《学》，《庸》，以《周易》演消长，以《国风》正贞淫，以《春秋》示予夺，《礼经》，《乐记》融会其中。《周易》，《学》，《庸》是正传，《红楼》窃众书而敷衍之是奇传，故云“倩谁记去作奇传”。(《红楼梦卷》第153—154页)

　　他的观点非常明显，他把这一部《红楼梦》和儒家经典相比拟，认为此书的主要思想根据是盛行一时的王阳明的儒学思想。《大学》里的“明明德”的观念，除了这个《读法》之外，在本文评点中也屡次提到。由于把重点放在修心上，心可以理解为个人意识，在某些评论中，张新之把小说里一些有中心意义的图像，例如宝玉神秘的石头以及其他王器，看做“心”的象征。他说“明明指出‘性’字，隐然演出‘心’字”，”石头是人，是心，是性，是天，是明德”。另外张新之还认为通部《红楼梦》，无非是《周易》的道理，他又运用阴阳五行说来分析《红楼梦》中主要人物之间的关系。张新之的红学观，现在看来，当然有些勉强，缺乏说服力，但在当时这也是一种批评方式，在一定范围之内有一定的影响。大部分学者对张新之评点的评价是否定的，认为他的评点是“牵强附会，令人啼笑皆非的评论”(郭豫适)，或是对作者本意的“一种极大的歪曲”(韩进廉)。但美国汉学家浦安迪却说应该认真对待张新之评点，要了解当时这类以儒学为基础的解释小说的方法，虽说不合于作者的原意，但对后来的读者有相当的影响，这一点我们不应忽略。

　　张新之评本是光绪七年(1881)由孙桐生出版的，此后不过三年的光绪十年(1884)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增评补像全图金王缘》出现了，据考察此本以《张新之评本》为主，把王希廉和姚燮的评点及评论文章重新加以安排整理的。这本三家评本在当时非常流行，清束民初不断地出版流传。

　　(三)姚燮

　　在《红楼梦》三家评本里收录的评点作家当中，最后一位是姚燮(1805—1864，号大某山民)。他是一位学问渊博、才华横溢、著述丰富的文人。在六十年的生涯中，他留下来各种著述八百余卷 (评点除外)。姚燮的文学研究的成就，主要在戏曲研究和《红楼梦》的评点上。他的《红楼梦》评点，可能成于咸丰年间，有《蛟川大某山民加评红楼梦》一百二十回，后与王希廉评本合编，从《增评补图石头记》看出，后与王希廉、张新之三人合评的《增评补像全图金玉缘》，在光绪年间一再翻印，十分流行。他的评点中对小说的人物描写、结构艺术、语言特色等加以评论，而大部分比较简单，但他特别重视每个故事的发生时间，比较详细的考证整理出来。因此后人评价说：“山民殆谱录家也”。

　　他另外撰写《读红楼梦纲领》(民国以后铅印本改题为《红楼梦类索》)，书中内容包括《人索》、《事索》、《余索》三种。这是对小说作品中的人物、器物、艺文以及人物的生日、府中人物的月费、财数等等各方面的统计文章，是在其他红学文章中比较少见的一种资料性的成就。他的评点本中收录的总评八十条，其中四条是姚燮所写，而其他七十六条实际上是姜祺的文章。这个评论来自姜祺的《红楼梦诗》一百四十四首的附批，都是咏书中人物的。姚燮对《红楼梦》是极为推崇的，以至称它为“空前绝后之书”，他不像护花主人王希廉那样平允，也不像太平闲人张新之那样归之于玄理，而是略带着一种偏激之情。

　　(四)陈其泰

　　除以上三家评本的作者之外，再值得提的是陈其泰的评点批评。陈其泰(1800—1864，号桐花凤阁主人)的评点本《桐花凤阁评红楼梦》在长期仅抄本流传，直到20世纪80年代公开出版。陈其泰评点《红楼梦》时，最有影响的是涂瀛的《红楼梦论赞》，因此他的红学观，也基本上与涂瀛相同。他继承涂瀛所主张的《红楼梦》为宝玉自况的观点和写情说的看法，作了进一步的分析。他认为一部《红楼梦》，“尽此一情字”，再对宝玉的情的本质细心考察，他的结论大致有二，其一，“情”的本质是重在知心，不在淫欲，其二，情的表现形式是“爱博”与“情专”相统一。陈其泰的身世与曹雪芹略有相似之处，因此他的评点内容，也是作为一个失意文人，带着满腔的怨愤来体味这部小说，因此颇能窥见原著的真精神真价值所在，他与前面的三位评点家有所不同，能摆脱封建卫道者的正统立场，这是陈其泰评点的一大特色。 　三、近代知识分子的《红楼梦》读法

　　近代知识分子对《红楼梦》的看法是各色各样的，但基本上还是站在肯定的立场。极少数的文人中也有人认为中国小说还不如西方的第一流小说。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不管是否将中西小说加以比较，都极赞《红楼梦》的伟大，认为《红楼梦》为中国文学的极上品，保持着非常骄傲的态度。在此我仅以近代较著名的几位知识分子为例，探索近代中国文人的红学观。

　　(一)黄遵宪

　　黄遵宪(1848—1905)是近代的一位高级知识分子，他摆脱了传统的小说观念，提出新的小说观，引起后来学界的注目。他在驻日本大使馆当参赞的时候，已经注意到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的社会变化，主张中国也要通过维新进行社会改良，同时强调文学也需要改良变革。他在日本经常和日本文人交流，讨论许多问题。他在1887年完成的《日本国志》中，总结日本的维新经验，以之作为中国改革的蓝图。

　　他在中国驻日本大使馆当参赞职位的1878年9月6日和一些日本文人进行笔谈记录见于他的《戊寅笔话》中。他们谈的是中日两国小说代表作。两位日本文人和两位中国知识分子包括黄遵宪进行的笔谈内容如下(文中的鸿斋是石川英，桂阁是源辉声，均为日本人，桼园是王桼园，公度则黄遵宪)。

　　鸿斋：民间小说传敝邦者甚少，《水浒传》、《三国志》、《金瓶梅》、《西游记》、《肉蒲团》数种而已。

　　公度：《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恨贵邦人不通中语，不能尽得其妙也。 (这时候，桼园来了)

　　泰园：《红楼梦》写尽闺阁儿女性情，而才人之能事尽矣。读之可以悟道，可以参禅；至世情之变幻，人事之盛衰，皆形容至于其极。欲谈经济者，于(此)可领略于其中。

　　公度：论其文章，直与《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并妙。

　　桂阁：敝邦呼《源氏物语》者，其作意能相似。他说荣国府，宁国府闺阁，我写九重禁庭之情，其作者亦系才女子紫式部者，于此一事而使曹氏惊悸。

　　鸿斋：此文古语，虽国人解之者亦少。

　　公度：《源氏物语》，亦恨不通日本语，未能读之。今坊间流行小说，女儿手执一本者，仆谓亦必有妙处。

　　新版红楼梦评价范文第5篇

　　    影视剧作为一种全新的文化传播形式,必然具有商业性、大众性和娱乐性的特征。近些年来,为迎合高收视带来的高收益,降低新剧本创作带来的风险,许多影视剧创作者开始翻拍经典,拍摄了众多的名着改编题材影视剧,例如以金庸同名小说改编的《笑傲江湖》(2013)等。在电视荧屏狂轰滥炸的包围下,我们不得不对这种形式的名着改编进行审视。随着电视剧领域市场化的深入,影视剧创作逐渐显示出脱离精英化趋向娱乐化的趋势。刘彬彬在其《中国电视剧改编的历史嬗变与文化审视》一书中曾提出,当前的电视剧改编应归纳为三类:“照编法”、“整编法”和“创编法”。“创编法”电视剧比较着名的比如《康熙微服私访记》系列,《宰相刘罗锅》等,虽为“戏说”,却是大众文化的优秀产物,传播健康向上的大众审美。“创编”虽有戏说的成分,但这不代表所有脱离原着精神的戏说作品都有艺术价值,这需要我们区别对待。

　　    《红楼梦》作为四大名着之首,历年来不乏对其进行的改编,无论是电影、电视剧还是戏曲,都演绎出了対《红楼梦》不同的审美。为更全面的分析影视剧改编过程中的得与失,笔者选取了影视剧改编中最经典的87版《红楼梦》和2010年的新版《红楼梦》为比较研究对象,试图从经典入手,观照当代影视剧改编中的不足,窥见名着题材影视剧值得我们反思的地方。87版《红楼梦》由中央电视台和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组织摄制,由王扶林担任导演,吸收众多红学家的思想精华,历时三年拍摄完成。在内容上,87版红楼梦仅选择以曹雪芹所着的《红楼梦》前八十回为蓝本,创作了电视剧的前29集,而后7集则是根据前八十回中曹雪芹所着的伏笔、脂砚斋的点评以及众多红学家对《红楼梦》后四十回内容的研究进行创作的。导演王扶林将主流思想及个人的创作风格与《红楼梦》的电视剧改编相融合,创作出了既符合时代要求又具有精英文化色彩的电视剧作品。在演员选定上,87版《红楼梦》更是举全国之力,创大规模海选的先河,这些经过层层筛选后的演员,在电视剧播出后,因他们深入人心的形象得到观众的一致认可。87版红楼梦凭借优秀的创作思想和演职员的共同努力及卓越的后期制作,成为观众心目中《红楼梦》的影视剧改编中不可超越的经典。

　　    新版《红楼梦》在创作风格上沿袭了李少红导演唯美的创作风格,力求展现一种浪漫高雅的诗意景象,这也是整部电视剧最突出的特色。众所周知,小说《红楼梦》是曹雪芹先生的古典名着,全书一百二十回,学术上普遍认同的观点是,前八十回为曹雪芹先生所着,后四十回遗失,现今流传的《红楼梦》小说后四十回为高鹗所续。而高鹗所续后四十回,历年来为红学家争论的热点,虽未能尽如人意,但基本上继承前八十回的悲剧精神。并且历代续作版本层出不穷,唯高鹗所续后四十回流传至今,可见高鹗的续作同样具有艺术价值,需要进行辩证的阅读分析。所以在进行影视剧改编的过程中,版本的选择就成了首要问题。87版《红楼梦》只选用了由曹雪芹先生所着的前八十回,并且前八十回的内容也有一定的删改。突出的删改情节有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颇有文采的“海棠诗社”以及与秦钟相关的章节等。

　　    甄士隐梦幻识通灵和宝玉梦游太虚幻境内容的影视表达需要借助一定水平的特效技术,但在当时八十年代的影视剧制作条件下,电视剧制作还不具备这种先进的技术,并且这些章节的浪漫主义风格有悖于八十年代我国总体的历史环境。另外,有关秦钟的章节也被认为涉及情色以及封建的文化糟粕,自然为当时的社会所不能接受的。但最可惜的删改内容莫过于“海棠诗社”———“海棠诗社”的有关章节是大观园最繁盛时期的章节,也正处于林黛玉文采诗情的顶峰时期。“海棠诗社”的内容最终还是因资金和技术等因素被迫撤出了电视剧的拍摄计划。但对于87版《红楼梦》,最为观众期待和关注的还是他对《红楼梦》后四十回的解读。87版《红楼梦》抛弃高鹗所着的后四十回,采用了众多红学家的研究成果,在结局的安排上有了大幅度的调整。在高鹗所着《红楼梦》后四十中,探春远嫁镇海总制;黛玉听闻金玉成姻,焚稿断情悲痛而死;金玉成姻是贾母等人在宝玉疯癫的情况下施掉包计所致;宁府虽遭抄家流放,但最终两府却是“沐皇恩贾家延世泽”的大团圆结局;而宝玉最终是在中魁之后随僧道出世。而在87版《红楼梦》中,探春是作为北静王的义女远嫁和亲的;黛玉是梦见宝玉客死他乡伤心惊惧而死的;金玉成姻是奉元妃旨意而行的;荣宁两府最后落得满门抄家,家破人亡;宝玉在被救出铁槛寺后归于“白茫茫厚地高天”的精神放逐……这些情节都与高鹗所着后四十回有较大差距。编剧周岭先生曾说,87版《红楼梦》是“根据人物发展、情节推进的自然逻辑,根据原着前八十回正文的伏线,根据现在能看到的脂砚斋批点的版本,根据《红楼梦》学术界多年研究成果,尽可能合理地把八十回以后部分构想出来。

　　    黛玉“焚稿断痴情”的缺失,使得87版《红楼梦》还是使观众觉得若有所思。可见,忠实于原着,不仅仅在乎他的内容,还要重视继承原着中深刻的民族文化,不能将名着的影视剧改编视作一场学术盛宴,太过追求学术研究还是会脱离群众的审美要求,得不偿失。相比之下,2010版《红楼梦》在内容上相对于87版《红楼梦》更加符合原着的内容设置,但缺少了87版《红楼梦》对原着的思考与探索。2010年《红楼梦》完整地采用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第1版一百二十回《红楼梦》,为实现影视剧整体的情节紧凑与连贯,只在少数情节上略作调整。李少红也曾指出她的拍摄原则是“只有删减,没有杜撰”。2010年版《红楼梦》一经上演,被许多红学家赞为是“非常忠于原着”的影视剧改编版本。但不可否认的是,在对比87版《红楼梦》与2010版《红楼梦》的结尾之后,观众更加倾向于老版《红楼梦》对结尾的诠释,认为这其中蕴含着众多红学家的智慧,更加贴近曹雪芹先生对《红楼梦》的结尾。新版《红楼梦》这种照搬原着的方式不免使观众产生肤浅之感,并且高鹗所着后四十回中的大团圆结局确实不符合曹雪芹先生在前八十回中的描述,从这一方面来看,新版《红楼梦》对后四十回的解读确实缺乏学术上的深度思考。何为名着之“忠诚”?刘彬彬在《中国电视剧改编的历史嬗变与文化审视》中,对“忠实于原着”的内涵有具体的界定,即“忠实于改编者对原着的题旨和灵魂的正确理解,忠实于原着主要人物的精神气质和意蕴指向。对于从长篇小说到电视连续剧的改编来说,还应忠实于电视连续剧所特有的审美规律。”另外,改编还应当忠实于改编者的审美风格与创作意向,使作品在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同时,赋予其时代的生命活力,以此促使改编题材影视剧的长盛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