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滩一枝秀

　　

　　1937年，震旦女子文理学院成立，是为上海滩第一所综合性女子大学，成为了一枝独秀的“独养女儿”。虽然它于1951年即被归并，只存在了短短的14年，但该学院培养了诸多名媛，在老上海人的脑中仍记忆犹新。

　　借壳立案巧设校

　　1937年6月1日，上海《申报》刊登了一则招生广告：

　　本校应时势之需要，定于今秋起添收女生一班，除在蒲石路圣心修道院西首建筑女生校舍外，并先招收第一年级学生四十人，假圣心修道院校舍于九月间开班教授。凡公立或已立案私立高中毕业，具有相当英文程度而有志投考者，请于即日起向蒲石路一八一号震旦大学女生部招考处索取简章。报名七月一日起，七月六日止。考期七月廿二日、七月廿三日。

　　当时中国局势动荡，正值抗战爆发之际，怎么还会成立这样一所“震旦大学女生部”（即震旦女子文理学院，以下简称“震旦女大”“女大”）呢？这还要从两年前说起。

　　1935年9月1日至8日，中华公教进行会全国教区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共收到提案86个，其中教字第13号提案是《公教宜设立女子大学院》。提案写道：天主教会在中国创设有小学、中学、大学，却惟独没有女子大学，以致于中小学师资力量缺乏。一些想进一步深造的学生信徒，只好选择非公教大学求学，很不利于信德培养。因此建议在交通便利之大都市设立公教女子大学。提案引起了与会人员的热烈讨论，最终获得通过。会议委托中华公教进行会会长、著名天主教徒陆伯鸿落实承办。

　　原来，为保护天主教徒信德和培养女子中学师资力量，天主教决定创办一所女子大学。陆伯鸿和上海耶稣会商量后，决定邀请师资力量充足、办学经验丰富的上海圣心会筹办。上海圣心会正准备发展教育，对此邀请正中下怀，便一口答应了。

　　但1928年2月6日中华民国大学院颁布的《私立学校条例》规定，外国人在华办学必须向中国政府立案，独立大学必须设立三个以上的学院。上海圣心会办学一向是“小而精”，这显然不符合《条例》的规定。为解决这一棘手问题，圣心会决定采用权宜之计。就是把新成立的女子学院挂靠在震旦大学名下。

　　这样，名义上只是震旦大学设立了一个女子分院。其实，女大具有高度的自主权，经济与管理都独立运作。上海圣心会掌握女大的行政、财务、教务大权，秉承圣心会“家庭式管理”的治校传统。这样，既不违反“条例”规定，又可以凭借震旦大学的好名声招到更多的学生，真是一箭双雕。

　　1937年底，震旦大学向国民政府教育部申请设立“女子分院”。1938年4月，被国民政府教育部批准并立案。从此，震旦女大正式成为震旦大学的女生部、第二部、女子学院。这也是天主教在中国开设的第一所女子大学。1937年10月5日，设在法租界蒲石路（今长乐路）181号漂亮花园里的震旦女大正式开学。25名妙龄少女，或乘小轿车、或坐人力三轮车、或步行，开开心心地进入了学校。

　　名师荟聚声誉好

　　要办好一所大学，雄厚的师资力量是前提。根据对震旦女大《1937-1949年教职员名册》统计分析，女大共有中外籍教员184人。

　　从性别看，女性105人，男性69人，另有10人材料中未显示其性别，女性占比60％；从学历结构看，震旦女大有博士15人、硕士27人，博士数量几近同时期金陵女大、华南女大之和；从职称结构看，震旦女大有教授39位，副教授4位，与金陵女大高级职称教师14位、华南女大高级职称教师12位相比，前者高级职称教师数量几近是后两所学校的3倍。上乘的师资力量，骄人的教学业绩，使得震旦女大这个后起之秀在上海名声鹊起。

　　在这些老师中间，有很多都是比较有名望的人士。如中国民主促进会的创始人之一和卓越领导人雷洁琼，著名文学家钱锺书、杨绛，著名化学家、中科院院士顾翼东，原清华大学副校长赵国材，原清华大学教务长郑桐荪，知名导演陈西禾（林柯），知名华侨、蒋百里之女蒋华，著名哲学家冯契，教育家俞庆堂、黄世明（思南路幼儿园的创始人），著名历史学家、藏书家王佩诤，著名儿童文学家陈伯吹等。

　　1946—1948年，知名导演陈西禾在女大教授国文课程。由于他的社会名望，加上高超的授课艺术和广博的学识，他的课程总是颇受学生们的欢迎。为此，每次上课前，都要引起一场“抢位子”大战。

　　据听过他课的一位同学回忆：他当时为我们讲授诗词赏析，不仅以美的语言引发诗词中美的内涵，而且又以他特有的手法达到了喜剧形象化。他为我们讲授诗词赏析，曾经引来了有些理化、经济的外系同学到中文系教室来“抢位子”，旁听西禾先生的讲课。诗词赏析最大难度在于主体美的魅力已达上乘，如若赏析者对作品的领悟和语言稍逊风骚，就不能使听者动容，而西禾先生却能以美的语言演绎诗词中美的内涵，而且又以他特有的手法，使赏析达到了戏剧形象化，又用他柔和的细致入微的分析引发诗词人物中最为委婉、最为含蓄的情愫，甚至笑貌身影，并使自己进入角色，这真是融诗词与戏剧于一体，使我后来的诗词教学拥有了最佳模式。

　　陈西禾导演不仅授课具有艺术性，还十分关心学生的生活。据一位同学回忆：临毕业前夕，陈西禾把她请到位于霞飞路的家里，为她上了精彩的最后一课，还主动送书给她，为她介绍工作。回苏州才几天，她就接到了陈先生的来信，信上说：“关于你的工作，我已向巴金先生谈起，由于出版社不景气，目前无法添人，表示遗憾。”后来，陈西禾还时常写信鼓励该学生。这个学生一生致力于文学研究、诗词赏析，陈西禾的教学和学识深深影响了她的一生。

　　名媛云集校园兴

　　在社会大变动尤其是伦理道德发生巨变的时期，富庶家庭、社会地位较高的官员、士绅，对于子女尤其是女子的教育大多偏于稳健持重。而震旦女大较之一般教会学校与新式大学，对女生的道德约束更为严格。这种严格约束，深受富庶家庭及上层社会人士欢迎，纷纷将自己的女儿送入女大，学校一时名媛云集。

　　著名戏剧大师梅兰芳的女儿梅葆玥曾在震旦女大就读。当时，梅兰芳一家居住在义品村（今思南公馆）87号，到震旦女大步行也就10分钟左右。每天，马斯南路（今思南路）浓密的梧桐树下，葆玥手持书本，边走边思考，春夏秋冬，往返在家与学校之间。每当学校有活动，葆玥都积极参加。

　　1948年圣诞节，震旦女大举行文艺晚会。学生自导自演，自我推销演出门票。梅兰芳的一双儿女梅葆玖、梅葆玥双双登台联袂演出“嫦娥奔月”。为达到较好的演出效果，也为鼓励和支持孩子，梅兰芳特派出自己的职业团队前来助兴，演出获得了巨大成功，一时传为美谈。直到晚年，葆玥都积极参加震旦女大校友会的活动，与校友们保持着联系。

　　中华民国国务总理段祺瑞的外孙女袁迪新1939年在女大攻读教育专业，刚读一年，被自己的母亲、段祺瑞的三女儿段式巽拉去嫁人。段式巽脾气厉害，对于女儿的婚事，她的话更是不容置辩。这就苦了袁迪新了，她刚20岁，还是上海震旦女大的学生，只读了一年就不让读了。最后，她拗不过母亲，嫁人了。如今生活在上海虹口的袁迪新女士虽已年迈，但优雅、高贵依旧。虽记忆力大不如前了，但一提到震旦女大，她依旧清晰记得，“因为上海只有这么一所女子大学，所以妈妈让我一定报考这所学校。”

　　中华民国中将、陆海空军总司令副官长何竞武的女儿是徐志摩、陆小曼夫妇的干女儿，叫何灵琰，是震旦女大教育系学生。由于父亲想让她出国留学，特别注意提高她的英语水平，经人推荐，请钱锺书做她的英语家教老师。当时，钱锺书正在创作《围城》，每逢上课，总要先把他刚新写出来的章节拿给何灵琰看。上课时英文的教授只占据一小部分时间，大多数的时间是在讨论《围城》。

　　课后，两人经常一起踏着夕阳的余晖，到附近的一家叫梅龙镇的铺子，叫上两客嫩鸡焖面，一边吃一边继续讨论《围城》。所以，《围城》里的人物都有谁、出自哪里、以什么人为原型，对于何灵琰来说真的是烂熟于心。后来，离开女大三十余年后，钱锺书受邀到美国的哥伦比亚大学讲学，恰巧何灵琰也在这里。“哥伦比亚大学的礼堂人头攒动……我挤上前去，终于握住了钱先生的手……‘钱先生，您还记得我吗?我是何灵琰啊!’……‘Julia!（何灵琰的英文名字）’久违了。”那份深深的师生情，实在令人感动。

　　巾帼亦不让须眉

　　在震旦女大的学生中，有不少后来成为所在领域的尖子和骨干，在营养和教育这两个领域里尤为突出。

　　当代营养学界泰斗李瑞芬是震旦女大1944届家政经济系毕业生。1953年起供职于北京军区总医院，任营养科主任，曾任国庆阅兵首席营养顾问。从事营养工作六十多年间，最早提出“厨师学营养”，支持并参与“营养配餐员”国家职业准入工种的职业标准和教材审订工作。著有《厨房中的营养》《抚育好你的幼苗》《教你吃饭》《教你做饭》等专著，并与他人合著《临床营养学》，主讲拍摄中央电视台《夕阳红》食品与保健和科教录像片《食品与保健》《饮食长廊》《战士的餐桌》等节目六十余集，《国产要素膳临床应用》获全军科技成果二等奖。

　　她先后三次荣立三等功，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81年，卫生部副部长崔月犁把李瑞芬等几位屈指可数的老营养专家视为国宝，要求要像对待“大熊猫”一样好好保护。1984年10月，获中国生理科学会营养学会侯祥川基金营养实际工作奖。1993年1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1月，获北京市卫生局“从事营养工作三十年”奖。2003年6月，获“全国餐饮业抗‘非典’，先进个人”奖。

　　她擅长用生动的语言深入浅出地介绍营养科学知识，她创编的“四腿论”（吃四条腿的不如吃两条腿的，吃两条腿的不如吃一条腿的，吃一条腿的不如吃没腿的）在全国广为流传。在国际营养界也具有相当影响力。1987年7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信使》月刊向她约稿，她撰写的《谈谈中国饮食调理》以33种文本在世界广为传播。

　　1988年日本出版的《世界营养文化大全·中国卷》，以10页的篇幅对她及其研究成果专题介绍。20世纪90年代，美国ABC电台首席记者柯达德对她进行专访，她提出美国是饮食结构最差的国家，在美国引起强烈反响。

　　乐翠玉是震旦女大1951届家政学系毕业生。毕业后，她先是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从事临床营养治疗工作，1958年调到市体委医务监督站。1959年第一届全运会担负上海集训运动员营养工作后，为5个训练基地20多个项目的运动员制定营养标准和食物结构。

　　为突破男子跳高世界纪录，1982年2月，市体委决定成立科研小组，任命乐翠玉为朱建华的专职营养师。1982至1984年间，她参照国外田径运动员营养标准，为朱建华制定了营养标准，特制食谱。以增强体能，控制体重。

　　通过科学训练和营养补充的有效结合，朱建华的跳高成绩从2.31米提高到2.39米，1982年间三次打破亚洲纪录，1983年第五届全运会期间，再度打破世界纪录，1984年在西德国际田径赛上又第三次打破世界纪录（2.39米成绩），为中国田径运动事业立了大功。

　　事后朱建华曾感叹：营养师是我创造世界纪录有效的合作者。在多年的工作中，乐翠玉还获得上海市体育系统先进工作奖，被上海市体育运动技术学院评为高级营养师，1984年荣获中国生理科学会“侯祥川基金营养实际工作奖”。她说：“应归功于母校老师当年对我的严格要求，养成我勤奋上进的性格，特别是营养学家蒋华老师为我的营养专业打下了坚实基础，使我在营养师的平凡工作岗位上能为新中国体育事业作出贡献。”

　　女大毕业生从事教育工作的最多。中国“减负”第一人魏莲一是1942届家政教育系毕业生，也是北京市重点中学铁路二中的创始人及第一任校长，还是北京市中学语文教学权威。

　　1964年2月，魏莲一给上级写信，建议为中小学生“减负”。令她意想不到的是，毛主席竟然对该信作了亲笔批示：“现在学校课程太多，对学生压力太大。讲授又不甚得法。考试方法以学生为敌人，进行突然袭击……”在现代教育史上被称为“二月来信”。批示之前，毛泽东曾在春节座谈会上第一次集中地谈到建国后的教育，提出“教育的方针路线是正确的，但是方法不对。”基层呼声加上领袖意见，一场以“减负”为主题的新一轮教育改革在全国悄然兴起，新中国教育也进入一个全面反思和改革的阶段。

　　万“贵”丛中“一抹红”

　　天主教学校对学生参与政治活动控制严格，女子学校更是如此。但地下党还是攻破壁垒，在震旦女大建立了地下党组织。以培养上层社会贤妻良母为目标的震旦女大，也出现了追求进步的“一抹红”。

　　高曼娟毕业于怀久女中（务本女中），读高中时加入共产党。1941年9月，她考入震旦女大教育系。至1945年6月毕业，她一直团结进步同学，开展进步活动。据她的发展对象胡文巧回忆：

　　为了联络同学间的感情，她倡议建立了一个联谊俱乐部，每月轮流到同学家里聚会一次。不限教育系，其他系的同学也可参加，这样就有近十位同学经常聚在一起。大家座谈、唱歌，联络感情。高曼娟经常讲些时事形势给大家听，介绍一些进步书籍给大家看，还教大家唱解放区的歌，如《解放区的天》《你是灯塔》《兄妹开荒》这些歌，都在这里学会。

　　从这里，使我了解到参加抗日的还有共产党，“解放区是个好地方”。因为上海沦陷后成为孤岛，在教会学校念书，消息更加闭塞。只知道国民党抗日，不知道共产党也在抗日，更不知道还有解放区的存在。当时高曼娟还带领我们去参加八仙桥青年会的大学生联谊活动。在那里听时事讲座、开座谈会，使我对当时的国内形势，有了许多了解。

　　在高曼娟的引导下，胡文巧也逐渐成为积极分子。当时，女大的日语老师李正文也是地下党。上课时，他总要讲一些抗日前线的形势，颇受大家欢迎。下课时，高曼娟还陪胡文巧一起请教李老师：“解放区好不好?共产党好不好？”他说：“好，共产党抗战!”

　　抗战胜利后，根据党“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指示，党组织安排启秀女中学生党员王敏琴、张淑曾考入震旦女大。与此同时，她俩还动员启秀女中的其他毕业生一起考入女大，并有意识地把她们安插在不同的系科。1945年10月，震旦女大与震旦大学成立联合党支部。1947年初，女大支部独立，有党员8人和积极分子十余人。

　　党支部成立之初，主要通过学习成绩优秀建立威信进而帮助后进同学，开展团契活动，以达到团结同学的目的。

　　随着进步学生队伍的扩大，党支部转变策略进而组织经济斗争。1945年9月，校方决定大学统一订做校服。女大学费本来就比其他学校贵，这一决定使不少来自贫寒之家的学生不堪重负，私下议论纷纷。

　　面对这一情况，党支部抓住这一有利时机与校方开展经济斗争。先把启秀女中来的老同学团结起来，然后再联合二、三年级的老同学共同反对校方这一措施。并组织同学选派口才较好、反对最激烈的群众代表去和校方谈判。由于广大同学的反对，校方终于屈服了。在震旦女大真是破天荒地取得了第一个胜利，大大鼓舞了大家的战斗士气。

　　1948年“五四”青年节，交通大学组织大游行，支部带学生参加。当游行队伍在南京路、北京路附近时，遭到了国民党军警的镇压。游行队伍迅速化整为零，迂回前进，不少同学最终到达了预定地点，取得了胜利。但此次参与游行的同学被国民政府通知校方，教务长唐树德找相关同学通过谈话劝退的方法，开除了支部书记王敏琴，支委张淑曾，党员陈惠英、夏忠慧、张月娥、周理贞，积极分子张仁行、张仁言、张文硕等，女大党组织遭受重创。

　　为保护被开除同学的安全及革命斗争的需要，党组织立即对部分人员进行了转移，仅留下两个党员和部分积极分子，隐蔽斗争，迎接上海解放。上海解放后，根据学校的局势特点，她们领导进步学生与圣母军展开学生会主导权的争夺，配合新中国对教会学校进行改造与接收。

　　1950年7月，华东教育部派王国秀担任震旦女大院长。至此，震旦女大真正掌握在了新政权人民的手中。1951年9月，震旦女大并入震旦大学，其14年的历史，就此画上了句号。

　　战火中诞生的上海滩“独养女儿”——震旦女大，抗战八年艰难坚守，并逐渐发展成为“孤岛新星”，这是上海独特政治环境的“佑护”，也是中华民族卧薪尝胆、养精蓄锐的精神“给养”的结果。新中国成立，“独养女儿”抽枝散叶，莘莘学子奉献青春与智慧，为祖国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谱写了时代新华章。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本文杂志编辑李红丨新媒体编辑王良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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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创2018-03-20刘雪芹档案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