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者——第一个女明星的身份困境

　　本文首发于“火星艺术潮牌”公众号，3月7日《她者——第一个女明星的身份困境》

　　马上就是“联合国妇女权益和国际和平日”（United Nations women's rights and international peace day）。为了纪念这个日子，我们将从本周起陆续讲述和女性艺术家有关的一些历史片段，希望能借由她们的故事照进现实。

　　“她者”这个名字借鉴自“他者”(the other)。它兴起于西方以殖民方式瓜分完世界之后的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它的意思是用西方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观察世界其他民族和文明——“他者”即异己者。

　　新世纪以来，无论什么文明，虽然看起来在面子上越来越承认其他文明、其他意识形态。但是，这种“他者”的定见实际上越发泛滥。诸如日本人都彬彬有礼、中国人都擅长数学、俄国人都威武勇敢、美国人都高大强壮等等。

　　时至今日，我们仍然津津乐道于李小龙对西方世界的“拳打脚踢”，既因为我们曾经深受西方视我们为“他者“的困扰；也是我们对于这种定见的心理默认。如今疫情之下，西方媒体再次使用“China Is the Real Sick Man of Asia”这样敏感的标题，同样也是“他者”的视角作祟。

　　对于女性的观察，更不乏这种偏执和定见，甚至有时候对女性的态度更为固执的是女性自己。我们以“她者”为名，非为将她们污名或者正名，毕竟更需要摆正的是我们自己的态度。

　　她是第一位在好莱坞星光大道留下手印的华人女明星；

　　她曾让中国媒体惊叹华人女性也能艳压白人群芳；1925年，上海《申报》曾形容她——风姿婀娜，表情优美……较之美国女明星，不稍逊色，为我国电影界增莫大荣光焉

　　她也曾被中国人指责为只有裸露和肉感的卖国贼；30年代发行量最大的电影刊物《电声日报》说她——最没廉耻的女人，最下流的娼妇……像养在上海英领事署里的老母犬一样

　　最没廉耻的女人，最下流的娼妇……像养在上海英领事署里的老母犬一样

　　1905年，中国人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定军山》。也是在这一年，大洋彼岸的美国洛杉矶，黄善兴家里生下了第二个女孩——小名阿媚。阿媚全家福（左）

　　黄善兴，广东台山的移民二代。父辈虽以淘金劳工身份最终定居美国，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生育观并未革除（现代广东依然是男女比例失衡的重灾区），在得知第一胎不是男孩之后，黄善兴曾几日不回家以宣泄心中愤懑。

　　作为三女儿的阿媚，黄老先生自然是要打造一个相夫教子、三从四德的中国传统女性。但阿媚出生的洛杉矶混合居住区内，包括了华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日本人……这样的环境中，她渐渐成长为一个英语比广东话还要流利，且不会讲国语的“中国娃娃”。

　　1910年，为了扩大洗衣店生意，黄家搬迁到洛杉矶的菲格罗亚街（Figueroa Street）——此时这里应该还能看到不少冬青树，是个住满拉美裔和欧洲裔移民的街区。黄老先生没有想到，他努力维系的中式家庭关系和性别伦理，将在这条街上遭到暴击。

　　三年前，这个街区内刚好有一个中国人的洗衣房被征用拍了一部电影。此后，更多的导演和公司将目光投向了这里

　　年幼的阿媚在这条街上第一次看到电影拍摄。

　　1919年，被常年在这里取景的摄制组称为“好奇的中国娃娃”的阿媚第一次有了参与表演的机会——在电影《红灯照》（Red Lantern，又译《红灯笼》）里出现一个不起眼的配角。这年她只有14岁。

　　黄善兴并不知道自己女儿的这次演出；而阿媚——黄柳霜（Anna May Wong）更没想到，自己此刻表演的地方会成为后来全世界的电影中心。

　　1923年，美国电影人完全接受了这里作为拍摄基地，并把冬青树（Hollywood）的名字高悬在了山坡之上。

　　现如今，以黄柳霜当年居住的菲格罗亚街为起点，一直延伸到宝马山花园（Pacific Palisades）的太平洋沿岸公路，有着另外一个名字——日落大道——好莱坞最著名的道路，也许没有之一。

　　这阵子韩国电影在奥斯卡大放异彩，很多朋友再次把炮口对准了审查制度，却不知审查的这口大锅始于90年前。

　　这阵子韩国电影在奥斯卡大放异彩，很多朋友再次把炮口对准了审查制度，却不知审查的这口大锅始于90年前。

　　1930年2月22日，复旦大学教师洪深在大光明电影院看了派拉蒙公司的新片《不怕死》（Welcome Danger）。这部侦探喜剧题材的作品，将故事背景设定在了当时的旧金山中国城内。

　　因为被影片里充斥女人缠足、男人贩毒、暴力泛滥的华人社区景象激怒，洪深愤然离场。待结束后他冲上影院舞台慷慨陈词，并号召观众拒看此片！

　　这次被称作“不怕死事件”的演讲和罢看行动带来了三个结果：

　　首先是催生了中国第一部《电影检查法》和电影检查委员会这个机关。

　　其次是加速了以鲁迅为旗帜的左翼文联的成立。洪深自己就是左联成员，并成为了中国话剧和导演负责制的奠基人。

　　第三，《不怕死》虽然被禁演了，但民族主义的匕首投枪还需要一个更明确的目标——黄柳霜——这个在好莱坞有姓名又长了一副中国面孔的女人就成为了最好的靶子。

　　自14岁第一次出镜，父亲便曾把她锁在家里表示反对，但这并没能阻止他的阿媚投身电影市场。在跑了几年龙套之后，阿媚迎来了她担纲女主的一部作品——《海逝》，也是世界上第一部使用特艺色彩技术拍摄的故事片。

　　电影讲述了一位中国海岛少女打捞起遇难外国人，两人相爱但始乱终弃的故事。几年后，从国外回来的洋爱人带着洋老婆，带走了他的混血宝宝，少女来到打捞爱人的海滩自杀了。

　　中国人此时对准黄柳霜的“炮火”集中在了她另外一部电影《巴格达窃贼》（又译《月宫宝盒》）上面。

　　“侮辱国体”、“割去了中国人们的面颊”之说不绝于耳。著名记者、出版家邹韬奋先生也曾经批评“不过派她做赤身裸体翘着臀部大磕其头的女奴”。

　　当年有一本类似当代《壹周刊》，以选题和内容“辣眼”吸引读者的杂志叫做《玲珑》。该刊物则编造黄柳霜有和狗接吻的“怪癖”，因为“狗嘴有特别的滋味”，以此挑逗民粹主义者的“性趣”。

　　倒是鲁迅先生当年的话颇堪玩味：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而已集·小杂感》

　　“他者”的偏见是相互的。

　　正如美国人视东方文明为异端，但又忍不住玩弄和窥探一样；

　　中国人也视美国为享乐主义的野蛮文明，但一样忍不住探究和模仿。

　　所有对“他者”的塑造，都是为了树立“我”的思想权威。

　　正是在这样的矛盾冲突中，黄柳霜成为了那个时代被解剖、被利用、被侮辱和被损害的标本。

　　为了反抗这种束缚，她离开了美国。

　　有“欧洲最后一位文人”之称的瓦尔特·本雅明曾在采访阿媚之后生动的写下问答之间，她宛若在荡秋千——后仰，再次出现，沉下去，我像在不时地轻轻推她。黄柳霜出演的英国电影《唐人街繁华梦》

　　虽然在欧洲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黄柳霜依然摆脱不了种族特征叙事。

　　英国依然也要剪掉华人面孔和白人亲吻的镜头。

　　三年后，美国资本邀请她重返回新大陆，虽然奉上了更丰厚的合同。但是……新作品却只能引来中国市场更多的恶评。

　　在《龙女》这部“傅满洲”系列电影中，黄柳霜扮演傅满洲的女儿，并且和她邪恶的父亲一样，一心妄图蛊惑、煽动、颠覆。

　　虽然摆脱了坚守中式传统的原生家庭对女性和女性身份“出生即被定义”的束缚。但黄柳霜不折不扣的中国面孔，却让她在东西方电影资本和观众面前都无法冲破“出生即被定义”的种族文化藩篱。

　　她发表在美国的自传中说：尽管人们认为她是中国人，但实际上自己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英语是母语，这让她觉得自己在华裔美国人中是“土生土长的”（original）

　　足见黄柳霜对获得西方文明认同，能够在好莱坞融入西方主流文化群体的渴望。

　　而面对中国媒体的质疑，她说：那不是我的选择。那些角色即使我不演，也会有其他白人演员去演。而我会失去仅有的那一点‘中国人演中国人’的机会，反而更没有机会维护华人起码的形象；与其让他们演，还不如我演。

　　这种听起来“我不辱华，照样会有其他人辱华”的狡辩，也看得出黄柳霜对华人身份难以抽离的无奈。

　　漫威的《尚气》能否在内地公映还不得而知。这部以傅满洲儿子为主角的作品中，女主角是奥卡菲娜，但不知是否是傅满洲的女儿。

　　摘得今年金球奖的她，曾是内地舆论热点。

　　从开始一边倒地说她吃藕，到后来又铺天盖地的女权表达和审美多元论。

　　不知道明年电影开画之时，是否又要在她身上开始一场“辱华”的论战。

　　她和黄柳霜一样，是三四代移民后裔；一样生在美国，长在美国；一样英语是母语。

　　虽相隔近百年，却也一样在东西方互相视为“他者”的偏见里，成为了夹缝中的“她者”。

　　如果说黄柳霜从“为国增光”的女明星变成“裸露色情”的卖国贼，是以洪深的“不怕死事件”为起点；那么她重新被中国人所接纳，则和洪深的一次失败有关。

　　洪深任编导主任的“明星电影公司”曾多次想把英国女作家赛珍珠的《大地》搬上荧幕。但却屡次受到电影检查委员会和《电影检查法》的阻挠。而这俩东西正是他和左联同仁们共同推动建立的。

　　与此同时，米高梅公司的《大地》却先是承诺中国演员出演，最后改成了全洋人班底。黄柳霜也在竞争这部影片中落选。

　　这是当年好莱坞难得的一部正面展现中国农民勤劳朴实、坚忍不拔的正面形象的作品，最后却落得中国人不能拍，中国人也不能演的下场。激愤之下，黄柳霜在1936年开始了一段中国之旅。

　　顾维钧、梅兰芳、影星胡蝶等人的盛情接纳，让这个回国前还在突击提高中文水平的华裔有了回家的感觉。我深幸我是个中国人。但是我想或许中国人以为我在银幕上得到了成功。难免不冷淡了祖国的人。其实这是他们的神经过敏，绝非事实。

　　黄柳霜当年赴欧洲闯荡时的这段发言也重新被人提及，以此证明她始终不曾忘怀的华人身份，以及在电影道路上的不得已而为之。

　　一年之后战争爆发，是黄柳霜彻底扭转形象的契机。不仅是因为她捐出了新片的收入，并拍卖服装、首饰悉数捐往中国红十字会；更因为战争和意识形态的需要，使得美国和中国都稍稍放下了“他者”之见，彼此视为“同盟”了。

　　好莱坞这个意识形态机器也顺势而为，拍摄了几部反应中国军民抗战的作品，而黄柳霜当仁不让地成为了正面主要角色。黄柳霜主演电影《重庆来的夫人》（Lady from Chungking）

　　但这样的爱国行动和爱国者形象却并未得到另外一位深受美国文化影响的中国女人的认可。

　　1942年，宋美龄访美求援。好莱坞也为她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但唯独没有黄柳霜的身影。原因都指向宋美龄有意吩咐不要邀请。

　　毕竟，大实业家的女儿还是不待见洗衣工家的阿媚吧。

　　当年的美国人评价黄柳霜：她为好莱坞建立了新的演员标准，好莱坞却不知如何应对。

　　当年的中国媒体《电影画报》说：是谁也不配去讥笑她甚至仇恨她的。总之，她不幸而是一个中国人，她就不幸而常常代替了她的祖国去受罪；是她的祖国辜负了她，我们辜负了她。

　　1958年，好莱坞开建星光大道。

　　1960年，已息影多年的黄柳霜受邀在落成典礼上留名。

　　次年，黄柳霜因病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