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西方现代思想的印迹——《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读书笔记

　　写在前面的话：读《刘擎西方现代思想讲义》，算是很认真，逐页标注、做笔记。我知道，要用三百页的篇幅介绍19位思想家，只会蜻蜓点水、浅尝辄止，甚至为了通俗还会出现误解误读的情况。但是我认为，这本书还是值得一读的。首先，它简要梳理了现代思想的脉络，为我们摘出了很多绕不开的人物。其次，它让我对一些以前有点滴认识的思想家，燃起了迫切想要深入了解的热情；最后，它让我认识到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迈出第一步有多么难。

　　什么是现代和现代性？“现代”（modern）一词，是16世纪才被创造出来的，它意味着人类的一种新的时空观，即生活不是循环往复，而是日新月异的；当下及未来比过去更重要；人是自由，是可以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与“现代”相关的，是古今之变，这一过程即“现代化”，现代化的结果造成了现代世界，现代世界的特点称为“现代性”，主要包括：经济上，现代工业、商业和城市的崛起；政治上，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现代民主与宪政的发展；社会层面上，人口大规模的流动、包括地域的流动和阶层的流动；思想文化上，理性主义获得主导地位，还有自由、平等和个人权利意识的兴起。

　　与现代有关的“古今之变”，变在哪里？主要是观念上的变化。一方面，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向，人开始站在自然世界的对面，去观察、探索、利用和改造自然；另一方面，是个人主义的转向，个人从传统的、非常牢固的社群关系中脱离出来，成为具有高度自主性的个体。这两大转向也带来了两大现代性困境：一是和个人生活意义有关，人类不再相信自然、传统、神灵，该信仰什么？人生活的意义是什么？二是和社会生活的秩序有关，传统等级被瓦解，自由平等观念兴起，社会中谁该统治谁，社会秩序要怎么建立？围绕这两大难题，很多思想家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刘擎在《西方现代思想讲义》这本书中，共列出了19位思想家对现代性的思考，具体而言：

　　一、马克思·韦伯（1864－1920）

　　马克思·韦伯是第一位对现代性的正反两面作出最为全面、清晰的分析，提出了“理性化”是现代性问题的关键。理性化对现代世界的塑造，在韦伯看来，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现代世界是一个被现代化祛魅的世界，“祛魅”既让人摆脱了迷信的束缚，又让人对终极价值和生命意义产生了迷茫；二是现代世界是一个诸多价值观碰撞的世界，多元价值既为人提供了更大的选择空间，又增加了个人的困 惑迷茫和社会群体的割裂冲突；三是现代世界是一个工具理性压倒价值理性的世界，通过理性计算，无止境追求高效率，随之诞生了社会制度的官僚化，让每个人有了明确分工，提高了人的利用率，推动了社会的高速发展；但理性计算也让更多人更重视对物质的追求、对手段的追求，失去了“诗和远方”。

　　基于以上判断，韦伯认为现代人活在一个理性化铸造的“现代的铁笼”中，在这个铁笼中，我们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丰富物质和文化产品，解决了千年来无法解决的贫困、疾病、奴役等问题，但我们也被“非人化”，成为现代社会流水线的零件；被“指标化”，个人被简化成一系列理性计算的数据，和效率无关的个人因素被忽略不计。这带来了两大弊端：一是形成了一种片面的文化，即用功利得失解决道德问题；二是造就了片面的社会关系，人与人、人与组织之间成了一种商业的“供求关系”，生命和灵性发展的需求被忽视和淹没。

　　面对这样冷峻的现代社会，韦伯认为我们要正视真相、了解真相，在清醒中坚强。延续韦伯的思考，后来的思想家分别对社会个人层面和社会层面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在个人层面，思想家重点探讨的是现代人的“精神危机”——信仰危机，信仰和理性之间存在着鸿沟，如何在理性主导的世界确立可靠的人生信仰，是思想家不断思考和解决的。刘擎老师认为，在这个问题上，最有洞见和启发性思想的有三位思想家，他们便是尼采、弗洛伊德和萨特。

　　二、弗里德里希·威廉·尼采（1844—1900）

　　哲学家尼采认为，世界并不像“形而上学”所说的，有一个所谓更真实、有目的、有统一性的本质世界，世界就是我们所处的纷乱繁杂样子。人的心灵是脆弱的，为此古代思想家编造了一套形而上学的思想，用来安慰世人，结果带来了虚无主义。现代化让“上帝死了”，人们失去了绝对可靠的信念，陷入了虚无主义困境，在这困境中，人该如何自处？尼采给出的答案是：超人。“超人”掌握的生命本身的强健力量，是人唯一拥有的真实东西，也是人战胜虚无的武器。

　　刘擎老师认为孙周兴老师概括的尼采思想三大命题非常精准，即人生虚无、理论虚假、生命强健。尼采认为，人生本来就没有什么意义，人生是虚无的。在这种世界中，首先要转变对虚无的态度，从消极的虚无主义转向积极的虚无主义，不要执着形而上学编织的“人生必须依靠绝对本质才能找到价值和意义”这一狂言，要认识到世界本无意义恰能带来创造的自由。尼采说，面对虚无人生，存在两种道德选择，即奴隶道德——放弃生命激情，用虚假思想约束自己、安慰自己，和主人道德——放弃一切幻想，直面虚无和荒谬，用生命的激情去自我创造。那些能够遵从主人道德的人，在尼采眼中，就是新的人类——超人，他们可以用生命本身的力量创造自己生命的价值。

　　但是，如果人生价值都是人创造的，那我们还会有共同认可的东西吗？为此，尼采提出了“视角”这一概念，他认为人类不可能确定一个绝对的真相，人能得到的，只是一个个不同视角看到的不同真相，人不是“看到”真相，而是“制造”了真相。也就是说，外部世界虽然早在人之前存在，但是直到人把概念和意义赋予到它上面，它才变成了“事物”。所谓的“客观性”，只是在这些问题上，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视角。所以，我们都应该明确这样一个观点，对于现代社会中的各类“真相”，我们都应保持开放的态度，去倾听、理解和接受其他不同的声音，因为每个人的视角都只是视角之一，没有谁眼中的真相是绝对的真相。

　　三、西格蒙德·弗洛伊德（1856—1939）

　　紧随着尼采“上帝之死”，奥地利精神病医师、心理学家弗洛伊德通过建立精神分析学说，提出了“理性人之死”。他发现，人类心理结构中存在一个黑暗地带，叫“无意识”，这块区域特别巨大，是人欲望本能（主要是性欲和攻击本能）的根源，是生命的驱动力。为此，他提出了本我、自我和超我的人格结构三元说，其中本我是“最根本的我”，是人格的最底层，是“无意识”区域，主要是人本能的原始欲望；自我是我们能够意识的自己，是在成长过程和适应社会的过程中形成的，自我能感知本我的欲望，但它有理性，能重视常识和规则，有选择地满足本我；超我是我们心中的理想化人格，它是种种道德权威内化在心的一种表现。可以说，在弗洛伊德眼里，无意识支配着我们思考和行动，理性的力量并没有那么强大，我们的生活就像是受“原始欲望”摆弄的木偶表演。

　　尽管弗洛伊德创建的精神分析学被大多数心理学家认为是伪科学，但是他却将一种新的人性观念广泛传播到了社会大众中，那就是对欲望的认识。从此，对于人的理解核心不再是理性，而是欲望，至少也是欲望与理性的不断冲突。人们开始接受欲望的正当性，认为欲望不再是卑微可耻的，不用再苦苦寻求“如何超越欲望的卑微，走向人性的崇高”这一问题的答案。人们开始解放自我欲望，讨论欲望、表达欲望成为现代社会的大众文化。

　　四、让-保罗·萨特（1905-1980）

　　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眼中，人和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人有意识。而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意识是有对象性的，总是对某个事物产生的。所以在萨特看来，意识本身就什么都不是，就是虚空。人的存在就是意识（我思故我在），所以“存在就是虚无”。在虚无中，如果填充进去被决定的、不能改变的存在，就是“自在”的存在，就是物；如果填充进去不固定的存在，就是“自为”的存在，就是人。也就是说，物有一个固定不变的本质，人的本质则是可以变化的。但是，正如自然厌恶真空，人也厌恶虚无，厌恶虚无背后的不确定性，因此，我们总是需要去填满虚无，获得某种本质。

　　那么，人如何获得本质？萨特说，要靠模仿“物”，通过欲望的占有，达到“生存者与存在物的复合”，解决人的虚无状况。但是这种做法只能局部、暂时地满足人对确定性的渴望。萨特认为，人的“存在结构会溢出我们所占有的对象”，人有一种徒劳的激情，推动我们总是在占有、追求，直到死去。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人的这种特性让我们永远不会“是”什么，而是永远正在“成为”什么，在这个意义上，人是自由的，甚至可以说人是自由本身。这种自由不是建立在强大能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人的存在之上，可以说是最坚不可摧的自由。同时也要看到，这种自由并非随心所欲的自由，而是总是可以改变现状的自由，是决定“我正在‘成为’”的自由。

　　但是，这样的自由却有着极其沉重和残酷的一面。一方面，在萨特看来，人在根本上是自由的，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而每个人在做选择的同时，就确立了选择的判断标准，是自己行为的立法者。所以也就要独自承担选择带来的绝对责任，这是一份非常沉重的负担。另一方面，由于每个人都是自由的，所以当我们生活在一个有他人存在的世界，每个人在和他人相处时，都会想把他人变成客体，以此维护自己的主体性和自由。所以我们无法既承认别人的自由，又让别人承认我们的自由，或者说调和人的主体性和对象性。因此“他人即地狱”，人与人之间只有永恒的斗争。人注定只能孤独。

　　萨特哲学是绝望的哲学，因为它起点是虚无，终点是孤独，在这其中，我们还要承担沉重的责任。但萨特哲学也是希望的哲学，因为我们是自由的，我们存在无限可能，无需服从任何注定的命运。

　　现代人的精神危机，是现代性问题的一个重要维度，与此同等重要的，是现代世界的社会政治困境。在政治学中，有两个基本假设——“资源匮乏”假设和“人性自利”假设，告诉我们人与人生活在一起，需要建立公共秩序。公共秩序建立后，就需要某种具有强制性的政治权威来维护。这种政治权威依靠的便是暴力。韦伯提出过一个很著名的定义：国家是在特定领土之内对暴力的合法垄断。因此，“政治合法性”在现代世界成为了一个政治权威实施统治的根本依据。20世纪上半叶，西方陆续出现了三种互相竞争的主要政体模式：苏联的社会主义，西欧与北美的资本主义民主，以及德国的纳粹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他们彼此不同，却都具有突出的现代理性主义特性，都提出了相当完整的意识形态论述，但在社会政治实践中都出现了各自的困境与危机，甚至造成了世界大战、大屠杀、经济大危机等“20世纪危机”。这也引起了很多思想家的反思和回问。刘擎在本书中，选择了六位思想家进行介绍。首先，是两位对大屠杀进行讨论的思想家，鲍曼和阿伦特。

　　五、齐格蒙特·鲍曼（1925-2017）

　　英国社会学家鲍曼在他的《现代性与大屠杀》中，提出了一个颠覆性的观点：大屠杀是现代性本身固有的一种潜在可能。他认为，纳粹反文明的大屠杀，背后是理性和理性化在作祟。首先，正是机器般理性的现代官僚制，实现了大屠杀这个非理性的暴行。现代官僚体系像一部怕党的机器，每个人只是一个零件，零件在机器高速运转的过程中，丧失了对总体目标的责任感和道德感。比如在集中营，人人都只是按章办事、分工合作，完成手头的一份工作，但最终造成了骇人听闻的惨剧。其次，现代科学主义为大屠杀提供了某种信念支持，鲍曼称之为“园艺文化”，即人们认为社会秩序是一项工程，在科学理性的指导下，社会可以被修整得整齐划一。这种情况下，犹太人被看作是无法分类的异物，在“优生学”观念下，就被当作是异物和杂志进行了清洗。

　　除此之外，在鲍曼看来，人的理性计算心理，让受害者在有选择条件下，总是去选择不那么铤而走险的选项，这让纳粹可以通过调整其中的收益，去引导受害者合作，比如让他们选择是在隔离区继续生活还是立即被逮捕？选择通过官方渠道获取赦免还是铤而走险反抗？借用受害者理性计算心理，纳粹用相当少量的官兵，实施了对远多于他们人数的600万犹太人的杀戮。

　　最后，鲍曼指出，大屠杀并不是现代社会的必然，要防范像大屠杀这样的灾难，关键在于坚守一种不可让步的、无条件的道德感，保持对他人的道德感知。也就是说，永远别忘了你面前的人是一个人。

　　六、汉娜·阿伦特（1906-1975）

　　对纳粹大屠杀，思想家、政治理论家阿伦特认为这是一种新颖而独特的现代罪恶。在她看来，这是一种“极端的恶”，因为纳粹彻底否定了人类中一部分人的生存价值，他们判定只有某些人才是人，否定了人类存在的多样性。这等同于“根除了人这个概念本身”。但在艾希曼身上，阿伦特看到了“平庸之恶”，这种恶不是从自身的邪恶动机出发，而是因为放弃了思考、丧失了思考能力的作恶，是一种没有残暴动机的残暴罪行。也就是说，大屠杀是一种极端的恶，但这种极端的恶是有一些“平庸”的罪犯犯下的，他们并非有什么极端的作恶动机，而仅仅是不去思考。

　　阿伦特认为，在现代社会，只服从规则，已经不能够防止人们作恶。旧有的道德模式——基于习俗、习惯和规则的道德学说，以及能遵守规则就是有道德的人——已经失效，纳粹大屠杀表明，尊敬守法也可能迫使人去犯罪作恶，行善却要求人反抗法律和规则。在她看来，道德真正的含义不是循规蹈矩，而是做出自己独立的是非对错判断。当然，独立判断是一件风险责任极大的事情，如果循规蹈矩，做对了当然好，做错了也能方便为自己辩护，因为有无数人和你一起分担错误的风险；但是独立判断，做对了是应该，做错了就要自己承担全部后果。

　　在这种情况下，阿伦特认为，对现代社会的公民来说，在具体的处境中，冒着风险，真诚地做出自己独立的判断，并为此承担责任，是格外艰巨的道德任务，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去努力的。

　　在20世纪思想家中，有三位思想家都思考了同一个问题：为什么有许多政治实践，原本出于非常美好的愿望，却在某些观念的指导下，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这三位思想家，分别是波普尔、哈耶克和伯林，他们都是“冷战自由派”。

　　七、卡尔·波普尔（1902-1994）

　　波普尔既是一名科学哲学家，又是政治哲学家。波普尔思想中有一个贯穿始终的洞见：人类是容易犯错的物种，这是人类固有的特征。不管是在科学还是政治经济活动中，我们都摆脱不了“可错性”，人永远可能会犯错。波普尔在科学哲学中最著名的理论，是“证伪主义”，即科学理论的标志不是它能够被证明是对的，而是它可以被证明为错的。在波普尔之前，科学逻辑是经验检测的“实证机制”，即“观察-归纳-实证”。在波普尔之后，变成了“问题-猜想-反驳”的“试错机制”，即科学发现的逻辑应该是这样：先提出问题，然后针对问题提出理论猜想，再用事实证据来检测这个猜想。如果检测和猜想相符，就保留这个猜想。如果一直没有反面的证据，就一直维持这个猜想的暂时有效性。如果出现了反面的证据，我们就放弃这个猜想，构想新的理论，进入下一轮检测。科学发展就是一个猜想与反驳的不断试错的过程。也就是说，在波普尔看来，科学无法达到绝对真理。

　　当波普尔在科学领域的思考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就形成了他更为基本的哲学思想——批判理性主义。这里面含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理性，即我们能够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二是可错性，即人类的办法总是不完美的，总会出现新问题。到社会政治领域，批判理性主义要拒绝的，是“乌托邦社会工程”概念和蕴含其后的“历史决定论”。波普尔对历史决定论的批判，有两个主要的论点：一是我们并不能发现那个历史发展的铁律；二是人类社会的特点决定，人类知识本身是影响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在他看来，信奉历史决定论会在思想上把社会发展的可能性封闭起来，塑造一个“封闭社会”的意识形态。当然，波普尔不是反对一切社会工程，他反对“整体主义社会工程”，提倡“零星社会工程”，就是对传统做出渐进温和的改良，防止激进的革命，通过不断尝试和纠错机制来实现社会发展。

　　无论何时，我们都不应忘记波普尔的告诫和提醒：理性是有局限的，要警惕科学的自负和决定论的危险。

　　八、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1899-1992）

　　哈耶克是二十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及社会思想家之一，他的思想非常丰富，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是“自发秩序”。也就是说，除了人为设计出来的秩序外，还存在没有任何全面组织、理性规划，没有任何权力和政府强制介入，也能自发产生出秩序，这种自发秩序有一个鲜明的优点，就是在秩序建立的整个过程中没有强制，也没有伤害任何个人的自由。自发秩序的建立过程中，哈耶克并不排斥人为因素，而是反对把人为设计的意图过度拔高，上升到对社会秩序的整体性规划。因为人有意图、要做规划和选择，也是自然和自发的。每个人的选择都不是一个系统规划，而是提供多种可能的选择，然后在类似“优胜劣汰”的自然选择机制中形成了秩序。所以哈耶克把“自发秩序”看作是“自然演化”的结果。

　　哈耶克和波普尔，都继承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思想，他们都倾向于把理性看成一种怀疑、反省和批判的能力，而不是掌握一切的能力。哈耶克认为，很多人都持有“理性的自负”，即对人类的理性能力抱有过度的信心，相信理性能获得几乎完美的知识，从而构建出完美的社会规划，实现理想的人类生活。具体表现是，在经济领域推行计划经济，在社会规划中依赖高度理性化的系统设计。哈耶克认为纳粹主义是集体主义梦想的一个最高版本，因此他对纳粹德国的批判，不是从道德方面进行指控，而是揭露它在认 知上的错乱：纳粹的灾难不是一群疯子或恶魔造成的，根源是对“理性”的错误认知，被“理性的自负”所诱惑。自古至今有太多统治者，“自觉地根据一些崇高的理想来缔造我们的未来，实际上却不知不觉地创造出一种和他们想要奋斗的东西截然相反的结果”，也就是说，通往奴役和地域之路，使用善良的愿望铺成的。除了对纳粹德国的批判，哈耶克也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进行了批评。他认为计划经济的根本弊端，就是自负地认为人类能够获得充分的知识，设计完美的秩序。

　　实际上，哈耶克自己并不是反对一切具有计划取向的实践活动，他真正要反对的是“理性的自负”，是妄想能够彻底扫除无知的、全知全能式的计划方案。他和波普尔都提醒我们要警惕理性，不是因为理性不好，而恰恰是理性很好、很管用，所以才要特别警惕对它的夸大和滥用。在哈耶克看来，人类的成熟，就是在运用理性的同时，直面自己永远不可能完全摆脱的无知，勇敢地和不确定性共存。

　　九、以赛亚·伯林（1909-1997）

　　伯林的研究涉及了思想领域的许多主题，但最终都体现在两个重要的主题上：一个是价值多元论，另一个是他对“两种自由”的剖析。

　　伯林主张，人们追求的价值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理性无法给出唯一正确的答案。那什么是价值一元论呢？价值一元论不是说世界只有一种价值，或者人只能追求一种价值，它主张的是，表面上有丰富多样的价值，但这些价值在本质上是和谐统一的，也就是说对于“什么是美好的生活”，存在唯一正确的答案。一元论的魅力在于可以用一种特定的价值去统领一切，摆脱多元价值的冲突，这极大缓解了生活的不确定性。但是，伯林认为，如果执着价值一元论，就会很容易去压制其他的价值和力量，干涉甚至毁灭多种多样的生活方式。他提出了“多元价值的不可公度性”概念，即没有一把能够通用衡量多种不同的价值，把它们排出上下高低的尺子。价值冲突无法根除。但是，伯林认为价值虽然是多元的，但仍然是客观存在的，不是主观想象的随意构造。这是因为价值虽然多样，但不无限。而且，人类具有某种最低限度的“共通性”。总而言之，伯林认为人类的生活世界存在多种不同的终极价值，这些价值客观的或真实的，但它们之间常常无法共度，不能彼此兼容，甚至可能发生严重冲突。这是客观存在的人类困境。

　　价值多元论是伯林最深层的思想信念，也引发了他对自由的思考。在伯林看来，自由的概念太广泛了，如果只用这个概念形容一种状态，最有资格的是“不受限制”，但在20世纪政治历史中，有太多借自由之名实施强制，并宣称强制的结果是“实现了真正自由”的案例。所以伯林对自由进行了剖析，他认为人类历史上有两种核心的自由概念——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积极自由是我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是实现目标的自由；消极自由则是我不想要什么，就可以不要什么，是摆脱障碍的自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都是正当的终极价值，原则上没有高下之分。但两者都可以被滥用和扭曲，其中积极自由的扭曲和滥用更具有欺骗性，很多强制奴役他人的做法就是借助“积极自由”给其正名，因此更要保持警惕。在这个意义上，伯林更偏向消极自由，他认为消极自由更接近自由原初的含义，能避免我们在眼花缭乱的概念中迷失，有助于我们分辨出“假自由之名行反自由之实”的伪装和欺骗！

　　十、赫伯特·马尔库塞（1898-1979）

　　马尔库塞是新左派运动的“教父”，他对资本主义社会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是一种新型的非恐怖的“新型极权主义”，这个社会对人隐秘，不需要暴力和强制；二是能够有效应对它的敌人，能够排斥、化解甚至“招安”反叛者，让总体性的控制生生不息地延续下去。这种控制的手段是贿赂，即社会贿赂人民大众，通过满足人民的消费欲望换取服从。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出五光十色的产品和服务，不只是功能产品，也自带一套规定好的态度、习惯、思想和情感。消费者在购买和消费的同时，也就接受了这些习惯和思想，愉快地把自己和生产者、进而和整个社会系统绑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总体性的消费社会。这个社会是一个自我强化的系统，它无限度地刺激人的物质需求和享受欲望，让人无止境追逐不断更新换代的“虚假需求”，使“商品拜物教”成为人们普遍习以为常的信仰。

　　这样的社会有什么问题呢？马尔库塞认为，这会导致普遍的异化。我们付出了作为“人”身份的价值，被“物化”甚至几乎沦为动物，不再是完整意义上的人。在这样一个工作、生产、消费的循环中，人陷入了单一的生活模式——如何赚钱然后如何消费——人的思维模式变得单一化，社会不再是真正自由开放，变成了“单向度”的社会。与之相同的，青年马克思曾经探讨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异化”现象，他认为劳动本是人的本质特性，是人的第一需要。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感到劳动是一种与自己对立的苦役，在劳动中不是肯定自己，二是否定自己，不是感到幸福，而是感到不幸，不是自由发挥自己的体力和智力，而是使自己的肉体受折磨、精神遭摧残。结果是“人只有运用自己的动物本能——吃、喝、生殖、至多还有居住、修饰等等——的时候，才觉得自己在自由活动，而在运用人的机能时，觉得自己只不过是动物”。

　　马尔库塞相信，如果社会的进步仅仅只是越来越富裕，还算不上真正的进步，因为人的异化不仅没有消失，反而更深入更广泛地渗透和弥漫在生活的所有领域。世界变成了一个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被商品拜物教支配的社会，一个平庸而单向度的世界。这是对“人的解放”的背叛，是对马克思人道主义理想的背叛。所以他疾呼真正的社会变革，摆脱资本主义的异化。但是，变革后该怎么办？马尔库塞并没有提出建设性的观点。

　　在冷战期间，苏联模式与欧美的自由主义形成对峙。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社会的现实状况让越来越多左翼人士放弃了对苏联的幻想，自由主义理论与实践逐渐成为西方现代性方案的唯一选项。但是自由主义在现代的发展过程中，也遭遇了越来越强其他主义，尤其是平等主义的压力。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提出应对现代世界产生的新问题的方案，很多思想家做了很多工作。本书介绍了七位最有代表性的思想家，他们都倾向于建立规范性理论，论证社会政治应该怎么样安排才是最好的。首先介绍的三位，都探讨了与自由主义息息相关的平等问题。他们分别是罗尔斯、诺齐克和德沃金。

　　十一、约翰·罗尔斯（1921-2002）

　　罗尔斯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哲学家，自从他发表《正义论》，“从此之后的政治哲学家，要么在罗尔斯的理论框架内工作，要么就必须解释为什么不这样做”。罗尔斯在书中，探讨了正义的社会制度。对于公正，罗尔斯提出了“无知之幕”这一概念，即在人们商量给予一个社会或一个组织里的不同角色的成员的正当对待时，最理想的方式是把大家聚集到一个幕布下，在这块幕布后，是罗尔斯称为的“原初位置”。在这里，每个人完全不知道自己自己的种族、性别、家庭背景、宗教信仰等个人特性，有绝对平等的地位，是理性自利的、完全自由的人。每个人可以用一切最有效的办法争取自身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确定的契约，就是最公正的规范原则。

　　罗尔斯通过详细而严密的推理，在考虑了各种不同的选项后，得出契约的基本内容，其中最关键的原则有两条：一是要保障平等的自由，就是每个人都平等地享有一系列基本的自由，包括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以及拥有个人财富的自由。二是社会经济如果出现不平等分配，必须满足两个限定条件，一个是相关的工作和职位必须在“公平的机会平等”前提下，向所有人开放；另一个是这种不平等，能够让处境最糟糕的人改善状况。

　　在罗尔斯的正义论中，有一个符合我们道德直觉的思想，就是应当尽可能排斥那些偶然的和天生的运气因素对命运的影响。但是这遭到了另一位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反驳，这个人就是诺齐克。

　　十二、罗伯特·诺齐克（1938-2002）

　　在西方自由主义内部，诺齐克和罗尔斯形成了对立的两极，罗尔斯在最左端，诺齐克在最右端，两人的思想构成了当代西方国家社会制度的选择边界。在诺齐克看来，罗尔斯是“半个自由主义者”——在政治和文化上坚持自由主义，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采取平等主义立场。因此，他提出了一种完全彻底的自由主义理论，也就是“自由至上论”（也叫“放任自由主义”），

　　诺齐克的正义不是“分配的正义”，而是“持有的正义”。在他看来，我们首先要考虑的不是如何分配，而是什么条件下我们持有的东西在道德上是正当的？那么，一个人最初正当拥有的是什么？那就是我们自己，因此诺齐克将这一拥有称之为“自我所有权”，从自我所有权的正当性出发，诺齐克提出了他的三项正义原则：一是“获取正义”，每个人拥有的财富在起点上，必须是正当的，要么通过劳动占有了天然资源，要么接受了别人的资源馈赠；二是“转让正义”，如果财产在两人之间发生了转移，整个过程没有强取豪夺，那这也是正义的。三是“矫正正义”，也就是对通过不正当方式得来的财产，不管经历多少变化，都必须矫正。可以说，诺齐克持有的正义理论，注重持有的历史来路，而不是看结果。

　　所以，诺齐克主张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坚持自由原则，他提倡“最小国家”，这样的国家只用于保障个体公民的基本自由和安全，以及确保合法契约的执行，而不是用强制手段实现财富分配。在这样的国家里，个体自由被置于绝对优先的地位。因此，诺齐克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主要是出于道德的理由，因为它最能充分尊重和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所以能造就一个最正义的社会。

　　十三、罗纳德·德沃金（1931-2013）

　　德沃金是著名的法学家和政治哲学家，他对平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归根结底，可以总结为两大原则，平等的尊重和平等的关怀。

　　什么是平等的尊重？首先是要把人当作人，对于社会中的每个人，只要他们自愿而且不伤害他人，就要尊重他们的自主性，尊重每他们选择的生活目的和方式。那何为平等的关怀？就是为每个人实现生活理想提供平等的自愿，这不是简单给所有人“平等的待遇”，而是把每个人“当作平等的人对待”，考虑处境不同造成的不同需求。

　　德沃金关于平等的两大原则，前者很多人都极易认同，后者却很容易产生误解。对此，德沃金进一步解释，平等的关怀虽然考虑每个人实际需求的差异，给予差异化的待遇，但并不代表对所有的需求都要提供“关怀”。在他看来，每个人对于资源的需求，有的是环境所迫，例如出生穷困，有些则是出于自己的选择偏好，例如山珍海味。对于第一种需求，应当弥补处境造成的差别，对于第二种需求，应当接受选择造成的差异，让个人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在德沃金看来，一个社会如果实现了“平等的尊重与关怀”，那么每个人之间的差距，仅取决于不同人的“志向”和为其努力的结果，而不是在于哪些个人无法选择天赋因素。

　　接下来的几位思想家，都或多或少探讨了和自由主义息息相关的另一个主义——社群主义。他们分别是桑德尔、沃尔泽、泰勒和哈贝马斯。

　　十四、迈克尔·桑德尔（1953-）

　　桑德尔就是极为畅销的《公正》一书的作者，是社群主义向自由主义发起挑战的标志性人物。他反驳的，是“道德个人主义”。道德个人主义认为每个人作为道德主体，都是自由而独立的个体，每个人自主选择自己的目标，为自己选择的结果负责，但也仅仅需要负担这种责任，而不用为自己所属的群体、习俗、传统和历史等负责。现实中的例子就是，一个国家是不是应该为历史上的罪责道歉。

　　但桑德尔认为，道德个人主义是错误的。因为它对“个人主义”，也就是何为个人，理解有误。自由主义的基础是个人主义，是将单独的个体作为所有理论出发的原点，先有个人，个人之间签订契约，形成公共道德以及社会与政治的制度，一切都从个体延伸展开。但桑德尔认为，个人并不是先于社会存在的一个“原子”。作为个体的“自我”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社会关系中被造就的，是被生活的共同体（社群）塑造而形成的。社群是一种纽带关系，它从根本上定义了“你是谁”，它塑造了你的身份认同、生活理想、道德感与责任意识。

　　社群和个人紧密的“构成性关系”，让个人有了一种特殊的义务，桑德尔称之为“团结的义务”或“作为社群成员的义务”，它是一种给定的义务，并不取决于个人的自愿同意。正因如此，个人应当为自己社群的历史行为承担责任。

　　十五、迈克尔·沃尔泽（1956-）

　　社群主义提出的，社会构成个人，而不是个人构成社会，让“个人主义”观念受到了挑战，建立在个人自由之上的自由主义也岌岌可危。面对社群主义的批判，沃尔泽高呼“社群主义不可能战胜自由主义”。在他看来，自由主义的理论真实反映了现实，所谓“孤立的自我”确实存在。他们不是脱离社会的存在，而恰是被现在这个社会所塑造的结果。

　　在沃尔泽看来，社群主义关于个人是社会塑造的这个观点并没有错，它的错误是没看到现代社会已经改变了，正是这种新型社会造就了“孤立的个体”。现代社会最突出的特点是“流动性”，主要体现在地理、社会身份、婚姻关系和政治四个方面。高度流动的社会，让社群关系发生了变化，变成了“自愿型的社群”，这是一种“自愿的联合”，个体有决裂和退出的权利。这种社会中出现的孤立、近乎原子化得自我，并不是自由主义虚构出来的“先于社会的自我”观念，而是“后社会状况”造就的，也就是“后社会的自我”。由于越是容易获得和改变的关系，就越是不稳定的关系，所以这种反应自由流动社会现实的自我观念，失去了确定性和统一性，要随时重新创造自我，很容易产生强烈的失落感。

　　十六、查尔斯·泰勒（1931-）

　　伯林的消极自由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个人主体性，保持“我的地盘我做主”的权利。但当选择没有标准的时候，现代社会逐渐沦为一个放任的社会，人们毫无顾忌标榜自己心中的理想，现代文化陷入了相对主义、享乐主义和自恋主义的歧途。面对这一情况，很多保守人士主张，应该限制自由、平等和多元化倾向，要由政治权威、宗教领袖或文化精英重新确定真善美的标准。这样才能拯救现代人的道德迷失、防止文化堕落和民主政治的失败。面对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分歧，泰勒在《本真性的伦理》一书中，从两方面试图寻找解决之道。

　　首先，他不完全认可保守主义的立场，他认为必须坚持个人自主性，因为没有自主性，我们的生活就像一个赝品，失去了“本真性”（人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而不盲从于外在的压力和影响）；

　　其次，他提出自由主义观点中存在一个盲区，把本真性看成了只要依据自己内心，就足以创造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外部世界要么多于，要么是“自我实现”的障碍或敌人。在泰勒看来，这是“独白式的幻想”。泰勒说，“自我”来自于我们和他人的对话，以及对话的反思，自我的理想是在对话关系和反思中塑造的。而一件事情是否有意义，需要依据一个背景框架来衡量，这个背景框架定义了人类活动中最基本的方面，什么是重要的、有意义的，并塑造了我们的“道德和精神直觉”。这个框架不能由自我凭空创造，我们只能“选用”和“改造”我们共同的价值标准。也就是说，个人自主性来源于关系性的对话，意义和价值的标准存在于我们共同生活的背景。

　　泰勒认为，我们既要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也要积极介入对话和反思，这才是自我摆脱精神困境，通向共同背景，和一个更开阔世界联系在一起的必然之路。

　　十七、尤尔根·哈贝马斯（1929-）

　　哈贝马斯的研究很广泛，刘擎在书中重点介绍他对现代社会的道德和社会生活的共同规范如何建立这一问题进行的探讨。

　　在哈贝马斯看来，由于人类所有的活动都发生在人与人之间，所以主体与主体之间就会形成一种关系——“主体间性”。而这些活动的共同点就是彼此之间用有声语言、文字、手语、符号以及身体语言等进行交谈。所以人不是独白的存在，而是在人间交往对话的存在。语言交流，互相交往就是我们所有行动共同基础。在所有的语言交谈中，哈贝马斯认为主要有两种：一是“策略行动”，言谈是为了达到特定的功利性目标；另一是“交往行动”，是为了真正理解彼此而开展的对话交谈。

　　通过借助大量语言学、道德心理学和社会学研究，哈贝马斯发现了一种客观存在的理性类型，这种理性既不是工具理性，也不是价值理性，他称之为“交往理性”，通俗来说，就是好好说话。通过哈贝马斯论证，“交往理性”其实是我们生活中规范性共识的源头。

　　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在技术、经济活动和官僚体制中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他把这个领域叫做“系统”。但人类活动在“系统”之外，还有一块被哈贝马斯称之为“生活世界”的领域，这里有人类的精神生活、道德生活和政治生活。在哈贝马斯看来，“生活世界”的规范原则如果仅靠工具理性，就会造成“系统对生活世界的殖民”，而交往理性为我们的生活世界确立了理性规范的原则基础，这关乎自由、尊严、爱和正义。

　　后冷战时代，我们的世界将何去何从？有很多思想家都在探索，但是有两位，成为了后冷战时代西方思想辩论的议程设定者，他们面对世界全球化和逆全球化两种现实趋势相互竞争的情况，提出了截然相反的观点。这两位便是福山和亨廷顿。

　　十八、弗朗西斯·福山（1952-）

　　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一书中，提出了“历史终结论”，他认为西方自由民主政治是最好的制度选择，历史发展到这一步就抵达了终点，在之后不管发生什么，意识形态的竞争已经结束。

　　马克思提出，历史有一个普遍规律，这个规律可以解释所有的历史事件，历史有自己发展的过程和方向，会从最低阶段走向最高阶段。福山也秉持这种“普遍历史观”，但是他和马克思有两点不同：一是福山设想的历史目的地不是共产主义，而是自由民主制；二是福山认为历史发展的动力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为承认而斗争”。

　　对于自己的理论，福山从历史哲学和政治科学两个方面进行了论证。在历史哲学角度，只要人类获得的承认不是相互对等的，历史就有矛盾冲突，也就有了发展的动力。直到有一天，普遍而平等的相互承认来临了，发展动力就被耗尽了，历史就进入了终结。由于自由民主制在原则上已经实现了这种平等的相互承认，所以福山认为历史已经终结。在政治科学角度，福山认为不论是什么国家，都有普遍化的现代化历程，即只要追求现代化，就会发展科学技术；要发展科学技术，就会采用市场经济；而发展市场经济，就会导致自由民主制。

　　当然，福山的观点饱受争议和批评。其中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中国。所以历史是否已经终结，还需时日检验。

　　十九、萨缪尔·亨廷顿（1927-2008）

　　亨廷顿认为，世界上有七种主要的文明类型（西方、拉丁美洲、东正教、印度、中华、日本和伊斯兰，非洲有可能成为第八个文明），西方文明只是其中的一种，在意识形态冲突结束后，文明之间的冲突将会成为世界冲突的主要形态。

　　据此，亨廷顿提出了以下判断：首先他怀疑了“西方文明优越论”；其次他认为文明很难改变；最后他认为当今世界西方文明正在相对衰落。在这种情况，要重建世界秩序，最好的办法是让每个文明圈内部核心国家主导“圈内秩序”，然后在文明圈之间，展开平等对话协商、彼此妥协让步，以此控制冲突，防止冲突激化走向战争。

　　当然，亨廷顿的观点，也饱受争议和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