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精神汇总十篇

　　文化精神篇（1）

　　中图分类号：D6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3163（2013）03-0057-05

　　苏商文化精神伴随着苏商的发展、伴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而发展，苏商文化精神在改革开放的大时代，不断增进新的内涵，不断闪耀新的光芒，不断激发新的能量；苏商文化精神通过苏商在现实中的创造性发展而强烈辐射、渗透、扩张和融合，发挥积极能动作用，推动促进苏商及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苏商文化精神是苏商面向未来稳健务实、创新发展的不竭动力。

　　一、爱国主义是苏商文化精神的核心价值

　　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苏商传承弘扬了近代苏商“实业救国、实业报国”为特征的爱国主义光荣传统，在党的方针政策指引下，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大力弘扬“创业创新创优、争先领先率先”的新时期江苏精神，艰苦奋斗、锐意进取，坚守实业，创新发展，敢于争先，创造了骄人业绩，涌现出联想集团柳传志、苏宁电器集团张近东、沙钢集团沈文荣、雨润集团祝义材、波司登集团高德康、红豆集团周海江、离通集团崔根良等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优秀企业家，树立了当代苏商的良好形象。当代苏商不仅传承弘扬和充分表现了敢于争创一流、乐于回报社会的优秀精神品质，更突出地展现了勇于迎接各种挑战和能够驾驭复杂局面的可贵品质，在亚洲金融风暴、国际金融危机等一次次冲击之下，苏商沉着冷静、意志坚强，在应对危机中抢抓机遇，在攻坚克难中培植优势，表现出稳健务实抗击危机的不屈精神力量和坚厚实力。苏商不断提升自身素质、不断拓展实体经济，把实业做得越来越稳，越来越强，“江苏制造”和“江苏创造”双辉闪耀世界。尤其是广大苏商小微企业坚持实业，艰苦奋斗，竭尽心力，在各个行业做精做专，做稳做实，是江苏矢志不渝发展实体经济的坚实基础，也是大中型苏商企业的成长之源，更是保障和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力量。

　　海外苏商融入当地，情系桑梓。在江苏的民营企业家和江苏藉民营企业家在新的历史起点接续和传承了苏商文化精神，传承了“听、跟、走”的光荣传统，与党思想上同心同德、目标上同心同向、行动上同心同行。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爱党与爱国、爱家乡是高度统一的。爱国主义情怀是渗透苏商的充沛情感，规范着苏商的行为和价值观。苏商弘扬“爱国、敬业、诚信、守法、贡献”的优秀建设者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践行“义利兼顾、以义为先”核心理念，建设家乡，建设祖国，大步走向海外，以民族复兴为己任，把企业壮大与国家发展、个人成长与社会进步、自身需求与人民需要紧密结合起来。苏商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保障和改善民生、提升自身素质三个方面有更大作为，在全面推进实现现代化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伟业中实现人生价值。

　　苏商稳健务实，敢为人先，是创造者、创新者、创优者；苏商创新包容、尚德诚信，是致力于发展实体经济、建设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当仁不让的主角。苏商凭借着艰苦创业打基础、勇于创新走新路、全力创优争一流的精神状态，凭借着积极进取、奋发向上、争先抢先、沉稳务实、诚信共赢的精神状态，无论在本省，还是在外省，抑或是在海外，总是矢志不渝，百折不挠，吃苦耐劳，披荆斩棘，激流勇进，执着地走出属于自己的“创业创优创新、争先领先率先”的成功之路，充分表现出历史使命感、赤子之情和爱国主义精神。

　　二、苏商文化精神解析

　　苏商文化精神是苏商之魂。苏商的健旺生命力，是以创造巨大财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为重要标志的，这也是苏商文化精神的生命力。苏商精神总是深深烙铸在苏商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和影响力之中的。“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这里，简要解析“爱国尚德、稳健务实，开拓创新、敢为人先，开放包容、睿智敏行，诚信经营、祟文惠民”的苏商文化精神内涵。

　　第一，爱国尚德、稳健务实的文化精神

　　苏商文化精神最突出的品质特征就是爱国尚德、稳健务实。江苏水文化之柔到极致是坚实。苏商为人低调平实，经营诚实守份，发展务实沉稳，苏商吃苦耐劳，埋头做事，精细作业，不急不徐，不贪不狂，有着稳健务实，沉稳坚实，脚踏实地，自强不息，执著追求，实业报国的精神品质，形成了苏商特有的稳健务实精神优势。

　　苏商稳健务实是与实业报国的出发点和发展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是苏商爱国主义精神力量和博大情怀。苏商向来主张“货殖为急”、“时任知物”，苏商一直以工业资本著称，以实业为主，商贸为辅，走“实业富国、实业报国”之路。张謇是近代苏商的领军人物，是第一个站在时代高度的民族企业家。他目睹甲午惨败，国事日非，毅然弃仁仕就商，奋力开拓实业救国道路，展现了苏商浓烈的爱国情怀。从1896年开始，张謇一生创办南通大生纱厂等18家企业，创立了实力雄厚的大生资本集团，形成一个包括农、工、商、运输、金融等业的实业体系。张謇、盛宣怀、荣德生、刘国钧、范旭东等等，他们无不是稳健务实的典范，他们办实业不是为了自己一家一族的发财致富，而是为了抵御外侮，实业救国。

　　苏商稳健务实，不断提升精神境界，有着越来越强烈的实业报国意识和自觉的社会责任感。近代以来，一大批苏商在进步思想影响之下，心中曙光映现，沸腾一腔爱国热血，在“实业救国”和“设厂自救”热潮鼓动之下，发奋图强，经营实业，做大做强，以报国救国为自己经商办企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稳健从事，精于盘算，精细作业。当代苏商传承着实业报国的光荣传统，稳健务实，祟尚实业，在亚洲金融风暴、美债欧债危机的一次次冲击下，苏商岿然屹立，昂然前行，显示出稳健务实抗击危机的实力，苏商沉稳坚毅，咬紧牙关，呕心沥血，实业报国，矢志不渝，不断拓展实体经济，把实业做得越来越大，越来越稳，越来越强，特别是面广量大的苏商小微企业坚持实业、发展实体经济不松劲，在各个行业做精做专，做稳做实，成为大中型苏商企业源源不断的成长之源。

　　稳健务实是生长在苏商骨血之中最鲜明突出的精神品质。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中，苏宁电器集团依然坚持稳健务实不放松。张近东认为，稳健务实就是发展战略必须务实稳健，企业的内部建设、团队建设要稳而刚，实而坚。苏宁电器集团创业以来，就是在形势特别好的情况下，也一直坚持稳健务实的发展策略，始终按照既定的发展战略稳步前行，在内部管理、信息系统、人力资源、物流平台上进行持续投入和长期建设，积累了沉稳强劲的扩张能力。张近东曾经说过，人们看到的是苏宁电器集团的稳健，实际上我们的自我感觉是淡定。我们要的是务实，要的是平衡，我们低调不张扬，不等于我们没有能力。苏宁电器集团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咄咄逼人，没有那么惊天动地，却持续爆发强劲扩张力，于无声处炸响惊雷。

　　弘扬苏商爱国尚德、稳健务实的文化精神，就是要传承近代苏商“实业救国、实业报国”的优秀传统，秉持当代苏商与党“同心”和“爱国、敬业、诚信、守法、贡献”的优秀建设者精神，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义利兼顾、以义为先”核心理念。执着创业之志，坚守实业和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坚持稳健务实的发展方略，稳中求实，稳中求进，稳中求快，稳中创优，夯实苏商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常青基业，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创造越来越多的财富。

　　第二，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文化精神

　　苏商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深刻内涵是思想解放、敢冒风险、与时俱进。既是苏商的文化依托和支撑，也是促进苏商开拓创新的基因和动力，越自主创新、就越敢为人先，越敢为人先、就越能够开拓创新，互为因果，互相促进，形成苏商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独特精神品格。

　　当前我们理解苏商文化精神，很重要的一点是要很好地把握和弘扬当代苏商体现的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文化精神。“创业创新创优、争先领先率先”的新时期江苏精神是苏商精神之源，同样，苏商开拓创新、敢为人先、不断超越的精神，凝聚在新时期江苏精神之中。新时期以来江苏民营企业家在奋进发展的过程中，对企业的体制创新、战略创新、技术创新、产品创新、文化创新、管理创新等创新活动从来没有放松过。一批又一批成功苏商的典型，其最重要的特征就是把开拓创新作为企业发展的灵魂，开拓创新、敢于争先是苏商企业又好又快发展、持续发展的根本。当前，江苏正在大步迈向“全面建成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新征程，苏商正在大力拓展创业创新创优的新的发展空间，继续发挥江苏经济争先发展、领先发展、率先发展的主力军作用。

　　盛宣怀开创了中国近代工商、金融、教育等领域十一个第一，荣宗敬说“干得痛快，处处争第一”，荣德生斩钉截铁地说“我就是要争第一”。当代苏商，“艰苦奋斗、甘于奉献、严于律己”的“华西精神”创造者吴仁宝要创办的就是中国最好的工业化村镇，最好的股份制民营企业，他毫不隐瞒华西的定位、追求和取得的业绩就是“华夏第一村”。沙钢集团董事长沈文荣瞄准行业世界先进水平，领导沙钢集团实现了产品、产量、产业的跨越式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民营钢铁企业，成为第一个进入世界500强的中国民营企业，在2009年、2010年、2011年和2012年连续四年跻身世界企业500强。苏宁电器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办公室的背景墙就是一面世界地图，他已经做成中国最大，还要做世界最大的电器流通企业。泥瓦工出身的、20岁创业的恒力集团总裁陈建华，领导集团向世界第一化纤企业集团奋斗，他的目标就是“让恒力成为世界品牌，做全球化纤业的巨子”，无锡尚德成为全球最大太阳能电池及组件制造商。苏商拥有全球最大的光伏太阳能产业、造船产业等等，“敢为人先”的例证举不胜举。苏商文化底蕴深厚，低调淡定，作风严谨，从不会不分场合暴发户般大声嚷嚷，但这绝不影响他们敢于把自己的发展目标定为行业第一，并毫不犹豫地付之行动，做成第一。

　　苏商的“敢为天下先”是以稳健务实为坚实基础和底气的，也是以开拓创新为持久动力、支撑和锐气的。“敢为人先”体现苏商积极进取意识，“不等不靠不要不服输”，从不被动，从不犹豫，从不迟缓，从不停顿，总是饱满着奋发向上、不甘落后的精神状态，自加压力，有着一定要走在行业发展前列、走在全国前列和走在世界前列的责任心、使命意识。正是因为有这样勇于争先、敢为人先的精神、意念和勇气，苏商能够应对全球化的竞争与挑战，沉稳应对和战胜一次又一次危机，把握和创造一次又一次机遇，抢先发展，争先发展，领先发展，率先发展，为民族、为国家创造越来越多的物质财富。

　　弘扬苏商开拓创新、敢为人先的文化精神，就是要坚持科学发展、创新驱动和敢想敢干、开拓进取精神。创新战略目标，推动体制创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文化创新，开创发展模式创新和经济创新发展新局面。坚持创新发展的责任心和使命意识，始终保持不甘落后的精神状态和蓬勃向上的朝气、开拓进取的锐气和追求卓越的志气，勇于争先发展，敢于领先发展，奋力率先发展。

　　第三，开放包容、睿智敏行的文化精神

　　敢为人先的精神来自于开放包容的文化襟怀、睿智敏行底气。开放包容、睿智敏行是苏商文化精神重要特征。

　　开放包容是指苏商在一次次时代变迁中善于开放包容，接受其它商帮和外来文化精华，既不消融主体性主导下的勇于创新，也从不动摇对多元文化的开放包容、吸纳兼容化育生成的积极态度，近代苏商注重吸收西方现代文化，化为我用，睿智敏行，在经营中引进西方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特别是近代苏商在上海的开放包容向金融业的华丽转身、更好地支撑发展实业，新时期苏商更加开放包容，走向全国、走向世界。苏商一向注重摆脱狭隘视域和地域羁绊，克服自我陶醉的任何可能，战胜或许会有的优越自负不良心态，包容兼容吸纳消化天下精化，合作共赢抱团发展，通过湖河江海的相容相通更好走向天下。

　　开放包容、睿智敏行是苏商秉持的精神品质力量。开放包容、睿智敏行使苏商总是进退自如，不把自己逼入死角，有充分的回旋转圜转型机会。苏商文化精神中没有单边选择，而是善于将看似矛盾对立的双方协调统一，巧妙地化解矛盾，把思想和精力集中到化危为机、合作共赢做实事上。苏商把创新包容融为一体，展示海纳百川的博怀，睿智敏行、走出去的苏商积极融入当地社会，携手当地商帮，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合作与交流，他们在海外创建开发区，创办研发中心，运营企业和运作市场，呈现了加快“走出去”、能够“走进去”、努力“走上去”的喜人景象，促进了江苏经济外向型发展的崭新格局。苏商已经成为全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力量。苏商不断站上更高的发展起点，同时又低调自省，勤勉自励，自我鞭策，放实位置，以更为积极有效的创新，更加包容的博怀和恢宏气度，来不断推进自己的发展。

　　弘扬苏商开放包容、睿智敏行的文化精神，就是要坚持对多元文化开放包容、吸纳兼容的积极态度，取精去伪，扬长补短，汲取先进科技文化理念。坚持勤思善学、睿智敏行的文化品格，尊才重智，与时俱进，不断提升生产技艺、企业素质和企业家修养，在各个行业做精做细、做专做实、做优做强、做大做久。加快“走出去”步伐，积极促进经济外向型发展的崭新格局。

　　第四，诚信经营、祟文惠民的文化精神

　　诚信经营是苏商文化精神的突出体现。张謇提出：“人可以穷，可以死，不可无良；国可以弱，可以小，不可无信。无良，不人，无信，不国。”荣德生提出“心正思无邪，意诚言必中”、“经营事业，信用第一。”苏商有着极强的诚实、守信、守法、守约精神，在借贷还款、货款结算、税款缴纳等商务基本方面做到重诺守信，自觉保持诚信经营的自律精神，从根本上体现出合作互助精神和合作共赢的商贸精神。苏商素有竞合共赢的奋斗胸襟，在竞争中诚信合作、在诚信合作中发展、在发展中实现共赢，苏商清楚只有精诚合作，最大程度地共享资源，才能稳健快速发展。在市场经济新形势下，苏商面对新情况，抢抓机遇，继续有效保持并全面增强尚德诚信的精神特性。尚德诚信是苏商的品行，是苏商的责任，是苏商的道义，更是苏商的准则。如雨润集团在全国食品行业率先提出了“食品工业是道德工业”的道德理念，以此建立道德与诚信品质一流的企业文化，雨润集团坚持诚信经营，质量第一，倡导品牌文化，向全社会亮出苏商尚德诚信的企业品牌，充分体现“真诚如雨、滋润万家”的服务宗旨，表达“诚信勤敏、谦学艰毅”的文化精髓。

　　苏商向有祟文惠民、厚德载物、自强不息的文化传统和自觉追求，“积金积玉不如积书教子，宽田宽地不如宽厚待人”、“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需读书”。苏商的崇文既是通过祟文重教重义来体现，也是通过讲信用重信誉守规则的诚信商贸品德来具体体现的，近代苏商大多是信守传统道德、讲究操行气节的“绅商”。他们把儒家学说应用到企业经营中，宣扬“信义经商”。这是苏商立业之基、经营之道，使苏商立于不败之地保持基业常青。

　　苏商祟文惠民，反映了江苏重教育、重科技、重创新、重发展的人文精神和价值观念。苏商极为重视师道教化，对创办教育，培育人才，吸引人才，用好人才向来高度重视，有切切实实的举措落实推动。对人才地不分南北，向来视为同乡，善用善待，团结共进，从不排斥歧视。

　　苏商崇文惠民，强调积极进取，创造财富，善于处理好义与利关系，践行“义利兼顾、以义为先”理念，主张“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毋庸置疑，不赢利的企业是不道德的企业，苏商有能力追求利，但追求的是“仁中取利，义中求财”，并以“利”作为自身进一步发展和推动社会进步的原动力。苏商总是富而怀仁，以“义”来支持社会的公平与正义，促进祟德向善的社会和谐。苏商大力倡办教育、文化、科技、慈善以及各种有利于社会发展的公益事业，当代苏商积极投身“光彩事业”、“同心工程”、感恩行动和社会慈善事业，通过富而思源、富而思进，回馈社会、造福社会、促进共同富裕，实现产业报国的大志和大义。

　　三、苏商文化精神是全社会的财富

　　苏商精神充分体现了世纪之交在东方古老传统与西方现代工业文明对接、碰击中融合中西文化的苏商情怀，体现了新时期苏商高起点传承，更加稳健务实，更加敢为人先，更加创新包容，更加尚德诚信的新品质。苏商精神中既恪守儒家思想，吸纳各大商帮的文化精华，祟文重教，儒雅温润，尚德诚信，又开放包容接纳西方市场经济观念，主动接轨近、现代工业文明，开放开拓，创新包容；苏商既重商追本逐利，血脉贲张，又重义回报社会，侠胆义肠；既有开拓创新的意志品格，又有开放包容的文化胸襟；既有务实重工的价值理念，又有尚德诚信的处世哲学；既有前瞻开放的战略眼光，又有精明善变的经营谋略。

　　苏商文化精神体现出重实业重制造重科技重市场的价值理念，体现出稳健务实的全局性战略部署和扎实沉稳推进的经营之道，体现出前瞻开放和创新包容的文化襟怀，体现出抢先争先的目标定位、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超前意识和一以贯之、坚定不移的尚德诚信商贸操守；苏商精神中也还呈现出苏商既谨慎稳健又灵活机敏的经营谋略，既稳扎稳打又钻营精明的盘算以及严谨精细的制造技术追求和低调内敛温和平实的为人处事风格；更体现出苏商重视和苦心打造终端市场，强调企业与顾客共享产品、与员工共享财富、与政府共享文明、与社会共享资源的大合作大共赢理念。

　　文化精神篇（2）

　　作为人类文化积累宝库的高职图书馆是学校教育不可缺少的文化阵地。充分发挥图书馆的文化功能，可以达到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的目的。特别是对于高职院校而言，通过图书馆的育人功能，以特定的文化涵养学生的精神世界，显得极为重要。

　　一、高职图书馆在以文化涵养学生精神中的作用

　　高职的大学生不同于基础教育的初高中生，他们的课余时间很多，特别对于住校生而言，一个学生在校期间平均有二分之一以上的时间是在图书馆度过的，他们开阔视野、增长才干、培养情操离不开图书馆；他们的课余文化生活同样离不开图书馆。从大德育观看，图书馆属于学校德育环境保证体系。它既提供德育的思想保证和信息保证，又提供德育改革方案设计的咨询保证，它还是授课、讲座、学术交流的场所。关于高校图书馆在涵养学生精神中的作用与地位，有人认为，高校图书馆是对大学生进行精神涵养的第二课堂，它为大学生提供了精神世界得以健康成长的良好环境。有人提出高校图书馆的教育职能主要是两点，即引导和营造：引导学生走一条正确、健康和有效的道路，营造一个宁静而浓厚的学习氛围。图书馆可以配合学校进行思想品德教育、配合教学进行专业知识教育、扩大学生知识面，进行知识和能力的综合教育。” 笔者认为，高校图书馆在以文化涵养学生精神中的地位与作用主要是在主观上引导学生和在客观上影响学生。一方面，在科技发展与社会进步突飞猛进，日新月异的信息时代，与课堂教学相比，图书馆教育更具有主动性，通过有益于学生道德的培养和科学知识提高的图书与资料，引导学生的读书热点和需求，帮助学生及时获取知识与信息。另一方面，图书馆安静和谐的学习环境、工作人员文明礼貌的服务，都对大学生起着一种潜移默化的品德和行为教育的作用。

　　二、高职图书馆以文化涵养学生精神的途径

　　既然高职图书馆在以文化涵养学生精神中具有独特作用，我们就应多方努力，充分利用好高职图书馆，使之在培养学生高尚的精神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一)人格影响

　　高职图书馆员高尚的人格对学生精神世界的影响将是十分深远的，高职图书馆馆员对学生的人格影响是通过一系列的服务工作来体现。高校图书馆员在为读者提供优质服务的同时，如果处处为人师表，以身作则，就会给学生留下难以磨灭的良好印象。实际上，这正是以文化熏陶人、影响人、教育人。为达此目的，应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1.树立育人理念。服务育人的职业理念应在每个高职图书馆员的工作实践中得到体现。这就要求高校图书馆员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较高的职业道德修养，强烈的事业心，高度的责任感，严谨的工作态度，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崇高的敬业精神。只有这样，才能树立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服务意识；第二，掌握与读者沟通的技巧。与读者沟通的前提是了解和掌握读者需求，满足读者的需要。这要求图书馆员既要有良好的服务态度，又要有精湛的业务技能，在此基础上，图书馆员要成为一个有亲和力的人，以积极、主动、乐观向上的心态，对读者以心相许，践行图书馆的职业理念；第三，协同攻坚的团队精神和共同成功的集体荣誉感。图书馆团队精神，通过团结协作、勤奋努力、不断创新，让读者最大限度地利用图书馆，热爱图书馆，实现图书馆的价值。

　　2.提高政治思想素质。作为新世纪的图书馆员，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坚持科学的发展观。加强道德修养， 树立积极向上、乐于奉献的生活态度， 不断提高全心全意为读者服务的意识和水平。要更新观念， 勇于创新， 适应时代的发展，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图书馆事业， 自觉地献身于图书馆事业。

　　3.提高文化知识水平和专业知识水平。图书馆工作具有多学科、多类型、多层次综合服务的特点， 这就要求馆员要广学博览， 不仅要掌握图书馆学、情报学等专业的基本知识， 还要及时了解和跟踪国内外图书情报学及信息领域的新理论、新观点、新方法。要具备较强的信息获取、筛选、组合和知识转化能力， 对无序的知识信息进行整理、组合以产生新的信息并提供给读者。其次， 随着我国加入WTO和全球化日益加剧， 国际间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要求图书馆员要有相当程度的外语知识。

　　(二)环境熏陶

　　心理学家认为， 外部环境和人体需要是决定人的意识和行为的两个因素。在内外两种因素都起作用的情况下， 人就会产生一种积极态度或行为趋势。图书馆首先应根据大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 努力创建一个催人奋发的氛围。比如， 在新馆的内部布局上可以挂一些名人的画像以及他们的名言录， 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受到良好环境的熏陶， 当学生走进绿色、整洁的图书馆中就会感受到心情愉快， 精神振奋，产生一种高昂的学习热情， 进而形成一种自觉内在的驱动力， 有意无意地融入图书馆环境之中。通过健康文明的图书馆环境的熏陶， 培养学生的高崇情操。

　　(三)文化濡染

　　图书馆通过营造浓厚的文化氛围，可以使学生受到良好的熏陶与感染，使他们的精神世界在不知不觉间就得到了净化与提升。

　　1.以物质文化作为基础。物质文化包括馆园建筑群、设施设备、书籍资料等，是图书馆物质文化建设的物化表现形式。需要指出的是它既不是各种实物的简单组合，也不是实物本身的表现，而是实物所反映出来的经过充分注入了“人”的情感成分的一种文化观念和文化内涵。这种文化观念的内涵，必然对青年大学生的成长产生影响和熏陶。

　　2.以制度文化作为保障。制度文化包括图书馆从行政到基层，从馆办到库室的各类文件规定、管理规章制度、行为规范条文、奖惩条约等等，它起着调整群体与个体关系，规范群体成员言行的作用，有了严格馆规馆纪和有效的管理机制，才能保证人们正常学习工作按秩序进行，从而促进良好风气的形成。

　　3.以精神文化作为依托。精神文化又可分为显性文化、隐性文化和中性文化三大类：显性文化是通过馆内各种传播媒体和开展的课堂之外的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知识性、娱乐性、情感性和亲缘性活动并采取讲座、问答、竞赛、板报等方式来表现的，以传播各种专业的专业知识和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科学知识为内容的一种智能型知识文化活动；隐性文化是一种潜藏在人的心理活动、思想灵魂和行为意识中的一种素质型心理文化，它是高校群体成员中的风气和精神体现，是群体成员长期凝聚而成的历史传统、生活习惯、民族精神、思想作风、理想追求和道德情操；中性文化是一种审美文化，它兼有显性特征又有隐性特征，并反映在文化形态的社会性、和谐性和文化行为的娱乐性、自由性之中。是人的情感与文化环境的统一所产生的美感境界，是审美心理和审美能力及其群体成员获取审美知识和进行审美表现的统一。

　　文化精神篇（3）

　　二、以“勤劳奉仕”为名

　　强迫学生修建关东神宫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由于侵略战线过长，致使日本兵力吃紧，到处强抓中国劳工修筑工事。1943年后，日本殖民当局在大连地区相继颁布了《学校战时动员体制确立要纲决定》、《关于教育的战时非常措施方案》、《学生勤劳令》等一系列战时教育的非常措施，把学校变成“增强战争实力”的工具，通过法西斯的军事教育将学生变成紧急时期的劳动力。1944年，日本殖民当局通过《紧急学徒勤劳动员细要》、《决战教育纲要》等条令，要求学校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祈祷日本皇军“武运长久”，同时以“勤劳奉仕”(即义务劳动)的名义，强迫中国学生到军需仓库、机场、关东神宫等地参加数日乃至半年的义务劳动，致使旅顺各学校的学生大多离开学校。据当年目击关东神宫施工情况的老人证实，修建神宫时，工地上集聚了许多精工巧匠，昼夜拼搏，但像砌墙、上瓦、安装门槛等细活都由日本人负责完成，中国人根本不许靠前。中国人干的都是粗活、脏活、累活，如让年幼的学生抬大筐运土，劳动强度非常大，日本教师做监工，对中国学生不是打就是骂，激起了学生们针锋相对的反抗斗争。学生主要做苦力活，负责搬运大量的土石方，两人抬一个大筐，装上土后，要抬起来跑着走，学生们不跑，能磨蹭就磨蹭，以“磨洋工”的形式进行反抗。

　　文化精神篇（4）

　　根据战时的规定，中共干部结婚需要符合三个条件，即“258团”：满25岁，参加革命8年，团职以上。由于环境动荡，结婚后的干部家属大部分随军，因而建国后就马上面临一个安置问题。北京建都后，这样一大批干部及家属的安家落户，是不可能在原有的市民住宅区解决的。再有，战时体制的后勤保障系统，在建国初期依然发挥着作用，供给制是主要形式。统一解决住房，也是供给制的组成部分。

　　北京干部子弟的婴儿潮是上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出现的。这和战争转向和平建设的时间相吻合。到了前夕，这批干部子弟形成了一个相当大的数量，也就是说，他们已经具有产生巨大动能的基础。而且，他们相对集中，一是集中于初中、高中这个年龄段，二是集中于大部分重点中学。这使得这批中学生和他们的兄长间有了一个重大区别，即在一些局部，他们的相对优势出现了。 总后大院的总后礼堂

　　相对批量、相对集中的大院子弟在前出现，这是和北京特殊的地域特点分不开的。除北京外，全国没有一个城市有这样众多的党政机关和军事机构大院，没有一个城市有如此众多的干部，也就没有一个城市能够形成干部子弟这样一种社会阶层。

　　大院这一社会形态的出现，势必形成独特的文化形态。而在百废待兴的中国，相对于传统的市井文化，大院文化显然具有自己的特点。这种文化形态，就是初期红卫兵孕育的土壤。作为一种文化形态，涉及面十分宽泛，这里仅围绕红卫兵这一主题，做个大致的归纳。

　　一、单纯与轻信

　　大院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对外界社会了解甚少，他们平时所接触的大多是同一阶层的孩子，他们接受的基本都是来自学校和父母的正面教育，因此思想相对简单、单纯。他们真诚地相信，全中国儿童都有和他们一样的金色童年。从小在农村长大的北京25中红卫兵李冬民回忆：三年困难的时候，农村里没粮食吃，城里出现了农村来的大批饥民。我跟他们聊天，他们说从农村来的。我的同学好多都是从北海托儿所转过来的，有苏联阿姨照管。他们生活在幻想的共产主义生活中。所以那些农民说在乡下没饭吃，他们都不信，但我信。（李冬民口述史《几度风雨几度秋》，米鹤都编，2011年）更有一些红卫兵，在大串联中见到了要饭的而震惊。单纯的另一面就是轻信，他们的阶级斗争观念，完全来自教科书和文艺作品。这是一代人的通病，只不过干部子弟来得更纯正一些。

　　也由于相对封闭的环境，当他们离开寄宿制学校或者大院环境而进入社会时，自然地感到一种陌生和不适应。曾经担任八一学校学生会主席的刘辉宣回忆，当他从干部子弟寄宿制的八一学校考入四中以后，感到非常不适应。一是感觉到观念的不同。他说：我原来根本就不想将来长大了干什么，认为自己的出路是组织上安排的事情。来到四中，才发觉人家很早就在设计自己了，准备将来当个科学家或者其他的什么家。（刘辉宣口述史《当时年少曾轻狂》稿，米鹤都编，2014年）而这些在他看来，是十足的个人主义和市侩人生观。二是原来同学们都是清一色的家庭背景，这时同学的家庭出身五花八门，反动官僚、资本家、高级知识分子，无所不有，于是他自然地有一种“非我族类”的感觉。这其实是一个很要命的问题，因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二、心理的健康环境 李冬民与在一起

　　干部子弟的成长过程，远远脱离了当年社会中各种政治运动的漩涡。因为根正苗红，他们从小没有生活在类似于家庭成分不好的政治阴影里。作为一个整体，他们没有受到知识分子所经受的各次政治运动的冲击，也没有工农所经受的贫穷生活的压力。在到来之前，干部阶层始终是社会的佼佼者。因此，干部子弟是在一种有利于他们身心健康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在心理上没有受到过压抑，因此他们不仅相对直率，也相对强势。他们鄙视人情的俗气，看不起文人的酸腐，也少有市民的奴性，是一批天不怕地不怕的红色青少年。应当说，只有心理上的强势，才会培育出敢做敢为的担当，同时如果没有约束，也会衍生出目无法纪的狂傲。相对其他社会阶层，干部子弟承受压力和打击的能力也明显更强一些。在初期，他们面对工作组的压力和中央小组的打击，基本都采取了反抗而非隐忍的态度。恰恰由于这种有利于自由发展的环境，造就了社会的宠儿，也带来了它的负面效应，即整体优越感的滋生。这与今日独生子女一代的矫情同理。人，作为一种社会动物，其心理成长过程中，压抑就会造成其畸形地收缩，反之，则造成空间的膨胀。如果社会整个都处在一个有利于所有青少年心理发展的健康环境中，也就难以形成部分人的优越感。

　　三、寄宿制的训练

　　红卫兵一代的一个文化特点，是强调集体主义精神，这点上，干部子弟表现得更强烈。集体主义的熏陶，是和带有军事化传统的管理相联系的。大院的管理、特别是干部子弟寄宿制学校的管理，起重要作用。那一代革命者的信念要求他们必须把革命利益和工作放在首位，家庭的亲情始终是从属的。因此，相当多的干部把子女交给幼儿园和寄宿制学校管理。那一代的中小学生中，寄宿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干部子弟。他们所受到的政治教育是集体第一，个人要从属于集体。另一个因素，是干部子弟由于其父母为共同的事业奋斗，有共同的革命经历，大院的环境非常容易让这些子弟间建立起特殊的感情，而在市民阶层，就很难建立起这种社会关系。

　　在盛行集体英雄主义的年代，强调整体的荣誉感，是大院子弟们突出的特点。刘辉宣回忆，在临近中考时，八一学校提出的口号是：像战场上不让一个战友掉队那样，不让一个同学留级。北京翠微中学的王冀豫认为：这也是我们打架不要命的一种原动力。很快化革爆发，这些人就都凑到了一块儿。串联的时候，一听说话，就知道你是不是干部子弟，心里特别明白。这是当年红卫兵兴起的基础。（王冀豫口述史《往事不堪回首》，米鹤都编，2014年）

　　寄宿制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认同感很强但也很窄。认同感强，使一些小院子弟（指散住在城区四合院里的高级领导干部子弟）和没有经历过寄宿制的干部子弟，可以很快就融合到这支队伍中去。但是它也很窄，前和初期，大院之间较少发生“战争”，因为大家属于同一族类；打群架往往是跟院外的“野孩子”、“小流氓”，而他们乃非我族类。这种认同感在中再上升到政治上，就彻底自外于社会的大多数。

　　四、尚武轻文的取向

　　首先应当强调的是，在不同的大院类型中，这一性格取向并非完全一致。在党政机关的大院中，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扎堆儿的大院中，在这点上就有很大差别。但是，北京大院之间的这种差异，与市井文化相较，应当说一般小于他们之间的共性。如王冀豫所说：所谓的大院，不管你是政府的还是军队的，都一样，因为共产党的政府也是军队建的。因此，部队干部、地方干部同质同源。另外，由于共产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武装斗争传统，由于农民出身的干部占绝大比例，由于强调阶级斗争的暴力形式，因此在大院文化，崇尚“英雄主义”的意识中，总是掺杂着尚武轻文和暴力倾向。即使知识分子家庭出身的，也只是表现程度不同而已。

　　北京玉渊潭中学的曹都都回忆：这些干部子弟，特别是军人子弟的集体英雄主义，最需要敢于牺牲的人。从小在军队大院长大的孩子，在外受到挑衅常常是群体而上，谁胆怯或是不敢出手，回到院里便会被奚落甚至孤立。现在反思过去，不光是干部子女，几乎全国百姓都具有暴力潜质，也就是那种不分青红皂白的群体暴力倾向。（王南生口述史《中的江湖恩怨》，米鹤都编，2014年） 中的王冀豫

　　北京翠微路中学的王小点（王南生）的父亲是军队中的儒将，但王小点回忆，其家庭教育也是充满暴力：要打架，就要打胜，否则就是蛋。而且，这种教育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不能在外面欺负人。谁要是欺负人了，那回家一定要挨打。所以我一般都不敢打架。如果真打了架，被别人欺负了而不反抗，那就更丢人了！回家后家长还得打你，得挨两次打。这不是个别人家里的情况。

　　当年，在北京市民阶层的观念中和一般学校的教育中，“好孩子”和“坏孩子”概念，只要打架，不分青红皂白，一概批评。而在大院文化中，一呼百应的孩子王必须是能伸张正义的“英雄”。由于上一辈人认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是真理，稳定政权同样需要暴力，而后的阶级斗争扩大化使人们甚至认为它其实还是战争的继续，从而充分肯定了暴力在历史中的进步性和正当性。因此，在干部子弟中这种观念耳濡目染，就形成大院文化和市井文化的一个区别。

　　由此延伸的，则是对待知识文化的态度。中国的古老传统一直奉行“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信条，尊重读书人的风尚深深贯穿于这个社会的深层意识中。这种传承在新中国成立后被解构，我们相信“读书人”是为统治者服务的，是附在剥削阶级“皮”上的“毛”，是需要被劳动者改造的。但是在大院文化中，由于得突出政治的风气之先，重体力劳动轻脑力劳动，重工农干部轻知识分子干部，重权力轻文化知识的心理态势已然成型。在中国历史上打斗老师也是红卫兵们开启先河，至“老九”彻底臭了之后，彻底的反智就出现了。

　　五、畸形的政治热

　　全国流传着一句名言：北京人什么大话都敢说。这和天子脚下的皇城心态有关，但不能不说它受到北京大院文化的深刻影响。

　　北京大院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关注国家大事，个人生活也相当政治化。他们把热衷于家长里短视为市侩，把生活上精打细算看作庸俗，把埋头苦读说成“白专”之路。干部子弟的关注点，一是类似中苏论战里“九评”那样的政治理论，二是属于父辈革命传统的掌故、战例。另外一种谈资，则是干部阶层的内参了。如未经公布的小道政治新闻，如对毛远新、王海容的谈话，是那个年代他们中流传最广的政治消息之一。另一方面，前的一些中学生，甚至能把国家军队机构的领导人职务履历倒背如流，有些人对各级干部配备的汽车型号、待遇如数家珍，有些人则对领导干部的山头派系了如指掌。对于后一部分谈资，出身市民阶层的学生，即使热衷于政治，也难于置喙。因为当年这些均属机密，不是从任何书本上可以学习来的。

　　前，确实有一批干部子弟成为与其年龄不相称的小政治家，譬如北京四中、六中、八中中，一些高干子弟已经直接卷入到政治浪潮之中。中学生直接找中央领导也是自家的邻居汇报请示，中学生通过同学关系向国家主席、向中央书记处、向、向北京市委递送政治性的意见书，居然还得到了批示和中央级内参的两度刊发。而的巨浪，让他们还真过了一把瘾，只不过并未变身为政治家而成为了政治工具。

　　大院文化更注重精神世界的开阔，它的另一方面，就是不接地气、不着四六的东西更多。

　　六、浓厚的等级观念

　　共产党人取得胜利以后，在消灭阶级差别上着力不少，却并没有处理好人民内部的等级差别。干部评级时，中国的干部达20多个级别，不仅繁琐，级差也很大。差别不仅高于西方的文官制度，也高于苏联东欧。部队评军衔后，大院里肩上的星，汽车、保姆、住房，都从隐形变成了显形。从还不懂事的孩子开始，大院子弟就被灌输了等级概念。什么部长、局长，13级以上的高干还是一般干部；什么将军、校官；谁家有汽车，谁家配了勤务员。相应在市民阶层比谁家穷谁家阔，在工人子弟中比谁的家长是几级工，大院中面临的等级问题不仅要广泛得多，而且具体得多。

　　等级文化，实际上是一种没落的封建文化，可它对这一代青少年的毒害是深远的。如北京四中的苏承德所说，它的延伸实质上也是一种血统论。如四中、六中、八中中的四中“小核心”的成员，最后就无形中成为由省部级以上的干部子弟所组成。

　　七、忠诚和献身精神

　　大院文化培养了一代人的忠诚和献身精神。因为他们的父母是从战争中走过来的，子女一辈对党的事业的背叛，也就意味着对父母的背叛。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把一切交给党”。不言而喻的是，“一切”也包括自己的孩子，干部子弟也就是“党的孩子”。特别在上世纪60年代初期的教育中，把一切献给党是这一批人的最高理想。但是，这一代人往往不能将这种对党的忠诚升华到共产党的根本宗旨上认识。

　　忠诚就意味着献身。所以在大院文化中崇尚牺牲精神，为人类解放抛头颅洒热血。这点在中较其他群体表现得更加强烈。曹都都回忆：即使当老红卫兵像弃婴一样被摈除于社会主流之外时，我们还有信念：中国迟早要和美帝、苏修打仗，我们的命运就是要在战争中当炮灰。受伤甚至死亡对我们来说，好像不具有什么特殊意义，大不了是八宝山多出一片坟头。我们心甘情愿做革命的“炮灰”。（王南生口述史《中的江湖恩怨》，米鹤都编，2014年）

　　八、家国情怀

　　如前所述，干部子弟的政治优越感之一是心理优势，其强烈责任感是投身于父辈的事业、理念。但干部子女、特别是一些高级干部子女的责任感中，含有一种敢于把“国事”视为“家事”的心态。这点与中国传统中褒扬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有所不同，与官方提倡的主人翁精神也不一样，它更像是传统封建大家庭中的“长房长子”的心态，这不能不说是干部子弟心理上的一种天然强势。

　　这种文化心理，一方面增强了其对于党的事业的责任感，增强了作为国家主人翁的感受，增强了正义感和担当精神。前和初期，他们这种责任感与密不可分，即是这一事业的化身。所以，他们发起红卫兵，捍卫毛的路线。直至个人迷信破灭后，他们的责任感开始转化，甚至对本人的路线提出了质疑。这些都和他们的家国情怀相关。

　　他们虽然从小就被教育要有群众观念，不要脱离群众，不能有优越感。这种教育发自老一代内心深处的真诚，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其中有一些细微的差异往往被忽视。“不要脱离群众”的本身，逻辑上意味着主体就不是群众；而“要有群众观念”也绝不等同于群众的观念，二者并不是一回事。当年，没有多少人能够认识和体味其中的差异，这个差异的烙印却深深印在了大院文化中。爆发，转眼到了红八月，干部子弟特有的、也是红卫兵的行头，一身黄军装就披挂起来，凡是能够显示父辈尊贵的外在形式就充当了割裂他们与群众的道具。其中的文化内涵是：我是革命后代，我和你们不一样。至此，所谓不脱离群众，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他们从小也曾被灌输了大量的艰苦朴素的教育，一度许多人以穿新衣服为耻，以打补丁为荣。但是，他们奉行的艰苦朴素、注意影响、追求外在形式的平民化，并不能使他们从内心真正体验到老百姓贫穷所带来的那种低下感受，苦行僧式的修行从来不能和真正的穷苦画等号。这些父母没有向他们指出来的差异，最终还是害了他们。

　　刘辉宣谈到：干部子弟身着军服时，使他们得以分享父辈的荣耀，这是不争的事实。前，我们一再受到鄙视特殊化和克服优越感的教育，所以当我们突然看到有些干部子弟竟公然用军装来包装自己的时候，我们才会生出那么强烈的反感。后来我们在与群众造反运动进行对抗时借势血统论，极其张扬地释放了干部子弟内心深处那种天然的优越感，对其他阶层出身的同学进行压制，其间更不乏无端的贬损和侮辱，这在理念和感情上又更加深了那一代人的裂痕。这时有不少干部子弟穿出的军装，也开始脱离了原来的动机与意义，而变成了真正的炫耀。到了后两年，将校级的军服、制帽、大衣、皮靴等大量出现在青少年的身上。那个风气，可以说已经将“继承传统”和“艰苦朴素”这样的理念冲得荡然无存了。（刘辉宣口述史《当时年少曾轻狂》，米鹤都编，2014年）

　　当年俄国的十二月党人，似乎来得更真诚一些。他们甚至以负疚、救赎之心，走入社会底层，去关注和同情劳动人民。但是他们内心深处的优越感，使他们终究难以有所作为。而真正能够走出聂赫留朵夫那种居高临下的心态，在这代干部子弟当中尚属少数。风暴一起，无论内在和外在，他们立刻显露出其痼疾，而脱离了群众。因为，这种家国情怀伴随着“长房长子”的优越感，超出了“度”之后，其“嫡出”心态就必然视平民群众为“庶出”，也就成为了血统论的温床。这是大院文化的一个致命弱点。一些今天还津津乐道于此的人，实际上仍然未能脱出旧日的窠臼。只有那部分真正成为了民众一分子的人，才能够实施其抱负，发挥出潜在的能量。

　　九、敢说敢干的性格

　　与此相关的，是他们性格上的强势。当年这代人经常挂在口头上的两句话是：“共产党人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因此，他们在语言上更喜欢直来直去，在行动上更推崇雷厉风行。

　　北京的市井文化中，讲究客气留面子，讲究利用语言艺术拐弯抹角地表达意思。这种风格对于新一代的青少年，显然已经陈旧，被他们斥之为小资产阶级的虚伪和软弱。大院子弟在群体性格上，代表了这代青少年的转向，他们在表达方式上，趋于更直截了当。因此，初期红卫兵不仅在维护“真理”方面敢于申明主张，而且在坚持错误理念的时候，也毫不隐瞒地把它张扬到极致，如那副“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对联。“敢字当头”，藐视权威，这是他们从父辈革命的经历中学来的真谛之一。问题是，在错误思想的指导下，强势性格的破坏性就更大。因此在中，他们盲目地自信自身马克思主义的认识水平，盲目地自信其“革命行为”的正当性，因此他们语言的张扬和行为乖戾，就成为必然。另一面，随着运动深入发展和大面积打击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们感觉偏离了老一代共同奠定的道路，于是勇敢地要求“清君侧”，率先起来反抗路线的代言人――中央小组。

　　十、人性和党性

　　这一代人缺乏真善美的教育，党性原则历来都高于人性底线，这一点在中表露无遗。大院文化中的对敌狠、对友和，表现得同样突出。但他们“友”的圈子过窄，而“敌”的范围却很宽。这固然是总的方针政策使然，但也和大院与民众间的屏障有关。中，除了对一些阶级出身不好的群体滥施暴力外，在对待干部阶层内部一些先行的“黑帮”，落井下石和讲义气这两种截然不同的做法也同时并存。一些干部子弟能够舍身保护已经沦为“黑帮”的老干部及其子女，但更多的干部子弟，对几天前还是亲密朋友的“黑帮”子女，却立即划清了界限。不仅视如路人，甚至加以批斗。这种行为，“革命性、讲原则”是一方面，但同时践踏了人性。 时期的陈小鲁

　　在党中央点名批判“彭罗陆杨”之后，率先上门侮辱、痛下毒手的，恰恰是一些熟门熟路的领导人子女。这样的事情，市井小民即使能够做到，也还需要适应和过渡。但是，即刻发生的多起惨剧，在干部子女、而且是高级干部的子女中却真实地上演了。北京八中的陈小鲁回忆：当时我还听说，有些领导人的子女跑到彭真家去造反，并让彭真夫人在地上爬。（陈小鲁口述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米鹤都编，2011年）无独有偶，另一批领导人子女则跑到罗瑞卿家造反，让罗瑞卿夫人郝治平在地上爬。陆定一和杨尚昆的家中也未能幸免。而这些红卫兵，昨天还亲昵地称呼叔叔、阿姨，今日就干出如此卑劣的勾当。他们对待黑五类们更为变本加厉就是势所必然了。这些人的潜意识中，当人性和“党性”发生纠葛时，转瞬之间就会站到“党性”一边而抛弃人性。

　　十一、缺乏法律意识和契约精神

　　民国时的中国，走过了一个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进的过程，适应于现代社会的法律和契约都远不成熟。进入新中国后，党内在这方面出现重大分歧。以董必武为代表的部分领导人力图将社会主义的发展纳入法治轨道，而以为代表的多数领导人则强调法律的阶级性和无产阶级权力的不受约束而不予认可。于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在法律战线出现了大规模的倒行逆施，大批法律工作者被打成。另一方面，从此党比法大、党的政策和领导人的意见成为准绳。在这一背景下，党内斗争必然首先影响到干部子弟群体，也必然反映到他们的文化观念中。而平民阶层的子弟，往往对此并不敏感，更多的还停留在“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些传统观念中。在大院文化的是非评判中，很少有人会从法律和契约的角度诠释问题，而会把党的利益、阶级分析作为唯一的尺度。因此他们对法律意识的忽视，对生活中契约精神的淡漠，都远远超出了本已缺乏法律观念的同代人。这点和崇尚暴力的倾向结合，才展现出了红卫兵在破四旧中的无法无天和残暴的一面。 刘辉宣（左二）与作者（左三）

　　十二、权威人格

　　这是第三代人共有的一个特征，权威人格，是家长制社会的必然产物，特点是自己不相信自己，把自己等同于权威所给定的社会角色，有义务意识而无权利意识，崇拜权威并遵从权威，但与此同时又希望自身成为权威，而且要求别人屈从自己，甚至会剥夺他人的权利。前述的等级观念和攀比，即是一种不健康的心理状态，循此逻辑必然导致认同成王败寇、丛林法则，而形成权威人格。

　　上述对大院文化一般性的概括，仅仅意味着一种集合性的取向，绝非一概而论。其中每个个体由于家庭教育和本人境遇的不同，接受知识和理念的不同，即使同一个大院的孩子在中的表现依然差异很大。如初期对血统论“对联”的辩论，对立双方的领军人物，都是干部子弟，即其一例。另一方面，这一代青少年的文化精神，有着深刻的社会背景和根源，也有着更复杂的表象。

　　文化精神篇（5）

　　（二）检察精神文化的概念同样，在研究检察精神文化之前，我们先得探讨一下检察文化的概念和定义。检察文化的定义是什么？目前检察理论界和法律文化研究者都已经做了大量的探讨，但是都莫衷一是，没有统一、精确的答案。关于检察精神文化，孙光骏在该书中指出：“检察精神文化是由检察工作而产生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心理状态、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总和。检察精神文化作为检察文化在理念层面的具体表现形态，它决定着检察文化的特质，代表着检察文化的层次，引领着检察文化的发展方向，也是检察文化的核心要素。”

　　二、检察精神文化的主要内容

　　（一）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检察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它决定着检察精神文化的发展模式、制度体制和目标任务，在所有检察精神文化因素中处于统摄和支配的地位。没有价值观的引领和主导，构建科学、和谐的检察精神文化就会因为失去遵循而迷失方向。因此，“务实、为民、廉洁”价值观的提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它使检察机关深刻地认识到，仅仅办好案件、做好业务是远远不够的，而且，核心价值观没有树立，检察机关也缺少了一种具有凝聚力的精神文化认同的力量。因此，价值观的建立关系到检察机关的社会信用和检察工作的社会效果等，是构建检察精神文化的重要内容。

　　（二）检察职业精神职业就是人们根据社会分工不同所从事的具体工作，职业精神则是指人们在一定的职业生活中能动地表现自己，反映职业性质和特征的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职业精神是人类精神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有什么样的职业精神就会有什么样的职业群体，高素质的职业群体必须对自己从事的职业和所追求的事业坚定地尊奉着一种内在的共同职业精神。检察官作为法律监督者，肩负代表国家提起公诉、查处贪污贿赂等艰巨职责，必须养成良好的职业精神。

　　三、检察精神文化之于检察文化的重要作用

　　（一）检察精神文化是检察文化的重要内容检察精神文化从属于文化学，从文化学的视角看检察文化的三个维度有利于我们更加清晰地认识检察文化。任何一种文化都有三个方面的要素，即:文化的心理要素,也即是文化的精神观念层面,一般称为精神文化;文化的行为要素,也即是文化行为方式层面,一般称为行为文化;文化的物质要素,也即是文化的物质实体层面,一般称为物质文化。检察文化亦不例外地由此三要素构成：检察精神文化、检察行为文化和检察物质文化。检察精神文化是属于精神、思想、观念范畴的文化，它体现检察行业的特点，反映检察工作和检察工作活动规律，是由检察工作而产生的思维方式、价值取向、伦理观念、心理状态、理想人格、审美情趣等精神成果的综合。检察精神文化作为检察文化在理念层面上的具体表现形态，它决定着检察文化的特质，代表着检察文化的层次，是检察文化的核心所在。

　　文化精神篇（6）

　　二、校园精神文化发展的困境

　　精神文化是大学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对内能形成一种文化上的向心力;对外则是学校个性和精神面貌的缩影。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时代，在市场经济、消费主义、多元价值观的影响之下，社会的庸俗之风已经侵入大学的机体，侵蚀大学原有的高尚和儒雅，对校园精神文化产生侵蚀作用。精神文化得不到师生的价值认同和有效践行，校园精神文化发展陷于困境。

　　1.校园精神文化受到物质文化的全面渗透。

　　自高校扩招以来，市场经济日益冲击着高校的精神文化建设，经济的大潮拍打着大学脆弱的围墙。受经济利益的驱使，大学纷纷拆墙办学，各种经济实体纷纷成立，大批教师下海经商，大学沦为经济的附庸。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日益破坏校园精神文化建设所需的自由氛围和创造空间。余耀基对此批评说:“大学今天最流行的形象，不再是‘象牙塔’，而是‘服务站’，———社会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政府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市场要什么，大学就给什么。”“在这种情形下，大学已非独立研究学问之地，而成为即产即用的知识的工厂。”

　　2.校园精神文化受到多元价值观念的影响。

　　特别是随着数字化时代到来，网络成为大学生喜闻乐见的娱乐资讯平台和大学生获取信息、进行交流的媒介。大学生学习、生活、人际交往、日常生活等事宜均诉诸网络，QQ、飞信、微信、微博、博客都成为颇具时代气息的交流工具，大学生生活已由现时空间步入虚拟网络空间，数字化成为当代大学生的一种生存方式。在极具开放性的数字化环境和全球化的信息传播背景下，各种思潮相互激荡，冲击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影响着行为方式，减弱了大学生思想观念、政治观点和道德素质形成与发展状况的清晰度和效用度，传统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受到挑战。网络中也充斥多元的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低俗的思想，人们在虚拟的世界中自由地狂欢，做出对理性的颠覆、对崇高的消解等错误行为。大学是知识、思想、理性精神的诞生之所，校园精神文化所传递的是一种正能量，无疑网络化环境所承载的多元的价值观与其价值主旨背道而驰，影响校园精神文化的发展和传承。

　　3.校园精神文化缺乏价值认同。

　　精神文化是立校之本，对高校的生存发展、人才培养有重要作用。大学精神是大学历史沉淀与现实的融合。一些大学经常忽视校园文化自身传统和文化内涵，热衷于追求高雅、恢宏的理念口号，缺乏对高校所具有的独特内涵的诠释，不能接地气，导致校园文化陷入“高、大、空”的状态，造成了很多学校办学理念、办学定位、校风、学风、教风等大学精神文化雷同的现象。师生无法清晰地了解学校的精神内涵，校风、校训、办学理念也难以化入师生园文化和精神的认同与选择，概念化的校训、校风、办学理念成了“空中楼阁”。一些高校虽然加强了校园文化建设，但是校园文化建设和学校的管理、教学等工作各行其是，没有把文化建设融入日常教学、管理活动之中。这种文化建设与管理的分割，使校园精神文化成了形同虚设的产物，创新性匮乏，无法唤起学校成员的激情，更形成不了良好的校风、教学、学风。

　　三、校园精神文化建设的途径

　　要弘扬大学的精神文化，就要在分析校园精神文化困境和成因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加强精神文化建设。大学精神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在的，更是未来的。我们不仅需要阐释大学精神的历史和内涵，而且应当着眼于大学精神的培育和建设。

　　1.重视校园精神文化的历史传承。

　　校园精神文化是通过一代又一代的大学人的总结积淀、提炼、发展而成的精神财富。大学精神与大学的历史发展、教育实践、优良传统和文化积淀是密不可分的，大学精神往往通过大学的历史发展、教育实践、优良传统和文化积淀体现出来，并通过一定的大学文化载体进行传载、传递和传播，在历史向现实的发展变迁中得到传承与创新。校园精神文化代表了一所大学的优良传统和鲜明特色，更彰显了一所大学根本的价值追求，决定一所大学的发展方向和历史定位，对学校的教学、科研、管理有潜移默化的导向作用，是大学凝聚力、创造力、生命力的源泉。文化的传承是创新的前提和基础。只有掌握前人积累的文化成果，才能扬弃旧义，创立新知。建设校园精神文化建设需要不断融入时代精神，但并不是要将其传统全部否定，推倒重建。而是要尊重它的历史传统，坚持从大学的历史传统出发，善于从校史、校歌、校训、校风、教风、学风等载体中寻找学校特色，建设富有本校历史气息和文化底蕴的校园精神文化。将传统文化有机融入校园精神文化建设，弘扬校园文化的人文精神。传承弘扬大学精神，就是要从大学的历史传统出发，挖掘其人文内涵，激发大学师生追求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信心。

　　2.树立正确的办学理念。

　　正确先进的办学理念是校园精神文化的灵魂，是大学优秀文化传统所蕴含的核心价值观，是对一所大学的解读。学校只有具有先进的办学理念，才能产生坚定信仰，才能产生不断追求卓越的价值追求。在市场经济迅速发展的今天，办学理念的形成要基于对时代境遇和教育内涵的理解，基于对自己学校未来发展的理性分析。大学是社会发展的产物，作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推动力量和培育社会精英和领袖的摇篮，当然它永远不可能割断与社会关系。但大学不能庸俗化、官僚化，不能成为政府的附属品;大学具有一定的市场属性和功能，要为市场经济服务，但大学不能“市场化”。教育是育人的。道德是教育的生命，没有道德的教育便是一种罪恶。大学之所以受人尊重，原因之一是大学之中有大德、有大道、有大爱、有大师、有大精神。这“五大”使得大学成为道德的高地，具有民族和社会良心堡垒的崇高地位。因此，大学办学理念的立足点和归宿点应该是人的能力发展、人格完善、信仰和精神的内化和升华。奉行这样的一种理念，大学精神的构建才能走出困惑。

　　文化精神篇（7）

　　二、培养积极统一的团队价值观念

　　企业团队文化是无数个体精神的凝聚，代表着统一和谐的集体意识。其中，团队的价值观起到了树立大局意识、削减发展风险的作用。身处团队之中，个人的意识偏差会影响全局，树立企业共同的价值观念就是为了整合企业和员工共同的利益，让员工形成归属感，增强自控力，和企业统一步伐，完成最大的价值创造。团队价值观的培养要从管理提升做起，结合工作实际，导入团队目标，让个人与团队一体化、同步化。另外，实施过程中人本化管理思想必须贯穿始终。例如，我国知名通信设备生产企业华为的成功就离不开培养团队价值观，华为的企业文化是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公司”为主导，鲜明的价值认可将政治、民族、企业文化融为一体，提倡员工学习奉献的同时奉行决不让奉献者吃亏的原则。双重的利益标准将物质与精神结合在了一起，而华为员工也在人性驱动的团队价值观引导下激发出了亮眼的活力，诠释了生生不息的团队文化。

　　文化精神篇（8）

　　1．2统计学方法对研究所得数据采用SPSS16．0软件进行统计学处理，计数资料采用χ2检验，计量资料采用t检验，P＜0．05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结果

　　2．1护理质量比较观察组发生1例走失等意外事件，发生率为2．17％，未发生护理差错，对照组发生7例意外事件，发生率为14．00％，5例护理差错，发生率为10．00％，观察组明显低于对照组（P＜0．05），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见表1。

　　2．2护理人员安全意识将安全文化应用于安全管理之前，护理人员安全意识认知得分为（52．5±3．5）分。经过学习和培训后得分为（56．0±2．4）分，护理人员安全意识得到明显提高（P＜0．05）。

　　3讨论

　　安全文化的概念最早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是由国际核安全咨询组（INSAG）1986年针对核电站的安全问题提出［6］。安全文化是存在于单位和个人中的种种素质和态度总和，是为企业在生产、生活、生存活动中提供安全生产的保证。

　　2002年中华医院管理协会针对医疗纠纷和侵权事件的调查发现，我国医院医疗纠纷发生率高达98．4％。作为一个特殊人群，精神疾病患者的自杀倾向是普通人群的20倍，精神疾病患者住院期间的护理工作任务尤为艰巨，小小的疏忽都可能造成重大问题。

　　文化精神篇（9）

　　【关键词】乡村城市乡村文化城市文化空间城市化

　　一文本分析：从《和你在一起》谈起

　　《和你在一起》是陈凯歌2002年的一部非常有影响的作品，讲述了刘小春在北京学琴的经历以及和莉莉、江老师的交往。影片的第一个段落即以舒缓宁静的镜头勾勒了江南小镇美丽恬静的自然风光和热情和谐的人际关系。为了比赛，刘小春来到了繁华的北京，首先进入他视野的是莉莉，在他惊讶、羡慕的主观镜头里我们看到莉莉的奇装异服以及妩媚和。莉莉在影片中的身份是极端“暧昧”的，但不管是“二奶”还是“小姐”，她都是一个缺乏真情、金钱至上而良心未泯的享乐主义者。但在和刘小春接触的过程中她的言行却逐渐的发生变化，当得知小春卖了小提琴给她买那件大衣的时候，这种别人对她从未有过的好，给她内心以强烈的震撼。在影片最后她到火车站送行时，已经是一位穿着朴素、温文尔雅的“良家妇女”形象。江老师也是如此，他生活邋遢、自命清高、与社会格格不入，有时候还爱沾小便宜，但却有着对艺术纯洁的炽热之心。这样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在和小春、刘成相处的过程中打开了封闭已旧的心门。在最后一次给小春上课时，他换了一身新衣服，整理了头发，温暖的阳光从窗外照在他的肩上，他最终抛弃了过去的生活，展露了自信的笑容。

　　毫无疑问是小春改善了莉莉、江老师的精神生态环境，让他们的人生观发生的变化。但是如果我们没有忘记影片开始描绘的美丽的江南小镇，就不应该忽视刘小春身上“外来者”的文化胎记，他的天真与淳朴浸润着江南乡村的宁静与和谐，莉莉的漂泊、江老师的孤僻则与这个喧嚣的城市紧密联系在一起。在这座城市里，小春就是那个“天使”，“天堂”是“黑暗”的，而小春是光明的，“城市”是黑暗的，而“乡村”是光明的。这是导演有意为之，如果说是音乐沟通了他们的心灵，那这音乐也是来自乡村的音乐、感恩的音乐，而不是为了比赛、为了得奖演奏的音乐。所以当莉莉、江老师向小春报以深情的微笑的一刻，是他们自己、更是他们背后的文化向小春、更是向那个美丽和谐的乡村文化表达着感谢并主动靠拢。另外，乡村文化对城市文化的胜利在小春身上也体现的非常明显——在最后的时刻，他放弃了“成功”的机会而选择了和父亲在一起、和“乡村”在一起，他用行动证明没有被这个城市同化。

　　在这部影片中有两个不同的物理空间——“乡村”（江南小镇）和“城市”（北京），来自两个空间的人裹挟着迥异的文化气息和精神空间，在交往的过程中，来自“乡村”的人对“城市”中的人施加了积极的影响，使其找到了人生的意义和文化的身份。《和你在一起》在“城市”与“乡村”的碰撞中选择后者的价值取向在很多影片中存在着，典型的有《求求你表扬我》、《天下无贼》、《洗澡》。

　　《求求你表扬我》是黄建新最近导演的一部颇具内涵和寓意的新片，故事主要发生在杨胜利、杨红旗、古国歌和欧阳花四人之间。杨胜利是早年的劳模，奖状贴了满满一墙，特写镜头下从奖状上我们看到了的头像，那是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标志。老人每年都有一部分补助，但他全捐了，现在得了重病，为了不给国家浪费钱，坚决不治疗，唯一的愿望是儿子杨红旗能受一次表扬。为了满足父亲的愿望，憨厚执着的杨红旗到报社找到记者古国歌，说自己曾经救过一个叫欧阳花的女大学生，就在她要被人的时候，要求在报纸上登报表扬他。但古国歌在调查青春漂亮的欧阳花时，她却否认了这件事，并且称杨红旗在诬陷她。就这样，杨胜利老人走了，他没有看到儿子被人表扬。后来证明是欧阳花在撒谎，但在古国歌面前她为自己做了这样的辩护：“为什么死死的缠着这件事情不放？……一个表扬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就为了一个表扬，就为了一份虚荣，你们毁掉的是我的一生！难道你们不知道吗？”这时“已经分不清对错”的古国歌放弃了记者之一职业，来到北京。有一天在街上他“遇到”了已经失踪的杨红旗推着他“去世”的父亲杨胜利，他们相视一笑，这一笑使古国歌悲凉的心灵无比温暖起来。

　　影片中，杨红旗与杨胜利是来自“乡村”的，杨红旗老实憨厚、体贴孝顺，杨胜利一生奉献、不图回报，“什么时候这墙上能有一张奖状是你的，爸也就心满意足了”——渴盼儿子被人肯定是他最后的要求。古国歌、欧阳花都是城市中人，我们不能肯定欧阳花最后的道歉有多少的诚意，但古国歌的彷徨足可以说明他受的冲击之大，从其最后的微笑中可以读出在邂逅杨胜利——这一死而复生的乡土文化后洋溢的幸福。“胜利”、“红旗”、“国歌”试图要把我们领入仿佛很久远的时代。

　　《天下无贼》是冯小刚2004年的一部影片，具有商业片的所有元素。片中的王丽是一个惯偷，但因为怀上了孩子，母性的本能让她有了悬崖勒马的冲动。在其自我救赎的过程中，来自河北一大山里没有父母的傻根无疑是重要的角色和力量。他坚信——狼都没有伤过俺，人会害俺？人怎么比狼还坏？”正是他的毫无戒心，使本来已有悔意的王丽找到了人性回归的扶梯。在这里我们固然无法武断的认定王丽、王薄的所为在多大程度上受到“城市”的影响，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导演选择了一个来自“乡村”的，正如他的名字——傻根一样充满着近乎原始的美德和憧憬的人来帮助王丽实现灵魂的涅槃，同时帮助导演完成这次叙事，这选择本身即是对“乡村”的肯定，因为他（导演或者王丽）无法从“城市”中找到拯救的力量。在冯小刚的影片中，这种力量除了在《天下无贼》显现，还出现在《手机》里——严守一的奶奶。

　　《洗澡》是张扬1999年的一部作品，“父亲”老刘长年累月的开着澡堂，他坚信澡堂不仅能洗干净身体，还能洗干净灵魂。多年未回家的大明因为误会从深圳——最具商业气息的城市赶来。父子两人最初的关系是冷漠的、紧张的，大明不赞成父亲开澡堂，而且本人也只洗淋浴。不想老刘犯病，大明只有留下来照管澡堂，正是从这时起大明才真正开始接触洗澡，开始了解父亲，思想慢慢发生了转变。老刘在水中怡然离去，澡堂也被推倒了，不久就会有商业区在这里建起来。影片其实叙述了一个父与子的故事，充满古典意味的父亲是传统人情、亲情的化身，他的澡堂为人们提供了吐纳众生的暖气融融的大家园；长子大明则是离家出走、下海经商的现代城市生活方式的符号指代，他最初对父亲“洗澡业”的拒绝既是对父亲的背叛也是对“乡村”的背叛。当儿子在父亲的教育下蟠然醒悟之后继承父亲的精神遗产，我们于是看到乡村文化最终冲破了大明——城市符号所意指的城市文化的堤岸。

　　与以上有着同样的精神文化指向的影片还有很多，比如《天上草原》（塞夫、麦丽丝导演，2002年）、《我的父亲母亲》（张艺谋导演，1999年）、《玻璃是透明的》（夏刚导演，1999年）、《美丽新世界》（施润玖导演，1999年）、《那山那人那狗》（霍建起导演，1998年）等。

　　二两种态度：满怀希望和“老人”的离去

　　在这些影片中都存在着“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尽管有些影片的“乡村”没有直接出场，比如《天下无贼》、《美丽新世界》、《玻璃是透明的》等，像《天上草原》中的“城市”也没有通过镜头得到影像化的显现，但它们在意义的层面上没有缺席，仅仅是隐身而已，这种隐身与置换有时候是艺术因素与非艺术因素相互妥协的策略。总之，乡村文化在与城市文化的邂逅中，带来的“乡村”气息让城市面貌为之一新，“乡村”成了他们精神的绿洲和道德的皈依。在影片中导演都对乡村文化表现出向往和留恋，给以肯定和讴歌，但在这一共同的旗帜下，他们对“乡村”的未来和明天的生存却表现出不同的态度——乐观的或悲观的，从影片中我们能读出导演或兴奋、或沉重、或发现希望、或看到绝望的不同的表情。

　　《和你在一起》是一部充满希望的影片，小春在北京经历了成长的阵痛，在得知自己的真实身份后依然在人生“成功”与“幸福”的十字路口上决绝的选择了后者。影片以慢镜头来铭记小春和父亲击掌相庆的那一瞬间，来铭记莉莉和江老师朴素的穿戴和温馨的笑容，加上周围被感染的群众，这一“大联欢”的画面赢得了大家的热泪，也温暖着大家的心房。导演对刘小春的回归，对莉莉、江老师的转变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也为乡村文化的明天描绘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蓝图。影片《天下无贼》中，傻根荡涤了王丽、王薄的贼性，唤回了他们的人性，为了让他活在天下无贼的梦里王薄甚至牺牲了生命。但傻根活了下来，他依然活在他的梦里，坚守他的信仰，继续感染着身边的人。

　　除了《和你在一起》、《天下无贼》，希望的曙光还在《天上草原》、《玻璃是透明的》等影片中闪烁。同时，在对待乡村文化的前景上还有另外一种忧虑的声音，在这一些影片中，有着非常典型的一个原型意象——“老人”及其离去。“老人”有着丰富的经验和文化积淀，他们作为家中的长者在特定的象征化语境中也就成为某一文化存在的证明，在他们身上集中了乡村文化的精神气质，有着传统道德发出的人性呼唤，是一种权威和向心力，他们的离去，无疑也是一种终结，他们的死给影片蒙上了悲凉的色彩。

　　《求求你表扬我》中的杨胜利老人是最典型的，他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一个时代的寄托，其淳朴的爱国情怀和对儿子的朴素要求让古国歌、也让观众唏嘘不已，但他坚守的这种信念在崇尚个性和自我的欧阳花那里轻而易举的就被“解构”掉了——“一个表扬就真的那么重要吗？就为了一个表扬，就为了一份虚荣，你们毁掉的是我的一生！难道你们不知道吗？”导演让杨胜利死而复生，给古国歌一次想象性的抚慰和心灵忏悔的机会，但这个美丽的空想无疑“以乐景写哀”更添了影片的悲凉。他的死带走了所有的印有头像的奖状，带走了一个众人渴望奖状、渴望为别人着想并被别人肯定的时代，一种迥异于城市天空的心灵空间。《洗澡》中的老刘视开澡堂为最幸福的职业，在这里，青年人重归正途，家庭和睦如初，老人得享天伦之乐。他是澡堂最坚定的守卫者，也是澡堂这一传统文化的坚定守卫者，尽管他最后的人生旅途改变了大明的人生航向，但这却阻挡不住澡堂的灭亡，阻挡不住城市的扩张。当这一澡堂消失的时候，与之相伴随的精神空间和文化空间也就一并消散在城市的上空，大明的转变固然给乡村文化以希望，但我们同时感觉到这希望在商业浪潮面前的无力和渺茫。《手机》中严守一的“奶奶”也是意义深沉的符码。她一直生活在老家里，是严守一的牵挂，而她对严守一的嘱托更深沉。她知道费墨胸闷，就托人给他捎了红枣，说“枣能补心”，费墨说：“这枣吃下去，责任很大。”就是这位让人感觉到“责任”的老人还是去世了。

　　综观这两种态度，同样是在对乡村文化的肯定的前提下，后者比前者多了忧虑，也多了思索。它在给我们营造温馨美丽的影像家园的时候，并没有回避改革带来的阵痛和生存的创伤。特别是《求求你表扬我》这部影片中，出现的矛盾冲突已经升级到一种仇恨的种子。

　　文化精神篇（10）

　　以往许多研究仅仅从精神文明的角度思考精神文化，将其局限于单纯社会道德建设的视野之中，排除了对精神文化的本体论研究。从教育实践看，学校文化始终走不出“物质文化”建设的思路，基本上是一种文化环境的布置或文化活动的设计，这就是为什么学校文化丰富了，却不能把幸福和快乐带给学生的根本原因。文化观的价值转向，使学校文化理论能够建立在生命哲学的基础之上，让文化真正回到学生自己的精神生活之中。

　　一、精神文化的哲学本质

　　(一)精神文化的解释范式

　　关于精神文化，有两种基本的解释范式。一种是道德哲学的解释范式。近代哲学将文化的概念推向精神的高度，并提出精神文化这一概念，是出于人类对物质文化和技术文明的反思，试图从物质文明的陷阱中得到解救，表现了人类重新探寻未来文化发展方向的危机意识。斯诺关于“两种文化”的著名论断告诉人们，科学文化和人文文化的尖锐对立，已成为当今人类面临的重要危机。科斯洛夫斯基则直接用“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这对范畴，再次表达了斯诺关于两种文化对抗的担忧，从而使精神文化获得一种特殊的时代意义和历史内涵。从这个意义上看，精神文化被看作与物质文化和技术文化相对立的一种文化价值，它强调人类文化生活的伦理和道德内涵，表现了人类对精神世界和伦理生活的重新发现。文化哲学和社会哲学对精神文化的解释大多站在这一立场之上。另一种是生命哲学的解释范式。第一次从人或生命的角度讨论“精神文化”，始于德国文化教育学派的思想家。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斯普兰格的文化陶冶论、博尔诺夫的精神漫游说等等，为文化的精神概念奠定了基础。在此之前，文化一词经历了古代希腊人的“教养文化”、泰勒的“总体文化”，以及新康德主义的“价值文化”等等。然而，文化的含义尽管不断得到拓展，但始终没有能真正与人的生命过程和精神生活走到一起。文化教育学派的思想家们，最早将文化与人的生命意识结合起来，使文化作为一种教育资源所具有的内在性质得到揭示。斯普兰格曾解释了之所以要以生命为起点理解文化的本质，是因为文化对人精神生命不可或缺的意义。他认为，学校文化的价值在于“唤醒生命”，而不在于传递知识。教育应当“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教育之根和文化之根的寻求，只能通过人的灵魂的唤醒才能实现。”(注：邹进.现代德国文化教育学派[M].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2.73、99.)文化只有与精神相结合，即只有用“精神文化”这一概念才能真正表达文化的生命本质。生命哲学的解释范式，并不拒绝精神文化所具有的伦理价值，但它更关注学校文化与人的生命意志之间的对话，将精神文化视为人的一种内在生活形式。

　　(二)生命意识：内在生活形式的根本特征

　　文化的概念几乎涉及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文化的概念与人性的概念一样广阔，文化的多元定义即是文化研究的开放性(注：周勇.论教育文化研究——教育研究的困境与出路[J].教育发展研究，2000，(7).)。文化概念的不断精神化，始于哲学家们不断用人性的视野看待文化问题，从而逐渐推论出文化的生命本质。在狄尔泰的生命哲学中，无论是文化还是历史，都只不过是生命的不同表现形态，生命是理解人类一切活动的根源。叔本华提出著名的生命认识论，把认识活动定义为生命体验，而不是“逻辑统一性”，他说，“世界当然不是指理论上可以认识到的世界，而是在生命的进程中可以体验到的世界。”(注：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8-29、28.)柏格森和施本格勒则将这种生命认识论运用于文化的解释之中，新儒家的方东美则直接提出“生命本体”的文化观。在他们的文化视野中，任何文化只是生命的符号形式，是不同生命形式的文化表达，抓住了生命，才抓住了文化的本质。日本学者池田大作认为，“文化的本质理所当然就是对人类生命和精神的开发。”(注：池田大作.人生寄语[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5.103.)视精神文化为人的内在生活的形式，这就是站在生命立场上的文化信仰。

　　从某种意义上看，精神文化的确是一种平衡物质文化或技术文化的手段，具有丰富的伦理意义和道德内涵，但是，如果把精神文化看作是纯粹限制物质文明的工具，尤其是将其视为实现社会目的的手段，单纯从政治目的或伦理意义上理解精神文化建设，则可能使我们陷于误区之中。在学校文化建设中，为什么许多教师常常只关心外在的文化形式，而不关心学生的内在文化体验，究其原因就在于未能确立生命本体的文化观。这种背离生命的学校文化，必然只能走向学生精神发展、个性发展和素质发展的反面。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处于分裂之中的学校文化，比如，物质文化建设是审美性的，而制度文化则仍是传统的规范建设。这样的学校文化建设，不仅不能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而且也不能带给他们真正的精神幸福，反而可能给他们带来精神上的压抑和困惑。因为，离开了学生内在的生命需要，再丰富的文化生活，都不可能成为促进学生精神发展的力量。

　　从生命哲学的视野看，只有精神活动才是人的生命活动的最高形式，因而也只有精神文化才真正表现出文化的生命特征。如果没有人类的精神活动，人类文化的生命特性不仅不可能得到表现，而且也将变得毫无意义。正因为如此，文化教育学派的思想家们才用生命概念重新构建教育的文化哲学。斯普兰格曾经说过，只有生命才需要用文化去陶冶和唤醒。在这里，文化一词已经不是单纯指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更不是指物质文化，而是指真正意义上的精神文化。因为他用“生命唤醒”来表达文化陶冶的实质，可见文化绝不是单纯指外在的文化形式，而是指一种内在性的精神文化。雅斯贝斯在讨论文化陶冶时，认为文化陶冶是“心灵净化”，是使“心灵深处无限开放”。如果离开人的生命意识，任何文化的思考都没有真正的教育价值，因为学校文化在本质上是学生进行生命交流的过程，而不是孤立存在的运动过程。

　　二、精神文化的理论架构

　　(一)精神文化的生命基础

　　最能表达生命存在的直接方式是人的体验性，因而体验为精神文化建设确立起内在的生命基础。狄尔泰最早开始在哲学视野下关照教育的生命主题，让体验在理论上获得教育的名义和身份。狄尔泰提出生命本体问题，将“体验—表达—理解”三种生命过程，视为替代传统教育的新范式，在此，体验被看作是教育的本体论起点。在狄尔泰思想中，哲学对体验的关注，是哲学关注生命的开始，正是体验这一概念，才真正改变了传统认识论远离生命的谬误。他的继承者伽达默尔则进一步细化了体验的生命特征，认为体验使人的求知过程更加靠近人的生命本身。在他看来，体验的最大生命特征是直接性，这预示着个体认识的不可替代性，“所有被经历的东西都属于这个自我的统一体，因而包含了一种不可调换、不可替代的与这个生命整体的关联。”(注：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87.)叔本华则把生命视为时间性的，因而生命只有在具体的体验中才有意义，生命是通过每一个体的体验而被证明存在。(注：费迪南·费尔曼.生命哲学[M].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28-29、28.)伽达默尔还进一步确证，体验在本质上不同于“经验”，经验中更多显示的是知识的规定性，以及权威和传统的制约性，而体验则力求排除这些外在的干预，更强调个人化的精神感受。人的精神活动及其感受力是生命的根本力量，体验作为生命的直接形态，由精神文化的生命本质所规定，只要精神文化以生命发展为本质，体验就必然是教育的直接出发点，因而只有从生命体验出发的教育，才能真正反映精神文化以生命为本体的教育性质。

　　作为生命的基础，体验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先性。但体验不是无所不能的，体验不能否定和代替其他生命过程。体验需要教育的规约和引导，在这种引导中为体验重新安置价值本质。在生命意识已经普遍深入人心的今天，强调这一点显得特别重要。有些研究者对体验的教育价值给予过高的期望，不仅将体验视为基础性的，更视为惟一性的，把体验等同于生命本身。在他们看来，体验是完全自由的，顺从体验的指引就是尊重生命的教育。狄尔泰将体验视为教育的基础，但从没有止步于此，在他的本体论转向中，通过“表达”和“理解”进一步展开体验的生命意义，通过与学生的精神交流，完成教育的引导和规约作用。狄尔泰对体验的讨论为我们理解体验的教育意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理论启示。我们常常过分关心学生的自然体验，而拒绝了学生的精神体验。精神体验不同于对自然对象的直观，而是对美和善的体验，是对生活意义的体验。精神体验必然包含着体验者的道德思考，以及与另一生命主体的对话和交流，即便是自然体验，也同样包含着价值和意义的认识，以及道德和良知的选择。因此，在精神文化建设中，不仅需要对体验持更多的同情，而且需要对体验进行价值引导。学校不仅应当提供丰富的文化生活，也同样应当提高教育者的引导能力，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体验的教育意义。

　　(二)精神文化的本体形式

　　1.教育的生活世界。回归生活是现代哲学走向生命世界的基本思路，在一些学者的眼中，生活世界已经被理解为是一个研究框构(注：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84、190-191.)，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通常成为批判传统教育的一般起点。然而，我们对生活世界这一概念的本质还缺乏足够的认识，在许多研究者的观念中，生活世界被诗化了。事实上，哲学中的概念仅仅提供了我们思考教育问题的一个理论起点，只有与教育活动结合之后，才能使之成为一种真正有意义的教育话语。

　　教育中的生活世界，虽然也有哲学概念的含义，但就教育而言，生活世界最重要的含义是尊重学生作为教育生活中精神主体的地位。正因为传统教育损害了这种主体地位，所以教育才失去生活世界的本质。回到生活世界之中，就是要让学生的精神活动和生命体验成为学校文化生活的中心。回归生活世界不是在形式上由课程学习转入日常生活，放弃了课堂和知识并不等于就是回到生活世界。生活世界的本质，并不在于是课程学习，还是日常生活，而在于学生的主体精神，换句话说，也就是所谓内在的生活形式，而不是外在的生活形式。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其实质是生命的殖民化(注：杨善华.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184、190-191.)。要回到生活世界中，就是要回到生命世界中，使人重新成为生活的主体。因此，所谓课堂生活或日常生活并不是生活世界的本质区别，只要学生能够作为精神主体出现在教育生活中，那么，无论是课堂生活，还是知识学习，都可以看作是日常生活，是真正的生活世界。相反，如果学生不能作为主体支配自己的教育生活，那么，即便是所谓日常生活，也失去生活世界的本质，也只能是被统治、被压迫的生活，没有生命价值的生活。

　　传统的文化理论，并未彻底排除生活世界的意义，恰恰相反，还非常注重学校的文化生活。然而，传统的文化观，只注重文化形式的设计，丰富的文化形式掩盖了学生的生命之声。强调学校的文化生活，不是传统文化理论的错误，关键是它只看到文化生活的外在形式，而忽视了学生作为生活主体的生命感受。丰富的文化生活，只是为了实现教育者的目的，教师往往为了“文化”而“文化”，创造了丰富的文化生活，却把学生当作文化或生活的木偶。这种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自私”的文化，文化不是学生的文化，生活不是学生的生活，文化是教师的工具，生活是教师的游戏。精神文化不是要否定学生丰富的文化生活，而是要填平教育生活中的空场——生命体验。

　　2.学生的心灵生活。心灵是精神活动的场所，心灵的本质就是精神，没有心灵精神就失去了居所和意义。作为一种新的文化观，心灵的培育要比任何文化形式的设计都更重要。心灵的概念意味着精神生活的独立性，以及精神生活所具有的不可侵犯的自由本质。德国哲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