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期│一部电影与三个人在1967年的遭遇：朱石麟

　　尽管如此，《清宫秘史》仍是一部高度符合商业电影创作规律的影片。朱石麟把自己人生中遭遇的挫折无奈融入光绪皇帝的形象中，使很多观众对光绪皇帝产生了强烈的同情。影片在香港取得了很好的票房成绩，并且在1950年流入内地，同样票房丰收。此后，朱石麟在香港的一系列创作陆续流入内地，他本人也得到了中共的重视和内地观众的喜爱，成为一个“统战工作”的好对象。“50年代中期以后，内地开始给予他各种荣誉。1954年他开始担任全国政协特邀代表和全国文联理事，每年赴京参加政协会议，多次受到当时中央领导的接见。他导演的《一板之隔》和担任总导演的《一年之计》（1955，导演：姜明、文逸民）获文化部1949 ——1955年优秀影片特别奖。影片《新寡》获《北京日报》等单位组织观众评选的十大影片之一。”

　　中共的宠幸信任与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形成了鲜明对比。对故土的怀念和对中共的好感使得朱石麟的思想逐渐左转，而内地给予他的诸多荣誉又使他产生了报答党和政府知遇之恩的意图。尽管30年代与朱石麟同在联华影业工作的、在民国影坛威望地位犹在朱石麟之上的孙瑜在50年代初因为《武训传》而遭遇了巨大冲击，但朱石麟并没有将孙瑜的遭遇引以为前车之鉴。他把自己的八个儿女全部送到内地接受教育，并且支持他们在内地工作生活；他主动尝试以内地的政治审美标准来审查、判断自己的创作；他甚至在1964年中国成功试爆原子弹之后谢了一首“颂圣”诗：

　　才见赫修下了台，又闻祖国一声雷。

　　一消一长成对照，四海欢呼动地来。

　　才见赫修下了台，又闻祖国一声雷。

　　一消一长成对照，四海欢呼动地来。

　　可以说，50年代中后期，朱石麟已经主动、彻底、满腔喜悦的融入了内地的意识形态中。

　　这种归宿感是如此令人满足，以至于朱石麟在一封1958年写给女儿朱枫的家书中写到：

　　新中国救了我，…社会主义鼓舞了我，使我一天天过着身心愉快的生活。…思想认识在不断提高，一切缺点在逐渐的改正中，我满怀欢畅地迎接着一个一个的任务，我永远不会老的。”

　　新中国救了我，…社会主义鼓舞了我，使我一天天过着身心愉快的生活。…思想认识在不断提高，一切缺点在逐渐的改正中，我满怀欢畅地迎接着一个一个的任务，我永远不会老的。”

　　1967年1月5日，朱石麟读到了一篇香港《文汇报》转载自《红旗》杂志的文章：《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该文对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中国文联主席周扬开火，文章安给周扬的罪名之一就是曾经在1950年阻挠了对《清宫秘史》的批判——显然，文章是借批判《清宫秘史》而批判周扬。文章引用了毛泽东1954年一篇未对外发表的、写给中央政治局及其它相关人士的一封信中的原文：“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在一处尾注中，文章写道：“《清宫秘史》是一部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影片。一九五〇年三月开始在北京放映。它一面无耻地宜扬屈膝投靠外国帝国主义的奴才思想，美化光绪皇帝和地主阶级中的保皇党，…一面狂热地污蔑英勇地反对帝国主义的义和团是‘杀人放火’、‘状如疯魔’的‘拳匪’…”

　　对党和政府、祖国大陆满怀热情与眷恋的朱石麟在书房中读完文章后，愤然起身。当时，朱石麟因为老病，身体状况极差，每天只能终日躺坐在帆布椅子上。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挣扎起身，支撑他做出这个动作的，是巨大的悲愤。他踉踉跄跄走了几步，随即倒地不起。他被送入医院，但抢救没有成功。这一年，朱石麟六十八岁。

　　朱石麟有可能注意到了《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作者是姚文元。但他不可能知道这个名字在今后十年的中国意味着什么。

　　压垮朱石麟的很可能是毛泽东“卖国主义”四字评价。

　　但，什么叫“卖国主义”？毛泽东本人从来没有解释过这四个字，姚文元的大作中也没有明确解释。朱石麟死于一项自己无法理解的罪名。

　　真正把这四个字详加阐释，并借此助推一场阴谋与斗争的风暴的，是戚本禹。

　　罗卡，《朱石麟在香港的几个创作阶段及其补充研究》，《当代电影》，2005-09-15。

　　陈墨，《<清宫秘史>评说三题》，《当代电影》，2005-09-15。

　　转引自赵卫防，《无限低徊感万千——朱石麟艺术轨迹探寻》，2005-09-15。

　　同上。

　　详见拙文《冷战与“十七年电影”——斗争神话的电影建构》，一帧评论：。

　　同注3。

　　同注3。

　　本文系微信公众号一帧评论原创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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