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红楼梦评价十篇

　　新版红楼梦评价篇1

　　关键词：俞平伯；吴世昌；《红楼梦》

　　中图分类号：I207.4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2）33-0131-03

　　本文从自己的收藏之中，选取了著名红学家俞平伯、吴世昌分别就《俞平伯论》、《红楼梦探源》出版事宜给上海古籍出版社、中华书局的两封信，并且简要地作了一些评介，希望能够对研究20世纪的红学史有所帮助。

　　一、俞平伯关于《俞平伯论》的一封信

　　俞平伯于1985年6月27日给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邓韶玉写了一封信。书信的全文照录如下：

　　韶玉同志：前付一书，寄你府上，后未见复，不知收到否？我的说《红》旧稿编辑如何？希将目录见赐。未知何时能付印？均希示知。以京中社科院文学所将于明年一月开一有关我的纪念会，如能早日编刊，于两方面亦皆有益也，匆布不尽，即候

　　撰祺

　　俞平伯

　　八五.六.二七

　　在通信地址面上除了收信人寄信人姓名地址之外，俞平伯还加了一句：“邦叟主人前致意不另平”。

　　俞平伯（1900—1990）是中国一位大师级的著名学者、作家、诗人。他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其中以《红楼梦》研究著称于世，与胡适并列为“新红学派”的创始人。1921年11月，胡适写成《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建立了以“自叙传”为核心的新红学体系。1927年8月，胡适购得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而脂砚斋恰恰通过大量的批语，证实了胡适的全部学说，由此奠定了胡适学说在《红楼梦》研究中的绝对权威。俞平伯在新红学研究中的代表作，是他在1922年2月至7月之间写成的《辨》一书。在新红学研究领域中，他最为突出的贡献在于，通过对《红楼梦》的艺术分析，使得自传说具体化与形象化了。在50年代初，俞平伯又将《红楼梦辨》修订成《研究》出版。谁知到了1954年，他突然因此而遭到莫名其妙的横祸，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大批判运动的斗争对象，受尽了各种各样的屈辱。一直到了1986年1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在为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举行的庆祝会上，当时的院长胡绳在致词中才正式表示，1954年对俞平伯先生的政治围攻是不正确的，在学术界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大约在1985年，上海古籍出版社计划推出新红学代表性人物的论红著述全集。到了1988年，《胡适研究论述全编》、《俞平伯论》等书陆续出版，在学术界的影响很大。其中，《俞平伯论》分为上下两册，收集了俞平伯从1921年的《与顾颉刚讨论的通信》到1978年的《索隐与自传说闲评》为止60余年之间撰写的红学研究论著，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研究《红楼梦》的主要学术成就。

　　在《红楼梦》的研究当中，俞平伯与胡适的区别是相当明显的。新红学派的研究特色，在于注重考证著者的生平与作品的版本，并擅长于把《红楼梦》当作历史甚至家史来研读，俞平伯就不太一样。所以我认为，在所有知名的新红学家当中，只有俞平伯把《红楼梦》当成小说而不是历史进行研究的部分成果，最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与推敲。随着时间的推移，俞平伯甚至出现与胡适学说分道扬镳的若干迹象。他在1978—1979年之间撰写晚年代表作《乐知儿语说红楼》时，研究《红楼梦》的思路、观点及其方法，都发生了某些实质性的变化。他提出了一个令人震惊而且全新的学术观点，即“人人皆知红学出于《红楼梦》，然红学实是反《红楼梦》的，红学愈昌，红楼愈隐”[1]。到了1985年，俞平伯在《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一文之中，更是直截了当地说道：“我看‘红学’这东西始终是上了胡适之的当了”[2]。当然，由此不可避免将会引出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自己否定自己60余年来研究《红楼梦》的许多重要成果。所以，俞平伯的晚年是相当痛苦的，十分矛盾的，犹豫不决的。他致邓韶玉的这封信，恰恰比较充分地反映出他的这种复杂心态。俞平伯一方面已经在认真地反思新红学的根本缺陷，另一方面他也还是很珍惜自己研究《红楼梦》的心血结晶。他欣然同意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他的论红全集，而且还十分关注编辑的进展情况，特别希望能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俞平伯从事学术活动65周年庆祝会之前印出（尽管最后未能如愿以偿），都充分说明了他这样一种思想感情。大概是为了避免引起过多的争议，俞平伯并没有把《乐知儿语说红楼》交给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入《俞平伯论》之中，而是把它作为遗作交给他的外孙韦柰保存。

　　然而，俞平伯毕竟是一位十分诚实、正直、善良并且杰出的大学者，个人的荣辱远远比不上探究真相更加重要，所以他不断地思考着、追求着。据韦柰回忆，到了1990年6月中旬以后，在俞平伯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那些天，他一会儿要我把‘脂评本’拿给他，一会儿又要他自己的‘八十回校本’，像是中了魔，常常坐在书桌旁翻看《红楼梦》，一看便是半个多小时”。他在若有所思之中，突然之间恍然大悟，似乎明白了点什么，感到可能发现了事情的本来面目。最后俞平伯终于拿起笔来，用颤抖的手，写下了这样震撼人心的话语：“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千秋功罪，难以辞达”[3]。

　　俞平伯所思考的问题，实际上关系到新红学研究的生死存亡。因此，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阳健、曲沐、克非、吴国柱、陈林等一批学者，沿着俞平伯已有的思路，针对《红楼梦》的脂批本，提出了全面系统而且十分有力的质疑，掀起了一场20世纪红学最大公案的大讨论。特别是欧阳健在他集大成之作《还原脂砚斋》（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一书里，通过大量的事实分析论证，似乎是令人震惊地揭穿了脂砚斋作伪的本质，从而说明只有程甲本《红楼梦》才是真本才是正本。而中国红学界的主流派，对于这批学者的惊人观点，要么置之不理，视而不见；要么乱骂乱批一通。到目前为止，反对者一直缺少正面的、理性的客观的分析，特别缺少有针对性的有充分根据的一条一条地反驳有关的质疑的理论。由于事关重大，为了中国的《红楼梦》研究事业的健康发展，我们希望这场大讨论能够全面系统深入地展开，通过互相之间的有力辩驳，最终讨论出一个让绝大多数红学爱好者接受的结果。

　　二、吴世昌关于《红楼梦探源》的一封信

　　吴世昌于1962年3月24日从英国给中华书局写了一封信。书信的全文照录如下：

　　三月五日来示今早收到，至谢。

　　承询拙著“红楼梦探原”，自去年起已着手写中文本，在暑期前写完前二卷。但在暑假中收到自香港友人寄来的胡适旧藏十六回残本（即所谓的‘甲戌本’）的影印本，其中脂评与俞平伯先生所编印的“脂砚斋红楼梦辑评”略有出入。我从前写英文本时完全根据俞氏“辑评”，在‘脚注’中页数也指“辑评”，因此中文本须据影印本加以修改。同时，对于胡适在影印本序言中若干荒谬论点，尤其关于该抄本的底本年代方面，需要驳斥。因此进行较缓。此外，自英文本刊布后，有国际间许多对此书有兴趣的学者来信讨论，及各国期刊的书评，有些意见很好，有些是错误的。在中文本中也要考虑，以免引起疑问或误解。

　　承告国内各方面向贵局询问此书，使我感到愧惭，未能及早赶出。也使我十分感激同志们对此书的关心，鞭策我加紧努力。我现在准备暑假中全家回国，希望在最近两个月内努力赶写，以便回国前寄上。

　　此致

　　敬礼

　　吴世昌上三月廿四日，1962

　　请注意我的新地址：

　　17 BARDWELL COVRT， Oxford， England

　　吴世昌（1908—1986）是中国一位以词学和红学研究知名的学者。1947年吴世昌远赴英国，担任牛津大学高级讲师。1962年回到中国，担任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1961年，吴世昌在牛津大学出版了英文著作《红楼梦探源》。一共五卷二十章，391页，历时三年写成。内容分为抄本探源、评者探源、作者探源、本书探源、续书探源五个部分，以研究《红楼梦》的版本和成书过程为主要特色。因此，该书一出版即受关注。特别是吴世昌在1961年12月写成的《我怎样写》一文，在《新华月报》1962年6月号上发表以后，中国的红学研究工作者已经知道《红楼梦探源》一书在国外出版的讯息。

　　吴世昌致中华书局的这封信，是对中华书局当年3月5日来信的回复，其价值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说明《红楼梦探源》由作者自译的部分，中文本与英文本有所不同、略有增删的原因，就是依据胡适1961年影印出版的《乾隆甲戌脂砚斋重评石头记》重新再作了一些校订，与此同时又批驳了胡适在影印本前言中的若干学术观点，还有就是参考了英文版出版后读者与学者的意见和建议，作了若干修改补充；二是说明当时中华书局就十分关注《红楼梦探源》一书，一直在与吴世昌联系商量《红楼梦探源》中文版的出版问题。下面分别围绕着《红楼梦探源》的价值问题与出版问题，再进行一些比较具体的分析探讨。

　　首先，关于《红楼梦探源》的价值问题。1921年11月，胡适写成《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一文，建立了以“自叙传”为核心的新红学体系。1927年8月，胡适购得了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而脂砚斋恰恰通过大量的批语，证实了胡适的全部学说，由此奠定了胡适学说在《红楼梦》研究中的绝对权威。新红学派的研究特色，在于注重考证著者的生平与作品的版本。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不但是他本人研究《红楼梦》的代表作，而且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周汝昌《红楼梦新证》一起，成为继胡适《红楼梦考证（改定稿）》之后，20世纪所谓“新红学”前期另外几部代表性的著作。与其他几部著述不同的是，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是一部地道的英文著作，从而第一次在国际学术界直接地展示了新红学的研究成果。

　　翻开《红楼梦探源》一书，我们发现，在《红楼梦》几个重要抄本的年代、曹雪芹的生卒年等不少具体的学术问题上，吴世昌的确有着自己较为独到的见解，但是他的整个思路、方法与观点，毫无疑问地仍然沿着胡适的研究模式。可有意思的是，吴世昌却在《红楼梦探源》的中文版里，对胡适进行了多方严厉的批判与挖苦，甚至根本不承认胡适的研究在新红学体系中的开创意义与奠基作用，而是硬把王国维拉进来作为新红学的奠基人。众所周知，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在红学研究史上的确十分重要，但他做的毕竟是文学评论文章，与新红学的路数是完全不同的两码事。更有些过分的事情是，胡适在1928年撰写的《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一文中曾经说道：“不久，新月书店的广告出来了”[4]，本来是指围绕新月书店成立所作的各种宣传，吴世昌把这句话抓住紧紧不放，故意歪曲这句话的意思，硬把它说成是1927年新月书店原来准备出版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结果甲戌本却被胡适出了重价买下留在身边成为“枕中鸿宝”[5]，以至于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在当时无法出版。这就距离事实真相太远了。说出这种有些昧着良心的话，不能不反映出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与中国文化人的某些特色。

　　其次，关于《红楼梦探源》的出版问题。在“”结束以后，吴世昌的《红楼梦探源外编》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该书收录了吴世昌除了《红楼梦探源》之外的《红楼梦》研究文章，其中包括《我怎样写》一文。而由吴世昌本人以及孙郁根、曹莉共同翻译为中文版的《红楼梦探源》一书，一直等到了1996年，才收入《罗音室学术论著》第四卷，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于1998年出版。这是《红楼梦探源》在中国的第一次出版。《红楼梦探源》的英文本不分上下篇，而中文本则分为上下篇，因为上篇系著者自译，并有增删；下篇由他人翻译，其中第十一章至十六章的译者是孙郁根，第十七章后半至二十章的译者是曹莉。全书的章节题目均由著者所定。

　　《罗音室学术论著》第四卷的“编后”在谈到决定收入《红楼梦探源》时说道：“正在考虑请人翻译时，忽然发现了先生自译前半部书的手稿，从纸张分析，似写于回国前后；经与原书查对，内容有不少增补和修正（如原第六章第四节扩为一章等）。这发现使我们惊喜，随即请清华大学外语系两位青年教师曹莉、孙郁根翻译后半部，与先生自译稿合璧，以飨读者”[5]。由此可见，编者似乎并不知道中华书局早在1962年3月就曾经向吴世昌约过《红楼梦探源》的中文版，而吴世昌当时还曾很有信心地表示，再有两个月即可赶译出来交稿。换句话说，《红楼梦探源》的中文稿预计在1962年5月即可译写完毕。

　　有意思的是，直到“”爆发，《红楼梦探源》也没能由中华书局出版。当年中华书局先是向吴世昌约了稿，结果却又未能将《红楼梦探源》一书出版的原因，由于目前缺乏第一手的档案材料，我们很难作出准确的判断。估计主要是因为吴世昌边修改边翻译进度比较慢，加上他回国之后又根据最新掌握的材料，忙着撰写了一些新的红学论文，从而耗费了不少的时间与精力。他很可能在回国之后，就没有再进行《红楼梦探源》一书的翻译工作。另外，还可能与当时中国的政治局势有点关系。给中国带来了经济的大灾难，使得当局在政治上的控制不得不放松一点。一大批高质量的文史新著旧籍，恰恰都是趁着在这一个空档出版的。随着国民经济的情况略为好转，官方也就不断地加紧了政治上的控制。所以，六十年代初期一度出现的比较宽松自由的学术文化环境，只不过是昙花一现而已。可能是由于中华书局没有再催促，吴世昌也就没有再进行《红楼梦探源》的翻译工作，最后导致《红楼梦探源》一书只由他本人翻译了一半。

　　参考文献：

　　[1]俞平伯.从“开宗明义”来看《红楼梦》的二元论[C]//俞平伯点评《红楼梦》.北京：团结出版社，2004：37.

　　[2]俞平伯.关于治学问和做文章[J].文史知识，1885，（8）.

　　[3]韦柰.我的外祖父俞平伯[M].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43.

　　新版红楼梦评价篇2

　　关键词：红楼梦　仿书　价值

　　一、《红楼梦》仿书界定

　　仿书不等于续书。续书是指作家以某部小说为参照系，借用被参照小说中的人以及与其相关者，按照小说情节发展的逻辑，接着该小说重新续写，续书的特征在于“续”。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讲到：“尤其是在语言、结构诸方面要具有原著‘神韵’，人物背景虽然与《红楼梦》不同，而‘摹绘柔情，敷陈艳迹，精神所在，实无不同”。我们认为，仿书则是作者出于对某部典范作品的偏爱和欣赏，通过对典范作品的题材、内容、形式、风格乃至艺术构思的摹仿。创作出与之在以上诸方面相近的作品。其特征首先在于“仿”，而不要求作品之于被仿作品有着时空和内在逻辑上的前后联系。出对文本的尊重，尽管依照形貌上程度不同的摹拟称为“仿书”，但因为作品本身是依据自己的方式来陈说的，是独立意志的载体。其次，仿书本质上是一种再创作，它不是作家的一种机械模拟，而是仿中出新，重新赋予所仿的叙事对象以新的生命，新的特色。所以，我们在研究时就不能按部就班、按图索骥。

　　二、仿作概况

　　《红楼梦》仿作蜂起在道光年间，至今为止仿作的作品据一粟先生统计有23种。少数仿书如《花田金玉缘》、《水石缘》及《梅花梦弹词》经过今人辨析，认为并不属仿书之列，而一些未被前人所关注或漏选的仿红之作也相继露出水面，《新红楼梦》、《风月鉴》、朝鲜发现的汉文仿红小说《玉楼梦》、《九云记》，97年第3辑的《红楼梦学刊》按一粟体例增补了《绣囊记》、《芸兰泪史》两部仿红作品，共计29种。对于红楼梦方做的考订，应该有一个上下限，从鸦片战争前后到清末民初。经过检索就这个范围，《红楼梦》仿书主要书目如下：

　　1、《青楼梦》(一名《倚红小史》)，[清]慕真山人(俞越)著，潇湘侍者(邹|)评。《青楼梦》目前存三种版本皆为六十四回本：《绘图绣像青楼梦》巾箱本，光绪乙末冬月(1895)上海书局石印，共八册；《青楼梦》，共十册。首页有“杨州陈恒和书林左卫街”印，背页则有“申报馆仿袖珍板印”字样；《绘图青楼梦全传》，亦为巾箱本，共六册。

　　2-3、《一层楼》与《泣红亭》，因《一层楼》与《泣红亭》属姊妹篇，故而合力说之。《一层楼》三十二回，《泣红亭》，二十回，均为尹湛纳希著。

　　4、《花月痕》，魏秀仁(1818-1873)著，一粟《红楼梦书录》中讲到：“题“眠鹤主人编次，栖霞居士评阅”。五十二回。光绪十四年(1888)刊本。

　　5、《品花宝鉴》，[清]陈森撰，六十回。道光己酉(1849)幻斋刊本。石函氏自序，卧云主人题词。1913年石印本改题《燕京评话录》，又一石印本改题《怡情佚史》。

　　6、《海上花列传》题“云间花也怜依著”。六十回。光绪二十年(1894)石印本。首光绪二十年自序。

　　7、《九尾狐》，评花主人著，有社会小说社排印本。刊于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至宣统二年(1910)间。有戊申(1908)九月灵岩山樵序。

　　8、《九尾龟》章回小说，张春帆著。十二集，一百九十二回。光绪三十二至三十四年(1906-1908)点石斋刊第一至第六集；宣统元年至二年(1909-1910)刊第七至二十集。此书有人续至二十四集。

　　9、《绘芳录》，又名《红闺》，题西泠野樵著。八十回。光绪四年(1878)上海申报馆仿聚珍版本。卷首自序题“时在光绪戊寅(四年1878)嘉平月中旬，始宁竹秋氏自志于邗上梅妍寓楼之南轩”，据次知作者竹秋氏是浙江上虞人，寓居扬州(邗上)。

　　10、《女娲石》，三十二回。海天独啸子著，洞亚编辑局铅印本。甲卷印于光绪三十年(1904)，乙卷印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带有明显近同于《红楼梦》尊女抑男之思想，叙爱国女子金瑶瑟为争取女权斗争的故事。

　　11、《情天恨》通俗小说。题“顽石”著。光绪三十一年(1905)新学社刊。

　　12、《梦影缘弹词》，苕溪爨下生(郑贞华)撰。四十八回。光绪二十一年(1895)竹简斋石印本。首道光二十三年(1843)自序。此书形式上写的是求仙的故事，复杂冗长。

　　13、《快心录》：山石老人撰。十四回。精抄本。首自序，次小仓山房评，次题词。小仓山房评：“此书仿‘红楼梦’之作也。”作于咸丰十年(1860)至同治四年(1865)间，伪托“乾隆辛卯[1771]年镌”。

　　14、《新泪珠缘》：天虚我生撰。八回。宣统二年(1910)上海群学社铅印本，原载光绪三十三年(1907)“月月小说”第19至24号。接“泪珠缘”第六十四回。

　　15、《琴楼梦》：樊增祥撰。一回。民国三年(1914)上海大共和日报社石印本。

　　16、《海上尘天影》，又名《断肠碑》。六十回，清邹|撰。原题“梁溪司香旧尉编”。光绪三十年(1904)年付梓石印时复名《尘天影》，并冠“海上”字样，汪涛序。正文前有作者及汪畹根之书信诗作等。

　　17、《九云记》。1994年1月由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无名子著、江淇校点。它以朝鲜李朝时期金万重的《九云梦》为基本创作框架添删而成。主要写奇才卓艺的年轻书生杨少游的宦途得意，以及他与8位女子恋爱的经过。

　　18、《玉楼梦》，朝鲜南永鲁著，村焕文堂刊四卷二十回本。藏大连图书馆。啸花轩刊十二回本，封面题《觉世姻缘玉楼春》，疑是原本，现藏北京大学图书馆。二酉局刊本，二十四回，不分卷，坊间重刊啸花轩本。

　　19、《风月鉴》十六回，清吴贻先撰，末卷有寄男方钰跋。吴贻先，字荫南，号爱存，疑河南光山县人(自序后有章日中州弋阳吴氏)。北京图书馆藏有嘉庆刊本，又有钞本，浙江图书馆收藏。与《红楼梦》的别名《风月宝鉴》相关。

　　20、《新红楼梦》。此书全二册，系言情小说，署孽缘君著，四十八回。只著有《新红楼梦》一部。述说留东男学生又芦与京都名妓曼仙与黄歇浦所之女伶赛文君错杂的故事。

　　21、《镜花缘》，一百回。李汝珍撰。北大图书馆藏原刊本。枣帘闲笔序。李汝珍字松石，号松石道人，人称北平子。大兴(今北京市)人。以武则天时期为背景，全书充满了对女性的赞美，同时也寄托了作者美好的理想。

　　22、《泪珠缘》，四集六十四卷，陈栩撰。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杭州萃利公司排印本。署“天虚我生”。古今小说评林：“若《泪珠缘》，直是模仿‘《石头记》’而已，自己并未出何种新奇意思也”。

　　23、《风月梦》，三十二回，又名《名妓争风全传》清“邗上蒙人”撰。首道光二十八年(1848)邗上蒙人自序，作者系扬州人，书约成于道光二十八年或稍前。有清光绪十年(1884)上海江左书林校刻小字本、光绪十二年(1886)刊小本、上海申报馆活字本等。反映了清代社会的腐败。当 属邪狭小说之列。

　　24、《蜃楼志》，二十四回，有嘉庆九年(1804)、嘉庆十二年(1807)刊本，题“庾岭劳人说”、“禺山老人编”。首罗浮居士序。小说继承了《红楼梦》写实主义的创作传统。表现了政治腐败、吏治黑暗、世风浇漓、社会动荡的清代社会。

　　25、《瑶华传》，十一巷四十二回，清丁秉仁撰。道光二十五年慎修堂刊本，题“吴下香城丁秉仁编著”，“茂苑尤夙真阆仙评”。首嘉庆十年武林冯瀚序，又四年九年十年幼夙真等序，八年自序。此书以反笔描摹《红楼梦》，试图标正立统，但行文处处可见仿红之迹。

　　26、《儿女英雄传》，一名《金玉缘》，四十回，题“燕北闲人著”。光绪四年(1878)聚珍堂活字本。与《红楼梦》是同源异流的关系”。

　　27、《兰花梦奇传》，六十八回。吟梅山人撰。光绪三十一年(1905)上海文元阁石印本。首光绪三十一年烟波散人序。光绪二十九年(1903)上海鸿文馆石印本，题作“支那儿女英雄事”，同年竹西外史序，全同。是晚清一部写婚姻悲剧的白话小说。

　　28、《绣囊记》。俞天愤著，无双热评，上海《小说丛报》社民国六年(1917)初版，上海中原书局民国二十五年(1936)重版。全书共十二章。其书总评：“此篇行文，全学着《红楼梦》其叙人姓名也，都有寓意”。这本书总评讲共有四处学习《红楼梦》。

　　29、《芸兰泪史》。26章，标目新颖，如“一、悼兰；二、怜才；三、折芍……”。此书王铎所作，其夫喻血轮作有《林黛玉笔记》二卷，民国七年(1918)上海广文书局铅印本录《芸兰日记序》如下：……内子王铎，颇能读书……复撰就是书，悲欢离合，情节离奇，写儿女情怀”。经赵建忠考证当属《红楼梦》仿书。

　　三、仿作者的态度和我们的态度

　　长期以来，人们对《红楼梦》仿作评价不高，认为它是“东施效颦”，在我们看来，以试图摆脱《红楼梦》原著的限制，转而以《红楼梦》为范本展开相对独立的小说创作出的仿红之作较之“狗尾蛇足”的续作要出色得多，但成就依然相当有限。再创作人是希望以自己之手曹雪芹之风骨来表达故事的，既然要旧瓶装新酒，那么源与流的问题如何解决，当他们婉曲的诉诸于自己作品时，则在特定心态，环境等等因素的限制下导致产生了不同的仿作态度。影响了故事的陈述方式。如果仅从外貌求之，必至摹其腔调，袭其字句，拘而不化，所以更重要的是继承原著精神，才能由“形似”而“神似”。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我们自己对续红、仿红作品评价不高，但一些国外汉学家对它们的态度却颇不寻常，对于渴望了解中国人心态的外国人来说，他们对《红楼梦》仿作了兴趣，是可以理解的。从小说发展史的角度看，《红楼梦》仿作者们以一种特别的“接棒”形式把原著所取得的成就接传下去，从而延长了《红楼梦》的艺术生命。郭像适先生在《鲁迅论

　　四、仿书在文学史上地位的界定

　　尽管《红楼梦》仿书家竭力追摹曹雪芹，仿作毁誉参半，但结果并未超越其构建的《红楼梦》艺术境界。作为《红楼梦》之后的余波，《红楼梦》仿书仍然是清代白话及文言小说界和其他文学形式领域的一个重要群落。最终以其连贯而趋同的艺术风格而成为一个重要的小说流派，成为清代白话及文言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对于这些仿作，我们应打破偏见，跳出单纯与原著比较的小圈子。如此方有益于理解它们的客观存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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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一粟，红楼梦书录(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7)

　　[3]李梦生，花田金玉缘非红楼梦仿作，红楼梦学刊，1992，(2)

　　[4]赵建忠，一粟未著录的仿作，新红楼梦、风月鉴及其它，红楼梦学刊，2001，(2)

　　[5]鲁迅冲国小说史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6]杜志军，红楼梦与近代前期狭邪小说――以叙事角度为考察中心，红楼梦学刊，2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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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向楷，世情小说史，浙江：浙江古籍出版社，1998，(12)

　　[9]扎拉嘎，一层楼、泣红亭与红楼梦，内蒙古：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4，(2)

　　[10]雷勇，蒙汉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枝奇葩――一层楼对古典小说的继承与创新，内蒙古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1999，(1)

　　[11]杜志军，红楼梦与花月痕，红楼梦学刊，1999，(1)，

　　[12]章晓历，派屈克、韩南的风月梦及邪狭小说研究，东南大学学报，2001，(2)

　　[13]蒋锐藻，小说考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14]迟崇起，试论花月痕对品花宝鉴的模仿和抄袭，河北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7，(4)

　　[15]汤遇声，海派狭邪小说――中国清末小说的终结者，明清小说研究，2003，(4)

　　[16]胡适，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出版社，1979

　　[17]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

　　[18]王平，九尾龟与近代都市社会心态，厦门教育学院学报，2006，(9)

　　[19]谭正璧，中国女性文学史话，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

　　[20]裴伟，梦影缘――赛珍珠读过的一部弹词作品[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4，(12)

　　[21]艾丽辉，论九云记对红楼梦的抄袭，黔东南民族师专学报，2002，(2)

　　[22]赵建忠，一粟未著录的仿作新红楼梦、风月鉴及其它，红楼梦学刊，2001

　　[23]柯大诩，红楼梦与镜花缘，红楼梦学刊，1983，(1)

　　[24]毛忠贤，镜花缘对红楼梦的继承与突破，人文杂志，1990，(2)

　　[25]管仁福，李卿，红楼镜花终虚幻，难忘世间女儿情――红楼梦、镜花缘，红楼梦学刊，2003，(3)

　　[26]罗陈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故事类型探源，红楼梦学刊，2007，(5)

　　[27]朱萍，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明清家庭兴衰题材章回小说的文化底蕴，学术研究，2000，(8)

　　[28]陈金花，蜃楼志的写实性和虚幻性，湘潭师范学院学报，2006，(3)

　　[29]袁锦贵，并非反红楼梦之作――儿女英雄传新见，长春工业大学学报，2006，(6)

　　[30]刘相雨，走出大观园的探春――论兰花梦齐传中的松宝珠，阜阳师范学院学报，2001，(3)

　　新版红楼梦评价篇3

　　2010年，新版《红楼梦》在长达半年的拍摄之后终于在全国各大卫视放映。然而新版《红楼梦》非但没有赢来良好的口碑，却引来社会各界的舆论。有人对新版《红楼梦》做了这样的评价：场景像《西游记》，乐像《聊斋》，镜头像《哈利波特》，旁白像《动物世界》。也有红学家纷纷指责，恶评如潮，批评背后，引人深思。

　　有人说：“新版《红楼梦》是一部用钱堆出来的戏，一部酷爱炒作的戏，一部缺乏理想主义的戏。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年代，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的生活应该被赋予丰富多彩、韵味无穷的情趣。可是总有一些只知道牟利的文化商业者背离文化主题，迎合低俗的趣味，恶搞我们的民族文化。2012年春晚小品《荆轲刺秦》就对文化恶搞进行了有力的控诉。对我们民族文化的恶搞，是对我们博大民族文化的亵渎。我无意说新版《红楼梦》的弊，在这个“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年代，我们无法改变现状，可是纵使人微言言亦轻但我还是要呼喊，我只是觉得：生命之戏，应该严肃。

　　2009年，87版《红楼梦》中林黛玉的饰演者陈晓旭去世。当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有点悲痛和惋惜，像初次看《红楼梦》时为黛玉的死而产生的那种伤感，时时泛滥。我并非庸人自扰，我是为陈小旭而感动，为理想主义而感动。

　　1987年，《红楼梦》在全国试播，一时受到了许多《红楼梦》爱好者的好评，对《红楼梦》中林黛玉的饰演者以极高的评价，称其为“黛玉的化身”。在大多数的人眼中，陈晓旭把曹雪芹笔下的多愁善感，缠绵悱恻的女主人公林黛玉活生生的演绎出来，给观看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有很多人都愿意将她和林黛玉合二为一。可是又有谁知道，在一夜成名的时刻，年仅22岁的陈晓旭却没有顺势成为大红大紫的天皇巨星，反倒如贾宝玉一般，看尽繁华，翩然而去，淡去荧屏，在九十年代皈依佛门，研习佛法，后又在长春剃度出家，进了尼姑庵，取名妙真，像妙玉一样当起了尼姑，却于2009年在深圳病逝，香消玉殒，给世人留下一片惋惜。有人说：“她把戏当生命，用生命演戏。”

　　1984年，18岁的陈晓旭经过层层挑选最终脱颖而出，成为林黛玉的饰演者。从1984年到1987年陈小旭和其他《红楼梦》饰演者一直在为《红楼梦》的拍摄工作而努力，犹其是陈晓旭饰演的林黛玉。我们都知道曹雪芹对自己笔下喜爱的林黛玉有过这样的描述：两弯似蹙罥烟眉，一双似泣非泣含露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娴静时如娇花照水，行动处似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可见，要将林黛玉这么一个多愁善感的角色的扮演好是多么有难度啊，但是陈晓旭凭借着自己的理想主义做到了，当别的女孩子都去休息的时候，她依旧捧着厚厚的《红楼梦》原著，背着台词，揣摩着人物心理，一坐就是半天。她悄悄演绎着平凡，默默释放倔强，无言的证明生命的顽强。

　　陈晓旭在1987年的回忆录长文《梦里三年》中说：我拥有无数个美丽的梦个是从这里开始的……，三年的磨练使我们成熟而自信，但愿沧桑的人世不要磨灭了我们从前的一份纯真。我多么留恋四月的圆明园！留恋那盛开的桃花！那一条蜿蜒的小路！那些为选择一个理想角色并为此付出实践而苦恼的女孩子。然陈晓旭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是自己真的“入戏”了，爱上自己的角色以致无法自拔。陈晓旭曾回忆说：“林黛玉已成为我演绎途中一座不可逾越的山峰，在此之后，是我生命中的苍茫时间，虽然我是众人眼中的明星，但是没有导演敢请我演其他角色，我想《红楼梦》呢让我看到一个了非常精彩的大千世界，然后呢，它又向我把这个门关上了，我不能在演艺事业上有更多的发展，陈晓旭的名字被林黛玉取代了。由此可见她在黛玉身上不知下过多少工夫，倾注过多少情感。

　　陈晓旭一生完成两部戏，即《红楼梦》与《家春秋》，但她的名气却大过很多演了一辈子戏的演员。她在戏中所倾注的理想主义是当今拍戏功利化所不能比的，小到每一个不起眼的细节，都倾注了多少汗水与苦痛。

　　尼采说：“爱一切用血写的文字。”我们说，爱一切用生命演的戏。趱行于现代化的都市，沐浴着灯红酒绿，我们是否会想起那个用生命用真情演戏的女子？那个充斥着理想主义的时代？恐怕是寥寥无几吧。在这个享乐主义盛行和娱乐炒作盛行的时代，我们渐渐偏离了自己文化标准，于是我们失去了单纯，变得刁钻圆滑，麻木不仁。

　　九零后的我很怀念陈晓旭，怀念那个充斥理想主义的年代，陈晓旭虽已离我们远去，但是我依然相信一切美好的东西永远存在，它们只是像冰一样凝结，而终有一天会像花一样从开。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生命之戏，应当严肃，呜呼，逝者如斯，“红楼”时代不在，用生命演戏已成陈迹，唯独留下的是戏子的告白：

　　请不要相信我的美丽

　　也不要相信我的爱情

　　在涂满了油彩的面容之下

　　我有的是一颗戏子的心

　　所以

　　请千万不要

　　不要把我的悲哀当真

　　也别随我的表演心碎

　　亲爱的朋友

　　今生今世

　　我只是个戏子

　　永远在别人的故事里

　　新版红楼梦评价篇4

　　关键词：胡适；新红学；实验主义；索引派

　　红学与敦煌学、甲骨学并称为上世纪初的三大显学，《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史上的巅峰之作，成书于18世纪中叶，旋即流行。五四之前以新、旧红学论争为前导，开启古典文学研究的新里程，随之而来的是研究风气渐浓，到晚清的光绪年间，已有“红学”一词出现。《京都竹枝词》所“开谈不说《红楼梦》，读尽诗书是枉然”，说的就是当时的情景。如果以五四为界划分新、旧红学，那么这旧红学可划分为三派：一是评点派，如脂砚斋、王希廉、张新之、陈其泰、姚燮等人；二是题咏派，如明义、叶崇仑、沈赤然、潘德舆、唤明等人；三是索隐派，如周春、徐时栋、舒墩、王梦阮、沈瓶庵和蔡元培等人。此外，还有如王国维借鉴西方美学理论来评价《红楼梦》这样的特例。但若说五四时期进行过激烈论争的旧红学派与新红学派，那么前者是特指以蔡元培为代表的索隐派，后者是特指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为代表的一系列研究论著，否定了“索隐派”旧红学，创“（曹雪芹）自传说”之“新红学”，为红学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一、胡适对“旧红学”的批判

　　胡适，现代学者，历史学、文学家，哲学家。五四文学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初名穈，学名洪骍，字希疆，参加留美考试后改名适，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年12月17日生于上海，1962年2月24日卒于台北。

　　胡适是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在文学、哲学、史学、考据学、教育学、伦理学等诸多领域均有不小的建树。从1920年至1933年，胡适主要从事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考证，在北大，发表一系列明清小说考证文字，其中关于《红楼梦》的5篇，否定了“索隐派”旧红学，创“（曹雪芹）自传说”之“新红学”。为旧小说写序，作考证，在这方面胡适的贡献是很大的，而影响也很大。在旧时代，小说不能登大雅之堂。由于胡适和其他一些学者的努力，小说公然登上了文学的殿堂，同其他昔日高贵的文学品种平起平坐。总的来看，胡适考证《红楼梦》和中国传统小说的方法，既得自西方的实验主义，又是中国传统治学方法的继承。

　　胡适撰写《红楼梦考证》的时候，正是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等著作广为流行的时候。《红楼梦考证》一开头就宣称：向来研究《红楼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去收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接着，胡适就将这种“附会的红学”分作三派予以评介：

　　第一派即王梦阮、沈瓶庵，认为《红楼梦》“全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兼及当时诸名王奇女”。

　　第二派即蔡元培，认为《红楼梦》是“清康熙朝政治小说”，“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

　　第三派是乾隆年间就开始流行的“明珠家事”说，以贾宝玉为明珠之子纳兰性德。胡适对这三派一一作了批评之后，便“忠告”“爱读《红楼梦》的人”：“我们若想真正了解《红楼梦》，必须先打破这种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

　　索隐《红楼梦》的“本事”始于乾隆时代，到了清末民初，已有多种说法，如说是金陵张侯家事、明珠家事、傅恒家事，以及顺治与董小宛等事。这其中，最有学术价值的当属蔡元培的说法。蔡元培在1915年撰写的《石头记索隐》中认为，《红楼梦》是“康熙朝政治小说”，所“本”的是康熙太子胤祁及明末清初江南的十二个名士等事。“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当时虑触文网，又欲别开生面，特于本书以上加以数层障幕，使读者有横看成岭侧成峰之状况”。他的索隐较此前的所有索隐都周详、审慎，鲁迅说是“旁征博引，用力甚勤”。

　　红学派为什么要索隐？其中当然有学术外之因素存在，例如政治斗争的需要；但《红楼梦》开篇就说书中有“真事隐”，因而试图揭发它所“本”何事，无可厚非，甚至实属必要。只不过旧红学派的索隐，尤其是蔡元培以前的索隐，绝大多数是些臆测附会，有害于学术发展，所以在倡导民主与科学的五四时代要批驳他们的谬误，理所当然。

　　二、胡适“新红学”的建立

　　新版红楼梦评价篇5

　　学如何迈向21世纪？这是一个为当今红学界所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在’97北京国际《

　　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上，笔者曾在《拓展红学研究的文化视界》一文中提出了融合文献

　　、文本、文化“三文”研究于一体的初步构想，得到了红学界前辈和青年同仁的热忱鼓

　　励与回应，至本次’99全国中青年《红楼梦》学术研讨会，则进而列为会议的中心主题

　　。下面试图从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就这一主题展开更为深入的研讨。

　　一

　　《红楼梦》文献研究，主要是指有关这部小说的背景、作者、版本、源流等材料的

　　勾稽考证。“文献”一词最早出现于《论语·八佾》：“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

　　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朱熹认为，这里的文献包括历朝的文件

　　和当时贤者的学识。宋末元初学者马端临在《文献通考·自序》中对此作了进一步明确

　　的界说：“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之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

　　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当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评论

　　，以及名流之燕谈，稗官之纪录，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则

　　采而录之，所谓献也。”析言之，“文献”之“文”是指书本记载；“文献”之“献”

　　是指口传议论。统言之，都是指用于考证而又可信的历史遗传下来的各种材料，所谓“

　　信而有证”，“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是非者”是也。

　　今天的“文献”概念较之马端临的定义又发生了一些变化，大体是指历史文件，即

　　马端临所说的“文”部分而不包括口传言论即“献”部分。在《红楼梦》的文献研究领

　　域里，也主要是指尽可能地搜集得到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有关《红楼梦》的文献材料，对

　　其做一番具体而深入的考证工作。朱谈文先生认为《红楼梦》的文献学研究目的是要“

　　探导追溯并力图再现作者曹雪芹创作《红楼梦》的背景，构思及成书过程，因而其研究

　　范围包括作者家世和生平、《红楼梦》的社会历史背景、情节素材和人物原型、作者的

　　创作思想、《红楼梦》的成书过程和版本源流等内容。” （注：《论红楼梦文献学研究

　　之前景》， 《红楼梦学刊》93.1。）鉴此，她把《红楼梦》的文献研究归纳为背景研究

　　、作者研究、版本研究、成书过程研究与创作思想研究五个方面。但更严谨地分类，成

　　书过程与创作思想研究可归于作者研究，另外须加上溯其源而推其流的本源研究与传播

　　研究两个方面。

　　与文献研究注重于外部研究不同，文本研究注重于作品自身的研究。“文本”一词

　　是从西方引进而来的一个文学概念，主要是指由文学批评进行分析和讨论的一个现成的

　　文学作品。不过，无论是在西方还是当代中国，文本这一概念的使用存在着相当大的歧

　　异乃至混乱，但追本溯源，应以最早倡导文本研究的新批评派的界定为基础。新批评派

　　认为文本是一个由独立的词语组成的物体，是一个客观的有自身结构而与社会、读者没

　　有关系的独立存在，所以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又被称为“文本批评”（textual critic

　　ism）、“客观批评”（objectivism）或“客观主义理论”（objective theory），根

　　据文学作品与作者、读者三者的关系，新批评派认为因关注的重心不同，就会产生不同

　　的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过程，努力追踪作者个人经历以与作品相印证，便是“

　　传记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产生的背景，重在研究作品产生的具体历史—社会条

　　件，便是“历史—社会式批评”；当批评家关注作品与读者的影响，如果以自己充当读

　　者身份记录下读后感，便是“印象式批评”；如果研究各种读者对作品的反应，就是“

　　文艺社会学”。新批评派所关注的是作品本身，认为作品即“本体”，它包含了自身的

　　全部价值与意义，因而无须关注和研究作品产生之前的历史—社会背景与作者生平身世

　　、创作意图与创作过程，也无须关注与研究作品产生之后对读者的影响以及读者的阅读

　　效果，否则，就会产生“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所谓“意图谬见”就是“将诗与

　　其产生过程相混淆，……其始是从写诗的心理原因中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传记式批

　　评与相对主义”；所谓“感受谬见”是指“将诗与其结果相混淆，即混淆诗本身与诗的

　　所作所为……其始是从诗的心理效果推导批评标准，其终则是印象式批评与相对主义”

　　。（注：参见赵毅衡：《新批评——一种独特的形式主义文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6年版，第79页。）批评家应努力摈弃“意图谬见”与“感受谬见”，只在作品自身

　　中寻求意义。因此文本研究的核心就是把文学作品视为独立于历史、社会、作者与读者

　　之外的客观存在，以作品自身为研究对象。毫无疑问，新批评派这一试图切断文学作品

　　的创作之源与接受之流而专注于作品自身的静态研究，在理论上明显失之片面和狭隘，

　　在实践中也是难以真正实施的，但对扭转片面注重文学的外部研究而转向作品自身的内

　　部研究，却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和启示意义。同样，对于长期以来文献与文本研究严重

　　失衡的红学研究而言，也不无借鉴之处，这就是应该把《红楼梦》作为一部相对独立的

　　小说作品，着重就作品本身展开研究，具体包括人物形象、情节结构、叙事模式、语言

　　艺术、美学风格、艺术价值、主题意蕴研究等各个方面。

　　较之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文化研究具有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更加注重对文学作

　　品内涵的深层开掘。关于“文化”这一同样来自西方的概念，无论在内涵还是外延上的

　　歧义乃至混乱比之“文本”更甚。英国人类学家泰勒于1871年在《原始文化》一书中采

　　用描述性的方法最先对文化作出了一个经典性的界说：“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

　　、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俗以及包括作为社会成员的个人而获得的其他任何能力

　　、习惯在内的一种综合体。”时至今日，有关文化的定义更是日趋纷繁甚至凌乱不堪，

　　但人们还是比较认可文化由物质型文化、制度型文化与精神型文化构成的三方法，文化

　　的核心是价值观念。由于《红楼梦》具有特别突出的文化包容性和文化深邃性，因而在

　　文献研究与文本研究之上进而走向文化研究，显得尤为重要。其研究范围也相当广泛，

　　主要包括神话文化、宗教文化、儒家文化、家族文化、民俗文化、饮食文化、艺术文化

　　研究等方面。《红楼梦》文化研究的最高层次，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对《红楼梦》所蕴

　　含的人类文化精神进行深度发掘与阐释，这较之一般的文化研究更有价值，更有魅力，

　　当然难度也更大。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虽然各有不同的研究范围与研究重心，但彼此又是相互衔接

　　、依次递进的，而且彼此也有明显的交叉叠合之处。因此，《红楼梦》文献、文本、文

　　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这一论题的确立与研讨，既反映了当代学术研究从分到合的必然趋

　　势，也反映了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内在要求。

　　二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是一个面向21世纪的前瞻性论题

　　，同时从这一特定视角回顾与反思一下二百年来尤其是20世纪的红学历程，我们可以看

　　到，一方面的确成就巨大，另一方面也留下了诸多缺撼乃至教训。其中既有人为的主观

　　因素，也有受制于不可逆转的客观条件的无奈。

　　本世纪初，当红学界依然为“索隐派”搅得浑浑噩噩之时，颇具哲人眼光的王国维

　　却在他的《红楼梦评论》一文中开始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作者最先引入西方哲学解读

　　《红楼梦》，从对《红楼梦》神话文本的注重到对其形上哲理蕴义的体悟；从对中国大

　　团圆传统的批判到对《红楼梦》作为最高悲剧的定位；从以西方悲剧理论阐释《红楼梦

　　》的审美价值到与西方基督教文化的比较……都使该文在探索《红楼梦》为全人类所共

　　有和共享的多重文化象征意义方面，获得了以前和当时红学研究者所未有的独创性与深

　　刻性，从而开启了具有现代学术品质的红学研究之先声。

　　然而，学术的发展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红楼梦评论》在当时固然“先锋”，但

　　毕竟是孤军奋战，缺少必要的学术背景和学术群体的支撑。直到1921年，留学西方的胡

　　适以中国传统考据学融会西方实证主义研究方法，通过大量的文献考证，初步澄清了《

　　红楼梦》作者曹雪芹身世等一系列问题，并以此确立了“自传说”的学术根基，他的《

　　红楼梦考证》也就成为旧红学结束、新红学开始的标志。从《红楼梦评论》到《红楼梦

　　考证》，红学研究在建立新的范型方面终于舍弃文化研究而走上了文献研究之路，新红

　　学选择了胡适而不是王国维作为自己的学术奠基者。

　　从学术发展的进程来看，这是历史的必然。因为新红学的实证研究，虽然吸纳了西

　　方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但其主体仍是传统的考据学。比如胡适为了澄清《红楼梦》作

　　者曹雪芹的身世以及与此相关的诸多问题，广泛搜集了当时所能搜集得到的大量资料，

　　然后通过综合论证，得出新的结论，与由清人发展至极致的考据学仍是一脉相承，因而

　　可以为诸多具有较好国学根底的学人所效法。实际上，新红学之后的文献研究基本上也

　　都是由胡适开创的实证研究逐步拓展而来，诸如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新证》、冯其庸

　　先生的《曹雪芹家世新考》这些文献研究的集成之作，皆以传统考据学为基本方法，耗

　　费作者大量心血精心构作而成。而且，在本世纪的风风雨雨中，因文献研究较少涉及理

　　论观点而始终未受太多的干扰和冲击，所以能延续不断而一枝独秀。

　　也正因为新红学的建立是以文献考证为基点，新红学的延续实际上也就是文献研究

　　的延续，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与盛况空前的文献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文本研究

　　受到明显的冷落。到了本世纪中叶，藉助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传播与运用，延续新红

　　学而来的研究方法得到了矫正与更新，然而当时红学界所关注的热点却转向《红楼梦》

　　产生的历史—社会背景以及作品的历史政治内涵——以新批评派的理论观之，就是从所

　　谓的“传记式批评”转向“历史—社会批评”。在这样的学术氛围中，一方面是红学研

　　究的日趋兴盛，尽显显学之盛势；另一方面则是在非文学化中进而走向泛历史化、泛社

　　会化、泛政治化。尽管较之新红学的文献研究已发生了明显的学术转型，但也不可能真

　　正走上文本研究之路。

　　在本世纪末期的八、九十年代，红学界通过反思五十年代以来红学研究的坎坷之路

　　，才逐步开始重视文本研究。然而“文化热”的勃然而兴，又将正处于转折时期的红学

　　研究的重心引向文化研究一端。首先是红学圈内的学者力图借助文化学的新理论、新方

　　法，以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新境界；同时也有许多红学圈外的学者以《红楼梦》为

　　范本，以此检验文化学理论之成效，或以此探索中国传统文化之精神。于是内外合一，

　　此呼彼应，共同促进了《红楼梦》文化研究的兴盛。

　　通观20世纪百年红学史，当我们在充分肯定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应清醒地

　　看到其中的缺憾：一是在世纪初期、中叶、末期三次红学研究重心的确立与转移过程中

　　，文本研究一直未能从边缘进入中心，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是文献、文本、文化研

　　究各自为政，不相往来，乃至相互轻视，或相互指责；三是受制于客观形势，出现过多

　　的外部干扰，影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进行与深入开展；四是少数研究者违规操作，学术

　　失范，甚至走火入魔，损害了红学研究的声誉。其中，第四种情形往往由红学圈外引起

　　，可以暂且不管；第三种结果是时代使然，无可奈何。就第一、第二点而言，从红学研

　　究的最新发展动态来看，情况也正在发生变化，随着回归文本研究呼声的高涨，红学研

　　究的重心正在逐步由外部的文献研究转向内部的文本研究，而且已初步显示出文献、文

　　本、文化研究三者从分到合的演化轨迹。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文献研究已取得了相当大

　　的成就，可以为文本与文化研究提供借鉴，而文献研究本身由于材料的局限，再要深入

　　一步相当困难，因为原始材料的发现毕竟是有限度的。二是就研究者而言，青年学者往

　　往缺少老一辈训练有素的考证功力，但多视角、多层次的文本研究与综合研究正是他们

　　的长处与兴趣所在。学术主体的新陈代谢，意味着红学研究世纪转型的势在必然。

　　三

　　《红楼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目的在于通过回归文本研究寻求

　　与文献、文化研究三者的有机融合，真正消除曹学与红学的分野，打破外学与内学的樊

　　篱，从而拓展红学研究的新路径，建构红学研究的新格局。就融通与创新的关系而言，

　　创新是融通的目标，也是宗旨；而融通则是创新的前提，也是途径。具体地说，《红楼

　　梦》文献、文本、文化研究三者之间的融通方法，就是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

　　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在21世纪的红学研究中，文本研究将占据其中最重要的地位——轴心地位。所谓红

　　学，原本即是以《红楼梦》这部著作命名的，虽然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但反过来

　　也是《红楼梦》创造了曹雪芹，曹雪芹的名字因《红楼梦》的流传而流传，因《红楼梦

　　》的显世而显世。而作为读者，他对于《红楼梦》的认知、体悟也首先来自于《红楼梦

　　》这部作品本身，因而居于红学研究轴心地位的应是文本研究。离开文本，就成为无本

　　之木，无源之水。然而在红学研究的发展史上，恰恰是《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研究受到

　　忽视，受到冷落，人们总是过于注重《红楼梦》的外部研究，过于注重其历史内涵以及

　　由此引申而来的政治内涵，似乎忘记了《红楼梦》原是小说，原是文学这样一个不言自

　　明的事实。也正因为如此，近年来红学界屡屡发出的回归文本研究的呼声确有相当的针

　　对性。

　　但是，《红楼梦》又是一部非同一般的非常奇特的小说。一方面，作者在创作《红

　　楼梦》中留下了太多的不解之谜，比如曹雪芹的生平身世究竟如何？他究竟为何又如何

　　创作了《红楼梦》？后四十回究竟出于谁之手？哪个版本最接近于他的原作？这些问题

　　本身即具有令人遐思、引人探胜的无穷魅力，不管它最终有否答案；同时这些问题也直

　　接关系到对《红楼梦》作品本身的理解，关系到《红楼梦》文本研究的深度。举一个例

　　子，《红楼梦》老是出现“金陵”，表明作者有一个难以释怀的“金陵情结”，由于文

　　献研究对于作者童年时期金陵生活的初步勾勒，便使我们有可能对作者难以释怀的“金

　　陵情结”有更深的体悟，实质上，那是延绵不绝于曹雪芹一生的童年情结，家族情结。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文献研究都是文本研究以及文化研究的重要

　　基础。尽管长期以来文本研究很不理想，但在已取得的一些重要成果中，文献研究作为

　　知人论世之资也功不可没。

　　另一方面，《红楼梦》作为中国文化的艺术经典之作，比之中国文学史上任何一部

　　小说都更具有蕴含中国文化精神的广度、深度与力度，是中国文学史上最富有文化底蕴

　　与智慧的一部长篇小说，甚至称之为“文化小说”也当之无愧。因此，在从文献研究回

　　归于文本研究的同时，还必须超越文本研究而指向文化研究。诚然，人们至今对文化的

　　内涵与外延还存在着诸多不同的看法，而对于文化研究的价值取向与方法也会有种种不

　　同的选择，但文化研究在探索文学作品的潜层意义方面已充分显示出了文献与文本研究

　　所难以臻达的独特优势，它可以帮助我们从更高的视点，更广的维度，更深的层次对文

　　学作品进行审视和解读。由于《红楼梦》首先回溯神话文化之本原，同时又广泛吸纳了

　　宗教文化而最终逼近文化哲学，因此，对《红楼梦》的深层文化底蕴的探索应着重围绕

　　神话学研究、宗教学研究与哲学研究三个层面依次展开。笔者曾在《探寻文学世界的形

　　上意义》一文中指出：“文学世界深层的形上意义是文学作品的生命，文学作品有否这

　　种深层的形上意义，这种深层形上意义的深刻程度及其表现的完善程度，是最终衡量文

　　学作品有否永恒价值与魅力的关键。概而言之，推动作家不断从形而下向形而上拓进和

　　升华的最重要的两种力量是宗教精神与哲学精神，两者同时成为支撑文学世界的两大精

　　神支柱，就如一个等边三角形底下左右的两角，失去任何一角都会导致整个三角形的倾

　　塌。”（注：见《文本与文化》，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31页。）就《红楼梦》

　　而言，宗教学与哲学研究都是为了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深邃性，而一同追溯至神话学研究

　　，则是为了进一步探索其文化精神的本原性，最终与宗教与哲学研究殊途同归。

　　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从分到合，以及三者从自发的融合到自觉的融通，实际上

　　意味着对原有红学研究传统的一次新的学术重建。文献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之外看作

　　品，文本研究的视角是从作品内部看作品，文化研究的视角又回到作品之外看作品，这

　　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依次展开、相互融通、不断超越的过程。从文本之外回到文本之内

　　，是回归文本的第一次否定，是对长期以来文本研究一直受到忽视、受到冷落，未能从

　　边缘进入学术中心的反拨和矫正，这当然十分必要；但有道是“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

　　身在此山中”，仅仅站在作品之内看作品之局限，也正如仅仅站在作品之外看作品一样

　　，只有作品之内与作品之外视点的不断转换与比较，才能真正把握作品的精髓。有鉴于

　　此，在从文本之外回归于文本之内的第一次否定之后，还须继续走向从文本之内超越于

　　文本之外的第二次否定——否定之否定。第二次否定中的文本之外——文化研究，实质

　　上是在文献、文本研究基础之上的综合与超越。离开文献研究的基础和文本研究的轴心

　　，文化研究不仅会失去根基，而且会偏离方向。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虽然最先开启

　　了跨文化研究的先声，但由于缺乏文献研究的坚实基础，也缺乏对文本内部结构的具体

　　分析，结果造成了诸多疏失和误解。而在今天，我们既可借鉴前人之得失，又有更加自

　　觉完善的理论思维，可以在以文献研究为基础，以文本研究为轴心，以文化研究为指归

　　的学术重建中，寻求真正的融通，最终达到学术创新之目的。

　　四

　　为了主动适应和推动21世纪红学研究转型、建构21世纪红学研究新格局的需要，同

　　时也为了更好地把文献、文本、文化研究的融通与创新落到实处，笔者根据世纪之交红

　　学研究的发展态势，预拟出如下十大研究课题，以求教于红学界前辈与同仁：

　　1.《红楼梦》文献整理与研究。历经二百多年的积累，《红楼梦》文献像滚雪球一

　　样越滚越大，但在文献整理与研究上，包括《红楼梦》文献与红学文献两个方面都远远

　　没有跟上，比如至今竟还没有一部完整的《红楼梦研究著作提要与论文索引》，这不仅

　　给研究者带来极大不便，而且容易造成不必要的重复研究。学术研究必须像接力赛那样

　　一个一个接着跑而不能从零开始，文献整理与研究的基础工作尤其是现代化的信息网络

　　系统的建设至为重要。

　　2.红学史研究。红学史研究的开创性之作是郭豫适先生的《红楼研究小史稿》，尔

　　后又有一些论著陆续发表。在当今的世纪之交，应该有一部拥有新视角、新见解、新体

　　例的集大成的《红学通史》问世，它能全面、系统、深刻地把总结过去，反思现在，导

　　引未来结合起来，为21世纪红学研究的转型和发展辅平道路。

　　3.《红楼梦》渊源研究。《红楼梦》是中国小说、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集成之作

　　，必须从中国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开渊源研究，我们才能更加切实地把握

　　其精神内核与本原。

　　4.《红楼梦》影响研究。从历时性的维度来看，《红楼梦》就如一个中继站，一方

　　面它最大限度地吸纳了其前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精华，另一方面又广泛、深刻地影响于其

　　后的文学创作与文化发展。通过对后于《红楼梦》的小说、文学与文化三个层面同时展

　　开影响研究，可以更透彻地理解《红楼梦》。

　　5.《红楼梦》比较研究。将《红楼梦》置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参与与世界文学的对

　　话，可以进一步揭示其为全人类共享的文学与文化之价值。应在历史、实践与理论三个

　　方面同时展开研究，然后形成“比较红学”的系列成果。

　　6.《红楼梦》综合研究。《红楼梦》虽是小说，但又广泛包容了神话、历史、哲学

　　、宗教、伦理、医学、建筑、园林、民俗等等，从这个意义上看，誉之为“百科全书”

　　，确是当之无愧。因而在红学研究上，也应相应地运用多种学科的知识、理论与方法对

　　其进行综合研究。

　　7.《红楼梦》艺术研究。在过去的红学研究中，我们不仅在总体上忽略了小说自身

　　的研究，而且在局部上也过多地关注人物的道德评价。走向21世纪的红学，应对《红楼

　　梦》的艺术创作过程、经验与原理进行系统总结。今天的薄弱固然不足，但也意味着明

　　天更多的发展空间。红学界应集中力量对此进行重点研究，相信会有新的突破。

　　8.《红楼梦》意义研究。真正伟大的作家无不关注人类的生存价值与意义，无不充

　　盈着对人类命运的形上追问与思考，因而伟大作家之作品也都无不具有寓言性、预言性

　　与超越性，它永远是问号和感叹号，而没有句号。对于《红楼梦》内在意义的阐释也是

　　如此。在未来世纪，《红楼梦》的意义研究应更加关注其人类学内涵，并相应地更新与

　　完善阐释的视角、理论与方法。

　　9.《红楼梦》与当代创作研究。从明代“四大奇书”到清中叶问世的《红楼梦》，

　　中国长篇小说从成熟走向高峰，但在《红楼梦》之后，却一直向下坡滑，直至现当代，

　　虽屡有仿作出现，但少有真正得其精髓的扛鼎之作问世。究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

　　我们是否有必要并如何从《红楼梦》中吸取精神养料呢？马克思说“希腊神话不只是希

　　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红楼梦》之于后代尤其是当代小说创作也应发挥

　　同样的作用。这就要求红学界不仅关注过去，而且要关注现实，不仅满足于对《红楼梦

　　》的阐释，而且要进一步把《红楼梦》的精神养料转化为当代小说创作的精神血液，为

　　当代小说创作的伟大复兴作出独特的贡献。对于大多数红楼学人来说，这确是一个富有

　　挑战性而又非常有意义的崭新课题。

　　10.《红楼梦》现象研究。从《红楼梦》的问世、传播到接受， 它已在近二百年的

　　中国历史中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红楼梦》现象，这一现象已远远超越了文学

　　本身，也超越了文人圈子，而广泛渗透到日常生活，渗透到人民大众。对此，红学界也

　　同样应予更多的关注。

　　21世纪红学研究的突破与创新，直接取决于以上十大课题研究的进展。

　　新版红楼梦评价篇6

　　作为在校大学生的周汝昌，那年秋天来到燕京大学图书馆，他想借阅的是敦敏所著《懋斋诗钞》。查找了书柜里的卡片，显示馆中藏有此书。馆员把他填好的书单放到篮子里，传至楼上书库。当篮子传下来时，《懋斋诗钞》已躺在其中。周汝昌大喜。书上附着的借书卡一片空白这么多年来，从未有人借过。对于“红学”来说，这是意义非凡的瞬间。“新红学”自1921年以后，已有多年波澜不惊。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分别于1921年和1923年出版。这是《红楼梦》研究进入新阶段的标志。在此之前，“索隐派”盛行。比如，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认为，《红楼梦》乃“康熙朝之政治小说”，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贾宝玉影射的是康熙废太子胤礽。胡适和俞平伯通过考证，得出前八十回是曹雪芹家史与自传，后四十回为高鹗续补。这是“自传说”。

　　然而，胡适和俞平伯对《红楼梦》的评价并不高。胡适认为《红楼梦》比不上《儒林外史》。俞平伯则认为《红楼梦》在中国小说史上只是二等。我们今日所见《红楼梦》崇高之地位，并非向来如此。

　　平生一面旧城东

　　在遇到《懋斋诗钞》之前，他与《红楼梦》似乎并无多少缘分。周汝昌1918年生于天津咸水沽，家境殷实。家中有草火园子。小时候，母亲常给他讲园中旧事，每次言及都感叹，那真像《红楼梦》啊。母亲藏有《石头记》，周汝昌找来翻阅。但他看了开头便无再读下去的兴趣，批语混入正文，语次混乱，“沉闷乏味”是他彼时感受。

　　1940年，周汝昌考入燕京大学。次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本人解散，周汝昌失学回家。1947年，已经是3个孩子父亲的他再返燕园，进入西语系学习。“旧地重游，我已身世沧桑，年华老大。朝气难回，伤情易触。我心绪总带着凄凉的滋味。”他的四哥周祜昌，失业在家，阅读《红楼梦》打发时光。他所读版本有胡适所写之序言。胡适在序言里说他发现了曹雪芹友人敦诚的《四松堂集》，但敦敏的《懋斋诗钞》尚未找到。这两本书对于研究曹雪芹生平有重要价值。

　　周祜昌看到胡适这句话，便给弟弟去信，让他到燕大图书馆找一找，看能否寻得《懋斋诗钞》。不可思议的是，胡适寻遍中国都未发现的书籍，就这么被周汝昌不费功夫地找到了。

　　周汝昌细读了《懋斋诗钞》，对曹雪芹的生卒年有了自己的思考，随后写出《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此文于1947年12月5日在天津《民国日报》上发表。

　　胡适看到文章后，给素昧平生的周汝昌写信：“在《民国日报》图书副刊里得读大作《曹雪芹生卒年》，我很高兴。《懋斋诗钞》的发现，是先生的大贡献。”胡适早已名满天下，而周汝昌只是一位在校学生，这件事一时传为佳话。

　　胡适的鼓励对周汝昌投身“红学”起了重要作用。半年里，两人多次书信往来，所言皆是《红楼梦》。胡适还邀周汝昌至东厂胡同一号家中当面晤谈。更让人惊讶的是，周汝昌写信向胡适借其珍藏的《甲戌本石头记》，胡适立即托人送至其家中。看到珍本，周汝昌才知以往所见《红楼梦》已经过大修改。比如，《甲戌本》开篇是：“列位看官，你道此书从何而来？”而不是常见的：“作者自云，因曾经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

　　该珍本价值连城，胡适借给周汝昌后，何时归还都不过问，好像忘了有这回事。这让周汝昌非常感叹：“一个不深知的青年学生，他竟然如此信任，我想世上未必还有第二例。”几十年后，周汝昌回忆平生所交鸿儒硕学，认为惟有胡适够得上一个“大”字。

　　1948年12月，共产党军队兵临北平城，胡适在东单临时机场乘飞机离开。登机时只带了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周汝昌前些日子还给他的《甲戌本石头记》。

　　一卷红楼触百思

　　1953年冬，12岁的刘心武在北京读初一，他家所在的钱粮胡同对面有家书店。他喜欢读书，《红楼梦》已经读过。这天，他从书店的一本书中看到“红楼梦人物想像图”，大吃一惊，因为这与他自己头脑中想像的人物有很大不同。他将书买回家，读得似懂非懂，却“有读侦探小说的”。这本书是周汝昌于当年出版的《红楼梦新证》。刘心武认为此书是他对红学感兴趣的来源。

　　周汝昌此时已经举家赴蜀，在四川大学任教。《红楼梦新证》出版后，很快脱销，出版社在3个月内加印3次。在川大，一位平日交往不多的教师忽然跟周汝昌打招呼：“老周，你害苦了我。我日来患了感冒，正在难挨，谁想你的大作忽然买来了，我这一开读不打紧，整整一夜放不下了，次日病重了一倍还多。”

　　在海外，有人将《红楼梦新证》送给胡适。胡适认为此书虽有“可以批评之处”，却是一部好书，“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

　　周汝昌在《红楼梦新证》里回顾了对《红楼梦》的种种贬低言论，指出《红楼梦》是一部石破天惊的伟著，曹雪芹是旷世天才。这是周汝昌研究《红楼梦》与曹雪芹最核心的部分。

　　《红楼梦新证》让周汝昌名声大噪。一年之后，1954年，他奉调回京，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工作。不久，“批俞”、“批胡”运动开始。周汝昌与胡适之间的交往，成为“污点”。为了过关，他迅速撰写了批判胡适和俞平伯的文章。邓拓接见周汝昌，暗示他放弃自己的主张。周汝昌感到痛苦，他想不通自己的学术著作有什么“极端的反动性”。

　　随后多年，知识分子一次次被“思想改造”，批判他人或批判自己、投入阶级斗争，成为他们生活的主题。“”开始不久，周汝昌被关进牛棚。1969年，下放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由于干不了重活，他被分配去挑粪，与杨霁云同组。从茅坑到菜园，有一段路程，路上无人监督的时候，他们就停在树下，在大粪旁漫谈，所谈多半是《红楼梦》。

　　1970年8月，他再次被调回京城。办手续的时候，他看到回京公函，大吃一惊“今奉中央办公室专电致湖北军区司令部：调人民文学出版社周汝昌回京工作。”

　　周汝昌回京之事在干校引起轰动。大家琢磨着其中奥妙，传言四起。

　　1972年，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女教师罗克珊维特克访问中国时，与进行了多次长谈，之后写成《同志》一书。提及周汝昌和《红楼梦新证》时，表达了肯定的意见。早在周汝昌刚进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时，聂绀弩就跟他说过：对你颇有好评。1973年—1975年间，全国掀起过评论《红楼梦》的热潮。对比关于《红楼梦》的谈话，不少观点与《红楼梦新证》相仿。《红楼梦》让周汝昌进了“红色保险箱”。这些与众不同的经历让周汝昌身上多了一层神秘色彩，至今仍受争议。

　　五十六年一愿酬

　　2004年，《石头记会真》出版，署名：周祜昌、周汝昌、周伦玲。《红楼梦新证》与《石头记会真》，被认为是周汝昌红学研究的两大高峰。周汝昌为《石头记会真》撰文，题目是“五十六年一愿酬”。56年前，他向胡适借得《甲戌本石头记》，与周祜昌用了暑假两个月的时间，抄得一部副本，并向胡适提出建议：应当依据《甲戌本》，加上《庚辰本》和《戚序本》，精核整订出一部接近曹雪芹原著真手笔的好版本。这个愿望的实现，用了56年。

　　胡适早已辞世，周祜昌亦在1993年去世。《石头记会真》成书时，周汝昌心情非常复杂：“我不知以何言词表达我的心情，悲喜二字，是太简单太无力了。”

　　周汝昌服膺曹雪芹之言：“愧则有余，悔又无益。”这也是他的人生感叹。

　　不是不悔。若真的不悔，那愧又何来？其愧既又有余，则其悔之深可想而知矣。然而，悔到底是个“马后课”，比及知悔能悟，事情早已明日黄花，成了“历史”，故曰无益。俗话还常说“追悔莫及”。是以万人能悔，虽是好事，毕竟那万人已然做成了至少一万件错事坏事了。呜呼，岂不可悲，岂不可痛！

　　新版红楼梦评价篇7

　　关键词：画外音；叙事；全知视角

　　中图分类号：I23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122（2012）09-0088-02

　　2010年李少红导演拍摄的新版电视剧《红楼梦》（以下称“10版”）自开播以来就备受关注，评价褒贬不一。与八七年旧版《红楼梦》相比，新版在人物造型、布景色彩等视觉要素带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如演员模仿京剧造型装扮、浓郁而华丽的色调运用，都受到观众热议和关注。相较于画面来说，声音在影像作品中的叙事功能不太受到重视，一些批评家认为它只是画面的低级补充，但实际上，如同小说家兼顾故事情节的讲述和作者作为旁观者的议论一样，导演在进行影视作品创作时，也需要注意画面与声音的配合，声音特别是画外音给予创作者传情达意一个更直接的平台。平衡好画面与声音之间的关系，使它们互为补充达成完整的叙事，对于创作者来说，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

　　一、画外音全知视角：提供事实与“画面”

　　为了更准确地论述，首先需要对画外音做一个界定，我们引用莎拉?考兹洛夫的说法，将之定义为“口述，传递叙事的一部分信息，由一个处于不同时空的看不见的讲述者讲述而非同时出现在画面之中”[1]。新版《红楼梦》中有这样一个场景：黛玉和宝玉因为金玉之说怄气的时候，两人的心理活动画面无法表达，于是用了角色的配音。这种情况不在我们所定义的画外音范围之内，虽然此时语言并非画面人物的真实谈话，但是讲述者与画面所展现的形象是同一对象，这类旁白不能称为画外音。

　　在此种定义的基础上，叙述理论帮助我们把这样的画外音叙述者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置身于所述故事之外的叙述者，一种则是肩负故事角色的叙述人[2]。前者提供的全知视角，正如“所有优秀小说家都知道有关其人物的一切问题”[3]，它常常会介入故事的讲述当中，直接进行议论或者提供某些事实。而后者，则把议论者的角色与剧中角色合二为一，它常常更为隐蔽地通过叙述来指导观众的理智、道德和情感的进程。

　　新版《红楼梦》中的画外音属于前者类型，讲述者始终没有露面，由一个稳重的男声所扮演。他并不是故事中的哪一个角色，从而超然于故事之外，提供了全知全能的视角。第一集中一僧一道携顽石入红尘，后空空道人在巨石上发现的文字中有评“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已然向我们昭示讲述者对于整个故事了然于心。

　　画外音帮助连缀起整个画面铺陈的片段情节，揭示画面无法承载的信息量，完成对故事场景的连接。部分观众对新版《红楼梦》存在不满的问题之一是他们认为剧中的画外音过于密集，对于一些画面能表现的内容在旁白上也要加以重复，没有必要。编剧顾小白在回答观众对画外音的疑问时说：“《红楼梦》前两集是比较集中展现曹雪芹的哲学思想和主题，其中涉及到太多人物的出场，包括很多人从史前仙界到人间，这种转换用画外音比较容易简单地展示。[4]”他还提到，《红楼梦》有一百二十回，但是电视剧只有五十集的容量，所以只能启用大量的对白和画外音来压缩、还原更丰富的内容。由此可以看出，在面对小说文本叙述性语言无法通过画面展现的情况时，为保证情节的流畅，可以依靠画外音来连接。如贾雨村初仕被革职，就做了这样的处理。原著中只有简短的一句叙述：“不上一年，便被上司参了一本，说他貌似有才，性实狡猾，又题了一两件徇庇蠹役，交结乡绅之事，龙颜大怒，即命革职。[5]”为集中叙事不旁生枝蔓，这个过程细节没有必要用画面展现，便直接用画外音讲述。编剧还提到，在小说文本中有大量的心理描写，“对于体现作者曹雪芹的风格是有必要的”[4]，所以在画面表现的同时加上了画外音的部分。如黛玉别父进宁国府，有长达两分半中的旁白，交代别父缘由以及行程，还有黛玉一路上的所见所感，来体现了她敏感自尊的个性。

　　二、画外音叙事风格化的缺失

　　新版红楼梦评价篇8

　　开个蛋糕店，就像开个豆腐房，谁都可以开，谁都可以卖。不过，一开开了800多家，一卖卖到近10个亿，全中国只有一个罗红。照理来说，这样的一个老板，应该一心扑在事业上才对，可罗红偏偏就是个甩手掌柜，早在7年前，他就将集团交给他的团队打理，自己则“闲暇”地摆弄起他心爱的照相机来。

　　其实，罗红本是个摄影爱好者，若干年前就有自己的摄影棚。十几年来，为了摄影，他长途跋涉达9万多公里，几乎走遍了中国西部所有的省份，并多次进入新疆、等地的无人区。作为第一个航拍非洲大陆的中国人，他十几次到非洲，用相机捕捉这块大地的美丽瞬间，观赏火烈鸟的火焰之舞，感受百万角马的生命赞歌，和坦桑尼亚马赛人一起狂欢起舞，也经历直升机的惊魂之旅。他的非洲作品被誉为“非洲大地的史诗”。

　　如今，在商业和摄影的双重世界里，罗红找到了适合自己的人生轨迹，他一边在摄影的梦想里遨游，一边致力于环保和慈善事业。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自己回头看走过的路，是追求梦想的过程。做蛋糕也好，摄影也好，都是儿时的梦想。当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人的存在就会格外地真实。”

　　黄怒波：爱写诗的地产商

　　诗人、地产商，这两个看起来不相干的身份，却都指向同一个人，他就是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

　　在黄怒波的名片上，除了董事长的头衔之外，还有中国登山协会副主席、中国网球协会副主席、中国航空运动协会副主席。其实他还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北京大学诗歌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新诗研究所副所长。

　　事实上，毕业于北大中文系的他，出版过好几本诗集，写诗的时候，他用另一个名字。

　　“这领带像枷锁拴我在都市的监房／心儿在一座座大厦间流浪／每一个目光又像冷漠又像渴望／每一扇门儿都让我彷徨／这明净的玻璃让我无法穿越／网线像钢索紧紧捆住我的心房。”这是他2005年出版的诗集《都市流浪集》部分内容。很难想象，这种洋溢着对都市失望和无奈情绪的诗作竟然出自一位资产超过100亿元人民币的企业老总之手。

　　一面是理性到底的商业行为，一面是激情澎湃的感性表达，这两种身份的重叠似乎让黄怒波的身上具有了某种“双重性”。譬如他会在企业家聚会的场合，公开宣称自己是一名诗人，尽管会听到一些讥讽的笑声，却依然故我。

　　“我首先是一个诗人，只是后来从商了，才是商人。诗对我来说从来不是展露才华，从来都是寄托。”黄怒波自喻作诗如“困兽沉没在陷阱”，尽管他在努力地建设着城市，却“日日想从这城市逃亡”。

　　诗于他，是一种精神追求，亦是一种生活方式。

　　周岭：搞红学的董事长

　　2006年9月，轰轰烈烈的“红楼梦中人”选秀活动启动。镁光灯的聚焦下，一夜红遍大江南北的，不仅仅是参赛的选手，还有主席台上“指点江山”的评委们。

　　有一位评委酷爱用《红楼梦》特有的判词来点评选手，如他对海选黛玉的选手所做的判词：“分付东风莫浪吹，葬花溪畔浣花迟。前身合是潇湘月，洒向人间知不知。”这些个文采斐然的判词在网上很受追捧。

　　这一位评委便是周岭。细心的观众很快发现，他的身份很传奇，既是南海石油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方略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也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著名红学家。既成功操作过中国境内资源性项目在北美上市及境外融资、受托管理，重组过国内大型主板上市公司，也曾做过87版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编剧，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等处讲课或讲学。

　　“我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人，既是做企业的人，又是做投资的人，又是文人。”周岭曾这样介绍自己，事实上，《红楼梦》与周岭是一生割不断的“姻缘”。

　　1981年，周岭参加红楼梦学术研讨会，他关于贾元春判词的理解，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随后，周岭就被调入了红楼梦研究所，开始从事专业的研究工作。当王扶林导演筹拍电视剧版《红楼梦》时，周岭作为编剧之一负责《红楼梦》后40回和整个剧本的统一定稿。

　　即使在商界，《红楼梦》也没有离开过他的生活。在香港，大大小小的聚会上，大家都会“逼”着周岭谈《红楼梦》。

　　2008年，周岭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登上央视《百家讲坛》，成为继刘心武、周汝昌、王蒙、冯其庸之后登陆《百家讲坛》讲红楼的第五位主讲人。节目播出后，很多观众纷纷在网上留言表达对周岭的喜欢与钦佩，更有网友留对联评价周岭的讲演为“引经据典数处，挥洒自如有余。横批‘最脱稿先生’”。

　　对于旁人多少有些诧异、惊羡的眼光，周岭对自身的定位倒是非常谦虚：“我不是一个红学家，不是一个企业家，不是一个艺术家，也不是一个教育家，我只是一个红学爱好者，一个做企业的人，一个写过剧本的人，一个教过书的人。”

　　杨子：CEO演员

　　2005年5月14日晚，第12届北京大学生电影节在北京奥林匹克体育中心揭晓，最佳新人奖由《青花》的男主角杨子摘得。而其中更令人关注的是拿奖的男主角竟然是某家族企业年轻的执行总裁。

　　在娱乐圈撒钱的富豪从来都不少，但像这样放着“大腕背后的大腕”不做，反倒身先士卒地辗转片场的倒不多见。一时之间，杨子成为媒体娱乐版跟踪的热点。

　　大众很快发现，这位叫杨子的年轻人，还真是一位不缺少新闻的主，一手开亚洲惟一的超长悍马车，一手握价值不菲的青花瓷（杨子收藏瓷器时间长达15年，并且在北京的家中拥有一个私人瓷器博物馆），身上揣着的是价值22万美金的手机，连送人的名片每张都要42美金。正当媒体将他视为新时代公子哥儿的典型时，杨子却高调地自我辟谣，用博客、电视、报纸向公众展示他生活的另一面。

　　原来这位张扬的年轻富豪，竟然也是“苦孩子”出身，按家族传统，从小便接受了严格的教育和训练。“六岁以前，我生活在河北农村，那段经历让我对泥土产生了难以割舍的眷恋。从初二开始，我在家族企业的工厂勤工俭学。车间里人很多，互相都不了解，没有人知道我是老板的儿子。每逢寒暑假，我就跟工人们一起干活，车工、铣工、刨床、磨床、钳工都尝试过，并且都拿到上岗证。”

　　工厂的打工经历一直持续到他读大学二年级，那年他成为巨力集团驻上海公司经理，每个周末飞往上海处理报表、账目和合同。

　　不拍戏的时候，他的生活完全围绕着工作转，参加会议，在公司处理各种事务。“我一度是个‘双脚不着地’的人，不是在飞机上，就是在汽车里，有时候早晨在广州吃早餐，中午在上海开会，晚上又去了新加坡。”

　　新版红楼梦评价篇9

　　然而，如此费尽心机的“艺术创新”，引来的却是众多批评的声音，再一次引发了对名著经典改编的诸多争议。(2007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

　　近期，重新解读传统经典成为一种热潮，以至于有人写诗批评说：“江湖代有才人出，扬名立万争朝夕，重拍风起遍地坑，名著新注乱失蹄。”确实如此。而且，遭劫的不只是《红楼梦》，我国四大名著都不同程度地被颠覆被折腾。如在日本色情漫画版的《西游记》中，孙悟空、猪八戒、沙僧、白龙马竟然全部成了穿着暴露的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