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的风俗作文十篇

　　我知道的风俗作文篇1

　　教学目标

　　认知：

　　1、知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2、知道一些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故事。

　　情感：

　　愿意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

　　行为：

　　在日常生活中尊重不同民族的同学和邻居的风俗习惯。

　　教学建议

　　教材分析

　　本课是根据课程标准三至五年级“文明礼貌”德目中的有关要求编写的。

　　我国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多民族的国家。由于千百年来保留、继承下来的传统，各民族在饮食、服饰、居住、礼仪、喜庆、丧失等等方面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各民族只有彼此尊重其他民族的风俗习惯，才有利于民族的大团结。因此，对小学生进行“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教育很有必要。

　　本课的教学要点有两个。一是知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二是要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这是本课的重点也是难点。

　　课文分为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使学生知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第二部分是通过总理和傣族人民一起欢度泼水节的事例，向学生进行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教育。

　　教法建议

　　1、三年级学生对“民族”这个概念还不是很清楚，教学是不要纠缠这个问题，只要让学生知道自己是哪个民族的，知道我国是一个有着56个民族的国家就可以了。另外，为了使学生对我国民族有一定的了解，扩大同学的知识面，教师也可有意识地向学生介绍一些民族的风俗习惯，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2、本课侧重讲尊重本国各民族的风俗习惯，但如果遇到外国人也同样尊重人家的风俗习惯。

　　3、教师要引导学生结合自己的实际，谈谈怎样去尊重周围不同民族同学和邻居的生活习惯，以及不同民族的风俗习惯。

　　教学设计示例

　　十一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

　　教学目标：

　　认知：

　　1、知道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2、知道一些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故事。

　　情感：

　　愿意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

　　行为：

　　在日常生活中尊重不同民族的同学和邻居的风俗习惯。

　　教学重难点：要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

　　[教学过程]

　　一、激发感情，导入新课。

　　1、播放歌曲《大中国》

　　请同学们跟着唱，想想这首歌唱的是什么？

　　（出示56各民族的大照片，贴在黑板上。）

　　小结：对，我们都有一个家，名字叫中国。在这个大家庭里住着56各民族，有着12亿的兄弟姐妹。各族人民和睦相处，亲如一家，共同为建设祖国做贡献。

　　板书：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2、谁来说一说你是哪个民族的？我们班的同学大部分是汉族，你们还知道有哪些少数民族？

　　3、不同的民族有各自的风俗习惯，谁能举例说一说？

　　（引导学生从衣着、语言等方面来说。）

　　小结：除了衣着，语言不同，在饮食和居住环境上也有差异。比如：有的少数民族不吃猪肉，有的少数民族住帐篷，有的住窑洞等等。也就是说，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风俗习惯。

　　板书：风俗习惯

　　二、学习课文，进行明理。

　　过度：各民族的这些风俗习惯沿袭了一代又一代，它寄托着各族人民良好的祝愿。我们应当怎样对待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呢？我们来看看是怎样做的。

　　（放课文录音故事，看课文）

　　1（出示傣族小朋友图片，贴在黑板上。）傣族是我国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居住在云南的西双版纳，泼水节是傣族人民的风俗习惯，傣族人民过泼水节时有什么讲究？

　　2、是怎样尊重傣族人民风俗习惯的？（出示课文插图投影片。）

　　（以身作则，身着傣族服装参加泼水节，尊重傣族人民的风俗习惯，还教育其他干部也要这样做。）

　　3、警卫员为什么要用伞为挡水？

　　（当时已经六十多岁了，警卫员担心他的健康，就张开雨伞去挡水。）

　　4、总理是怎样做的？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总理让警卫员把伞收起来。因为认为用伞挡水是对傣族人民不礼貌，不能因为自己的身体而伤害了傣族人民的感情，要尊重傣族人民的风俗习惯。这说明总理和傣族人民的心是紧紧地连在一起的。）

　　小结：傣族是我们多民族国家的一个民族，深切地爱着各族人民，各族人民也深切地爱着自己国家的总理。尊重民族的风俗习惯，可以加强各民族之间的团结、友谊、使国家富强、昌盛。

　　板书：尊重

　　三、补充事例，提高认识。

　　1、你们还知道哪些尊重民族风俗习惯的故事，讲给大家听听。

　　（知道的说一些，不强求）

　　2、我们来听听发生在38号楼里的故事。

　　（《在38号楼里》的录音故事）

　　3、从《参加泼水节》和《在38号楼里》的故事中，我们认识到尊重其他民族风俗习惯的行为，有什么好处？

　　小结：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有利于促进民族团结，增进各民族人民的友谊，有利于国家的发展，人民生活的安康。

　　四、结合练习，指导行动。

　　1、说一说：

　　①同学们，你们生活的周围有其他民族的小朋友吗？

　　②现在，老师请几位同学把一些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介绍给大家。

　　（把位同学分别拿出苗、彝、回、藏、维吾尔、壮、蒙古、朝鲜小朋友的图片，介绍他们的风俗习惯并贴在黑板上组成半圆，正中间留一个空挡。）

　　③听了他们的风俗习惯，你觉得该怎样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呢？

　　（引导：对他们的衣着不指手画脚、不窃笑；尊重他们的语言、文字和生活习惯；与各民族小朋友团结友爱。）

　　2、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你们怎样做才是尊重不同民族的同学呢？请看小品表演。

　　（小品表演：六名同学在中队研究会上讨论关于新年包饺子包什么馅的问题，产生了分歧……）

　　提问：他们谁做的对？为什么？

　　小结：因为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尊重各族人民的风俗习惯，有利于国家的建设。只有万众一心，才能建设好我们的国家。所以作为我们汉族的小朋友，要与各族小朋友心连心，手拉手，共创一个美好的乐园。

　　（把汉族小朋友的图片贴在空档处，就拉成了一个完整的半圆。）

　　3、配乐诗朗诵《祖国是我们共同的家》。

　　五、总结全课，提出希望。

　　民族风俗习惯是千百年来逐渐形成的，各民族对自己的风俗习惯有着特殊的感情。既然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所以我们从小就要懂得并学会尊重各民族的风俗习惯，让我们祖国这个大家庭更加和睦、幸福，大家齐唱《大中国》来结束我们这堂课。

　　板书设计：

　　尊重

　　（56个民族照片）

　　我们是个饿多民族的国家

　　风俗习惯

　　探究活动

　　1、了解你周围都有哪些少数民族，将他们的风俗习惯记录下来。

　　我知道的风俗作文篇2

　　一、提升自我，了解民俗文化

　　在语文教学中，要让学生了解、传承民俗文化，倘若语文教师自己都一知半解，很难想象能教出喜欢、理解民俗文化的学生。语文教师只有不断地提升自己，广泛地了解民俗文化，才能更好地适应当今的教学工作。

　　中学语文教材中涉及到民俗文化的内容很多，对教师的文化底蕴具有一定的挑战性。如果教师的知识储备、学识水平、艺术修养、文化品位不高，不能真正地体验到作品内在的神韵与作者为文之用心，就不能真正地走近作者，理解作品。再者，中华大地疆域辽阔，民族众多，形成的民俗文化也是各具特色，不胜枚举。为了能进一步提升自我，让自己在原有基础上更进一步地了解民俗文化，笔者大量地阅读相关的书籍，查阅相关的资料，力求将教科书中所涉及到的民俗文化理解透彻；并学习、研究本地的民俗文化，力求在教学中做到信手拈来，旁征博引，不至于对课文内容理解得不深不透、捉襟见肘。在课余时间，笔者走访了当地民众，参观了本地的博物馆，并将自己所了解到的民俗文化运用到课堂教学中，让学生在学习教科书中所描写的民俗文化的同时，也知道本土的民俗文化，将作品精神融入自己的思想情感之中，达到真正地领会作者的旨趣与作品的神韵，并且提高欣赏文学能力的目的。

　　二、依据教材，深挖本土民俗文化

　　近年来，随着专家学者的呼吁、课程改革的重视、语文教材中民俗文化内容的增加以及测验考试的青睐，民俗文化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作用更加凸显，这就为民俗文化在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渗透提供了可能性。

　　现行初中语文教材中有很多内容涉及到民俗文化。如人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有《社戏》《安塞腰鼓》等这样一些反映地方民俗风情的选文；八年级下册第四单元开设了民俗文化专栏，所选课文大多是写各地风俗、讲述民间艺人轶事，描述街头商贩的吆喝，展现了一幅幅有声有色的民俗风情画卷。不仅如此，本单元的“综合性学习?写作?口语交际”的主题就是“到民间采风去”。开设有“家乡素描” “认识方言”“乡土发现”“节日探源”等5个专题，让学生关注平常习焉不察的民风民情，探寻日常生活背后的“学问”，并在“参考资料”中增加了“语言与风俗”“少数民族节日风俗”的知识。

　　在这些涉及民俗文化的课文教学中，笔者与学生一起深挖本地的民俗文化，并通过视频、音乐、图画等形式展示。如在教学《云南的歌会》这一课时，笔者与学生一起跟随沈从文先生欣赏了云南民歌的风采，了解到这个多民族地区在生活的各个领域都渗透了唱歌的民族特色。之后，笔者给学生讲了本地赣南采茶戏，引导学生了解当地的民俗文化。在学习《端午的鸭蛋》与《春酒》这两篇课文时，笔者与学生一起探讨了本地过端午节和春节的民俗。在这探讨过程中，我们惊奇地发现，虽然同在一个县区，过节的风俗还是略有不同的，有些村在过端午节时包粽子；有些村是过年时才包粽子，有些村在过年时举行“游神”活动，有些村庄却没有，果然是“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

　　在深挖本土的民俗活动中，学生不仅加深了对自己所在地方的民俗文化的了解，也知道了一些以前不曾了解的民俗活动，扩大了他们的知识面，增长了他们在民俗文化方面的知识。

　　三、走出课堂，寻找本地民俗文化

　　课堂教学是培养学生语文素质和能力的渠道之一，但课堂教学的时间毕竟有限，要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质，还得有第二课堂的文化意识。语文的外延是生活，因此，笔者常常带领学生走出课堂，充分开发现实生活中的语文教学资源，去寻找本地民俗文化。

　　图书馆是学生课外学习的主要阵地。在课余时间，笔者常常带学生到学校的图书馆或附近村庄的文化馆，让学生在图书馆阅读各种各样的书籍，丰富他们的知识，拓展他们的视野，陶冶他们的情操。

　　我知道的风俗作文篇3

　　[关键词]新闻媒体;抵制;三俗

　　[中图分类号]G21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 ― 2234（2015）02 ― 0109 ― 02

　　当前我国新闻媒体的三俗化倾向主要是指部分新闻报道的内容和形式流于低俗、庸俗、媚俗的现象。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我国传媒业的市场化改革不断深化，新闻媒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和作用与日俱增。然而，市场化媒体在经济效益最大化原则的驱使下，使新闻报道内容日渐走向低俗、庸俗、媚俗的误区，这一现象不仅有损于我国传媒市场的健康发展，也不利于我国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一、强化媒介自律意识 摆正自身位置

　　新闻自律，是新闻工作者及新闻媒介机构对所从事的信息传播活动进行自我限制或自我约束的一种行为。相对于行政法规，它是一种新闻界内在的、非强制性的自我约束行为。一套完善的新闻自律机制，不但能在外在层面上对违反新闻道德的行为进行约束，而且能把新闻职业道德内化为一种由内而外、自觉遵守的习惯，保证新闻事业的专业性和纯洁性。

　　美国新闻学者约翰?赫尔顿指出：“在新闻领域里，没有哪个问题比新闻道德问题更重要，更难以琢磨，更带有普遍性。事实上，如果新闻工作一旦丧失道德价值，它即刻便会变成一种对社会无用的东西，就会失去任何存在的理由”。

　　虽然从 1942 年马星野起草制定《中国新闻记者信条》12 条开始到新中国成立后范长江在 1950 年 7 月提出人民新闻工作者的四个信条：消息绝对真实、思想要正确、群众观点的建立、建立自我批评，再到后来正式成文《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禁止有偿新闻的若干规定》等行业自律规则诞生，借以规范新闻传播行为，并在一定程度上使新闻队伍的道德“滑坡”得到遏制，不正之风对新闻领域的侵袭有所收敛。但从总体上看，由于我国媒体新闻自律起步较晚，加之受到媒介市场化等负面效应的影响，致使当前现行的媒介自律效果并不明显，新闻三俗之风依旧存在。因而，面对盛行一时的三俗不正之风，建立一个系统而完善的传媒自律制度已成为我国传媒机构需迫切解决的问题。

　　1.加强媒体内部监管

　　传媒机构内部通过层层把关以最大限度减少低俗、庸俗、媚俗内容的报道几率。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传媒自身内部包括编辑部、党委宣传部、纪律检查部、考评部等职能部门的各自职能，以质量评估的方式划分稿源等级，引入媒体问责制，通过各个部门的认定追查剔除三俗等糟粕成分，从而使内部监管的力度得以充分体现。另一方面，针对目前普遍存在的三俗化报道，各个省市的新闻媒体理应结合各自特点，量身定制适合自身的内部自律规范，并细化自律规则。如新华社、人民日报社、光明日报社等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中央媒体便依据当前形势制定了行而有效的内部自律规范。地方媒体如南方日报报业集团也制定了《预防新闻侵权的若干规定》等内部制度。当然，除此之外，新闻媒体的自律性还应最终体现在媒介从业人员的自身素质上，马克思说过：“道德的基础是人类精神的自律”。新闻工作者只有将外在的道德观念内化成自身的内在信念，做到以身作则，不跟风、不炒作，努力使新闻作品朝着健康、积极、美好、高雅的方向发展，才能真正使媒体的自身监管落到实处。

　　2.完善新闻工作者协会监督

　　在我国，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作为独立于媒体和政府机构的新闻自律机构，在引导新闻事业健康发展、抵制不良报道之风上发挥了一定作用。但由于其制定的媒体自律规范比较粗略，可操作性不强，特别是缺乏强有力的制裁措施，使我国的协会监督对新闻媒体的实际约束力有限。因而，建立完善一个公正独立而又具备执行能力的新闻媒体自律机构已成为治理媒介三俗化的重要方式。首先，要将相关的职能部门和机构进行细分，以明确其不同的责任分工，并结合实际，建立一个科学合理的新闻评价体系。同时，要使该机构的各项工作在阳光下运行，参与社会公众的广泛监督，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其次，在自律机构的人员组成上，可由新闻界的专业人士组织独立的新闻委员会，对新闻传播行为进行准确、科学地评估，如可以采取专家评定的方式对媒体进行“信用评级”，并定期在具有知名度和权威性的核心期刊或数字媒体上评定结果。“对于那些过‘俗’的报道占到一定比例的不合格媒体要坚决淘汰出局，以最大限度地净化当前我国的媒介市场”。

　　总之，新闻媒体只有不断加强和完善道德评价和自律机制，有效遏制道德失范行为，才能使新闻报道逐步摆脱低俗化的困扰，树立良好的舆论监督权威形象。

　　二、 全面提高媒介从业人员的职业素养

　　一个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亲和力、号召力的权威性媒体的建立总是与高素质的媒介从业人员队伍息息相关。由于新闻工作者在新闻信息的传播过程中充当“把关人”的角色，同时受主观因素影响，难免会将经过“过滤”的信息注入

　　自己的观点和态度，从而使受众处于一个被构建的“拟态环境”之中。可以说，在整个新闻事业中，新闻从业者的职业素养高低直接决定了新闻质量的好坏。倘若媒体记者的人生观、价值观受社会经济利益因素左右，则势必会使新闻报道低俗、庸俗、媚俗化倾向严重。因此，良好的新闻报道之风离不开媒介从业人员职业素养的提升。

　　1.提高新闻理论修养。所谓增强新闻理论素养，是指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新闻学原理，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等相关理论著作，使记者自身想问题、办事情的主观认知能力得到提升，同时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解决采访报道工作中的问题。这既是进行新闻报道的理论基础，也是搞好新闻工作的重要保障。由于新闻媒体具有双重属性，即政治属性和商业属性。媒介从业者不仅要适应市场经济条件下所带来的竞争，还要自觉承担起宣传党的政策、传播先进文化、倡导精神文明等重要任务，充当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

　　2.强化新闻业务水平和综合文化修养。由于新闻工作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要求记者既要具备深厚的新闻业务水平，又要不断摄取丰厚广博的知识，实现“专”与“博”的统一。具体而言，一方面，记者无论身处哪个报道领域，都要按新闻客观规律办事，在力求客观真实的基础上，熟练掌握新闻写作规律，重视新闻语言技巧的运用。一名记者要想赢得受众的尊敬和热爱，通俗、准确、生动、健康而又精湛的新闻语言修养必不可少。另一方面，无论什么样的文章、无论什么样的广播、电视节目，无不包含着文化，没有深厚的内在的文化素养是难以做好本职工作的。提高综合文化修养，首先要构建合理的知识结构体系。通过阅读不同专业领域的理论著作，如文学、历史地理、经济学、法学、社会学、心理学等，使记者自身的文化内涵得以提升，文化品位和新闻鉴赏能力得到增强的同时，从而自觉抵制庸俗、低俗、媚俗的传播伎俩，防止将恶俗当有趣。

　　3. 坚守新闻职业道德。《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规定，新闻工作者要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遵守宪法、法律和纪律;维护新闻的真实性;保持清正廉洁的作风;发扬团结协作精神”。这六条准则鲜明地体现了我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观，是任何一名媒体人都应奉行的金科玉律。在当下市场经济的利益诱惑下，许多记者终因抵挡不住名利诱惑而放弃道德操守，使新闻报道向三俗化靠拢，这种不正之风的蔓延势必会扰乱新闻领域的正常秩序，不利于从业者队伍的素质建设。因此，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淡泊名利，维护新闻的真实性、客观性，时刻恪守职业操守和道德规范，对经手的每一条新闻负责，以良好的专业水平和求真务实的敬业精神筑起一道坚实的“防火墙”，把媚俗、低级的东西挡在媒体之外，用正能量的新闻报道唤醒社会希望，是新时代赋予每一个编辑、记者的社会责任。

　　三、 树立品牌意识 构建媒体精品战略

　　放眼当下，低俗、庸俗、媚俗的三俗之风之所以在整个新闻界大行其道，与媒体间恶性的同质化市场竞争息息相关。由于我国媒体实行企业化经营、市场化管理的运行策略，使媒介的生存和发展越来越依赖其自身取得的经济效益。为了获取媒体内部运营所需的资金支持，吸引受众眼球，制造新闻卖点已然成为大多数媒体扩大发行量的首选。在此过程中，大量雷同的新闻报道充斥版面，其中不乏包括大量低俗、恶俗的内容。面对日益同质化、三俗化的媒体竞争怪圈，各个媒体只有树立自己的品牌特色，构建媒体精品战略，才能独树一帜，在获取可观的经济效益的同时，走上媒体间竞争的良性循环轨道。

　　1.报道要有独家新闻意识。所谓独家意识，是指在信息化浪潮中时刻有抢新闻的意识，并能在第一时间内人无我有，富有特色而又引人瞩目的新闻。抓独家新闻，不仅需要媒体从业者具有较强的新闻敏感度和识别新闻价值的能力，还需要媒体决策者拥有过人的胆识和“慧眼识真金”的眼光。由于现代信息传播技术手段的突飞猛进和信息资源共享平台的逐步建立，依靠最初的时效性和独占性获取独家新闻的方式越来越难以践行，而挖掘一条新闻本身所蕴含的内在价值和思想内涵开始逐渐成为报道独家新闻的新趋向。于是，独家新闻报道，“更多是以同源的新闻事件本身为依据，写出别人没有写山的独特角度、独特见解、独特思考、深刻解读和全面剖析”。

　　2.分众化的读者定位。由于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和日常文化生活的日益丰富，大众化的读者定位方式已然不能满足人们越来越多元化的思想观念和个性追求，并成为影响媒体健康发展的一大瓶颈。面对社会转型期人群构成的复杂化、立体化和交叉化，“社会大众”已不再是一个利益基本趋同的大群体，一个由知识精英、自由从业者、外地打工仔、个体经商户乃至相亲族、月光族、追星族、车族、房族等追求多元化需求的群体群落应运而生。于是，为了适应不同利益群体差异化的兴趣和需求，打开媒体市场销路，针对各个群体的分众化传播模式亟需完善。首先，新闻媒体要摆脱“一报在手，通晓天下”的观念束缚，以崭新的思维模式细分读者市场，根据自身媒体的品牌特色、资源特点、队伍组成和发展前景定位“小众”市场，并依托定位读者群的爱好、需求、文化水平及收支状况等，确定自己的报道内容和方式。个性越鲜明，越有特色，越受读者欢迎。

　　其次，要重视定位读者的信息反馈。由于受个体差异性的普遍影响，媒介从业者自身所具备的知识能力并不能涵盖所有读者;同时，读者受众的思想观念也并非一成不变，特别是广大青年读者群，受社会新思潮影响较大，思想理念更新速度也较快。在这种情况下，每一家新闻媒体都应认真研读读者的信息反馈内容，不断根据读者的新诉求变换新闻报道的内容和方式，重视读者参与，对读者负责，坚持“从读 者中来，到读者中去”的新闻理念 ，努力打造属于自己的媒体精品战略。

　　我知道的风俗作文篇4

　　关键词：民俗文物；征集；利用管理；主要问题；对策

　　民俗文物是伴随着人们的生活、生产而传承下来的实物资料，它的范围十分广泛，包括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三部分内容。物质民俗包括衣食住行、交通、生产、工艺制作的实物资料；社会民俗包括家庭、社会机构、民间团体、节日活动、岁时礼仪的实物资料；精神民俗包括民间习俗、、道德礼仪、诸多禁忌、民间文学、游艺表演和口头传承的文字记录资料。民俗文物价值重大，涉及全部的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既反映经济基础中的社会关系，又反映上层建筑的制度建设和意义形态。目前我国没有综合性的国家民俗博物馆，地方博物馆在民俗文物保护工作中受到种种因素的限制，故而无法全面地、有效地开展民俗文物征集和保护。

　　一、民俗文物征集与利用管理工作的主要问题

　　（一）民俗文物征集被忽视，征集范围和界定标准模糊

　　我国拥有物品随葬的古老风俗，上千年的随葬文化为我们留下了大量的精美文物。长期以来，博物馆特别是中小型博物馆将工作重心放在了丧葬物品的挖掘和保护上，而忽视了民俗文物的征集与保护。与具有传世价值的古代的陶瓷、书画、玉器等文物相比，民俗文物是流传在近现代的实物资料，人们随处可见随手可得，加之许多民俗文物本身工艺粗糙相貌平平，故而其经济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相对较低。在这种认知下，许多博物馆未将民俗文物征集与利用摆上重要议程，导致我国大量的民俗文物没有得到及时保护，它们流失、损坏甚至成为绝品。

　　又因《中国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中没有对民俗文物的范围、种类、定级标准进行明确规定，地方博物馆在有限的人力、物力、财力的支持下，不知应选择哪些民俗文物实物资料入库，模糊不清的征集范围和界定标准增加了民俗文物征集工作的难度，导致博物馆的征集工作出现混乱和不足。

　　（二）征集缺乏科学性，实物材料获取方式单一

　　民俗文物本身具有不可再生和不可替代的属性，应及时地、有目的、有计划地开展征集和利用工作。目前，许多民俗文物瑰宝还沉睡在乡野民间，随时都有可能消失不见。一些博物馆的民俗文物征集工作由于缺乏科学的调查和规划，无法全面掌握一个民族或地区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文化习俗和日常生活的历史状况和现实状况，所征集的民俗资料缺乏典型性、配套性、完整性。随着时光的流逝，一些鲜活载体的民间艺人大多步入古稀之年，民俗资料的收集刻不容缓，资料转瞬即逝，文物工作者们要把握时机充分准备。

　　收集民俗实物资料，是为了展示中华民族的民俗文化，将民俗民风中最优秀的品质和美德传承下去。在民俗资料的征集过程中，一些工作者获取资料的方式十分单一、局限于物质实体资料、文字文献资料的收集，导致了诸如民俗事像、民间技艺、民间传说、武术演式、戏曲唱段等无形民俗文化遗产流失，使我国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的传播效果受到折损，无法全面、生动地展其独特的魅力。当今数字化网络时代，观众对博物馆展出资料的方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往单一的物质实体参考和文字资料说明的形式已经无法吸引观众的注意力。

　　（三）重收轻展，文物利用不足

　　民俗文物征集后，一些博物馆只是将文物登记建造入库，在文物利用管理却在疏漏，没有对文物进行规模化、特色化的展览设计。民俗文物的真正价值不是实物本身，而是其传承和蕴含的无形的民俗文化，它是人们深入了解一个民族和某个地区的风俗人情文化的重要渠道。若无法通过文物展览向公众传递民风民俗，文物本身将失去收藏价值。博物馆重收轻展的做法，严重导致了民俗文物资源的浪费。

　　二、民俗文物征集与利用管理的应对策略

　　（一）转变思路，做好抢救征集工作

　　首先，我们要转变认知上的偏差，高度重视民俗文物抢救征集与利用管理的工作，充分认识到民俗文物和民俗文化的价值。其次，国家和地方博物馆应合作发力，调动政府、企业、团体、个人等多方力量开展民俗文物征集活动，鼓励个人向博物馆捐赠民俗文物。由国家成立专项民俗文物基金，地方博物馆可以申请征集资金，民间工艺和技艺的艺人可领取生活补助专心培养技艺的传承者，从而有效地抢救濒临灭绝的民间工艺和技艺。同时，文博单位应在全国范围内宣传民俗文物知识，传播具有地方特色的民俗文化和民间技艺，通过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多渠道进行宣传，从而树立广大社会群众的民俗文物保护意识，尽可能减少民俗文物的流失和消亡。

　　（二）制定民俗文物征集保护的法律法规

　　文物局应组织专家尽快制定民俗文物征集工作相关法规，让民俗文物征集与利用工作规范化、制度化。在规章条例中，要明确民俗文物的征集范围和分类方法，可采用物质民俗、社会民俗、精神民俗的划分方法，同时借鉴历史、革命文物的鉴定等级方法对民俗文物进行评级，让我国民俗文物征集保护工作拥有理论依据。统一、标准化的工作语境下，有利于防止文物征集工作的混乱，同时便于各级博物馆之间的通力合作。

　　（三）制定科学的征集计划，充分收集民俗资料

　　民俗文物征集工作要坚持科学性原则，即要在充分的田野调查基础上制定征集计划，明确文物征集的对象和范围。博物馆在开展征集工作前，应组织地方政府、民俗专家一起开讨论会，对某一民族或地区的民族风俗和文化进行详细的比较研究，指出该地区和其他地区之间的民俗文化差异。讨论会上应认真梳理出相关民俗资料框架体系，确定好征集大纲和征集计划。萍乡博物馆每年定期对当地及周边地区进行民俗文物普查，根据普查结果制定每年的征集计划。在征集过程中，萍乡博物馆文物工作者充分利用现代数字技术，灵活使用录音、摄影、摄像等形式收集有形与无形的民俗文化资料。

　　（四）培养文物征集、保护、研究的专业人才

　　目前，我国民俗文物工作者中缺少民俗文物征集、保护、研究的专业人才，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我国的民俗文化，应该培养大批精通民俗文物征集、保护、研究的专业人才队伍。博物馆可以结合高校成立民俗文物人才共培计划，为热爱民俗文物保护事业的在校学生提供学习、实践、就业的机会，共同加深民俗文物研究，形成业界和学界良性的交流和互动，吸纳更多的专业人才进入民俗文物工作。各级博物馆可以开展民俗文物工作交流会议，通过吸收和借鉴各方的经验教训，不断提升馆中民俗文物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与此同时，文物局可以成立民俗文物鉴定班，让在职人员获得自我提升的机会，进一步提升我国博物馆人才的整体素养。地方博物馆可以联合社会团体力量，向社会公众开设民俗文物学习班，广泛地培养人们对民俗文物知识的兴趣，为民俗文物事业的发展孕育大量的潜在人才。

　　（五）鼓励民间收藏家联合办展，多样化呈现民俗文化魅力

　　博物馆由于人力、经费、场地的限制，无法广泛大量地收藏民俗文物，一些精品、孤品、绝品散落在了民间收藏家手中。为了全面地向公众展示民俗文化的魅力，博物馆应主动与民间收藏家合作，采用联合办展的形式，充分利用民间收藏家手中的民俗文物资源。联合办展在当今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即可以充分调动民众的参与度，又可以更好地呈现原汁原味的民风民俗。萍乡博物馆经常邀请拥有藏品的民众一起参与到展览中，如陈列早期的邮票、画册、报纸、钱币、家电等物品，让拥有民间工艺和技艺的艺人现场表演，透过多样的呈现方式让观众感受到民俗文化作为活态艺术的魅力。

　　（六）打造地方陈列品牌，推动地方民俗文化旅游

　　在民俗文物的利用管理方面，博物馆结合地方政府，要主动打造地方陈列品牌，从而扩大社会影响力，推动当地历史民俗文化旅游业的发展。在旅游活动中要突出地方民俗的特点，如在展品陈列中让观众动手制作工艺品、每天固定安排短小精彩的民俗表演、以纪念品形式向观众售卖民间工艺制品等。萍乡博物馆为打造自己的陈列品牌，设计了《昭萍之光―――萍乡自然、历史与人文陈列》的方案，通过民俗文物的展示让公众领略萍乡的自然风光、历史风韵、人文风采、经济风貌、民俗风情，以求真实地反映世代萍乡人独特的生存状态、人文传统和人文性格。目前，萍乡博物馆已成为当地著名的旅游景点，成功地打造出一部物化、形象、生动、浓缩的萍乡志。

　　三、结束语

　　新时期环境下，我国民俗文物的征集与利用管理工作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文物工作者应积极转变陈旧观念，加强对民俗文物抢救工作的重视。我国相关部门要尽快制定民俗文物相关的法规制度，让民俗文物工作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为了全面拯救濒危民俗文物，应在全社会范围内宣传民俗文物知识，充分调动社会各界的力量进行民俗文物征集。同时，要积极地培养民俗文物研究和实践的专业人才，为我国民俗文物保护事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地方民俗博物馆要拓展眼界，利用民俗文物打造地方历史文化品牌，发展当地民俗旅游事业，以民俗为窗口，向公众普及历史知识和社会常识，对民众进行文化熏陶爱国教育，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参考文献：

　　我知道的风俗作文篇5

　　语文课程丰富的人文性对学生的精神领域的影响是深广的。因此，人文内涵丰富的文章成为语文教材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本单元的课文意在让学生关注各地的民俗,了解民生和民间文化,并通过这些有声有色的民俗风情画去感受自身日常生活中蕴涵的无穷乐趣。而本文又属于民俗文化中的食文化，小小的鸭蛋，让我们感受到它背后的文化意味和浓郁民俗风情。

　　二、学情分析：

　　处在青春期的学生，有强烈的求知欲和好奇心，对文学作品有一定的独特体验和看法，并且有表达个人观点的欲望。传统文化对当代中学生来说，应该是比较疏远的话题，他们深受西洋和港台文化影响,缺乏认识了解传统文化的机会，更加不知道如何欣赏传统文化。因此，面对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强烈碰撞的现实，他们需要恰当适时的引导。

　　根据本单元的特点和学生的情况，我对本文做了以下的教学设计：

　　【知识目标】：了解端午习俗，感受鸭蛋包含的文化意味和民俗风情。

　　【能力目标】： 1、学会搜集资料，简要讲述见闻，有条理地发表见解。

　　              2、学习诵读富有生活情趣的语言。

　　【情感目标】：提倡珍惜传统文化，激发民族自豪感。

　　【教学重点】：通过品味平淡自然而又韵味十足的语言，感受传统习俗蕴涵的情趣。

　　【教学难点】：引导学生调动自身体验，感受日常生活中的无穷趣味。

　　三、教法与学法：

　　如何让学生学会品味传统习俗文化呢？还是那句老话：“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本文的一些童年趣事、过节习俗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教师以“情趣”二字为切入点，通过朗读赏析品味语言，引导学生逐步从表面感知、分析感悟、反思归纳、最后上升到初步领悟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高度。

　　与教学过程相照应，我设计了如下的教法与学法：教法：导入——阅读——拓展

　　学法： 归纳复述——搜索整合——诵读品味——合作感悟——探究反思

　　四、教学过程：

　　1、激发兴趣，导入课题

　　首先向学生出示食物图片，让他们猜猜这些食品与哪些传统节日有关。再让学生谈谈自己家乡的一些传统节日的风味小吃。此环节激发学生兴趣，培养归纳复述知识的能力。

　　2、浏览课文，整体感知

　　（1）学生浏览课文，思考：作者家乡的端午节有哪些风俗?

　　意图：在于培养学生自主搜索文章关键信息的能力。

　　（2）谈谈你还知道哪些端午习俗？这些习俗的缘由是什么？

　　意图：问题一可以让学生广泛涉猎端午节的风俗习惯，分享课前查找的资料信息。

　　问题二让学生对端午的认识从粗浅了解转向探究根源，可以说是对文史地哲等知识的一个汇总学习，从而使学生对我国的传统节日文化有更进一步的认识。此环节培养学生搜索整合信息的能力，要求完整准确，语言生动地讲述见闻,完全体现了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激发了学生的主动意识和进取精神。  

　　3、精读课文，感受情趣。

　　汪曾祺是一位非常讲究语言艺术的作家，他曾经谈到自己在语言上的追求：平淡而有味，用适当的方言表现作品的地方特色，有淡淡的幽默。

　　让学生在文中找出体现汪曾祺是语言风格的语句，反复朗读品味。

　　例如:1、我对异乡人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就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不过高邮的咸鸭蛋,确实是好,我走的地方不少,所食鸭蛋多矣,但和我家乡的完全不能相比!曾经沧海难为水,他乡咸鸭蛋,我实在瞧不上。

　　2、一般是敲破空头吃，白嘴吃也可以。

　　如何让学生学会品味文章的情趣呢？先让他们反复朗读，并抓住关键语句赏析。如“所食鸭蛋多矣”“曾经沧海难为水”这几处，或在平实的白话中穿插颇具特色古汉语，或大词小用，给文章增添了不少幽默色彩。此处可以让学生模仿古人的口气朗读。

　　又如“一般是敲破空头吃，白嘴吃也可以。”，“确实是好”，“我实在瞧不上。”等几处都较为明显地运用了江浙方言，显得非常生动亲切。教师可以激发学生的兴趣，再投影一段《胡同文化》里的文字，“北京人易于满足，他们对生活的物质要求不高，有窝头，就知足了。大腌萝卜，就不错，小酱萝卜，那还有什么说的。臭豆腐滴几滴香油，可以待姑奶奶。虾米皮熬白菜，嘿！”这是一段京味十足的语言，特别是一个“嘿”字，把北京人恬淡知足，悠然自得的神情描写得活灵活现。从而让学生真正领会汪曾祺的文章里运用方言的妙处。

　　可见，感悟文章情感的最好方法就是诵读。我设计这样的教学环节，既有利于调动学生自主活动的积极性，又培养学生朗读能力。

　　4、回归生活，分享体验

　　我们之前让学生回归课本,从语言文字中感受平凡生活中的情趣，理解传统习俗渗透的一些民族文化和乡土情结。现在再跳出课本,进行拓展延伸,说说传统节日中类似这样颇具情趣的小事。本环节教师先抛砖引玉，投影一段文字，再让学生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各抒己见，在合作互动的过程中分享体验,感悟生活，感受到民俗文化就在我们身边。

　　5、创设情境，深刻反思

　　思考：我国的许多传统节日、传统习俗在现代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已经逐日淡化，倒是西方的圣诞节、情人节在国人心目中的分量越来越重要。

　　“江陵端午祭”是韩国农耕社会时期祈求丰年，民众共同参与的传统祝祭活动。在进行端午祭时，会举行假面舞剧、投壶、摔跤、荡秋千、长跪比赛、跆拳道比赛、高校足球赛等活动，而这些都是具有韩国地方特色的。韩国方面对江陵端午祭非常重视，1967年将其列入国家重点无形文化财产第13号，并拟于2005年向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申报“世界无形遗产”，学习本文后，你如何看待这种现象？

　　此环节让学生关注社会，关注热点，并能联系文化背景和所学知识，对生活现象作出自己的评价。使他们对中国传统习俗、传统文化有一个理性的认识。认识到重视传统文化，珍惜传统文化的重要性,避免一些盲目崇洋思潮的侵蚀,从而达到道德教育与审美熏陶的双重教育目的。

　　以上就是本节课的教学设计。回顾整个教学过程，学生在教师的引领下，从感兴趣的话题入手，对文本进行赏析品味，最后跳出课本，关注社会，反思生活。

　　在文本阅读中，学生的搜索整合信息能力、归纳复述知识能力、诵读能力、自主学习与合作探究的能力、分析鉴别能力都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

　　整个教学设计围绕几个基本理念：

　　1、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充分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

　　2、  提倡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强调在语文实践中掌握语文规律。

　　我知道的风俗作文篇6

　　20xx端午节幼儿园庆祝活动方案范文一活动目标：

　　1、欣赏端午节传说中有关屈原的故事，知道屈原是我国古代的爱国诗人。

　　2、能认真倾听老师和同伴的讲述，乐于在集体中交流自己对故事的理解和感受。

　　活动准备：有关《屈原的故事》的图片。

　　活动过程：

　　1、观看图片，倾听《屈原的故事》，了解端午节的来历。

　　指导语：你们知道端午节为什么要吃粽子吗?

　　2、理解故事内容，激发对爱国诗人屈原的敬佩之情。

　　指导语：①人们为什么要过端午节?为什么要纪念屈原呢?②人们是用哪些方法来纪念屈原的?③假如你是屈原，国君不接受劝告，你会怎么做?(教育幼儿珍惜生命，以积极的方式解决问题。)

　　3、拓展交流：端午节还有哪些习俗?

　　20xx端午节幼儿园庆祝活动方案范文二一、背景材料：

　　端午节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它有着独特的风俗，如：吃粽子、赛龙舟、挂香袋、系长命缕等庆祝活动。这些活动都适合中班的幼儿来开展，既能锻炼和发展幼儿的动手能力，又能增进幼儿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兴趣。同时，端午节又有着一个有名的来历，让幼儿了解“屈原”的故事，能激发他们初步的民族自豪感。为此，我结合一年一度的端午佳节，开展相关的主题教学活动。

　　二、主题目标：

　　1、知道端午节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乐于了解端午节的一些风俗和来历，乐于参与一些节日准备和庆祝活动。

　　2、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感兴趣，产生初步的民族自豪感。

　　三、环境创设：

　　1、科学区：投放艾草和菖蒲。陈列不同造型的香袋。

　　2、美工区：放置制作长命缕和纸粽子的材料。

　　3、阅读区：张贴有关端午节的字条，让幼儿认读。

　　4、表演区：提供扎头的布条和纸棒，供幼儿表演赛龙舟。

　　四、家长工作：

　　1、和孩子一起收集有关端午节风俗的图片、资料，向孩子讲述端午节的风俗。

　　2、带孩子购买艾草和菖蒲、粽子、香袋、咸鸭蛋等过节物品。

　　3、和孩子一起观看有关节日庆祝活动的报道。

　　4、参加班级的包粽子活动。

　　五、活动安排：

　　端午节的风俗和来历

　　目标：

　　1、知道端午节的日期，了解端午节的一些风俗和来历。

　　2、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产生初步的兴趣，对屈原产生崇敬之情。

　　幼儿表现：

　　当我在给孩子讲《屈原》的故事时，他们都听得非常的认真，睁着大眼睛满脸一副敬佩的样子。当听到屈原投江的情景时，都不约而同地发出“啊”的惊叹声和遗憾声。有的孩子还争着要把自己从家长处听到的关于端午节的来历和风俗说出来。

　　20xx端午节幼儿园庆祝活动方案范文三活动目标：

　　1、让幼儿初步了解端午节是我国的传统节日，并了解端午节的风俗和来历。

　　2、通过实践操作活动，感知粽子的形状和品种，鼓励幼儿与同伴进行交流和合作，培养幼儿创新意识。

　　活动准备：1、故事录音。2、各种形状的粽子，粽叶若干、米、皮筋、点心盘、毛巾等。

　　活动过程：

　　一、引出话题。

　　T：小朋友你们知道端午节吗?谁能告诉我端午节是什么时候?在这一天，我们会吃什么?(粽子)今天老师也为小朋友带来了很多的粽子，请你拿一个看一看，摸一摸、想一想，你手里拿的粽子像什么?并用一句完整的话来说一说。活动介绍：淡淡棕叶香，浓浓世间情，根根丝线连，切切情意牵，每年的农历五月初五，是中国传统的节日--"端午节"，又称端阳节、五月节、端五、等等。虽然名称不同，但各地人民过节的习俗是相同的。端午节是我国有二千多年的旧习俗，每到这一天，家家户户都悬钟馗像，挂艾叶菖蒲，赛龙舟，吃粽子，饮雄黄酒，佩香囊。

　　小结：粽子的形状真有趣!

　　二、品尝粽子，并讲述。

　　1、认识粽叶。

　　T：粽子的形状真有趣，我们来闻一闻，香吗?你们知道这阵清香来自哪儿?是从粽子外面的这片叶子上散发出来的，它叫粽叶。

　　2、幼儿品尝。

　　T：你们吃过粽子吗?你吃过哪些粽子?今天老师也为你们准备了很多的粽子，我们来吃吃看，跟你吃过的一样吗?

　　3、幼儿讲述粽子的馅及它的味道。

　　小结：原来粽子的品种这么丰富啊!

　　三、请小宝宝们表演朗读端午节的儿歌。

　　小(1)：五月五，是端阳。门插艾，香满堂。吃粽子，洒白糖。龙舟下水喜洋洋。

　　小(2)：五月五，是端午，背个竹篓入山谷;溪边百草香，最香是菖蒲。

　　我知道的风俗作文篇7

　　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从乡土社会的视角，提出“礼治秩序”的概念，与此同时，柳诒徵先生的《中国礼俗史发凡》一文，也从历史上考察礼俗的源流和沿革，认为古代中国“以礼为立国根本”。不论是从社会学还是历史学出发，是用“礼治秩序”还是“礼俗”来概括，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前现代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礼俗社会的特征。

　　所谓礼俗社会，即是以民间生活习俗为基础，以礼治为主导，实施秩序管理的社会。这也就是王安石在《周官新义》中所说:“礼俗，以驭其民者。其民所履唯礼俗之从也。”依靠民间习惯势力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礼的规范，教化民众服从这种秩序，是儒家推行礼治的一贯主张，这与依仗权力驭民的法治有所不同，更与现代的法理社会有不同的实质。虽然在实施礼治的实践中常有援法入儒、寓法于礼的情况，但它作为治国理政的蓝图，为历代圣贤所推崇，并以礼义之邦的标榜，来表现中华民族有别于外邦异域的社会理想，此种文化形态也可称为礼俗文化。因此以礼治秩序或礼俗社会来概括乡土中国，是认识前现代中国社会的国情，切入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由于礼学史研究在大陆的长久冷落，对礼俗社会的研究成果甚为少见，因此这一学说50多年来很少有所发展。

　　如今这一观点面临新一代学者的挑战，有的认为:“费氏笔下的‘礼治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为构造的虚幻实在，支撑这一构造的二元对立(按:指礼治秩序与法治秩序)实际上并不存在，相反，实际情况可能是，‘礼治秩序’中有‘法治秩序’的生长点，‘法治秩序’也可以从‘礼治秩序’中获取养分。”又说:“中国历史上既缺少关于习惯法的说明性学理，也缺乏一个从事于这种探究和说明工作的群体，结果是，所谓习惯法只能是一种粗糙、实用的地方性知识，而无由成为一种精致、抽象和富有学理性的知识系统。”[1]

　　最近，又有人提出:儒学由于缺少像基督教那样“一套完善、有效的宣传和教化机构，传播到民间世界的各个层次和各个角落”。同时也因为“儒学自身缺乏对私人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关怀”。“先秦诸子主要是政治哲学”，而“官僚无法担当儒家文化传播为重任”。因此“把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实际上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2]

　　前者从明清以来频繁的诉讼为例，说明乡土中国已孕育现代性的法理要求，这是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并非二元对立的视角，对礼治秩序提出的质疑；后者认为儒学由于缺乏对世俗生活的关怀和教化手段，并未构成中国文化的主流。要知道，礼治秩序的立论是以关注世俗生活为前提，这是儒学最高的社会理想，如果儒学无视世俗生活，那礼治秩序也就失去存在的基础。这两种看法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又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礼俗社会说是“人为构造的虚幻实在”或“自我想象”。

　　这是一个富有理论性的诘难，这个问题的提出也促使我们思索，礼俗社会说所以被质疑，其理论依据的本身也有不足之处，这就是对礼俗社会的分析，大多是沿用西方法理观念和法理社会为参照，往往陷入礼俗与法理二分法的窠臼，从两者不同质的一面看，中国非礼俗社会莫属；从发展看明清时期已孕育了现代法理的生长点，礼俗社会说因而被指为“虚幻”。

　　礼俗本是土生土长的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观念，礼俗社会说的建树，首先应该从本土资源来发掘理论支点，如果摆脱礼俗与法理二分法的局限，换一种视角向下看，从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来考察观念与生活及其百姓日用之学，重新建树礼俗社会说的知识系统，是从学理上回答这一诘难的又一探索。

　　生活本是礼俗之源，21世纪海内外文化研究向生活主题的转移，必将召唤对礼俗文化的关注。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一个重要倾向是将日常生活提高到理性层次来思考，使思想文化研究贴近生活。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回归，维特根斯坦对“生活形式”的剖析，海德格尔有关“日常共在”的观念，余英时在《现代新儒学》序言中表示关心“形而下”的取向，种种言说表明一代哲人把注意力转向日常生活的研究。对此国内哲学界已有回应，哲学研究者已经提出，建立人间哲学的呼声，让哲学融于生活，使哲学与生活保持同步发展。李泽厚在最近出版的《历史本体论》中提出，生活是历史本体的见解。2001年任继愈先生在国际汉学会议上提出:“研究汉学必须从生活文化入手，这是一般的途径。”这一见解的提出并非是简单地从两种异质文化相遇，首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衣食住行给人深刻印象的原因；也不在于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的基础，因为这是各民族、各个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的普遍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生活文化在中国有着与其他国别不同的意义，因为生活方式在传统的礼俗社会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和休闲在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人因为要生活才形成社会，有生活才有阶级的划分和社会的构成，说人是社会的本体，无异说生活是社会的本体。马克思把“生活”视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并进而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深处时才取得的。”[3]论述社会生活的历史著作得到这样高的评价，是因为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变化，这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人的解放离不开生活方式的变革，文明的进化与差异往往表现在吃穿用，以及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等方方面面表现出种种差别，从而发展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不同特质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50年多前费孝通和柳诒徵先生对礼治秩序和礼俗社会的研究，为我们深入认识中华文化的特质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路径。

　　21世纪的到来，中华文化面临又一次挑战，这不仅要继往开来，发展既有的成果，更要面对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作出应有的回应。这两者所蕴有的内涵并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长处，有的还是短缺，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与时更进、后来居上的条件和机遇。高科技愈发展，愈要呼唤人文精神，这是学术界的共识，所以说21世纪是人的世纪，是高扬人文精神的世纪，这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主流。未来学家预言人类社会将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向情绪经济转化，这预示着社会发展将愈来愈突出人的生活的主题，这一主题与礼俗文化的研究天然合拍，因为礼俗文化富集了中国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人文遗产，它造就了中华文化的辉煌，也使中国人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对人文遗产的研究不能局限文本的观念，尤其是与生活鱼水相依的礼俗文化，拥有大量的非文本资源，这在中国是一片尚未开发的沃土，所以用这一主题审视研究对象，将视角下移，到社会生活中去发掘新的资源，是对21世纪文化研究贴近生活趋势的最好回应。

　　二、礼俗社会的文化模式

　　礼俗本于生活，但这礼和俗并不是一回事，礼是典章制度，俗为风俗习惯，清代的孙诒让就指出:“礼俗当分两事，礼谓吉凶之礼，....俗谓土地之习。”[4]但在儒家思想的主导下对礼和俗进行了整合是为礼俗。柳诒徵在《中国礼俗史发凡》一文中认为，以礼俗治国“博言之，即以天然之秩序(即天理)为立国之根本也。”在世界上并不乏有遵循天然秩序生活的民族，但在中国“礼俗之界，至难划分”。这是中华文化历史悠久，覆盖面最广，传承力最顽强的重要原因，所以中华民族“以史迹较之，成绩特殊，由果推因，其亦有循共同之轨而自致其优越之端欤”。中华文化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文化传统的文明体系，世世代代传沿不绝，这是举世公认的特征。50多年前史学界和社会学界提出礼俗问题，正是源于探究中华文化这一特性的思考。

　　面对中华文化如此坚韧的历史，人们不禁要思索，同在地球上生息的人类，为什么只有地处北温带的中华民族才有如此高强度的凝聚性和传承力?西靠大山，东临大海，依山背水与世隔断生态环境曾经为众多的学者研究中国文化这独特的性能，提供了地理环境作用的依据；黄河、长江、运河等横贯中国大陆的江河沽海之利，造就了稳定而静态的农业文明，也给人们探索中国文化的这一奥秘以丰富的联想。不论是历史的考察或社会调查，种种实证和推理都不失为论证中华文化从未中断的佐证，然而这些佐证并不能使我们满足，在世界上具有相似的地理环境和农业文明的族群，为什么却未能构成像中国这样强劲的文化形态?这就不能不促使我们从社会文化的领域来考察中国传统文化模式，以进一步探索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质。

　　文化模式，是指一种文化形态所涵有的文化要素及其构成方式，这是集众多个体思想行为而整合的群体性的特征，又是一个族群认同的稳定性的范式。它沉潜在纷纭错综的文化事象中，并不是随时可以感知，人人可以发现的，它需要经过伪存真，去粗存精，由此及彼的抽象和提炼，方能感悟的真知。

　　中国传统文化模式，通常是指封建文化模式，这是封建时代人们在器用、认知、情感、道德和法权方面的综合表现。笔者在《礼的省思-----中国传统文化模式探析》[5]一文中曾经阐明，这种文化模式在中国表现为以礼为中心的一系列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它以血缘为纽带，以等级分配为核心，以伦理道德为本位，渗透政治、经济、文艺、教育、人际交往、道德风尚、生活方式的各个领域，从权力财产的分配到日用器物的消费，几乎无所不在，因此就其涵有的文化因素来说，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就其构成来说，它具有生活方式、伦理道德、等级序列一体化的内容。正是这三位一体的文化结构，使它成为统治社会至深至广的力量，这是中国文化生命力尤为顽强的独特机制。

　　文化模式的提出，是要回答一个族群的文化构成和风格，以便与其他文化系统相区别。就人类社会来说，既有统治与被统治，上层与下层的区分，在文化上那就有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分野。作为文化的传统，它不仅传自上层的文案，也包括下层的风俗民情，涵有各阶层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整体性特征，这在各国都不例外，只是由于地位、方式与影响的不同，才有大小、主从、文本与非文本之别。

　　众所周知，中国传统文化是以伦理为本位，人们从意识形态领域作出这样的论断，几乎已成为学术界的通识。在意识形态领域起主导作用的是统治阶级的思想，这在社会上占据统治地位的思想，其缔造者和传承者都是对历史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文化巨匠，后世的研究者往往致力于这些文化精英的研究，以揭示伦理道德为本位的文化特质。这种思路是从思想史或个案着手，直入堂奥，有便于把握传统中的主导部分即所谓大传统的研究。然而此种研究的不足在于，对于散在社会生活衣食住行各个领域，乃至各地区的风俗习惯即所谓小传统的研究却少有涉猎。大传统是由思想家提炼的思想体系或制度化的意识形态，它高于生活又指导生活成为传统文化中的主流，具有系统性、导向性和稳定性，依靠权力的干预和灌输，制约和规范小传统的发展；小传统却由于植根民众的生活，贴近社会的实际，富有多样性、易变性和自发性而与大传统有一定距离，从而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所以就一般的族群来说，大小传统之间相互依存，对流是经常的，但它们的差异也是明显的，但在中国由于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和等级序列一体化的结构，在价值观念上大小传统差异甚微，这是中华文化的特色。

　　大传统和小传统本是人类学家雷德斐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一书中提出的概念，它的本意是指少数有思考能力的上层人士创造的文化系统为大传统，而下层农民在生活中自发形成的社会风习是小传统，这与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有相似的涵义。本文借用这个概念来诠释中国文化，是想说明中国文化不仅有同世界文化相认同的一面，而且有其独特的形态和性能，从而在人类文化的视野下，进一步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增强文化自觉意识。

　　大传统在古代中国表现为礼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这是古人用以定亲疏、别尊卑、辨是非的准则，是起源最早而又展最完备的社会制度和规范。历代王朝都以“会典”、“律例”、“典章”，或“车服志”、“舆服志”等各式法制条文和律令，管理和统制人们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这是权力统制财产的体制，没有地位和权力的，有钱也不能随意购买不该享用的消费品。权力通过器物消费的等级分配，物化为各个阶层消费生活的差异，所以礼制不仅以三纲五常为道德信念，还以日用消费品的等级分配作为物质内容，规范各阶层的行为和需求。礼治可谓修身、齐家、治国之本，所以朱喜在注解《论语·为政》中说:“礼，谓制度品节也。”这是主体性的意识形态，具有制度性、理论性；小传统在古代可表白为“俗”，俗在《说文解字》中训为:“习也。”郑玄在《周礼注》中解释说:“土地所生习也。”具有习惯性、自发性。俗先于礼，礼本于俗，这才有“礼从俗”，“礼失求诸野”之说，俗一旦形成为礼，升华为典章制度，就具有规范化的功能，从而要求对俗进行教化和整合。最早的史书《尚书》就有天子“观民风俗”的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原伊始，就施行以礼节俗，即所谓行同伦的方针，多次出巡，在会稽山刻石祭大禹，宣告用严刑峻法禁止男女淫佚，把中原伦理推广到全国。历代统治者宣扬:“道之以德，齐之以礼。”[6]“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成俗，非礼不备。”[7]“导德以礼”[8]等等成为治世的通则。每当王朝更迭之际，都注意整饬风俗，修定礼制，有的还专设观风整俗吏，入乡问俗，对风俗民情进行引导。《史记》载:“采风俗，定制作。”《汉书》说:“观风俗，知得失。”《晋书》说:“移风俗于王化，崇孝敬于人伦。”《新唐书》说:“为政必先究风俗”，《旧唐书》说:“弘长名教，敦励风俗。”《宋书》说“道化行，风俗清。”所谓礼俗，即是以礼化俗，使社会风习遵循礼治的轨道，这是治理社会的方略，也是采自风俗而对民间生活的调适。从这意义上说，俗是礼之源，礼是俗之纲；俗是礼之表，礼是俗之质。礼和俗相互渗化力量之强劲，几乎使礼与俗难分难解，因此中国传统文化也可称为礼俗文化。

　　礼俗文化的特点就在于，礼和俗相互依存、胶着，双向地增强了上层文化与下层文化或精英文化与民间文化的渗透。在大一统的封建社会中，礼治凭藉统治地位的优势，以制度的、教化的威力切入生活习俗，以礼化俗，使得礼与俗亦即大小传统的价值差异缩小到最小限度，这就极大地增强了各民族、各地区，不同风习的人群对礼的伦理价值的认同，这是中国文化整体性的特征。精英文化通过以礼化俗的过程把观念形态推向下层民众，从而使世俗生活理性化，在士大夫中形成世俗理性的情结。

　　世俗理性极大地促进了伦理观念和文化意识渗进日常生活的各个领域，创造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百姓日用之学，扩大并强化了中华文化的凝聚力和覆盖面，由此也培育了生活方式意识形态化的普遍心态，沉潜在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层，在风云变幻中不时浮出水面。

　　百姓日用之学，是礼俗文化的基本论题早在先秦，思想家们就为建树这种文化模式，提供了思想理念，荀子明确宣告:“德必称位，位必称禄，禄必称用，由士以上则必以礼乐节之，众庶百姓则必以变数制之。”[9]这就是说，德、位、禄必须相称，有德才有位，有位才有禄，道德表现、社会地位和财禄器用一体化，因此以物可以观位，以德又可以量物，贵贱之别不仅溢于形表，君子小人这内在道德上的良莠也力图物化为消费生活的等级之别，充分体现了以伦理为本位导向生活的价值取向。

　　这种文化模式决定了大传统对小传统的规范和教化并不仅仅依靠行政指令，士大夫在教化方面突出的使命感，对增强小传统对大传统的认同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中国的官僚、士大夫对世俗生活有特别关注的情结。孔子的“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移风易俗，莫善于乐”[10]，管子的“教训正俗”[11]，荀子的“习俗移志”[12]，吕不韦的“观其俗而知其政”[13]，司马光的“风俗，天下之大事也”，[14]等等，各家各派莫不重视对民风的教化，致力于“以礼化俗”，引导民众习俗遵守礼的规范，都具有把国运盛衰、名教兴亡的审视点下移到生活领域去考察的传统。所以儒学并非如有的学者所言缺少对世俗生活的关怀，却以世俗理性的情结将精英文化社会化，在这里生活本身就是教化的媒介和手段，其功效远比课堂和教堂更胜一筹。

　　值得注意的是，“生活”在古人的观念中并不复杂，遍查它在经史子集中的含义，无非是活着、过日子的一种表述。古人对生活的重视主要表现在以高度的理念对待服食器用，并形成百姓日用之学。

　　所谓百姓日用这是古人对衣食住行物质生活器物的用语，自古以来就受到各种学派和经典著作的重视，从《尚书》的“无有远迩，毕献方物，惟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于异姓之邦”[15]，《诗经》的“民之质矣，日用饮食。群黎百姓，遍为尔德”[16]，《易经》的“备物致用，立成器以为天下利，”，等等经典著作莫不表示对服食器用的关注。有关“服”、“食”、“器用”的用词，出现在《论语》中有111次，《孟子》218次，两者相加共有329次。与此相比，在这两部书中“礼”字出现138次、“德”字75次[17]。服食器用以如此高的频率出现在儒家的经典著作中，甚至高于儒家一贯崇奉的“礼”和“德”，这不能不是高度重视生活的反映。

　　生活的主体是人，服食器用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也是生活的主要内容。但是，生活与观念是人类分别在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不同领域的行为和反映，在认知方面有感官和思维、感性和理性认识的差异，所以这两者各有相应的范畴，从而有一定的间距，并不等同。但在百姓日用之学中，生活与观念之间相互渗透，甚至混为一体。所谓“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出自《易经》的名言，在该书的注疏中释为:“道是无体之名，形是有质之称。凡有从无而生，形由道而立，是先道而后形，是道在形之上，形在道之下。故自形外已上者谓之道也，自形内而下者谓之器也。形虽处道器两畔之际，形在器，不在道也。既有形质，可为器用，故云‘形而下者谓之器’也。”[18]王夫之说得更明白:“无其器则无其道”[19]，可见道能生器，无道不成器，故道在形之上，器为形之下，这上下之别，是因为道为器物之本源，但是无器也就没有道的存身之处，所以这道和器虽有形上和形下之分，两者却密不可分，道是器的内涵，器是道的外在形式，器有粗细之别，道也有深浅之分，两者相依共存。不仅如此，这器还与性通用，因此有器性、器质之谓，即便“器物”这一名称，起初也是指高贵的尊彝之类，后来才成为各种用具的统称。[20]所以这器物并非简单地为日用品而寓有深刻的道理，然而这器中之道的哲理并非一般愚夫愚妇所能感知，这就是《论语》所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对此，《论语注疏·序》作了权威性的解释:“由，用也。可使用而不可使知者，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周易注疏》说:“‘百姓日用而不知者’，说万方百姓，恒日日赖用此道而得生，而不知道之功力也。”“至於百姓，但日用通生之道，又不知通生由道而来，故云‘百姓日用而不知’也。”[21]这些话的要领在于，百姓日用器物而不知其器物之所以然，只有君子才懂得其中的道理，让平民百姓认识日用器物蕴含之道，是君子教化百姓的使命。历来儒家所提倡的“以礼化俗”、“导德齐礼”等都不外乎阐明这一真谛。

　　纵观一部思想史，从先秦儒学、汉代经学、魏晋玄学到宋明理学，历代的鸿儒硕学无不从日常生活中阐扬此中的哲理，并从具体的器物层面，上升到抽象的理念，从而创造出中国思想史的一系列概念，如道和器、理和欲、义和利、形上形下等等。其实质就是将伦理观念寓入日用器物之中，将有形可见的器物内化为理性的东西，使之秩序化、信仰化，在这内化的过程中，器物已超越它的使用价值，成为人们沟通道体的媒介。因此形上有外在的形下表现，形下有内在的形上寓义，道器有分，而又无分，促使人们达到道器合一，即道即器的境界，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实践的形上学。在这实践的形上学中，概念的形成不是依靠思辨演绎，而是基于人人可以感受的生活经验，这是中国思想史一系列概念的特征，也是礼和俗进行整合的哲学基础，所以礼俗文化是与西方思想史相区别的中华民族思维方式的成果。

　　这种思维习惯强调感悟的认知方式，宋明理学认为道器的上下之别，可以用“格物”的方法来贯通，以达到下学上达的功效。朱子认为:“盖衣食作息只是物，物之理乃道也。将物便唤做道，则不可。且如这椅子有四只脚，可以坐，此椅之理也。若除去一只脚，坐不得，便失其椅之理矣。‘形而上为道，形而下为器。’说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有那形而上之道。若便将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则不可。且如这个扇子，此物也，便有个扇底道理。扇子是如此做，合当如此用，此便是形而上之理。天地中间，上是天，下是地，中间有许多日月星辰，山川草木，人物禽兽，此皆形而下之器也。然这形而下之器之中，便各自有个道理，此便是形而上之道。所谓格物，便是要就这形而下之器，穷得那形而上之道理而已，如何便将形而下之器作形而上之道理得!饥而食，渴而饮，‘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其所以饮食作息者，皆道之所在也。”[22]这一番话深入浅出地阐明了格物致知乃是领悟的过程。

　　日用器物本是人类劳动的生产品，按照人们的意愿，用自然界的原料加工做成适合人们使用的器物，以改善和提高人们的生活，这是社会的文明和生产者聪明才智的表现，就这些成品本身乃是无知无识的客观存在，但在理学家的心目中则赋以道的含义，道是什么，是伦理化的观念，把伦理观念融入生活日用之中，使日用器物伦理化。所谓“理在事中，事不在理外，一物之中，皆具一理。就那物中见得个理，便是上达”[23]。“格物”即是从普通器物中体认天理人情的无所不在，能体会者即能做到下学上达，这是为学的境界，这就是要有从小处着眼的工夫，一事一物都要仔细琢磨出其中的义理，“日用之间，只在这许多道理里面转，吃饭也在上面，上床也在上面，下床也在上面，脱衣服也在上面，更无些子空阙处”[24]。能不能有这修养就在于能不能正心诚意，屏除私欲。关于这点朱子在回答问题时作了透彻的说明，据记载说:“问‘五典之彝，四端之性，推寻根源，既知为我所固有，日用之间，大伦大端，自是不爽，少有差失，只是为私欲所挠，其要在窒欲？’曰:‘有一分私欲，便是有一分见不尽；见有未尽，便胜他私欲不过。若见得脱然透彻，私欲自不能留。大要须是知至，才知至，便到意诚、心正一向去。”[25]因此强调“圣人千言万语，只是要人收拾得个本心，不要失了。日用间著力屏去私欲，扶持此本心出来”。[26]。此种看法在宋明理学中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如果说日用之学在先秦主要是阐明百姓日用中的无知，愚夫愚妇们需要君子去做教化工作，以加强君子的使命感。到宋明理学则明确表白崇天理、灭人欲的宗旨，从吃饭穿衣等日常琐事中调节和克制人有可能产生的各种欲望。服食器用在这些思想家的眼中，不仅是供人温饱，也是实践礼的手段。礼和俗凭借百姓日用之学，相互依存、整合，而致礼俗一体。以意识形态统率生活，教化人们信守伦理规范，这就不仅从法制上也从道义上泯灭不断萌发的生活欲望，这是防范物欲横流、实践礼治的最佳状态。所以在百姓日用之学盛行之处，生活方式的意识形态化成为普遍倾向。

　　享受生活与人类的生存、发展一样是人类本能的欲望，这可以成为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也可以滋生罪恶，危害他人和社会，它需要法制和道德的约束，而不是一概禁绝，所以禁欲主义是封建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传统文化模式对个性压抑强度最大的表现是在，意识形态的管制扩大到私人生活的领域，这到程朱的日用之学已发展到极至，即所谓：“日用之间，莫非天理。”“日用之间，以敬为主。”“敦礼以崇化，日用以成俗。”无不从器用消费、生活行为等方方面面教化民众遵循等级之别。日用器物的制作本是满足人们的发展和享受的欲望，在中国却意识形态化，给以压抑人性的导向。所以崇天理、灭人欲，不仅是哲理的、教育的、法制的观念，又扩展到百姓的生活日用，成为笼罩在民众头上的天罗地网。

　　这种文化模式，最能适应以小农业生产为基础的自然经济形态，使极端分散的小农户从居家生活就笼罩在同一的伦理政治氛围中，无处没有等差，无处不受到教化。目不识丁的“愚夫愚妇”正是从日常生活中接受伦理思想的影响，世世代代相沿为习，积淀到民族文化心理的最深层，成为群体无意识的自发倾向，任其王朝更迭，风云变幻，生活模式一如既往，这对稳定社会心理、凝聚广土众民的国家起了重要的作用。然而正是这种在各种波澜曲折中得到稳定传承的机制，又导致民族心理承载礼教的重负，使个性压抑达到最大强度。所以生活方式、伦理道德和等级序列三位一体的文化模式，造就了中国的礼俗文化，使得衣食住行、百姓日用高度意识形态化，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性的特征。

　　四、从百姓日用之学中滋生人文启蒙

　　百姓日用之学虽然维护的是封建伦理，但在发展中又滋生出异己的因素，所以这是一把双刃剑，既有压抑个性的层面，又孕育了人文思想的启蒙因素，从而又淡化了压抑个性的色彩，甚至成为张扬个性的先导。这主要表现在百姓日用之学发展到明后期已越出传统伦理的网罗，萌现出早期启蒙的曙光。

　　中国的伦理观念是以三纲五常为基础，三纲五常的内核即君臣父子，这是最基本的隶属关系。作为人，不是父即是子，不是君即是臣，不是夫即是妇。在家事父，竭其力尽孝；在外事君，致其身尽忠。忠孝都以绝对服从为天职，只有义务没有权利，违反义务的就是逆子、叛臣，枉为人，直到肉体上灭其人。由君臣父子推演的诸多关系，形成强大的社会关系网，人只有成为一种角色才有其社会价值，重视人的社会性无视自然性，是传统文化对人的观念的一大缺陷。人，本是自然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没有人，就没有社会的存在，所以自然性是社会性的基础，而角色是群体性、社会性的观念，“不是人”这一句最厉害的骂人话，用来痛斥不忠不孝之人，是从社会角色意义上开除出人籍，这是道德评判，作为人还是人，还要穿衣吃饭。连孔子、孟子也认为:“食、色，性也。”承认人的合理欲望，而灭人欲正是以社会性抹杀自然性，不承认人的自然存在，并上升为“天理”这最高权威来进行终极裁判，从根本上否定人人都有满足生活本能的愿望，这是扼杀人性的理论。

　　难得可贵的是，百姓日用之学发展到王艮别树一帜，对天理作了重新的解释，他说:“天理者，天然自有之理也。才欲安排如何，便是人欲。”“天性之体，本是活泼。鸢飞鱼跃，便是此体。”“良知之体，与鸢鱼同一活泼泼地。”这是“自然天则，非人力安排。”“人性上不可添一物”。又说:“君子之学以已度人，已之所欲，则人之所欲，已之所恶，则人之所恶。”[27]人的本性是自然，自然趋向快乐，因此作《乐学歌》:“人心本是乐”，以歌颂快乐人生。他儿子王襞解释说:“鸟啼花落，山峙水流，饥食渴饮，夏葛冬裘，至道无余蕴矣。”穿衣吃饭是自然要求，顺应自然要求，就是至道和快乐。这就从理论上提出了“人同此欲”是“自然天则”的命题，强调人欲与天理并非天生对立，顺应自然的发展，以已欲度人欲，乃是顺人意应天理的行为，这在灭人欲盛行的中世纪无异是惊世骇俗之论。

　　由肯定人欲进而提出“尊身”的思想，认为“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尊身不尊道不谓之尊身。尊道不尊身，不谓之尊道。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道尊则身尊，身尊则道尊。”[28]由此又相应地提出“爱身如宝”的思想:“知保身者，则必爱身如宝。能爱身则不敢不爱人。能爱人，则人必爱我。人爱我，则我身保矣。能爱人，则不敢恶人。不恶人，则人不恶我。人不恶我则身保矣，能爱身，则必敬身如宝。能敬身，则不敢不敬人。能敬人，则人必敬我。人敬我，则吾身保矣。能敬身，则不敢慢人。不慢人，则人不慢我。人不慢我，则吾身保矣。此‘仁’也，‘万物一体之道’也。”并按此理推至“齐家”、“治国”、“平天下”，认为“吾身保，然后能保天下矣”。[29]把尊身提到尊道的地位，认为保身与保国、保天下是一致的，这是对“身”的最高评价。显然，这“身”是依托个体的人而存在的，有身尊才能做到道尊，实际上已超越群体，属于个体性的范畴。在群体为本位的传统文化中，突出“身”的观念是个性苏醒的萌动。

　　所以王艮的日用之学不同于先秦的百姓日用而不知，他认为:“圣人知便不失，百姓不知便会失。”“圣人经世，只是家常事。”[30]在这方面百姓与圣人是平等的，这不仅在于圣人也要像百姓一样生活，经理日用家常事，而且经义不到百姓中去传播，这经义就会失去意义，突出了百姓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在实践中他的不事诗书、不假文字的悟道方法，给百姓直入经典的堂奥打开了方便之门。使经典之教平民化，这是百姓日用之学的一大成效。虽然他所宣扬的是封建伦理学说中的一脉，但在缺少个体意识的封建伦理中，增加了个性化的色彩，这在当时是前无古人的成就。超级秘书网

　　人文启蒙在中国是艰难的历程，人文这一词语虽然早已被古人使用，但这是指人与人的关系，这关系是以群体为本位，尊卑贵贱等级严明，每种关系都有相应的道德规范，对这些规范的法典化、理论化就是三纲五常的封建伦理，所以中国古代经籍中的人文，与人伦是同义语；而近代启蒙中的人文则是沿用西方启蒙运动中的人文观念，即崇尚个人自主、人格独立，追求人生幸福的反封建思潮，这与中国固有的人文观念有着不同的性质和倾向。呼唤个人意识的觉醒是近代中国启蒙的必然历程，它从明清之际开启，经过中断，再开启，前进又徘徊，直到20世纪初年章太炎才提出人的“自性”和“主体在人”的思想，并从科学的角度系统地论证了人的自然性，这是他在反驳梁启超“国家为主体”的辩论中提出的见解。可见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也不能达到的思想认识高度，而百姓日用之学发展到明后期，恰恰在认识人的自然性、个体性和人同此欲三方面突破传统思想的禁锢，萌动了个人意识的觉醒。虽然在思想的总体上仍然未脱封建伦理的体系，在理论、行为上又有自相矛盾之处，但这是思想史上常有的文化现象，在20世纪初一些近代思想家们尚且面临叛离传统又回归传统的矛盾，在前近代的中国社会像王艮这样，从白丁起家，经商发迹，敢于标新立异，同身居高位、学问显赫的王阳明驳难，创立新学派，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是集工人、企业家和大学者为一身的人物，更何况他以先知觉后知的实践精神，走向民间，着奇装、乘异车，招摇过市，传布异端思想，宣称:“我知天，何惑之有?我乐天，何忧之有?我同天，何惧之有?”[31]以狂放、倨傲不驯的叛逆性格和言论在明后期掀起思想的旋风。明末出现非圣无法，倒翻千古是非的“危言邪说”，学术上以异端自诩，追新求异成为时尚，童心说、市道之交说、尊生说、情教论，引得倡和者如痴如狂，蔚为社会思潮，究其学术源头，莫不与百姓日用之学有关。可以说百姓日用之学发展到明后期成为启蒙思潮的先导。

　　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没有任何西方思想影响下的新思潮，这也说明在原装的传统社会中的儒家思想也能孕育新的元素，土生土长的礼俗文化，也可以萌发近代性的火花，这给我们发掘儒家体系中的活性思想提供了历史借鉴。

　　我知道的风俗作文篇8

　　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先生从乡土社会的视角，提出“礼治秩序”的概念，与此同时，柳诒徵先生的《中国礼俗史发凡》一文，也从历史上考察礼俗的源流和沿革，认为古代中国“以礼为立国根本”。不论是从社会学还是历史学出发，是用“礼治秩序”还是“礼俗”来概括，都从不同角度揭示了前现代中国社会所具有的礼俗社会的特征。

　　所谓礼俗社会，即是以民间生活习俗为基础，以礼治为主导，实施秩序管理的社会。这也就是王安石在《周官新义》中所说:“礼俗，以驭其民者。其民所履唯礼俗之从也。”依靠民间习惯势力进行社会管理，并提升为礼的规范，教化民众服从这种秩序，是儒家推行礼治的一贯主张，这与依仗权力驭民的法治有所不同，更与现代的法理社会有不同的实质。虽然在实施礼治的实践中常有援法入儒、寓法于礼的情况，但它作为治国理政的蓝图，为历代圣贤所推崇，并以礼义之邦的标榜，来表现中华民族有别于外邦异域的社会理想，此种文化形态也可称为礼俗文化。因此以礼治秩序或礼俗社会来概括乡土中国，是认识前现代中国社会的国情，切入中国传统文化特质的重要思路。由于礼学史研究在大陆的长久冷落，对礼俗社会的研究成果甚为少见，因此这一学说50多年来很少有所发展。

　　如今这一观点面临新一代学者的挑战，有的认为:“费氏笔下的‘礼治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为构造的虚幻实在，支撑这一构造的二元对立(按:指礼治秩序与法治秩序)实际上并不存在，相反，实际情况可能是，‘礼治秩序’中有‘法治秩序’的生长点，‘法治秩序’也可以从‘礼治秩序’中获取养分。”又说:“中国历史上既缺少关于习惯法的说明性学理，也缺乏一个从事于这种探究和说明工作的群体，结果是，所谓习惯法只能是一种粗糙、实用的地方性知识，而无由成为一种精致、抽象和富有学理性的知识系统。”[1]

　　最近，又有人提出:儒学由于缺少像基督教那样“一套完善、有效的宣传和教化机构，传播到民间世界的各个层次和各个角落”。同时也因为“儒学自身缺乏对私人生活和世俗生活的关怀”。“先秦诸子主要是政治哲学”，而“官僚无法担当儒家文化传播为重任”。因此“把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实际上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自我想象”。[2]

　　前者从明清以来频繁的诉讼为例，说明乡土中国已孕育现代性的法理要求，这是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并非二元对立的视角，对礼治秩序提出的质疑；后者认为儒学由于缺乏对世俗生活的关怀和教化手段，并未构成中国文化的主流。要知道，礼治秩序的立论是以关注世俗生活为前提，这是儒学最高的社会理想，如果儒学无视世俗生活，那礼治秩序也就失去存在的基础。这两种看法从不同角度提出问题，又都不约而同地认为礼俗社会说是“人为构造的虚幻实在”或“自我想象”。

　　这是一个富有理论性的诘难，这个问题的提出也促使我们思索，礼俗社会说所以被质疑，其理论依据的本身也有不足之处，这就是对礼俗社会的分析，大多是沿用西方法理观念和法理社会为参照，往往陷入礼俗与法理二分法的窠臼，从两者不同质的一面看，中国非礼俗社会莫属；从发展看明清时期已孕育了现代法理的生长点，礼俗社会说因而被指为“虚幻”。

　　礼俗本是土生土长的富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观念，礼俗社会说的建树，首先应该从本土资源来发掘理论支点，如果摆脱礼俗与法理二分法的局限，换一种视角向下看，从中国传统文化结构来考察观念与生活及其百姓日用之学，重新建树礼俗社会说的知识系统，是从学理上回答这一诘难的又一探索。

　　生活本是礼俗之源，21世纪海内外文化研究向生活主题的转移，必将召唤对礼俗文化的关注。20世纪西方文化哲学一个重要倾向是将日常生活提高到理性层次来思考，使思想文化研究贴近生活。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回归，维特根斯坦对“生活形式”的剖析，海德格尔有关“日常共在”的观念，余英时在《现代新儒学》序言中表示关心“形而下”的取向，种种言说表明一代哲人把注意力转向日常生活的研究。对此国内哲学界已有回应，哲学研究者已经提出，建立人间哲学的呼声，让哲学融于生活，使哲学与生活保持同步发展。李泽厚在最近出版的《历史本体论》中提出，生活是历史本体的见解。2001年任继愈先生在国际汉学会议上提出:“研究汉学必须从生活文化入手，这是一般的途径。”这一见解的提出并非是简单地从两种异质文化相遇，首先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衣食住行给人深刻印象的原因；也不在于衣食住行是人类生存的的基础，因为这是各民族、各个国家和地区无一例外的普遍现象。值得注意的是，生活文化在中国有着与其他国别不同的意义，因为生活方式在传统的礼俗社会中有着独特的地位和作用，

　　生活，包括衣食住行和休闲在内，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方式。人因为要生活才形成社会，有生活才有阶级的划分和社会的构成，说人是社会的本体，无异说生活是社会的本体。马克思把“生活”视为人类的“第一个历史活动”，并进而指出:“现代历史著述方面的一切真正进步，都是当历史学家从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会生活深处时才取得的。”[3]论述社会生活的历史著作得到这样高的评价，是因为生产方式的变化，社会的进步，归根结底表现为生活方式的变化，这是生产力发展的最终目的。人的解放离不开生活方式的变革，文明的进化与差异往往表现在吃穿用，以及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怎样吃、怎样穿，怎样用等方方面面表现出种种差别，从而发展自己的智慧，创造出不同特质的文化形态和民族传统。50年多前费孝通和柳诒徵先生对礼治秩序和礼俗社会的研究，为我们深入认识中华文化的特质提供了一条重要的路径。

　　21世纪的到来，中华文化面临又一次挑战，这不仅要继往开来，发展既有的成果，更要面对信息社会、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作出应有的回应。这两者所蕴有的内涵并非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长处，有的还是短缺，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与时更进、后来居上的条件和机遇。高科技愈发展，愈要呼唤人文精神，这是学术界的共识，所以说21世纪是人的世纪，是高扬人文精神的世纪，这是人类社会持续发展的主流。未来学家预言人类社会将从农业经济、工业经济、服务经济向情绪经济转化，这预示着社会发展将愈来愈突出人的生活的主题，这一主题与礼俗文化的研究天然合拍，因为礼俗文化富集了中国人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人文遗产，它造就了中华文化的辉煌，也使中国人背负沉重的历史包袱。对人文遗产的研究不能局限文本的观念，尤其是与生活鱼水相依的礼俗文化，拥有大量的非文本资源，这在中国是一片尚未开发的沃土，所以用这一主题审视研究对象，将视角下移，到社会生活中去发掘新的资源，是对21世纪文化研究贴近生活趋势的最好回应。二、礼俗社会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