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棱镜下的上海工人新村书写：纪实与研究，虚构与非虚构

　　法国社会学家列斐伏尔曾在《空间政治学的反思》中提出，“空间是政治的。空间并不是某种与意识形态和政治保持着遥远距离的科学对象。相反地，它永远是政治性的和策略性的。”工人新村这种1949后政府为工人群体提供的住宅类型和集居形式，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改造中非常重要的空间实践：对新的政治空件、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生产和再生产。工人新村的产生、发展和式微，与1949年之后中国的社会变革和城市发展转型密不可分。然而，学术界对这一重要的社会主义遗产的研究却并不多见。

　　以1949年－1978年间最重要的公房类型——上海新村为例，在罗岗、付晨和丁桂节几位文化研究和建筑学学者探讨了上海工人新村的住宅类型和历史文化价值之后，同济大学的学者杨辰完成了一项综合历史学、社会学和城乡规划学的研究。他于2019年出版的《从模范社区到纪念地：一个工人新村的变迁史》以上海普陀区的曹杨新村为例，开展对工人新村中“人”的研究，探讨他们具体的生产和生活方式，特别是其社会认同的建构过程。他以自己的实证研究发现这些新村工人们通过国家赋予、社会宣传、自我认同等方式，形成了强烈的身份认同，并在“职业、经济条件、政治信仰、生活方式方面具有高度的同质性”。因此，工人新村成为不断生产新的社会关系和价值体系的重要物质载体。相同的社会身份，集体主义观念促成了80年以前相当融洽的邻里关系：“因为是公用灶间，谁家水开了、菜烧干了，大家就互相喊一声；没米了，就去隔壁家借一点；小孩子在隔壁邻居家玩、做功课，甚至吃饭都是常有的事；要是邻居家来了亲戚没地方住，我们就自己到厂里住一段时间，把房子腾出来给邻居家用。即使是原来厂里不认识的，一起住进来就慢慢认识了。”杨辰在其书中呈现了大量曹杨新村居民的口述访谈，活生生的经验呈现让读者更容易感知社会主义价值观与情感认同的形成过程，及其在当下的失落。

　　2022年初，另一本关于上海工人新村的著作——由上海和苏州三所高校的女性学者共同编著的《海上凡花：上海工人新村妇女的日常生活》出版。三位学者关注当代渐渐成为“草根社区”的工人新村的发展现状。她们带着性别视角，在4年里访谈了20多位长宁区某工人新村的基层妇女，同时为她们开展了丰富的文化活动，包括摄影工作坊、日记工作坊等。同时重点追踪了三对母女的生活状态，对她们开展了长期的口述历史访谈。这本书纪实与研究并重，以“互动互助”、“研之以情”的质性研究方法，在研究和分析之外呈现这些研究对象的生命轨迹和心路历程（口述史，日记），以及研究者自反性的田野经历。三位学者发现，在剧烈的城市化过程中特别是在新冠疫情下，上海工人新村基层妇女在日常生活中面临着多重压力，如亲密关系、家庭沟通、再生产劳动负担等困境，但是新村保留的社会再生产支持体系和居委会的动员对她们面对社会转型乃至抵抗疫情都起到了积极作用。新村妇女投入社区志愿活动背后有着一个社区支持体系。这种保留了一定互助互惠关系网的工人新村，或许可以帮助抵抗现在城市化所造成的“冷漠”与“距离”，为当今城市发展所借鉴。通过对三对母女关系的研究，三位学者发现基层家庭中母女关系更受经济压力和社会歧视的影响，其沟通方式和亲密关系的变化是一个性别化，也是一个阶级化的过程。而基层社群母女之间的沟通和扶持，她们在抵御社会压力过程中巨大的能动性是她们对抗异化关系的重要力量。最终，这本合著启发我们，质性研究可以不是单向的，可以呈现同时学术的力度和温度，让边缘社会群体包括这群“草根妇女”被“看见”，提升社会对于她们的关注，从而更好地回馈这一特殊群体。

　　在以上这些学术研究以外，关于上海工人新村的各种非虚构和虚构书写，也从不同角度呈现了空间变迁之下家庭和个体的复杂的历史记忆和情感结构。如果说金宇澄《繁花》呈现了这种工人阶级空间对于被迫从洋房搬到工人新村的外来者的异质感，那么另外两位成长于工人新村的作家管新生和张怡微则讲述了新村人内部视角的青春和生命故事。

　　管新生的《工人新村：上海的另一种叙事记忆》（2019年，中国工人出版社）是作者站在工人子弟视角的自传性回忆录，融入了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以献给“1949年以后工人阶级成为社会主流”，但“于今已作为上海城市地标而永载史册”的工人新村。陈思和在序言中说，这种叙事其实丰富了当下流行的“上海怀旧”故事，因为它连接起“海派文化中的另外一个传统——与资本主义现代性同时产生的社会批判文化，体现了来自社会底层和劳动生产一线工人要求自我解放与真正平等的理想”。作者以明朗、积极又幽默的笔触，书写了一个工人子弟眼中的社会变迁和时代变化，求学就业、生产生活、兴趣追求。抛洒于大工业生产中的热血青春，记录了“轰轰烈烈的劳动英雄梦”如何诞生，告诉我们“普通工人的默默奉献”“平平常常的遭遇和情怀”。而他实现自己文学梦的坎坷历程，又让读者发现在知识生产过程中去阶层化并没有彻底实现：“没有任何背景衬托的普通人家的工人子弟，注定要在那一片荒芜的泥泞地上蹒跚前行。”但是文中传达出的坚韧的人生探求让人动容：“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道路？又该如何去行走？并且能否持之以恒地走到生命的尽头？”

　　与1949年出生的管新生相比，80后作家张怡微从田林新村长大时，上海工人新村最辉煌的年代已然过去。快速发展的大都会里，新村的居住环境和生活水平已显落后，无力搬出这里的住户往往是在经济起飞中被落下的人群。城市面貌也日新月异，如阿城的观察，“这些年不断又新楼出现，令人有怪异感，好像化石骨骼里长出鲜骨瓷，将来骨刺密集。” 张怡微觉得自己的家园正是这样骨刺密集，“这个嬗变的过程，绵延了我整个青春期。”《旧时迷宫》这本出版于2013年小说集里前半部分都是以工人新村为背景的少女成长故事。封闭自主的社区，逐渐分化的阶层，缺憾的家庭和亲密关系，灵动的生命瞬间闪现于更绵密的成长的伤痛，介于虚构和非虚构间的“城市内部细密的人的伦理”则真实映现了八九十年代剧烈的社会变迁。正如最让作者叹惋的，是那“与破败的建筑一同消失的”“曾以为永远不会被拔除的人情”。

　　无论是生活纪实还是学术研究，非虚构还是虚构叙事，这些出版于2013年以后的作品都在为共和国史中这段特别的空间实践和日常生活作传，并成为回望历史的多棱镜。当社会主义遗产遭遇改革开放后的社会转型，个体与社会、微观与宏观是怎样关联的？从光荣到褪色的上海工人新村，时代嬗变中丢失了什么，留下了什么，又如何帮助我们思考现在和未来？张怡微曾希望用她的写作“去思考他人的命运，城市的命运，及这些命运之间神秘的规律”，我想这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以及人文书写的意义。

　　愿上海的工人新村故事能被继续讨论和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