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电影的“幼稚病”又回来了

　　中国电影好像从6月底开始就没有库存了。

　　一部《中国医生》苦苦支撑着票房大盘。

　　新近的院线片，不免让人感叹年轻演员们的信念感真强。

　　很多人没意识到，94年生人的彭昱畅，今年已经27岁了。当他一边掀起校服给心仪的女孩挡雨，一边喊出土味情话“除了我谁都不可以泡你，雨水也不行”时，观众们心里五味杂陈。

　　没淋过雨的青春不叫青春，凡青春片必淋雨。是熟悉的配方。

　　再看《二哥来了怎么办》，男大学生和高中女学霸在家里玩“小猪猪我爱你”。

　　都是青春期的人物，却没有一点真正的矛盾冲突，太可怕了。

　　《小时代》式的“倒错性幼稚病”又回来了。

　　重返“倒错性幼稚病”

　　他们的问题，就是剧作在心理年龄层面的“小”。

　　它们并非拍摄了低龄人群的故事，但它们都是用低龄心态拍摄而成的。

　　这两部影片不仅展现了一个由青少年群体构成的“低龄化世界”，更表现出建构这个世界的世界观也是低龄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影片都有一种高中生／大学生扮演小孩子的“倒错性幼稚病”倾向。这种病的主要特征就是撒娇、任性、自恋、盲目自信。

　　这一点上《二哥》最为典型和夸张。影片中的大哥杨听风（胡先煦 饰）是大学生，小妹杨听雨（邓恩熙 饰）是高中学霸，但人物的行为逻辑和感情逻辑却极端低幼。

　　比如妈妈和继父不在家，他们就将家里的床垫从楼上搬到楼下，兄妹俩在床垫上蹦啊跳啊；再如兄妹俩会为了抢吃的吵三个小时；妹妹一遇到不顺心的事儿就开始哭哭啼啼；乒乓球比赛时打赌，而赌注是商家的优惠券；帮李圣（郑伟 饰）买炸鸡，兄妹俩在路上就把炸鸡吃光了……

　　一个重组家庭大学生和高中生的所作所为，10岁儿童看了都羞愧。

　　而父辈人物呢，全是工具人，为青少年们制造矛盾冲突。甚至大多数情况下，父辈一代的人物的行为动机和行为方式，也体现出他们心理层面的不成熟不健全。

　　比如《二哥》的高潮，重组家庭的父母因前夫借钱而爆发了矛盾冲突，于是继父就随口说“离婚！”，妈妈就开始哭。解决方式是三个孩子故意把水管打开，把家给淹了，爸妈竟然被逗乐了，全家人在雨中paly起来。矛盾随着雨水消失了，这可是影片最高的矛盾冲突啊。

　　《二哥》的核心议题是有三个孩子的重组家庭，但电影里一度离谱到，妈妈的前夫，叔叔的前妻，都找上门来，于是四个成年人、三个孩子同住一个屋檐下。

　　这可太像是儿童对重组家庭的单纯想象了。

　　重组家庭的议题，有那么多充满戏剧张力的矛盾冲突可以挖掘。比如网剧《隐秘的角落》，朱朝阳的家庭就是“重组家庭”的一种表现方式，而电影《我的姐姐》又是“重组家庭”的另一种表现方式。

　　观众从“重组家庭”题材的电影里到底渴望看到什么？其实，就是一种非黑即白的复杂的人物关系和情感关系。只有在这种复杂的微妙的关系中，看到与自己共通的委屈、嫉妒、愤懑，或者是理解、感动、和解，观众才能共情。《我的姐姐》提供给我们的，不就是这些吗？

　　另一种“幼稚病”体现在人物关系的“小”。即人物关系／交际空间的微缩化。

　　两部电影都有明显的架空现实的倾向。在这两部电影中几乎看不到任何现实生活的毛边与痕迹。

　　《燃野》的核心人物是高三学生，但影片把高三学生的活动空间抽离为一种封闭结构，完全无关学业，无关未来，无关迷茫，无关成长。

　　从以上意义上说，他们又重返了《小时代》系列的风格——某种能够给青少年提供心理抚慰的“奶嘴电影”。这些青少年虽然身体上已经成人，但心理上还处于青春期，对成人世界有着害怕和拒绝，因而电影也就拒绝书写（或者说是不会写）真正的、真实的矛盾冲突。

　　青春片退回起跑线

　　“漫画化”和“歌舞片”都不是真正的问题，本质上还是叙事问题。

　　“漫画化”“夸张化”不能遮掩故事的空中楼阁；

　　而只要故事差，国内市场对什么接受度都低，歌舞片小众不是理由。

　　退一步说，国产电影的“叙事危机”其实并不是骤然暴露的问题，一直就是个显性的“慢性病”。而很长一段时间以来，青春片都是“叙事危机”的重灾区。

　　纵观近十年的国产青春片，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类别。

　　第一类是以《致青春》为代表的、拉开“青春片”作为一种商业类型帷幕的“校园青春片”。

　　这类影片在影像上拼贴时代符号，主题上怀念校园青春、批判成人世界，主要对接80后、90后一代，贩卖疼痛青春——“堕胎＋车祸”就是表达这种疼痛青春的最典型的影像化桥段。但在类型探索过程中由于过度迎合市场，而内容同质化、套路化，导致观众审美疲劳，市场渐趋遇冷。

　　第二类是以《闪光少女》《快把我哥带走》等为代表的“亚文化青春片”。

　　这类影片以展现青年亚文化为主，与95后、00后精准对接，追求清奇活泼的风格，无意贩卖疼痛青春，更无意深入探讨现实社会问题。

　　第三类是以《七月与安生》《狗十三》《过春天》《少年的你》《送你一朵小红花》等为代表的“现实主义青春片”或者说“社会派青春片”。这类青春片将原生家庭、水客走私、校园暴力、绝症患者等社会问题与青少年的个体成长相连接，力图在银幕上呈现出颇为深刻的社会议题，以及粗砺的现实质感。

　　这类青春片中的青少年形象，也不是原子化的，而完全是向社会关系敞开的，他们的活动空间也不再封闭在校园。所以，这类青春片非常有压缩、弱化校园部分的倾向。当然了，像《少年的你》这类本身以校园霸凌为议题的影片除外。

　　本来，随着第三类青春文本的出现，国产青春片已经从同质化的“幼稚病”，步入“类型叙事＋现实融合”的升级阶段。

　　即利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进行类型突破，将社会问题与青少年真实成长历程相连接，从家庭和社会的场域中重新解读青春成长，重新阐释年轻一代与社会现实的互动关系。内容和主题因而也从单一走向多元，拓宽了表达路径和内容深度。

　　青春片一夜回到解放前。（尽管《二哥》，严格来说是家庭伦理片定位）

　　其实两部电影，在选材上本来有很多的地方可以挖掘。

　　《二哥》前作《快把我哥带走》的成功之处，在于打破了千篇一律的兄妹情叙事，反其道而行之地塑造了一个贱兮兮的哥哥。但这个贱兮兮的哥哥背地里是消化了所有负面的东西，然后转化成正面的能量。所以，这个哥哥形象一开始有多讨厌，反转后他就有多深情。

　　假如《二哥》能够真正延续这样清奇的哥哥形象，同时融入“重组家庭”的亲子关系、手足关系的矛盾问题，那局面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让人遗憾。

　　再回到《燃野》，电影里的主要角色，没有一个是如意的。电影想要探讨的，也正是如何面对“站不了C位”的平庸的、失意的人生。

　　这本来是个非常简单又深刻的主题，有很多经典的文本。

　　比如《百万美元宝贝》，比如《百元之恋》，甚至比如《洛奇》，这三部电影讲了同样的一个简单道理，不求赢得比赛、不求站上C位、不求获得鲜花与掌声，只要勇于挑战不可能，突破自己就可以。所以这三部电影的主人公都没有很美好的结局，但他们努力的过程却让人心潮澎湃。

　　将拳击梦想换成舞蹈梦想，也是同样的道理啊。

　　如果说《燃野》有什么戳人之处，那就是电视荧幕角落里的妈妈。

　　舞台边缘伴舞的妈妈，才是大多数人的人生真相啊。可小黄父亲却宁愿捏造一个大明星的妈妈。究竟是谁，看不起在舞台边角做伴舞的亲妈呢？只有在“明星妈妈”的幻象指引下，才能为梦想奋斗吗？

　　青春成长过程即青少年社会化的过程，青春成长总是伴随失望与伤痛，要有直面问题的勇气，才能够有让观众共情的可能。

　　好哭不是国产电影的财富密码

　　共情和类型才是

　　行业内一片嗟叹。

　　毕竟整个七月份就是这个样子了，非常低迷。

　　于是有评论复盘上半年甚至更久一些的院线电影，认为“好哭”可以解锁国产电影的“财富密码”。比如，从《你好，李焕英》甚至包括《我的姐姐》的角度来看，观众得哭才行。

　　其实，笑，行；哭，行；燃，也行。但笑、哭、燃都不是票房密码。

　　真正的票房密码，有两种。

　　一种就是做标准的类型片。什么是标准的类型片？首先就是故事简单清晰，最好就是一条清晰的主线，一位主人公，一个清晰的欲望目标，比如可以参考《药神》《战狼2》。其次，是要有突出的娱乐元素，比如战争、探案、动作、喜剧等场面。

　　为什么《1921》和《革命者》两部大片的票房表现如此？很简单，因为这两部电影都不是标准的类型片。它们都没有一条简单清晰的叙事主线，更没有足够的战争、动作等娱乐性场面。可以对比《战狼2》和《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等等。

　　从本质上说，不是主旋律题材本身的问题，还是怎么操作的问题。

　　毕竟，拍摄初衷和任务完全不一样。我们的《1921》不可能拍成好莱坞的《1917》。

　　另一种是类似《你好，李焕英》和《我的姐姐》，走剧情片路线，要求是一定能将观众的情绪痛点，有效转化为人物设定、人物关系和故事情节，以达到让观众共情的目的。

　　《你好，李焕英》是讲和解，《我的姐姐》是讲痛点，互相弥补，两部电影都能找到与当下观众的情感接口。

　　所以，反观《燃野》和《二哥》这类架空现实的“漫画式”风格，它就是没办法与观众对接的。

　　我们不担心主旋律影片不再灵光，只要再复制《红海行动》和《战狼》系列就可以；

　　我们焦虑的是，不走类型片的普通剧情片一类，假如找不到观众主体的笑点、痛点、焦虑所在，市场的残酷只会被进一步放大，最终让这些影片过早退场。

　　【文/洛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