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刊论文 ｜ 贺海波 黄娉婷：亲属社会与精准扶贫的村庄社会结构困境——以云南集中

　　

　　摘　要

　　村庄社会结构的研究从区域比较的视野分析村庄社会结构的类型和政策、法律与制度在不同类型村庄的不同实践机制与结果。与宗族团结型村庄、小亲族分裂型村庄和原子化分散型村庄不同，在云南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村民将姻缘关系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整合于日常互助、人情往来及节日庆祝等交往互动之中，建构起亲属整体型村庄。亲属社会与精准扶贫存在矛盾关系：封闭性扶贫空间与开放性全国市场之间的矛盾，村庄整体性结构与村民个体理性行为之间的冲突，亲属社会的确定性与精准扶贫的非确定性之间的对立。精准扶贫应对亲属社会结构性困境的可能性路径是要为贫困村民提供响应市场的条件，要利用亲属社会的结构优势将村民组织起来，要增强贫困人口向现代转型的确定性。

　　关键词

　　亲属社会；精准扶贫；村庄社会结构

　　

　　一、贫困地区反贫困的政策与相关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中国近五年来的脱贫攻坚战取得决定性进展，6000多万贫困人口稳定脱贫，贫困发生率从10.2%下降到4%以下。但是剩下2000多万贫困人口分布在14个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大多数为少数民族聚居区），这种“区域性的族群贫困是未来影响地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是当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重灾区。所以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未来的精准扶贫要“深入实施东西部扶贫协作，重点攻克深度贫困地区脱贫任务”。可见，集中连片深度贫困地区的反贫困既是未来精准扶贫的重头戏，又是解决新时代主要社会矛盾的重要方面。

　　实际上，区域瞄准一直都是中国反贫困的重要政策措施。1986—1993年，国家划分重点扶持贫困县，确立开发式扶贫；1994—2000年实施《“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把贫困县调整为592个，把扶贫的重点转移到西部；2001—2010年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将扶贫重点从县转移到村，但是“要把贫困地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作为扶贫开发的首要对象”；2011—2020年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指出，中央重点支持连片特困地区，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扶持力度。2011年国家确定了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2015年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指出，我国扶贫开发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的冲刺期，中西部贫困人口规模较大，贫困程度较深，减贫成本更高，脱贫难度更大。由于农村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在中西部一些资源环境条件恶劣、地理位置偏远的贫困地区，中国政府采用以区域开发为重点的开发式扶贫有其合理性。

　　中国扶贫长期以贫困地区的区域开发为主要手段，当前的精准扶贫的主战场仍然是中西部的集中连片贫困区域。学术界对贫困地区的反贫困问题也展开了持续不断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研究如下：第一，空间贫困论。少数民族的贫困与其居住的自然地理条件紧密相连，与外界隔离、封闭的自然环境和“富饶”的自然资源导致的观念约束力、资源价值理论缺位、不完全竞争、经济结构畸形化以及出口的贫困增长等，影响和阻碍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造成了民族地区发展的“空间陷阱”。第二，制度贫困论。少数民族地区最有效的发展政策是共同发展、利用公共政策创造增长和贫困人口的共同参与，但是脆弱的家庭收入难以支撑贫困人口在教育、医疗、结婚等方面的巨额刚性支出，有效社会救助制度的缺失导致了民族地区长期陷入贫困，并且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非均等化已成为民族地区贫困的重要原因。因此，精准扶贫攻坚必须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保障贫困地区能够享受相同的社会救助、基本公共服务等。第三，文化贫困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文化的象征符号、社会规范和价值观念等具有巨大的维持贫困生活方式的传统力量，对精准扶贫及其携带的现代主流文化形成包围和切割的阻碍困境。因此，既要尊重地方性文化，充分调动贫困社区的社会参与，又要引导民族地区的文化自觉、自省，客观认识市场经济规律，立足资源优势，选择生产优势的经济发展模式来打好扶贫攻坚战。第四，市场贫困论。从人力资源市场而言，贫困地区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智力结构与知识水平低，并且很多地区对于提升人力资本还处于群体无意识阶段。只有大幅积累人力资本，才能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性”。从市场排斥来看，脆弱的生态系统与粗放的生计文化很难转向集约利用自然资源搞精细农业，因此频遭市场排斥，当地居民应不断调整外来干预与社区的适应策略。从供给侧结构市场理论看，贫困地区处于工业化前期，产业结构不能富民，导致贫困人口逐渐集中于此，因此要优化贫困地区产业结构，形成有品牌有市场的生态产业，促进贫困地区自我发展内生动力。第五，综合贫困论。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自然环境恶劣、产业发展缓慢、固定投资不足、教育发展滞后和农户要素贫困、能力贫困与制度贫困之间存在行为发生学上的关联效应。集中贫困地区的社会、政治、文化、经济、制度等因素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共同导致当地居民陷入“贫困恶性循环”。因此，精准扶贫战略的实施需要从多维视角更加全面、更加科学地对贫困人口进行精准识别、精准施策。

　　上述研究在一定程度上抓住了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特征，提出了相关的扶贫策略。但令人遗憾的是少有从村庄社会结构视角来研究反贫困问题。因始终没有力量冲破空间的封闭性，一直以来，贫困地区与外界的商品交换、劳动力外流都非常困难，村庄内部社会结构相当稳定，行为模式“代代相因，很少改变”，仍然处于一种传统性的社会。进入21世纪以来，特别是税费改革后农村治理从资源吸纳向资源输入的转变，促使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推进，现代性不断向乡村渗透，即使偏远的贫困地区的村庄也被卷入全国性的市场范畴。当下，贫困地区处于从传统向现代跨越的断裂性历史时期，处于过去与未来之间的裂隙，村庄社会结构在悄然发生变化，但是变化是持续而缓慢的，对村民行为模式的影响力仍然重要而巨大，必然对外来的精准扶贫产生深刻的反作用。所以本论文希望从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村庄社会组织角度研究反贫困问题，并提出精准扶贫的相关应对策略。本文的资源来源于笔者与研究团队成员于2017年7月在云南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村庄的调查。

　　二、村庄社会结构的研究视角

　　村庄社会结构是指由村庄内部成员社会关系网络构造的结构性特征。研究村庄社会结构，首先要选择一个合适的研究单位。根据研究对象不同，学术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研究单位：一是村庄社区。拉德克利夫·布朗、吴文藻、雷蒙德·弗思及费孝通一致认为，调查区域应是“能提供人们社会生活的较完整的切片”的自然村落。二是基层市场社区。施坚雅认为，一个自给自足的农村基层社会“不是村庄而是基层市场社区”，“市场结构必然会形成地方性的社会组织，并为使大量农民社区结合成单一的社会体系，即完整的社会，提供一种重要模式。”三是乡镇或乡域。许烺光（2001）以乡镇作为基本单位来研究中国农村社会的亲属制度、信仰体系、人格与社会流动等；福武直将“乡镇共同体”理解为农民基本生活得以维持的农户聚集区域；吴毅则从乡域的角度来研究农村政治。

　　施坚雅的基层市场区域决定村庄社会边界的理论观点，不符合中国乡村社会的实际，并且构成基层社会的联姻、宗族、宗教及行政体系等要素与市场的关系，也未经系统论证。以乡镇（域）为基本研究单位作为一种分析范式，还有待进一步厘清乡镇共同体内部的多元化主体及其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内部分化与整合的机制和乡镇共同体的变迁路径等。农户聚集在一个紧凑的村落社区，与其他村落隔开一段距离，是一个由各种形式的社会活动组成的群体，以该群体为研究对象来考察村庄居民相互间的亲属关系、权力分配、经济组织、宗教皈依等社会联系，及其如何相互影响和综合决定社区的合作生活，就可以客观准确地理解中国农民生活状态，理解中国农村留存的传统力量与侵入的现代力量之间的碰撞样态，及其对村民的日常生活与国家政策的村庄落地的影响。

　　在传统时期，全国各地村庄都存在一个超出家庭的强有力的宗族血缘单位，是村民聚族而居形成的血缘与地缘的共同体，是中国传统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结构。但是进入20世纪，持续一百年的革命运动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中国不同地区宗族血缘关系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分化，村庄成员之间的关联状况和行动能力出现了区域性差异。贺雪峰将全国农村抽象为三种结构类型：一是以江西宗族村庄为代表的团结型村庄，主要存在于华南地区的江西、福建、广东、广西、海南、湘南、鄂东南、浙江温州等地。在南方农村，历史上宗族远交近攻形成了相当大区域的宗族连片，宗族之间的激烈竞争导致宗族内部的高度凝聚与整合，地缘与血缘关系融为一体，宗族规范发展成熟，高度内化于成员血脉之中，产生极强的一致行动能力。后来，虽受冲击，但宗族仍然具有一定的认同和行动能力，村民既受家庭结构的影响，又受宗族认同的制约，保持着双重的认同与行动逻辑。二是以皖北小亲族村庄为代表的分裂型村庄，主要分布于河南、山东、河北，淮河流域的苏北皖北、西北的陕西和华北的山西等。华北地区环境条件脆弱，缺少生态多样性，为了应对人口繁衍带来的人地关系紧张局面，在血缘小集团基础上，村庄形成了强大的内生规范。村庄经过充分发育，形成了村庄结构与规范之间的有效匹配。宗族血缘关系受到较大冲击而断裂为若干碎片，其中有些碎片较大，如五服以内的血缘认同与行动单位；有些碎片较小，如仅兄弟堂兄弟关系才具有认同与行动能力，甚至仅仅兄弟之间才比较亲密，最后村庄内形成了若干互不隶属的竞争性较强的门派。三是以湖北荆门原子化村庄为代表的分散型村庄，主要分布于长江流域，从上游的云贵川渝，到中游的湖北、湖南、安徽，再到下游的江浙地区。长江流域也是移民社会，因生态的多样性和不稳定性，形成了以散居为特征的居住结构，居民缺乏相互协作的压力和动力，村庄内生规范没有得到环境强有力的激发，村民生活自由，靠个体力量应对环境。村庄结构和村庄规范一直都未形成强有力的匹配，个体与村庄结构也没有相互强化。当革命与市场理性来袭时，没有真正深入村民价值世界的村庄规范很快就被现代性冲垮，血缘关系断裂得比较彻底，兄弟关系都已经现代化了，村庄不再存在超出家庭的认同与行动单位。

　　村庄社会结构是国家权力与分散小农打交道的中介。村庄社会结构的差异会导致自上而下的各种政策、法律和制度在村庄实践过程中的机制与结果有很大差异。受革命与现代性的冲击，南方宗族团结型村庄也不存在具有完全行动能力的宗族组织，但宗族仍是村民的认同单位，具有较强的号召力和一致行动能力，也可形成较强的村庄舆论压力。村干部是村庄熟人社会的成员，要受强有力的村庄规范的约束，就不可能与乡镇结成“乡村利益共同体”。在20世纪90年代，当农民负担过重和不合理时，南方团结型宗族村庄的村民有联合起来通过强力事件，如集体上访来表达抗争。离开村干部，县乡进村几无可能做成任何事情。在华北分裂型村庄，村民还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可以阻止明显存在问题的政策出台及实施。当村庄内不同门派之间可以合作时，村庄内的绝大多数事情都可以办成，办成事不是靠某个权威人物的专制，而是靠一个领导人充分发挥民主，在由各门派代表人物组成的“委员会”上充分协商，以达成集体的共识。一旦村庄内不同门派的竞争关系超过协作关系，村庄内不同“小亲族”的合纵连横就会带来村庄内的严重冲突，常会诱发持续地群体上访。轮番上访对地方政府的权力既有强化作用，也有抑制作用。在分散型村庄中，农民的原子化程度很高，农民的认同与行动单位已收缩到了家庭以内，甚至兄弟之间也少有强有力的一致行动能力。因此，在村庄政治舞台上活跃着的就只有个人而没有集团，只有利益而没有政治。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关系薄弱且多元，往往是姻亲关系和个人朋友关系超过了基于地缘基础的血缘联系。因为缺少强有力的组织载体，无法形成对地方政府不良行为的有效反抗。当“三农”问题严重到无解的时候，农民大多是逃避而不是组织集群事件或群体上访来表达诉求。

　　上述关于村庄社会结构的研究从区域比较的视野分析了村庄社会结构的形成过程及其基本特征，和自上而下的政策、法律与制度在三种村庄社会结构的不同实践机制与结果。本文将村庄社会结构作为一种理论视角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以云南的村庄社区为研究单位，从生态环境、历史文化、血缘地缘关系、日常生活的互助及人情等方面来分析亲属社会的形成及其维系的机制，研究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村社会的组织特点，提出亲属整体型社会的概念，与宗族团结型社会、小亲族分裂型社会、原子化分散型社会三种村庄社会结构形成对话，丰富村庄社会结构研究内涵；二是分析亲属整体型社会对精准扶贫政策在村庄实践的制约作用，重点理清亲属社会与精准扶贫的矛盾关系，并且提出精准扶贫应对亲属社会不利影响的可能性路径。本论文的理论目标在于抽象一个超越个案村庄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丰富村庄社会结构研究类型，实践目标在于分析亲属整体型社会对于精准扶贫政策的村庄实践的影响，并提出改进策略。

　　三、亲属社会的基本特征与形成机制

　　中国农村地域辽阔，不同区域农村差异巨大，可依据经济发展水平与历史文化差异两个维度来划分村庄结构类型。从历史文化差异可以划分为华南宗族团结型村庄、华北小亲族分裂型村庄和中部原子化分散型村庄结构；从经济发展视角来看，村庄社会结构表现为东中西差异，东部地区的村庄形成了一个两头小、中间大高度分化的结构，而广大中西部农村，存在富裕农民进城的去分化机制，村内分层不明显。云南少数民族村庄结构具有其独特性，从经济发展视角来看，外出务工经商发展缓慢，村民生产生活方式依然保持传统方式，村庄内部并不存在明显的分化；从历史文化来看，村民从山地向山地不断迁移，村庄历史不长，没有形成宗族结构，村民在地缘基础上将血缘与姻缘关系进行充分的搅拌，形成了整体型亲属社会结构。

　　（一）亲属社会的基本特征

　　杰西·洛佩兹、约翰·斯科特认为，社会结构指向社会生活组织的三个相互独立的层面：制度的、关系的和具象的层面。帕森斯认为，对于个体行动者分布的物质空间，可以建构起居住位置、职业与工作场所、管辖权和沟通的综合体的社区基本结构的分析逻辑框架。在我国社会学中，村庄社会结构一般指村庄社区中“人们的社会地位及其社会关系的模式”，以及围绕社会地位所形成的一套权利和义务。因此，本文可以从居住空间、生产形式、社会关系和行为规范等来分析亲属社会的特点。

　　首先，空间的封闭性。个人行动和参与的系统是在既定区域范围内被组织起来的，个人扮演在其他地方通常不这样重要的一定角色，并在比较具体的角色互动中表现个体的角色。云南N村A自然村有97户共300多人，人口约90%为傈僳族，与周边三个自然村相距3—4公里。A自然村是一个独立性很强的区域空间单元，与外界交往成本比较高。村民选择在自然村内部建构起亲密互动关系，村民个体都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其次，生产的互助性。农业生产活动是消费收入基本依靠家庭成员的整套活动。A自然村人均耕地约2.1亩，主要种植生菜、大麦、玉米、马铃薯、大白豆等农作物，以及苹果、核桃等经济林果。但因山地地力薄，每亩的年收成约为平地的一半。现代机器到不了田地，主要靠人背马驮，需要集中投入大量劳动力。所以生产方式仍然传统，不管是种地还是建房都要村民的互助才可完成。再次，社会关系的亲属化。生活方式相同的家庭邻接在一起生活比生活方式有较大差别的家庭这样生活在一起可能要舒服得多。A自然村有97户村民，每户村民在自然村内有40—50家的亲戚，亲戚关系都是血缘、姻缘等多层次相互叠加的特性，即好几代的兄弟姐妹、表亲、远表亲以及认干亲建构的亲戚关系垒叠在一起。所以自然村内，村民都处于平等的亲属关系之中，舒服地过着相同的生活。（见图1）最后，行动规范的强约束性。行为规范主导着村庄社会秩序，是通过物质与非物质连接起来的相互关系。A自然村村民必须在内部互助才能获得必要的生存物质，于是村民将整个村庄都组织成一个亲属社会关系网，当日常生活中发生利益矛盾时，因害怕失去互助，谁也不愿意破坏亲戚关系。长此以往，不打破亲戚关系的篱笆成为村民行动的底线原则，自觉维护亲属社会成为每位村民的道义行为。

　　村落社会中姻亲关系与血亲关系错综复杂形成了亲属社会结构，因空间的封闭性、生产的互助性、社会关系的亲属化和行动规范的强约束性，村庄内部形成一个整体型的社会结构。

　　图1 云南N村A自然村上村亲属社会结构

　　（二）亲属社会的形成机制

　　在一般农村，传统时期人们聚族而居形成了超出家庭的行动单位——宗族。宗族是一种血缘与地缘共同体，是中国传统农村基层治理的基本结构。但是因为移民早晚、种植结构、生产力发展水平、生态环境、距政权中心远近等差异，不同区域村庄结构包括宗族组织发展状况的差异颇大。近代以来，持续一百年的革命与现代性的冲击，形成了华南宗族、华北小亲族和长江流域原子化等三种村庄类型。但是在云贵高原上少数民族村庄中，因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历史传统、血缘姻缘关系、互助与人情等变量相互作用相互强化，在家庭之外形成了地缘、血缘与姻缘关系高度同构的亲属社会的村庄结构。

　　1.独特的生态环境

　　云贵高原地处青藏高原东侧的中低纬度过渡地带，属亚热带湿润区，年平均气温为5℃—24℃之间，热量垂直分布差异明显，从河谷至山顶分别出现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的热量条件。云贵高原受西南季风的影响，形成冬干夏湿水分资源特征，雨季（4—10月）降水量占全年总降水量的85%—95%，常暴发山洪灾害，旱季时间长，春旱十分严重。云贵高原地区是中国森林植被类型最为丰富的区域，动植物种类极其丰富。N村所在的W县位于楚雄彝族自治州东北部，云贵高原西侧，地表崎岖，群山连绵，山区面积占全县总面积的97%。N村位于约2000米的高山上，距镇政府驻地15公里，距县城42公里，辖4个自然村10个村民小组，人口约90%为傈僳族。村民主要种植大麦、玉米、马铃薯等农作物，养殖牛羊猪鸡等。每年雨季，村民都要上山采摘野生菌，其收入可以占到家庭年总收入的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给村民造成了两极化的生存条件：一是恶劣的条件。因地处高山区，土地贫瘠，种植产量只相当于平地的一半；如果要想建房就要到山上砍伐木材，就要从山外将材料背进山，如果家里有人去世，就需要村民帮助抬上山，如果喂的猪要卖也要请人抬下山，如果有大量的庄稼要收割，也需要有人帮助从山上背下来。为了抵御自然的阻碍，村民就要付出更为艰辛的劳动，就要建构起可以将整个村庄团结起来的社会组织。二是包容性的条件。N村所在W县有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中药材达801种，野生食用菌有153种，松茸、美味牛肝菌等已远销国外。每年七个月的雨季可以上山采摘野生菌、全年都可以采摘中药材，依靠自然的馈赠就可以解决家庭消费一般性支出需求。此外，因生态的多样性，牛羊可以赶上山散养，一般农户都喂养六七头黄牛或三四十只羊。当地人将牛羊称为家庭的银行，在治病、上学、婚嫁、建房等重要时刻就会卖牛卖羊。

　　N村独特的自然环境，一方面需要村民必须要建构起比较亲密的关系，以备在建房、生产、送葬等情况下互助；另一方面又给村民的生存以极大的自然缓冲，村民之间没有必要建构起等级森严的规则来规定资源的分配。所以，村民建构起平等、温情的亲属社会，既可以提供互助形成集体行动，又可以让个体自由地分享自然的馈赠。

　　2.历史传统

　　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人口越来越多，并且自然灾害和战乱频发，逼迫人口不断向四方迁移。中国历代的人口迁移便是以黄河中、下游地区为基点进行“离心状运动”的过程。云贵高原受“离心状运动”影响颇深。早在“三苗”时期，尧舜禹等部落间的战乱不断，蚩尤后裔离开江淮、洞庭湖、鄱阳湖和汶山、衡山等平原地区，避入山林，其中一部分开始向西南云贵高原迁移。在秦之后，华北地区先后经历了东汉的党锢之祸、黄巾起义，三国时期蜀平定南中，五次北伐，两晋的“八王之乱”，南北朝的六镇大起义，以及隋朝的瓦岗军农民大起义。社会动荡不安，人口的不断南迁云贵地区。10—13世纪，在云贵高原地区存在着宋朝、大理国两大政权。元代，蒙古人、回回、契丹、西番等民族随蒙古大军入迁云南，在当地积极发展畜牧业。1601—1644年，华北地区发生两次“八年大旱”，大量的人口不断迁入云贵山区。清朝中叶后还经历过一次大量人口自外地迁入西南地区。

　　云贵高原的外来移民不断地进行着从山地到山地的迁移，正如《史记·西南夷传》中所言，“皆编发，随畜迁徙，毋常处”。不同民族之间在迁移之中，甚至发动战争，驱赶当地峡谷低地的先民。因不断争夺生存之地而迁移形成了自然村寨，很多村寨的历史都只有一两百年，再加上少数民族组织社会技能的不足，从未形成过宗族式的社会认同与行动单位，更不可能是宗族瓦解的不同残留形态。新中国建立时，一些村落从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在长期求生存的实践中，村民选择以姻缘关系来增加血缘、地缘关系的团结功能。正是因为长期以来村民不断受到外来人口冲击，所以大家对于外来的力量和外面的世界始终存在排斥的心理，N村村民直到2015年才渐渐有人外出务工。

　　3.亲属关系的纵向扩展与横向扩展

　　费孝通认为，一家人中的亲属关系，由生育或收养而产生的父母和子女；由婚姻而产生的是夫妇，以及翁姑和媳妇，或岳父岳母和女婿……这些是家庭中的基本亲属。可见，在费孝通的视野中亲属关系包含了家族关系。云南的亲属社会存在于自然村内部，没有刻意划分家族和亲戚两种关系，而统一称为亲戚。兄弟堂兄弟也是亲戚，血缘关系与姻缘关系同等重要。

　　亲属社会是在血缘姻缘基础上，自然村内户与户相互扭结在一起的多层次亲戚关系结构。这种发达的亲戚关系结构是通过纵向和横向扩展来建构的。纵向扩展是指通过血缘、姻缘建构起来的亲戚关系，一般要在代际间延续四五代，五服之内都还是亲戚。一般第一代往往只有几家亲戚，经过岁月的沉积，到四五代时，可能就变成好几家甚至十几家亲戚了；横向扩展是指在同一代人中通过各种条件结成的亲戚关系。首先是自然村内部通婚（包括男娶女嫁和女招男上门）。村民说，有两个儿子，其中一个就可以出去上门，并且为了有个帮衬，首选自然村内部。近几年，A自然村上村有4—5户招上门女婿，其中2个是本自然村的。一旦联姻，男女双方的兄弟姐妹及堂兄弟堂姐妹甚至亲戚的亲戚都成了亲戚。其次是结拜兄弟。如果小时候就在一起玩，关系一直不错，到一定年纪就会结拜为兄弟。A自然村会计说，他在本自然村内有三个结拜兄弟。结拜兄弟成了重要的亲戚关系。最后，结干亲。A自然村有个风俗——当小孩子爱哭闹，就要找个同村的人取个乳名，而给孩子取乳名后，两家就结为亲家。如果孩子还是爱哭，就再找人取名结亲家。结为亲家后，就像兄弟姐妹一样亲，关系可以维持两三代。

　　在A自然村内，通过亲戚的纵向与横向扩展后，一户很容易就与全村多数农户结为亲戚关系。这种纵横交错的亲戚关系使农户都生活于平等亲密的结构中。

　　4.日常生活中的互助、节庆与人情

　　只有满足某种需要，发挥一定的功能，一种社会结构或制度规范才可能持续存在。作为自然村内的一种整体性结构，亲属社会对于个体成员的日常生活发挥着三种正功能：首先，帮工。村落的形态受制于住民的作业。因山区村庄的特殊地理环境，劳动强度要远远高于平原地区，劳动效率要远低于其他地区。在生活生产中，需要互助的事项有建房、打小麦、种玉米、砍柴和拉粪等。建房的帮工范围扩大到整个自然村，家里没有事干的就来帮忙，一天差不多来四五个人帮工，一栋房子大约一个多月就盖好了，一家要帮一两个工。打小麦、种玉米、砍柴、挖土豆等则根据活轻活重请不同的亲戚相助，但往往会请一些关系比较亲密一些的（见表1）亲戚。这些亲戚中既有血缘、姻缘等天赋性亲戚关系，又有结拜的干亲等后天建构型亲戚关系。

　　表1 云南N村A自然村会计2017年上半年两次请帮工统计表

　　其次，借钱。山区农村，地薄产少，农作物基本上用于自食或者牛羊猪鸡等畜禽的喂养，牛羊猪鸡一般也主要用于家内消费。这种家计模式属于自给自足的家庭内部循环的山区小农经济形式。农户在经济上每年结余很少，要是遇上急需用钱，就要找周围的亲戚借（见表2、表3）。

　　表2 云南N村A自然村会计2015年借钱买面包车统计表

　　单位：万元

　　表3 云南N村A自然村会计2016年借钱给亲戚统计表

　　单位：万元

　　从表中可以发现A自然村借钱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建房、买房和买车等重大支出需要找亲戚借钱。此外，治病、婚嫁、孩子上高中读大学等也要找亲戚借钱。二是一般要找好几家借钱才能凑够所需数目。A自然村会计买车共计4万多元，找五家亲戚借了3.7万元，几乎是借钱买车。三是借钱的对象比较广泛，所有的亲戚都可以借钱，并没有一个亲疏限定的范围。四是借进借出比较寻常，会计说，2015年找亲戚借钱买车，除了岳母的1万元没有还，其余的都还清了，去年三家亲戚急需用钱，又借给他们一些钱。由此可知，借钱是村庄中比较普遍的行为，是村民解决日常生活中“大事”的重要手段。据村民介绍，借钱有不成文的行为规范：借进借出都没有利息，没有借条，也并不规定还款时间；但借入方一般会有还钱的压力，有了钱就及时还钱，最长可以拖一两年。村民间借钱是亲属社会帮助个体度过人生中困难时期的经济支持结构。

　　最后，节庆与人情。在A自然村内，办酒席请客吃饭是比较常见的一件事情（见表4），也是亲属社会内部所必需的社会交往。

　　表4 云南N村A自然村一般人家的节庆与人情的亲戚往来情况统计表

　　在调查中发现A自然村的节庆与人情具有以下特点：一是每家每户一年至少要请三次客，即在过年、火把节和杀年猪时要请客人到家里吃饭，已经形成了常规性的节庆仪式；二是人情没有异化，社会功能重于经济功能，每个人一生只请三次客（满月、结婚和白事）；三是节庆人情请客以自然村内部相互来往为主；四是不同节庆与人情场域会请不同的亲戚到场，按照过年、火把节、杀年猪、满月、结婚和白事的顺序，所请亲戚范围按血缘地缘关系由少到多（以户数算）由内而外扩散开去；五是火把节和杀年猪要轮流请客，以前常常持续一个月，现在稍有减少，大约会持续半个月的时间，而过年和满月、结婚、白事一般持续两三天；六是酒席上常常要唱酒歌，各桌之间相互敬酒唱歌，名目有欢迎歌、劝酒歌、送别歌等，一场酒喝下来要三五个小时。

　　A自然村每一个节庆与人情酒席会请不同范围的亲戚相聚，其中的逻辑在于成本与关系建构之间的张力。每年的常规性酒席，一次大约要花一两千元不等，三次就要三四千元，满月时有四五十户亲戚要出场，花销在五六千元，结婚是全村都要来，开支在1万元左右，白事因互助性更强，带米带酒，开支相对较少。显然，如果每次都将所有亲戚以及自然村村民都请到，就会出现为了维持亲属社会的巨额开支而将所有家庭压垮的现象。根据不同的节庆与人情性质请不同关系的亲戚，既可以节省成本，又可以将每种关系都维系起来，就可以将亲戚建构起差序性关联。结婚与白事是全自然村都要参与互动的。就全自然村而言，每年都有结婚与白事，那么每年全村人都有机会聚在一起，在同一个场域中互动，不断确认谁与谁是什么亲戚关系，进而强化“我们都是亲戚”的整体性亲属社会结构。

　　整体上而言，在A自然村内，亲属社会对村民具有很强保护功能，体现在生产互助、建房互助以及大事情上的经济资助，从而增强村民在家庭以外抵御风险的能力。村民在节庆与人情往来中，使人生充满了特殊社会意义。亲属社会为村民建构起一种“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的特殊空间场域。

　　四、亲属社会与精准扶贫的矛盾关系

　　村庄社会结构对于农村的治理状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作用。亲属社会作为一种村庄社会结构，形成于云贵高原上一个个封闭的自然环境与独特的移民历史之中，通过血缘、姻缘关系的纵向延伸与横向拓展，将自然村村民整体纳入亲属关系结构之中，通过日常的劳动、互助与节庆人情交往不断强化结构认同。亲属社会结构是对传统农耕社会、移民文化以及山地环境的一种反应，当精准扶贫携带大量具有现代性元素试图改变村民的贫困生活状态时，必定会遭遇重重阻碍。

　　（一）封闭性扶贫空间与开放性全国市场之间的矛盾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入一个在全世界几乎所有曾经建立了现代国家干预主义体制的国家中普遍发生的市场转型。目前，我国已经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并且国家反复强调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N村的一位驻村扶贫干部说，自扶贫工作组2012年进村以来，搞了20多个扶贫产业，绝大多数都以失败告终。个人在市场上的努力是否最终获得相应的报酬，并不取决于个人的主观评价，而取决于市场对这种努力的评价。一个村庄的扶贫产业成功与否往往要受全国性开放市场的评价。就N村的实践来看，扶贫产业往往失败，是因为扶贫产业与全国性市场之间存在着矛盾。

　　首先，扶贫产业的高成本与全国性市场的优胜劣汰的矛盾。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村庄搞扶贫产业肯定是高成本的：一是技术成本高。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村贫困人口的贫困程度深、知识水平低、自我发展能力弱，要想使他们具有产业生产的技术水平，就要花钱请技术人员对其进行长期跟踪培训。二是组织成本高。偏远农村的贫困人口已经习惯传统的生产方式，现在很难转变观念按照新方法搞种植养殖。如N村A自然村发展扶贫养殖肉牛产业，要求每户给肉牛打预防针，但是村民就是不愿花几十元打预防针，驻村干部、村干部和兽医挨家挨户做工作，最终仍有很多村民不接受打预防针。三是销售成本高。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位于偏远山区，远离中心城市和产品消费市场，农业经纪人、批发商、专业性销售组织等市场主体缺乏，无法接受富裕经济地区的经济辐射，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边缘地带，要将商品销售出去就要花额外的推销成本、运输成本等。所以，从经济学的成本与收益的关系来看，扶贫产业在全国性市场中并不具备物优价廉的竞争优势。

　　其次，扶贫的事本主义逻辑与全国的市场主义逻辑的矛盾。政府主导是我国反贫困的一大特色，既是执政党宗旨所决定，也是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所在。但是产业扶贫要帮助农村贫困人口融入产业化进程，通过发展产业增加收入。产业发展本身存在着市场主义逻辑，追求各类资源特别是经济资源的市场配置和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但是政府主导的扶贫产业往往秉持与市场主义逻辑不相融的事本主义逻辑，为了发展扶贫产业常常盲目选择一些没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且重生产、轻销售，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前期的规模、技术、生产等有形状态，而忽视了产品销售的市场潜在风险。在贫困现状多样、贫困成因多元的背景下，政府难以准确把握扶贫产业发展的自然条件、社会基础以及市场需求，常常出现资源的误配置和扶贫的低效率。

　　封闭村庄的扶贫产业与全国性市场的张力，也是扶贫的社会道义与市场选择的矛盾。从平等角度看，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是长期以来市场主义逻辑下社会经济福利分配不公平的结果，是市场失灵的表现，是国家发展不平衡的重要表现。所以，政府支持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产业发展，正是为了实现使贫困人口共享发展成果的道义和维护社会稳定。但是在社会道义与国家政治目标语境中的精准产业扶贫也应该在市场经济规律，不能任凭扶贫的道义情怀做主，以做大做强产业的表面工程掩盖市场选择的排斥风险。也就是说，地方政府的扶贫产业规划要遵循市场规律、群众意愿，充分依赖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将对具体产业发展项目的干预保持在最小程度。

　　（二）村庄整体性结构与个体现代性行为之间的冲突

　　精准扶贫奉行分类分批的扶贫理论，即“通过扶持生产和就业发展一批，通过移民搬迁安置一批，通过低保政策兜底一批，通过医疗救助扶持一批”，其中低保政策兜底、教育扶贫和医疗救助是国家财富直接转移支付给贫弱农民，更多体现了一种扶危济困的道义支持。“扶持生产和就业”主要通过增强贫困地区的发展能力，提高贫困人口的就业能力，促使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移民搬迁”主要通过把人口全部转移至宜居地区，并继续帮扶直至脱贫。扶持生产就业与易地搬迁就是要改变村民的传统生活方式，就是要将村民纳入具有现代性意义的社会生活或组织模式之中，会造成村民发展阶序的“现代性的断裂”。

　　扶持贫困农民生产、就业与易地搬迁对贫困人口进行文化再造的行动，与整体性的亲属社会结构存在以下两组矛盾：一是在场与缺场的矛盾。村民生存生活于亲属社会结构之中，村民遵循日常的生产、建房、婚丧嫁娶等大事方面的互助规则，在节庆与人情中都参与到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势之中。村民具体在场性互动生产了亲属社会的主体性，形成了独特的文化与价值观念，也形成了村落内部的经济循环与支持体系。但是产业扶贫、向外输出就业和易地搬迁，日益将他们的工作与生活的空间从亲属社会中分离出来，迫使大量村民在亲属社会中缺场，远离了任何给定的面对面的互动情境，村民的生活“完全被远离它们的社会影响所穿透并据其建构而成”。二是理性与非理性的矛盾。韦伯认为，新教伦理产生了资本主义精神，“将赚钱作为其自身的目的，并将其作为一种天职去履行”，“物质财富便获得了一种控制人生的力量”。在亲属社会结构中，村民并不需要理性精神，村民种植养殖基本上都用于家庭成员与牲畜的内部循环消费，村民之间互助与人情往来也并不出于理性考虑，更多是出于一种道义的行为，付出与回报常常在整个人生甚至代际间才获得平衡。但是精准扶贫产业要实现利润核算，鼓励村民外出打工要以经济收入为目标，鼓励村民搬迁新居要以生活环境和生产收入来评价等，将现代理性价值殖民到村民的日常生活之中，从而改造村民的现世。正是因为村庄的整体性亲属社会结构与精准扶贫携带的现代性之间的矛盾，使村民一时难以接受精准扶贫的行为，所以贫困农民常常没有积极性参与扶贫产业，不愿意易地搬迁，不愿意外出务工等。

　　农村本来有一套自己的规则、自己的文化认同和价值体系，但是，在现代化、城市化和消费主义的冲击下，这套体系逐渐瓦解，中青年农民认同城市的文化，认同所谓现代的东西，农村文化的主体性在消失。乡村主体性的丧失也意味着互助性的丧失与个体理性的张扬，乡村中处在较弱地位的人将越来越无法得到村社内的支持和帮助。当前的精准扶贫坚持市场主义的思维方式，政府又采取事本主义进行强力推动，将会再造贫困农民的个体主义文化观念，不断切割亲属社会的整体结构，造成生硬的撕裂，使村民常感不适应，所以，村民对精准扶贫有时保持审慎的态度与抵触情绪。

　　（三）亲属社会的确定性与精准扶贫的非确定性之间的对立

　　从某种意义而言，对于生活于亲属社会中的贫困人口进行精准扶贫，就是要帮助贫困人口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加速度转变。现代化是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变的过程，人是现代化的主体，社会制度、物质生产方式的进步必须与人的发展相结合。只有国家的人民从心理、态度和行为上，都能与各种现代形式的经济发展同步前进，这个国家的现代化才能够真正得以实现。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一旦置身于现代化的工业和其他现代环境中，基本上会顺应这种环境，经历人格上的改变，产生具有某些共同性的精神状态和行为活动方式，成为现代的个人。现代化建设的动因来源于人类对物质欲望的满足，现代性成长则是人类对自身全面发展和完善的不懈追求，在当下也包括理性精神与消费欲望的建构，要实现一种深层“价值秩序”的位移和重构，体现为历史的确定的价值偏爱系统。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村民仍然过着传统而贫困的生活，是被现代性所遗忘的角落，精准扶贫帮助其快速向现代转型无疑具有历史的正确性。

　　但是贫困人口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必然要经受一些“现代性的断裂”的痛苦，其中收入、支出和心理感受上的不确定性对于贫困人口的现代转型具有重要的影响。云南N村因生态环境与生产方式的限制，土地贫瘠，产量极低，所产谷物只能满足家庭内部循环，并不参与市场交换。此外，过日子还靠自然的馈赠，比如上山采蘑菇、找马蜂窝、抓鸟等。村民的收入虽然很少，但基本比较确定。村民的支出也比较确定，生活基本消费品都是家庭内部生产的，比较大的开支在于求学、治病、建房等的消费。但是这些开支是在人生中慢慢展开的，亲属社会内部可以借钱与帮工，渡过一时困难是比较容易的，所以村民对于如何应付人生的困难都有稳定的心理预期。可是，精准扶贫打破了村民固有的平衡，带来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村民外出务工参与全国劳动力市场竞争，因个体素质偏低，常常找不到工作；扶贫产业要参与全国商品市场竞争，很难做到价廉物美，常受市场排斥，所以收入就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一旦参与到全国性的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之中，其支出范围就会扩大，比如要租房子，要买好看一点的衣服，要购置现代电子产品等，随着工作环境变化而有不同的要求，具有相当的不确定性。融入现代社会之后，亲属社会的劳动与经济互助的确定性就被打破了，当遇到重大开支时，不再可能获其支援，会增强心理的不确定感。生活于亲属社会结构中村民的确定性，与精准扶贫让村民参与现代市场竞争的不确定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根据“前景理论”规定，村民会选择退缩回亲属社会结构之中。

　　村民不愿意接受精准扶贫，是因为精准扶贫会将村民置于现代风险（城市化风险与市场化风险）之中。当前，全国劳动力市场是按教育程度分层的。N村大多数外出务工青年仅有初中文化水平，只能从事建筑工、服务员等技术含量低、劳动强度大、工资水平低的工作。并且这些劳动密集型工作，几乎没有上升渠道，也不能长期持续，到一定年龄就会被市场淘汰。所以他们很难规避城市化的风险。再看扶贫产业的市场风险，我国已经建立起全国性商品市场，而精准扶贫产业多集中于养殖牛羊猪鸡等与种植核桃、花椒、苹果等，这些产品在全国普遍开花，最终肯定都是白菜价。脆弱的村民如何敌得过如此强劲的风险，就是有政府帮忙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五、精准扶贫应对亲属社会制约的可能性路径

　　亲属社会对精准扶贫造成了结构性困境，如果精准扶贫继续以市场主义逻辑和行政逻辑强行推动，不仅会出现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现象，而且可能会造成集中连片贫困地区陷入发展的陷阱，可能会造成村庄社会的解体与失序，所以精准扶贫要重视为贫困人群提供响应市场的条件，要利用亲属社会结构优势将村民组织起来，要不断帮助村民增强应对现代风险的确定性。

　　（一）精准扶贫要慎搞产业帮扶，要多为贫困村民提供响应市场的条件

　　强调将帮扶资金的70%用于产业扶贫的潜在意识是只要产业发展上去了，贫困农民就会从商品销售市场中获利，就可以发家致富和实现脱贫。但是当前在一些地区出现了盲目上马扶贫产业的现象，很多如云南N村的二十多个产业一样还没有产出就倒闭了，有的是刚上市就成了夕阳产业。这种现象正是没有顺应市场规律而做出“情怀+任务”选择的直接后果。所以，产业扶贫应该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和扶贫干部都不能代替市场机制，只能顺应市场进行恰当选择。

　　不能盲目上马扶贫产业，但是扶贫应该鼓励贫困农民积极参与全国性市场，应该增强提高贫困农民响应全国性市场的能力，要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其一，加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建设。在云南贵州农村调查，很多村民在近两三年才开始大量外出务工，主要原因是近几年才修通了通村入户公路。有村民说，以前要想到镇上都要背着干粮走一两天。很多村庄灌溉与机耕道仍然存在问题。其二，增强基础教育。大力发展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义务教育，提高贫困地区儿童和青少年的入学率，促使其学习主流文化知识，形成主流文化价值观，掌握现代知识和技能。对于精准扶贫来说，搞好基础教育不是一种立竿见影的措施，而是一种培养贫困人口可持续发展能力最为重要的措施。其三，加强医疗卫生保健工作。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一方面因居住分散，距离乡村卫生点比较远；一方面村民往往不愿意花钱看病，常常是小病拖成大病，因病致贫现象比例较高，所以当前应该注意加强乡村医生的建设活动，要开展定期不定期送医上门活动，及时消除疾病对劳动力的制约影响。

　　从某种意义而言，在精准脱贫中，政府的主要职责并不在于一定帮助贫困群体搞产业发展，而在于扩展贫困群体参与全国市场的工资性与经营性收入途径，要弱化因家庭出身、个人禀赋和运气等随机性差异对享有均等发展机会的影响，确保农村贫困人员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从而维护社会公平正义。要想实现机会均等，精准扶贫就要瞄准并不断改善贫困群体参与全国市场的基础性条件，条件改善了，贫困人员自然会响应全国市场发展带来的机会，一个家庭只要有一到两个人能够参与市场竞争能够获得工资性或经营性收入，这个家庭就会摆脱贫困。精准扶贫应该超越纯市场的逻辑，需要重视和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消除人为干扰和制度偏差对贫困人员平等参与市场活动的影响，要通过完善和规范制度供给以及一些基础性条件供给为市场机制正常运行提供充足保障。

　　（二）精准扶贫要利用亲属社会的结构优势将村民组织起来

　　小农户与大生产的矛盾以及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矛盾，是当前农业经营中的两对基本矛盾。将分散的中国小农组织起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应对这两对矛盾。随着中国城镇化速度的加快，农村人财物大量净流出，农村内生秩序能力不断下降，给农村社会的稳定造成了严重问题。就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来看，因参与全国市场以及城镇化的时间节点要晚得多，村庄内部的传统社会关系保持比较完整，并且大多数外出的村民都认为，无法在城市定居，以后还是要回村庄养老，所以当前利用村庄中的亲属社会结构将村民组织起来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亲属社会结构本来是村民在长期应对生产生活中的种种不确定性而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将每位村民都织进了网络之中，就给每位村民建构起防患风险的墙壁，但是随着外出务工人员越来越多，也有可能解体。当下，在亲属社会结构基础之上，要认真搞好三个方面的组织建设：一是培育村庄内部的社会组织。随着年轻人不断外出务工，亲属社会越来越缺乏主体性力量。年轻人外出务工，但老年人还留守在家，所以可以在自然村内部建立老年人协会，让老年人管理老年人，服务老年人，并且参与村庄内部的治理活动，让老年人成为亲属社会的主体性力量，保持亲属社会的整体性团结结构，仍然为村民提供保护。二是要建设经济互助合作组织。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因自然环境特别恶劣，从事农业生产与销售都很困难。建立经济互助合作组织，可以解决农田灌溉、耕种与收获等生产环节的合作问题，也可以解决猪牛羊鸡等物产的销售问题。三是要建设好自然村的基层组织。在云南N村，每个自然村都设有一名村长、一名支部书记和一名会计。自然村内部的基层组织建设的重要性在于基层组织可成为村庄内部的核心力量，成为村民应对生产生活中困难与风险的主心骨，可以顺利地将自上而下输入的资源在村庄内部分配与落地，进而可以在总体上维护农村社会的稳定与安全。在亲属社会基础上，建构起这三种组织，就可以帮助村民应对日常生活的困境，对接国家的相关政策法律制度。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有特殊的相对传统的亲属社会结构，精准扶贫如果一味利用市场主义对其切割，就可能会严重影响当地的社会生态，会破坏村庄的主体性。如何运用乡村中自主的力量解决其自身的社会服务问题，是彰显乡村主体性的一个根本问题。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精准扶贫要注意根据当地的社会结构特点，不断强化村民的社区关怀，使乡村的弱势者不出村庄即能得到基本而必要的帮助，使乡村文化的互助性得到恢复，使乡村经济的自主性得以保持。

　　（三）精准扶贫要增强贫困人口向现代转型的确定性

　　精准扶贫采用市场主义逻辑，鼓励贫困农民参与市场竞争，获得经营性收入或工资性收入，从而扩展他们的收入渠道，最终实现脱贫。但是贫困农民与现代社会相碰撞，肯定会遭遇“现代性的断裂”带来的风险与不确定性，最终可能选择退缩回亲属社会结构之中，以求保护。在云南N村调查时，经常遇见一些在外务工的年轻人返回村庄，返村理由主要是家中老人生病需要照料，村民建房、婚丧嫁娶需要帮忙，村庄有公共建设需要出力，或者参加火把节等传统节日。显然，村民选择继续维持亲属社会关系，是对融入城市生活不确定性的反应，是想保持从亲属社会中获得未来生活的确定性。

　　因此，精准扶贫不能一味要求村民参与市场活动，要帮助村民应对“现代性断裂”产生的不确定性，要帮助村民保持亲属社会结构中存在的确定性。其办法除了上文提到的搞好老年人协会组织、经济合作组织和基层组织建设，还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供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的照料服务。外出务工人员最为牵挂的就是留守在家中的老人与小孩，害怕老人生病无人过问，害怕孩子学习无人辅导。老年人协会或者基层组织可以组织起来，形成定期查看留守老人与留守儿童的规矩，双休日可以将孩子以自然村为单位组织起来开展读书游戏等集体活动。这些组织并不需要多少成本，但需要耐心做事的智慧。二是改变传统节日的庆祝方式。在集中连片贫困地区，聚居的少数民族都有各自独特的传统节日，瑶族每年农历三月三是盛大的祭祀与相亲的节日，傈僳族每年七月至八月有隆重的火把节，这些节日都需要全自然村人的共同参与，很多人为了参加节日会推迟外出务工，或请假辞工回家参加节日会后再去找工作，很是费时费力费钱，严重影响了家庭的收入。国家基层组织可以引导村民制定新的村规民约，将传统的节日改在春节，这样既可以节约成本，又可以保证村民的全情参与。三是改变村庄公共建设活动的参与形式。村庄内部常常有修路、架自来水管等公共活动需要村民投工投劳，一些外出务工或经营的农户如果回来参加，会与现代工作对时间的标准要求相冲突，有可能会失业，所以村庄内部可以规定务工人员不必要非得返村，可出资换工。

　　村民参与全国市场存在很大的风险，很难顺利完成家庭的城镇化，但是当他们离土离乡到城市打拼时，村中的社会关系可能因长期不在场参与而慢慢丢失。但村庄社会关系背后隐藏的福利对村民应对生活中的不确定性是相当重要的，比如，在建房完全市场化的地方，一栋楼房建下来，一般要花二三十万元，而在亲属社会中，大家互帮互助，只花两三万元。可见，保持亲属社会的关系就相当于储蓄了一笔巨大的财富。在村庄内部提供照料留守老人儿童的服务、将节日改在春节、以出资的方式参与村庄公共建设活动等都是为了增强外出务工经商村民的在场感，使他们依然保持与村庄亲属社会的关联，从而增强他们对于未来生活预期的确定性。

　　六、结语

　　从历史文化差异可以将我国汉族聚居形成的村庄社会结构划分为南方地区的宗族团结型村庄、北方地区的小亲族分裂型村庄和以长江流域、东北地区为代表的中部农村的原子化分散型村庄三种结构类型。在云南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村庄与其大相径庭，受特殊的地理与历史影响，在自然村落中村民将姻缘关系与血缘关系、地缘关系进行充分搅拌，通过日常互助、节庆与人情往来等交往互动，最终形成了整体型的亲属社会结构。但是当精准扶贫采取市场主义逻辑与行政推动逻辑以改造贫困农民的生产生活状态时，为村民提供保护的亲属社会对其产生制约作用。只有找准精准扶贫与亲属社会的矛盾关系，并提出正确的改进措施，才能够更有效的推进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精准扶贫。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农村属于中西部一般农业型传统村庄，其未来既不会有迅猛发展，又不可能很快衰落，而注定是中国社会中的慢变量，是相对稳定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经济基础。对于这种地区的精准扶贫就不能搞市场单边主义或照搬发达地区的工业化发展经验，也不能采用城市的办法来管理，而要适应当前传统农业地区基本生产生活的要求，应该慎重对待传统的村庄社会结构。传统村庄社会结构产生于过去的社会，对当时经济的发展、社会稳定的维系起着特定的作用并发挥了积极的功能，是特定时期不可替代的村庄社会组织形式，精准扶贫在推动农村现代化的过程中并不意味着彻底否定和抛弃乡土传统，而是要挖掘其中蕴含的积极因素，以现代性的形式服务于新农村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有力推动因素。所以国家要警惕急功近利式地介入贫困农民的生产生活之中，以免打破传统社会保护结构，增加村民向现代转型的阵痛，甚至诱发乡村社会的解体与失序。

　　文章来源

　　原载于：《中国农村研究》2021年第1期，第28-55页。

　　作者简介：贺海波，博士，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研究中心主任，副教授；黄娉婷，硕士，福建省龙岩市永定区培丰镇人民政府干部。

　　本期编辑：郭泽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