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泽克：虚实游戏——虚拟中的实在——文字版

　　齐泽克：虚实游戏——虚拟中的实在

　　2003年12月11日伦敦

　　今天，大家都在谈论虚拟现实；但要我说，虚拟现实是个很糟糕的概念。

　　它的意思不过是，“让我们在人工数字媒体中复制我们对现实的体验”。

　　我认为有个更有趣的概念，对于理解现状至关重要：抛开虚拟现实，反观“虚拟中的现实”。

　　“虚拟中的现实”意为：现实从尚不完全存在、尚不完全实存的东西里产生；而我所谓的现实，是指效能、效率、真真实实的效果。

　　我们可以在哪些层面讨论这个？

　　噢！多了去了，涉及面太广了。

　　最少有三个切入点；我们不妨从拉康那著名的三元组出发——想象界、象征界和实在界。

　　简单地说，我们有想象的虚拟、符号的虚拟和实在的虚拟。

　　先来介绍一下前两个不太重要的；随即进入我们的主要话题：实在。

　　想象的虚拟是什么？

　　引用一个最普通的日常体验就能说明。我们在与另一个人打交道时——身边的人也好、伴侣也罢——从现象学角度说，也就是论起我们对那个人的直接体验，

　　对方身上总有一些特征想来过于尴尬，以至于不能把它一直留在脑海里；我们会从对方的形象里将其抹除、抽离。

　　比如我和你说话——当然，理性地讲，我知道你排便、你出汗，其余的更不必多说；但我与你交往时，我对你的印象并不包括这些。

　　所以基本上可以说，我和你打交道时并非和真正的你打交道；

　　我是和你的虚拟形象打交道。

　　这个形象具有现实性，因为它说到底架构了我与你交往的形式。

　　而这种理想化至关重要。

　　有个很好的反证，就是詹姆斯·乔伊斯和妻子诺拉之间的信件往来。

　　据我所知，他们完全接受对方身体最粗陋的真实性，在这一点上他们做到了极致。

　　比如他们会接受对方的声音与体臭；这些甚至是他们性爱互动的一部分。

　　相当不可思议。这点我很钦佩乔伊斯。

　　好了。

　　这是第一个基本层次：想象的虚拟，也就是说一个虚拟形象，它决定了我们如何与他人互动。

　　而这虚拟形象具体来说就是：虽然我们与真实的人互动，但我们总是从对方的形象中抹除一部分，就好像对方身上有一大块特征根本不存在一样。

　　第二层，到这里就已经稍微复杂一些了：符号的虚拟。

　　噢，很好理解的。

　　我们来想一想大家都熟悉的一种体验——对权威的体验。

　　咱们比方说，父权权威。

　　这里不就很清楚吗，这种权威要奏效，要确保自己被体验成……这也正是悖论所在——权威要确保自己被体验成真正的、有效力的权威，就必须保持虚拟的样态；

　　这里的虚拟是指，它作为一种威胁存在。

　　译者注：惊悚片（thriller）就是这样的——威险（danger）

　　矛盾的是，一旦权威过于直接地被执行，它会被体会成无能的表现。

　　具体来说：真正有权威的父亲，不用打你，也不必骂你等等。

　　他只要给你个眼神，一个充满威慑力的眼神，你就乖乖听话了。

　　如果你的父亲情绪失控，大吼大叫拿鞋底子抽你等等，你可能身体上会疼痛，但我们得承认，这里总有一点荒谬无能的体现。

　　就有点无能狂怒的感觉。

　　这个例子再次点题，把符号性权威的矛盾性体现得淋漓尽致——它要保持运作，就必须保持虚拟。

　　所以，不只是“虚中已有实，脉络自明晰”，

　　而是“虚者方实存，化实反归虚”。

　　如果权威获得完全的实存，作为现实的威胁呈现出来——父亲殴打你、对你大吼大叫......它反而就自我毁灭了。

　　权威反而自毁长城。

　　虚拟维度在符号层面大显神通的另一个例子是信念。

　　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我们今天有多少信念都是虚拟的？

　　这里的虚拟是指，把信念归根于他人，预设别人相信。

　　这些信念实际上并不存在，是虚拟的；因为不需要有人真的相信，而只需要预设有别人相信。

　　这个例子我几乎不好意思举——如果你是父亲、母亲或者小孩子，提起圣诞节，

　　如果有人问你，“你真的相信圣诞老人和圣诞节吗？”你当然会说，“不是，我在孩子面前装一下罢了，毕竟不想扫他们的兴”；但是，我们都知道这游戏一路玩下去是什么样子。

　　如果你去问小朋友，他们会说：“不，我们只是装一下天真，不让父母扫兴，也为了能有礼物拿。”等等。

　　但不仅仅跟小孩子是这个样子；

　　我想说，甚至我们的政治生活都充满这种意味。

　　现在我们所谓的“犬儒时代”——我认为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相信（意识形态）；例如，我觉得没有人相信民主，但面子工程我们还是照搞不误。

　　也就是说，有那么个纯粹虚拟的实体，我们不想让它失望；它必须保持纯真、无知，因此我们不得不假装（相信）。

　　所以矛盾的是，虽然没有人真的相信，但每个人都预设其他人相信，这就足够让信念成真了。

　　这就构建了现实，就转起来了。

　　这里的悖论与前面讲的权威的悖论相似。

　　#VALUE！

　　信念并没有哪个具体的人相信，只是在大他者那里扎下了一个虚拟的根；用拉康派的说法，可以叫做“主体本该相信”。

　　我这里不是说这种虚拟的、预设的信念已经流露出真实的样子。我忍不住要说，我们平日里的很多信念必须保持虚拟，否则无法在社会环境中作为信念存在。

　　因为，我们如果太直接地相信，那就像我前面讲的那样，我认为对意识形态来说反而是自我毁灭。

　　我们就不像正常的主体了，而是像白痴一样。

　　有些把自己的宗教信仰或政治信仰太当回事的人，我们跟这种人打交道时会感觉，

　　这种把信仰直接认同下来的人透着一股可怕气息。

　　就好像他们不再是真实的人，而是变成了木偶似的。

　　所以，我希望虚拟的前两个层次已经清楚了：想象的虚拟、符号的虚拟。

　　但现在，当然，真正的宝藏等着我们发掘——实在的虚拟。

　　所以，实在的虚拟。

　　问题的关键当然是实在的概念。

　　所以说，虽然可能有点无聊，但我们得再过一遍“想象-符号-实在”这个三元组。

　　因为，拉康把这个三元组称为“扭结”，意思是它们真的就是相互交织的，每个单独的概念都倒映着整个三元组完整的样子——容我草率地概括，三元组里有想象、符号和实在，而实在里又有想象的实在、符号的实在和实在的实在。

　　想象的实在是什么？

　　想象的实在是图像、图景，但这图景太强烈、太创伤了，以至于它是实在。

　　太强烈、太刺眼，无法直视；但说到底还是图像性的。

　　译者注：《变态者意识形态指南》中讲的泰坦尼克号例子

　　想想那些看了喘不上气的灾难场面；想想怪物，科幻片、恐怖片所谓的原物。

　　想想《异形》这样的电影，里面描绘的骇人怪物杀气腾腾、无法直面，但它说到底属于想象界，因为这个无法面对之物是图像性质的。

　　虽然它无法直面，但这种“无法直面”仍然是在想像层面的。

　　这就是想象的实在。

　　然后，是符号的实在。

　　符号的实在是……例如，科学话语、科学公式，比如量子物理。

　　为什么它是实在？原因很简单。

　　对拉康来说，“实在”的最低限度定义就是抵制符号化、拒不进入我们意义世界的东西。

　　量子物理的内容不正是如此吗？

　　量子物理是什么？理论上有效、实验也证实过的公式，但把它跟我们日常对普通现实的体验放在一起，却根本接不到一块去。

　　众所周知，这就是量子物理如此创伤的地方：我们真的无法理解它。

　　并不是说我们这些普通人、白痴理解不了它，只有少数科学家能理解；甚至他们也理解不了。

　　为什么说科学家也理解不了？

　　因为量子物理它只是管用；如果试图从中构建一个自洽的本体论，那么得到的是毫无意义的结果——时间倒流、平行宇宙，等等。

　　换句话说，得到的是对我们普通的现实概念毫无意义的东西。

　　所以这是符号的实在。

　　符号——显然是符号性的公式和少数能指——它们起作用，就像一台正常运转的机器，此外再无意义。

　　我们不知其所以然，无法把它与我们的体验联系起来。

　　也正是因此，我们如此拼命地试图解释它，试图构建类比来想象量子宇宙。

　　然而是做不到的。

　　然后，我们终于讲到了实在的实在。现今对“实在”的普遍理解恰恰不是这个；人们通常理解的实在是想象的实在，也就是我讲的第一种实在，那种过于创伤的图景。

　　那么，这个著名的“实在的实在”、实在的核心，它到底是什么？

　　让我从两个层面展开。

　　第一个层面还是比较接近符号秩序的。

　　它是……和符号层面形影不离的淫荡阴影。

　　想想军队的运作机制。

　　它有纪律、符号机器、符号秩序、军训等等。

　　但我们都知道，有一层淫荡的真实暗暗维持着这一切；其诸多表现之一是所谓的“行军号子”。

　　每部关于海军陆战队的电影里都有这些很有意思的歌，士兵训练、行军时唱的歌曲。这些歌的特点就是毫无意义的押韵，配上施虐狂、性倒错等淫荡元素。

　　#VALUE！

　　我记得《军官与绅士》里有一个例子，那个电影里海军陆战队员大概是这么唱的：“我不晓得但有人跟我讲，爱斯基摩妞下面冰冰凉。”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军队话语需要这个？

　　所以这是一个层面：官方话语背后，必有这种灰暗的虚拟现实如影随形。

　　但是，我们再深入一点。

　　我们来看西方文明的一大成就——《音乐之声》。

　　众所周知，这个电影明面上讲的是民主的奥地利小平民与法西斯斗争的故事。我是指政治层面上如此；歌唱的方面不提。

　　1938年纳粹占领奥地利，而这些民主的奥地利诚实百姓奋起抵抗纳粹侵略者。

　　但是！

　　仔细看这部电影。

　　细品一下，你会发现官方叙事下藏着一层截然不同的虚拟现实。

　　仔细观察电影对奥地利人的刻画，简单来说就是，电影恰恰把他们刻画成一种小而美的乡土法西斯分子。

　　电影着重体现他们的愚昧，还有那些地方民俗服饰；

　　很直接地把他们呈现为反智的井底之蛙等等。

　　再看看电影是如何刻画纳粹入侵者的。

　　他们大多不是士兵，而是管理人员、官僚，衣着考究，留着短胡子，抽着昂贵的香烟等等。

　　换句话说，几乎是在以夸张讽刺的手法刻画四海为家、颓废而堕落的犹太人。

　　所以，这就是我的观点：浅显的叙事层面呈现出一个主旨：民主反抗纳粹。

　　但是你感受一下这部电影虚拟的脉络、细微的特征，甚至可以说是剧本字里行间流露的意思，其实是：法西斯老实人抵抗四海为家、要接管一切的堕落犹太人。

　　《音乐之声》名气这么大，恐怕跟这个不无关系。

　　它明面上认同我们的民主意识形态，但暗地里又戳中了我们心底的法西斯梦想。

　　举个更严肃的例子吧：

　　罗伯特·奥特曼的杰作，《捷径》。

　　同样，叙事层面呈现的是简单的故事，更确切地说，9到10个平行的故事；描绘洛杉矶中产阶级绝望的日常生活，反应当今的异化和孤独。

　　但要我说，这部电影的底色其实乐观得多。

　　它其实在歌颂美好的偶然邂逅、平凡中不期而遇的意义。

　　所以我认为

　　……正如对《音乐之声》的解读，简单地把《捷径》解读成社会批判作品是欠妥的；它另有一个层面乐观色彩浓厚，甚至可以说含有决定生命的态度。

　　所以，为了指明实在的虚拟的形式，我引用一下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最近发表的自相矛盾的声明。

　　我认为这个声明对当代美国哲学争论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声明是2003年3月发表的，就在伊拉克战争之前，拉姆斯菲尔德详细阐述了“已知”和“未知”之间的关系。

　　他说，首先，有“已知的已知”。

　　有些东西我们知道自己知道。

　　比如，我们当时知道萨达姆是伊拉克总统。

　　好，一切都清楚。

　　然后，他继续说，有“已知的未知”。

　　有些东西我们知道自己不知道。

　　例如，萨达姆到底有多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知道我们不知道。

　　那么现在我们知道他一个也没有。但这不重要了；当初看上去好像是有的。

　　然后是“未知的未知”，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的东西；陌生之极、想象无法企及的东西，我们甚至不知道自己不知道。

　　例如，也许萨达姆有什么超乎想象、完全出人意料的武器。

　　可惜的是，拉姆斯菲尔德说到这就停下了。

　　我觉得他应该继续讲下去，把缺的第四类也阐述出来——不是“已知的未知”，而是“未知的已知”。

　　我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东西。

　　这些东西我们知道、是我们身份的一部分、决定着我们的行动；但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知道！

　　当然，这个在精神分析里叫作“无意识”。

　　无意识的幻想、无意识的偏见等等等等。

　　我认为这个层面至关重要。

　　参考前面两个电影的例子：看《音乐之声》，我们直接知道的是，它讲的是诚恳朴实的奥地利人抵抗法西斯的故事。

　　但我们不知道自己知道的是，它同时也讲述着相反的故事：法西斯抵抗犹太人接管的故事。

　　而今日美国政治的悲剧，我认为，恰恰是他们没有意识到这些“未知的已知”；也正是因此，伊拉克那个倒霉蛋信息部长道出了深刻的真相。

　　上次伊拉克战争期间，他对显而易见的事实矢口否认，所以大家都笑话他。但我认为，有一次他确实说了一句大实话。

　　当时战争接近尾声，有人问他：“美国人已经控制了巴格达机场的一部分，是真的吗？”他说：“假的，美国人甚至连自己都控制不了。”

　　大实话。为什么是大实话？

　　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知道什么。

　　你不知道你所知道的东西，它控制着你，你却无法控制它。

　　好了，那么现在我们真正抵达实在的实在、真正的实在内核，比符号的实在更基础；但矛盾的是，它同时也是最虚拟的实在。

　　它是什么？

　　让我们想想数学和物理学的吸引子。

　　比如说，你在磁场周围撒些小铁片。

　　小铁片按照特定的形状分散开，无限接近这个形状；但这个形状本身当然并不存在。

　　它只是……你可以从小铁片的分布中把这个形状抽象、分离出来。

　　这就是“虚拟的实在”的概念。

　　它是一个形状——是这个磁场的实在，但它本身并不存在。

　　它只是一个抽象形状，构建了周围实存之物的排布。

　　那么，这与精神分析所关注的问题，或者进一步问，和政治问题有什么关系？

　　我要说：大有关系。

　　让我们考虑一下精神分析中创伤的确切状态。

　　它类似于这个不存在的吸引子。

　　更确切地说，就是：

　　我们都知道，弗洛伊德针对创伤问题转换过立场。爱因斯坦从狭义相对论过渡到广义相对论时也转换过立场；奇怪的是，这两人的立场转换如出一辙。

　　关于相对论的立场转换涉及空间扭曲。

　　我希望我们大多数人都知道，爱因斯坦对空间扭曲的第一种解读是，物质的存在、物质的密度造成空间扭曲。

　　他开始时把空间理解成空空如也的、字面意义上的“空”间，抽象地说，对称且毫无扭曲；然后物质的存在使它扭曲。

　　但后来，爱因斯坦的第二步走出了奇妙的反转。

　　他把整个概念倒过来了。

　　不是物质的存在造成空间扭曲；相反，空间的扭曲是一种原初的存在。

　　空间扭曲纯粹是形式化的；而我们所认为的物质，不过是对空间扭曲的一种物化的、拜物教式的错觉。

　　我认为精神分析中的创伤概念与此完全相同。

　　弗洛伊德的第一种解读是：把创伤想象成一种生硬的东西、一种实在的存在，它暴力地侵入我们的符号空间，把里面弄得扭曲了。这个表述可以直接字面理解。

　　比如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的符号空间本来挺平衡的，然后我遇到了创伤的事：

　　我被强奸了、被折磨了、目睹了惨烈的事件，等等。

　　由于这一事件的创伤性冲击，我的符号空间扭曲了。

　　有些东西不能再被符号化了，那些符号的功能必须由其他符号来代替。

　　于是出现了失衡；我的象征空间裂了个缝。

　　这便是弗洛伊德最初的设想。

　　但随后弗洛伊德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

　　什么事情？

　　让我们回顾一下他最著名的对狼人的分析。

　　当然，那个案例的创伤场景是，幼年的狼人目睹了父母的性交场面。

　　但是，我们来精确地剖析一下。

　　实际上发生的是什么？

　　这并不是单纯的创伤。

　　作为一岁半的小孩子，狼人并没有从中看到任何创伤的东西；他只是把这个场景感知下来、储存下来。

　　三四年后，狼人开始发展他的理论，幼稚的性理论，然后，因为他无法理解性行为——

　　换句话说，因为他的性理论的符号空间是扭曲的，所以只有到那一刻，他的创伤场景才苏醒了。

　　所以......我认为，与爱因斯坦如出一辙，我们可以看到它是如何反转的。

　　原初事实不是某种创伤性实在的入侵。

　　原初事实，以及原初实在，是纯粹形式上的不平衡。

　　符号空间是扭曲的，被一种对抗性分割、不平衡等等；要解释这一点，你需要参考一些实在的东西。

　　这当然是实在。

　　创伤性实在的显现。

　　这是一个诱饵，一个陷阱。

　　那么这个虚拟的实在的概念，作为创伤，作为虚拟的创伤，这个概念对政治意味着什么？

　　这能为我们分析政治、意识形态现象服务吗？

　　当然可以。

　　让我们回想一下反犹太主义是如何运作的。

　　在它的法西斯版本中，反犹太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犹太人的形象、犹太人的阴谋，恰恰是一种外在的创伤；它残酷地侵入，扰乱了社会平衡，扭曲了社会空间。

　　社会本应是和谐而平衡的，然后犹太人介入，扭曲了它。

　　可以说，这是自然秩序。

　　但是当然，至少在这里，我们应该马克思主义一点，把场域颠倒一下。

　　不是因为犹太人而有混乱、矛盾、解体、阶级斗争。

　　阶级斗争首先存在；更普遍地说，社会矛盾首先存在。

　　也就是说：社会空间本身就已是扭曲的、不平衡的。

　　然后为了解释这种扭曲和不平衡，我们以一种想象的方式发明了犹太人的形象。

　　也就是说，我们将扭曲的原因投射到犹太人的形象中。

　　即使在更基本的层面上，在今天的经济体系中，

　　我认为这种将实在视为虚拟的概念可以帮助我们批判性地拒绝这个越来越受政治正确的后殖民作家欢迎的范畴——作为可替代或可选择的现代性的概念。

　　这个想法简单地说便是，

　　当然，在现代性的概念中存在矛盾、对抗、被压抑的潜能；这最终意味着资本主义是现代性的火车头。

　　但是，备选现代性观点说，这些对立、压抑的元素并非现代性概念的一部分，而仅限于盎格鲁-撒克逊和西欧的现代化模式。

　　那么为什么不应该有其他备选的现代性——可以用那些方案进行现代化，但可以免受异化之苦，免除西欧现代化进程的标志性异化。

　　没有破坏社会的过程、没有异化、没有剥削、没有生态灾难等等。

　　而且呢，它当然得是自由选择的。

　　任何人都可以拥有自己的现代性。

　　你可以说我们可以有拉丁美洲的现代性作为备选现代性、我们可以有非洲的现代性、我们可以有亚洲的现代性，等等。

　　那么这种基本上是历史主义唯名论的方法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在于它背后的逻辑是声名狼藉的……虚假的解构主义逻辑“现代性本身不存在”。“只有特定的现代性。”“比如西欧的现代性、拉丁美洲的现代性、非洲的现代性等。”

　　当然这是对的，问题不在此处。

　　问题是，通过这种唯名论的还原，声称只有特定的现代性事实存在，对抗的视角被还原为只有一种特定的现代性。

　　而以对抗、不平衡为特征的不再是现代性本身。

　　不平衡被认为只是与某些种类、特定种类的现代性有关。

　　这有什么问题？嗯……

　　简单地说：20世纪初，20世纪上半叶，我们不是已经有过一个著名的大型备选现代性方案吗？

　　它叫法西斯主义。

　　法西斯主义正是建立另一种现代性的第一次大规模尝试。

　　也就是说，有现代化、产业发展等过程，却不付出异化、社会解体等的代价，

　　针对这个模式，我们应该提出什么样的模式来反对？

　　我们应该指出，有一些矛盾——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名字来称呼它，传统马克思主义者会称之为“阶级斗争”，法兰克福学派会称之为“启蒙辩证法”；

　　不管起什么名字，主旨是要指明：资本主义的现代性中，仍蕴含矛盾的潜能。

　　也就是说，我们产生的这些个现象，战争、暴力、集中营、新原教旨主义……这些不胜枚举的现象并不只是简单的退化，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说，这些现象不是现代性仍未完成的标志，而是其本身恰恰是现代性的一部分。

　　这一点始终未被重视。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尽管它想成为历史主义的、批判的，但这种将现代性的矛盾性简化为现代性的一种特定形式的想法，是非常意识形态化的。

　　因为它完美地保存了现代化的一般概念。

　　我们应该坚持的恰恰相反，正如我刚才所说，现代性这个普遍概念所固有的对立性

　　现在我要说到我的观点了，因此特定种类的现代性不仅是普遍版现代性的具体范例，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它们是对它的反应，它们与它作斗争。

　　现代性，作为一个普遍的概念，设立了某种僵局、某种对抗，那些特定的、真正存在的现代性形式，都在试图解决这种僵局，解决问题。

　　自由资本主义作为现代性的一种形式，想以其独特的方式解决现代性的僵局——通过市场自由等；而法西斯主义和拉美则是以不同方式实现现代化的尝试。

　　那么此处正确的辩证法是什么？

　　跟前面讲的一样，还是要把通常的思维反转过来。

　　并不是说普遍是中立的“容器”，而斗争在其“内容”的层面展开；并不是说普遍是万金油式的全局概念，然后这个概念中产生特定形式的斗争，如法西斯现代化与自由主义现代化的较量，等等。

　　不！斗争的视角本身就是普遍的矛盾本身。

　　而所有特定的、实际存在的现代性，都是掩盖、解决这个问题的尝试。

　　所以，再一次，我们应该记住：看到矛盾，就是看到普遍性。

　　这与“作为实在的虚拟”有什么关系？

　　啊，从矛盾中看到的普遍性恰恰是虚拟的。

　　为什么这么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不存在普遍性的现代化。

　　只不过是某种彼此对抗的虚拟而已。

　　实际存在的只有......这里唯名论者其实说对了。

　　实际存在的只有特定形式的现代化。

　　只存在盎格鲁-撒克逊的、拉丁美洲的、非洲的、法西斯主义的现代性；不加定语的现代性是没有的。

　　但为了掌握这些特殊现代性形式的动力机制，我们必须参考……它们缺席的原因，它们要应对的巨大矛盾。

　　所以，再一次，另一个例子，说明作为实在的虚拟这个概念是如何运作的，如果我们要掌握具体的社会动态，尤其是当今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动态，这是一个必要的概念。

　　所以从这一切中可以得出的结论是，实在的范畴最终是一个纯粹的形式范畴。

　　它不是某种无形的，扰乱秩序的内容范畴，它是纯粹的结构性裂隙。

　　它是一个完全的非-实体范畴。

　　它是……

　　如果我们可以用一些术语来形容，那就是差异，但是是一种纯粹差异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纯粹的差异，这种差异悖论性地先于相互差别的各部分而存在。

　　所以这不仅仅是我们有两个项并且这两项之间存在差异。

　　悖论之处在于，两个实项作为后来者出现，作为对这个差异的补充，来掩盖其中的张力。

　　再说一次，这怎么可能？

　　另一个简单的例子，只是为了说明这个逻辑：政治上的区别……我知道，今天它已经被遗忘了一半，没有人想听到它，这就是，左派和右派的区别。

　　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种区别，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它不仅仅是某一社会内部的区别。

　　并不是说，在某个社会，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政治力量都考虑进去，我们可以说：“这些是右翼力量，这些是左翼力量”，

　　然后是所有中间的现象，“中立派，中间派，中左派，中右派，随便你。”

　　情况是完全不同的。就是……如果你问一个右翼分子，整个社会领域是如何构成的，你会得到一个和左翼分子完全不同的答案，哪怕你问一个中间派所得到的答案也是如此。

　　简而言之：一个右翼分子会告诉你，社会是一个有机的、和谐的统一体，至少是传统的右翼分子，而左翼激进分子是外部入侵者。

　　激进保守派最讨厌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即存在一种对抗，一种铭刻在社会大厦核心的不平衡。

　　对于一个左翼来说，斗争是核心。

　　所以，再一次，重点是不存在一种中立的方式能够定义左右之间的差异。

　　它本身就是一个空白。

　　你只能从左派或右派的角度来看它。

　　顺便说一句，对于拉康来说，性差异也以同样的方式起作用。

　　性差异不是一般意义上两种不同的人类之间的差异，而是……

　　从男性的视角来看，性差异本身以与女性的视角不同的方式出现。

　　所以，同样矛盾的是，差异首先出现。

　　从哲学上讲，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称之为纯粹的形式主义。

　　为了回应某种认为我们在这里进行某种唯心主义处理的指责：

　　物质不是积极的、惰性的、原始的存在吗？

　　我认为我们应该拒绝这种指责，而应该坚决主张这样的观念……我应该怎么称呼它？……纯粹形式的唯物主义。

　　即作为“差异的唯物主义”的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的最小特征是存在纯粹的差异。

　　在“一”的秩序中存在着某种断裂，某种对抗。

　　原初事实是纯粹的自我差异。

　　我在这里很精确地指出。

　　自我差异，而非某些神话中的两极对立，女性/男性，光明/黑暗，阴/阳等。

　　我认为这里激进的唯物主义甚至应该批判德勒兹，吉尔·德勒兹，他主张某种原始杂多，作为最终的本体论事实。

　　从我所倡导的激进图景来看，杂多已经是太一与自身不一致的结果，即太一不能与自身重合这一事实。

　　或者，换句话说，我们没有什么原始的二元对立，比如男性-女性，光明-黑暗，

　　于是我们就可以玩所有这些新世纪运动的不可知论把戏了：在我们的时代中...我们是如何过于强调一个极点了，我们一定要重新建立平衡，好像我们太过理性、男性化...就让我们把更多的重点放在女性和情感方面等等，并以此战胜我们的时代，等等......

　　不，事实比这要激进得多！就好像，正如拉康所说的被原始地压抑了的二元能指，这意味着，第二个元素总是缺失，而这种对位的缺乏——

　　我们有其一却无与其相伴之二——正是这个原始的不平衡促使了多样性的产生。

　　再看一个伍迪艾伦早期电影中的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我记得是他的《爱与战争》——一次对托尔斯泰的拙劣模仿。整个电影的主旨再次集中在托尔斯泰所提出过的主题上。

　　理所当然的，这里的第一个谜团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哪儿去了？”，即那个大他者，作为对托尔斯泰的天生补充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哪儿去了？。

　　但这里没有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以电影中所发生的，毋宁说是某种被压抑之物的回归，便是在一个精彩的短桥段中：当两个主角互相交谈时，所有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的大标题都出现了。

　　比如，“你知道那个《白痴》发生了什么吗？”

　　“啊，你是说《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那个？”

　　“是的。”——“他犯了罪，受到了惩罚。（《罪与罚》）”

　　“然后他去了地下（《地下室手记》），变成了一个《赌徒》”等等

　　我们从这里得到的是一个本体论层面的教益：「一」无法与自我保持同一，有纯粹的差异；而杂多的爆发是纯粹差异的次生效果。

　　所以，再一次……

　　与通常的指责相反，这不是唯心主义。

　　我想说，今天的唯心主义才是唯物主义。

　　我很想说，今天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之间的对立是：今天的唯心主义，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唯灵论，把体验、物质、大地等东西的“密度和惰性”紧攥着不放。

　　难怪当今最伟大的唯灵论电影导演，俄罗斯的塔可夫斯基，沉迷于“物质的惰性、物质的密度、腐烂的物质”等话题无法自拔。

　　他电影里的主人公祈祷时不仰头。

　　他们有时会将头浸入泥中祈祷，与大地密切接触。

　　所以我认为，今天要以真正激进的唯物主义的纯粹形式作为旗帜，反对这种灵性唯物主义。

　　也正是因此，对我来说，量子物理最终是一个深刻的唯物主义理论，它不需要任何物质的积极性。

　　用纯粹形式上的振荡等概念就能搞定一切。

　　所以，再次回到这个中心洞见，即差异是第一位的。差异...如何想象先于造成自己的原因而存在的差异？

　　伊曼纽尔·康德已经在他的早期著作中，在这里介绍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

　　一个非常奇怪但很明显的区别。

　　否定判断和无限判断的区别。

　　也就是说，正如康德所言，说“你不是人类”和说“你是非人的”不是一回事。

　　如果我说“你不是人类”，它仅仅意味着你在人类之外，你是动物的或者神圣的，等等。总之是外在于人类的。

　　但是如果我说，正如康德所言，如果我不是简单地否定一个谓词，而是如果我肯定一个非谓词……

　　那么，如果我不是简单地说“你不是人”，而是如果我说“你是非人的”，它的意思是非人性——人性的过度，但同时也是人性本身固有的过剩。

　　再举一个例子，这会很清楚，史蒂芬金的恐怖小说中著名的活死人。

　　我们可以从以下两种说法中感受到不同。

　　如果我说，“你没死”。

　　这与说“你是不死的”不同。

　　如果我说你没有死，那只是意味着你还活着，仅此而已，没有什么神秘的。

　　但是，正如每个恐怖小说的读者都知道的那样，如果我说“你是不死的”，那就意味着你是活死人，你是一个活着的死人。

　　伊曼纽尔·康德的观点是，人的自由正是这样一种状态。

　　它既不是自然——动物不是自由的，它们受制于本能——也不是文化——文化是早已存在了的：符号法则，符号规范。

　　但是，从康德，进而从弗洛伊德和拉康那里得出的结论是，文化符号性的禁令试图规范——试图征服、统治、驯化，等等随你怎么说——

　　不是直接的天性或本能，而是这种零层面的非人过剩，用拉康的话说就是：人性的外密性核心。

　　这非人的维度正是我上文所指涉的活死人-并不是作为外在于人类的非人，而是一种可怕的过剩，或者某些内在于人类本身的激进的野蛮自由。

　　所以我们又遇到了这个悖论，自然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仅仅属于这差异本身。这差异既不属于自然也不属于文化，而是某种疯狂的溢出/过度。

　　那么，什么是纯粹差异的政治学呢？

　　好吧，让我们首先从“它不是什么”来入手。

　　它绝不是某种今天越来越多地成为政治的终极视角的所谓“身份政治”，或者更广泛地说，那种承认差异、容忍差异的政治。

　　我对于这种多元文化主义，或者说包容性的政治的问题。

　　不仅仅是一个庸俗的事实，即：尽管它否认这一点，但实际上它完全忽略了经济上的斗争。

　　也就忽略了斗争的逻辑。

　　多元文化斗争、反种族主义斗争、反对性别歧视的逻辑，它们都是承认差异的逻辑。

　　例如：在反性别主义斗争中，即使是激进的女权主义者——我不知道——其目标当然也不是杀死或消灭所有男人

　　而是建立一个开放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男女双方、所有不同的性立场、性身份、文化身份都将被允许自由发展，这样就不会有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表达自己。

　　同样，在反种族主义斗争中，最终的基本视阈是为差异打开空间：每个民族、宗教群体、文化群体、生活方式群体...都应该有开展、表达其潜力、其立场的自由。

　　但是这个概念的场域——即将对他者开放的场域，容忍差异的场域作为终极的伦理视域；我认为，这不应该，也绝不可能成为我们的终极视域。

　　因为我们可以立即看到……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阶级斗争。

　　我的天啊，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不是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相互都能允许对方自由地发挥自己的潜能等等。

　　这是一场对抗性的斗争。

　　目标并不是让杂多出现。

　　目标是消灭敌人。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逻辑。

　　这是仇恨的逻辑，这是对抗性斗争的逻辑。

　　这也涉及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普遍性的概念。

　　这里的普遍性概念不再是作为包容性媒介的普遍性，不再是多种立场的容器：性立场、文化立场等等。

　　不！普遍性在这里就是斗争的普遍性。

　　这种斗争的立场也存在一个中心悖论。

　　斗争的立场并不意味着特殊身份的立场和对普遍真理概念的放弃。

　　放弃普遍的真理概念与多元文化政治相得益彰，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有权讲述自己的真理版本。不存在总体的真理。”

　　不！我们的立场应该是：存在普遍的真理。

　　且在某种情况下总是有一个普遍的真理。

　　但这个真理只能从特定的、局部的、参与斗争的立场来理解。

　　因此，我们并不是通过将我们的特定参与、我们的特定利益抽象化，从而达到普遍真理；即：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和立场，

　　但是当我们能够迈出那一步时，只有当我们用超出自身的、更为客观的立场来看待这情况本身时，真理就会出现。

　　不，相反！

　　我们应该充分假设普遍真理的悖论只能通过部分参与的立场来理解。

　　我认为，这个观点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宝贵

　　这就是为什么在社会层面上，我认为，我们应该坚持集体的概念，其迄今为止以三种形式实践：弥赛亚宗教集体主义、革命政党以及精神分析共同体。

　　它俩都分享……对不起，它们三者都分享了同样的普遍性概念，即只有通过参与的、抗争的、主观的立场才能获得。

　　今天，这种纯粹差异的政治遭到另一种反对，我称之为真实的政治（但是是被超我界定的真实），在我已经谈到的意义上，

　　也就是说：指引我们去享乐的淫荡的虚拟的超我禁令。

　　那么，在当今社会认同的霸权模式中，这种超我律令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简而言之：古老的道德靠节制来维持。

　　道德的终极任务是如何节制地生活，比方说，你大可做某事，但不许过度。吃，喝-但不要过度。

　　性-但不要过度。

　　这是适当标准的道德。

　　今天，我认为一种不同的道德规范正在出现。

　　一方面，这种道德允许你无限消费，没有节制，一条路走到黑——但为什么呢？

　　因为物体本身已经被剥夺了它危险的实质，就像它本来的样子。

　　我们今天在市场上发现的一系列产品——脱咖啡因咖啡、不含酒精的啤酒、不含糖的糖等——

　　也就是说，你虽得到了该产品的效用，但是它是被剥夺了其潜在危险的。

　　所以今天的禁令不再是“喝咖啡，但要适度”，而是：“想喝多少就喝多少”，“因为咖啡本身就是不含咖啡因的咖啡。”

　　这也许是最好的——虽然略显乏味，但管它呢，为什么不呢？这个产品的比喻是我2-3年前在洛杉矶看到的。

　　这是关于巧克力泻药的悖论。

　　当然，巧克力是造成便秘的元凶。

　　那个广告，我记得它：

　　“还便秘？没问题，多吃点我们的巧克力！”

　　所以这就是悖论，巧克力已经是它自己的补救措施，这几乎是黑格尔式的直接的对立统一了。

　　那么，为什么这很有趣？

　　正是因为，我认为它不仅限于商品现象上。

　　我感兴趣的是我们如何也可以在社会领域中找到这种和“作为自身效果反面的商品”的悖论性逻辑相同的逻辑。

　　例如，让我们拿“宽容”来做例子。

　　它意味着什么？

　　我认为它具有巧克力泻药式结构。

　　也就是说，宽容是其自身对立面--不宽容的一种表现方式。

　　因为，想下宽容在今天是什么意思？

　　这不仅意味着包容差异，这还意味着“不要打搅到我”。

　　宽容的意思是：“请忍一下我的存在(别过来)”，“请不要打搅我”。

　　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是"别打搅我"吗？

　　它的意思就是“不要太靠近我”。

　　如果你带着你那过度的享乐靠我太近，那你就干扰了我，打搅到我了。

　　所以我们有这样的想法：几乎所有的事情都表现为一种形式上的骚扰。

　　我看了你一眼，这可能是性骚扰。

　　我说话太大声了，这就是言语骚扰...管他呢

　　一切的一切，每一个他人的过度接近都可能成为一种骚扰形式。

　　我认为这种对骚扰的恐惧恰恰是当今不宽容的基本形式。

　　因此，我再次强调，当我们今天谈论宽容时，它的确切含义是对骚扰的回避，这意味着不宽容。

　　这意味着让我们再次宽容彼此，这意味着让我们彼此保持适当的距离。

　　另一个巧克力泻药现象不正是我们如今对待财富的方式吗？

　　在我看来，最典型的人物是乔治·索罗斯这样的人。

　　他每天有一半的时间在从事最无情的金融剥削，毁掉数百人、数千人甚至数百万人的生活。

　　而在另外的半天，他把剥削而来的资本部分地还给他的剥削对象。

　　所以早上是巧克力，下午是泻药。

　　就像，你知道的，包括所有这些人类援助计划，等等，政治，民主化等等。

　　所以再说一次，他不是简单地放弃无情的投机活动，而是一如既往，但随后介入对自身行为的“反行为”。

　　更激进地来看，今天的战争不也完全一样吗？

　　我认为德国社会学家

　　今天所有的战争都被宣布为“为了和平的战争”。

　　不仅他们的最终目标被定义为给伊拉克带来和平，消除战争威胁等等

　　这甚至更加激进。

　　战争活动本身越来越像一种人道主义干预，以帮助那里的人民。

　　例如，如果您读过最近发表的那些为美对伊拉克战争的辩护。

　　伊拉克被袭击并不是为了消除萨达姆对西方国家的威胁。

　　而是为了帮助伊拉克人民等等。

　　难怪……终极的巧克力泻药……

　　难怪……（某种角度上说就是）集中营。

　　正如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

　　如同巧克力泻药的结构，一方面我们把敌人隔离在关塔那摩或别处，一方面我们设立集中营来为他们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所以，这意味着两件事。

　　首先，我并不认为可以有理由地断言我们生活在一个消费社会中。

　　相反，我认为我们消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少，如果消费意味着冒险，意味着真正敞开心扉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顺便说一句，我们如此害怕吸烟。

　　我认为这不仅仅是医学所带来的后果等。

　　真正让人感到恐怖的是，竟然有人能无视吸烟的危害而继续吸烟。

　　我认为今天真正的消费者是瘾君子和烟鬼等。

　　他们才是当今最令人恐怖的角色。

　　这里的结构与巧克力泻药的结构完全相似，且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甚至在这个层面上寻找一种类似于不含咖啡因的咖啡的产品。

　　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大麻如此受欢迎的原因。

　　因为它实际上是一种不含咖啡因的鸦片。

　　没有鸦片的鸦片。你可以享用它，但其早已被剥夺了它的危险实质。

　　所以，总结一下这个简短的反思，我想说，今天社会轰炸我们的基本道德律令，不再是控制、压抑你自己，或其他什么的律令。

　　相反，它是享乐的命令，要求你一条路走到黑。

　　这就是我们今天感到内疚的来源。

　　我认为，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精神分析的角色。

　　精神分析并没有因此过时，相反，它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实际，只是它的功能从根本上改变了。

　　在过去的好日子里，尽管其看起来如此，现在当然很明显，它从来都不是那样，我的观点是。

　　比方说你在性方面受挫，因为你内化了一些父性或其他的禁忌，

　　你无法享受性行为，而精神分析的作用就是给你减压，释放你这些内化禁忌的压力，这样你就可以尽情享乐。

　　换句话说，如果你为了享乐而违反了社会禁令，你会感到内疚。

　　今天，情况几乎相反。

　　你因自己享乐不够充分而感到内疚。

　　而且我们不应该仅仅在性的直接意义上享受其乐趣，或者直接地享受喝酒的乐趣，等等。

　　它可以是对权力、社会成就、职业成就，甚至可以是精神上的享乐，在新世纪运动，诺斯替主义所谓“自我实现”的意义下等等。

　　我们今天得到的是，你会因不能充分自我享乐而感到内疚。

　　因此，我认为这给我们带来了当今精神分析的双重功能。

　　A.它的意思不是“放松，摆脱禁令的束缚”。

　　而是正如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所说，它的意思是，“你应该学会成为一个无情的自我审查者。”

　　今天精神分析的作用。不是让你享乐，而是开辟一个你被允许不享乐的空间。

　　这就是今天精神分析想表达的最基本的信息。

　　你没有享乐的义务。

　　你可以不享乐。

　　但这与你被禁止享乐不同。

　　这仅仅是，你可以不去享乐。

　　这使我们进一步面对当今超我的悖论。

　　一方面，这就是（对享乐的）放纵是如何以相反的方式结束的。

　　就像是当今时代的超我命令命令我们去享乐，结果是比以往更多的禁止与规训。

　　你当然可以享乐，但为了适当的享乐，你被要求--什么--不要吃太多，要慢跑，要注意身体健康，不要吸烟等等。

　　看看周围，我认为今天没有什么比那些年轻夫妇或那些为了自我享乐而精心计划自己生活的人更悲惨的了。这种规训是全方位的。

　　另一方面，我们遇到了一个相反的悖论，即所谓的“新兴原教旨主义”，其并不是通过引入一些新的稳定性去，

　　在当今这个没有稳定价值观的世界里，给你一个坚实的伦理基础等等...但相反，我声称，它在这里是为了打开一种虚假的自由空间。

　　当然，在这里我又要提及拉康对陀思妥耶夫斯基那句名言的著名反转。并非“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被允许”，而是“如果上帝不存在，一切都被禁止”。

　　这就是“享乐主义的雅皮士”（高收入、有时间享受的年轻白领）的教训。

　　相反的教训，同样重要：如果上帝存在，那么一切都是被允许的。

　　这意味着：如果你能证明你是神圣意志的工具，换句话说-你听到某种声音，

　　你与上帝取得了某种联系，无论是乔治布什还是奥萨马本拉登-

　　正如许多人注意到的那样：这是他们的共同点，他们都直接从那里（天上）听到那个声音——然后你可以随心所欲——发动恐怖袭击，轰炸某些国家等等。

　　不难看出，在今天的（阿多诺意义上的）星丛中定位自己是十分困难的；这里有一种系统本身所固有的虚假自由的冲动。

　　因此我坚称，重新提出乌托邦、一个乌托邦的场域，是时至今日的主要任务。

　　这是什么意思？

　　当然，这不是某种老式乌托邦想象中的理想世界，即我们一开始就明白它永远不会实现。

　　例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以及——我们不该忘记的——萨德侯爵的闺房中的哲学。

　　那些是经典乌托邦。

　　其次我们就有了这个，我很想称之为资本主义乌托邦。

　　这种对于新事物和新欲望的毫无节制的鬼迷心窍，可以相当长远。

　　就像今天某些美国社区正在认真考虑那些想与尸体玩性游戏的恋尸癖是否被严重剥夺了权利。

　　那么，给他们提供尸体难道不是我们这个社会的责任吗？

　　是否可以允许人们自愿签署协议，就像器官捐献一样？如果你死了，你的心脏、你的器官可以被使用，你的身体同样可以捐给恋尸癖者等等。

　　问题在于，尽管这在表象上是激进的，但对于这个资本主义乌托邦来说，它有一些荒诞的温和。

　　你可以肆意妄为，但基本上无事发生。

　　但我们还有第三个乌托邦，既非想象另一个宇宙的经典乌托邦，也非不去梦想其真正实现的、

　　不断生产新的欲望的、作为满足欲望的极端形式的资本主义乌托邦，还存在第三种乌托邦模式。确切地说就是——实在；乌托邦的实在核心。

　　我认为一个真正激进的乌托邦不是练习自由想象的思维体操。

　　比如你坐下开始思考，除了想象可能的理想世界没有更智慧的事情可以做了。

　　这实际上是你的某种内在冲动的外化。

　　当你别无他法时，你不得不提出新的东西来行事。

　　对我来说，真正的乌托邦并不处于未来，而应该在穷途末路的情况下立即实行。

　　在这个意义上，乌托邦仅意味着：在给定的符号系统坐标中去做显现为不可能的事情。

　　去冒险，去改变坐标本身。

　　我所论述的并不是什么疯狂的事情。

　　即便是重大的、经典的、著名的，甚至有时是保守的行为，也含有这样的乌托邦维度。比如三十年前的理查德·尼克松访华。

　　它几乎有一个乌托邦的维度。为什么？

　　因为他做了看似不可能的事。

　　中国以前曾被描绘成极度邪恶的超级强权大国。

　　（美国）那时和苏联缓和了，和中国没有。

　　这一举动摇了整个坐标系。

　　它做到了不可能之事。

　　这是我们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刻都更需要的东西。

　　因为根本上来讲，我认为如今真正的乌托邦并不是另一套不同的秩序，而是现有秩序可以永远奏效的观点。

　　我认为真正的乌托邦不是在1989年瓦解的共产主义，而是90年代的乌托邦。

　　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详细阐释了这个想法，即我们发现最后的社会形式——自由资本主义民主制——无法继续发展下去了。

　　此后，问题仅余下对其的改良和推广，不过我们有一个通项公式来解决这些问题。

　　而且我认为，如果说911还有什么象征意义的话，那就是福山式的乌托邦时代已经结束了。历史的实在回来了。

　　因此，在今天，我们的冲动不能被所谓的“后政治性政治”所吓倒，它告诉我们：“意识形态统治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玩‘随波逐流’的现实游戏”等等。

　　我们应该敢于实现不可能之事。

　　我们应该重新把握如何不去想象，而是去实现乌托邦。

　　不在于乌托邦的规划，而在于其实践。

　　我们不是在回答一个在践行乌托邦与固守现存秩序之间二选一的简单问题。

　　这问题要激进得多，且关乎我们的存亡。

　　未来是乌托邦，抑或未来是乌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