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友】Julian Barg：我为何选择多元文化中少有人走的路？

　　比起坐下来聊，Julian Barg更愿意边走边聊，虽然这不会让他的思路更清晰，但能让谈话更顺畅。他那天身穿宽松的文化衫，腰间系着黑色的固定背带，身后背着几个月大的女孩。

　　 

　　  　“她比较喜欢在户外转，”他微微向后侧了下，“如果停下来，女儿会哼唧起来。”于是，在下着太阳雨的黄昏，我们不敢走太远，就沿着学院大楼绕圈。六月初，Barg才穿上蓝色的硕士服接受拨穗，转眼间他担任起暑期全职父亲的角色，并开始酝酿一段新的旅程。

　　 

　　

　　Barg与女儿在毕业典礼那天的合影

　　 

　　 　 Barg的妻儿才来深圳与他团聚，他又要奔赴Ivey商学院读博。选择继续深造的北大汇丰毕业生不多，但他却是其中之一。“难的是，在漫长的申请过程中，我还要同时平衡硕士学业与家庭。”

　　 

　　 　 作为世界一流商学院，Ivey位于加拿大多伦多东南的伦敦市，其案例教学模式与哈佛商学院齐名。Barg将在灰色城堡式建筑里继续探寻学术之路，专注于可持续发展方向的研究。“我又被推入了新的未知旅程，但经历了此前的挑战后，这又会难到哪里去呢？”

　　 

　　 　 Barg几天前写下这句话，作为其LinkedIn主页最新文章的结尾。他告诉笔者，自己已在有着“漫长寒冬”的北境安顿好，开始怀念在南方的日子，也期待新生活带来的挑战。

　　 

　　缘来如此

　　 

　　本科毕业时，Barg心里装有个小三目标：来中国读硕士；转攻管理学；用中文学习。“没能实现第三个目标，”他在硕士毕业时笑着“吐槽”学院的国际化，而他与中国的缘分其实早已铺陈开来并深入下去。

　　 

　　Barg本科攻读中国研究专业，母校柏林自由大学与北京大学是姊妹关系，他的德国导师许多亦是北大的客座教授。他上过北大汇丰教授在那边开的中国研究课，又赴北京有过短期交流，在入读北大汇丰前还参加了学院四川的支教项目。

　　 

　　“他那时便开始关注这边的机会。”北大汇丰黄海峰教授回忆起作为访问教授在自由大学开课的情景。柏林自由大学是德国精英大学，跻身于世界顶级科研机构之列，课程面向德国公民开放。Barg是众多旁听者之一，其表现出对中国的兴趣与科研干劲令人印象很深。

　　 

　　此后，Barg查了更多资料。“我想去中国转攻管理学，作为本科学业的良好补充。”与同许多留学生不同，他更愿意融入中国文化，甚至想在中文环境下学习，“但全日制硕士是全英文教学，为留学生设有必修的中文课。”他承认，国际化水平、飞速的发展及毗邻香港都是北大汇丰充满吸引力的优势。

　　 

　　 　 Barg没有商科背景，但他计算机基础好，对数学量化感兴趣, 而北大汇丰看中他的潜力。在如愿接到学院的录取通知并获得奖学金后，他同时也接到德国基金会的奖学金通知，并且断然拒绝了后者，因为德国相关规定不允许申请者拥有两份奖学金。

　　 

　　这份实诚却差点闹了个“乌龙”。据悉，这两项其实是中国留学基金委拨发的同一项奖学金，德方是受中国基金委的委派通知他走程序，所以Barg的拒绝导致系统中没有及时录入他的信息。最终是经学院和基金委的沟通，才得以消除误会。

　　 

　　从德国视角研究中国到来中国学习管理，Barg入读前的波折仅是挑战的开始。虽然本科的积淀，让他感觉在课堂上更有方向感，能更好地理解中国情景下的管理方式。他甚至还选了一门MBA学生的商业伦理课，在中国的语言文化背景中去学习和阅读。

　　 

　　不过， Barg还是体会到中德教育方式差异所带来的挑战，“这里的管理学培养模式非常注重团队合作，而我在德国习惯了独立解决问题。”柏林自由大学会有研讨、小组合作等互动教学，但更提倡学生独立人格和思考能力的培养。

　　 

　　起初，Barg并不适应这种差异，“有些活自己干就好，分工合作会浪费大家的精力。”但北大汇丰的项目在课堂之外，还涉及管理实务、活动组织及企业参访等注重团队建设的实践，这让他重新审视合作的意义，“一个人不会擅长所有事，他人也有可贵的才能，沟通与分派挺关键。”

　　 

　　这可以算作一种“融入与成长”的过程：各国的学生不仅要坐在一起学习，而且要相互携手，主动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交往；正如Barg所说，“这也是在践行课堂里所学的管理艺术，让个人成长与学术积累有种融合的感觉。”

　　 

　　学术初探

　　 

　　“日子过得很忙，挺难寻求学业与生活的平衡，”Barg转过头逗了下女儿。这两年，他除兼顾学业外，还组织各项论坛，甚至成了中国女婿。

　　 

　　Barg硕士时主要研究管理策略、可持续发展等方向。他还加入北大汇丰绿色经济研究中心担任执行秘书长，在国际会议上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参与Routledge Handbook of Environmental Policy in China等国际专著中部分章节的撰写。

　　 

　　“我参与的章节是介绍倡导绿色经济联盟及其对中国政府政策的影响。”该书收录了中国、德国、波兰、澳大利亚等国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已在今年6月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最大的全球学术出版社Routledge出版。Barg介绍道，这部分的另两位合作者正是自己的夫人盛春红博士和导师黄海峰教授。他妻子本硕就读于同济大学，博士毕业于柏林自由大学，目前在深圳大学做博士后研究，并会参与北大汇丰的研究课题。

　　 

　　其实，北大汇丰的学生与导师合作发表论文并不鲜见。比如，通过绿色中心等研究平台，学生们能参与企业、社会课题，将自己的研究成果见诸报端或付诸实践。“即便到投行，如果你研究能力强，也会有更多的发展，”黄海峰教授强调。他提到学院对学生学术能力的重视，还谈及学生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以及商界校友投身碳排放银行等项目。

　　 

　　作为中国最为国际化的商学院，学院除了注重专业知识和研究能力的培养，还摸索出一套针对国际学生的沉浸式教学方法，开设《中国研究》等理论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课程，培养既具备跨文化管理能力又了解中国国情的国际人才。

　　 

　　

　　七月，Barg (左一）赴澳大利亚珀斯参加CSR责任国际会议，并做中国绿色产业链发展报告

　　 

　　Barg承担了《中国研究》课的助教工作，参与了包括今年湖南三一重工和社港镇调研等多项活动的组织工作。他认为，让留学生组织和参与鲜活的国际论坛、中国企业参访，不但体现北大兼容并包的传统、也见证了中国文化的国际传承。

　　 

　　“国际论坛、学术研讨及企业参访等都让我们有所收获。对于在中国寻找机会的我而言，离梦想更近了一大步，”Jason L. Yu说。这位双语流利的华裔在玻利维亚政府工作几年，此前还与几位北大汇丰的留学生还凭借为低收入社区提供科技服务的项目，斩获霍特全球案例挑战赛（HULT Business Challenge competition）一等奖。

　　 

　　事实上，留学生普遍将中国的经历视为未来的筹码，但他们未来的规划是多元的，比如，留在中国创业、回国接手企业、进跨国公司或国际组织。而Barg选择了继续深造，这是一条少有人走过的路，他的这种笃定源自“这两年的经历，也来自导师和妻子的影响。”

　　 

　　罕至之途

　　 

　　“有风险，但也有自由。”谈及深造时，“自由”是Barg口中出现频率颇高的词。他清楚科研的压力与竞争，但德国人骨子里的“自由精神”以及个人兴趣，则让他选择沉下心来做学问。“如果仅是找份工作做，我怕实现不了心中所想。”

　　 

　　不过，Barg也有过“摇摆”，毕竟身边的中外毕业生，更多的是选择直接就业或创业。据《北大汇丰2017年就业报告》显示，96%的毕业生选择直接就业或创业，仅有4%的毕业生选择进入世界一流院校深造，其中大多则选择攻读金融经济类博士学位。

　　 

　　“这时，需要有人点醒你，告诉你这条路可行。”Barg说，虽然他此前觉得读博遥不可及，但他在硕士期间积累了研究经验，并找到了合适的契机开始具体思考深造的事宜。“妻子给了我很多启发和帮助，”Barg与妻子共同做过一些研究，这让他摸清了攻读博士的情况。

　　 

　　从准备GMAT考试、选择高校、投递申请到等待结果，Barg的博士申请之路前后持续了五个多月，单是他的个人研究陈述就来回修改了十多次。“有两种办法，手枪和来福，”Barg用市场营销的术语解释到，“前者指将一份个人陈述海投到各大高校，只做很小的修改；我选择的后者则截然不同。”

　　 

　　Barg还有清晰的规划，“我并不想去德国或英国深造，读完博士不好在大学谋职位。”所以，他将搜寻范围圈定在北美，申请了4所美国高校和1所加拿大高校。博士竞争十分激烈，申请者若提前能接触到潜在的导师，成功几率会更高，但Barg主要靠的是信息收集及研究陈述。“如果没有北大汇丰教授们的推荐与指导，我或许拿不到梦想的offer。”

　　 

　　针对他所写的材料，教授们给予了中肯到位的反馈，让他更好地修改了研究方向和计划。Barg感叹，“秘诀是反复修改，直到满意为止，就好像在准备发表论文。”得益于家庭与学院这两大“外援”，他最终收到Ivey商学院的博士offer, 并毫不犹豫地接受了。

　　 

　　

　　Richard Ivey Building

　　 

　　“通常，商学院不会单设可持续发展研究方向，但Ivey具有前瞻性。”在Ivey的名气之外，该研究方向的开设也成为他将Ivey列为首选的原因，“这跟我北大汇丰的积累一脉相承。”

　　 

　　“Barg读博最大的挑战，是如何学习他人的研究方法，建立自己具有多元文化视角的研究体系，”黄海峰教授认为。此前，他就建议Barg有了中国经历后，再去到别的语言文化环境中学习。“他的家人也是多元化，去不同的文化间试一试，有助于他避免学术偏见与增进交流。”

　　 

　　Barg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自己在学有小成之时，还组建了美满的家庭。“在欧洲也有这样的说法，搞学术的注定打单身，”他聊起中国对博士的偏见，颇有同感。“但我和妻子最终找到了学术和生活的平衡。”

　　 

　　他们曾有过一段异国的时光：妻子当时还在德国读博，女儿也在德国出生，而自己在中国求学。几个月后，妻子带着女儿回中国，他们一家前几周只能暂住在宿舍中。“那段日子挺难的，我们轮流照顾女儿；此次去读博，我又要与妻儿分开一段时间。”

　　 

　　博士毕业后，Barg希望留在高校。“相比回到德国或欧洲，我觉得在北美谋职应该会有更多机会。”不过，欧洲依然有Barg的心之所向。他说，北大汇丰今年在英国牛津成立了校区，那里或许能有适合自己的职位，这也是临毕业前北大汇丰院教授们传达给他的期许。

　　 

　　（撰文：金颖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