曦 钟：“深得《金瓶》壸奥” ——略谈曹雪芹对《金瓶梅》的艺术借鉴

　　《红楼梦》第十三回有一条眉批云：“写个个皆到，全无安逸之笔，深得《金瓶》壸奥。”

　　这条批语虽然是就小说在写贾珍为秦可卿挑选棺木时能“夹写贾政”而说的，但毫无疑问，即使从整部《红楼梦》在选取题材、刻画人物和运用语言等方面

　　学习、借鉴《金瓶梅》而言，“深得《金瓶》壸奥”这一评语也是适用的。

　　形成我国古典小说第一高峰的《三国演义》、《水浒传》和《西游记》，它们是古代长篇小说中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和神话故事这三类作品的代表作。

　　这三部巨著分属于三种不同的类型，但在题材上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它们描写的都是历史上的故事，而不是直接取材于现实生活，它们描写的人物也不

　　是一般的普通人。

　　《金瓶梅》却不同，它是我国小说发展史上第一部以现实社会和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鲁迅称之为“人情小说”。

　　《金瓶梅》以“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3]为题材，把长篇小说从写帝王将相英雄传奇神仙鬼怪，转到描写人间现实社会和平凡人们的日常生活，

　　使得文学作品更具有社会性和现实性，也更具有真实感，从而为后来长篇小说的取材，开辟了新的广阔的领域。

　　曹雪芹的《红楼梦》也是“人情小说”。

　　就取材来讲，《红楼梦》受到《金瓶梅》的启发和影响，突出的有两点。

　　第一，《金瓶梅》以官僚、恶霸、富商三位一体的封建势力代表人物西门庆及其家庭生活的罪恶史为中心，描绘了一个上自皇帝宰相，下至官僚恶霸、帮闲

　　篾片所构成的丑恶世界，深刻暴露了明代中叶以来封建社会的黑暗和腐朽。

　　大家知道，《红楼梦》则是通过描写封建贵族家庭的代表——贾府的衰亡史，展现了一幅广阔的社会图景，揭示出封建末世的种种矛盾和斗争，广泛而深入

　　地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官僚制度、婚姻制度、伦理关系等等，并预示腐朽不堪的封建社会和封建统治阶级必然灭亡的历史趋势。

　　很明显，《红楼梦》选取一个富有典型意义的封建家庭，以这个家庭内的生活和斗争为主，同时把笔触伸向整个社会——上至朝廷，下至市井，这是学习

　　《金瓶梅》的结果。

　　在《金瓶梅》以前，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长篇小说，其中妇女的形象都是微不足道的，它们的作者并没有自觉地把塑造妇女形象作为自己的任务，

　　显然他们还没有把妇女看成是构成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

　　正是《金瓶梅》第一次把注意力集中到普通妇女身上，着重描写了以潘金莲为首的西门庆的妻妾奴婢等妇女形象，通过她们的遭遇和命运，反映出当时社

　　会的罪恶和黑暗。 第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红楼梦》把妇女作为主要描写对象，细致地刻画她们的思想感情、性格特点，塑造了一大批形形色色的女性形

　　象，这也和《金瓶梅》的影响分不开的。

　　不用说，由于曹雪芹和《金瓶梅》作者的世界观的差异，他们的妇女观是不同的，他们描写妇女的出发点和侧重点也不同。

　　在这一方面，曹雪芹要比《金瓶梅》的作者不知高出多少倍。

　　《金瓶梅》中的妇女，一个个不是被写成荒淫无耻，阴险狠毒，就是被写成麻木不仁，甘当玩物，而且从中看不出作者的爱憎态度。

　　曹雪芹则不然。

　　他一方面精心塑造了王熙凤那样的反面妇女形象（在心狠手毒、能言会道方面，有点类似潘金莲）；

　　另一方面，他一反“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宣称要使“闺阁昭传”，热情讴歌了林黛玉、晴雯等一大批“行止见识”远远高出于“堂堂须眉”之上的少

　　女，向酿成“千红一窟（哭）”、“万艳同杯（悲）”的妇女悲剧的封建制度发出了最强烈的控诉。

　　因此，有人认为“林黛玉即潘金莲”、“钗（薛宝钗）瓶（李瓶儿）原是一人”、“李纨即金瓶之孟玉楼”[4]云云，简直是痴人说梦。

　　像这样“研究”《金瓶梅》和《红楼梦》的关系，只是对《红楼梦》的亵渎和嘲弄而已。

　　《金瓶梅》中的一些主要人物如西门、潘金莲、春梅、应伯爵等，都各有其鲜明的个性，是塑造得比较成功的。

　　通过日常生活的细节描写来刻画人物，是《金瓶梅》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重要特点。

　　《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也都塑造了许多栩栩如生的典型形象，但这些小说描写的是故事和传奇式的英雄，它们主要通过强烈的行动、紧张的情节以及

　　夸张的手法等来完成其人物塑造的。

　　它们不是没有细节描写，但这种细节描写一般说来是“粗线条”的。

　　《金瓶梅》以家庭日常生活为题材，与此相适应，在表现人物性格时，它追求细节的逼真和细腻，在艺术描写上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手法，为后来出现

　　《红楼梦》这样的现实主义杰作作了准备，提供了经验。

　　我们看到，曹雪芹更加熟练地运用细节描写的手法，细致地、精确地、生动地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和性格特征。

　　在《金瓶梅》中，许多细节描写得琐屑而重复，缺乏选择提炼，《红楼梦》则没有这种缺点，它的细节描写不但细腻、逼真，而且简洁、洗炼，富有雕塑力。

　　鲁迅先生曾经指出：

　　“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底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

　　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

　　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它那文章的旖旎和缠绵，倒是还在其次的事。”[5]

　　所谓“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丝毫不意味着对所写的人物爱憎不分，善恶不辨，

　　而是说要以严格的现实主义方法，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丰富性，不能把人物简单地写成善或恶的化身。

　　正是在这一点上，曹雪芹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不过细究起来，曹雪芹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似乎也和《金瓶梅》不无关系。 为什么这样说呢？

　　不少文学史研究者都曾注意到《金瓶梅》的人物描写有一个明显的缺点，即某些人物性格往往前后矛盾。

　　例如李瓶儿，在嫁给西门庆以前，她是个阴险狠毒、锋芒毕露、淫荡无耻、杀人不见血的无耻泼妇，可是来到西门庆家里以后，却突然变成善良懦弱、逆

　　来顺受的女人了。

　　这种性格的变化显然缺乏生活根据和内在的必然性，因此是不可信的。对西门庆的描写也有类似的情况。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以为在于作者主观上已经想要像生活本身那样，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来，但是由于思想和认识水平的限制，他不能把握住人物

　　性格的主导面和性格内在发展的规律性。

　　可以说，《金瓶梅》在这方面做了一次失败的尝试。然而，它却给《红楼梦》提供了经验教训。

　　具有高度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的曹雪芹，受到《金瓶梅》的启发，并克服了它的缺点，终于塑造出了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王照风等许许多性格复

　　杂、丰满而又真实可信的不朽的典型形象。

　　最后，谈一谈两部小说在语言艺术上的继承、发展关系。

　　首先，《金瓶梅》以北方口语为基础，善于运用生动的俗语、成语、歇后语和方言，这一点完全为《红楼梦》所继承下来了。

　　人们也许会注意到，《红楼梦》中一些为大家所熟知的语言，如“拚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千里搭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一个个都象乌

　　眼鸡似的”等等，都已见于《金瓶梅》（个别字句略有变化出入）。

　　但《红楼梦》并非简单的袭用，而是把这些语言完全溶化在自己的艺术描写里，无不显得自然贴切，恰到好处。

　　这里举个小例子，可以看到曹雪芹运用语言的匠心。

　　《金瓶梅》中描写西门庆勾引了来旺儿的妻子宋蕙莲，来旺儿知道后，一日吃醉了酒，恨骂西门庆道：“这时且由他，只休要撞到我手里！撞着，我定教他

　　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

　　曹雪芹在《红楼梦》里描写焦大对贾蓉醉骂道：“……到如今不报我的恩，反和我充起主子来了！不和我说别的还可，若再说别的，咱们红刀子进去，白刀子

　　出来！”

　　脂砚斋批道：“是醉人口中文法。”仅仅是“红”“白”两个字互换一下，却有多少耐人寻味的东西啊！

　　至于《红楼梦》运用当时口语的独创性，脂批也曾提到过。

　　如柳湘莲对贾宝玉说：“你们东府里除了那石头狮子干净，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我不做这剩忘八。”

　　脂砚斋 批道：“奇极之文，趣极之文。《金瓶梅》中有云‘把忘八的脸打绿了’，已奇之极，此云‘剩忘八’，岂不更奇。”

　　《红楼梦》这方面的成就，自毋需多说。

　　当然《红楼梦》的杰出的语言艺术，最主要的还是表现在人物语言的个性化上面，即“能使读者由说话看出人来”[6]

　　在这方面，《金瓶梅》固然比《红楼梦》略逊一筹，但它却不愧是《红楼梦》的前驱。

　　只要把《金瓶梅》和《红楼梦》稍作比较，我想就不难发现，曹雪芹在人物语言上也是认真下了工夫向《金瓶梅》学习的。

　　清代人有个叫诸联的，曾这样评论过《红楼梦》：

　　“书本脱胎于《金瓶梅》，而亵嫚之词，淘汰至尽。中间写情写景，无些黠牙后慧。非特青出于蓝，直是蝉蜕于秽。”[7]

　　除了 “脱胎”一词用得不大确切外，他论《金瓶梅》和《红楼梦》的关系，不能不说是相当有见地的。

　　可惜后来人对这个课题都没有作过深入而切实的研究。本文所说，自属粗浅之至，不过是借此抛砖引玉罢了。

　　注：

　　[1] 朱星：《<金瓶梅>的文学评价以及对<红楼梦>的影响》，《河北大学学报》一九八O年第二期。

　　[2]朱星先生认为“说《红楼梦》是受《金瓶梅》影响的，最早是苏曼殊和尚”（见注[1]），疑非是。事实上，在脂砚以后，曼殊以前，谈到两书关系的人还很多。

　　[3]见欣欣子序。

　　[4]阚铎：《红楼梦抉微》，“天津大公报馆”一九二五年印行。该书是谈《金瓶梅》和《红楼梦》关系的专书，作者自称“悟沏《红楼梦》全从《金瓶》化出”，所言几无不荒唐已极。

　　[5]《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6]鲁迅：《看书琐记（一）》。

　　[7]《红楼评论》。

　　本文原载《求是学刊》，1982年第4期。后收入 《金瓶梅研究》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学报论丛（3），1984，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