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谁在观看网络女主播？一场文明社会里的“小清新”色情

　　近几年来，网络直播势如破竹，近两年兴起的直播平台已多达116家。内容也五花八门，有人直播吃喝游戏，有人直播才艺表演，有人直播日常生活，其中最受争议的，还是颇有荷尔蒙气息的网络女主播们的节目。国家始终竭力抑制网络直播低俗涉黄的苗头，网络直播规定也层出不穷，试图控制女主播领口低到何处，以及香蕉、黄瓜、棒棒糖等带有联想性与挑逗性的“道具”出现。在这样暧昧的软色情和实打实的真色情之间，那条分界线该画在哪里，也一样是个暧昧的问题。

　　我们在媒体上看了不少行业分析和女主播访谈，但是，似乎没有人好好谈谈她们的受众——到底是谁在观看网络女主播?屏幕对面的受众有着怎样的面貌?

　　是谁在观看网络女主播？

　　动物化的受众与无风险的情欲

　　网络直播泛滥：

　　背后原因是光棍危机？

　　在主流的报道中，网络直播的泛滥被看成中国“光棍危机”的后果，被命名为“荷尔蒙经济”。譬如，美国《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以《中国的“荷尔蒙经济”：男性寂寞的商品化》为题对网络直播现象有过报道，认为“随着中国单身男人通过网络来寻求现实中所缺失的年轻女性、社会承认和尊严感，中国的荷尔蒙经济势必会持续发酵。”在这一类报道和分析中，网络主播的主流消费群体被锁定为以中下阶层为主体的男性“性资源少数”，在性资源市场上占劣势的他们只能转向网络直播获得荷尔蒙的释放和满足。

　　

　　然而，今年《新快报》的一项调查却显示，在网络视频直播节目的观众群中，过半（61%）观众年龄是22岁以下的男性——真正意义上的95后。如果按照前面阐述的逻辑，说95后遭遇“光棍危机”显然为时尚早。而且，从单纯的性欲满足来说，层出不穷的社交软件已为现实中的性爱提供了莫大的便利，为什么他们依然醉心于虚拟世界的女主播？

　　压倒性的便利：

　　情欲的满足已不需他者的存在

　　这些沉迷于网络视频直播的年轻男性到底拥有怎样的面貌？在近两年引起不小反响的《无缘社会》一书中，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个颇为相似的群体的图景——今天的日本年轻人越来越依赖虚拟世界，而对现实生活中的交友和性爱丧失兴趣，他们被称为“草食男”、“御宅族”和“不再做爱的一代人”。 

　　《无缘社会》

　　日本NHK特别节目录制组 / 上海译文出版社 / 2014

　　在《动物化的后现代：御宅族如何影响日本社会》一书中，日本评论家东浩纪对日本御宅族的分析或可为我们理解中国语境下沉迷网络直播的人群提供参考。东浩纪认为，日本的御宅族一代呈现出了哲学家科耶夫所言“动物化”的特征。科耶夫认为，人类与动物的差异，关键在于欲望与需求的差异，人类拥有欲望，而动物只有需求。欲望和需求的差别在于，欲望永远无法被满足。他通过男性对女性的性欲进行了阐释：男性对女性的欲望，不会因为得到对方的身体而结束，反而会更加膨胀。男性得到女性后，会希望这个事实被他者渴望，同时对于他者所渴望的对象，自己也想要得到手，因此欲望永远不会结束，而这种不会结束之欲望的关键在于他者的存在。而“动物化”意味着他者的消失，因为动物不需要他者的介入，就可以获得机械化的满足。在此基础上，东浩纪认为，日本社会里的御宅族正在处于动物化的过程中，生活中无处不在的速食和性产业，使食欲与性欲可以通过极其便利的方式、无需任何麻烦的沟通便可获得。

　　

　　那么，东浩纪基于日本社会历史脉络对御宅族所作的分析，在多大程度上可以适用于中国当前迷恋网络直播的群体呢？诚然，东浩纪书中的御宅族和中国数量庞大的直播观众群体并不完全重合。御宅族主要指的是和漫画、动画、电子游戏、科幻等有着深刻关联、沉浸在次文化里的一群人，有着强烈的次文化、亚文化属性。而沉迷于直播的人群，其面目则更为模糊也更广泛，他们可以是三四线城市中下阶层里的屌丝一族，也可以是一线城市里的中产或技术宅。

　　在我看来，以不需要他者为特征的压倒性的便利，似乎是两国两种男性群体所共享的境遇。日常生活中肉身性的性与爱都需要他者的介入，但在虚拟空间内，在压倒性的便利的前提下，你不需要为此付出太多的劳动，甚至你的全部行为只缩减成单纯的观看和点赞。而发生在现实中的性爱，即便是约炮，也需要付出许多劳动，不论是在情感层面还是身体层面——你需要调情，等待对方的反应，猜测她是否会答应你的约炮请求，你还要担忧得病的风险；你要确定地点，思考着见面时说什么可以缓解尴尬，怎样前戏和如何善后。在以压倒性的便利为最低纲领的生活伦理中，相比线下的女性肉身，网络直播平台上的女主播们或许更具吸引力。

　　

　　因此，对于网络视频直播的沉迷，并不源自现实生活中这一群体性资本、性资源的匮乏，而在于对他们来说，情欲的满足已经不需要一个实体化的他者的存在。

　　无风险的情欲：

　　文明社会里的“小清新”色情

　　这种不需要他者的情欲满足，在权力部门看来，时时有导向色情的危险，于是不时出台政策法规，试图对各大直播平台进行净化处理。但这可能是权力机器的一次误读。

　　如果法国哲学乔治·巴塔耶（Georges Bataille, 1897-1962）看到今天网络直播的蓬勃，或许会会心一笑，认为权力部门战战兢兢试图抑制的“色情”，其实是反色情的。何谓色情？在巴塔耶看来，色情是一种最典型的耗费，是对人自身那些遭到禁忌的自然部分的回望和留恋。“我们想要的是让我们精疲力竭并让我们的生活处于危险之中的东西，它包含着人类的喜悦和不安、恐惧和战栗”。色情是对资本主义生产的积累计划的破坏，从而具有某种颠覆性。

　　巴塔耶看到了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反色情”的实质：个人理性无比，工于算计，且越来越冷漠。他哀叹道：无论在社会层面还是个人层面，色情都消失了，甚至连“粗俗”也没有了，惟有冷漠和下流。

　　巴塔耶的《色情》

　　以此来看，网络直播上的“软色情”，其实是色情的反面，是视觉伦理的一次绿色清理。表面上看，香蕉、美腿和颜值都在释放荷尔蒙，但本质上这是一种战战兢兢的、小心谨慎的情欲，一种排除所有危险因素的观看。愿意为清纯完美的女主播一掷万金的男性们，恰恰是恐惧真正的色情所携带的“恐惧和战栗”，转而追求一种“小清新”、“小确幸”风味的色情。

　　这种“小清新”化的欲望伦理是如何形成的？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吴冠军对于色情制造业的泛滥有过出色的分析。在他看来，今天的虚拟性爱或网络性爱的泛滥相当于剥除咖啡因的咖啡、无脂肪的奶酪、无籽西瓜，其实是“没有性的性”（sex without sex），这是一种臣服于压倒性的便利但同时不需要支付性的风险和麻烦的性。相比于堕入高潮迭起但疑似危机四伏的欲望的汪洋大海，御宅一代更愿意和不具任何风险性、侵略性的屏幕上的对象眉目传情。因此，权力机器的无知恰恰在于，他们不懂得如何解锁这一代人的情欲密码。在直播平台上，“犹抱琵琶半遮面”式的女主播远比成人动作片里赤裸裸的欲女来得更有吸引力，相比后者，前者显得更加安全无公害。

　　

　　在这类“小清新”口味的“软色情”大行其道的今天，对于权力机器来说，真正的威胁或许还不来自于网络上“搔首弄姿”的香蕉，毕竟这类被牢牢固定在私密空间内的情欲表达不会真正触及大众日益娇贵敏感的神经。相比之下，公共空间内的赤裸裸的情欲展演才真正对大众和权力机器具有威胁性，譬如2012年台铁车厢内发生的火车性爱趴。当事人蔡育林被以妨害风化罪判刑6个月，著名性运人士、台湾中央大学性别研究室教授何春蕤等人高举“捍卫人民情色集结自由”，到新北地院递上诉状。

　　从某种程度上，不论是日本的“草食男”还是中国的直播观众群体，都是何春蕤所论述过的“娇贵化主体”。在一个社会向精致的文明化迈进之时，娇贵化主体向文明化背后保守的中产阶级道德敞开怀抱，他们尊贵的情感塑造无法容忍过于激进的行动和表达。体现在性这一问题上，他们越在虚拟化的世界里所需无度，就越惮于接受、包容乃至体验日常生活里种种越轨的性实践。

　　快感正变得越来越稀薄、越来越肤浅，那种福柯意义上的“生死爱欲”在今天变得越来越不可能，我们正以“文明”的名义将它驱逐出生命体验的界限。

　　文/沈河西，编辑/伍勤、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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