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历史事件”探究之六（上）

　　六、复杂的局势（上）

　　时间进入1939年下半年后，山东的抗战形势发生了剧烈的变化——驻鲁日军由于兵力不足不得不改变策略：一方面以加紧修筑据点、构筑封锁线的方式分割包围抗日根据地；另一方面通过怀柔和重点攻击的战术，来分化瓦解山东的抗日武装。以此来实现保障南下通道的安全，支持华中与华东方面侵华日军作战的企图。由于国民党军部队刚遭打击喘息未定，驻鲁日军以分区扫荡的战术，将攻击的矛头重点对准八路军武装。

　　在国民党政府对中共态度发生变化及日军攻击的双重压力下，国民党军驻鲁部队出现了严重的右转！沈鸿烈、秦启荣等顽固派消极抗战积极与八路军武装进行摩擦，之前与共产党八路军合作较好的——如于学忠及张里元等部也开始“限共、防共”，甚至放任或纵容其部下与八路军武装发生“摩擦”。由于降日伪军与国民党军部队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双方心照不宣，而有些国民党军部队则与日军眉来眼去。此时为了争夺山东的主导权及粮饷的控制发放等，得到蒋介石支持的沈鸿烈不惜公开与于学忠发生争斗，甚至不择手段地对于学忠所部进行分化拉拢。

　　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中共山东分局迅速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应对：一面将山东的党政军及统战等情况以及应对策略向中共中央报告，一面加紧对抗日根据地及武装部队进行整顿。8月1日，第一纵队司令员徐向前与政治委员朱瑞发布就职通电：“奉第十八集团军总部命令，为统一指挥山东与苏北境内所有八路军各部队，已于七月中旬抵鲁南，就职视事。”“在总司令于（学忠），副总司令沈（鴻烈）、韩（德勤）诸公领导下，追随各友军之后，为坚持抗战、坚持统一战线而奋斗到底。”（注1）

　　为了缓和矛盾争取于学忠部联合抗战，分局决定派徐向前代表山东八路军与其进行一次谈判。会谈完联合抗日的话题后，于学忠随即便对八路军建立抗日民主政权提出异议：“他说：你们抗日，就不要搞地方政权了。……，你们也搞政权，我这个省政府怎么搞哇！我说：我们是抗日的军队，要搞抗日根据地，就得建立政权，……。而且，不建立政权，我们没有饭吃。你们的政府，一不给我们粮款，二不给我们枪弹，连应该发给八路军的薪饷都不给，我们不搞政权怎么办？”（注2）双方你来我往，争论两个多小时也未能达成一致。考虑到他是八路军争取的对象，徐向前在谈话中掌握分寸留有余地，避免将关系搞僵。

　　其时八路军在山东的武装力量主要为第一一五师所部及山东纵队，因此建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进行协调指挥十分必要。由于第一一五师师部与山东分局机关并未驻在一起，所以朱瑞、徐向前等尚未及同罗荣桓和陈光会面。此外，时任山东分局书记郭洪涛尚未离职，因而第一纵队一时间难有大的作为。另据徐向前回忆：“但有些部队，如陈光部、杨得志部、肖华部等，均独当一面，距离我们较远，又能同党中央和总部直接联系，因而相对保持其独立性，也是不奇怪的。我和朱瑞同志的领导重心，放在山东纵队。”（注3）

　　对于上述史料记载，不少涉及所谓山东矛盾的文章或著述，大都将其简单地引申为“徐向前指挥不了一一五师”或“一一五师不听指挥”！但这些文章或著述都忽略了一个简单的基本史实，朱瑞才是山东分局的一把手——他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时罗荣桓为其副手，更何况“下级服从上级”是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刚做出的决议！至于有文章称，其时山东的矛盾主要发生在黎玉等山东地方干部与罗荣桓、陈光等一一五师之间，显然是不着边际的信口开河！实际抗战时期山东的矛盾，主要是分局领导之间工作中产生的分歧造成的。

　　

　　抗战时期的徐向前（图片取自网络）

　　那么，到底哪种说法才是正确的呢？这可循着历史的轨迹，依据文献资料等的记载以及亲历者们的回忆等史料，来进行客观公正的检阅与研究。

　　8月1日，徐向前与朱瑞在发布通电的当天，致电第一一五师：“鲁南为苏鲁皖区中心，估计顽固分子必将公开摩擦。为开展鲁南根据地工作，拟集中主力，争取有利时机，打击及消灭一部敌人，如鲁西、泰西情况许可，六八六团可即过（津浦）路东，活动于新泰、蒙阴、费县、抱犊崮一带，并与苏北直接打通联系。”（注4）陈、罗随即开始部署：先是于八月中旬，派遣路东支队从费县北部南进鲁南；随后参谋处处长王秉璋及政治部副主任黄励于下旬率师部直属大队从马家峪出发，于9月1日进入抱犊崮山区的大炉村（今属苍山县）；几天后，第六八六团也进入抱犊崮山区。正当罗荣桓与陈光一行与师部会合准备执行上述电令时，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部于9月4日来电，命令一一五师在泗水、藤县、费县、临沂一带打击薄弱之敌，故第一纵队提出的上述计划只能暂时作罢。

　　10月4日，中共苏鲁皖（山东）分局发出关于一一五师和山东纵队区域划分等问题的指示，“提出：一一五师除继续占领与巩固鲁西、泰西、湖西地区外，应强调控制鲁南战略要地；山纵要巩固自己已得阵地。山纵六支队、苏鲁支队与泰西地方武装，统一归一一五师建制。为使山纵迅速提高战斗力，将一一五师津浦支队一部由孙继先率领，编为山纵第二支队。”（注5）13日，第一纵队以徐、朱、张、黎之名义电告各部：“1、为指挥作战之合理，原一纵司、政、供、卫与原山纵司、政、供、卫同时一实行合并。”“2、山纵名义在山东有历史意义，不取消。徐、朱、张、黎在一起办公。”（注6）

　　山东分局之所以急着要一一五师前往鲁南，是因为鲁南的抗战形势发生了变化：有“鲁南王”之称的张里元，为迎合国民党当局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不再与共产党合作抗日，实行“剿共第一，抗日第二”的政策，其所部自5月起不断袭击八路军和地方抗日民主政权，制造摩擦和流血事件。此前，鲁南一带打着抗日旗号的各种武装较大的就有十几支，其中以张里元的势力最大——拥有八个旅和一个特务团共约万人规模的队伍。而中共控制的武装相对较弱，即使八路军主力彭雄、王秉章的（新）第七团，实际只有四个连的兵力。

　　陈光、罗荣桓率领一一五师师部及六八六团等部进入鲁南之后，将师部设在大炉村乡绅万春圃的家中。有“万三爷”之称的万春圃虽拥有200多亩良田和500多亩山场，却同情革命有着强烈的爱国心，其长子万国华早在1934年就加入中共。八路军第一一五师主力来到抱犊崮地区后，先是拔除了费县城南的白山、上下石河等日伪据点，打垮了这一带勾结日伪军的封建武装，初步打开了以大炉为中心的抱犊崮根据地局面。随后，派遣一部南下进入郯城、马头地区，攻克李家庄等敌伪据点，一度攻克山东最南端的郯城县县城，在陇海路北侧开辟了郯马平原游击区，打开了南下苏北的通道。

　　

　　万春圃，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建立后，任济南市政协副主席。

　　12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山东及苏鲁战区工作方针的指示》，在肯定山东分局自抗战以来所取得伟大成绩的同时，特别指出其时工作中所存在的三个严重弱点：“（一）没有利用有利时机，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二）对反动分子的武装摩擦反击的决心不足；（三）没有充分发动群众为民主民生而斗争。指示强调指出，用一切努力争取政权，这是斗争成败的关键。”（注7）

　　此时徐向前与朱瑞一边加紧恢复巩固鲁中、鲁北和鲁东的抗日根据地，一边决定对山东纵队进行整训、整编——根据日军扫荡后的实际情况，将山东纵队所属部队编为五个旅、四个支队。经过一个阶段的整训，山东纵队虽然有了很大的提高，但徐向前感到：“也正因为部队成立后，缺乏有经验的军事领导骨干，发展又比较迅速，因而没能达到抗战需要的水平。例如，政治工作部门不健全，党的基层组织薄弱，干部的政治军事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缺乏，组织纪律性不够严格，等等。”（注8）为了迅速解决这些问题，徐向前和朱瑞于是年12月电告一一五师，要求抽调一部分干部及骨干人员充实山东纵队。

　　不巧的是，罗荣桓、陈光等于12月23日接到中央军委的紧急来电：“（一）新四军甚危急，如三四四旅（陈支队）不能马上增援，请朱、彭命一一五师在山东部队抽一部到陇海路南。（二）华北粮食困难，物价飞涨。只有相当部队向南逐渐移动，这样既能援助新四军，发展淮河南北，克服经济困难，同时将摩擦中心移到华中，以便巩固华北。”（注9）加上一一五师所部由于队伍扩大也需要干部，所以未能立刻抽调干部到山纵。这应该就是有些文章所言的第一一五师不听指挥的由来。

　　为贯彻执行中央军委上述指令，罗荣桓、陈光立刻命令彭明治、吴文玉率第三大队留在湖西的丰县、沛县、砀山、鱼台及单县一带活动；第一大队进至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的灵璧、泗县、萧县及铜山县一带；第二大队则移至津浦路东、陇海路北的郯城、邳县、峄县一带。苏鲁豫支队这几个大队的兵力实际相当于大团，因此一一五师命令彭吴将新成立的两个一千六百人的独立大队，直接调拨给了彭雪枫部。罗荣桓与陈光则亲自率领师部及主力第六八六团和新七团等部，迅速由大炉向天宝山地区挺进！通过扩大与巩固抱犊崮根据地，使之与湖西根据地相连接，并进一步巩固和开创南下苏北的通道。

　　提起山东根据地，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沂蒙山。打开山东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沂蒙山自（东）北向（西）南绵延数百里，一直延伸到靠近微山湖的枣庄东侧。沂蒙山是沂山与蒙山的合称，沂山在北、蒙山在南。其时的鲁南地区，主要指的是南部的蒙山山脉。这一带横跨平邑、蒙阴、费县、沂南等县，群峰嵯峨，重峦叠嶂，既是鲁中、鲁南之间的天然屏障，也是连接山东主要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地带。这里西迫津浦铁路线，南临陇海铁路线，是向南发展的要冲，其战略地位之重要不言而喻。

　　12月30日，陈、罗就一一五师新的战略部署致电北方局和山东分局：“（一）创造大汶口、新泰、蒙阴以南，滋阳、邹县、藤县以东，临城、峄县以北，临沂以西的山岳地区为基本根据地。目前集中力量克复白彦，以开展曲阜、泗水以南山区工作；以后再向东北发展，与山纵打成一片。（二）冀鲁边除留符竹庭、邓克明、邢仁甫部队外，萧华进入泰西后，统一指挥曾国华、杨勇、六支队等部，消灭鲁西、泰西反动派，巩固鲁西、泰西根据地，成为我军独立坚持山东的辅助阵地。（三）彭明治、吴文玉率三大队仍留沛县、单县、金乡；其一大队留陇海路南配合新四军开展苏皖边工作。”（注10）

　　之所以要“集中力量克复白彦”，是因为该镇坐落在尼山山脉的天宝山西侧，地处鲁南三市（临沂市、枣庄市、济宁市）四县（平邑县、山亭区、滕州市、邹城市）交界处，系重要的战略要地。尼山是由两座较小的山脉组成——东北侧的天宝山与西南侧的抱犊崮，白彦镇恰好位于济宁连接临沂的费(县)滕(县)公路中间，公路将抱犊崮山区和天宝山区分割开来。由此可见，不拿下白彦并据此控制周边地域，就无法形成完整的鲁南根据地，更不消说与鲁中及湖西根据地的连通，以及打通南下徐州及其以东苏北地区的通道。

　　

　　红色标记为白彦镇。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开辟鲁南根据地示意图。

　　其时白彦镇大地主孙鹤龄在日本侵略军的支持下，强迫周围十余村庄组织了反动民团，控制了镇两边的公路及路口断我交通。因此要想将抱犊崮山区和天宝山区连成一片，切断费、滕敌伪之间的联系，八路军必须要拔掉白彦这颗钉子。从1940年2月起，八路军一一五师第六八六团经过三番激烈的争斗，终于控制住白彦正及其周边地区，并建立起以抱犊崮为中心的鲁南根据地。站稳脚跟后，陈、罗派出主力一部，向东北方向的泰（山）新（泰）和蒙（阴）一带推进，打通了与分局所在的鲁中根据地得联系。

　　就在一一五师开创鲁南根据地之际，鲁北也传来好消息——经过半年多的艰苦奋战，清河区根据地终于取得阶段性胜利！胜利的取得，首先得益于徐向前司令员的睿智：马耀南牺牲后，三支队副司令员杨国夫等专程到分局向朱瑞等进行汇报。当汇报到清河区原来制定的战略是以胶济铁路以南的淄博山区为依托，当路北平原难以坚持时就撤到路南休整，待条件有利再返回去打游击。徐向前当即敏锐地指出：问题就出在这里！按常理考虑这样做是对的，但在特殊条件下，这样做反而束缚住了自己的手脚。

　　徐向前认为，有一块儿山区为依托固然必要，但每次过铁路都要付出代价，加上那块儿山区很小且物资缺乏，同其它根据地有没有连成一片故回旋余地不大。如果让出这块儿山区，一心一意地去创建清河根据地，情况反而会好许多。因此，三支队所有部队应当统统开到清河区，充分利用清河区的广阔平原，扎根于广大人民群众之中开展平原游击战。时任分局书记兼第一纵队政委朱瑞听罢当即拍板，说：“好了，就按徐司令的指示，马上开始行动，越快越好。”（注11）

　　随后山东分局和山东纵队下达决定，杨国夫接任第三支队司令员，徐斌洲任政委，李人风任副司令员，鲍剑寒任参谋长，陈楚任政治部主任。其时经过清洗分化及战火考验，清河区八路军武装约有五千多人，决定将部队整编为一个大团，将原来的三个团整编为基干营，剩下的人员成立一个独立团。为加强地方武装建设，清河区还成立了山东纵队第六军分区，由马千里任司令员，政治委员由清河区委书记景晓村兼任。经过整编后的部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毅然踏上开辟清河区的征途。

　　为了帮助开辟清河区根据地，分局领导还决定山东纵队副总指挥王建安，跟随第三支队一起行动。杨国夫指挥第三支队分批越过封锁线（胶济铁路）后，沿途同日伪军打了几仗后，来到了清水泊地域。这一带方圆近百里，芦苇荡不仅杂草丛生，而且地形复杂，南面和西面村庄稠密，群众条件好——东南的牛头镇是八支队起义的地方；东北方向靠近小清河口，地广人稀，日伪军在这里不便话动。第三支队与请河区党委会合后立刻在郑家埝召开誓师大会，明确提出在清水泊地区建立平原根据地的任务，得到当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战斗至是年底，第三支队基本站稳了脚，初步开辟清河平原抗战的新局面。随即山东纵队副总指挥王建安传达山东分局及山东纵队的决定：清河区党委和第三支队，迅速向小清河及黄河以北发展，扩大并建立巩固的清河抗日根据地。1940年3月，经过动员克服“宁愿在小清河南打八仗，不愿到河北睡火炕”的第三支队所部，迅速从牛头镇、央上、台头一带出发，连续突破国民党顽固派李寰秋、周胜芳、成建基等部在小清河两岸的堵截，由三岔、高家港附近渡过小清河后兵分三路，进入博兴及广饶北部广大地域。随后，接连击退赶来围攻的日伪军及国民党顽军，迅速打开了良好局面。

　　时至4月13日，朱瑞、徐向前与罗荣桓、陈光等齐聚青驼寺，喜气洋洋地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研究如何发挥第一纵队的统一指挥作用，以及密切山东纵队与一一五师之间的战略及战术配合等问题。根据朱瑞的回忆推断，这是他和徐向前等进入山东之后，第一次与罗荣桓、陈光等会面和开会：“……，他们乃于十月二十六日赴延开会。分局由徐、朱、黎、罗、陈（注：即徐向前、朱瑞、黎玉、罗荣桓、陈光）组成。但黎此时去胶东巡视，陈、罗各在一方，实未开成会议，书记由我代理，但只与徐二人共同工作。”（注12）

　　会议结束之后，一一五师从各部队抽调了两千多人，充实到山东纵队。山东纵队依照第一纵队指令，抽调三万两千人枪补充到一一五师各部。此时，经过三期整编的山东纵队各部在鲁中、鲁南、胶东等地区收编了数十股大小杂色武装，已从过去的二万五千人发展到五万一千余人。而一一五师所部仅在山东的部队已发展到约三万人，加上从山纵抽调过来的三万多人，已达五万九千人（减去调到山纵的两千多人）之多。如果算上各根据地的地方武装及游击队等，我党在山东掌握的抗日武装约有十四万多人，初步完成了中共中央于1月28日来电指示的年内应至少发展到十五万人枪的要求。

　　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成功进入鲁南并建立根据地后，驻鲁日军立刻感受到威胁极大，于是集中了八千多兵力，14日由邹县、枣庄、临沂等据点出动，分十路向抱犊崮山区进行扫荡。一一五师留下少数部队在内线坚持，主力跳到敌扫荡部队侧后不断进行袭击，经过大小三十二次战斗歼灭日伪军约二千余人，粉碎了日军的扫荡——于5月上旬陆续撤回。由于部队发展过快来不及训练，加上来回转移部队十分疲劳警戒疏忽，23日夜，一一五师司令部在东马山宿营时遭到日军袭击！造成行李等物资大部丢失。

　　5月6日，一一五师专门就此次日伪军“扫荡”抱犊崮的经过及经验教训，共总结了十条经验教训向所属部队传达并上报中央军委及山东分局。10日，彭德怀及陈光、罗荣桓接到毛伟人及王稼祥发来的电报：“韩德勤部猛攻安徽省泗县之新四军，望另苏鲁豫支队分路南下，与新四军夹击韩部，并受刘少奇指挥。”（注13）率先南下的八路军部队并非苏鲁豫支队所部，而是4月30日刚刚抵达鲁西南的第三四四旅及新编第二旅。该部共有五个团一万二千余人，在黄克诚率领下穿过陇海路，与彭雪枫支队在豫皖苏边区会合。

　　1940年5月间，中共山东分局接到党中央来电，要求徐向前赶赴延安出席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徐向前的此次离去，坊间传言是被一一五师挤走，这显然不是事实。其时张国焘早已叛逃，而陈昌浩也于1939年8月获准去苏联“养病”，所以唯一能代表原红四方面军的非徐向前莫属。更何况，徐向前除了作为代表参加即将召开的“七大”之外，还负有举荐和审查原红四方面军出席会议代表名单及资格的责任。其实被召回延安的不仅徐向前，朱德等不少重要领导也被召回延安，准备参加召开“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所以，说徐向前是被一一五师挤走的臆测，既不合逻辑也没有道理。

　　6月1日，徐向前依依不舍地启程离开山东，向延安进发。随着徐向前的离去，山东分局只剩下朱瑞、黎玉和罗荣桓、陈光等四位委员，此后第一纵队的番号逐渐消失。通过上述回顾不难看出，朱瑞与徐向前进入山东后，与陈、罗以及黎玉之间并无大的冲突。当然，在一些具体工作中难免会产生一些矛盾——这在徐向前的回忆录里可以得到佐证：“我在山东的工作时间，整整一年。……。一年的工作中，领导层里基本上是团结的，也有些矛盾，但尚未发展到影响工作的地步。”（注13）由此可见，山东分局领导曾之间发生重大的矛盾，显然是在徐向前离开山东之后才逐步出现的。

　　注释：

　　注1、4：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版，第107页。

　　注2：见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第647页。

　　注3：见徐向前著《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第640页。

　　注5：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版，第108、109页。

　　注6：见《八路军山东纵队文件选》，第425页。

　　注7：见《中共山东党史大事记（一九二七年七月至一九四九年九月）》，山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第1版，第144页。

　　注8：见徐向前《历史的回顾》，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7月第一版，第649页。

　　注9：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版，第110页。

　　注10：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版，第111页。

　　注11：见王文仲著《游击三千里：抗战中的徐向前》，国防大学出版社，1997年6月第一版，第270页。

　　注12：见朱瑞《我的历史及思想自传》，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党史资料 第09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第256、257页。

　　注13：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版，第12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