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 马云的湖畔合伙人与中国合伙人的前世今生

　　2013年，一部电影《中国合伙人》引发社会热议：人们力图挖掘创业合伙人的分分合合，掀开光环笼罩下的平凡，从八卦中寻找友情与背叛的例证;业界大佬则集体遥望青春，回忆创业路上的激情与失落、成功与黯然。

　　

　　进入2014，从万科的事业合伙人、阿里巴巴的湖畔合伙人、绿地的职工持股会悄然变身合伙企业，到爱尔眼科、天士力等多家A股上市公司不断推出的行业版合伙人计划，“合伙人”风靡一时。

　　此间，既有基于合伙理念、公司制外壳的创业案例，也有披了合伙企业外衣的新瓶装旧酒、本质缺乏合伙精神与理念的庞杂故事，更有仅为一己私利、套利政策的假合伙闹剧。兴奋喧闹中，“合伙”或许会被捧上更高的位置，但浮躁地盲目跟风也可能让其浮华落尽、跌落神坛。

　　

　　中国式合伙的前世今生

　　有人的时代就有合伙。母系氏族的渔猎采集分工合作，可以宽松理解为一种原始状态的合伙;而《吕氏春秋》中所载管仲与鲍叔牙的合伙经营生意已是初具雏形，两人在“分金桥”上完成收益分配，并将合伙行为一直延续到之后的弃商从政。

　　

　　合伙经营模式在明清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合伙人通过合伙契约的模式约定投资与利润分配，已然有一些现代企业的影子，当然那只是形似，在内部治理上完全缺乏相应的合伙人制衡机制，也缺乏相应的国家政策法规来引导。整体看，这与西方国家现代企业制度走过的先实践、后立法规范的路径是相似的。

　　合伙企业有两个典型分类：“普通合伙企业”和“有限合伙企业”。前者“由普通合伙人组成，合伙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后者“由普通合伙人(至少一人)和有限合伙人组成，由普通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有限合伙人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责任”。

　　

　　最早将合伙企业、合伙人概念在社会推广开来的是诸如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这类机构，其典型特点是依靠个人知识技能为客户提供服务。不过，这类合伙企业恰恰是上述两者中的一类特别存在，叫做“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通过这一“特殊”的定义，界定了不同情况下合伙人的有限和无限连带责任。

　　可见，合伙人、合伙企业这一形象最早被“智力密集型”机构所特有。但时至今日，合伙人已不仅仅是互联网、房地产、金融投资、财务法律类这些所谓的“高端”行业所特有，现在社会上充满了花样迭出的合伙机制：卖切糕、肉夹馍看似技术含量初级、实际商机无限的创业合伙人们，也已经在走向成功的路上，合伙，已然是大势所趋。

　　阿里巴巴的湖畔合伙人模式

　　阿里巴巴的合伙人理念最早缘于1999年公司创立之初的十八罗汉体系，到2010年，阿里合伙人制度定名为“湖畔合伙人”。在此计划中，阿里一直强调的是文化传承的理念，将“对公司发展有积极的贡献、高度认同公司文化”作为合伙人筛选的条件之一。

　　

　　透过阿里合伙人的故事，我们可以概括为意在权利、而非权益的合伙人管理机制。其关键在于权利与控制机制：合伙人具有的提名多数董事会成员的权利。而非单纯的权益分配机制：合伙人并不因此对应直接公司的实际股权，合伙人年度现金奖金分配由合伙人委员会确定。

　　

　　阿里案例的启示是建立“动态半开放式”机制：非终身制的合伙人调整机制，保证了将始终坚持公司理念、对公司当前及未来发展有贡献的人纳入合伙人团队，以此实现公司理念传承的目标。这意味着，一些企业设计接班人计划、人才培养及激励计划时，可考虑设置评估委员会的一两年专项审视机制，通过新陈代谢，让老人有动力有压力、新人有目标有希望，以此实现动态延展性。

　　俞敏洪在《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所说:“很多人都在猜测我们三人之间现在是什么关系，其实我们依然是合伙人关系。小平成立的真格基金，为留学生提供创业基金支持，我们都是基金的持有者。我们也还是新东方的合伙人，因为我们都是新东方的股东，继续在为新东方的发展做出各自的努力。同时，我们更是友情的合伙人”。

　　

　　从林林总总的中国式合伙创新现象不难发现：合伙人理念不一定需要合伙企业来实现，可以有更多的表达形式;反向来看，合伙企业承载的不一定是真合伙人理念，有时候是更复杂的背后原因。

　　而更重要的是，对合伙而言存在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分手”。从新东方的三驾马车、万通六兄弟等无数或相似或不同的合伙与拆伙案例中，人们津津乐道于创业家背后的故事，满足窥探的欲望，并创造出“中国式拆伙”的词语。那么，对于真正想以合伙企业作为承载的合伙人们，前行路上应当排除哪些关键路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