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死的阿修罗》：媒体、审判与修复式正义，善与罪或许只是偶然

　　随机杀人、疏离的父母、底层阶级的家庭、暴力与贩毒，这些看似不断出现在台湾电影中，探讨青少年、底层人物议题的元素，要如何从更崭新的角度切入而不至于老调重弹？

　　

　　我认为《该死的阿修罗》在这一点上是成功的。

　　在《该死的阿修罗》中谈到了舆论的力量，但却没有直接将这股力量归咎于所谓「万恶的新闻媒体」。这里并非要全盘否认媒体造成的影响，但真正将媒体推向乱源的始终来自于人性。

　　

　　剧中我们鲜少看见新闻媒体在杀人事件后直接的影响，而是透过角色间的对话去认知到现在外界是怎么想的──痛心的被害者家属、对加害者的攻击与威胁、杀人者唯一死罪。

　　这些元素必然也都存在于新闻报道，但即便没有了新闻，这些想法仍然深植在大众心中，因为，当人们心中和平世界的图象被破坏时，我们就会企图归因：因为他的家庭不正常、因为他从不展现怜悯之心、因为他与社会格格不入。

　　

　　各种理由，让我们确信这个世界依然是善恶分明的，我的善良是正确的、他人的恶是不可原谅的。而媒体在这之中的角色则是将这些想法催化、放大，说出人们心中想说而不敢说的，让人们更加坚定自己心中嫉恶如仇、赏罚分明的心理机制。

　　但，如果今天杀人的「灾祸」是发生在你身上的呢？

　　这个说法是危险的，但我想要讲的是罪的另一种可能性──偶然。

　　

　　和身边的朋友聊过，发现有不少人都做过类似的梦，在梦境中发现自己杀了人。我也曾梦见自己连续杀了几个无辜的人，但对于行凶的细节一无所知，只看到满地的鲜血跟血衣。

　　不过，整个梦境最痛苦的部分在于，每个人都指控我杀了人，包括家人、朋友、最亲近的人等等。而我也「知道」我杀了人，这是即便被原谅都无法抹灭的罪孽。我的善良荡然无存，因为我杀了人。

　　然而，当人犯下了这个极恶之罪后，他就完完全全是一个恶人了吗？

　　

　　在卡缪的《异乡人》中，主人翁同样也杀了人，同时，作者也花了很长时间的铺陈这位主角是如何地与社会「格格不入」，例如在母亲的葬礼上未落泪、母亲去世后还与女孩子展开热恋，看上去不是多大的罪孽，但已经足以将一个人从社会中定罪。

　　而在主角杀人的当下，他似乎也不清楚自己当下为何会开枪、且连发四枪。不论别人指控他本质如何的恶、如何的不肖（显然都与此案件无关），但他都不觉得那些足以审判他的罪恶。为什么杀人？

　　他心底也知道，或许那就是纯粹的偶然，心中所存之恶被偶然地发酵，就如那位帮他出庭供证的朋友所说「灾祸降临于此」。

　　

　　要知道，什么都不足以成为一个人可以杀人的理由。但社会要把罪孽加之于人实在太容易，又有多少是与他所犯下的罪行相关的呢？到底是因为他杀了人所以犯罪、还是因为他在这个社会无容身之处所以该死？

　　导演楼一安在映后谈到，他拍电影时所想的，正是「怎么把一个恶人，还原成一个人的样子」。在他的恶行之下，还存在着哪些人性的面容？而那些看似善良无辜的他者，又能全然地远离恶吗？

　　

　　延续上一段对于恶的理解，在《该死的阿修罗》的剧情中，我们看见在现实中压抑却在虚拟世界中称王的公w员、把工作的怒气发泄在伴侣身上的上班族、无法翻转家庭阶级而埋没天赋的少女、无法表达恋慕的人，这些角色都因为无法成为自己、无法表达最真实的情绪，使得愤怒油然而生，进而在心中种下了「恶」的种子。

　　就像剧中的记者「霉菌」（莫子仪饰）所说，身为随机杀人案目击者的他，在当下差点失手杀了嫌犯詹文（黄圣球饰），是不是也差点成为了众矢之的的恶人？

　　于是，在第二段结局中，导演引着大家经过「奈何桥」，透过偶然的剧情安排，将原本的「受害者」角色翻转为「加害者」，这全然是对善恶价值观的一种挑战，也是我认为本片最大胆的部分。

　　

　　在第二次的命运中，每个人依然带着自己的生活困境与愤怒，相遇并产生连接。但却因为命运的转换，将受害者与加害者的位置对调。

　　这里的设计其实也相当巧妙，就像前一段所提及的：善恶一念间，但人在这之中却是没有选择权的。

　　在第二段故事中，琳琳（王渝萱饰）至夜市赴约采访前依然与妈妈发生冲突。原本妈妈会拿酒瓶砸伤琳琳，导致她无法前往夜市赴约，但在第二次的命运中，却「偶然地」因为助听器的声响，阻止了妈妈的行动，让琳琳能顺利前往夜市，并遇见了原本要到夜市对群众「试枪」的詹文。

　　

　　而这一场相遇，完全改变了詹文后续的命运。

　　在第一段故事中那个愤世嫉俗、生无可恋的加害者詹文，到了下一段故事却又成了悲痛欲绝、愤怒无比的受害者家属。听来讽刺，却相当值得反思：善恶之间的确是一个念头，但会不会有时候，就是在一种命运的偶然下，影响了我们最后走向的道路？

　　电影中詹文因杀人入狱，在审判的过程中，却看见他死都不愿意道歉、不愿意解释当天的「不小心」，毫无「悔意」。但他是真的没有后悔吗？

　　

　　电影中詹文因杀人入狱，在审判的过程中，却看见他死都不愿意道歉、不愿意解释当天的「不小心」，毫无「悔意」。

　　但他是真的没有后悔吗？又或许他是认知到这个「道歉」着实毫无意义？道歉究竟是为了什么？因为一句「我不是故意的」，杀人罪就能得到「原谅」了吗？还是只是因为大家希望「看见」他的悔意、希望他得以因此减刑？那么，这样的道歉还有意义吗？

　　

　　从这里就能看见「修复式正义」加入的重要性。

　　修复式正义不是要求受害者原谅、或是不处罚加害者，而是进一步思考：在加害者获得处罚后，被害人因伤害产生的仇恨该如何修复？我想，那就是所谓宽恕。

　　心理师蔡宇哲博士曾这么解释：原谅和宽恕是不同的，没有人可以强迫受害者去原谅、去当作这一切没有发生。宽恕的意义是：「我愿意放下对你的仇恨，放过自己、并且好好前进。」

　　

　　因此，修复式正义需从梳理加害者的犯罪脉络开始，并让加害者了解到：自己行为造成的影响，到底有多大？他是否真的知道自己「错了」，并真心诚意地道歉？

　　修复式正义需要缓慢前进，但社会上对司法的压力与对加害人的不谅解，让我们很容易忽略这个过程。在这个人人喊杀的时代，社会是否能多一点宽恕？

　　「我们都已经自顾不暇了，还要理解一个犯罪者？」这是人们最普遍的不满，也是人性。但我想，能抵抗人的劣根性的，也只有清楚的意识了，能不能让大众逐渐存在这样的意识？

　　

　　有意识地认识到，人都不是完美的，你所做的键盘定罪行为，只不过是在透过贬低他人来成就自己的优越感。在发生社会案件时，是否能先内化回到自己身上，有意识地检讨自身的价值观、与他人相处的互动，是否也有需要改善、需要进步的地方？

　　写到这里，或许已经有很多人质疑：是否因为我不曾成为受害者、受害者家属，所以我才能冷血地同理恶的那一方？这也是我不断丢给自己的问题。如果今天换作受害的是我的至亲，我还能在这里理性的辩论凶手的善与恶吗？

　　老实说，我也无法确定。

　　

　　但我永远忘不了王婉谕在面对自己的女儿小灯泡当场被杀害，第一时间却站出来面对媒体的那个景象。为了不让媒体错误报导，王婉谕亲自描述事情经过，她没有崩溃、愤怒，反而是直接点出了社会结构性的问题，并要大家开启理性的对话空间，也让她被称为「非典型受害者」。

　　这里并不是要呼吁每个受害者都要成为这个样态，但这个社会是不是能多一点接受「不一样」？不论是加害者、被害者、或是愤怒的「群众们」，我们不成为那个典型也可以是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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