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物城的疯狂

　　“五四”时期易卜生（Henrik Ibsen）名剧《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在全国热映，无数青年突破家门壁垒，勇敢地迈出了反抗封建包办的一步，追求个人自由。然而，以革命思想名动天下的鲁迅在杂文集《坟》中以《娜拉走后怎样》对这股热潮提出了的质疑，揭示出千千万万的“娜拉”经历了出走的激情后最终的归宿要么与这个世界的不公同流合污，要么在生活的重压下重返家门。难道面对现实的碾压，梦想总要做出妥协吗？或许是，但正因为有梦想我们自己和社会才能不断前行做出改变。

　　《疯狂动物城》（Zootopia。是Zoo和Utopia的合成词，有“动物们居住的乌托邦”之意）中的朱迪因为有梦想成为了第一名担任警官的棉尾兔。在一个充满充满肌肉感的群体中，显然查尔斯·泰勒（Charles M. Taylor）所谓的“社会想象”（Social Imaginary）还没有对热情开朗、身手不凡的小兔拥有足够的认同。与之相对应，影片中的另一主角尼克，因为身为狐狸，尽管内心柔软但其“位置”永远是狡猾多端、为人所不齿。

　　长笛应该归属于谁？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眼中，任何事物都应当有其“位置”：无论是事物、地位还是社会分工都有其目的，由“适合”的人担任或掌握。确实，最好的长笛要归属最好的乐手，而国家和社会的责任是培养公民道德和审议公共善的能力。因此最高职位者也应当归属于像伯里克利（Pericles）和林肯（Abraham Lincoln）这样的人，惟其如此才能起到教化目的。

　　在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所谓“平庸之恶”（Evil of banality）。或许更为人所熟知的概念是易中天所谓的“道德沙尘暴”）当道和价值迷失的当下社会，强化价值典范、宣化德行确实足够诱人。在社会中独尊和强化价值，大众也必然会潜移默化转向特定的方向，如果每个人在其中各安其位社会也就相安无事。但问题是，人既然因特定道德“目的”匹配了与其“适合”的位置，如果选择决心去打破这种社会“认同”，必然会背负叛逆的恶名并经受世俗的白眼。

　　《疯狂动物城》在此意义上为可以说是宣扬自由主义“权利优先于善”的代言人。兔子朱迪和狐狸尼克的所作所为好像无时不刻在宣扬小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在1941年在美国国会大厦发言中宣扬的“四大自由”（The Four Freedoms）：人人享有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贫困及免于恐惧的自由。只不过小兔子的奋发上进、勇于任事是从正面释出了对恐惧的压力，而狐狸遁入黑暗也只是在面对生活的重压后做出的无奈选择。毕竟，“Live or Dead”对于底层人民来说从来都不是哲学命题。

　　《疯狂动物城》中另一个发人深省的主题则是被滥用的科技。是的，在当今时代无论是对未知领域的探索，还是作为引领经济的第一推动力，科学和技术的发展都取得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成就。现在有人也许挑战质疑上帝的存在，但却无人敢于质疑科学的权威。可问题在于基于工具理性的、用于描述现象机制的科学，是否可以安慰当代人越来越迷茫的心灵？是否可以给予人以生活的意义？更何况在科技一路高歌猛进的背景下，人类出于各种目的追求“完美”。正如迈克尔·桑德尔（Michael Sandel）在《反对完美》（The Case against Perfection）中指出：在人类使用高科技追求完美的过程中，被用于平衡社会发展的道德基础变得越发脆弱。也许不用很久，这些已经存在了千年以上的人类文明擎天之柱，就会在人类自己的掌握之中崩溃坍塌。只是不知届时已经错位的人生意义和价值要如何安身？

　　说到反对完美，房龙（Hendrik Van Loon）在1925年出版了一本叫做《宽容》（Tolerance ，曾以The Liberation of Mankind之名出版）的小册子。虽然名为“宽容”，但全书记录的都是人类以完美之名不宽容的历史。拜自由主义所赐，在当代社会之中或许已经没有太多人会宣扬完美主义并推及于人。毕竟如果人在没有选择的境遇下的选择绝非自由，因此产生的罪恶也同时是整个社会的耻辱。但科技好像一副神奇灵丹，让人们在不自知之下重拾完美主义大旗。以学术自由和理性的名义，在创造出大量匪夷所思之后，也深刻的改造了人们对于自己、对于社会以及对于社会的态度。也许科技滥用的风险距离我们并不遥远，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寂静的春天》（Silent Spring）殷鉴不远。

　　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以走”，但我认为更可怕的是因惮于梦碎而不敢有梦。如论如何，我们必须对自己、对人类有足够的信心，相信自己、相信人类能够凭借自身的智慧做出自己的选择，去理智对待不安的未来。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所谓幸福就是勇敢的面对正直生活中的快乐和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