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苏阳 ｜《大河唱》：听土地的声音

　　作为“国内首部音乐纪录电影”，《大河唱》自6月18日公映以来，在院线已经停留了近一个月。这部在朋友圈刷屏的电影，走的是“长线放映”的艺术电影路线，没有钱铺天盖地折腾社会营销事件，完全靠本身的质量和饱满的情怀，在热爱文艺的观众心中占有一席之地。

　　《大河唱》记录了摇滚音乐人苏阳和他的四位民间艺人朋友的故事，在奔腾不息的黄河边，陕北说书、环县皮影、河州花儿、西府秦腔流传了千百年。以一名采风者的身份，苏阳在这片厚重的土地上游走，记录下古老的节奏和民俗，通过自己的创作，让传统在现代继续存活。

　　很多人，通过这部电影才认识了苏阳。熟悉音乐圈的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他的《贤良》、《凤凰》是很多文艺青年深夜思念恋人时的必听歌曲。他本人曾被誉为“西北摇滚歌王”；也曾在 2012年获得上海MAOLivehouse“最佳民谣歌手”奖。但是他的音乐，由于屡屡将西北民间音乐“花儿”、秦腔等与当代音乐进行嫁接、改良和解构，让评论界难以定义。苏阳自我调侃，“有人说我唱的是‘民族摇滚’，有人说我是民谣，我经常说自己是‘世界流行金曲’”。

　　近日，笔者专访音乐人苏阳，一起听他讲述《大河唱》背后的故事~

　　文 | 潘 婷

　　城市的灯光亮起，下班的人群从地铁里鱼贯而出；此时西北的小村庄，皮影匠人背着匣子穿过沟沟壑壑，在渐浓的夜色中挑起白布、架起鼓，借着月光给劳作一天的农人上演一出刀光剑影；说书匠的三两白酒已尽，在墙角意兴阑珊地拨着三弦给自己听。

　　这是电影《大河唱》的开头，也是每一个当下的我们几乎遗忘的场景。

　　三年的时间，1600个小时的纪实影像，记录了音乐人苏阳和四位坚守土地的民间艺人的生活：陕北说书人刘世凯、花儿歌手马风山、皮影班班主魏宗富与民营秦腔剧团团长张进来。

　　在电影《大河唱》中，镜头跟着苏阳去到各个地方寻找民间艺人，从而串起了整部影片的故事。没有剧本，没有摆拍，镜头下的他们朴实生动、热烈真挚。

　　这世上的万事万物都有生命，艺术也一样。《大河唱》向我们展现的，不仅是这些民间艺术的可贵，更是这些坚守着传统文化、无比鲜活倔强的生命。

　　黄河今流

　　“《大河唱》的票房不好，是预料之内的事。”采访一开始，苏阳直截了当地说出他对电影票房的看法。

　　虽然票房刚刚过200万，但《大河唱》的口碑却远远不止。在豆瓣上，它的评分已达8.1。

　　《大河唱》起源于苏阳2016年发起的“黄河今流”艺术计划，他希望扩展舞台，借助音乐之外的其他艺术形式，探索“断流”后的流淌，是为“今流”。

　　通过 “黄河今流”计划，苏阳试图通过对西北黄河流域民间音乐的采风，学习，传承与再创造，以绘画、影像、动画等多样式的艺术媒介，与音乐进行跨界合作，用艺术的语言来表达“现代人”真实的生活感受和对于生命的态度。

　　苏阳的计划吸引了“天空之城”影业路伟的注意。早在2015年，苏阳演唱的《官封弼马温》MV被路伟选中成为《大圣归来》的宣传片，广受好评。“路总说，黄河这个题材我们特别有兴趣，大家一块聊一聊。下午就聊了两个多小时，大家就理出了这个电影。”苏阳说。

　　之后，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雷建军率领团队清影工作室也加入了进来。雷建军和他的清影工作室曾制作了《我在故宫修文物》《喜马拉雅天梯》等纪录片，赢得了业内人的一致好评。

　　“雷建军老师之前听过我的歌，他当时就给我提建议，让我列出一个民间艺人名单。”苏阳说。经过讨论，便有了最终呈现在银幕上的四位民间艺人。

　　拍摄前，雷建军还找来音乐人类学学者萧璇，对即将拍摄的四位民间艺人进行田野调查。同时，他找到两位自己的学生，在清华大学就读的柯永权和杨植淳，以及在云南社科院影像人类学研究所工作的导演和渊，共同担任电影《大河唱》的导演。

　　这份名单里的每一个人，都是苏阳的朋友，他们或喝过酒，或聊过天，或对过琴。“刘世凯住在宁夏盐池，那是个三省交界的地方，县城不大，我老去；张进来是甘肃静宁人，他20多年前就到银川了，他们几个人都不是标签意义的艺术家，但他们像过日子一样，每天都接触这个东西。”谈起这几位老友，苏阳再熟悉不过。

　　2016年6月，《大河唱》开机。拍摄团队沿着苏阳无数次走访民间艺人的路线出发，以日常的角度切入，记录他们真实质朴的乡村生活。

　　“土的声音”

　　苏阳第一次听到黄土地的声音，是7岁半。

　　他生在浙江，由于父亲在银川工作，1976年，他跟着母亲从浙江北上，来到银川。到的时候是深夜，父亲骑一辆“二八”自行车来接他们回家。第二天早上，苏阳打开门，看到了记忆中未曾看过的风景：一望无际的黄土地，全部是黄色的。

　　他是厂矿子弟，家属院的周边，都是田地。黄昏时，农民劳作归家，往往会即兴唱上两嗓子。很多年后，他听到非洲的田野录音，觉得那歌声和他童年时听到的，如此相像。

　　1980年代末，苏阳17岁，是陕西省安装技校的学生。一天，他的一个同学用吉他弹了一曲《西班牙斗牛士》。他从未觉得音乐如此好听，“很粗糙地发出特别真实的一种像火星子一样的音符颤在我身上”。不久， 苏阳将自己的食堂饭票卖了20元，从一位同学那里，买了把二手吉他。

　　群星?-?西班牙斗牛士

　　毕业后，凭借一手好吉他，苏阳进入了西安的新蕾乐团。但新蕾乐团的工资只有60元，很难维持生活。于是，当一个河南的走穴团体路过西安时，苏阳离开新蕾乐团，加入了全国走穴大潮。

　　日后形容这段经历，他觉得有点像贾樟柯电影《站台》中的文工团。吃住都在舞台，冷了盖油毡布。早晨不吃饭，中午吃一碗3块钱的饺子，晚上少吃点，演出完了肚子咕咕叫。

　　苏阳?-?贤良

　　上世纪90年代，摇滚乐在中国开始流行。欧美的摇滚乐通过北京、西安传到苏阳和他的朋友们耳朵里。“魔岩三杰”在香港红磡演唱会结束的第二年，苏阳留起一头长发，在银川组建了一支名为“透明乐队”的摇滚乐队。

　　苏阳?-?河床

　　早期，苏阳并没有树立自己的音乐风格。他认为当年他和他的朋友们接触到的音乐非常杂，“有什么听什么”，甚至不能确定自己所接触的就是摇滚乐。他曾一度喜欢瑞典的英格威，他的另外一个朋友喜欢布鲁斯和爵士乐。他们做音乐的态度是，“能吸收什么就用什么”。

　　新世纪初的一天，苏阳在那个喜欢布鲁斯和爵士乐的朋友家里聊音乐。苏阳问他：“能不能给我张更原始的？我记得美国电视剧《根》里面有一段黑人被奴役期间唱的家乡的歌？”朋友给他翻出来一张黑人音乐，他一听，想起了少年时那个黄昏，农人耕作归来，在田边土房子里唱起来的歌。

　　那时，宁夏的歌舞团演出时，都会唱这样一首歌“宁夏川，两头尖，东靠黄河西靠贺兰山，金川银川米粮川”。唱这首歌，本来是想表现出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的幸福感，但是苏阳本能地觉得，只有真正和土地有关联的表达，才是民歌的本质。

　　苏阳?-?贤良

　　那一年，苏阳决定去海原县寻找花儿歌手、民间艺人马生林，去探寻民歌的源头。

　　那年春节，他在海原县乡下的一所土房子里，见到了马生林。老人那年已经70岁，给他唱了一首“花儿”：“尕妹妹是牡丹花园里长，二阿哥是空中的凤凰，悬来悬去没妄想，吊死到牡丹树上……”

　　“当这段旋律从他的喉咙里发出时，还是被震动了一下。”苏阳回忆：“那是从风干的黄土里生长出来的声音，和我想象的不一样。”

　　这段“花儿”，后来被苏阳再创作成了《凤凰》这首歌。这之后，苏阳开始了把民间音乐和现代摇滚乐结合的创作方式。他从各个渠道搜寻灵感，写了五六首这样的歌。

　　苏阳?-?贤良

　　2004年的一天，苏阳在银川富宁街戏社看秦腔，突然冒出一个想法，“如果我在这样的地方演出一场，会被接受吗”？这间戏社的顾客，大多是老年人。平日里，台上唱着秦腔，台下在打麻将。

　　他决定尝试一下，和戏社老板说好，他们将门口黑板上本来演出的折子戏《周仁回府》《游西湖》擦掉，写上了“土的声音——苏阳乐队”。之后，他还特意找人印了门票，一张20元。

　　苏阳?-?贤良

　　到了晚上，只有他的几个朋友买了门票，戏社内人数寥寥。他开始唱的时候，奇迹却出现了：免费来看的人堵满了街道。附近街道的居民、民工围在门口。警察接到投诉，赶过来却没勒令停唱，站在那听完才离开。

　　这次演出让苏阳坚定了自己的方向，从那时起，苏阳开始越来越多地“向下走”，走进西北的县城、村庄，在民间艺人那里寻找真正的“土的声音”。

　　“非遗艺术的根在生活”

　　《大河唱》中，通过苏阳的四位朋友：说书人刘世凯、花儿歌手马风山、百年皮影班班主魏宗富、民营秦腔剧团团长张进来，展现了陕北说书、环县皮影、河州花儿、西府秦腔四种非遗艺术在当代的生存状况。

　　对于这些民间艺人，电影没有任何刻意“拔高”，而是平实又生动地展示他们的日常生活。

　　于是，观众看到了，说书人刘世凯年过六旬，两任妻子先后离世，他心心念念的是让朋友再给他介绍个对象，“熬不成个捞饭熬成粥，谈不成个恋爱做朋友”；从小痴迷“花儿”却被人批评“不正经”的马风山，不管乡人的议论，上山时唱、放羊时唱、在城市当环卫工时也唱，“上了高山望平川，平川里开了一朵牡丹，我有心下山摘牡丹，心乏着摘了个马莲”；魏宗富出身皮影世家，一边感叹“艺人死光，皮影灭亡”，一边坚信皮影在当代社会依然会有一席之地，一路翻山越岭，如圆心一般向方圆几十里送去这项光影艺术；民营秦腔剧团团长张进来，媳妇嫌他不赚钱还倒贴钱，他却觉得自己肩上担负几十口人的生活，台上嘶吼着悲欢离合，台下艰难维系着热爱的剧团……

　　《大河唱》对他们的纪录，亲近又趣味十足。

　　对于观众而言，最令人惊异的，或许是这些在我们印象中早已列入博物馆的民间艺术形式，在当代社会中竟然生机勃勃地活着，是乡间和城市生活中的一部分。

　　影片拍摄了松鸣岩的花儿会，那些朴实的村民，在一年中的某个时分聚在一起，质朴又纯真地用歌声直抒胸臆；这种场面，远在城市的我们虽目所未及，依然被深深感染和打动。

　　10年前，苏阳就去参加了松鸣岩花儿会，花儿歌者多达几万人。“去年，我们去拍摄的时候再去，山上起码上万人，虽然花儿曲令比以前少一些，但这些东西暂时没有消失。”苏阳告诉记者。

　　这种呈现方式，也传达了苏阳对于非遗艺术传承和保护方式的认知。

　　苏阳认为，即使在当代，非遗艺术依然有强烈的生命力：“即使所有人都说民歌快死了，老魏也一边在修那个皮影，一边在说皮影要灭亡。但是我觉得都不能成为一个定论。”

　　“我接触到今天，我觉得我有两个感受。”苏阳说：“一个是非遗艺术并没有被我们充分的开发，拿‘非遗’做标签、做包装的东西很多。但是我觉得，非遗最原汁原味的东西，无论是皮影还是秦腔还是花儿，应该充分保留下来。另外，那片土地生活着的人是怎么唱出这种东西，这也是非遗的价值所在。一个每天吃肯德基、麦当劳，喝可乐的人，他也不可能去说书，这是生活和艺术之间的关系。”

　　苏阳清醒地认识到，传统民间艺术和生活之间的关系正在改变。“所以我后来一直在研究，为什么形成这么一种艺术？它的原理在哪里？生活、人和歌声之间肯定有关系，那这个关系是什么，才能让他唱出这样的东西，才让他做出那种皮影。”苏阳说。

　　不扎根于土地，就不可能拥有未来

　　电影《大河唱》中，有这样一个片段：苏阳被邀请到哈佛大学开展讲座，一位教授发言说：“你应该更多地原汁原味去保留那些民歌，而不是把民歌跟摇滚结合。”苏阳回复他说：“唱民歌的民间艺人生活在那个环境中，而我不是，我得站在我的角度，去唱我感受到的生活。”

　　采访中，苏阳说， “我觉得我俩说的其实都没错”。苏阳认为自己不是某种传统文化的学徒，也成不了标签意义上的非遗传承人，“我更在意的是我得有我自己的作品来反映当下”。另一方面，他认为哈佛大学教授的发言也有道理，“可能他偏重于我应该多学习”。

　　苏阳并不认为，“原汁原味”就意味着拒绝变化。事实上，多年和民间艺人的接触，他认识到，那些被我们认为是“原汁原味”的传统，其实，也是在历史进程中长期演变，才有了现在的面目。

　　“一切都在变化中，所谓的传统也曾是现在，所有的现代也终会成为过去。但我们始终该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苏阳说。

　　哈佛的“交锋”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结尾。“对谈之后我唱了一首花儿改编的歌，这位教授很喜欢，也很激动。”苏阳说。

　　2018年，苏阳应邀参加哥伦比亚麦德林诗歌节。这是苏阳第一次去哥伦比亚演出，现场给了他极大的惊喜：“我上场前，下面就在唱《贤良》，外国人都跟着跳。”

　　苏阳?-?贤良

　　后来，苏阳去巴西演出，偌大的公园有约3万人，“我上场的时候，感觉跟西安演出没什么太大区别。无论是哥伦比亚人还是巴西人，都是在‘你是世上的奇女子’那句跳，让我觉得特别惊讶，节奏这件事，好像全世界都是共通的”。

　　今年5月，电影《大河唱》在戛纳电影节首次公映。那晚，苏阳也去了，他悄悄坐在第三排，等眼睛慢慢适应影院“黑灯瞎火”的环境后，他发现旁边一位法国姑娘极认真地看着电影，全程都在笑，“那场大家看了都乐，像在看一个喜剧，我不太理解，但是觉得特别有意思”。

　　电影《大河唱》的英文名字是THE RIVER IN ME—— “大河在我心里。”哥伦比亚麦德林诗歌节执委会主席看完苏阳乐队的演出，面对现场100多个国家的艺术家，这样表达自己的感受：“大河在你心里，大河在我的心里，大河在所有人的心里。”

　　“音乐和艺术是因为人而存在的。更质朴、更简单的东西，可能更世界化。”苏阳说。

　　苏阳?-?胸膛

　　苏阳承认，自己经常焦虑。“我的焦虑跟马风山、刘世凯和魏宗富的差不多，都是平常人的焦虑，没有那么宏大。”他说。

　　但是他从不为“年轻人是不是把我落在后面”这样的问题焦虑，因为“我从来没有赶上过他们，所以这个事我也不着急”。

　　苏阳说，“这个时代你追是追不上的，我觉得还是想想自己跟音乐之间的关系，自己跟艺术之间的关系”。

　　“我在介绍这个电影的时候，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一条大河，它呈现在电视里面，呈现在屏幕上的时候，大家看到的永远是波澜壮阔的样子，但实际上，组成一条大河的，是具体的每一滴水和每一粒沙，是生活的日常。”苏阳说：“这部电影只是呈现了日常中的人，初衷是尽量地真实，没有摆拍，没有设计，在不设计的角度去尊重他们的日常生活。”

　　有学者撰文，这样评论电影《大河唱》：“对音乐与生活的‘深描’，展开了一幅黄河边民俗艺人和非遗的生活画卷，讲述了与地域相连的共同的民族基因与记忆，深埋在这片土地之下的文化脉络随着97分钟的片长逐渐清晰可见。”

　　新的时代总会有新的人唱新的歌，但黄河边的歌谣，永不会停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