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价电影《黄金时代》？

　　“我家有一个大花园，花园里明晃晃的，红的红，绿的绿……”电影画面跳转回开篇那个花木茂盛的后花园，小萧红和祖父嘻嘻哈哈地玩耍，成年萧红（汤唯饰）娓娓念着《呼兰河传》中的几句话。写《呼兰河传》时，萧红30岁，蛰居香港，心境寂寞，处在人生的末端，却写出了最黄金的作品。拍《黄金时代》时，许鞍华65岁。她说她第一次拍这么大规模的电影，在东北冻得有点恍惚，“不再那么能够保持冷静，我也是怕把控不了。”这显然不是这位从新浪潮宠儿一路行来的香港女导创作的黄金时代，勇敢拍出了她最先锋的作品。并且，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这作品先锋得漂亮。

　　《黄金时代》泰半采用德国剧作家布莱希特的间离戏剧理论，演员“发现”摄影机，对着观众侃侃而谈。电影以黑白画面开篇，25岁的萧红沉郁凝望着镜头，介绍自己的生卒年月，随后尽是彩色，对形式感的探索却并未止步。从幼年萧红开始，电影缓缓勾勒出这位女作家31年的光阴。除与十几位知名“生命过客”交织而成的故事、萧红个人自述外，这些或亲或疏的角色，会突然侧身、驻足，甚至干脆以访谈的形式，面对想象中的镜头介绍人物命途和故事背景。它的故事也不是全然时间线性的，冯绍峰饰演的老年萧军屡次出现，通过写回忆录或翻阅书信回忆与萧红的过往。它突破了院线观众的既定观影逻辑，或许，它干脆并没有想让观众共情的心理，让人如同片里的角色，以上帝视角俯视着众生离合悲欢。这是种冒险，它把所有可能催生的才子佳人、热血革命的煽情戏码，置换成没有定论的悬案。好比二萧宿命般的分手，电影就端出三个出入颇大的说法：萧军口中平凡而了当的诀别，端木眼里狂妄义愤的三人纷争，萧红笔下甚为狗血的对“接盘侠”摊牌场景。每个人回忆中的自己，似乎都是“被侮辱与损害”的人。历史，不正是由人书写而成的最大谎言么？

　　其实，乍听到电影三个小时的时长，我是疑虑的。可看下来，它沉郁却不沉闷，绵长却不冗长，你方唱罢我便登场的纷扰人物，甚至让我有一丝意犹未尽之感。通篇不动声色的冷静笔触，更让某些细节分外勾魂。许广平说没人像萧红那样，能把饥寒和贫穷写得这么触目惊心。正是在《商市街》笔下，在许鞍华镜中，我看到了恋人相互扶持的炽烈与温暖。蘸着小撮白盐分吃列巴，彼此“鼓动”着要一碗肉丸汤，擅长拍家长里短琐碎生活的许鞍华，让二萧这对饮食男女在烟火气缭绕中有了无限荣光。冰天雪地里，裹着旧夹袍跌跌撞撞跟在萧军身后的萧红，对萧军说她鞋带断了，萧军回身把自己的鞋带用玻璃割断一半儿分给萧红穿，这是我这几年看见的最感人的爱情片段。

　　老实说，《黄金时代》对观众是有门槛限制的，你了解得越深，越能觉出克制下的深情，这深情不止对人，更是针对一个时代。片中有几处旁白就处理得神采飞扬，比如蒋锡金（张译饰）讲到为萧红饯别，突然失声落泪，乱世里的每次分手，都可能成为残酷的永别。再比如郝蕾饰演的丁玲和萧红谈心，丁玲说着自己的伟大愿景，是被理想燃烧着的动情；萧红则面向观众，闪亮双眸下面容淡然。它精准捕捉甚而暗示着二人日后迥异的人生选择，作为观众的你，看着他们意气风发，已知晓他们在许多年后的结局，无法不感到荒凉。那个时候，被时代洪流挟裹着奔跑的这帮文人们，可曾料到这困窘流离的战乱时光，却也是他们仅剩不多的自由时代？

　　是的，是荒凉，不是悲苦。萧红在《呼兰河传》里，7度用“荒凉”形容“我家的院子”和“我家”，她又写：“逆来顺受，你说我的生命可惜，我自己却不在乎。你看着很危险，我却自己以为得意。不得意怎么样？人生是苦多乐少。”风霜雨雪，受得住的就过去了，受不住的，就默默地一声不响地拉着离开这人间的世界。你看这又高又远蓝悠悠的天空下，忙着生忙着死的众生，谁不希望求得一方自由？花白的头发，满脸的妊娠斑，银幕上深情望着观众的汤唯有种受难般的美，那是洒然对自己生命负责的灵魂，带给她的动人。

　　许鞍华说，她20岁就想拍一部萧红的电影，但那时没钱，只好把它搁一搁。这一等就是40年。她用“大考”形容《黄金时代》漫长曲折的拍摄过程，她交出了一份美丽的答卷，对懂得她、懂得萧红、懂得那个时代的人。

　　文：泉的向日葵

　　（腾讯娱乐 专稿）

　　另如何评价导演许鞍华：

　　如何评价导演许鞍华？

　　黄金时代，刺金时代

　　一、间离，出戏——真实与虚幻

　　丹东临死前戏谑地说，很奇怪，我可以说我将要被斩首，我会被斩首，但我却说不了我已经被斩首。时态阻止了表达，语法合理，逻辑正确，可这一切却都将是荒谬的。《黄金时代》开头，我们看见黑白荧幕里，汤唯的特写，她面无表情念着自己的生卒年，在那一刻，我们就陷入了荒谬的境地。我们看见的究竟是谁，是萧红，或者是萧红的鬼魂，或者，根本谁都不是？

　　《黄金时代》最大的不同在于，它一方面是纪录片式的；萧红一生认识过的人全体出面，他们在镜头前接受了架空的采访，他们用回忆的口气叙述着他们眼中和记忆里的萧红；然而如果仅此而已，《黄金时代》不过是稀松平常；另一方面在于，这些采访不仅在可行性上就是不存在的荒谬和虚幻，而影片，还进一步将虚幻推到混乱而故作矛盾的境地。“伪纪录片”形式的电影，我记得贾樟柯的《二十四城记》，演员们面对镜头，打破第四堵墙，但他们的目的是伪装真实；《黄金时代》里，有的人看起来很像“记者”恰巧出现在那里，而更多的人，只会提醒你这样的纪实根本是不存在的。

　　他们在荧幕前说着未来发生的事情，说着未来的某一天，我会将为救人而奔走，未来的某一天，我会死去，从这里开始，我们的故事都已经落幕。这在戏剧舞台上不足为奇，我们早已适应了演员跳出具体情节，直接面向观众讲述——布莱希特开创了间离，并且将这一手法令人恐惧的发散到戏剧舞台的每一个角落，但这些，却在《黄金时代》里构成了极致的荒谬——纪实和冷静的镜头里，时光倒退着反向行进，所有人仿佛都活着，所有人仿佛都死了；我们仿佛在看一部真实的纪录片，甚至都看见了年老的端木蕻良和萧军接受采访；但与此同时，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是不存在的，除非有一个上帝，在架空的时空里，集合了所有这些灵魂，展开一场有关萧红的纪念。

　　当所有的角色走上舞台的时候，我们根本不会考虑他们的真实。我们也许相信，只有他们都死了，他们才有可能以舞台的形式存在——他们首先是文学的，是虚幻的，之后才是来自外部世界的；然而电影从诞生起第一刻，从第一批观众看着飞驰而来的火车惊叫着四处逃散开始，就决定了眼见为实。观念的禁锢终结了影像能够产生刺点的可能，逻辑和真实变成了不可侵犯的法律，唯一能够在法条上戴着镣铐跳舞的方法，就是用故事模糊观众辨别真实的能力。

　　于是，我们拿《纸牌屋》里的下木总统面对观众的精彩表演来揶揄《黄金时代》“古怪”的间离尝试时，我们忘记了许鞍华根本就没有讲故事。下木总统用独白总结自己的手段，在高速度令人喘不过气的故事节奏中保持观众的关注度和理解；而萧红的朋友们，一个个鬼魅般的经过，用纪录片的新闻镜头沉着脸和我们说话时，我们只感觉荒谬——因为，我们看到的不是纪录片，也不是表演；而是文本的引用，是“引号”被影像化的面影。

　　文本的引用。这似乎是一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学术词汇。但是，《黄金时代》，很多时候就是不该出现在影院里，甚至，不该被当作电影的。

　　二、影像文本，反电影语法：学术论文

　　《黄金时代》活该被口诛笔伐，活该三大电影节集体失语，活该票房惨败，活该营销方黔驴技穷。可我在说完这句话时，心态并不是欣欣然的，并非是泄愤的，却是充满敬佩与哀悯的。说许鞍华不会拍电影，这其实不可能；只可惜这也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惯例，我们能够理解大师们，曾经拍出好电影好故事的人做他们的实验，他们的颠覆是有道理的，是有价值的，而那些没有证明过自己在故事表达上的能力的人，是没有这个资格的。

　　不过尽管有这层理解在，许鞍华和李樯的勇气依然是令人心生敬意的；或许不是敬佩，因为这简直是一场纯粹理想主义的，行为艺术式的自杀行为；当你用6000万甚至更多的成本，请来了够级别的电影演员，却不是在拍电影，而是交出了一份177分钟以影像作为格式的学术论文时，况且这还不是一篇中规中矩的论文，而是一篇并不正常的解构学文本。

　　换句话说，单谈电影，《黄金时代》还不如《小时代3：刺金时代》呢。

　　何为文本？文本有无数的存在形式，我们身边无处不存在文本，文本不仅仅是文字，没有文字的载体同样可以作为文本；《黄金时代》，就是这样的影像文本。它不是电影，甚至连话剧也不是，它是可以清晰看出章节思路的文学研究，是历史事实汇聚起来的织物与交叉游戏，是真正跳跃着的，会流动的文本。吐槽演员们只会朗诵萧红原文的人忽略了他们被所谓的“情绪”所蒙蔽，被“蕴涵”绑架的事实，而看不见文本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存在形式——演员只有放空大脑念出这些文字，文本的魅力才有可能展现出来。换句话说，《黄金时代》简直就是德勒兹的《反俄狄浦斯》，是罗兰?巴尔特的《S/Z》，是福柯未完成的《性经验史》——总而言之，是一部反传统的，解构主义的，同时无比严肃而真诚的学术研究文本。

　　《黄金时代》是反电影语法的。好莱坞早为全世界电影设定了一套绝妙的叙事神话模式，这个模式源远流长，就是《伊利亚特》，就是人类对于故事情节最基本也是最深邃的追求。你们说许鞍华和李樯不懂这电影编剧的最基本入门课，我是不信的。我看到的是固执，不是感情的固执，而是学术的固执：最简单的例子，萧红在香港去世，电影中从端木争吵后离开，到病床上遭遇炮击，到手术台上坚持签字，到第一次转院，到回光返照喝汤，一直有无数回肠荡气的情节性笼罩在这里，选择任何一个情节触发点完成萧红去世的结局，都宛若史诗——然而许鞍华和李樯选择了史实，选择了历史——萧红在第三次转院时独自一人死去，没有故事，没有铺垫，她突然死了，死得毫无高潮，死得令人疲倦厌烦，尤其是在结局已经为观众熟知注定，时长已经来到三个小时的时刻；从观影角度看，她甚至早该死了，拖到现在简直是一种反电影，笨拙愚蠢的行为——然而历史就是这样的，学术不是戏剧。

　　不仅仅如此。我们津津乐道的萧红人生中的转折与变故，当我们饶有兴味的期待许鞍华给我们一个电影解读时，比如在上海萧红萧军的关系裂痕，呈现在荧幕上的居然是白朗和罗烽以研究文学史的口气对观众说道，此处没有记载，我们也无从得知。——至此，我们再也不能幻想《黄金时代》是一部电影了，它根本就是一部文学史著作；那些“被采访者”出现在荧幕上时，本质上相当于一个“引号”，一个“脚注”，一个不知从哪里摘抄来的资料引用。而关键在于，它又不是纪实的，那些被“引用”的作家根本没有说过这些话，这一切都是一场专属于作者自己，专属于文本的自我嬉戏——这场嬉戏，在讲述萧红萧军分手缘由一场中，又彻底用一种颠覆式的戏剧化再现手法，彻底坐实了文本的狂欢式嬉闹；端木说的，萧军说的，以及萧红说的，三场自我矛盾的戏被揉在一起，根本不在乎对比，不在乎矛盾，不在乎逻辑，只在乎存在，以及存在造成的悖论和自我消解。

　　这是一部影像格式的学术研究文本，名字或许应该叫作《萧红生平的口述史研究》，出自一名解构主义学者，平生最擅长的，就是用文本模糊一切意义，然后自嗨到失去意识。可观众呢？可电影观众呢？他们都被抛弃了。不能指责我们的市场和观众抛弃了《黄金时代》，而是《黄金时代》主动抛弃了他们的受众；文艺青年走开，学术青年进来——对了，那些传统学术青老年也走开，我只要那些“不负责任的”，“解读过度的”，“展现自己而不是研究作者本身的”。

　　三、什么时代，谁的黄金时代？

　　我们的问题其实是，作为一部学术研究文本，你说的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电影的营销方恐怕已经绞尽脑汁，黔驴技穷了，以至于他们居然在电影海报上打出了跟卖房地产水平差不离的“自由”体文案，为天下一笑。

　　“这是我的黄金时代！”这是王二和陈清扬。

　　“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这才是萧红。

　　然而我们却总以为，营销方这么以为，看电影的人这么以为，不看电影的人也这么以为；可萧红和王二是不一样的。萧红总是迟疑的，总是被动的；但是这种被动，却又是建立在强烈的自我中心意识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日本的短暂时光是她的“黄金时代”，而那个所谓的“黄金时代”，对于那个时代的所有作家来说，却都根本没有到来。

　　这就是这部电影在表意上最大的吊诡——我们来到电影院，文化研究者们来到电影院，都是从最内心就认同了营销方构建的神话模式：民国，那个自由的，独立的，知识分子傲人风骨的，文化气息浓重的黄金时代。可是许鞍华是这么说的吗？不是。她本质上用了一种极其女性化的视角，和官方意识形态达成了诡异的一致：那个“黄金时代”，至少在萧红的一生中，很少，或许根本没有到来。本片的政治倾向又红又专，令人难以置信是香港导演所为，丁玲、萧军、胡风这一批作家在政治上的风波被完全忽略，乃至于美化，但这些忽略并不是被迫的，只不过因为不是重点而已；重点是萧红，永远是那个没有倾向的萧红。

　　当你的目的和追求十分简单的时候，往往就是最难满足的时候。萧红说，我只是想有个好的环境，有足够的时间好好写点东西。她一生都没有完成这个梦想，从这个意义上，许鞍华是模糊掉了萧红本身作家身份在叙事上的必要性，仅仅赋予其文本意义；而在整体的架构上，萧红却是一个被时代裹挟，不等梦想达成半途殒命的符号，属于他的，属于万千作家的，属于我们心中的“黄金时代”，飘渺而看不见踪迹——而这一切完全不需要到影片的最后才知道，早在影片进行到一半时，就由王志文饰演的鲁迅一语道破。

　　鲁迅先生在电影里抽着烟说，我们面前的是最深切的绝望，这种绝望无时不刻不在折磨着战士们。

　　然而萧红却根本不是战士，也并非有鲁迅式的绝望。她说她不懂政治，不懂战争，她只会写东西，只要一个安定的环境写写东西——或许这才是许鞍华为什么选择她。影片里也不厌其烦地说了，甚至在影片结尾用了三段极其拙劣的纪录采访（这三段拙劣的，“真纪录片”式的片段严重破坏了全片出色的伪纪录片风格）去加重描述这点——唯一一个在抗战时期，不去写抗日救亡题材文学的萧红，以一部反时代的《呼兰河传》，最终超越了时代，成为了那个对立于萧军，端木蕻良这些时代牺牲品的超越者。

　　萧红的珍贵在于，她是反时代的，她是个多么矫情敏感单纯白纸一样的灵魂啊，时代对她来说没有意义，她存在只为了写作和她的文字，仅此而已。而所谓的“黄金时代”，不仅对于萧红来说并不存在，对于所有的作家来说，对于那些被时代裹挟，被时代身不由己，或者主动选择时代的作家而言，同样不过是一个心上的乌托邦。

　　归根到底，当睿智的人说，萧红的故事有什么好拍的，萧红有什么资格代表那个时代时，我们也许忘记了，恐怕许鞍华和李樯选择萧红，选择“黄金时代”这个名字，首先是因为萧红不代表时代，其次，那个时代无论如何，也不会是“黄金”的，而只是一个吞噬人生的不仁上帝——当然这一切，许鞍华表现得好不好，说得对不对，这层意义能不能被理解，众说纷纭。对我来说，她做了很多，但是没有做好；很难，或许永远也做不好；但至少有一点，她做的不是观众们期待的，那么她怎么做，都不会让观众满意。

　　在众多我对《黄金时代》的遗憾里，最大的遗憾是我没有看到那个我心目中的呼兰河。对于《黄金时代》这样的学术文本来说，呼兰河的意义不在于本身那苍凉而心颤的美，而在于它不与时代合作的人性之光、那颠覆史册的文学史意义。

　　但我们还记得《呼兰河传》的结尾吗？录在这里，作为文章的结束，不要有任何的感情和预设，我们静静的看着这个文本。

　　“呼兰河这小城里边，以前住着我的祖父，现在埋着我的祖父。

　　我生的时候，祖父已经六十多岁了，我长到四五岁，祖父就快七十了。我还没有长到二十岁，祖父就七八十岁了。祖父一过了八十，祖父就死了。

　　……

　　这一些不能想象了。

　　听说有二伯死了。

　　老厨子就是活着年纪也不小了。

　　东邻西舍也都不知怎样了。

　　至于那磨房里的磨官，至今究竟如何，则完全不晓得了。

　　以上我所写的并没有什么幽美的故事，只因他们充满我幼年的记忆，忘却不了，难以忘却，就记在这里了。”

　　《黄金时代》：电影本身水平，0分。

　　学术研究价值，50分，不及格。

　　戏剧实验价值，60分。

　　过程中影像文本的魅力和愉悦，100分。

　　这篇答案我许久不敢动笔。今天空了，谈一谈我个人的浅见。

　　自上映以来，这部电影饱受口诛笔伐，看见最多的评价就是：“如坐针毡、提前离场。”

　　如果把它当做一部故事片来看，对于大部分观众来说，它确实是不好看的。

　　但我觉得这部电影拍的很好。我很喜欢。

　　这可以说是我这两年来，看过的最喜欢的华语电影之一。还有一部，是冯小刚的《1942》

　　1、

　　它绝对不是一部故事性的传记电影。它更像是一首零碎剪辑而成的散文诗：平缓、理性、几近真实。

　　要说按照萧红的人生，和许鞍华、李樯的功力，如果把这个拍成一部催人泪下、唏嘘哀婉的故事，是一件不难的事情。许鞍华和李樯显然没有要这么做。他们很显然选择了剑走偏锋，尽情满足他们自己的艺术追求，将大众的趣味舍弃。

　　对，我想许鞍华已经做好了挨骂的准备。这显然不是一部拍给大众看的电影。 对萧红没有半点了解的人，这部片子根本就是鸡同鸭讲，不知所云。加上许导演为了追求艺术效果，影片使用了倒叙、插叙、直叙等多种叙事手法，时间轴整个被割裂，显得凌乱细碎。然而对于知晓萧红事迹的人来说，却是有章可循，尚有逻辑。

　　可是许鞍华太过于追求艺术性了。就连话剧式的旁白，打破第四层镜与观众直接对话的手法，运用得显得有些矫作而刻意，不如《纸牌屋》用得行云流水。访谈式的人物采访和陈述，是贯穿整个片子的引子，这个手法在华语电影可谓是另辟蹊径，（我看过的片子少，倒也是未见过哪部华语片用过这样手法）勇气和魄力可嘉，但这种模仿纪录片的形式加上之前看似杂乱的时间叙事方法，还是有待商讨的。

　　许鞍华想来一定是很想要力求事实就是、客观真实。整部片子对于萧红的私生活和个人经历，几乎没有做出评价和判断。通过一个个与萧红有过接触的人的嘴来一个个讲述。整部电影仿佛能够感觉到许鞍华畏首畏尾的顾虑：这里不能煽情、那里要克制，要展现客观的人性和萧红本身的面貌。”

　　可毕竟这不是一部纪录片，对于萧红那样的人，就算是不小心夹杂了情感，那又怎么样呢？何必要将自己逼到这样的境地？

　　2、

　　但这些丝毫不影响我对这部电影的喜爱。相较于最近几年在大陆市场越发找不着北陈凯歌、在商业的路上走太远，最后发现自己回不了头的张艺谋等，这几年拿出来的东西连作品都称不上，顶多算个卖得好的商品。许鞍华的这部，实在是扪心之作。

　　电影节奏平静缓慢，一个镜头最短也要8s以上。大量的长镜头和移镜手法，令电影整个基调就像它的叙事方式一样——克制、宁和。

　　对了我忘了说，我很爱长镜头。

　　诸多镜头，也美得像诗：

　　一缕烟丝，一套布裙、一盏烛火、一抹阳光、一皑白雪，静谧洁净，隐含了萧红人生中那些愉悦的、期盼的、困顿的、不堪的、凄苦的、隐忍的、肆意的、挣扎的种种，偏偏这些明明在生命中可以大哭的、嘶喊的、质问的统统都压抑着，用一种接近残酷的平静的口吻，白描地刻画给你看。也只有许鞍华这样的女人，才拍的出来吧。

　　3、

　　萧红一生颠沛流离，身世凄苦，母亲早逝、父亲冷漠、私奔被弃、未婚夫出走、情人背叛、颠沛失所、弃子送人、孩子早夭、战乱病重、客死异乡……舒服的日子没过几天，仿佛所有的不幸都要她背负。

　　很多人诟病她水性杨花，在经济困难的时候，甚至有卖身的嫌疑。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但这难道不是命运造就？她自童年并未受过一份亲情温暖，唯一疼爱她的姥爷也在少年时期病逝。爱上的表哥给了她温暖与爱，私奔实在是再合乎常理的桥段。

　　迫于压力被抛弃后，她去找了未婚夫，怀上了第一个孩子。未婚夫又莫名失踪了——其实也是料想得到的吧。

　　她一个女人，怀了孕，没有经济来源，没有亲人朋友，困顿地被关在旅馆的杂物间里。

　　然而萧军就像是救世主一样出现了。不嫌弃她，鼓励她写作，指引她走进文学的殿堂中来。

　　再完美不过的归宿。

　　所以她生了第一个孩子后，立马送了人，奔向了她的三郎。（弃子一事，确实显现她亲情淡薄。）

　　可好景不长。她的三郎两次出轨，其中一次还是她在日本期间颇为敬重的许粤华。

　　她能如何呢，她只能原谅。

　　然而这样的男人，却选择了抗战，放弃了她。

　　她又怀了孩子。端木时刻陪伴左右，她选择了依靠端木。

　　诸多的不幸和诸多的男人，这就是萧红短暂的一生。

　　她病重时对骆宾基说：“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

　　看到这里，明明这部不带丝毫感情的电影，却让我泪如雨下。

　　4、

　　萧红是一个矛盾综合体。她向往自由，却渴望归所；她爱得炙热，却总是所托非人；她反抗父权，却总是依托男人过活；她待人真诚，却总是给朋友带来麻烦……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她才写得出《生死场》和《呼兰河传》。

　　那种苍凉贫困的笔法，不像是出自一个女人之手。描写出的一片寸草不生的洪荒，弥漫着北方彪悍的冬风。

　　她的文字源自灵魂和生活。我想写困苦，很少有作家能够超越她。

　　就像她为了赶船，挺着大肚子跌倒在码头，睡了一夜才有个伤残的老兵拉了她一把。许鞍华忍得好，未夹杂一点的情感。汤唯演的也克制，睡在码头上，还哼着歌，看见老兵一脸得救了的笑。

　　我在黑暗里看得心酸苦楚，不足为外人道。

　　一个作家，对她的评价还是得看她的作品。这才是客观的。总是聊那些个风流韵事，有什么可取的呢？

　　一个作家，兵荒马乱的年代，又是一个女人，想要有个安稳的栖息之所，好好写字，又有什么错？

　　作家只要对作品负责，甚至都无需对作读者负责，应该独立在政治之外。我觉得萧红说得极好的。

　　我们天朝，什么都要你表态，什么都要你站队，左或右，国min d或共 chan d，非要非黑即白。然而一个作家，作品才是超越历史的，不是吗？

　　萧红是软弱。但她很清楚她想要什么——无非是一角现世安好供她执笔书写罢了。——在那样的年代，真是奢侈。

　　她31岁红颜薄命，在炮弹的轰鸣声里，喉咙上开着一刀口子，咕嘟咕嘟往外冒着血水。最爱的男人远在千里，早已另娶。丈夫也被病榻磨砺掉当初的爱意。

　　“平生受尽白眼和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这，就是她临终的遗言。

　　这世界给了她众多磨难，如今她终可解脱。

　　影片里与她接触过的人众多，而为她的死流泪的，只有两个交情非深的男人——

　　一个是在武汉时，被迫收留她的蒋锡金，在访谈中说到“再也没见过萧红”后忍不住泪流而下。

　　另一个，是在生命最后44天陪伴她的骆冰基，在摊头买了一颗糖后，塞在嘴里，战乱的街头泣不成声。

　　其中是否有深意我不得而知，但这两个镜头令我如鲠在喉，难以忘怀。

　　她终其一生都在追寻“自由舒适，平静和安闲，经济一点也不压迫这真是黄金时代，是在笼子里过的。”

　　卑微而奢侈的妄念。

　　1936年11月19日，萧红旅居日本期间，在给萧军的信里写：

　　“窗上洒满着白月的当儿，我愿意关了灯，坐下来沉默一些时候，就在这沉默中，忽然像有警钟似的来到我心上：这不就是我的黄金时代吗？此刻。”

　　黄金时代，黄金时代，

　　这哪里是配得上你的黄金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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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绪纷杂，书不成行。心里难受，也不知自己写了些什么，还请见谅。

　　我不是内行人，评价仅仅是我个人的一些感想，不喜勿喷。

　　许鞍华导演就算再努力，也没有逃出着眼在萧红的“性”。

　　“我的绯闻，将永远流传。”

　　一语成谶

　　愿萧红在另一个世界幸福安宁。

　　《黄金时代》注定会充满争议，倒不是电影怎样，只因为萧红。

　　对于电影的评价，很多时候都是对萧红个体的评价。　　所以，还是先从八卦开始。　　虽然是真实的事情，比电影还要离奇……

　　Vol.1 堪以封圣，羞于为人

　　在松岛哲也的《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中，中谷美纪饰演的松子说：“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有片刻，我觉得那应该就是萧红的台词。

　　萧红，原名张乃莹，1911年生于黑龙江哈尔滨呼兰区，中国近代著名作家，东北作家群与左翼作家的代表人物，代表作品《呼兰河传》，很多人也从语文课本中读过那篇《火烧云》。因为站对了队伍，离世又早，没赶上什么风波，官方给予的评价及待遇都颇高，甚至一度成为反封建新女性的代表。

　　稍微喜欢八卦一点民国名人掌故的人，大概都知道萧红那些曲折婉转又粘稠的感情故事。

　　这些故事是否能够支撑那些宏大的标签不论，但足够离奇狗血才是吸引后世人喋喋不休的关键。

　　萧红家境不错，父亲在当时也是社会贤达，算得上开明。

　　母亲早逝，继母与她不算亲近，但也没有刻薄对她。

　　因此萧红在那个女性社会地位不高的时代，还可以有书读，且一直读到中学。

　　萧红开蒙早，爷爷教她诗文，所以文学底子好。

　　小时候，她的生活都是平和且顺遂的。

　　虽然早早就学会抽烟喝酒，性格也有些激烈，但因为文笔好，大抵只能算半个不良少女。

　　逆反因子的爆发，是在萧红进入青春期以后。

　　至于理由，永远都只得一个——男人，或者说爱情。

　　文艺青年普遍早熟，读了些书，想法和主意都比别人多。

　　动不动就拿身体作武器，表达自由的态度。

　　萧红被定过娃娃亲，对象是哈尔滨顾乡屯的汪恩甲。

　　后来官方给萧红的少女私奔事件扣上了反抗“包办婚姻”如此伟光正的大印，但彼时萧红对这段婚姻，还是比较认可的。

　　汪恩甲家境富裕，接受过新式教育，长得也是“相貌堂堂”。

　　两人定亲后互动良好，书信往来频繁，萧红还给汪恩甲“织毛衣”。

　　可是织着织着，萧红态度就变了，转而又与自己的表哥陆哲舜热络起来。（据萧红说，因为汪恩甲爱抽大烟，让人厌恶。）

　　热络不够，在陆哲舜的一再鼓动下，两人便相约一起去北平“读（私）书（奔）”。

　　本来是男女你情我愿的事，没什么好指责的。

　　但唯一的问题是，陆哲舜已经有妻室了，而萧红也已定婚，算是和汪恩甲有了名分，于是事情性质就不同了。

　　那个时候定亲是非常正式的，不仅有保人，还有一干见证，牵扯着很多人的名声及信誉。

　　萧红的出走对于呼兰的小地方来说不啻于引爆了一枚核弹。

　　双方家长皆震怒，立即断钱断粮。

　　没有了经济基础，既搞不了文学，也谈不了感情，两人飞也似的分了。（据萧红说，是陆哲舜受不了压力，认怂了。）

　　萧红只好回到呼兰。

　　在普通人的社会体系里，总有一些规则和认知是建立在基本认知之上的。

　　比如不要破坏别人婚姻家庭。

　　但是对于进步文艺青年而言，那都不是个事儿。

　　所以，什么“好马不吃回头草”更加是无稽之谈。

　　萧红回到了汪恩甲身边。

　　汪恩甲好吃好喝伺候，汪家人三番四次催促取消婚约，甚至去哈尔滨拿人，也没能阻止两人在一起的决心。

　　两人同居也不租房，天天住在东兴旅馆，不但赊欠房费，还从旅馆借钱。

　　在旅馆天天大吃大喝，又抽大烟。

　　如此百无聊赖，便你侬我侬，拿点钱就挥霍，也不注意避孕，于是，萧红肚子大了。

　　与之相对的，他们的欠债滚雪球一般堆了起来，数额是好几百块（据说当时足够买栋房子了）。

　　某天，汪恩甲说钱不够了，回家去取钱。

　　然后，便像一个传说中的感情复仇者般，从这个曾经毁弃了他们婚约的大肚子女人身边消失了。

　　萧红遭遇精神重创，大着肚子又无法跑路，结果被旅馆扣下，逼其还钱。

　　说是扣下，还得管着吃住，虽然一再威胁要把其卖去妓院还债，但是用脚指头也可以想到，哪个神经病妓院会买个大肚婆来伺候？

　　无知少女都不会被唬住的大话，怎么可能吓到有文化的女青年。

　　但萧红内心依然苦闷，失恋不说，与家人决裂，肚子里又揣着个累赘，与旅店的纠纷陷入僵局。生活质量的快速下滑才是最要命的，贫穷——对于一个热爱文艺的女人来说简直是无比残忍的折磨。

　　这个时候，文学家的因子苏醒了，文艺青年爱看书，大多不笨，某些时候甚至相当有心机。

　　萧红以落难女学生的名义，给报社写了信，适度地夸张了自己的处境。

　　报社文艺版副主编裴馨园立即派人去看望。

　　但萧红与汪恩甲欠的钱实在太多了，报社一时也无法偿还。

　　只有姑且先维持着，这其中，萧红逐渐与《国际协报》的编辑和作者熟识。

　　她终于找到了人生的出路，事业，以及情感的寄托。

　　马上，萧红生命中最重要的男人就将粉末登场。

　　当然，此间，还有一些小花絮。

　　1932年，哈尔滨发洪水，萧红被困在旅店里，当时只有19岁的舒群，“用组织上发的差旅费和生活费，买了两个馒头、一包烟，然后将之捆在头上泅水到东兴顺旅馆看望萧红”，不知为何时间没算好，居然“天色已晚，无法再回去”，就在萧红处待了一夜。（据说，只是在萧红身边蹲了一夜。）

　　不过，这些细枝末节，都无法阻挡真正的男人——萧军昂首登场的步伐。

　　1932年7月12日，萧红与生命中的三郎相见了。

　　萧军，原名刘鸿霖，辽宁锦州义县沈家台镇下碾盘沟村人。

　　彼时，他一个人在哈尔滨，却已经是两个女儿的父亲。

　　但是文艺江湖的规矩，只要身边没伴侣，一般也就不问家世了。

　　所以萧红圆滚滚的肚子也不是障碍。

　　那日，三郎受裴馨园所托，为萧红送去几本书，两人的见面大概便是天雷勾动地火的一见钟情。

　　当然，这种男女之情后来被浪漫化处理了，萧军非说是看了萧红的文章与画，又被那娟秀的字给深深吸引了。

　　纵使如此，文学也不过是二人的一剂春药而已。

　　首次见面，两人就文学话题倾谈良久，直至深夜，离别时，便忍不住深情拥吻。

　　第二回，也就是次日，萧军便又来找萧红，然后，两人滚床单了。

　　关于此事，比较文艺的版本是，事后，两人大汗淋漓，萧军紧拥着怀孕的萧红，萧红挣扎着，嘴里幽幽地说着：“三郎，我们错了！”

　　比较世俗的版本是，事后，萧红问萧军，是否闻到了自己嘴里的大葱味儿，萧军才想起光顾着缠绵，都忘记带萧红吃点好的了。

　　总之，两个人就这样走（同居）到了一起。

　　萧军也是穷人，靠着一点稿费和兼职作编辑的一点微薄收入，既无法替萧红还债，也无法切实改善萧红的生活质量。

　　不过他总归有自己的文化圈子，里面有些老好人，比如裴馨园。

　　逃出了旅馆的萧红后找到裴馨园，直接住到了裴家，没多久，萧军也搬了过来。

　　两个人就睡人家客厅。

　　以这二位的挺拔人格及自由心性，与主人家翻脸简直是迟早的。

　　越到萧红产期临近，两人与裴家关系也越见紧张。

　　然后，在这样的环境下，萧红产下了第一个孩子。

　　生下孩子后，萧红看也不看，也不肯喂奶，转手就把孩子送了人，然后便与萧军快快乐乐地回家了。

　　两人终于搬离裴家，再次住进旅馆。

　　萧军萧红至此开始了长达六年没有名分，但内涵丰富的“夫妻”生活。

　　萧军成为萧红进入左翼圈子的引路人，也启发了萧红真正的文学道路。

　　慢慢的，两个人的激情也点燃了创作的火花。　　日子一天天见好，萧红与萧军慢慢在文化圈子里有了名气，甚至还联系上了左翼文化泰斗鲁迅。

　　以萧红之特立独行，之顾影自怜，之不羁心性，居然也能碰着降服他的狠角色。

　　那便是萧军。

　　萧红在感情上就够不着调，但在萧军面前只能算小巫见大巫。

　　与萧红同居，丝毫没有妨碍萧军继续跟其他文艺女青年搞不清楚。

　　其中有名有姓的便不止三人，又以一位叫陈涓的宁波女生最为出名，萧军甚至为她写下了《一个南方的姑娘》，傻子也知道这不是在礼赞黑龙江女人了。

　　不仅如此，萧军还喜欢打架，在整风运动期间甚至有过打断指导员两根肋骨的光辉历史，又内心进步崇尚男女平等，打起萧红来不见丝毫手软，是真正拿她当个对手。

　　从哈尔滨一路到上海，萧红常是脸上有伤，还要顾及颜面为萧军掩饰。

　　如此以来，两个人的感情到底出现了问题。　　当时两人已经在上海拜会了鲁迅，以鲁迅门徒自居，又路线结识了郭沫若、胡风、聂绀弩等左翼作家。

　　在与萧军关系紧张的时候，萧红便把鲁迅当成了寄托，在他面前成为一个娇俏烂漫不失纯真的模样。

　　有些日子，她几乎每天都去鲁迅家，有时一天去好几次，除了文学，总还是说些有的没的，比如我穿得好不好看之类，这是在萧红自己的文字里都可以找见的。

　　许广平心里很是不舒服，含沙射影地说了些不好听的话。

　　但这似乎仅仅只是亦师亦友外加点暧昧的关系吧，毕竟以当时鲁迅的身体，即便有心，恐怕也无力。

　　鲁迅便劝萧红干脆去日本修养一阵子，仔细考虑她和萧军的关系。

　　萧红于是东渡，在日本与黄源的夫人许奥华同住，可惜吃住都不习惯，语言也不同，苦闷依然。

　　后来许奥华先行回国，萧军在借住朋友黄源家时，居然又和许搞在了一起，还搞大了许的肚子。

　　什么朋友妻不可欺，通通是封建糟粕。

　　萧军与许都知道，也就是玩玩，不会有结果，最好便是赶紧把萧红从日本接回来。

　　而鲁迅的离世，算得上是一个契机，1937年，萧红便回国了，继续和萧军吵吵闹闹地过着，许打了胎，似乎什么也没发生一样，但内心的罅隙是如何也填不满了。

　　没过几月，萧红便又要出远门，自己北上去北京找李洁吾。

　　事先也没打招呼，直接就登门，举止热络，弄得一开始李夫人就不高兴，冷口冷面对待，后又与李洁吾吵架，家庭不得安宁。

　　萧红在北京的日子于是更加苦闷，据她自述简直比日本还不如，还是与萧军通信排遣，又遇到了舒群，两人时常结伴出游。

　　没过多久，日军濒临城下，北京也就待不下去了。

　　正当萧红面临创作与生活的瓶颈时，文坛新秀在上海崭露头角，其中，另一个与萧红纠结不清的人出现了，他就是端木蕻良。

　　端木蕻良清华毕业，与萧红、萧军虽然都在上海成名，却是结识于武汉，因为是东北老乡，几人在汉期间同吃同住，萧红与端木间便颇有些好感。

　　后来几人一同前往山西临汾，加入民族革命大学，又遇见了丁玲率领的西北战地服务团。两位左翼女性作家旗帜风云际会，所以也有了后来那些语句漂亮，却全无半点情感的互相评价。在民大，萧红初次见识了革命的批判会，对政治产生了某种恐惧。

　　至此，萧红美好的革命梦也变得现实起来。

　　时局不好，民大也是风雨飘摇，准备迁移到乡宁去，而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则奉命靠近西安。

　　文化人到底不能打仗，这个时候，多数人都打算去相对安全的西安了。

　　唯有萧军，提出要去乡宁，还说打游击一直是自己的理想。

　　萧红是断不会去冒险的。

　　分别的时期，大情圣萧军还和丁玲有过一番暧昧不清地对谈。

　　不过萧红此时也有新的寄托了，因而只是稍微地表达了一下留恋，也没有坚持。

　　两个人于是以革命的名义分别了。

　　西安时期，除了端木，萧红与聂绀弩的关系也非常亲密。当萧红陷入夫妻感情危机时，聂的夫妻关系也极不正常，据说还遭到胡风，甚至周恩来的批评和干预。

　　不过，萧红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了端木身上，她与萧军分别后，便常常主动找端木谈“创作”，谈她的身世。并一起逛西安古城，欣赏碑林书法。

　　事后端木极力否认自己当时与萧红有什么特殊关系，套用一句歌词，顶多也就是友达以上，恋人未满。

　　就算真还有别的什么，都是老革命干部，资料里都上密级了。

　　于是便有了后来萧军回到西安后的尴尬摊牌。

　　这其中展示了罗生门一般的诡异情况。

　　几方当事人各执一词，都是一副洗白自己的无辜模样。

　　萧军的话语体系里端木无疑就是个男小三了。

　　而端木那里萧军则是个前科累累，抛弃孕期的无耻之徒。

　　聂则成功从这段复杂关系中功成身退，成功地扮演起了和事佬与路人甲。

　　至于武斗派的萧军有没有动手痛打端木，恐怕已经不重要了。

　　无论如何，这一对民国著名文人情侣，到底是彻底分开了。

　　萧军转道去兰州，1938年，与19岁的王德芬结婚。

　　萧军估计早就想与萧红分开，但是对于萧红这么快有人接盘心里非常不爽，便有了吃亏的感觉。

　　于是到了兰州，看见青春漂亮的王德芬，便又马力全开地穷追猛打。

　　还是老路数，借住人家，然后便开始各种勾搭。

　　有作品为证：“爱的！只要我一接近你，就感到一种眼睛看不见的温柔包围了我，真的会变成一个孩子了，像一只羊羔似的伏贴在你的怀中，任着你抚摸吧，我会在这抚摸中睡得香甜而美丽！爱的！爱的，当然有时我也希望你也变成一只羔羊，让我做这个母亲……是的，我不否认，我从你的身上感到一种我从不曾经过的爱！我一时用言语说不出来，总之它是珍贵的！不像蜜，也不像糖……它像唱歌里面的低音那样使人不能不感动！”

　　很难想象这居然是爱打架的武斗派能说出的话。

　　铁汉柔情，弹无虚发。

　　王德芬哪里见过这样的架势，于是不顾父母反对跟萧军跑了。

　　后来萧军很快又对王德芬厌倦，与延安的女粉丝眉目传情，又觉得王文化水平低，性格内向。

　　夫妻生活还是坚持的，生了八个孩子。

　　以萧军的情史记录来看，至少从人种繁衍的角度，萧军还是非常优秀的。

　　好在老天有眼，后来组织各种整风，专治文艺花花病及各种不服，再加上孩子出世，萧军才慢慢收起了心性，以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干部姿态，与王德芬结伴走完一生。

　　萧红在武汉与端木低调成婚，婚礼上说的主题却还是萧军。

　　端木最终陪伴萧红直到离世，虽然也有人指责他两次背叛抛弃萧红，一次是日军围攻武汉，他拿着仅有的船票跑去重庆，把大着肚子的萧红留在武汉；另一次是萧红在香港沦陷时，他又想先跑，只是组织没有同意，最后不堪其扰，索性躲了出去，把病得奄奄一息的萧红丢给骆宾基。

　　不过，端木终究还是送了萧红最后一程，在萧红离开时陪在身边，直到18年后才再次娶妻。萧红墓迁到广州后，他每年都要去为萧红扫墓。

　　或许离开后，怀念的便都是好。

　　至于骆宾基，在端木的描述中，是又一个与萧红暧昧不清的人，也是萧红的故事中最后一个被提及的男人。

　　骆宾基是萧红的同乡，更是其胞弟张秀珂的好友，他在香港时，时常拜会萧红，在萧红病重时守在身边。

　　骆宾基第一个为萧红写传，这其中，想必夹杂着很多的感情。

　　那年，萧红刚刚过了三十，生命却如同风中之烛，走到了尽头。

　　也许他回头看过自己的一生，他经历的人和事，他的男人们。

　　她开始挂念那个被她送走的孩子。

　　她在病榻上对要求骆宾基将来把她送回东北老家，并对他说：“骆君，到那时你肯娶我吗？”

　　又时常要紧攥着骆宾基的手才肯入眠。

　　这也成为了后来端木职责二人不清楚的口实。

　　到最后，还要幽幽地来这么一下。

　　果然是迎风傲立的挺拔人生。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1942年1月22日，萧红在香港圣提士反临时医院离世，享年31岁。

　　这不是作家萧红的故事，也不是左翼文人萧红的故事。

　　这只是一个擅长写作，极度自我，渴求爱情温暖的女人的故事，对于个人，这样的人生简直悲剧，而之于文学和八卦，这却是无比完美的素材。

　　她的干净文字，和她的混乱人生，一起都不朽了。

　　多么矛盾又和谐。

　　Vol.2 我没有看见黄金时代

　　还是回来说说电影。

　　抛开萧红这个因素（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黄金时代》在制作水准上算是相当出色，可以看出导演许鞍华与编剧李樯的用心。

　　尤其要赞视觉，精致的细节，考究的服装，优美的构图，出色的摄影，一起构建起电影美轮美奂的画面，还原度极高的民国风貌，四季轮转，风格迥异的北京、哈尔滨、上海、武汉与香港，铺陈出萧红与萧军的人生轨迹，也徐徐拉开了民国左翼作家群体的生动肖像。

　　在表现手法上，电影刻意为之的“间离效果”，注定会惹来争议。剧中角色时常是演着演着便开始面向镜头，对着观众不管不顾地叙述起来。这样的形式融汇了话剧的元素，似乎是想通过一种伪纪录的形式，让真实的历史人物变得更加客观可信。但是副作用也非常明显，频频地让观众出戏，使得电影的情绪一直很难得到积攒（本身萧红与萧军的故事就难说“感人”），以致于电影也缺少好的情感爆发点。更何况，这样的手法也并非首创，此前Netflix大热自制剧《纸牌屋》中，便有类似的设置，只不过更加克制，点到为止。

　　这种刻意为之的违和感，大概与贾樟柯在《24城记》里启用职业演员拍摄伪纪录片差不多。

　　电影的另一个短板，在于通感的缺乏，《黄金时代》里并不缺少强烈的情感，大悲大喜，厮磨纠缠，各种各样的情绪碰撞、对抗，演员们也是分外卖力，压抑的，爆发的，含蓄的，奔放的，隐忍的，淡漠的，全部都有所呈现。但大概还是角色本身并不讨喜的缘故，多数时候在看到角色的悲伤与孤独时，我心里总是有一种咎由自取活该如此的快意，却并不能去感受他们的悲伤。

　　一句话，他们的故事，“我，完，全，不，觉，得，感，动。”

　　电影在形式上大做尝试，在内容上却又显得小心翼翼，电影中，几乎没有一个角色是“可恶”的，电影保持着过分中立的姿态，不去评价任何人物，始终只是远远看着，甚至有些刻意地美化与拔高。其实也可以理解，这些作家们，在时代的洪流中似乎找到了正确的路，后来的他们，成为了革命干部，虽然经历政治波折与坎坷，但最后身份依然得到了体制的认可。认可，不仅仅是一种评价或待遇，他们升格为政治符号，便是伟光正，不会有绯闻，亦不会而不再只是个体。

　　更何况，他们的后人仍在，有些还颇有影响力，一个情节一句台词的不小心，告上御状，便可能给电影带来大麻烦。

　　说到底，这么大的投资，毕竟也是一桩生意。

　　有人通过解剖时代看到了他们对抗封建，追求自由的高贵。

　　但在我眼中，他们不过是高度以自我为中心的不管不顾而已，只不过他们文字好，又站在了大时代变化的节点上。

　　对于他们的评价，或许每个人基于不同的立场与经历，会有不同的评价。

　　无愧于这个亮闪闪的名字，《黄金时代》是无比华丽精致的，画面上，结构上，台词上，表演上，显见得是下了功夫，明晃晃的，好看，也值得咀嚼回味。

　　即使片长长达3个小时，电影也丝毫不见沉闷，节奏也是好的，萧红的人生脉络非常清晰，所生活过的几个城市，映衬着不同状态的萧红，再融合着沉入台词的萧红作品，舒服而不造作。

　　电影里有一段令人印象深刻，萧红不免自嘲地说，后世人不会去关心她的文学作品，而只会去热议她的那些绯闻轶事。

　　何其准确的判断，也可以看作是电影创作者借萧红对于后世庸俗化评价的一次反抗。然而讽刺的是，《黄金时代》的主脉络，依然也是萧红的那些风流事情，与其说她是传记，更像是爱情伦理电影。电影中，观众们对于文学家的萧红依然是陌生的，既感受不到她的创作热情，更无法了解她在那个时代对于文学的影响力。我们看到的，只是男男女女的爱欲纠缠。虽然在提及这个问题时，编剧李樯辩称，电影中有大量的台词，都印着萧红的文字，诸多场景，也脱胎于她的作品。可是，形式上的展现，与在电影中表现萧红的文学创作完全是两个不同纬度的概念，在这一块，电影几乎是缺失的。不知道萧红的观众，看过电影，大概会记得她那些曲折的爱情，可是却想不起她的任何一部作品。于是到了最后，推动着剧情向前的，还是这些狗血八卦的男女事。

　　另一种失位则是时代。不管民国能否担当得起“黄金时代”的盛名，在那个思潮激烈碰撞，社会动荡却不乏活力的年代，才会有了鲁迅，萧红，萧军，甚至冰心，巴金，张爱玲这样一大批文学家，时代成就了人，人也丰满了时代。可以看见，即便是同一个人，到了此后的时代，无论作品和人品，也都不是那个样子了。

　　然而在《黄金时代》中，或者基于某种考虑，时代背景被隐隐带过了，作为矗立潮头的先锋，动荡与危难是绕不过的话题，但电影给人的感觉完全就是不愿意多说的样子。或许是几句对白，或者是有限的几组镜头，或者只是隆隆不绝的炮火声。这样的处理又越发让电影显得“小”了，而脱离了时代，萧红的那些故事，就真的成了民国“小时代”了。

　　那么，所谓黄金时代，除了文不对题地附会萧红的书信内容外，究竟是在何处呢？

　　埋怨这些，其实还是对这部电影心有预期，捧得太高，难免有点失望。

　　作为一部文艺巨制，投资人6500万的投入是让人感动的，可惜最后票房惨败。

　　我所希望的是，有了《黄金时代》的萧红，或者就可能会有《春风沉醉的晚上》的郁达夫，就可能会有《倾城之恋》的张爱玲，就可能电影不永远是小鲜肉和超级英雄，也会有一些厚实的电影，以极其漂亮的姿态打开，带给观众思考与回味，甚至触发去一窥某个年代或领域的兴趣或灵感。

　　这样就足够好了。

　　《黄金时代》电影对萧红的塑造，也有失偏颇。

　　天津师大的副教授张莉甚至说，这是「萧军朋友圈对萧红的一次残忍补刀」。

　　和其他诸多民国文人一样，萧红逐渐在流言和时间面目全非。

　　萧红与萧军绝对符合「相爱相杀」这一标签，萧红在原生家庭成长的过程和读书经历，也堪称一部「抗争史」。

　　言情小说桥段般的英雄救风尘，贫贱危难时的相濡以沫，再到出走异地，分分合合，这段纠缠最终以决裂和一方的死亡为收场。

　　就像鲁迅和周作人的兄弟档一样，二萧是写作上的搭档和知音。

　　萧红，萧军，有没有觉得连名字都莫名相配？

　　没错，正是他们在如胶似漆时为了虐狗而想出来的情侣笔名。

　　

　　萧军和萧红的故事值得一讲，是因为除提供爱情八卦之外，他们的结合与决裂抛出了一系列尖锐命题——女性在乱世中的境遇，国仇家恨之下的个人叙事，左翼文学的定义，文人之间的扶持与相轻，限制女作家实现抱负的玻璃天花板，等等。

　　当然，也有丰富的人际关系上的启示：男女思维差异的伪命题，大男子主义与如影随形的 pua 和家暴。

　　在起承转合的年代里，每个人都是半成品。一半灵魂已感到新盗来的火的热力，另一半灵魂还陷在浑噩的旧俗泥潭里。

　　萧军和萧红也不例外。

　　萧红其人

　　萧红与萧军的初次见面发生在一个非常奇特的境地中。

　　萧红怀着孕，被囚禁在哈尔滨的东兴顺旅馆里。老公汪恩甲已经落跑，任由她一个人自生自灭。家人则与她决裂，将她从族谱上除名。

　　因为无力偿还房钱，萧红随时都有被卖入妓院抵债的危险。

　　千钧一发之际，萧军以拯救者的身份从天而降。接下来就是喜闻乐见的英雄救美的桥段了。

　　问题在于，萧红出身于东昌张氏，是呼兰望族。父亲张廷举曾经任呼兰县教育局局长和黑龙江省教育局秘书，是当地有名望的官员和教育家。

　　身为大小姐的萧红是怎么沦落到这一步的呢？

　　很多人说，她沦陷风尘纯粹是咎由自取，自己作天作地。

　　确实，萧红到此为止的每一步人生之路，都出于自主选择。提到她时，人们总是说「本可以」：本可以过富足优渥的生活，本可以安于一隅，以较为平和的方式开展写作生涯，本可以远离渣男，避免纠缠，云云。

　　引那句用滥了的诗：林中有两条路——萧红放弃坦途，向着深渊自由落体。

　　为啥呢？

　　深渊里有自由。

　　萧红成长于亲情淡漠的家庭。对于家人而言，她的出生意味着失望和压力。萧红她爸是过继来的儿子，最大的责任就是生个男丁传宗接代。

　　后来萧红她妈一连生了三个弟弟，成活了两个，就更顾不上萧红了。富贵人家的小孩倒不至于缺衣少食，不过很少有人在意她，陪她玩耍罢了。

　　萧红

　　萧红从小就性格跳脱，上房揭瓦。翻墙爬树都不算什么，还有站在梯子上向下拉屎，一边大叫「爷爷，我下蛋了」的「黑历史」。

　　不少立传者给萧红安了柔弱敏感的林妹妹人设，却忽略了她性格中果断，刚直，骄横的一面。

　　母亲早逝后，父亲娶了继母。父亲更加冷淡粗暴，继母则与萧红貌合神离，日子不咸不淡地过下去，但一场大矛盾正在酝酿中。

　　少女时代的萧红是激进而有主见的。

　　1925 年的五卅运动爆发后，萧红率领着女同学们为上海的工人募捐，并第一个把辫子剪去，以洋学生的装束上街游行。

　　萧红她爸张廷举属于那种典型的生在时代夹缝里的人物。他接受了一些新思想，《萧红全传》中说他「提倡科学民主，兴办女学」，但在治家上还是封建宗族的老一套，要求女儿三从四德，贤良持家，至于惩戒犯错的女人，则还是猪笼沉塘一类的思维。

　　萧红跟她爸这个封建家长的第一次大冲突发生在她十七岁。说简单点，就是她一定要上中学，但她爸不知是想维护自己的权威还是觉得女孩上学没什么用，死活不让她去。

　　把接受过新式教育的女孩赶回封建家庭，逼她们早早嫁人生子，无异于刚让人得见天光又戳瞎双目，简直残忍。

　　如果萧红不「作」，而是乖乖接受命运的安排，她会面临什么样的日子呢？

　　《萧红全传》提到了萧红一个叫陈瑞玉的同学。陈瑞玉辍学后，嫁了一个有钱人。

　　是不是想说在那个年代是不是还算运气不错？

　　她丈夫吃喝嫖赌，婆婆又是个大烟鬼，新媳妇每天伺候到下半夜，常年睡眠不足，很快郁郁而死。

　　那反抗呢？

　　萧红的另一个同学被教育局长看上，要娶回去做小老婆。这个女生刚烈异常，把教育局长和县长当面骂了一顿，后来为避免连累家人去当了修女。

　　萧红一定要继续念书，就是想从这两种恐怖的可能性里逃出去。但是念书就要离开呼兰当地，到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去，家里人一致不同意。爷爷虽然向着她，奈何没什么话语权。

　　她在家抗争了半年，成天被父亲暴打，被继母谩骂，总算在 1927 年离开了家，考入哈尔滨东省特别区区里第一女子中学校。

　　那么接受教育就能走向光明之路吗？

　　呵呵。

　　为啥看其他民国才子佳人的故事还能感到风花雪月，裙裾飘飘，到萧红这里就一下变成苦大仇深的历史正剧了？

　　学还没上完，一半同学已经辍学去嫁人了。

　　《萧红全传》还记载了一桩让人窒息的轶事。黑龙江军阀吴督军到学校演讲，对女学生们说：「喔喔……你们……喔喔……全要好好读书……喔喔……你们将来才能做个……喔喔……七房……八房姨太太的喔喔……好好念书……」

　　

　　大概就是这么个氛围吧。

　　为了让男主角萧军早点出场，我们快进一下。接下来发生的事，可以简单粗暴地概括为：

　　1. 萧红彻底跟家庭决裂

　　2. 与未婚夫汪恩甲同居怀孕

　　3. 萧红染上鸦片瘾（后来戒了）

　　4. 汪家觉得她名声狼藉，提出退婚

　　5. 萧红想，老娘的婚姻关你们屁事，将汪家告上法庭

　　6. 败诉

　　7. 汪恩甲人间蒸发

　　至于萧红与汪恩甲的恩怨，就是另一个故事了。汪是标准渣男，但也有学者脑洞大开，说这人可能是地下党成员，人间蒸发是因为被暗杀了。

　　重点是，萧红至今为止的抗争和叛逆都是为了脱离家庭，继续读书。

　　好的，我们终于来到开头时的情景：

　　萧红怀着身孕，被困在宾馆。张家不管她，说她已从族谱上被除名。汪家也不管她，说是已经离婚。萧红像个皮球一样被踢来踢去，结果是马上就要被宾馆卖到妓院去抵债。

　　得自救啊。

　　萧红给朋友们写信，奈何友人们都不宽裕，爱莫能助。到了这一步，不得不病急乱投医。萧红给《国际协报》投了稿，并讲述了自己的悲惨境遇，说着说着有点上头急眼了，可能因为之前求救屡屡碰壁，就指责了《国际协报》的副刊编辑裴馨园几句。

　　裴馨园被这么一激，当即带了几个编辑到旅馆探望萧红，不过因为欠款数额太大，也没有营救的能力。

　　当时萧军在裴馨园的手下工作，对这件事比较淡漠。他当时已经走南闯北许多年，还在哈尔滨的宪兵队干过，失足妇女见多了，所以对萧红的遭遇没什么特别的感触。

　　裴馨园号召大家给萧红捐款时，萧军还开玩笑：「我是一个一无所有的人。我只有头上几个月未剪的头发是富裕的。如果能够换钱，我可以连根拔下来，毫不吝惜地卖掉它！」

　　编辑们七嘴八舌地商量了一阵，发现确实无计可施，就散去了。

　　裴馨园又问萧军，要不要跟他一同去采访萧红，被萧军当即回绝了。萧军的意思是，既然提供不了实质性的帮助，就不必假惺惺地表示同情了。

　　不过他的态度在与萧红第一次见面后大有改观。

　　萧军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萧红「整身只穿了一件褪了色的蓝色单长衫…小腿是赤裸着的，拖了一双变了型的女鞋。散发中已经有了明显的白发，在灯光下闪闪发亮。怀着身孕的体形，看得出不久就要到分娩期了。」

　　当时，萧军是受裴馨园之托来给萧红送书，也不想多啰嗦，完成任务就想走人。

　　是萧红叫住了他，主动说：「我们谈一谈，好吗？」

　　萧军

　　传记中记载，萧红「很坦率、流畅而快速地述说了」她的经历。这种自然不矫饰的风度打动了萧军。萧军留意到她写的毛笔字和诗歌，受到极大的震动。

　　他进入这间房间时，萧红是一个他不想有太多瓜葛的失足妇女。这场谈话结束时，萧红已经成了「他认识过的女人中最美丽的人，也可能是世界上最美丽的人……一颗晶莹的、美丽的、可爱的、闪光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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