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阳战役之六：史上最强背锅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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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出公战前出奔说

　　当历史进入春秋战国分野的关键阶段，晋国公室地位的衰落已经不再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了。

　　正因为所受到的关注越来越少，史料的记载也难免会错漏百出，以至于当我们回看这段历史的时候，竟然发现就连晋出公的生卒年岁都成了不解之谜。

　　史料中对于晋出公在位时间有很多种不同的记载，其中人们最常提到的说法是出自于《史记·晋世家》：

　　出公十七年，知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反攻出公。出公奔齐，道死。故知伯乃立昭公曾孙骄为晋君，是为哀公。

　　出公十七年是公元前458年，这一年智瑶伙同三卿瓜分了范氏、中行氏的土地，引发出公不满，因而欲联结齐、鲁讨伐四卿。

　　未成想四卿先下手为强，将出公赶出了国境，以至于堂堂晋君身死异乡，使得晋出公成了有晋建国以来死相最难看的一任国君。出公死后，四卿拥立昭公的曾孙骄为君，是为哀公。

　　《晋世家》并没有明确说明出公去世的时间，只是在下文中指出：

　　哀公四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知伯，尽并其地。

　　三晋瓜分智氏邑的时间是在公元前453年，以此倒推哀公元年是在前456年，也即出公是在出奔的次年，也即前457年去世，在位时间一共十八年，这个时间与《六国年表》的记载是相契合的。

　　不过，同样是在《史记》里，《赵世家》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晋出公十七年，简子卒，太子毋恤代立，是为襄子。

　　赵襄子元年，越围吴。襄子降丧食，使楚隆问吴王。

　　襄子立四年，知伯与赵、韩、魏尽分其范、中行故地。晋出公怒，告齐、鲁，欲以伐四卿。四卿恐，遂共攻出公。出公奔齐，道死。知伯乃立昭公曾孙骄，是为晋懿公。

　　据以上的叙述，赵无恤于出公十七年即位，按照逾年改元的习惯，赵襄子元年便是出公十八年，也即前457年。襄子四年，四卿瓜分范氏、中行氏故地，致使出公奔齐而亡，以此推算，晋出公在位的时间至少有二十一年。

　　以这种方式计算，晋阳之战的整个进程都要推后四年，也就是说战争爆发的时间要推到前451年，这与我们通常的认知显然是不符的。

　　当然了，赵家人素来善于篡改历史，有关赵无恤即位时间的推断后文会提及，这里我们只需要记住出公在位的时间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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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出公战后出奔说

　　与上述记载不同的还有《竹书纪年》（古本），其中提到：

　　二十二年，赵襄子、韩康子、魏桓子共杀智伯尽并其地。

　　二十三年，出公奔楚，乃立昭公之孙，是为敬公。

　　《竹书纪年》的记载与《史记》有两个重大差异：

　　其一是出公出奔是在晋阳之战结束、三晋瓜分智氏邑之后，其目的地是楚国而非齐国，在位时间一共二十三年；

　　其二是继出公之后即位的是昭公之孙（而非曾孙）敬公（原为懿公，因晋朝避司马懿之名讳而改为敬公），其中并无哀公一说。

　　在不同的史料中，关于出公在位时间有很多不同的版本，这里我们姑且列举最为常见的三种。

　　这其中，有两种说认为出公之死是在晋阳之战之前，只有《竹书纪年》采用了战后出奔的说法。

　　而历史上有关晋阳之战的叙述，大都是建立在出公十七年（前458年）出奔、十八年去世的基础之上的，若是这个时间被颠覆了，那么整个晋阳之战的过程都必须要改写。

　　因此厘清出公出奔的真实时间，对于理解晋阳之战的前因后果至关重要。

　　好在前人已经为我们做了不少的工作，如钱穆、杨宽等学者均认可古本《竹书纪年》的记载，而对《史记》中的记载存有怀疑态度，在这里我们无需再重复验证。

　　不过需要一提的是，无论是支持哪种观点，学者们对于发生在晋出公十七年的事件——也即四卿瓜分范氏、中行氏土地的叙述——大都深信不疑。

　　然而如果我们结合晋国历次政治斗争的规律进行比对，会发现恐怕就连这个细节都是伪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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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晋国政治斗争的一般规律

　　这里最大的疑点在于，晋国历史上发生过数次剧烈冲突，每次冲突过后，失败者留下的封邑便很快会落入他人之手。比如据《左传·成公八年》载：

　　晋赵庄姬为赵婴之亡故，谮之于晋侯，曰：“原、屏将为乱。”栾、郤为征。六月，晋讨赵同、赵括。武从姬氏畜于公宫。以其田与祁奚。韩厥言于晋侯曰：……乃立武，而反其田焉。

　　下宫之役后，晋景公很快就将赵氏封邑赏给了祁奚，后因韩厥的劝谏才收回成命。从转封赵氏邑到重封赵氏孤儿，整个过程前后相距不足一年，可见晋人在处理赵氏封邑问题上是何等雷厉风行。

　　同样，在栾氏灭族之后，关于栾氏土地的瓜分也很快就展开了，据《左传·昭公三年》载：

　　初，州县，栾豹之邑也。及栾氏亡，范宣子、赵文子、韩宣子皆欲之。文子曰：“温，吾县也。”二宣子曰：“自郤称以别，三传矣。晋之别县不唯州，谁获治之？”

　　栾氏灭族发生在晋平公八年（前550年），而范宣子去世的时间则是在平公十年（前548年）前后，这也就意味着，栾氏败亡还不到两年，有关战后土地分配的事宜便已经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与此同时，赵文子为了宣示自己领有州县的合法性，以州县曾隶属于温县为由，提出“温，吾县也。”——而这里的温县，早年又是郤至的封邑。

　　郤氏灭族发生在晋厉公七年（前574年），两者时间差不过二十余年，温县便已经落入了赵氏之手，这也从侧面反映出六卿对郤氏土地的分割恐怕早已展开了。

　　这还都是在君主权威未完全衰落的时候，六卿便已经如此明目张胆，等到君主权威完全让位于六卿，会发生什么情形可想而知。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夏六月，晋杀祁盈及杨食我。食我，祁盈之党也，而助乱，故杀之。遂灭祁氏、羊舌氏。……秋，晋韩宣子卒，魏献子为政。分祁氏之田以为七县，分羊舌氏之田以为三县。司马弥牟为邬大夫，贾辛为祁大夫，司马乌为平陵大夫，魏戊为梗阳大夫，知徐吾为涂水大夫，韩固为马首大夫，孟丙为盂大夫，乐霄为铜鞮大夫，赵朝为平阳大夫，僚安为杨氏大夫。

　　晋顷公十二年（前514年），祁氏、羊舌氏受智跞陷害，被先后灭族。仅仅一两个月后，其封邑便被划分为十个县，由六卿瓜分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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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旧有叙事的颠覆

　　从以上的事例可以看到，这些掌握了实权的政客们对于土地的渴求素来是急不可耐的。一个家族一旦退出了历史舞台，其余家族便会像饿狼扑食一般，在极短的时间内将他们庞大的资产撕裂分割、瓜分殆尽。

　　然而奇怪的是，范氏、中行氏之乱结束后，情形却有些不同。这场战争结束的时间是在晋定公二十二年（前490年），而私分土地的时间却是在晋出公十七年（前458年），前后时间相差三十余年。

　　在这三十多年间，四卿放着大片的土地不要，都唱起了温良恭俭让，演起了君明臣贤、父慈子孝，将两家的资产全部上缴给了公室——这也太不符合他们的一贯风格了。

　　古代的很多学者实际上早就意识到了这个疑点，但他们并不打算改变传统的叙事方式，因此在著书之时大都采取了变通的方法，以便让整个故事变得更加合理。

　　比如在豫让的故事中，史料便全然不顾范、中行氏与智氏灭族前后相距四十年的事实，将豫让的角色设定为一个先侍奉范、中行氏，后侍奉智氏，智氏灭族后为旧主报仇的形象，这恐怕就是人们刻意缩短两者时间差所造成的结果。

　　与此同时，他们还将伐灭范氏、中行氏的功劳，及瓜分其地的责任也都一股脑地退给了“知伯”，把赵、韩、魏三家全塑造成了打酱油的角色。

　　即便如此，他们还尤感不足，特意加上了“知伯遂有范、中行地，最彊”这样的字句，以显示出公的逃亡全是他智瑶的责任，与三家无涉。

　　然而事实上，当我们推翻了出公十七年而亡的结论，相应的所谓“知伯与赵、韩、魏共分范、中行地以为邑”的逻辑便已经站不住脚了，史料中与之相关的叙事，不过是“赵、韩、魏共分智氏邑”的变体。

　　无论人们如何摆布这些字句，范氏、中行氏土地瓜分的进程都不可能延迟到智瑶执政的时候才缓缓执行，致使晋出公逃亡的罪状也不应该扣在一个无辜者的头上——这恐怕是我们对智瑶最大的误解了吧。

　　透过以上疑点，我们大体上可以做出这样一个推论：智瑶挟哀公以令诸卿的事件，或许本来就是子虚乌有，是胜利者——也即分晋建国的赵、韩、魏三国——为了抹黑失败者而编纂的谎言。

　　当负有原罪的三卿成了各据一方的诸侯，他们有动力、也有能力去篡改历史，以使得自身的权力更具合法性。这种现象在春秋的史料中并不罕见，在此后的历史中更是会不断上演。

　　砸碎一个旧世界，是为了创造一个新世界。既然过去的史料不可全信，传统的解释不可照搬，那么对于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究竟什么样的姿势才是合理的呢？

　　接下来，我们的任务便是通过有限的史料，对晋阳之战的全过程进行一个复盘，重新对导致战争胜败的因素进行分析，以尽可能地恢复历史的原貌。

　　END

　　鲲跃深海知勇，鹏翼大展天青。

　　深林酣然不鸣，梦觉直捣龙庭。

　　子在川上逸思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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