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是什么？经济学家对此有哪些看法？

　　债务与国家兴衰的关系是什么？经济学家对此有哪些看法？本文将阐述自己的观点。

　　在十八世纪，伴随着国债制度突飞猛进的发展，英方内部掀起了一场有关国债影响的论辩。古典经济学家的代表亚当·斯密从工商业发展的角度，提出国债造成的最大危害在于过度抽取生产性资本转换为非生产性的国家财政支出，破坏了产业资本的正常积累，长期看会损害国家经济增长能力。

　　大卫·休谟也持相同观点，认为国债作为一种有价证券“具有同货币形影相随的一切弊病”，它的存在和流通会使“金银从国家的绝大部分商业活动中消失”，从而引起粮食和劳动价格的上涨，威胁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公债的负担又不均衡地落在社会不同阶层头上，劳动阶层受损，有闲阶层得利。当时也有不少政治评论家持与斯密、休谟相反的观点，他们或认为国债有助于推动资本流动，促进贸易发展；或认为国债只是纯粹的国内现象，“类似于把钱从左手转移到右手一样”。

　　但是这些政论家的观点过于粗浅、流于表面。真正深刻探讨了国债在促进资本形成与流动方面作用的是经济学家詹姆斯·斯图亚特。他认为国债的发行、流通会对资本产生积极的影响，由此可以说国债是推动一国工业和贸易发展的重要工具。具体而言，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由于流通中的金属货币远不能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信用货币的补充十分必要，而国债恰逢其时地出现。通过引入以国家信用为担保的国债来增加市场流动性，有利于提高资本市场效率；

　　

　　其二，人们投资国债不会影响对其他的投资，只是会影响各项投资之间的比例，国债的出现不仅不会对产业资本产生挤出效应，反而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安全的投资方式。同时，它在动员闲散货币创造生产力上，发挥着与税收类似的作用，是一种促进生产、消费的重要手段，能够使国家收支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推动经济增长。相较于同时代的学者，法国经济学家萨伊对公债的观点也更加深入，他进一步从政府和人民之间信用的角度对国债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公债是建立在人民对政府信任的基础上，民主政府比专制政府更值得信任。

　　政府信用主要来源于财源的丰富程度，以及公债易于转让的特点。然而如果政府不受约束，缺乏监督政府偿还公债的有效机制，使用公债容易造成对资本的浪费。萨伊由此认为，建立偿债基金是强化政府信用行为不可或缺的措施。尽管18、19世纪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国债充满了不信任，但是由于欧洲在这一时期战争频繁，发行国债弥补国家财政赤字的政策迅速在其他国家普及。而直到20世纪上半期，国债所发挥的主要作用，依然是在战争期间作为应急的财政赤字融资手段，战争结束后各国政府均有减债、偿债的压力与共识。

　　

　　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危机的到来让西方经济学家对国债的认知发生了重大转向，国债有益论开始逐渐占据上风。梅纳德·凯恩斯认为，经济衰退和失业严重的原因在于有效需求的不足，针对此问题政府理应实行赤字财政政策，扩张财政支出的同时削减税收，有效提升社会消费与投资。在此过程中，国债发挥了为财政赤字融资的重要作用，对经济发展有着积极影响。

　　阿尔文·汉森在全盘接受凯恩斯国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肯定国债的作用，在他眼中，国债完全可以被视为一种经济的福利，可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经济陷入严重萧条。他近乎迷信地认为，发行国债满足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支出，是使社会整体富有的最简单办法。

　　汉森的学生保罗·萨缪尔森认为，政府债务负担分为外债和内债两种，外债偿还意味着本国居民需要出口更多的产品和服务或者卖掉本国更多的资产才能还清债务，这会使国内资源流向国外，加重后代经济负担，但内债不会。因为“如果每位公民都持有1万美元政府债券，并且为这笔债务的本息缴税，那么将这些债务看做每位公民必须承受的沉重负担就是毫无意义的了，因为人们只不过是自己欠了自己的钱”。

　　二战后，“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但是，时至20世纪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出现“滞胀”危机，“凯恩斯主义”对此却一筹莫展，“凯恩斯主义”及其经济思想开始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与批评。作为公共选择学派的奠基者的詹姆斯·布坎南，在吸收与借鉴传统与现代两方观点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国债观。

　　

　　布坎南指出，国债和税收在为公共支出筹集资金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国债给民众造成的负担要迟滞于税收，民众对国债负担的感知缺乏敏感度与存在滞后性。国债由此成为政府得以绕过民众约束和不同政治势力牵制，扩大即期财政支出的有力工具，结果是相对于税收，利用国债融资更容易造成政府规模的扩张，加之国债大多数被用来公共消费而不是公共投资，国债负担会被不断累积。

　　随着现代金融史、财政史研究的兴起，学术界关于债务市场的形成、发展及其影响的研究日益深入。悉尼·霍默和理查德·西勒(RichardSylla)的著作《利率史》一书横跨公元前3000至21世纪初的时间范围，重点叙述和整理了18世纪至20世纪前半期欧洲主要国家及美方各级信贷市场的发展状况和利率数据，是研究荷兰、英方、美方霸权兴衰时期相应的国债市场发展阶段的重要数据来源。

　　霍默和西勒注意到了债务对于国家兴衰的影响，但是他们并没有深入探讨其中的因果关系，只是单纯地叙述人类信贷市场发展的历史和其背后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背景，至于债务、利率对国家兴衰的影响，他们选择交由读者自我认知。作为描述欧洲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市场发展的重要著作，《欧洲经济史》、《剑桥欧洲经济史》中也都有大量对欧洲近代信贷市场发展、数据的专门整理。大卫·格雷伯的《债：第一个5000年》也是一部从债务角度重新书写人类历史的著作。

　　

　　他将5000年的债务史划分为五个阶段：早期农业帝国、轴心时代、中世纪，以及资本主义出现以后的大资本主义帝国时期和现代金融世界。在他看来，信贷和债务是古代富商图利和宗教机构主宰权力的途径，而在国家进行信贷活动的需求下，货币作为衡量债务，维持军事及政治势力的工具诞生了；此后的5000年中，货币以虚拟货币和实物货币的形式交替存在，不同的货币形式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债务关系的特点。基于无政府主义者的立场，格雷伯关于债务强化国家对社会控制的认识具有反权威的色彩。

　　在整体的债务史研究之外，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少将债务视为影响霸权兴衰重要因素的专门研究，并主要包括以下两种逻辑：第一种以霸权更迭的具体过程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大国间的债务债权关系对于霸权兴衰的影响。迈克尔·赫德森的《金融帝国：美方金融霸权的来源和基础》一书，系统论述了美方如何利用一战中累积的债权，参与到欧洲事务之中，并在二战后获得了改造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权力，逐步取代英方霸权的过程。

　　

　　日方学者宫崎义一根据日方1984年《经济白皮书》提出的国际收支发展模式的六个阶段编制了英方、美方、日方和西德国际收支发展阶段的图表，根据该图表推定债权国取代已经处于债权减少的世界霸权、建立新霸权的可能性。

　　据此，宫崎义一认为，美方沦为债务国，日方成为美方最大的债权国会是一大历史转折。国内研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如康欣的《国家债权与霸权转移——美方对英方的债权政治研究》一文，从债权政治的视角讨论了1917年-1945年间美方如何利用对英方的债权成功介入欧洲事务，并顺利实现英美之间霸权更迭的历史过程。但是王珏的《英美不同霸权体系下的债权国地位》一文认为，债权不是美方霸权的体现，债务才是美方维持霸权的工具，因为美方主导的霸权体系下债权国被迫帮助美方维持霸权。

　　因此，一个国家是债权国还是债务国并不是判定这个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地位的依据，更不能从在英方霸权体系下美方成功称霸的历史来预测和暗示美方霸权体系下债权国的未来和霸权更迭的模式。第二种更为重视国债融资能力及其外溢效应对于霸权兴衰的影响。比如英方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在《金钱关系》一书中，将政治、财政、金融等视角结合起来，归结出英方借以实现霸权崛起的权力四角机制，即一个专业的征税官僚机构；

　　

　　允许纳税人一定程度参政的代议制议会；筹措国家紧急经费的国债体系以及管理国债和垄断纸币发行的中央银行。弗格森认为，英方的权力四角机制不仅在筹措财政收入方面优于其他机制，同时也为私营经济带来派生利益。以英方国债为例，以长期国债为核心的国家债务体系的发展，从结果上不仅不会抽取或排挤私人投资，反而能够起到拓宽与深化私人资本市场的作用，为私营的公司股票和债券发行、流通创造更多的机会，实现私营部门的金融创新和扩张。

　　陈志武在《金融的逻辑》一书中肯定了汉密尔顿发行、整理国债对于美方国家经济发展、金融市场扩张的促进作用。计秋枫对英方崛起的历史逻辑的分析中，也特别指出运行良好的国债体系是英方得以聚集对外进取所需的巨额资金的关键。杨大勇认为，联省发行的公债作为筹集尼德兰革命战争经费的主要方式，是荷兰赢得独立革命的关键因素之一。

　　

　　黄艳红对比分析了西班牙-荷兰和英方-法国的财政动员能力后，认为英方、荷兰拥有更强财政动员能力的原因在于，两国的议会制度使得税收更具合法性基础并提升了其公债信用，从而能更好地调动民间财政资源支持国家的国际竞争。也有学者认为，在国家不同的应对方式和金融逻辑下，国债在霸权崛起、维持以及衰落等不同阶段发挥着不同的作用。

　　付争在《对外负债在美方金融霸权维系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对外负债不是金融霸权的决定性因素，它们之间的关联机理较为复杂。英美在不同条件下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方式，即导致对外负债对金融霸权产生了不同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何英方和美方的金融霸权出现了不同的走向。李晓认为，美方国债余额不断创造新高，却可以继续实现经济扩张、维持美元霸权的原因在于，美方将人类的金融逻辑从“债权人逻辑”更改为“债务人逻辑”。

　　

　　美方对金融逻辑的系统性更改通过美元体系实现和发挥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解除了其作为赤字国恢复国际收支平衡的义务，将国际收支调整成本更多地由顺差国或债权国承担，由此可以继续采取无视债务水平的经济扩张政策；其次，浮动汇率制同样使得调整国际收支平衡的义务从赤字国转移至盈余国，变相掠夺盈余国的财富，破坏世界经济的稳定与长期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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